怎么在网上找不到齐一民的新书《六十才终于耳顺》的书评?

来源:《六十才终于耳顺》

《六十才终于耳顺》,齐一民/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第1版

本星期的话题也非常繁杂,第一篇《保罗·策兰与〈死亡赋格〉》。“赋格”(Fuge/Fuga)是一种音乐的创作方式,这里是音译,但“赋”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文体,因此翻译得很雅致。

犹太作家写二战,除了策兰,我推荐大家读本雅明、茨威格的书。

以前我读过一本很震撼的犹太人写集中营的书,作者是一名心理医生,他被关进集中营后竟然将面对迫害、处决危险时所有的细腻感受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进行剖析并写成了书,那么地逼真和冷静客观,读来有恐怖感。

一个意外收获是墨西哥的桑茉莉同学从前不知道策兰,通过读这篇文章她发现墨西哥也有诗作的译本。这就是文学研究能跨课堂、跨国界的例证。

《细读妙品有新解——刘心武〈红楼梦〉研究的集成之作出版》:刘心武,中国当代作家,曾任我们北京13中学的语文老师,以小说《班主任》成名,而“班主任”的原型是我的语文老师张金俊,他刚去世,我今天课后将驱车去他墓地祭奠。

如何解读《红楼梦》是个永远不乏新意的话题,这和上次课的西方人能不能读懂《红楼梦》相似,我的观点不变:没有读不懂的书,只有你想不想读和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埃迷的盛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我会在六月六十日回来:埃梅短篇小说全集”的译者李玉民。马塞尔·埃梅的书我以前不知道,说他是和莫泊桑一样的“短篇小说之王”,说他文体特别,于是我就立即买了一本《埃梅短篇小说选》(2004年人民文学版),试读了两篇,是有新意,但比较嘈杂絮叨,可能和法语的特性有关。

短篇小说怎么写才能成“王”?我一直质疑,这种说法太工匠气,故事的长和短要根据故事(事件)自身来定,大故事用长篇,小故事用短篇,专写哪一种都是“写作匠”,而不是我心目中的作家。

作家的笔是镜子,大故事反映上去就是长篇。

最近在网上看了一篇讨论鲁迅为啥没写成长篇小说的文章,说得比较靠谱。鲁迅曾想写长篇的《杨贵妃》,但鲁迅的文风是讽刺挖苦,哪有那么长的故事让他用那种笔法从头到尾写呢?有啊,本人的几部长篇小说就都是呀!(玩笑)钱钟书的《围城》写到结尾处也“换挡”到非讽刺体了,因为故事感觉和叙事要求变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文风也有改变,因为人物的大结局是悲惨的,想交代清楚,用从前八十回的写法不行了——这是我的猜测。最近听喜马拉雅的《红楼梦》,觉得后四十回“黛玉之死”那部分不出自大师手笔是绝不可能的,因此就倾向于白先勇的后四十回出自同一作者的观点。

不写小说的评论家的论点不具备说服力。

最终结论是:用讽刺笔法写长篇小说的前提是故事的荒谬材料够多、够用,写不出来或写不了那么长是情有可原的。因此本人十分侥幸,让几个大长篇的荒谬故事得以从始至终,比如,最近正在整理再版的“马桶三部曲”、《自由之家逸事》。

《北京童谣》(10月28日《北京晚报》)这篇文章让我想起我在幼儿园唱的《水牛儿》,至今还会唱,只是内容和晚报上的并不完全一样。最初整理北京童谣的是荷兰籍的传教士,而后,当北京大学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文学系成立后,中国人自己也开始着手整理童谣了。童谣和儿歌完全一样吗?高桥同学研究了二战期间日本的童谣,说大体格调是悲伤的,比如唱大象的那首。理应如此,战争消灭天真和童心。

《与“世界”的痛苦和解——南派三叔写精神病院题材小说》:南派三叔是畅销书《盗墓笔记》的作者,因书畅销而暴富,又因成名后压力过大而入住精神病院。成名和压力原本是好事,但承受不起就会变疯。变疯的作家很多,还有因精神失常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演绎出非凡文字的。就比如我手头这部93岁女诗人灰娃的自选集《不要玫瑰》(刚出版,书中还有2020年的温度),她也抑郁了,而且不止一次,但由此她的文字登峰造极,成为我认为中国最杰出的女诗人。真奇怪。

《宫本辉的一滴甘露》:日本作家和中国作家邓友梅的有情。邓友梅我见过一次。宫本辉我听说过,但似乎没读过他的书,至少印象不深,就连研究这篇文章的国井惠也非常“害羞地”没读过他的作品。“害羞”是日语表达方式,中文应该说“很难为情”或“十分惭愧”。

两篇和翻译职业有关的文章:《傅雷奖鼓励青年译者翻译要趁早尝试》《楼适夷与鲁迅》。首先,要知道谁是傅雷,为什么要用他的名字冠名翻译奖。

译者是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职业。古老不用说,中国今天的语言文体是佛教文本被译介的产物。译者是需从年轻时就要励志从事的事业,比如那位从日文转译过大量俄罗斯文学作品,并得到比他大很多的鲁迅支持的楼适夷,今天那些书已经不需要转译了,但当时很需要。

时代对文学的需求有时是很迫不及待的,尤其是对那些有思想的作品。

最后这篇是聂震宁写的《给编辑的十二条忠告》。同学们和编辑打交道的机会肯定是有的——当你的译文出版的时候。另外,翻译工作和编辑工作很像,都是和文字打交道,一个是转换,一个是核实。

要说,我也已经和编辑们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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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才终于耳顺》,齐一民/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第1版。

大仲马真了不起,能留下这么一个故事,一个用导演王晓鹰的总结,集传奇、浪漫、幻想、真实为一体的作品。本剧从编剧到导演到演员,无一不秉承着以上这些精神,在长达三个钟点的时间里,那些元素一一轮番上演,让观者眼花缭乱,又不像有的剧那样有花架子没内涵,他们的艺术呈现能让你忘却这是在观剧。谁能让观者,包括我这样很专业的业余观众都把自己忘掉的,谁就是成功者。

无疑,《基度山伯爵》做到了尽善尽美。

我在想,如果一部作品的内容无限的广阔,那么,改编时只要取其精华,只要把故事的构架全不混乱地“抖擞出来”,就不可能不成功,但恰恰是好好把故事讲好、讲明白了,才是最大的难点。王晓鹰导演的《简·爱》我早先看过,故事讲得不错,今天的这台戏,无疑也是成功的,尽管他们(创作班子)往里面塞进去了一些炫酷的元素,比如让一些后生劲舞,还故意扮荒诞模样,但没喧宾夺主,故事还在继续——以同一个人物分裂成几个时段的特殊形式,但观众稍微糊涂之后,马上就懂了导演的意图,因此,虽然经历了“现代改造的小风险”,大风险还是避免了。什么是改编老剧的风险呢?就是把故事说糊涂了。

好的编辑绝不能假设观众都是熟悉情节的。就比如上次看李六乙的《家》那样,不知道剧情的,看到剧尾时你都不知道那些剧中人物的大结局究竟是什么,而好的剧就是剧本身,在舞台上就把故事都说清楚,不是十分之九,而是十分之十。

把故事讲明白是基本功,也是最高尺度。

《基度山伯爵》我只是翻看过,但没陷入对编故事的大仲马的崇拜,今晚再观全剧,还是挺震撼的。19世纪有那么多星光灿烂的人物,比如拿破仑,也有那么多会用故事、用文字给他们做同步“影像留影”的小说家,比如大仲马、巴尔扎克,雨果就更不用说。

《基度山伯爵》有几个最经典的情景令人动容,比如:邓蒂斯和美茜苔丝多年后重逢却不相认;基度山伯爵决斗前的那大段独白,使人懂得了“爱、博爱”的原初意思,它们来自宗教吗?还是发自人类灵魂的底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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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六十才终于耳顺》

《六十才终于耳顺》,齐一民/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第一版

首先,这个“赋”字纯粹是出于附会——前不久刚看了半截电视剧《大秦赋》,那是个高开低走的电视剧,就把深圳之行的杂记用“赋”字点缀一下。

还有,本来去深圳就那么七八天(12月22—28日), 而且已经写了《深圳!深圳!》那首算是“诗”的东西纪念。我这个“齐天大(圣)”(本人笔名)走到哪里都喜欢用文字洒几滴猴尿留点痕迹,然后就不再理会。但不知道怎的,从深圳回京都第二天了,那一周的情景还在脑子里缠绕着不走。

昨天北京是最冷的一天,零下11度,紫竹院大湖只有一小块是水,其他都是坚冰。我先在湖上刚开门试营业的“天福号”餐厅喝咖啡,然后又驱车(对新车进行抗冻试验)去颐和园看一眼十七孔桥和万寿山都被冻成啥模样。只觉得头是冰冷的,心是温热的;那冷,是北京给的,那热,是深圳带回来的。这时,我才觉得自己这趟深圳巡查之旅还没真正画上句号,于是,就抑制不住想再写点什么。

今年出趟远门真不容易,出去难,回来更难,这不, 前天我的飞机刚落地,正在为没厚衣服穿怎么对付飞机外面零下N度的北京的冰寒而犯愁,一个电话从深圳追来, 是南湖派出所一位女警察打给我的,这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接到女警察的追查电话。她问我哪天去的深圳,现在人在哪里。我说我的确在深圳没做过核检,但人已经落地北京了。女警察同志听后先迟疑了一下,然后说那就算了吧。她放下电话后,我的后脖子处噌的蹿出一股北京冰镇凉气。

还有就是,这趟飞机一半是空的,起飞前一个前排坐窗边的老外回头对他的女同事说:“哈,回北京的飞机一半empty(空的)!”他刚那么得意说完纠纷就产生了,一个中年男乘客死活要换座位,他想到我的邻座。空姐说不行不行,并送上热水哄他坐回去,说根据疫情期间规定,不能随便更换座位,并把身体结实的一个男空少也找过来了,但那人死活就是不肯坐回去,大声喊:“我知道他是哪国来的!”我才明白,原来他是嫌唬那个说“这趟飞机是空的!”的老外,怕那人带病菌。最终他还是如愿了,没坐回去。我因此就联想到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新落成的人文学院楼里学者们讨论一整天的那个主题“后疫情时代的跨文化研究”。这哪是后疫情啊?分明是疫情当中,正如闹地震,时下北京恰是“震中”。

我于是有些后怕,因为北京新一轮疫情(第三轮了吧)似乎刚刚正式开始——就在我乘坐的飞机在天上飞的那两个小时里,也就是说我这趟2020年的“雁南飞”歪打正着,去晚了一两天,不行,回来晚了一两天,也不行, 我是打了个插空牌。再过三天就是2021年了,也就是说, 我能在年尾巴上在2020年出趟远门,而没让这一年落下“哪儿都没去成”的遗憾,是一种中大奖的意外……

哦,还有件事更蹊跷,当我的“半专机”(因为机舱是半空的)正在北京机场跑道上慢慢爬行的时候,一条朋友的短信吓了我一跳,说我刚买的那种车在北京某地组装线上的进口配件也“核酸检测呈阳性”了,朋友建议我回家后将车子彻底检测一遍,也做个整体核酸检测什么的, 我回复说我一定照办,到家就先把车拆成零件,然后一样样用酒精和84消毒液泡一下,之后再组装回去。

这信不信由你,反正我真会拆车!

二、深圳,二十年后再相会

人生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常驻在深圳的中学老班长司维在同我道别的时候说:“你啥时候一定再来深圳一趟啊!”我嘴上说“好、好”,不过人到了这个年纪,去一个城市就基本是永诀,不是那里不好,而是你以后还要马不停蹄地去那些还没去过的目的地。

深圳我千禧年那年来过一次,忘了当时是从香港进的罗湖关口还是从罗湖去的香港。

20世纪90年代,港、澳及东南亚这一带是我任职的尤克集团公司亚洲市场销售代表的管片,因此我常来常往, 南到菲律宾、泰国、越南,北到国内各个区域,就不一一说了。

对那时候的深圳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次我下榻的罗湖主城区的这些高楼大厦。小财兄是我在中技公司的原同事, 后来下海来深圳,他驾车带我穿城而过,一路都是壮观气派的高楼,但那对于从纽约、东京、香港一路行走过来的我也不是什么刺激。当然,记得还路过过鲜花铺满的“锦绣中华”。

那次深圳之旅最受刺激的有两件事,一是路上行人的年轻,刚四十岁不到的我感觉已然是老人了,那和2010 年我去日本金泽所见的满大街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正好相反。

一座满大街都是毛头年轻人的城市也能让你惴惴不安,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来头”的城市,人人如浮土,粒粒皆无缘。我当时就琢磨,那是一种怎样的人间交际?哪怕你有两代人,好歹也有上辈子人当个参照,这是人类交往的基本,能帮你省去很多疑问,但都没来头的几百万人凑到一块儿(当时来深圳还要边防证呢),A就是A,B就是B,C就是C,加起来就是X——未知。

所以,那次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此地不可久留”!

小财兄的遭遇也让我不适,他好歹是“两财一贸”里的“中财”(中央财经大学)毕业生,是曾经的外经贸部干部,下海来到此地打拼,不打拼别的,就是为了做生意赚钱,但赚钱也路子不正,比如他为了搞定客户,常常要带客人去干那个(此处少儿不宜),而且还总坐在楼下等着客人下楼。那是种咋样恶心的等待呢?

上次来深圳拜访的那个闵老板,是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时跟我买酒店锁的客户,其实他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自己开锁厂做调研,过不久他的锁厂就真在深圳建成了,还带我参观他自建的生产线,有模有样的,规模已经足以挑战北美的同行,后来更是如此,他成了国内的“锁王”。

我把他的故事传到朋友圈后,本想吊吊大家的胃口, 没想到巴黎的一位老同学看了非常气愤,说那个老板不地道,抄袭别人产品。这奇怪吗?这不就是典型的深圳故事的最初版本吗?

反正我觉得我当初带他参观加拿大工厂,也不是什么错误。

三、很难为情的“老深圳”王师傅

二十年后的深圳机场,出来后第一眼所见是蓝色的出租车长队。

比亚迪,电动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后来我琢磨:一个城市出租车选的颜色,莫非就是这个城市的个性?

比如,北京出租车绝不可能首选蓝色——皇家么,先挑黄的红的。纽约的出租车记得是黄的。杭州的忘了,可能是灰色的。

由此说来,深圳的蓝是出于海的选择。

王师傅小我两岁,1964年的,湖南人,他来深圳的时间是1994年。

让王师傅最难为情的恰是他来深圳的时间。第二天, 我们一起去大鹏半岛的时候,他对我说,一般他不太和客人深聊,碰上同龄人,高兴才多说点。他从湖南一个小地方(刘少奇的故乡)出来,打拼了四分之一世纪,有两个孩子、两套房子。我说您不简单了,他说:“哪里哪里, 我没财务自由啊,我还要开出租车。”

快六十岁的人坐出租车碰上同龄人当司机是一件值得聊的事,年轻司机没什么,就是给老人开车,但同龄人给同龄人开车,坐车的和开车的似乎都心知肚明——都是大半辈子,区别是,一个坐车,一个开车。

北京的同龄司机你可别小觑,因为他们里面经常有千万亿万富豪——大多是那些拆迁户们。我就碰见过张口闭口说我家在市中心有一套院子,我开车是因为我媳妇不让我在家待着的。他那么一说,你坐他们的车就非常不落忍,觉得下车时给一百块钱都是瞧不起他们!

还有,北京人六十来岁开出租车大都没啥,京郊的师傅们都来北京几代人了,人家也从没觉得开出租车有什么丢人;但深圳却不同,白纸一张的深圳显然没有那么多拆迁户,湖南人王师傅更不可能是,而他已经来此地二十多年,他因开出租车难为情,这说明和他同期来的人大多都发财、都财务自由了。

王师傅说,其实他曾经也是老板,做过各种能通向发财道路的事,比如长途贩运冷冻肉和鸡蛋,但偏偏那么晦气,一次运冻肉的集装箱冷库中途停电了,他赔了一大笔;另一次运鸡蛋货车的纸箱子都被倒着放了,他又赔了一大笔。听到这时我眼前出现了那样一幅无比糟糕的画面——你想呀,大热的广东夏天,肉运到了发现冰箱没电,打开货柜看见满地流脓鸡蛋。

那两次是老王的“滑铁卢”,两次预想之外的失败让他没了本钱,走上了后十几年老老实实开出租挣温饱的安稳之路。

王老弟的故事似乎只有我这样的同龄人才懂,才能开导他。

我让他相信命运,我劝他甭总想过去,多想想作为两个孙子的爷爷、在深圳有两套房子的自己。

从国贸大厦顶上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那间屋子旋转着俯瞰深圳的夜景,从莲花山顶邓小平雕像那里环视白天的深圳,还有圣诞夜从“春天的故事”小平巨照前经过,我都感觉几分的激动、几分的浮想、几分的穿越。我把目光和思绪回放到20世纪初的世界,遥想那个少年留法的邓小平,他其实是个地道的“大海龟”,那只“神龟” 在异国的海域游荡多年后回来,又经过了诸多生死劫难, 然后伺机从深圳这个无名的“点”,启动了建设中国的机关。

我试着体会一个九十岁老人站在那个70分钟转动一圈的房间中,带着怎样的心绪,谈话、聊天。

深圳是他画的第一个圈,楼宇在圈里竹笋般迅速生长。

上海浦东是他20世纪90年代启动,我就从北美回上海出差,我下飞机后打的直奔只有林立的吊车,高楼尚未建成的浦东大工地,我带着万分的激动和喜悦在那里“巡视”,过不久后我就举家回国,可以说,我这二十年的生活是追随着邓小平的步伐走的;岂止我自己,那么多人不都是么?

新海归跟着“老海龟”埋头上岸,改变了中国,有的是改变宏观整体,有的是改动微观局部,但心情心态是同一的。

其实,来深圳不来深圳也像当初决定回国还是不回国,都是举棋不定和前途未卜的选择。有人来深圳并长期扎根了,就是今天的“老深圳人”;有人中途又回家了, 半途而废,半途而废没什么不好,那也是一种抉择。

生命这么短暂,黄金期更是瞬间,它如同一个赌注, 你放进哪台“老虎机”里,就出哪台机子的“成果”。

人濒临退休就是从“老虎机”中清理“战果”的时段,有的里面有,有的里面空空,没有的也没什么,生命还要继续。

我对那位视自己还在开出租车为“失败的老深圳”的王老弟说,人年轻时当然要争强好胜,但一旦过了六十, 就该视柴米油盐儿孙绕膝为最大福气了。他说,是的是的,这个我懂。

最近听说一个词语——撩妹,这个“撩”很适合形容你在深圳目击的一切动态的景物和人,比如国贸大厦下面那些狂舞的大妈和非大妈们,比如城市那么多高楼大厦夜晚的灯光秀,还有就是人们的心,也很“撩”。

深圳的舞步无与伦比,至少在中国其他城市我没见过那么疯狂跳的,有广东大妈,跳得拳打脚踢;有男女拉丁,海豚般扭着他们像是被电击了的屁股;有妈妈带着小女儿闲在地在原地转圈圈。

深圳这地方的人和广东其他地方的人种并不一样, 是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和其他省份的大拼盘,因此说话和跳舞都有南方人的力度和弹性,比如男女都拥有纤细的小蛮腰,都能扭出如同蛇蝎一样有点邪乎的曲线。

这一点北京紫竹院的舞者们就比不过了。

传说这边大学校园里都有追到老师家的山蛇,哦,广东音乐中有一名曲《金蛇狂舞》!

深圳光怪陆离仿佛白昼大厦灯火下的舞蹈,是精神顺畅自在的副产品,是肆无忌惮和随心所欲,是灵魂的放松和念想的无拘无束,这舞蹈里有着不少的“深圳精神元素”,它感染力超强,令旁观者也心花怒放不舍离去。同样的舞姿和舞态很久以前我只在古巴看过,如果你没看过没细琢磨过的话,你可就亏了!

南科大两晚一天,密集的会议议程——围绕“后疫情时代的跨文化研究:问题与方法”的主题。红地毯、师生情,学者雅士、智者满堂,美月照楼台,仿佛是梦境。

第一次住在大学的专家公寓,却称不上“专家”的我,起夜时面对南科大美丽校园长满荔枝树的小山,将脑中清空,呆望。

无疑,南科大校园内所有的一切都是独有的,都迥异于我以前所见过的校园,这是深圳精神的贯彻,是骨髓里的冲刺,是“后无来者”的自觉。不只是表面的超前, 更是实质的进取,就如同出租车司机老王的那股子劲头, 敢冒险、敢尝试,二十年后成功与否不要紧,要紧的是能手把方向盘对我说:“我无悔,该努力的我都努力过了, 至于中途冷藏肉的冰箱停电、鸡蛋箱子倒放,那是运命使然。”南科大不正好也在庆祝建校十年吗?当它建校二十年的时候就将盘点今天的“做了与没做”,而不是得与失。

所有的大学校园都是象牙塔,区别于校外的一切, 而从始至终身居其中的人对此却没有感觉。校园迥异于社会、迥异于出租车司机老王的生活,校园里面都是处于梦境中的人们。

在这之前,我最后一次坐在有自己名牌的桌前开会是千禧年在拉斯维加斯开的“尤克集团21世纪展望大会”, 我的名分是亚洲市场负责人,那之后本人就再无名分了。那次的参会者是我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同事们,都是五金防盗行业的顶级专家,我们讨论的是全球范围内能对付小偷和专业盗门的各种有效工具,比如银行金库门、监狱门、监控、时间锁、保险柜(箱)、汽车钥匙,等等,注意,我们讨论的是全世界各国的所有工具,也就是说,假如我们那群人没了,全球的小偷们就可畅行无阻!

本人也不是善主,远的不说,香港监狱的门锁就是经过我联系,由尤克德国分公司装到门上去的。那是一种硕大的特制门锁,外表十分光滑,仿佛奔驰般细致的工艺,它只有一边有钥匙,我问德国同事为什么只有一边能开,他们答曰:“难道您想让被关进去的人也能从里面开门吗?”

香港啊,香港,在中英街年初为隔离瘟疫建起了一道薄薄金属墙的香港,我何时能再看你一眼?

其实在南科大校园里,也有一道早先修的、将深圳和外界隔开的网状的墙。

七、结语:深圳有文化吗?

深圳机场有一种白色怪异的装饰物,那种据说叫作“莲蓬乳”的装饰物每个至少有两米高,它们遍布深圳机场,不知它们是能治愈密集恐惧症患者,还是能吓死有那种病的人。反正看上去挺怪的,像莲藕、树干、蜂房,或者广东人喜食的百叶。

莲花山顶在过党日,一架硕大的钢琴——不知它是怎么被抬到山顶的。人们在进行正式演出前的彩排,女学生身着港式花裙校服,显得秀美而端庄。内地的校服千篇一律都是“筒子”和“包袱皮”,这种能将少女美表现出来的校服还是头一次看到。

其实以上这些,在我眼里都是深圳的文化。

怎样定义“文化”?狭义说是文房四宝、诗词歌赋; 广义说呢,凡是能使人区别于动物的社会性行为方式,包括组织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包装装饰、生活态度、规则规范,所有这些,都能让一个人类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 都是他们的特有标记,在我看,就都是所谓的文化。

从出租车司机老王身上和他的言谈举止,你能明显感到他就是深圳人,不只是他,其他的年轻司机,你和他们聊天时感觉他们也是深圳人,区别只是才来不久的和来了十几年的,一致的是,他们都认可 “来了就是深圳人”的说法,而这种说法,你从北上广其他三个一线城市的人嘴里就休想听到。

莲花山顶少女的港英式校服是一种中外杂交的文化, 深圳夜晚如同白昼撩人的灯光秀是后现代建筑的语言,莲花山顶带着咄咄冲动的宣誓和激动,乃至国贸大楼下面那些头上悬着“邓公厅”狂舞的男女老少的舞姿的狂野,更是一种“我跳我高兴,我爱咋跳就咋跳”的自由的表态, 南科大的院士“豪宅”和其他大学少见的“书院”是一种理念推陈出新的教育文化,就连一个打扮十分二次元的东北年轻人像龙虾似的在人流不息的街道上连喊带叫舞蹈, 不也是一种特别有文化的“文化”么?

在深圳,文化是一种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是一个城市的内心契约和所有来此地谋生讨生活人的共识。深圳有几千万原本在家乡“不成功”的男男女女,但凡是中等成功者或者有背景有后台的,何人愿意拿大半个青春去“赌”,去一个曾被人称为“沙漠”的地方做“生命试验”?

北上广的人口几十年来也从几百万扩展为几千万, 但起码还是原来文化的放大版,北京四五环是“四九城” 的延伸,浦东不可能完全没有浦西的元素,但深圳呢?它从完全的“零度”开始,一张雪白的纸,倒是歪打正着, 形成了全城人的集体共识,最原始的共识就是要过好日子要发财,想实现之,就要创立并遵守能让大家既来之则安之的“零起点全新规矩”。在深圳,从第一眼看见标准一致的蓝色出租车的那一时刻开始,你就能时刻感触到这个城市潜行的规则和规矩,不是被诟病的“潜规则”,而是潜在的契约和契约精神,这是一个公民社会所必备的。同时,你还能触摸到每个市民或参与这个城市建设的人的那种高心气儿以及自己修炼的或被传染的“深圳人气质”——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追求梦想(财务梦、生活梦、事业梦),没有腐朽的羁绊,没有旧路宽窄的打扰, 面朝他们眼前的大海和海外的世界,他们冲浪,他们自由舒展地游泳!

二十多年前在长篇小说《总统牌马桶》里,我让那个主人公裘八来到那个年代国人心目中的“延安”——深圳历练打拼,回京后裘八挑起了一轮从京城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马桶大战”。今年,2020年底,在全球浸泡在新冠病毒中的尴尬背景下,我借开会来深圳民间“庙堂”一周游,上山下乡,看海观山,我的结论是:深圳是中国这只一发儿不可再收回的离弦之箭的箭头,是最超前和最锋利的地方。在深圳的土地上小平精神已经融入这一两千万人的骨髓,他们敢于创新开拓,靠勤奋智慧吃饭,二十年后已成功转型为高科技中心,他们不待见陈规陋习、按资排辈、按出身论地位等诸多老城市的弊病。深圳,她是美丽的、全新的、不停歇的,公平的、市民的、公民的。总之,我爱深圳,深圳万岁!

(写于深圳归来后,2020年最后一天,北京新冠肺炎疫情第三轮已经多点发现的至冷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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