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聚丰的小说创作（旧作拾掇2002年7月）
时下人们谈论较多的，是擅长写电视剧的宋聚丰。的确，他的电视剧创作成绩斐然，多次获得国家级电视大奖；为河北省赢得了荣誉。但是大家似乎忘记了昨天的宋聚丰，忽略了他起步辉煌的小说创作。早在八十年代初，他如一颗新星悬挂在河北文学天幕之上，那么的耀眼，新奇，引人注目。然而九十年代以来，他的小说创作比较沉寂，虽有作品出现，但反响平平，为此引起人们的猜测。从宏观上考察，这一现象也属正常，就拿知青文学为例，当年曾经活跃一时的，诸如张承志、阿城、他的成名之作：《黑骏马》、《北方的河》、《棋王》、《孩子王》、《树王》等，给文坛带来那样的惊喜和振奋，使人一新耳目。进入九十年代后，斗转星移，当读者期待他们更好的作品问世时，好看的小说却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随笔、学术研究文章，这就有点令人不解了。自然，宋聚丰的“触电”，无可厚非，说三道四，无论从电视文学创作或者是他的账本收入，都不一定是坏事。问题在于，眼下的这个局面，是否就是宋聚丰的最佳选择？真的不便给出结论。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还有更为远大的文学梦想，还有着庞大而长期的创作预期，他要用自己的笔，写下家乡的百年沧桑，为家乡创作一部《人间喜剧》（巴尔扎克）式的农村史诗——多卷长篇小说。所以他不满足于写作墙头诗、宣传画，他要给世人留下永久的家乡记忆。然而，历史无情，佳期难再，他错过了一段很好的发展时机，这段时间他用在写作电视剧上了，小说创作退为其次。这样，我们在庆祝他的电视剧频创佳绩的同时，不能不说他的小说创作却停滞下来，不能不令人遗憾。
八十年代初伊始，河北的创作现状与全国的形势大体一致，表现为：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化与作家的思想停顿，之间存在着反差。表现在创作上，就是思想观念的陈旧与艺术上的守成。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创造全新的作品当然是困难的。河北省历来“左”的思潮一直存在，思想禁锢比较严重。外边人称之“左家庄”不无根据。然而，吃螃蟹的人总是有的，这人就是贾大山。他的小说《取经》在全国获奖，矛头指向“左”倾思潮，开了一个好头。这篇小说的胜利，不只表现在政治上，它对社会的虚假浮夸作风大胆予以批判，并对实事求是作风大力倡导，扭转政风；特别是在艺术上，也有新的突破：即在文艺的腹部撕裂一个“口子”，把“瞒”与“骗”的假面具揭示出来。使人们懂得艺术的真实就在生活当中，艺术地反映生活就是对生活的“切近”而不是掩饰矛盾，避开“阴暗”面，是对现实生活的当下形态作真实不讳的再现。但是，贾大山是聪明的，他很快认识到，文艺对政治的反映，弄不好又要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所以，他以另外的形式去尝试，即不再是将“政治”图解化，或外加在生活之上，而是让生活真实说明，这一点，他是得益于孙犁的影响。宋聚丰的出现，稍晚于贾大山，然而贾大山的成功，尤其是那描写平原农村题材的作品，无疑对他更具诱惑力。都是从写作农村生活入手。随后不久，宋聚丰的处女作《汤泉风情》问世，中篇小说《白云升起的地方》又一炮打响，便引起省内同行的注意，有评论家敏感的预见到，随着“白云”的升起，一颗文学新星也将出现在河北文坛之上。接下来，宋聚丰像一匹奔腾不羁的骏马，热情奔放，激情火爆。转年，第一部长篇小说《远山》问世，标志着他的创作进入新的阶梯，这时他只有三十岁，一匹文坛黑马出现了。
宋聚丰的小说，与贾大山的小说一样，都是以农村生活为其题材，关注农民群众的历史命运；有所不同的，宋聚丰描写的聚焦点，是太行山区，对准了山乡农民的历史和现实；他是在一个更加恢宏的时空背景之下，描写了此地的几代人生的困厄和灾难，很有气魄和气势，如能再造的话，一定会是个大手笔；他的显著特点，他更热衷于对山乡民俗，地域凤情的刻画，对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物，特别是几代人不同性格与境遇的描写，很有蕴味。因此，他最初的小说创作，尽管还不够成熟，有一些弱点与不足，但它的“不可替代”性，也十分鲜明：
首先，他的创作一直保持着与现实生活的同步姿态，以反映当下生活，表现此中的重要事件和矛盾冲突为其目标。中篇小说《白云升起的地方》发表于1982年，它所表现的主题，就是文革后期发生在山区农村的寻常的生活故事。两位青年立志改变家乡的面貌，为了事业，也为了爱情，在这里洒下热血、流下汗水。这样的故事，平凡而真实，他们的看似天真浪漫的表现，正是那一时代所特有的，可以想见的。在改变山乡的进程中，不止有来自然界的险恶和困难，还有世俗的、思想路线上的斗争，都是对这个血性男子汉的挑战。他的女友是出生在小城镇，干部家庭出身使她自来就带有一种优越感，从城市来到乡下，半是为了理想，半是为了爱情。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们没有退缩，也不肯低头，一步一步去斗争，去争取。他们的精神与行动，演绎了一曲美丽的青春故事。这故事，有着明显的模仿性，但作品里所透露的青春气息和生命质感，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小说对青年人的热情歌颂，耀然纸上，实是一首青春之歌。长篇小说《远山》，表现的同样是现实题材，紧追时代脚步，切近时代脉搏，及时地采录下农村改革初期的社会面影。从土地承包、砖窑转让，这些当时在农村刚刚露头新鲜事物，都呈现在作品中，呈现于读者面前。不能不夸赞他的眼光、见识。同时，小说还对农村干部思想上的观望、徘徊态度，甚至抵制和反对各种表现，都进行了真实地描写，非常难得。宋聚丰做到了把握主旋律，以改革为中心，以改革者的行动为重点，坚持改革的大方向，是应当首肯的。尤其，他还着力塑造改革者杨新堂这一人物形象，因此这部小说就成了当时反映农村改革进程最早的小说，无论在人物塑造，还是揭示社会矛盾的深广度上，都是有所作为的。
其次，宋聚丰熟悉山区青年的生活，热爱山区青年，在作品中也多以青年为写作对象。社会主义的新人的艺术形象，也多是青年人。塑造的比较成功的艺术形象，也多是青年。《白云升起的地方》里的鲁江，不畏权势，他敢于揭发当政者的徇私舞弊，贪脏枉法，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还有，他避开恩怨，舍身取义抢救遭了火灾的当权派的家人，后来反遭诬陷，充分表现了当代青年的人格精神与觉悟。《远山》里的杨新堂和邢春素，也是这样的青年人。为了大家的事业不受破坏，他们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前赴后继，永往直前，彰显出令人赞叹的品质。近期写作的长篇《苦土》，也有一个青年群体的形象。改革的失败者康伟光，改革的后继者段保兴，都是这一时代的青年典型。还有他们的追随着，共命运的一些人，亦多为青年。这些人一起经历了创业的艰辛和磨难，又一起迎来成功的欢欣与快乐。虽然遇到了岐途分手的痛苦，但作者对他们一样的喜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小说可以称之为“青春写作”，是一部书写“青春故事”的小说。在这里，青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均有所描写和展示。这其中，也有需多细致入微、扣人心弦的描写。如康伟光和林素格的婚姻关系，几经波折，还藕断丝连，不忘最初的那一份情义，当上富人的康伟光，抛掉结发妻，陷害朋友，人性尽失之后，在心底依然保留着对林素格的初心，同样，林素格面对身陷牢狱之灾的康伟光时，也没有落井下石，而去设法营救。这种生死相依的爱，真实而可尊。另一对青年人的爱情，段保兴和高若兰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基础之上的，是一种精神之爱，崇高的爱。所以，既使是糟糠之妻也不能抛弃，也要患难与共，荣辱相亲。因此，爱他依然如故地在自己最初的爱情城堡里，坚守住原来的家庭，不去动摇。因为糟糠之妻是他生存之根，道德的底线。这些描写，既是生活真实，又是艺术真实。
第三，一个好的作家，不只为大家提供美好的生活画面，重要的还应给读者留下他对社会的理解与思考。阅读宋聚丰的作品，不仅能感受到迅速变化的生活脉博，还能感受到他部愧是一个追踪时代的“狙击手”，所以敏捷地表现生活，快速出击就成为是他的强项。此外，他还善于发现与捕捉那些处在萌芽状态的事物，既使它很幼小、不被常人注意，他就能及时地扑捉到。这就是艺术敏感。譬如，《白云》中描写的砖窑租赁一事，这在八十年代初期，理论界正在争论不休，是个非常新鲜的事物，他却大胆写了出来。其中，杨新堂提出了实行股份制，大家都做股东，反对劳力入股，而支部书记搞变相假承包，实际上是“权力寻租”，这些观点和做法，无论在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当时都很新鲜，但宋聚丰观察到了，并写进自己的创作里，可谓大胆，足以表现作者的眼光与修养，实在是可贵的探求。又如，在《苦土》中，他描写了一个农村改革的失败者的形象，通过他由发迹暴富，最后彻底垮台的整个过程，揭示了这类人的命运归宿，也富有代表性。同时，他还向民企群体提出一个警示：前车之鉴，不可重复。所以说，宋聚丰是个有着社会良知、社会担当的作家，他的创作总能与时代相契合，并保持一致。为此，他的作品就有强烈的时代感，撼动人心，得到底层民众的欢迎。
总之，宋聚丰在八十年代的小说，有着激进的社会立场，热情浪漫的情怀，作品里洋溢着青春气息和自然主义的地域风情，是真切而平实的。但随之不久，文艺观念如过江之鲫，转瞬即逝，创作上大抄大搬，卷土而来，西方百年走完的路，似乎一夜就要作成。当然，中间因为文革空隔了一段时间，所以就在此刻，人才积压的结果，是井喷现象出来了，于是新人如云，强手如林，新作倍出，浩浩乎如大江东去，各领风骚三五天，已不新鲜。在这种迅急万变的形势面前，宋聚丰似乎没来得及调整自己，他游疑彷徨，不知道如何选择，表现在行动上，先锋新潮大势所向，但他依旧在传统的现实主义路上踏实耕耘。他在观望，也有新作，但却少了先时的朝气与锐气，稍后，他越发的沉默起来，写作更少，再后就几乎“金盆洗手”，不见了踪影。这是为什么呢？
依据我的观察，小说家宋聚丰而转身为电视剧作家，可能有着如下的几个原因：
一是，从外部环境看，一大批知青作家的出现，无论人生经历，知识结构，文学根基，他们从写作的开始，就有了一个较高的站位，都是‘50后’一代不可比的。宋聚丰属于“50后”，虽然出身农村，毕业后又在乡下工作，然而，他也缺少知青作家的那种苦难经历与磨难，精神视野也不及他们开阔宽广。创作的穿透力，韧性和气势上与他们就有了差距。当文学的黄金时期闪过以后，物欲横流，文学转型，这一形势随之到来，耐不住寂寞的他，退而求其“利”，转向“名利”丰厚的影视界，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泽了。
二是，从宋聚丰的创作实践看，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影响”制约着他的创作。比如解放区文学对他就有特别的诱因。大家知道，这一时期的文学，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形成的，那是战争年代，政治功利十分显明，文学为政治服务很是强调，凸出，舍此就危机家国性命。因此，这个时代的文学与政治宣传几乎是一致的，把文学和政治目标统一起来，甚而作为它的“载体”和“工具”，无可厚非，不必指责的。当然，有人将其作为主要功能，一条规律要求必须这么做，就出现了后来的“左”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弊病。这些，大家都见识到了。宋聚丰早期的小说，虽然有意去避开这些，但“政治”链条的捆绑，为某一时期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倾向，却很明显。因而，在写作中他虽然注意到写人物性格，人物的命运，但在归宿上没有摆脱“政治”的尾巴，或用人物之口代表时代发言，不误大方向。据实说来，就是解放区文学，甚而十七年文学，也不尽是政治的“传声筒"，不都是教条主义,或形式主义的东西，这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所需要的，错不在文学本身。但有一种错觉，认为创作题材有大小、重要与一般之分，只要抓住大题材，写出来就是好作品，是重要作品。“抓住好题材，作品就成功了一半”是那一时代所倡导的。这对宋聚丰影响不言而喻。另外一个影响，是传统小说影响，如评话，宋人话本，明人的拟话本，这种形式，讲究以说书人为中心，故事”有头有尾”，情节按排，张驰有度，分寸得体。所说的“影响”，即指的是这些。长篇小说《远山》，只写了从初一到十五这段时间发生在山乡的故事。作者站在讲说者的立场，把事情来龙去脉交代的很清楚。他的许多小说，也多是这种叙事方式。客观地说，这种叙事带来的不足，是作者难以进入情境，尤其心灵深处，不易展开。给人的感觉，在艺术表现上显得单一和板滞，创新性少了些。
传统是流动的也是发展的，不能固守不变，僵死老化。传统更要有兼容并包，吸纳新锐。要认识文学的多重性、多样性，这才是文学发展的正路。小说不但可以这样写，还可那样写，小说不仅要劝人戒世，经世文章，还应给人美的享受和愉悦，小说不仅需要一个好故事，还要有一种好的叙事方法。眼下就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小说的功能会更加多元，宏大的历史叙事固然需要，但文学的日益世俗化、个性化，也是可能的；宋聚丰面对新的局势，该作怎样的回答，不能不予以思考。我觉得，超越自我，超越历史，迎头赶上，才是他的最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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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2002年《当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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