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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简历：杨寒，女，1921年11月出生于河南省新野县，1937年底参加革命，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1月参加河南省南阳平津流亡会剧团。翌年3月，参加河南桐柏山红军游击队，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任宣传队队员、服务团团员、党支部书记、服务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等，并随第八团东进安徽。1939年7月，在淮南津浦路西特委党训班短暂学习。9月起，先后在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工作，历任滁县、盱眙、宿西、太康等地区委副书记、区委书记、县执委、县民运部部长、县委宣传部长、地委妇抗会筹备会负责人等职。1948年10月，进入豫皖苏党校学习。随后，担任亳县县委组织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皖北区党委组织部组织员、干部处副处长，阜阳地委妇委副书记，合肥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宣城县委第二书记等职。1966年8月调入蚌埠市，历任市科委副主任、市财政局革委会领导小组副组长、市直机关党委副书记、市革委会视察室视察、市委顾问等职。1990年12月离休。　　坚定走上革命之路　　
我是河南新野县人，那时候，新野是个穷乡僻壤。穷则思变，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那里就已经有党的活动。我就读的小学老师于洗尘就是地下党员(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国民党为了离间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到处大肆散播谣言，诋毁共产党，说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红眼绿鼻子，生个猫蹄子”，共产党“杀人放火”。但是群众们并不相信国民党的污蔑之辞。随着共产党影响的扩大，我姐姐在1936年就离开家乡寻找党组织，但到安徽没找到。1937年，姐姐又到山西寻找，加入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决死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姐姐的行动对我影响很深，我14岁时便离家来到开封寻找党组织，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是极其困难的事情。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很快就踏进了河南。看着家乡人民惨遭蹂躏，和国民政府的软弱无能，我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劳苦大众，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党组织，加入共产党，解救家乡父老。一天，我趁父亲不在家，跑到他任教的学校领取20块现大洋的工资，便再一次踏上寻找党组织的路途。当时，姐姐一个同学的亲戚郭玉璋，是北京大学学生，他放假在家，参加了南阳平津流亡会剧团。我找到他，通过他的关系，也进入了剧团。后来得知，剧团就是我们地下党领导的，团长郭以清就是地下党员。由于剧团演出进步节目，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演了20多天，就被强行解散了。团长正好去周口开党代会，担心我们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就对我们说：“我送你们参加红军去，不要告诉任何人。”就这样，在团长的带领下，我通过了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线，参加了革命。　　两次聆听刘少奇报告　　
经过春季整训，1938年2月，红军、游击队陆续整编成八路军、新四军，我们红军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在随部队东进安徽过程中，我于4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在服务团，由于条件极其艰苦，部队都穿便衣，整编后才从武汉领到军服。就在我参加部队的第3天，反动民团头目威胁我们，把运输队抄掉了，所以运来的军装没有来得及发。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正规军、四川军差不多都向后方撤退，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这样的装备怎么能打鬼子。但是，我们部队营级以上干部多是老红军，很善于打仗。部队一路行军到合肥，打了场遭遇战，我们手枪连连长光荣牺牲了。当时，部队虽然壮大了，但是没有固定的根据地，部队缺少后勤补给，粮食、武器、装备补给都很紧张，救命的医疗药品尤其缺乏。　　
在彭雪枫六支队的护送下，1939年冬，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从淮北来到淮南路西敌后抗日第一线，传达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其间，我有幸两次聆听他作报告。　　
刘少奇第一次报告的主题是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壮大了革命武装。他强调，要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当兵有枪，也要有家呀！你们把国内战争时建立起来的大别山根据地送给了国民党广西军……你们连家都没有建立。”遵照刘少奇的指示，我们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很快淮南津浦路西、路东8个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从此，我们有了“家”，彻底解决了“家”的问题。　　
1940年，我第二次聆听刘少奇作报告，这次报告的重点是做一个好党员，建立一个好的党。　　
1940年，我到路东马坝区担任区委书记，那里是淮南、淮北根据地的交通要道，经常能够见到过路的邓子恢、张云逸等领导。张云逸在抗日战争年代基本上就和我们八团在一起行动。在马坝，我还幸运地见到过陈毅、张茜夫妇的背影。　　印象中的罗炳辉将军　　
罗炳辉高大、很魁梧，要坐大椅子，身体基本功很扎实，军事素养很好。他是一位军事家，爱兵如子。　　
有两件事情我的印象很深。　　
一个是解决淮宝地区的小刀会。小刀会的头目以“刀枪不入”蛊惑普通百姓，吸纳信众。由于被灌输了“刀枪不入”的思想，小刀会打仗的时候往往不听劝告，对我们的威胁很大。但是小刀会的底层信众也是普通老百姓，本质是不坏的，罗炳辉认为不能像打击敌人那样来对付小刀会。罗炳辉决定采取梅花桩战术应对小刀会的冲击。在对阵小刀会时，他指挥前一排战士趴下，中排跪下，后排站起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先做政治工作，但是因为小刀会信众受到的蛊惑太深，我们的政治攻势起的作用不大，小刀会没有退却的迹象。罗炳辉只好指挥部队有意识的不把他们打死，只打伤，小刀会会众看到自己不是“刀枪不入”，顿时就明白自己受到蒙骗，小刀会的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　　
第二件是他住在我们马坝区委会，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在睡觉，我进去拿本子。后来警卫员担心我，说：“你怎么敢进去呀？”我说：“进去拿东西有什么了不起？”我当时不理解，后来才知道，罗炳辉警惕性很高，对周围环境的风吹草动反应很迅速。后来想想他当时没有动，可能是因为经常从我们这过路，相互间都认识的缘故吧。　　开展滁县章广集地方工作　　
为开辟新区，我离开部队后，开始到滁县章广集做地方工作。在部队服务团时，我曾在滁县做宣传工作，对此地较为熟识，于是就留在这里做民运工作，发展党组织。　　
那时，军民确实是鱼水关系，感情特别浓，群众得到了部队的保护，部队也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在地方发展党员是秘密的，但是我的活动是公开的。晚上，我常要去开党小组会，为了保护我，他们就背着枪，陪着我过去。　　
我能参加在淮南路西召开的党组织会议、听刘少奇同志报告，是因为我当时是中心区的区委委员，民运组做党的工作，实际上相当于章广区委副书记。听了刘少奇的报告后，我们开展了夺权斗争，建立了章广区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个区政府建立以后，周家岗那边也很快建立了区政府。　　经历盱眙马坝战斗　　
刘少奇同志在淮南根据地做报告后，淮南路东8个县建立了根据地。但根据地的情况不是那么稳定，因为还实行原来的保甲制度，国民党顽固派想卷土重来。　　
1940年4月，我到盱眙马坝区工作。到6月，根据地的各个县都发生了暴动。当时，区委书记胡苏光在大通镇，我在距马坝25里路的倡和乡帮助工作。大通镇遭到敌人袭击后，胡苏光赶来与我们会合，并带来了最新的情况，大通镇的罗布、朱捷两位同志被韩德勤部抓起来，搞到江坝，泥沛湾的石力同志被活埋。根据情况，我们分析很可能敌人要来袭击马坝，因此，我与胡苏光同志连夜返回马坝。到马坝第二天早上5点钟左右，就听到枪声响了。我们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主任王善甫率二营守卫着地方，他们越过淮河，在马坝北边五里塘设伏。政治部主任带着警卫员往北边观察，敌人发现了他，向他射击，所幸没打中，他赶紧回来带着二营占着炮楼，抢占制高点，对敌人进行反击。战斗中，我们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才打退了韩德勤部的进攻，马坝地区才又重新恢复稳定、安全。马坝战斗的胜利，巩固了整个路东抗日根据地。　　感受领导的关怀　　
因为我是河南人，为了恢复永城津浦路西淮北抗日根据地，1944年7月，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调我到淮北工作。于是，我就从淮南路东来到淮北。但是到淮北后，我打摆子的老毛病复发了。我从小就打摆子，参加部队到安徽，被蚊子咬后打摆子复发，打摆子打得特别厉害，以致身体不好。为了治疗，只好吃奎宁药，但是奎宁副作用大，吃多了身体吃不消。后来，我要求到军部。在军部，我见到了饶漱石、曾山，饶漱石的夫人陆璀，还有其他不少领导，饶漱石曾请我吃饭。当时，饶漱石是新四军政委，张云逸是副军长，曾山是组织部长。曾山同志让我到部队治疗，但我想到地方治疗。因为我和张云逸比较熟悉，他支持我：“不错，地方上有些中医是能解决问题的。”就这样，我又从淮北回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作者系新四军老战士、离休干部、市委原顾问、蚌埠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采访：杨道华、郭照东、周维恒、徐波，整理：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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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封号失联的最好办法是加编辑的个人号。繁华君号已满，请不要再添加，请长按这对恋人，识别二维码，加繁华君2为友：来源：蔚蓝的故乡博客内人党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一次最大的民族大灾难。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林彪、四人帮的起诉书称：“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冤案，有三十四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康生、谢富治等挖所谓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造成惨重后果，大批干部和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危害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治权，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1980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给中央的报告中称：“滕海清等人采取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凭空捏造手段，用尽骇人听闻的极其野蛮、残酷的各种刑罚，大搞逼供信，造成特大冤案，共打成四十八万多人为新内人党分子。”前内蒙古党委第二书记廷懋於日致信黄克诚，信中称：“内蒙在文革中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挖新内人党，死两万多人，伤残十七万，被株连的上百万人。而民间上访的受害人寡妇们的统计数字是：致死4万多人；伤残人数为14万多人；被抓、被挖、被迫害的人数大约有70万。什么是内人党？内人党全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在张家口成立。是由共产国际驻内蒙代表奥其洛夫，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负责人李大钊，相互配合，协调一致，指导组建的。白云梯任委员长，郭道甫任秘书长；伊盟“独贵龙”运动首领旺丹尼玛、锡尼喇嘛和中共党员吴子徵当选为执行委员，中共党员李裕智、吉雅泰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中共党员佛鼎、多松年、乌兰夫、王瑞符等参加了大会。抗日战争后期，苏蒙红军向满蒙边境推进。日，内蒙古革命者举事，迎接解放。8月16日，苏联红军中线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召见“内人党”领导人博彦满都、哈丰阿，叫他们建立临时政权，维持秩序，稳定后方。于是“内人党”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抵制蒋介石国民党势力进入内蒙古地区，为我党我军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在其侧翼作出过巨大贡献。 & & 1945年11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1946年4月，在承德举行“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决定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之下，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到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由于内蒙古历史上存在过“内人党”，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挖的“内人党”称之为“新内人党”。滕海清说：“内人党在1947年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后停止了活动，以后就潜伏下来，转入地下，成为乌兰夫的暗党，六十年代以后，乘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为了配合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为了实现其叛国投修的目的，猖狂活动起来，在组织上有了很大发展。”&滕海清的逻辑是：“你是蒙古人，你能不是内人党吗?”“你是蒙古人，必然有民族情绪，有民族情绪必然搞民族分裂活动，搞民族分裂必然要参加内人党。”这样一来，任何人都难以逃脱被挖的厄运。 & 滕海清挖出的四十多万“新内人党”，所有证据都是通过残酷的刑讯逼供得出的口供。内人党事件的起因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2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会议，内蒙古主要党政领导人、四清工作团负责人共计146人参加，6月7日到7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人乌兰夫在会上被揭发批判。内蒙古党委副书记奎璧、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等人受株连。当时负责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找乌兰夫谈话，指责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1966年8月初，改组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市委第一书记李贵被批判。成立内蒙古党委文革领导小组、四清领导小组和生产领导小组，取代原有的党政领导机构。日，在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乌兰夫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职务。此后乌兰夫被关押在北京，不得返回内蒙古。日，中共中央发布《关於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指内蒙古领导人王铎、王逸伦等为保守派的后台予以批判。日，中共华北局做出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关於乌兰夫错误的报告》，列举了其五大罪状。（一）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三）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四）以1935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五）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乌兰夫是蒙古族人民崇拜的民族领袖，也是在文革期间最早被罢黜的地方高级官员之一。乌兰夫被关押后，引起蒙古族人民的不满，“挖肃”运动也随之展开。事件经过1967年5月，老红军滕海清调任内蒙古军区代理司令员。6月18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1月1日，内蒙古革委会成立，滕海清任主任，李树德、吴涛、高锦明任副主任。1967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各地掀起了“揪叛徒”、“揪特务”之风。下半年该运动波及到了内蒙古，内蒙古造反派也成立了揪叛国集团联络站，由乌兰巴干负责领导。乌兰夫因为受中共高层保护，未能被抓回内蒙古，而哈丰阿於同年7月从北京押送回内蒙古；随之成立的&专案组”翻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历史，从而拉开了整肃内人党的序幕。除了哈丰阿之外，又将刚刚成为内蒙革委会委员、原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绑架到呼和浩特郊外赛马场的办公室，进行连夜审讯。由于特古斯是经哈丰阿介绍参加过“内人党”，因此特古斯被作为“混入革命委员会”的“另一套班子”的“现行分子”而被揪出整肃。这对当时在内蒙古不遗余力地推行文革整肃运动的滕海清来说，无异服了一剂强心剂。用滕海清的话来说：揪出特古斯打响了继续深入彻底地批判乌兰夫黑线的第一炮，把文革推向新阶段。在以后批判特古斯的各种文章、大字报、发言稿中，一个含义模糊、内容广泛的一个新政党被炮制出来。它既指1946年哈丰阿组建的第二代“内人党”，又无中生有地编造出1960年代“复活”的内人党。日，滕海清和李树德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2月13日，成立中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2月18日内蒙古革委会召集各盟市革委会领导人，举行部署会议。4月13日，滕海清在群众大会上发布命令向“新内人党”总攻。4月14日-26日，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巴图在酷刑之下，指认鲍荫扎布等16名领导干部是内人党骨干。这些人随即被逮捕，并在受到酷刑逼供后又指认新的内人党成员。日，《内蒙古日报》发表《发动全面总攻，夺取决战决胜》社论。点名王再天、哈丰阿、朋斯克、特木尔巴根等领导干部被打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7月5日，内蒙古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意见认为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以乌兰夫为总头目的“老内人党”转入了地下，对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下的骨干分子按反革命分子处理，一般成员限期自首，抗拒从严。该处理意见随后以“内革发351号文件”的形式传达全区，对内人党的迫害自上而下的开展起来了。滕海清发布《敦促内人党登记》一号、二号通告，并发表《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标语口号》，通过威吓、暴力的手法，将许多人揪出来，而被揪出来的人若不承认自己是内人党，则受到拘禁、刑讯；而承认了，又要供出新的内人党成员。滕海清在内蒙古军区政治部200人中，就揪出180个内人党，其中10个人被迫害致死。12月2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军管会主任称，其公安厅内有内人党指挥部、保卫部、苏修情报部，挖出十二个内人党党支部，68名骨干，200余名党徒。之后在为时一年半的时间内，内蒙古挖肃内人党的迫害活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首府呼和浩特迅速蔓延到了地方各盟、旗、县乡村。内外蒙古本是一个民族，凡在外蒙古有亲戚的内蒙古人都成了“蒙古特务”，蒙古族的共产党员都成了“内人党分子”。在整个文革所有的冤假错案中，“内人党”受迫害者所遭受的肉体酷刑以及精神上的凌辱都堪称登峰造极、令人发指。笑不出来的笑话锡林郭勒盟有一个旗党委组织部长，被长期关押刑讯，在第285天，终于被屈打成招，承认自己1955年参加了“内人党”，1956年参加了“沙窝子党”，1959年参加了“自由党”，1961年参加了“团结党”，1963年参加了“统一党”，1964年参加了“青年党”，1965年参加了“成吉思汗党”。而这些“党”根本不存在。骑兵五师战士郭建奇，当他被抽打到1600次之后，割开肚皮挖出还在跳动的心脏，申诉：“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不信。我把红心掏出来给你们看!”& &乌拉特后旗干部吴青云，受刑难熬，为了剖白心迹喊了一声“共产党万岁!”招致舌头被割掉。& &巴林右旗伊和诺尔公社书记拉布杰，在武斗进行中，脑袋被砸进四颗小钉。阿巴嘎旗有一个牧民老太太被批斗多日，追逼交代“内人党”。她不知道为什么天天折腾她，后来听出大意是向她要“内人党”这么一个东西。于是第二天起大早就把自留牛赶往供销社去卖掉。然后将卖牛钱放到柜台上，要买“内人党”这个东西，回去好交任务。售货员哭笑不得，说：“我们这里没有内人党，也不卖内人党。”老太太非要买一个，多少钱都行。售货员没有办法，找来一个会蒙语的人给她解释“内人党”是非卖品。她这才怏怏而去。滕海清主政内蒙古之后，在他手下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内蒙古的干部群众习惯上称它为“滕办”。这个“滕办”扬言要把“内人党挖到蒙古包里去，挖到羊群里去”。对于“滕办”发号施令的威力是没有人敢于质疑的。“内人党”还真的挖到羊群里去了。很多牧场畜群被宣布为“叛国”的羊群、牛群、马群，被没收、赶走以至死亡，牲畜大量减损。苏尼特右旗优良白马纯种从此断绝。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建，1968年秋初中毕业，与同学们一起到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听大队革命委员会介绍运动形势，全大队只有三户是红的，其余全是“内人党”黑户。她将牧区见闻向其伯父伯母写了信。不料，写信者无意，看信的周恩来却获得重要信息，他觉察到内蒙古的问题严重了。“五二二指示”1968年11月以后至1969年的5月，内人党迫害事件达到了顶峰。到了1969年3月，遭受迫害的内蒙古人民带著墨写的、血写的汉文、蒙文的各种告状信、申诉书、亲人的遗书、血衣、刑具，纷纷以步行、骑马、扒火车等各种手段，历尽千辛万苦汇集到北京。北京站、中山公园、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宫、中南海等地都坐满了来京申诉的内蒙古人。与此同时，经过急风暴雨的文革高潮后，为了顺利召开中共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认为应该给文革适当降温。在这个大背景下，内人党受迫害者来京上访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5月13日－19日，在政治局成员接见内蒙古领导人时，滕海清受到批评。5月22日，中共中央针对内蒙古发出了24号文件（简称“五二二指示”），文件要求对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关押者除了重大嫌疑的，其他立即释放。而进京上访的人却源源不断，他们一致要求中共中央惩办滕海清；为此中共中央高层试图以抛弃滕海清来平息内蒙古局势。“五二二指示”使得内蒙古局势的风向标一夜逆转，滕海清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1969年6月至7月，在数次的“批滕大会”上，滕海清不得不面对著那些孤儿寡母、身体残废的受迫害者声泪俱下的控诉。中央原先试图以牺牲一个滕海清来缓和内蒙古的社会不满和民族矛盾，却没有料想内蒙古社会局势陷入了更严重的混乱。文革动乱的反覆无常，使得那些积极参与“挖肃”运动的人们不相信这个“五二二指示”是“最高指示”。各级革委会对来自中共高层的指示强烈抵制，使得受迫害者再度进京上访。具有讽刺的是，“五二二指示”非但没有平息大众的情绪，反而使得参与挖肃的各级“左派”也加入了上访的队伍。他们指责中共中央的方针朝令暮改，过去不挖肃是右倾，现在挖肃了是左倾，基层领导成为了平反运动的替罪羊。因而使内蒙古地区产生了“批滕派”和“保滕派”这一势不两立，以武力相互攻击的两大派系阵营。文革中各地的党委和政府都被打倒，全凭军队维持。“五二二”指示使内蒙古军分区和内蒙古革命委员会发生分裂。内蒙古军分区高级军官公然不买内蒙古革委会的帐，政府机关被围攻、武器弹药被抢夺，内蒙古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面对内蒙古的危局，中央反过来又对“批判滕海清”踩刹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立、撤消省、省级自治区由全国大人常委会决定，变更省界由国务院决定。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停止办公了，撤销内蒙古自治区的决定无法做出，国务院还存在，只能由国务院做出改变内蒙古边界的决定。1969年7月国务院决定改变内蒙古行政区划，将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分别划归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将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分别划归宁夏和甘肃，内蒙古自治区还存在，剩下很小一块地方。中共中央的目的在于是尽快结束内蒙古动乱的局势。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奏效，因内蒙古各级权力机构运作瘫痪而导致的权力真空和动乱局面依旧存在。日中央紧急将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等人召进北京，周恩来当面向他们宣布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关於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12月19日，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率部前来执行军管，郑维山与副司令员杜文达、副政委黄振棠、张正光组成内蒙前线指挥所（简称“前指”），统一领导内蒙古工作。对内蒙古宣布实行军管，标志著自日产生，在近两年当中制造了内人党惨案的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退出了历史舞台。内蒙古的分区全面军管从1969年12月下旬开始。军管会原本应该执行“五二二指示”，以缓和激化的社会民族矛盾。然而郑维山主管下的军管会非但不安抚受害者，反而将提出这种要求的受害者看作是捣乱分子予以打压；同时又将那些民愤极大、犯有血案的官员调离出内蒙古。而军管会也并没有停止迫害“新内人党”，在军管下的内蒙古，草菅人命的事情时有发生。1970年12月因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郑维山成为“陈伯达集团”的成员而被停职审查，接替他的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尤太忠。1971年5月，内蒙古的全面军管宣布结束。历史清算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四人帮下台，文革结束。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报请华国锋，决定彻底平反所谓内人党，认为属於一大错案。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於滕海清在内蒙所犯下严重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之后，于1980年6月又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递交了第二份报告。报告中指出：“在挖内人党中，内蒙遭受的酷劫是骇人听闻的，林彪、康生、四人帮是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郭以清等人，是造成这一惨案的罪人！他们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应予以党纪、国法的严肃制裁！不然，确实难以平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民愤。”对此，中共中央对内蒙古党委的回复是：中央的领导人由中央做行政处理。滕海清因为过去有战功，不追究其在内人党事件中的责任；吴涛不宜留在内蒙古，调回北京军区；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已受到降级、劳动锻炼等处分，不宜再予追。而内蒙古有权处理的只有在1968年8月就已失势的郭以清。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在牢狱服刑三年。1980年中共中央31号文件指出：“十年浩劫，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受了很大摧残，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产生了相当的隔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才能恢复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和团结。”日，在“内人党事件”发生后的二十周年，作为清算的最后一幕，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了公审大会。在20年前挖肃内人党运动中，为参与挖肃内人党积极罗列诬陷材料而深得滕海清的赏识，却被广大的内蒙古人视为蒙奸的乌兰巴干坐到了被告席上。《起诉书》指控被告犯有下列罪行：“1967年9月组建“揪叛站”后，就大肆搜集所谓“内人党”的历史和现实材料，采取断章取义、捏造事实、篡改、歪曲内蒙历史和颠倒事实的恶劣手法，炮制了127份材料，提出有一个“新内人党”反革命集团，上报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制造了“新内人党”大假案，对全区挖“新内人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同年11月4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判处被告人乌兰巴干15年有期徒刑。然而，对乌兰巴干的判决并没有平息内蒙古人的愤怒。在法庭上，被告方的辩护人也提出了令法庭相当尴尬的质问：第一、文革是中共中央亲手发动的政治运动，被告是响应了中共中央的号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规定：“本法自日起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犯罪的，适用於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据此，被告不能认为有罪；第二、日中共中央文件指出：这个冤案的祸根是林彪、四人帮，责任在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负责人。因此这一假案应由滕海清等五个领导人负责，而不是由乌兰巴干这样的一般参与者负责。制造者不受法律制裁，而参与者却在20年后的今天受到审判，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既然如此，就应该拿那些“同案犯”也放在今天的被告席上。请问公诉人：滕海清、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在内人党问题上判了什么罪？难道在强调法制的今天，还允许在法律面前人与人有什么不平等吗？在这个重大的冤案中，难道让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一个普通群众来当牺牲品、替罪羊吗？”律师的辩护意见没有被法庭采纳，但受到很多人的喝彩。内人党事件不仅牵涉到康生、江青、谢富治，而且牵涉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滕海清不是四人帮分子，文革后降任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没有受到刑事处罚。郑维山“文革”时期被幽禁8年，文革后平反，于1982年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文革后平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对蒙古族人民是一个很大安慰。原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自治区副主席哈丰阿、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特木尔巴根、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达理扎雅、自治区副秘书长嘎如布僧格、内蒙古师范学院院长左智、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主任何志、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勇夫等人在“内人党事件”中被迫害致死。内蒙古人民只能用悼念死者的方式，回忆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历史树下，别说你看尽繁华。还没关注此号？很简单的，长按下面二维码，识别后即可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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