寨子不大，却有几蔸大古树，枫香树，高高的，有几个人合抱那么粗。是秋天了，地下一大片枫香叶，金红金红的，金黄金黄的。娘踩着落叶，落叶沙沙有声。一只狗从一户人家冲出来，对着娘和我吠。娘顺手从路边的园圃篱笆上抽了根竹条，对着狗挥。被吓退的狗，引出了更多的狗，一个寨子就被狗吵乱了，吠破了。寨子上的人都走出来，认出了娘，亲热地喊娘，心最热的，就手脚很快地走出来，在半路上迎接娘。狗们见主人跟娘是熟人，也懂事而亲热地摇起尾巴来，有的狗就远远退到一边，像做错事的孩子，默默地望着我们。乡亲们都跟着娘走到了石板路上，边走边跟娘讲话。

       走到水井边时，娘把我放下来，洗衣的、洗菜的、挑水的和一路跟过来的人都围着我转，每个人还喜滋滋地捏我的脸蛋，摸我的鼻子，扯我的耳朵。

       唉，走的时候抱到手上的，长这么大了，泡儿一样，家云哥米（“米”在我们那就是没的意思）有福气。寨上人七嘴八舌地议论。

      “泡儿”是山上的一种野果，有两三颗苞谷籽大，红红的，甜甜的，熟透的时候，红得发亮，看得见里面一包红甜水，有点像草莓，比草莓小很多，甜很多，特别熟的，会发黑，是我至今认为最好吃的水果。我们湘西讲长得像泡儿一样，意思是长得好看，长得乖，嫩得像熟透的泡儿。

       乡亲们讲的家云就是我爹。我娘带我来这个寨子，是找我爹要伙食费的。我尚未生下来，我娘和我爹就脱离了，用城里人话说，就是离婚了。我娘和我爹脱离后，我爹一分伙食费也没给。我娘的日子实在糊不下去了，就找我爹来了。

      娘从水井里舀了一瓢水喂我，走了一天了，我们都渴了。那是我记忆中吃到故乡的第一口水，那时候，我是分不出故乡的水有多甜的，长大后，当我第一次回到故乡时，我才知道故乡的水是多么的甜。

       那个叫家云的爹，早就听见外面的动静了。他家离水井很近，只隔着一丘田。田里的稻子正是金黄。

       爹站在门前的阶沿上，目光穿过那层金黄的稻浪，远远地望着我们。稻浪起伏翻滚，爹的心也在起伏翻滚。娘说，你爹是又喜又怕。

       爹傻笑着，在身上搓了搓手，想抱，却没抱。爹急促不安地看看娘，又看了看后面。那是一片竹林，竹林里面掩映着一户人家，是爹的叔叔婶娘家。人们都晓得，爹是想看他的婶娘和叔叔在不在，爹怕他们不欢喜。尽管竹林的绿色很密很厚，爹还是怕他婶娘叔叔的眼光比竹林还尖还厚。

       爹又不安地看了看竹林后面，憋了气，大了胆子，走到背篓边，把我抱了起来，边走边把我亲了又亲。

       进了屋，爹就烧火给我和娘煮饭。文贵二叔到他家拿了两个鸡蛋，那时都穷，两个鸡蛋比现在的什么盛大宴会都珍贵。寨上人也挑水的帮着挑水，烧火的帮着烧火，洗菜的帮着洗菜，边看着我边跟我娘讲话。他们很久没见我娘了，心里很是亲热。见我娘把我养了这么大，我还如此可爱，他们心生感激。我们那个寨子，一个寨子都是家务堂（家族）和亲戚。

       寨上人叹气：“唉！家云哥一辈子就是米有主见，信他叔叔婶娘摆。”“不晓得家云哥哪门（为什么）那么怕他叔叔婶娘？”“不晓得他叔叔婶娘又要跟他摆什么主意？”

       爹自己有房子，但因为叔叔婶娘没有儿女，他就跟他们住。爹的房子和叔叔婶娘的房子坎上坎下挨着，只隔了几十米。

       爹说，判跟你的，我也要。你要是把儿子留下，我就把这两年的伙食费过（给）你，你不把儿子留下，我就一分都不过（给）。

       娘的泪水一下子就出来了，吃什么都养得活？你给他吃什么？喂鸡食还是吃猪草？你上头有两个老的，下头有两个小的，你拿什么养？你莫把我儿饿死了。

       其时，我那个哥哥和姐姐都在旁边站着，好奇地看着我。十六年后，我见着了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那个姐姐却早就去世了。

       爹和娘争执不下时，爹的婶娘站在屋后面骂起来了，养不养得活是我彭家人的事，不关你吴家人（我娘姓吴）的事！你肯把小杂种留下来，我们就把这两年的伙食费过你，你以后永远不要到这里踩脚迹！你不留小杂种也可以，赶快死出去，莫到这里耽误我们工夫！

       娘的泪就一把一把地流出来，放开嗓门哭了起来，他养不活的，我跟他坐了几年，我还不晓得他是什么人？他疼他儿，人家不疼他儿。

       寨上人晓得我娘指的是我爹的婶娘和叔叔。劝说，是他个人的肉，人家疼不疼无所谓，他疼就成。

       娘说，他疼得了鼻子疼不了嘴巴，还是我个人带。我留跟他们了，我脚迹都不能踩，看都不得看了，我留跟他们搞什么？

       寨上人还是劝，不让看也是你儿子，长大了还得认你这个娘。你一个人拖着几个孩子也不容易，你就留跟家云哥算了，也省了心。

       娘说，我晓得，你家云哥要的不是他儿子，是舍不得他十八年的伙食费。他舍得，他叔叔、婶娘也舍不得。你家云哥不过伙食费算了，我不为难他，我不要了。我做叫花子讨米都要把儿养大。

       见娘背起我就走，寨上人喊，家云哥，天都黑了，你还不留他们两娘儿？两娘儿天长路远饭都米（没）吃！

       事后，寨上人对娘说，娘背着我跑对了，要是落在我爹手上，我不是病死就是饿死了。因为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就是在七岁时病死在家里了。那时我爹常年出去给生产队做木匠活挣工分，哥哥姐姐都没有人管，姐姐病了一个多月也没有人送她去医院。寨上人说，如果我真的被留下来，也许跟我那同父异母的姐姐是一样的命运了。

       关于这段历史，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口水井，那几棵古枫香树，那一地枫叶，特别是爹娘把我抢来抢去我哇哇大哭时的情形。我不知道，医学上讲小孩在几岁时开始有记忆，但这几个细节，却的的确确是我自己记忆库里的，不是寨上人讲给我的。我永远都记得这几个细节。

       娘带着我离开故乡后，就开始了流浪似的生活。我的人生就有了几个不能不说的标点。我后来与娘的“战争”，也与这些标点密切相关。

       古丈县是湖南最小的县，现在人口才十三万。歌唱家何继光和宋祖英就是这个县的，何继光是唱着《挑担茶叶上北京》唱出了名，宋祖英是唱着《小背篓》唱出了名。这个县还出了一个名人，那就是大土匪张平。现在的湘西人都还记得那几句民谣：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草木不生；人见张平，九死一生。

       那个县，还“小”出了名。我在我的文章里几次写到过古丈县城的“小”。巴掌大块城，指头长个街，一家炒菜全城都香，一人打屁全城都臭。司机进城真的得早点踩刹车，要不一下子就冲出城了。县城没有广场时，学校在大街上搞百米赛跑，结果冲刺时，全都冲到人家菜园子里了。县城的那个高音喇叭，至今还是古丈人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每天早上七点、中午十二点和下午六点准时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广播一响，全城闻听。全城几代人，都按这广播作息，跟部队的军号一样管用。可以肯定地说，这个高音喇叭，是全中国现存的唯一的高音喇叭了，完全可以申请国家文化遗产。

       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乡镇都叫人民公社，村叫生产大队，组叫生产队。彻土库是一个生产队。彻土库是个土家族地名，意思为没有水的地方。实际上，这个地方并不缺水，反倒水草肥美。彻土库四周是小山丘，中间是好大的一坝子田，而且是肥肥的烂泥田，连起来上百亩！一条溶沟从坝子田里穿过，溶沟里的水，足够灌溉两边的田。有人给我娘介绍对象时，娘就是看上了这一坝子丘丘相连的田才答应这门亲事的。那时，稻谷正在金黄一片，秋风吹过时，金黄的稻浪此起彼伏。娘的心就是被这稻浪迷醉的。娘一看到那一大坝风起云涌的稻谷，就看到了生活的光泽，闻到了生活的芳香。那一大片迎风摇曳的稻穗，仿佛不是生长在田里，而是生长在娘的心上。娘说，这地方容易讨吃，撒一把沙子就可以变成粮食，可以养活我和我二姐。只要好讨吃，养得活我们。娘没有作任何考虑就答应了这门婚事。我和我的二姐，就像一粒稻谷，随娘一起，被风吹落到了彻土库。

      我对娘的这门婚事，没有任何印象，因为这场婚姻极为短暂。我对那个家庭到现在也回忆不出任何细枝末节。娘跟那个人生下我的妹妹后，果断地离了。娘跟我爹离是迫于无奈，是爹的叔叔、婶娘极端干涉娘和爹的感情。娘跟妹妹的爹离，完全是娘忍受不了妹妹她爹的好吃懒做。按理，这个人生标点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因为我二姐的命运完全停靠到了这里，这个标点就显得重要，有了特别的意义。

       二姐留在这个寨子，嫁给姐夫时，可能才十七岁。十七岁，还只是山上的一个小小的花骨朵。娘说，她把二姐嫁给二姐夫纯属偶然。那天，二姐夫的爹在砍一棵大椿树时，躲闪不及，倒下的椿树压死了二姐夫的爹，二姐夫一见就晕倒在地。娘由此认定二姐夫是个心好的人，二姐跟着他不会吃亏。二姐从小就是一个听话的人，娘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二姐夫不花一分钱就把二姐娶到了家。娘把二姐嫁给二姐夫，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把二姐留在身边，也有个照应，一是二姐可以带带我和妹妹，二是娘也可以照看着二姐，免被欺负。二姐太老实本分，有娘看着，人家就不敢怎么欺负她。实际上，娘的这个轻率的决定，日后给二姐带来了好多不幸，吃尽婚姻苦头的二姐，为娘的这个轻率决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我随后的记叙里，我的文字不管多么有力，也掂量不出这个代价有多重。

       娘跟妹妹的父亲怎么离的，我不知道。那段日子，对童年的我，全是一个空白。大人的婚姻，我是一点也不明白的。但无论岁月多么漫长，风尘多么厚重，我都记得娘在队里被人毒打的事。

       在我们湘西，每一个生产队都有一个很大的仓库，木板房的。队里打的粮食，都堆在仓库里。仓库前面都是一个很大的坪场，全是大块大块的青石板铺的。那不但是大人们最好的去处，也是孩子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坪场大，地方宽，大人们经常聚在那里摆龙门阵、唱山歌。孩子们更是不管白天黑夜，一无事就跑到那里去玩，玩游戏，捉迷藏，赛跑，想怎么疯就怎么疯。秋天时，大人们把稻谷、苞谷、小米和黄豆，从田里地里背回来，在仓库坪场前山一样地堆着，草一样地摊着，甚是壮观。

那时，还是实行的农业社，出的是集体工。出工叫上工，收工叫放工。早上，队长站在自家门前放声一喊，上工了——人们就三三两两地从自家屋里出来，往山坡或田里走。或牵着牛扛着犁，或背着背篓提着锄头。男的犁田，女的锄草种地；男的挑秧，女的栽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像学生集体上课和放学一样，辛苦而有序。有出集体工非常积极的，队长一喊，就第一个出门到集体干活的地方了；有不积极的，人家干了几杆烟的活，才磨磨蹭蹭地到达，干活时揣奸把猾，不断地假装要喝水、解手，放工时，却第一个扛起农具，溜回家里。这就是我娘经常嘲笑的“上工如拉纤，放工如射箭”。

       那天的集体工是打谷子。打下的谷子，有的摊开了，晒在坪场，有的堆在那里，像一座座金黄的小土包。我和一群小伙伴在仓库前的晒谷坪玩。不晓得怎么搞的，我们相互发了气，打起架来。我那时劲大，几个小伙伴也打不赢我一个人。大人就跑来帮忙，把我提起来，扔进了坪场下的稻田。那坎有十多米高，我像一截木桩一样，从高空被抛下，栽进田里。幸好是水田，软软的泥巴埋进了我的双腿，也保住了我的性命。我不晓得是吓晕了还是吓傻了，埋在田里，不晓得哭喊。娘却疯了，丢下正在翻晒谷子的木耙，跑到坎边，边哭边纵身跳进田里，把我从田里扒出来，背上岸。然后就疯了似的，扑向那个把我扔进田里的女人。人疯了的时候是最有劲的，一身泥水的娘，一下子就扑倒了那个胖女人，瘦弱的手，铁夹般把那女人箍得放不出气来。

       两个女人边骂边厮打在一起时，是乡下最好看和激烈的功夫片。人们纷纷停了手上的工夫，看两个女人在谷子上面滚，在谷子上面骂。晒在垫子上的谷子，被两个女人滚得满地都是。几堆堆在一边还来不及摊晒的谷子，也被两个女人滚塌，散落一地。嘴里骂人的子弹，也像谷子一样密得句句难听。那个女人的男人和儿女，都闻讯跑来，前来助战，把娘打得半死不活。要不是众人看不下去，拖住了他们一家人，娘也许那天就被他们打死了。二姐那时也小，吓得站在旁边放声大哭。当二姐鼓足勇气也去给娘帮忙时，被那女人的丈夫像老鹰拎小鸡一样，一拎就扔得老远。

       满身是泥的娘，晕死在晒谷坪上，很久才被人喊醒。稻谷像蚂蚁一样，粘满娘的身上和嘴角。娘，就像一捆被人割倒的新鲜野草，在烈日下曝晒萎缩，卷成一团，奄奄一息。血和伤，在烈日下，烤成了带着黑斑的红薯干。

       我童年少年的痛，我童年少年的恨，我童年少年的欢乐和甜蜜，都动不动就梦回那里，动不动梦里醒来，热泪满腮。

       这也是一个土家族语的地名。我不知道这地名的汉语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是湖南湘西古丈县最偏远的一个村寨。

       去上布尺的那天，我已有六岁，可以满山乱跑了。是继父带着一群人来接的。没有锣鼓吹吹打打，就一行人寂寞地走在高高的大山里。

       这是娘的第四次婚姻。娘的第一次婚姻是嫁给史家，生育了我大姐、二姐和哥哥。五十年代末无休止的大跃进、大食堂、大炼钢铁，造成了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苦日子，全中国都是一个空袋子，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没有饱饭。娘为了养活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带着他们离开了我那姓史的伯父，嫁给了我父亲。娘说，我史伯父高大英俊，是个裁缝。本可以跟他过上一个好日子，可没过成。三年苦日子，裁缝的手艺派不上用场。一家人跟所有的人一样，天天挨饿。饿死的人太多了，天天都有饿死人的消息传进闭塞的寨子。寨子上也不断有人饿死。山上的草和树叶都吃光了，没有活路了，娘只好带着我的姐姐哥哥改嫁。娘说，我史伯父的饭量大得惊人，每天得到的汤汤水水都不够他自己一个吃。她只好带着我的姐姐哥哥另寻活路。这样，娘就有了第二次婚姻，跟我爹。我爹是个木匠，也是手艺人。虽然当时我爹的手艺也同样派不上用场，但我爹居住的那个寨子是一个旱涝保收的好寨子，用娘的话说，比我姐姐哥哥那个寨子好讨吃。而且那个寨子都是同根生的一姓人，三年苦日子，大家都偷偷地种点菜、养只鸡，也没有人去检举揭发。虽然也吃不饱，但瓜菜代，也不至于饿死。所以，当有人给娘说到我爹和我爹那个寨子的情况时，娘就跟史伯父商量着离了。为了孩子能够活命，史伯父也只好如此，孩子似的哭！娘跟史伯父说，不哭，孩子养大了，就送转到你身边来。史伯父就站在村口，把娘和我姐姐哥哥送了出去。

后来，娘没食言，苦日子一过，娘真把姐姐哥哥全部送到了史伯父身边。

       娘的第三次婚姻当然就是跟我妹妹的父亲了。这样，我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五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两个。我的家庭背景具有了特殊性和复杂性。

娘本来是想在彻土库照顾二姐的，但娘不但照顾不了二姐，还给二姐添了不少麻烦。嫁出去的二姐本来就家境贫寒，帮不了娘和我及妹妹，可二姐天下第一心好，她自己不吃不喝也要给娘和我们兄妹。二姐夫自己都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哪里允许二姐帮衬我们，于是就常常毒打二姐。娘不忍心拖累二姐，就留下孤零零的二姐，带着我和妹妹远嫁上布尺，开始第四次婚姻。

       娘的第四次婚姻实在是远，远得走了一天也走不到头。那山，实在是高，高得一抬头望不到顶，头晕目眩。娘的婚姻像是悬在高天上的云朵。上坡时鼻子贴着路面，下坡时，脚像伸进深渊。看到山越走越高，路越走越陡，谷越走越深，我一下子就恐惧地哭了。同行的一群人中就有人蹲下来，背我。母亲则背着更小的妹妹，爬山。背我的那个人就是我的继父，他是跟寨子上的人一道接我们母子三人的。

       第一级台地是田姓两兄弟。旁边有一棵巨大的枫树，枫树旁是好大一排生产队的牛栏。牛栏旁是一个碾坊。碾坊过去，是好大一坝田。

       第二级台地是最密集的，有二十多户人家，都姓田。左边是学校和操场，右边是仓库和晒谷场。操场是泥的，很大。晒谷场是石板铺的，有上中下三个晒谷坪。

       第三级台地是一孔姓人家、三田姓人家和一金姓人家。孔姓和田姓的房子连为一体，很大，吊脚楼，很气派。

       第四级台地是金家四兄弟，也是连为一体的，很大，但不是吊脚楼，没有下面的人家气派。左右两边都是园圃，一年四季长满了绿色蔬菜。后面就是高耸入云的山，陡直陡直的，金家几兄弟的房子就像是靠在山上一样。

       还有一家姓黄，因是地主，没人愿意挨着他们，孤零零地立在一边。家里只母子俩，造孽得很，母亲身体不好，儿子是个哑巴。“造孽”在我们那就是可怜的意思。黄家成分不好，经常挨斗。我记得有几次都是晚上把那可怜的地主婆抓来批斗。虽然老被批斗，但风景黄家最好。前面是一条再干旱都四季常流的小溪水，后面是一层层蜿蜒有致的梯土，左边是隔着一定距离的金姓人家，右边是郁郁葱葱的一片竹林。

       继父是金家几兄弟最小的。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女儿跟地主家儿子一样，是个哑巴。家境极为不好，只有一间很大的房子。我娘嫁给金家之前不晓得看没看过这个地方和这个家，自然环境这么恶劣的地方和家境这么窘困的人家，娘居然就嫁过来了。也许，那个年代的爱情就是这样，或者不叫爱情，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就可以了。

       娘把我和妹妹拉到继父面前，要我们叫他爹。我爹死得早，从我记事时起，我就不晓得爹是什么，不晓得怎么开口，憋了老半天，还是叫了。继父也喊他的孩子叫我娘为娘。都是孩子，很容易听话，也很容易熟悉。日子虽然清苦，却也安宁。

       在乡下，下堂的女人，即改嫁的女人是被人看不起的。下堂的孩子，即随母改嫁而来的孩子，也是被人看不起的。可我和妹妹的学习成绩偏偏最好，语文最好，算术最好，音乐最好，美术最好，体育和劳动也是最好。这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山寨等于放了一颗卫星。附近的几个村子都知道上布尺这个地方随母改嫁来了两个 “小神童”，我和妹妹逆境中读书的事迹还上了县广播站的高音喇叭。有邻居笑着对我娘说：“我们的孩子都在地下，你的孩子都在天上，这个学堂是给你两个孩子办的。” “我们那些孩子一天到晚读书读到牛屁眼里去了。”

       继父也很高兴。时间长了，高兴也就没了，因为他的孩子成绩不好。有心不好的人常常在他耳边挑拨，你苦死苦活盘什么书？你个（自己）的孩子读不得书，盘去盘来都给她的孩子盘了，她的孩子翅膀一硬，就飞出去了，还认你这个后老子？你到时候两只手竴（cun）到灰窝里，什么都米有（没有）。

       继父一想，也是，就真的不想给我们盘书，要我们都停学。娘当然不肯，她所有的希望都在我们两兄妹身上，两兄妹成绩这样好，她怎么会就这样把我们毁了？于是，娘和继父就不断地有摩擦，吵口、打架那是常事。

开始娘跟继父的战争多半是围着孩子展开的。在娘的眼里，我和妹妹是没有爹的孩子，没有人疼，没有人爱，也没有人管，我们是孤家寡人，孤立无援。继父的孩子虽然也没有娘，但毕竟一个寨子都是他们的亲戚，有人疼，有人管，有人爱，一有什么风吹草动，那些亲戚都会围拢来帮他们。娘对我和妹妹就有了一种本能的保护，不仅是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甚至是眼睛里揉不得风。

       一次，一屋人正在吃饭，我跟继父的儿子不晓得为什么争吵了起来，还动了手。那是我们第一次动手。他说那家是他的，我是外来人，要我滚出去。我说，你这么小哪门（怎么）是你的？是爹的。他说，不是你爹是我爹，你跟你娘都滚出去。我听了，站起来就走。他以为我站起来是要打他，立马扑上来，给了我一拳。我从小体育成绩就好，篮球、乒乓球、跳高、跳远是我的长项，曾经被县体校选上，只是一些原因，没去成。见他来招，我就接招，一个扫堂腿把他扫倒在地。继父呵斥住了我们，然后用铁钳一个打了几下，算是教训。继父的儿子被打哭了，我没哭，因为我不感觉怎么痛。继父就又连打了我几下，我还是没哭，反倒看着继父儿子装哭的表情笑了起来。这可惹恼了继父，又举起铁钳狠抽了我几下，小腿肚和肩膀上是又红又黑的印痕。

       娘也晓得继父的儿子是装哭，就给我使眼色，让我也赶快哭。哭了，继父就不会打了。我从小性格倔强，再痛再疼，我都不会喊哭。我来到这个寨子，备受欺负，继父却从来不管，我对继父充满了怨恨或仇恨，我哪里会哭？打死我也不哭。我就是不哭！任他打！这可把娘急坏了，当继父举起铁钳还要打时，娘放下饭碗，一把夺过铁钳吼，你要把学明打死是不是？不是你儿子你打起来不痛是不是？你要打死就把我打死起来！

       娘哪里夺得过继父，继父的手是另一把铁钳，死死地拿住娘的手。继父说，这两个狗日的居然打起架来了，现在不教以后就教不了了！

       这下戳了继父的疼处，他一直因为自己儿子不争气抬不起头来，身前身后，他听到了太多的关于我们兄妹的赞美，太多的关于他的儿子的贬损，娘这一说，他对准娘就是一拳头。娘的嘴角破了，血流如注。娘立时像发怒的老虎一口咬住继父的手，与继父厮打起来。两个孩子的战争，演变成了两个大人的战争。两个大人为此大打了一顿。

       当继父把娘按倒在地，猛打猛抽时，我居然不晓得上前帮娘的忙，而是站在旁边看热闹。这时，我才晓得，我怨恨和仇恨的不仅是继父，还有娘。我是在心里仇恨娘把我和妹妹带到了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个寨子，让我们在这里被人看不起，受人侮辱。

       是的，我那时就是这么想的。我来到这个寨子不久，每当有女人跟娘吵架时，我都听到那些女人刻毒地骂娘嫁千家嫁万家，都骂娘不要脸，我就感到羞辱。当我的小伙伴们受大人教唆说我是外来的杂种时，我就感到羞辱。我的尊严、我的自尊心，都在幼小的时候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寨子上，在学堂里，我老感到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地说我和娘的不是。像做了强盗一样，我心虚得很。我人前人后都抬不起头来，有时候恨不得找一地孔钻进去。前面说过，在农村，下堂（改嫁）的女人是低贱的，下堂女人带的孩子，当然也是低贱的。我想，要不是娘下堂，我就不会受到这样的屈辱。因此，我对娘的不解，对娘的怨恨，对娘的抵抗，从小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种怨恨，开始是一颗埋在火堆里的炭火，被厚厚的火灰闷在里面，看不见，后来是一粒灶火里飘出的火星，飘出就灭，再后来是一个小小的萤火虫，时明时灭，最后就是一缕熊熊的火焰，在我心里呼呼燃烧。

       娘使眼色要我哭，我不认为是娘对我的疼爱，而是娘对继父耍心眼。我不疼，我为什么要哭？娘叫我哭就是叫我耍心眼，我讨厌耍心眼的人！娘和老师平时都要我们诚实，这时候怎么叫我耍心眼呢？不耍！其实，我当时很疼很痛，只是我不愿意哭。我的肩和腿上的伤后来淤积成青紫色，肿了好几天才消失。也许是我心灵受的伤害太深太重了，肉体的伤害才不觉得。

       心灵的伤害，在我身上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全在娘的身上和心上，但我感觉不到娘的痛。娘身上和心上的伤，像一面镜子，在阳光下反射出一个圆圆的光圈，投射到我的身上和心上，让我感到晕眩、疼痛和窒息。

       我经常放学回家时看到娘跟继父或寨上人吵架，却从没问过娘为什么跟寨上吵架。我总觉得娘不应该跟人吵架或打架，那是不团结的表现，因为我的老师们天天教育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娘跟那么多人吵架就是搞不团结，肯定是娘的不对。我就没想过农村吵架打架其实不是娘一个人，人人之间几乎都吵过打过；我就是没想过娘不跟人吵，人家会跟娘吵，娘不惹事，人家会找娘惹事。我总责怪娘跟人吵架打架，却从没想过娘吵架打架是为了我们兄妹不被人欺负。老牛护犊不惜舍命的娘是在牺牲她的尊严来争取我们孩子的尊严，娘是用她身心的痛苦来赢取我们孩子的幸福。我却一点都不理解，只是固执地认为娘老跟人吵架很丢人。我把自己和娘完全划开了一个鸿沟，娘在鸿沟那边，我在鸿沟这边。我以为自己是一个不徇私情的铁面包公，简单地站在看似公正的立场来判断是非，来质疑娘的不是。尽管我从没当面质疑过，但在心里无数次质疑过，抗议过，甚至讥讽过。

       对于我和妹妹，娘对我的疼爱明显多于妹妹，也许我是儿子。别说人家动我指头，就是提我一个不字，娘都会跟人闹得鸡犬不宁。那时候，妹妹经常挨娘的打，而我却有生以来只被娘打过一次。之所以挨打，用娘的话说，我是贱骨头，讨打。

       那天放学后，我们一群孩子还舍不得回家，在学校里玩。先玩的是比胆子大，后玩的是比力气大。比玩胆子大，是从高高的屋梁上往下跳。我们猴子一样爬上高高的房梁，看谁敢跳下来。结果其他人谁也不敢跳，就我一个人一连跳了好几次。显然我成了孩子们心中的英雄。继父的儿子不服气，又提出比力气大，摔抱鸭子。“摔抱鸭子”就是汉族人讲的摔跤。继父的儿子说，你狠，你一个人摔我们大家试试？我平时力气大，加上刚刚从高高的屋梁上跳下来的那种英雄气和骄傲劲，当然不在话下，满口应承。于是来一个我放倒一个，来一双我放倒一双。一个一个全被我放倒。继父的儿子见难不倒我，又说，你那么狠，你困（睡）到地上让我们压，有本事你翻起来，那才叫狠!

       我想，这不就是像下棋让几着子一样嘛，行，让！我困（睡）到地上，你们都来压，我照样把你们翻个底朝天。

       僵持了半个小时后，我还是翻不过身来。站在一旁的妹妹急得要他们放开，可他们都沉浸在征服我的胜利中，哪里肯放。妹妹只好赶忙跑回屋里把娘喊来。

       看到我被十几个人饼子一样压在身下，娘的怒火不打一处来。她顺手操起一根棍子，朝着十几个孩子一顿乱扫，把孩子们打得七零八落。然后操起棍子朝我一顿猛打，你骨头贱，打死你！你骨头贱，打死你！看你贱不贱？！

       我当时并未感到是娘心疼我，而感觉是娘无事生非。我说，我们好玩，你打我搞什么，打他们搞什么？

       娘不是心狠，是要我长记性。娘说，我们不欺人，但也不能任人欺；我们不骗人，但也不能任人骗。

       事后，孔家大婶娘屋的二女儿告诉大婶娘，继父的孩子要我们比跳房梁和摔抱鸭子，的确是一个事先预谋好的阴谋，就是想让我跳死和摔死。

       怪不得他们爬上了房梁都说不敢跳，只我一个人跳；怪不得平时都跟我很要好的同学，那天都使出吃奶的力气，想压死我。

       天长日久，继父的孩子与我越来越有仇，跟娘更是形同路人。不管娘对他怎么好，他都对娘横眉冷对。我们从小听到的关于后娘的故事都是不好的故事，听到的后娘都不是好娘。后娘在小孩子的心中，就是尖酸、狠毒、鸡屎和唾沫。所以，当有人对继父的孩子说，你喊她娘做什么？你娘到天上了，早死了。你喊她娘，你娘会一辈子眼睛不闭。继父的孩子就真的不喊我娘做娘了，有时候还直呼我娘的名字。

       跟湘西的每一个深秋一样，那个深秋依旧很美。高山界的深秋，虽然霜天风寒，但还是漫山遍野的野花，漫山遍野的野果，漫山遍野的风景。肥美的湘西，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绽放的。那些野地里的鲜花，都带着野地里的野性，不计天时，不分地利，不管日夜，尽情绽放。红的、黄的、白的、粉的、紫的、橙的，都从一山一山的绿色里钻出来，挺直腰身，花枝招展。有羞答答低眉含苞的，有火辣辣勾人心魄的，有矜持持不知所措的，有端庄庄落落大方的，当然，还有温柔柔含情脉脉的。当花枝招展的花们逝尽芳华孕育果实、落尽繁华托举果实时，一树花蒂就是一个果园，一座大山就是一座粮仓。野花脱胎出来的野果，吸尽天然的甘露与芬芳，比任何人工种植的果实都甘甜、原生态。三月泡、龙船泡、野樱桃、野葡萄、野梨子、地枇杷、八月瓜、洋桃子、红泡、羊屎泡，好一个天然生态大果园。采野果，就成了孩子们一次又一次的狂欢。

       那天，放学回家的我们，忽然发现路边的“羊屎泡”一夜间红了、熟了，就大呼小叫地扑进了满山绿色。“羊屎泡”学名叫羊奶子，不是野果中最好吃的。但这个时候，只有“羊屎泡”熟了。跟羊屎一样大小和形状的“羊屎泡”，在满山绿色里，透出一丛丛密麻的红来，熟透的模样像涨得通红的奶头，要流出酸甜酸甜的水来，诱惑得我们的口舌也酸甜酸甜的，不知不觉流出来。

       我肯定是跑得最快摘得最多的。我箭一样射进绿色，靠近“羊屎泡”时，那些已经涨得通红的羊奶子，被我的手指轻轻一碰，就落入囊中。伙伴们蜂拥上前，摘啊，抢啊，一边往口里塞，一边往书包里装，还一边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你喊这蔸是你的，他嚷那蔸是他的！抢得手忙脚乱，欢快无比。大家一人一蔸都占山为王，各摘各的，相安无事。继父的孩子却依然容不得我，邀了他几个亲戚的孩子，扑向我这蔸，抢我的地盘和“羊屎泡”。抢不赢时，他们就拽下“羊屎泡”树，往我的头上猛扎！“羊屎泡”树是一种长满棘刺的小杂木树，那刺一排排的，锯齿一样，大的有大人的小拇指大，小的如绣花针一样大，尖利无比。我站在地势较矮的坎下，他们站在地势较高的坎上，拽下的“羊屎泡”树枝，刚好直击我的脑袋。他们一下一下地往下猛拽，刺一排一排地扎进我的脑袋。虽然很痛，但我却满不在乎，我要多抢一点，好给我妹妹和娘。我的心已经沉浸在抢摘“羊屎泡”的喜悦里了，那是劳动的喜悦，是劳动成果的喜悦，是胜利者的喜悦。我不晓得鲜血早已把我的头、脸和脖子都染遍了，不晓得鲜血早已被深秋的冷风凝固成斑块了，我已经痛麻木了。直到一个放牛收工的大婶路过看见吓一大跳而大声制止时，他们才停止了对我的进攻。那位大婶赶忙扯了一把草药，用嘴嚼烂，敷在我的头上。我才幸免于难。

        一个血人裹着一阵深秋的寒风滚进家门时，娘的惊讶和震怒可想而知。娘一边大哭，一边端来一盆热水给我清洗一头的淤血。血，已经把头发凝固成一块钢板了，娘得给我泡软。一盆的血水，仿佛不是“羊屎泡”刺扎出来的，而是娘心里流出来的。当娘看到我的头上密密麻麻地扎满了断刺时，娘像十月怀胎难产的少妇一样，哇哇大哭。那刺，一截截断在了我的头皮，却留在了娘的心里。娘一根一根给我小心地拔了大半天也拔不尽时，只好边剃我的头发边拔断刺！

       得知我被“打”成一个血人，一寨的人都跑来看。有的是开了眼睛的看，有的是抱了同情的看，有的是看热闹的看。我担心娘跟人拼命，被打吃亏，也不想娘打架打输了出丑，不想让伙伴们说你娘万人不和，就怎么都不肯讲是谁下此毒手，而是撒谎说自己不小心弄的。

       小孩的谎不是天衣，小孩的谎全是漏缝，娘很快就晓得是继父的孩子干的。娘冲到每一个参与“残害”我的孩子家里，站在门前叉腰大吼，有娘养无娘教的！你们喊人谋我儿的命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谋我的命！我把命送上来了，你们有本事就谋！

       自知理亏的人家，起先不敢接音。见娘越骂越起劲，就开了门来，对娘一顿猛踢猛打！人家人多势众，对付一个外来的弱女子，就像对付一只小蚂蚁。

       娘身上的血和伤，当然不会换来继父的同情。那些都是他的亲戚，他不会为了娘去找他们算账，何况他的儿子是主谋。这个寨子，除了孔姓人家，全是亲戚！因为山高路远，男不好娶，女不好嫁，就一个寨子之间相互开亲，开来开去，一个寨子都是扯葛藤动一寨的亲戚了。

        内外交困的娘，终于觉得自己救不了孩子，觉得自己成不了孩子的靠山。娘，选择了逃避和死亡。娘想，她一死，我和妹妹就成了孤儿，我和妹妹就是党的孩子、政府的孩子，就没有人敢欺负了。谁敢欺负党和政府的孩子呢？除非他不想活了。

       为了我和妹妹能够读书，娘和继父离了。一根藤子上的两个苦瓜，被命运的剪刀一剪，两个本是同病相怜的苦瓜都掉在地上，碎了。而苦的种子落在了土里，更苦的瓜果，在土地上发芽。

       那时是靠工分吃饭，出集体工是要打分的，打的分就是工分。工分是村里根据能力大小打的，满分是十分。一旦分数定了，就一辈子都是这分。人民公社村民都叫社员，每个社员都有一个工分本。出一天工，就在工分本上记一次工分，年底分粮时，就按工分积累的多少分粮，分得的粮食就叫口粮。

       娘那时不是体弱多病，而是非常健康，但却每天只有六分。分数是群众评定的，一个拖儿带女嫁过来的下堂女人，是没有群众基础的，何况金家一个大家族的群众，都成了娘的敌人，娘能够得六分，就是天大的恩赐。在人屋檐下，一滴水和一枯叶，都可以砸死弱小的人。

       为了能拿到更多的工分，分到更多的口粮，娘什么重活苦活都抢着干，那些犁田耙地的男人活，娘也抢着干。我至今还记得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那是我终生难忘的夜晚。

       那年，那晚，大旱了一个冬天的村子，就像一堆干草，一点就燃。眼已望穿的时候，滂沱的大雨终于在声声炸雷声中滚下。一个寨子的男人，都像冲锋的战士，连夜打着火把，上山犁田赶水。娘也从睡梦中一跃而起，赶着牛，扛着犁，走往山冈。

       孔家婶娘我们喊她大婶娘。大婶娘虽然在这个寨子是单家独姓，但没有人敢欺负大婶娘。因为大婶娘是大队支部书记，大婶娘的丈夫孔庆良是乡干部特派员。加上大婶娘为人善良、正直、公道，深得一个大队拥戴。那时农村建制不是以村为单位，而是以大队为单位。村叫大队，乡叫公社，最小的组叫生产队。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是上布尺，所在的大队叫下布尺，所在的公社叫茄通，全是土家族的地名，遗憾的是，我这个土家族后代已经不知道这些地名的意思了。

       大婶娘人特别善良，哪个有难她都去帮，哪个有苦她都想办法加点糖。即便揪斗地主婆婆时，也只是象征性的。上面抓得紧，她不得不走过场。斗完后，照样给困难的地主婆婆分困难补助和救济粮。我们一家更是得到了大婶娘一家的多方关照。每次娘受欺负后都去给大婶娘诉苦，大婶娘总是一边安慰娘，一边批评继父和那些欺负娘的人，继父和那些欺负娘的人就会安静一段日子。大婶娘的丈夫在外，家里就全靠她和公公带着六个孩子。她女儿就嫁在同寨的田家，二女儿和大儿子跟我差不多大，二儿子和三女儿跟我妹妹差不多大，四女儿很小。我和妹妹经常上大婶娘屋玩，玩夜了就经常睡在大婶娘屋歇（主人不说到我屋里睡了，而是到屋里歇了，显得是一家人，亲切）。

       其实，一个寨子坎上坎下住着，不用歇，摸着夜路，趁着月色，几分钟就到自己屋了。但有时候，伙伴们在一起玩得兴起，难分难舍，就经常你在我屋歇，我在你屋歇了。童年少年的情谊，就像刚刚降落还没走路的溪水，清亮清亮的，纯洁无瑕，亲密无间，令人一生怀念。

       娘跟继父离婚后，没马上搬走，我们还跟继父同在一个屋檐下，甚至是同在一个房间里。继父跟他的父兄分家时，只分得一间房子，但很高，很宽。宽可以隔成两间，高可以隔成两层。那时，满山都是古树，只要就地取材，房屋就很高很宽。娘跟继父分开后，房屋一分为二，我们依然可以在此安身立命。法院判的，继父再不乐意，也无可奈何。

       我们就挨着继父的火坑新挖了一个火坑，挨着继父的床新开了一个床。一个堂屋，两个火坑。一个楼板，两个大床。看似井水不犯河水，实则藕断丝连。的确，我们都各自生各自的火，各自做各自的饭，早晨或黄昏，当一个堂屋里两个火坑同时飘出炊烟时，那是一种怎样奇异的家庭景象？更奇的是，两家人分开了，两家的日子却连起来了，哪家炒了一点好菜时，都会分一点给对方。哪家什么没有了，另一家就会借给对方或者送给对方。如果哪家大人出远门没有回来，另外一家的大人就会主动照顾小孩的吃住。继父跟娘也不吵架打架，相互客气了。继父的孩子也不跟我斗气赌狠，经常在一起玩了。吃完饭，两家人会坐在一起聊天，讲家长里短，讲是非笑话，娘和继父还会轮流给我们摆龙门阵、讲故事。要死要活地分开了，居然若即若离地融洽和好了。你说这生活有多么奇妙和奇怪？

       这是距离产生美呢，还是生活太丰富神秘？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生活，有时候就是一潭深水，我们只能在水边踏浪、嬉戏，而不能在水里泛舟、游泳。我们只要不往深处走，就不会被卷进漩涡，不会被活活淹死。两家人原来如此水火不相容，可能就是把生活这趟水趟得太深太浑，全是漩涡了。

       相安无事且有点其乐融融的生活，使得继父想跟娘复婚，孔家大婶娘也劝娘跟继父复婚。但娘似乎已经看懂生活了，娘不想以复婚的方式打破这种平静，更不想以复婚的方式破坏我和妹妹难得的快乐生活。为了孩子，娘宁愿自己做一个与色、性绝缘的清教徒。

       但这种平静很快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病魔打碎了。那时，我十二岁，在茄通公社办的古丈县第二中学读初一。

       说起古丈二中，每一个古丈人都在心中藏有一种愉悦而神圣的情感。虽然这是一所乡下中学，但那时的古丈二中却极为辉煌，办学质量和声誉远远超过县城的古丈一中，甚至县长和县委书记的孩子都不是以在古丈县一中读书为荣，而是以在古丈县二中读书为荣。如今，古丈县从上到下出的人才和官员，有百分之七十出自古丈二中，古丈县现在在任的各科局负责人也百分之八十出自古丈二中。

       古丈二中坐落在从古丈到保靖两个县际的连接线上，在茄通公社的茄通村。背后是一座山，不高，像虎；左右两边各是一条岭，很长，若龙；两条岭的中间，是古丈县难得的一片开阔平坦地带，似毯。背靠虎威，肩倚龙脉，眼收坦途，可谓天时地利风水好。人们至今还怀念古丈二中，就是怀念古丈二中的好风水。风水好，才人气旺、人才多！

      古丈二中依山而建，最底的一级是两个很大的篮球场。第二级是一个台地，长满了绿草。第三级是一栋长有二十四间教室的教学楼，上下两层。教室前是一个很大的操场，操场上有两蔸桂花树、一蔸梨子树。桂花树一年四季郁郁葱葱，不落片叶。一到秋天，满校园都是桂花的芬芳。梨子树很高大，直插蓝天，走遍全国，我还没见过如此高大的梨子树，那一定是成了精的梨子树。教学楼的旁边是一个大礼堂，一般不用，只在雨天时用来开全体师生大会或上体育课。礼堂很大，几千学生装进肚里还绰绰有余。学校把余下的后半截作为食堂，开了十来个窗口，一天三餐，钟声一响，我们都像箭一样射进礼堂，抢着排队打饭。饭堂的旁边是专门用来炒菜的厨房。大教学楼的后面是第四层，第四层有一栋教师宿舍楼，六间，很小；一栋只有两间教室的教学楼。教学楼的两头两尾是四间教师宿舍。再后，就是连着的几栋学生宿舍和一栋很小的教师宿舍。

       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与那些青年单身教师没有一点隔阂，经常有事无事地去老师那串门，甚至吃饭时去老师那赶菜。老师只要有什么好菜，恰巧又有他的学生路过，就会叫学生去叉上一筷子。学生也习以为常，秋风扫落叶般把老师的好菜吃个精光。有的成绩好表现好的学生，甚至把衣服、鞋子、钱包等 “家当”都放在老师那，俨然把老师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全校几十个老师，个个老师家都住有几个学生。校长鲁开文家也不例外。老师对学生好，学生当然记得。学生记得，家长当然就晓得。如此，家长也会时不时地让学生从家里带些萝卜白菜和野味给老师，情意重的还会亲自登门拜访和感谢老师。老师当然不会占了学生的便宜，他们会千方百计把家长留下吃一餐饭喝几杯酒。一来二去，学生跟老师，家长跟老师，都亲人似的相互牵挂。如此亲密的师生关系及家长与学校的关系，自然在古丈县比风吹得还快。本就很小的古丈县，人人都晓得古丈二中老师好，古丈二中校风好，古丈二中成绩好！古丈二中，自然成了学生和家长希望的圣地和未来的殿堂。

       老师爱学生，学生就尊重老师，听课格外认真。几乎所有的学生读书时都有一个老师情结，哪个老师对学生好，学生上课就开心，格外认真；哪个老师对学生不好，学生上课就赌气，极不认真。好像学生读书不是为自己读是为老师读。这样，学校就会常常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对学生好的老师，他教的这门课，学生成绩普遍都好。对学生漠不关心或者比较粗暴的老师，他教的这门课，学生成绩普遍不好。

       幸运的是，我考上了古丈二中。更幸运的是，我的成绩特别得好。在古丈二中求学的日子里，所有的老师都喜欢我，所有的学生都敬重我。离开了上布尺那个让人伤心、没有尊严的地方，我在这里得到了空前的尊重。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那时只有高二，读完高二就高中毕业），全校几千学生，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我的大名，都会给我投来敬佩的目光，都会以和我做朋友为荣。上布尺那种家庭环境中的压抑和阴霾，一扫而光。我不但是学校的大明星，更是学校的“掌上明珠”。

       那时候，学校除了评“三好学生”，还评“三好标兵”，就是比“三好学生”还优秀的学生。全校只有两个，高中部一个，初中部一个。我读初中时，我是初中部的那个“三好标兵”。我读高中时，我是高中部的那个“三好标兵”。每年，都是校长给我发奖状、戴红花，我都要在全校大会上做典型发言，都要接受台下几千学生和老师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敬佩的目光。我个子不高，站在台上做典型发言时，就像一只小蚂蚁。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给我带来的自豪感，使我觉得在天空中飞翔一样，美。那时的奖励都是精神的，很少有物质的，即便有也只是一支钢笔或一个笔记本（呵呵，可不是现在的电脑笔记本），可那时的人们都因精神的鼓励而快乐，因精神的褒奖而骄傲。精神和荣誉，真的是金钱买不来的。不然，现今的亿万富翁们就不会那么空虚、苍白和不自信了。

      不自量力地，我很快坠入情网。我暗暗地爱上了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女孩。那时的爱情不像现在这样火辣辣、赤裸裸，而是羞涩的、地下的，像小偷一样。想爱却不敢爱，爱却不敢表达。期待、害怕、沉醉，奇妙地搅在一起，让人整天处在亢奋中。那时的男生女生是不敢写信、不敢递纸条的，爱和被爱，都在眼神里、表情上。我知道，那女孩也喜欢我，不然她不会那么对我好，不会把家里什么好吃的都拿来给我，不会有事无事就找我搭话，不会总找借口想与我在一起。尽管这样，爱的火焰，还是不敢燃起来。我知道，我们的地位相差悬殊，我们不可能修成正果。相反，只会是苦果。我不能给她写酸菜一样滋味的情书，不能让她过酸菜一样贫穷的生活。我的爱，只是一根火柴划了一下，没有去点亮一盏灯，没有去燃起一堆火，而是亮光一闪就灭了。即便我自己不掐灭这一点光亮，老师和她的家长也会掐灭。那时，学校只要发现谈恋爱，就会处分甚至开除。我的初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无疾而终。因为，我彻骨感到，我没有资格谈恋爱。爱，如果不能给爱的人幸福和快乐，就没有资格。

        当我爱一个人而感到没有资格时，我对我的家庭又增加了一份厌倦，对娘又增加了一种埋怨。如果，如果，如果，我想象了好多个“如果”来设想我的命运。我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后悔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慢慢的，这种悔恨越来越强大，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穿透了我本很脆弱的心灵，击溃了娘赋予我的所有亲情。

       每年的寒暑假，我不回家，呆在学校里守学校。我不是怕回家劳动，而是怕回家看寨上人对娘的欺负，对我的白眼。作为一个长大成人的男子汉，我不是用男人的血性和孩子的孝顺去保护娘，而是胆怯别人的白眼。我现在想，因为别人一道阴冷歧视的白眼，我就选择了逃避，放弃了娘，如果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刀架在娘的脖子上呢？我会怎样？我会不会眼睁睁地看着那把刀在娘的脖子上抹出血口？会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娘倒在刀下？很可能会。一寨子阴冷歧视的白眼，不但让我失去了血性，也失去了人性。我对娘的冷漠和粗暴，何尝不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刀呢？我不知道，我当时的举动，给娘的伤害有多深多痛，但我知道，我对娘的冷漠和粗暴，的确是插在娘心口上的一把刀。

       我呆在学校，参加学校的护校队，守校。一可以逃避家庭的郁闷和寨上的白眼，二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助，减轻家里的负担，三还可以利用寒暑假看很多的书，增加一些课外知识。暑假不回家，也许还可以以学校有补助可以减轻家里负担为由，寒假过年都不回家，实在是大逆不道。而且从初中二年级到参加工作，一连六年，我都没有回家过年。我在学校，可以吃到学校给我们的好年肉好年饭，护校队有十来个人，也很热闹。娘和妹妹呢？冷冷清清，孤孤零零，连肉影都看不见。我不知道娘和妹妹过了多少没有肉味的年？

       我不愿回家，娘只得到学校来给我送钱送米。农村的孩子在乡镇或县里读书，一般每个周末都要成群结队地赶上十多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回趟家，取米取菜或者跟父母要点钱。我们那个时候寄宿学校，条件好的农村孩子就在学校食堂买饭买菜吃，条件不好的，就只从家里带米带菜到学校吃。米交到学校食堂，再交点钱，叫搭餐。菜都是在家里炒好的酸菜，什么苞谷酸、豇豆酸、萝卜酸、大蔸菜酸、胡葱酸、酸辣子，应有尽有。之所以带酸菜，而不是新鲜菜，是因为酸菜不会馊臭，放上十天半月，都没有问题。吃饭时，就从学校食堂买点白米饭，就着酸菜吃。冬天菜冷，就把酸菜焖在热乎乎的米饭下，等热了再吃。全县各地来的酸菜，都是一种品位，却味道不一样。有的油多，香，有的还是跟腊肉一起炒的，更香，当然，更多的都只是没有什么油盐的。即便都不富裕，吃饭时，还是让人终生难忘。因为，没有一个同学把好吃的菜收着自己吃，而是拿出来大家分享。再不好的菜，也是大家一起品尝，一起分享。

       娘肯定不能每个星期都给我送米送菜，娘要出集体工挣工分养活我和妹妹。但娘每次给我送的酸菜，都很香，很好吃。油多啊，自然香。娘把一年出工分得的茶油、菜籽油都用来给我炒酸菜了，娘和妹妹一年四季都是烧的红锅子，就是说，娘和妹妹自己在家里炒菜时，从没放过一滴油，缺油的锅子，都变成锈一样的红锅子了。因为常年没吃油，娘和妹妹全都营养不良，全身浮肿。

        由于多年不肯回家，我不知道娘曾经在床上瘫痪了一年多，娘不允许妹妹和二姐告诉我，怕我伤心、担心和难过，影响我学习。我们那最偏僻，太闭塞，也无从从其他渠道知道娘的消息。娘瘫痪的那一年多，妹妹没钱读书，休了学，二姐离开姐夫和孩子伺候娘一年多。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时，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利用城乡的剪刀差和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四处进货出货，倒买倒卖商品。这种市场经济的商业行为，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是投机倒把，是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罪。一些没有倒买倒卖，但却经常外出，做点手工生意的人，也被当作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投机倒把分子进行打击。

        我至今不明白流窜犯是什么性质的犯罪，流窜犯可能是也像投机倒把犯一样，不务正业，四处流窜，才叫流窜犯。

        那天，在人民公社做特派员的孔庆良大叔到学校找到我，说我娘被抓到公社了，让我去看看。他说，娘是他抓的，全县搞运动，打击好吃懒做的流窜犯，他没有办法，不能徇私情，要我理解和原谅。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娘瘫痪一年多，病好了，不出集体工，而是好吃懒做，继续装病，拄着拐杖到处乱窜，丢社会主义的脸。

我一听娘好吃懒做，装病乱窜，丢社会主义的脸，我这社会主义教育出来的好孩子好学生，特别是社会主义教育出来的“三好标兵”，真是无地自容。娘怎么能这样呢？我一定要跑到公社问问娘为什么。

       公社与学校只有几百米之隔。我生怕老师和同学知道娘被当作流窜犯抓起来了，做贼似的，心虚得很。我恨娘丢了脸，又担心娘没有吃饭，就在食堂打了一碗饭，还跟同学借了菜票，打了一勺肉，装在书包里，边走边回头看看是不是有同学或老师发现了我的秘密。

       学校和公社之间的一大坝田园里，油菜花张灯结彩，开得正旺。春风的刷子，只那么轻轻一刷，一丘丘油菜地，就变成了一块块黄地毯。油菜花的鲜黄和芬芳把我浸润、淹没。我无心迷醉，穿过鲜黄和芬芳，朝着公社，一路小跑。

       公社很大，有五六栋房，都是两层楼的木房子。一栋木房子的一层楼全关的流窜犯，其他的流窜犯都是五六个人一间房关着，就娘是单独的一间，在二楼。

       当我端着饭碗站在窗户边时，娘惊喜地站了起来，随后就落泪了。娘已经好几年没看见我了，娘流着泪问，你来了，学明，孔庆良大叔喊你来的？

       我把饭从窗户里递给娘。娘没接，说，娘吃过了，是你孔庆良大叔送的，你莫恨你孔庆良大叔，他是不得已抓我，他对我很好。你看，他们都是几个人关在一间，就我一个人关在一间，这都是你大叔人好心好，照顾娘。你大叔送的饭里还有好多肉，比你送的还多。娘吃饱了，你留着。

       我一看，木地板上，的确有一大钵米饭，上面的确有不少肉。娘肯定是伤心难过，一口都没有吃。在讲究根红苗正的年代，出身寒苦，从小就过着流浪生活的娘，哪里受过这般政治侮辱？

       我说，你米（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人民公社哪门（怎么）会抓你？人民公社哪门（怎么）会随便抓人？你肯定做了。

       娘一听，就放声长哭，儿啊，娘真的米有（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党和政府的事，真的米有（没有）丢社会主义的脸，娘是冤枉的啊！

       我立马脸红心跳，慌张起来，我本是悄悄来的，娘这放声一哭，让人听到看到了怎么办？好多同学吃完晚饭会往公社这边散步呢！

       正说时，孔庆良大叔走过来了，孔庆良大叔见我这样说娘，变了脸厉声呵斥，你娘被抓，就是因为你！不盘你和你妹妹读书，你娘会瘫痪？你不拼命读书，你娘会被抓起来?你娘不是为你还是为哪个？你这个米有（没有）良心的，再这样对你娘，我把你抓起来！

       孔庆良大叔瞪着我说，死到你学校去，莫到这里怄你娘，不晓得你哪门（怎么）读书的？书都读到牛屁眼里去了！

       孔庆良大叔不屑一顾地，全校第一有什么用？连娘都不孝顺，全县第一都米（没）有用！死转去！

       娘在公社关了一天，就放了出来。当孔庆良大叔把电话打回大队时，作为大队支部书记的大婶娘把他一顿臭骂，你瞎眼睛了！乱抓人！学明他娘是什么人你还不晓得？你快把她放了！无缘无故地抓孤儿寡母，你让我以后哪门（怎么）做人？你不放，以后就不要死转来！

       大婶娘是孔庆良大叔的妻子，又是大队负责人，她的话当然起决定性作用。因为，社员是好是坏，大队支部书记最清楚。

       娘被抓的消息，还是在学校很快传开了。纸里包不住火，彭学明是学校人尽皆知的名人，彭学明的娘被作为流窜犯抓起来，当然会成为学校爆炸性新闻。只是彭学明以为别人不知道。

       娘刚放出来的第二天，晚自习，我班一个叫王自泽的同学突然站起来说，同学们，我今天有一个惊人的消息，我要检举揭发！

同学们问什么消息，要检举揭发哪个。

       同学们惊讶的目光和惊讶的嘘声，立刻像万把利剑汇聚一起，直刺我的胸口。前所未有的耻辱有如利剑般穿透我心，我在学校赢来的所有荣耀、所有尊严和所有敬意，此刻都因为他的“检举揭发”而烟消云散。

        我跑到王自泽身边，揪住王自泽衣领，指着王自泽的鼻子，我是“三好标兵”关你什么事？！你有本事也拿一个“三好标兵”！你眼红我“三好标兵”就污蔑我娘是流窜犯，你娘才是流窜犯！你娘不但是流窜犯，还是“地富反坏右”！

       他在我们班个子最小，哪是我的菜。还没等同学们回过神来，我三拳两腿，就把他打趴在地，起来不得！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就此彻底认为娘给我丢了大脸，我彻底得自惭形秽，自卑自闭，人前人后抬不起头来。尽管我还是“三好标兵”，尽管我还是荣誉连连。我从心底，自己把自己彻底打垮了。

       那一年的冬天，二十四个节气所有的日子都凝结成了最冷的冰寒。雪一层层地落，冰一层层地盖。层层冰雪，夜夜冰冻，整个世界就冷酷无情了。一层层冰雪，钢铁一样坚硬地冻结在地上。一根根冰柱冰凌，竹笋一样挂满了屋檐、树枝和沟坎。树叶、草、蔬菜和所有的一切都裹上了冰甲、戴上了冰盔。连续半个多月大雪封山，鸟无踪影。所有的人都天寒地冻得耳鼻冻裂，心里都是冰。

       在城里人的眼里，冰天雪国的世界是最美的，看不见肮脏，听不见喧嚣，只有一望无际的纯，一望无际的静，一望无际的美。而本来就宁静干净的乡下，这样的天气不能持续太长太久。太长太久的话，美就会被寒冷撕碎，变成恶劣，乡下人的生活就会被冻僵冻死。

       没有办法干活，也不会有人干活。坐在家里烧着旺火都暖不了身子，出门干活不是天冷冻死就是路滑摔死。眼看生产队的牛没有粮草就得饿死了，队长心急如焚，可动员谁谁都不肯割牛草。前面多次说过，我们那个寨子山高路陡，到处都是悬崖绝壁，稍有不慎，就很可能粉身碎骨。这样的天气割牛草，就是等于送死。

       娘却顶着风雪上路了。因为队长给娘承诺，只要娘在集体最需要的时候能够为集体出力，娘以后就可以多挣几个工分。这种承诺，使受尽委屈的娘，在冰天雪地里看到了希望。多挣工分，就意味着年底可以多分粮食，意味着娘手心里的两个孩子可以多一口米饭。娘和那个地主婶娘，非常高兴地承担起了照顾生产队十头牛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娘跟那个地主婶娘一样，觉得这是生产队长和集体的信任。生产队的牛，集体的财产，一般人是不让挨边的，谁要是起了坏心，把牛毒死了怎么办？娘的心里，充满了被人信任的自豪和满足。

       娘就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连续多天早出晚归割牛草。每天裹着一身冷气回来时，都摔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手上、脸上，也全是巴茅草划破的一道道血痕。巴茅草一年四季常绿，吃起来有淡淡的甜味，是牛最喜欢的草。巴茅草是根状植物，叶片很长，足有几米，一山一山的，生命力极强。像一把把绵软细长的钢锯，两边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锯齿，稍有不慎，就会划得皮开肉绽。这咬人的锯齿，在牛的舌头和口腔却不知道为什么不再是刀和剑，而是大山赐予的美味。牛的舌头和口腔那么翻来覆去地咀嚼，也不见划破一个伤口，流出一滴鲜血。也许是牛舌和牛腔长满了厚厚的老茧。

       连续一个星期后，娘终于倒在了冰天雪地里，是地主婶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娘背回家的。娘和地主婶娘的浑身都结成了冰甲，冰凌、冰屑和冰块凝结在娘和地主婶娘的头发、眉毛和眼睫。衣服冻成了冰疙瘩，一碰，吱嘎吱嘎响。地主婶娘说，娘在这边山割，她在那边山割，割完，她喊娘一起回家，喊了十多声娘都没有答应。她晓得大事不妙，赶忙去找，结果发现娘奄奄一息地倒在地上。娘流着眼泪求把自己背回家，说她不想做野死鬼吓她的两个孩子。冰天雪地里，同样瘦弱的地主婶娘，根本背不动已经冻得僵硬的娘，只能用一根绳子把娘自腋下一捆，把娘拉回家。那是一条何等艰难的路啊！好几座大山，好几座陡岭，还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地主婶娘的肩胛被绳子勒出了深深的血印和血口，娘拖在地上的双脚，磨掉了所有的趾甲，染红了一路的冰雪！

       娘一动不动地躺在火坑边，牙关紧闭，没有呼吸，熊熊的大火根本烤不热已经冻死的身子。年幼的妹妹吓得号啕大哭。已经跟娘离婚的继父，也不禁悲从心生，流出泪来。他和妹妹抱着娘一遍一遍地喊，一遍一遍地掐人中，终于把娘从死神那里喊了回来。

       想起来了，我并不是连续六年没有回家过年，我这年回去过。但我不知道娘那时实际上已经瘫痪了，我以为娘只是病情严重，一时起不了床。

       大年三十，我们没有鸡可杀，没有鱼可捉，没有肉可吃。娘躺在床上嘱咐我和妹妹把几斤大米和黄豆磨成浆，然后，让我们把她背到火塘边，坐在板凳上，一小勺一小勺地给我们炸油粑粑，也就是灯盏窝。

      “灯盏窝”是湘西最有名的小吃之一。磨成浆的大米和黄豆放进小墨水瓶一样大的一个容器里，拌点辣椒、大蒜和酸菜，在翻滚的油锅里一炸，米浆就从容器里脱离出来，蓬松蓬松的，浮游在锅里。炸熟捞起，金黄金黄，蛋糕一样。轻轻一咬，一包油香从里面冒出来，又香又辣又软又脆，真是人间难得的美味。

       我跟妹妹吃得津津有味，娘却一口都没吃。她病得厉害，吃不下。炸完，娘就精疲力竭，睡了。我跟妹妹守岁到半夜鸡叫。

        当时，我还是不忍心去，但娘说，你守校你就得守好，你都回来三天了，万一学校东西被人偷了，你就是罪人了。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不要打马虎。

       二姐一把屎一把尿地伺候娘近两年时，老天开眼，一个土家族的民间草医路过我家，给娘开了几副草药，娘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娘、二姐、还有妹妹，都不知道这个草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她们都一致认为是神仙可怜娘，感动娘，救了娘。

       重新站起来的娘，还是不能下地干活，只能艰难地拄着双拐，如蚁挪行。不能干活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分不到粮食。瘫痪快两年的娘，早就断了粮，断了炊。要不是二姐接济，我们一家早就饿死了。

       大病未愈的娘，要靠双拐走出山重水复的重重阻碍，不知是怎么走的？那求生的路，不知道该有多远多难和多长？

       看到一片田园，娘停下来，走进田园，捡拾秋收后遗落的稻穗。一线一线，一捧一捧，一粒一粒。

       看到一片庄稼地，娘停下来，走进庄稼地，捡拾秋收后遗落的苞谷、豌豆、黄豆、绿豆和红薯。一个一个，一爪一爪，一颗一颗。

       天快黑时，娘就找一户人家，跟人家讨一口水喝，讨一碗饭吃。如果人家不给，娘就另外再找一家。如果附近没有人家，娘就只好挨饿。实在饿得不行，娘就点一堆火，把缮来的苞谷或红薯烧一个，就着泉水充饥。然后找一座风雨桥或一处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铺一捆稻草，住下。

       空旷无垠的夜里，山风徐徐，星月当空，重重山影都若隐若现，朦朦胧胧，一幕比一幕深，一幕比一幕浓。暧昧的黑影，因为树的茂密和稀疏程度而浓淡不同。树木茂密的，黑影是一团一团的，深而浓，像墨汁；树木稀疏的，黑影是一块一块的，淡而浅，像淡淡的水墨。夜风猛烈时，那黑黑的树影，也摇曳起伏，像墨流动。熟悉的青蛙反倒跟鸟一样睡着了，不知名的各种昆虫，则不知疲倦地叫。这些叫不出名字的山地歌手，一定是拿黑夜当幕布，拿大地当舞台，拿星星当舞美了，娘是它们唯一的听众和观众。当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声音在夜空中飘来时，娘躺在风雨桥上或岩坎脚下，会不会害怕？夜空中高远明朗的星星，会不会让娘想起孩子的眼睛？各种夜色中唧唧的虫鸣，会不会让娘想起孩子的歌声？孩子的眼睛和歌声，会不会驱走娘的孤单、恐惧，让娘胆壮和温馨？

       每个村庄，每个寨子，娘都会缮上十天半月。娘是生活逼出的一把梳子，把村庄和田间，一一梳遍。

       久而久之，周围每个村庄和寨子的人，都知道上布尺有一个半身不遂的女人在缮粮盘儿养女，都被娘感动。

       所以，娘走不动或过不了某一个坎时，那些素不相识的乡亲们就会主动过来帮娘一把。如果碰到有的寨子还在秋收打谷子，善良的乡亲就会故意割断一些谷穗掉到地上，等娘去捡去缮。心地好的人家，还会主动把娘喊到家里住上一宿、吃上一顿。等娘缮到几十斤粮食时，那些人家就会主动地帮娘把粮食给我送到学校，给妹妹送到家里。

      娘千恩万谢，就要跟人家认姐妹，以便日后报答。乡亲们也不嫌弃，非常真诚地与娘结拜为姐妹。娘就有了好几个患难真情的姐妹。娘流离失所、缮粮求生的过程里，这些姐妹给了娘最真诚无私的援助，如果没有这些姐妹，娘也许早就倒在求生的路上，永不起来了。

       那时的人，真的是纯善啊！不趋炎附势，不嫌贫爱富，不背信弃义，不见死不救，有的只是真、情、善！

       娘就这样，拄着拐杖在茄通公社和断龙公社，前后缮了两年的粮食，度过了娘一生最黑暗最艰辛的日子。

       工作后，我见到了娘的几个结拜姐妹，我问她们为什么也不告诉我真相，她们说，怎么能告诉你真相呢？你成绩全乡第一，你是你娘的希望和命根，你知道真相若是不读了，你娘的希望和命根不就断了？我们岂不要了你娘的命？

      现在，我满眼的记忆里，都是娘在莽莽苍苍的大山里蹒跚挪步的身影，是娘在秋收后的田园艰难弓腰缮粮的身影。娘之所以那么瘦小，是因为山太大。娘之所以那么艰辛，是因为山太沉。娘之所以那么苍白，是因为山太深。所有的不幸和苦难山一样层层压向娘时，娘不但没倒，还草一样从夹缝中钻出，给孩子一缕绿阴。娘是中国乡村最朴实顽强的骨头，是中国女性最坚韧的品性。

       老天有眼的是，娘在床上瘫痪近两年，拄着双拐又两年后，终于痊愈，健康如初，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中国的高考，绝对是世界上最盛大的一种人文风景。千军万马独木桥的场景，既让人兴奋，又让人揪心。经历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文革”的中国，在长时间的动乱和冬眠中苏醒过来，明白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也找到了一条“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人才之路——恢复高考。高考，成了全中国农村孩子“鲤鱼跳龙门”的最佳途径，也成了全中国城市孩子“更上一层楼”的最好阶梯。1977年恢复高考时，整个世界都听到了中国考生的心跳，看到了那张决定中国未来的考卷。考生赶考的脚步，中国赶考的身影，就此载入中国史册，进入百姓人生。

       可是，我却名落孙山。所有人对我的希望都鸡飞蛋打。真应了那句“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材”。

       每次作文，我的都是范文，不但被作为全校范文，还是全县学校的范文。整个古丈县的语文老师都知道古丈二中有一个彭学明作文好，语文好。高考，我居然作文没写完，语文不及格！

       奇怪的是，没有考好，我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埋怨娘没有给我一个好的家庭环境。我还是在想，如果我不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天天吵闹不休打骂不止的家庭，我考试就不会发挥失常。我甚至还想，我如果有一个城里的好父亲好母亲，我根本不用考学就可以招工招干，大好前程。我没有一点对不起娘的意识，反倒觉得娘前辈子就欠我的。

       我不知道上天为什么要把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一片叶子，飘到哪里不好？为什么偏偏飘落到水里，漂浮无根？

       我更不明白上天为什么那么可恶，就不多给我一分。多给一分，我就不用死皮赖脸地再呆在农村，受人歧视和白眼了。那一分，就是一根命运的绳索，把我本该春风得意的人生五花大绑绑回了农村。那一分，是一把人生的锈锁，冷冷地锁住了我本很不幸的命运。

       我哭不出，也吼不出，只能在家里生闷气，发脾气。稍不如意，就毫无道理地对娘和妹妹大发雷霆。

       娘和妹妹每天都小心翼翼地安慰着我、维护着我，也回避着我，生怕一不小心惹我不高兴了，引爆地雷。

       是的，我是一颗埋回家里的地雷，我胸膛里全是雷管炸药和引线。家里弥漫的，也全是我身上强烈的火药味。

       那年，农村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包产到户。国家为解放农村生产力，解决农民温饱，将田土等集体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民，让农民自给自足，丰衣足食。

       舅舅和舅娘心疼娘和我们兄妹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就跟寨上的乡亲们商量，把娘和我们兄妹接回他们身边，以便有个照应。实行生产责任制，田土分到户，是舅舅舅娘接我们回去的好机会。那时回去，就可以赶上分田分土。有了田土，就可以解决温饱，不用颠沛流离了。

       舅舅舅娘和梁家寨的十来个人，翻山越岭把娘和妹妹接回了保靖，而我依然留在古丈读书。虽然我自出生后就没见过舅舅舅娘，但舅舅舅娘接我们回家的这百里山路，让我明白舅舅舅娘在一直牵挂我们，让我明白这百里山路虽然弯弯曲曲，却一直连着骨肉亲情。

       就着几盏油灯，娘和一个寨子的乡亲们都兴奋地抓阄分田分地和山林。轮到娘抓时，娘不抓，娘说，舅舅舅娘们，我不抓，你们分我们几娘儿母子是什么就是什么，烂田烂土，荒山野坡和乱岩窠，我们都知足。

       但舅舅舅娘们却不依的，他们怎么能给我们烂田烂土、荒山野坡和乱岩窠呢？我们是他们的手心，也是他们的手背，他们得对着列祖列宗，对我们一视同仁。

       娘抓的田土和山林都是好田好土好山林。分到田土那天，娘默无声息地流了一整天的泪。妹妹说，娘想着想着就哭了，想着想着就哭了。一无所有的娘，搭帮好的政策和好的乡亲，有了自己的田土和山林，哪能不哭？

       舅舅舅娘在屋后接了两间偏房，给我们安了一个家。两间偏房是用苞谷秆和小树枝围起来的，夏天透风，冬天透冷。一间用来放几件简单的家具，一间用来做饭。铺就开在舅舅舅娘家楼上。可以说，舅舅舅娘对我们是无微不至、贴心贴肉了。在上布尺受尽了歧视和磨难的娘和妹妹，非常满意这个来之不易的家和来之不易的亲情。

       我却安顿不下来。当我高考结束回到保靖时，我还是没有感觉到回到自己家，而是回到舅舅家。尽管舅舅舅娘极为疼我，尽管一个寨子的亲戚都对我很好。我没有家的感觉，没有根的概念。我跟着娘漂泊了十八年，娘十八年都没有给我一个像样的家，还是在舅舅家寄人篱下，让我人前人后抬不起头，我实在是装满了对娘的怨恨。

       娘和妹妹到舅舅家两年了，她们已经完全融入这片土地这种亲情。而我是第一次回到这里，这里的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我不认识这里的山水，不了解这里的人事，再强大的亲情也一时弥补不了我的隔膜。我一直呆在学校，一直得到的是老师同学的加倍赞美和呵护，我的心似乎都留在了学校。我更愿意把学校当作我的家。特别是当我高考失利，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灰溜溜地逃回时，耻辱的心更是极度失落，无所寄托。

       我没有想过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我应该是家里的顶梁柱。更没有想过我应该给娘和妹妹遮风挡雨，应该为娘和妹妹建一个家。

       我只想着所有的一切都是娘造成的。十八年的漂泊，十八年的逃离，十八年的奋斗，最终都随着高考梦想的破灭而变成了对娘无休无止的积怨和仇恨，火山一样，全部爆发。

       高考那场残酷而结实的青春博弈，让我完全扭曲了人心，变态了人性。我太想让高考改变我的命运，太想让高考逃离我的家庭，太想让高考开始我新的人生了。而高考，却残酷无情地撕碎了我唯一的一张命运通行证，斩断了我唯一的一根人生救命索。我怎么能不绝望地扭曲和变态？

       看我如此心态不好，暴躁，沉沦，娘很是心疼。知儿莫如母，娘理解我心里的痛心里的苦。娘把自己的痛和苦咽下，医治我的痛和苦。无论我怎么吼怎么凶，娘都不说我一句重话，也不让我下地干活。再忙，都不让我干，而是带着妹妹干。

      娘说，做娘的米有（没有）给儿女一个好日子，做娘的对不起他。他有气不对娘发，就米有(没有)地方发了。

       娘说，学明一直都在学校读书，米（没）做过劳动，做不起，等他坐到屋里看书，说不定哪天就看出息了。

       妹妹不可能考不上，妹妹成绩也是全年级第一，“三好学生”和各科成绩前三名的奖状报纸一样贴满了苞谷秆扎成的墙上。

       我说，你读不读不关我的事，你想让一寨人背后拿指头骂我是不是？我不想让一寨人讲我为了自己读书，不让妹妹读书。你不要到这充好人！

       其实，我早已得到了老师的话。我打电话问我的高考成绩时，老师在无限惋惜的同时就告诉我，只要我想读书补习，学校就免除我的一切费用，学校不想他们这个最优秀的学生一身武功废了。

       在我左右彷徨时，乌云沉沉的天空里，突然间漏下一线光来，照射到我人生的十字路口。阳光和雨滴同时飘落下来，架起了我人生的一段彩虹。

       兄弟第一次见面，却没有那种抱头痛哭的场面。十八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已经在我和哥哥之间隔了一堵很高很厚的墙，我们彼此是陌生的。特别是当我从乡亲们口中得知我是被老家人抛弃的时候，哥哥的到来，没有在我的心中激起一点涟漪。

       哥哥的这声娘，让我非常惊讶，并有了一丝感动。这些年，我一直怨恨娘，我都没怎么喊，哥哥居然喊了，我对哥哥有了一丝好感。哥哥喊的这声娘，让我想象出当年娘对哥哥很好。

       彭文贵二叔说，老家人听说你们搬回保靖县了，都很高兴。你们娘儿母子一走十八年，就学明两岁时你跟家云要抚养费见过一次就米（没）见你们了，大家都不晓得你们是死是活。现在你把一尺大的学明养这么大了，大家都想学明回去看看，都想你们把户口迁到熬溪去。

       彭文贵二叔说话时，哥哥一直在悄悄看我。他慌乱而迷离的眼神，看得出激动和不安。激动的是他有了丢失十八年的弟弟，不安的是这个弟弟会不会认他。

       我嘴上只这几个字，心里却有很多话，十八年了，我们在外面吃了那么多苦，你们哪个来找过我？哪个想过接我回家？现在，我长大成人了，可以自食其力了，你们假惺惺地来接我，我会去吗？还有，我自己对我娘和妹妹都这个样，你们会对我娘和妹妹好？鬼才信！

       我对那个老家，对那个老家所有的人，都充满了怨恨。我不需要他们这时候来献殷勤。十八年了，离开老家，我还不是照样活了下来吗？

       哥哥和彭文贵二叔踏着夕阳离开时，夕阳的余晖，洒给我的不是秋天的的炎热，而是冬天的悲凉。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他们的背影，特别是哥哥的背影。那条红壤的泥土路，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条脐带，连着我和哥哥，连着我和老家——那个我一岁不到就离开了的故乡。

       我开始想象我的那个老家那个故乡，想象哥哥住的木屋，想象我出生的那间房，想象寨子上的那些从未谋面的亲戚，那都会是什么样的呢？

       这时，我才知道，每个人都有一条根深埋在故乡，只要稍稍飘来一丝故乡的气息，根，就会紧紧地把你和故乡箍在一起。

       可是，当这种欲望和冲动出现时，娘和爹离婚时抢我的情景就会强烈再现，娘和我们所受的苦难就会一幕一幕在脑海重放。有一种声音在呼喊，不能去！不能去！不要忘记你是怎么离开那里的，不要忘记你是怎么吃苦的！

       娘说，娘跟你爹离婚，不是你爹不好，更不是你这个哥哥不好。他们都好。你爹是个老实人，心好，人好，脾气也好。你爹的父母也死得早，你几个叔叔，都是你爹讨米带大的。你爹还养他四叔四婶娘，给他们养老送终。你爹就是太懦弱，米有（没有）主见，什么都听他四叔四婶娘的。要不是他四叔四婶娘作怪，你爹也不会不要我们。

       这是我十八年来，第一次听到爹的有关信息。十八年来，我知道自己没有爹，就从来不跟娘问爹的情况。娘也知道爹对我幼小的心灵伤害很大，从不跟我谈爹。爹在我的生活里连个影子和符号都不是，就是虚无。

       也的确是一个虚无。我爹一生，连一张照片也没留给我，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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