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对一的教学。当然education也不是教育。翻译误事，已逾百年。英语的所有词汇，都不能够完全对应汉语的，心不是heart，父亲也不是father。我们的文化复兴，好像要从重编字典开始。一百年前，我们强调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共同性，——这当然是对的。可是，一百年后，我们似乎应该关注一下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了，这才全而不偏，不是吗？
一百年前，中国的教育不是这样的。从一百年前上溯到三千年前，中国的教育从来不是这样的。我们古代的人才，都是私塾官学系统教育出来的。如今，最后一代读过私塾的老先生，还有一些尚在人间。我和我的团队，这些年来到处拜访这样的老先生，询问当年的教育情况，采录当年的读书方法。昨天有人问起，那些老先生都是怎样的人？我郑重回答：不是现实中的人。和他们面对面坐，恍若隔世。他们吟诵的时候，会哭。他们和你一见如故，亲如家人。他们不顾年迈体衰，总是倾囊而授，或又拄杖带我们寻访他人，从未提报酬、版权，也从不怀疑我们是骗子，也从不担忧我们是文盲。他们都会随口作诗，儒经道藏，更是信手拈来。吃饭的时候，能为你解说每一道菜的来龙去脉。走路的时候，能为你指点每一处地方的历史变迁。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术药材、拳理兵法，都通一二。他们历尽苦难，死里逃生，却都达观开朗，笑对人生。他们是“士”，周坚老师谓横平竖直立于大地，他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气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气节不是一个架势，恰恰是亲切，是温柔，是可爱。
我们也认识一些会吟诵，但没有读过私塾的先生。这些先生或从家传，或从学堂、大学，或像我一样从采录习得吟诵。这些先生，就感觉是现实人物。这其中的差异，也难以说清，但就是感觉不同。所以不是吟诵使人不同，而是传统教育使人不同。
您教语文，教文学，教历史，教文化，只要是中国的，是不是就该了解一下古代是怎样教的。您是家长，是学生，是中国人，是不是应该了解一下古代中国人是怎么教育出来的。我们现在不想了解，是因为我们以为知道，以为没有价值，以为古人就是落后。章太炎先生说：目学变耳学。对历史的认识从亲眼见到变成了道听途说。我真心希望每一个人都在身边寻访一下读过私塾的老先生，亲身感受一下你以为知道的那种陌生。
在成都讲课，前面一位先生下台前说：世界上最会读书的民族是犹太人，中国人太落后了，我们要多向犹太人学习。我接着上台，不知道怎么往下接，迟疑了一会，只好说：恐怕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最会读书的，是我们中国人，只是我们都忘了。或者说，不知道了。
我们采录到的吟诵人，有一些是农民，有一些是妇女。他们并不是文人，可是会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我们总以为，古代劳动人民是不识字的，是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事实恐怕不完全是这样。孔子有教无类，他把本来是贵族的教育向民间大众开放了。封建制也是在那个时代瓦解的。此后，中国民间的居住形式，虽然也有依附豪门卖身为奴者，然而其主流，是宗族聚居。所以我们农村的地名，多赵家村李各庄之类。一个宗族能聚居，其中一定有富裕者，否则都是穷人，一定会流离失散了。富裕者或者宗族长老、大户人家，有三件必做的事情：修路、建祠、兴学。族有族学，村有村塾，家有家教，这是中国教育最基层的单位。这些私塾，有公立的，那么对于这个宗族乃至村子里的外族都是免费的；也有私立的，会收费，但是费用也不高，一般一个月一袋米而已。在原则上，所有人家的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没听说哪个私塾规定什么样人家的孩子不许入学的。当然，实际上，从家庭的角度来说，还是有条件的。首先是要有点余钱，不能穷得叮当响，其次，要舍得这个孩子不劳动。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是有三年义务教育传统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儿童三到六岁，也就是蒙学时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已经能调皮捣蛋，但又没有劳动能力，所以家长一般愿意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送去私塾。到了六岁左右，他能带弟弟妹妹了，能放牛了，能砍柴了，很多人家就会让孩子辍学，所以古代很多农民是受过三年左右的蒙学教育的，会背《三字经》《百家姓》和一些唐诗，但是并不是文人。上学的不只是男孩，也有女孩。古代也有女馆，专教女生的。也有专门给女孩读的蒙学书。我们采录到的吟诵调，有的先生会分男调女调，教男生是一个调，女生则是另一个调，比男调要温柔细腻。从小家碧玉到大家闺秀，都是要上学识字的。您回想一下笔记小说里的情节，是不是这样？那时候好女孩的标准是“知书达礼”。有人要说，古代给女孩的教育都是封建的、压抑人性、侮辱人格的，这个我不想争辩，只请您亲眼看看那些女孩的蒙学书，我们再讨论吧。
综合这些情况，中国古代的文盲率大概是世界上最低的。我们总有个印象，觉得旧社会文盲率高。这是因为1950年的调查数据是80%以上的文盲率，有的地方达到90%以上。但是，1860年代，外国传教士曾在湖南一带做过调查，结果是文盲率只有60%，而且还是一般的县镇山区。在城市，文盲率会低于50%。一百年间，文盲率的飙升有两个大的原因。一个是战争，我们都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百年。另一个更重要，是教育体制的急速更替。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旋即废止读经，政府只承认新学堂的学历。私塾大批消失，而新学堂却一时寻不到教师。今天全国都难觅国学教师，情况不是一样吗？只是方向相反而已。当年教育转型太急，以致于广大县镇农村，包括许多城市，新学堂一时难以建立，建立起来质量也没有保障，而私塾已经大量消失，结果是两代中国人，大批失去了受教育机会，文盲率一下子上升了近一倍。以前，不是这样的，古代的中国人，大部分是识字的，所以这个国家，叫做文明古国，这个地方，叫做天朝上邦。
不仅如此。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有子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教育并不是以识字为必须的。教育的目标，是把人培养成一个好人，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对族群有用的人，一个人生幸福的人。苟能如此，何必识字？慧能大师就是明证。
以前不识字的人，也受教育。我们采录到了很多不识字但是会大篇背诵《三字经》等蒙学，或者评书曲艺、戏曲民谣等等的人。北京老天桥的相声，有《歪说三字经》、《歪说百家姓》、《歪说四书》等段子。那时候相声可是撂地说的，围观的多贩夫走卒，十秒钟不让人发笑，场子就散了，可是要发笑，就得先背得过这些书。这就证明一般观众都是背得过这些经典的。《歪批三字经》我也听过，几乎把《三字经》的内容说了一多半，你没读过，真是一句也笑不起来。以前听评书说《三国》、《英烈》，那不是教育吗？看戏演《包公》、《梁祝》，那不是教育吗？农民也不是只有祈福求利习俗的。闻刘备败则悲，听徐达胜则喜，知耻而勇，知义而信，这就是人格的养成了。
况且，族有族规，门有门风。家族和家庭的教育，是代代相传的，是由父母和长辈口传心授的。老一辈的人都会说：咱们家人可是忠厚老实的，不能出去偷奸耍滑。又会说祖上的事迹，又会贬斥市井败类。小到待人接物，大到成家立业，都会谆谆叮嘱，细说利害。当然也包括生活常识、自然知识。骂人如果骂“没有家教”，就是对整个人品的彻底否定。可见，家教、门风，是教育的一个基础。
少数民族现在还有很多是没有文字的，其中包括一些大民族。难道这些人都是没有教养的？还是没有知识的？他们的知识、文化、修养，都是代代相传，口传心授，未必见得比所谓文明人差。他们的生活、人生也可以很健康、很幸福。
文字，只是教育的工具之一。科学，也是教育的工具之一。没有文字和科学，对人生会有影响，但不是最主要的。以前中国的教育质量如何？看看我们在几千年内的文明一直在世界前沿，看看我们凝聚来多少人，看看我们的文化成果，还不清楚吗？如果教育质量不好，两代人下去，这个文明就要衰落了。中国的文明能够延续不绝，而且一直高歌猛进，是因为中国的教育天下第一！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而是整个社会成员的教育，从理念到方法，从内容到模式，都是令人惊佩的！我举个例子吧。
中国古代是居民自治的。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自我教育，不是吗？以前的中国官员，最低一级是九品下，相当于现在的镇长，镇以下呢，就没有官了。村庄、街道、小区、胡同，都没有政府，一律居民自治。自治，靠的是长老、大户，更靠的是门风、家教。大部分的事情都可以在自治范围内解决。沈从文的《边城》巴金的《家》等等，让很多人对居民自治和门风家教印象恶劣，其实用逻辑想一想就知道，只是恶劣的东西，不可能为全体民众所接受并奉行几千年。人心都是肉长的，脑子不是都进水的，居民自治和门风家教，缔造了地方的安宁和秩序，塑造了正能量的人品，给了每个人以优化的生活，这才为大家所接受。今天，还有几家有家风？还有几处有自治？中国人的整体道德水平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至少和科学教育的发展严重不成比例吧。为什么现代教育没有带来相应的素质提高呢？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好人，如果把这个目的忘了，就很可能适得其反。识字的教育、学校的教育、专业的教育、科学的教育，这些都是途径，不是目的。在这些教育的背后，贯彻着一个精神的教育，一个做人的态度和方法的教育，做事的态度和方法的教育，这才是更重要的。今天，我们重专业教育，轻精神心灵情感信仰的教育，又或把两者脱节，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没有家教门风了呢？一个原因是，教育已经成为一个糊口甚至发财的职业，不是教师的人，或者教师在八小时之外，都很少再从事教育工作。家庭、社会的教育经常跟学校教育唱反调。这也说明，学校教育的理念没有贯彻到每个家庭。不过这也不是说学校的理念就都是对的。我们需要对此有个深入的思考。另一个原因更重要，就是很多家长自己已经没有资格教育子女。自己就没有素养、没有人格，如何激励孩子？家长平时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的自私自利、庸俗猥琐、无知无畏、混吃等死的状态，就是对孩子持续的反面教育。有几个家长在孩子面前敢说气节、人格？门风已堕，谈何传承？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状。文化复兴，往往从零开始。一穷二白，不知道该从何做起。有人说，是反右、文革，把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吓掉了。中国知识分子现在整体呈现无信仰、无品格、无作为的状态，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为什么会有反右、文革？积极进行反右、文革的不也是知识分子吗？这不是伟大领袖一个人想做就能做的事情。得有群众基础。群众基础是什么？就是对传统文化的集体蔑视，对传统品格的集体抛弃。结果是学习西方的独立自主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反而失去了本来的独立人格。不过，这么说有点过分，其实反右、文革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理想的，尽管是割裂了传统文化的根基不牢的信仰。改革开放再次延续西化未完的进程，到九十年代教育产业化，知识分子才真的彻底失去了信仰。教育产业化，老师上了台，还有什么脸面对学生？学生说：你不过就是来赚我钱的！我给了你钱，我就是上帝，你还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师道不存，学生的需求被摆在了第一位，上学是为了找工作，职业规划成为很多大学生入学后的第一课！
教育不再以人格教育为首要，是教育的堕落。这与全面否定古代教育有莫大的关系。
古人读书为了什么？很多人都回答说：科举做官！这是以偏盖全。很多人读书并不去科举的，而去科举的很多人也不是非考上不可的，考上的也不是都为了做官的，做官的也不是为了做贪官的。儒士是为行道而上学、出仕，这一点不可不知。
古代的教育，其目的是树人。把高洁的品格和文化的特质注入一个人的生命。从诵读经典到诗词文赋、琴棋书画，从理性到感性，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在进行人格教育。教育出来的人，可能成绩不好，但人品首先要好。这样的人，为世所敬重，并不在于做了多大的官。这样的教育的结果，是绝大多数文人的身上，有一种气节，一种精神。在任何地方，中国人都会团聚在这样的人的周围。
我这次去欧洲，看到中国人开始流散了。以前中国人是不流散的。不管到哪里，都有唐人街。有的是政府划的，有的是自发形成的。现在没有自发的唐人街了。中国人在国外不再聚居。以前为什么能聚居呢？因为有长老。不是钱，不是政策，那些都不是不可战胜的。现在没有长老了。长老是什么人？就是老师。是德高望重的儒士。有长老就有气场，有儒士就有道场。我看到欧洲教堂林立，最大最漂亮的建筑都是教堂。以前我们也是这样的，孔庙和宗祠林立。孔庙和宗祠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总是跟学校在一起。这是两位一体。西方是分开的，教堂和学校分别存在，分别进行教育。我们是合在一起的。现在海外的中文学校，还有孔子学院，只是school，没有church，老师只教知识不传道，不传文化，当然就没有长老，也没有道场。中国人无从聚起，于是大家都谈怎样融入当地社会。融入当地社会当然是对的，但是你给当地带来了什么呢？当地人也期望你能给当地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可你只是脱中入欧，令人失望。我们中国也是不断地聚集人的，聚来的人的数量是原有华夏人的十倍百倍以上。你看广东人和山东人一样吗？他们好像各自保持着一定的传统的，但是又能互相谐和，这就是中国的文化形态。
不仅是在欧洲，尤其是在中国，如果这个社会要想实现和谐幸福，就得发展林立的道场。现在我们有村庄、有小区，有居委会，有文明办，这些都是很好的条件。但是仍然没有道场。大家仍然对面不相识，每个人都说孤独所以上微信去摇朋友。以前的宗祠也许不适合现在，但是道场应该是永存的。中国的道场从来就是以学校为主体的。那不是西方式的学校，而是道场式的学校。所有的居民都是学生。这里没有神仙鬼怪，也不讲利益竞争。这里会讲健身养生，但也会讲舍生取义。这里以人格教育为主旨。所有的人也都是同学，学道的同学。什么时候中国的每个村庄和小区都有这样一个道场，什么时候大学有这样一个师资专业，什么时候农村大学生愿意返乡做一名道场老师，什么时候中国才能叫做小康社会。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我跟好多人说过，也尝试过，但是，好遥远啊。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做这件事吗？
在古代，文人儒士，就是一方民众的主心骨，一方水土的保护神。识字的人就是精神文化的集中所在。读书的人就比不读书的人要更有品格、更有气节。蒙古、满清南下，都是在东北横扫，人民望风依附，到中原长驱直入，各处难以抵挡，但一到江南，就艰难推进，反复拉锯，要攻坚，要屠城。江南人不是没有北方人高大勇猛吗？江南也不比北方更有天然抵御屏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江南文人多。自魏晋以来，文化重心南移，明清状元多出自江南。这个地方儒士多，就有气节。民风剽悍不管用的，城高水深不管用的，技术先进不管用的，人品的教育是最顶事的。古代的教育，主要是儒家教育，儒家的教育，是修身为本的。
若不明白这些道理，下面所讲的古代教育方法，就仅仅是技巧了。
无论是此前说的，还是此后说的，都是指主流、核心的部分，不是指全体。从五四到现在，很多批判传统文化的人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常把历史整体中坏的部分当成传统文化来批判。比如：传统文化如果好，怎会有三妻四妾的现象？怎会有缠小脚？怎会有昏庸皇帝？怎会有农民起义？怎会有窝里斗？怎会有劣根性？这种问法很奇怪，因为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也可以问：如果西方文化好，怎会有妓女？怎会有高跟鞋？怎会有希特勒？怎会有屠杀？怎会有金融风暴？怎会有西方的劣根性？
什么地方都有好文化，也有恶习俗。文化是人性的部分，不是动物性的部分。残杀和压迫，都是动物性，不是人性。文化是一直跟这些劣根性做斗争的那个部分。孔孟从来没说过要三妻四妾，朝廷也一直下令禁止裹小脚。我们现在要发扬的，是那主流、核心的部分。
大家对传统教育的印象恶劣，是因为有很多批判私塾先生、八股文、科举制的小说、诗歌、散文，那些当然基本上是真实的，可是只是真实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就像你看今天的西方艺术，或者读西方的报纸，你会觉得西方真是没救了，不是在悬崖边缘，简直是已经在坠入深渊。而实际上，西方的大部分都很平静，他们上不了艺术，也上不了报纸。那被批判的，是不符合文化的那个部分，是没文化、反文化的那个部分，是打着文化旗号破坏文化的部分。
教育也有三六九等，那九等的、等外的，就是反教育的。天天举着戒尺打学生的，非孔门弟子也！只令背四书五经的，非孔门弟子也！一心考科举做贪官的，非孔门弟子也！看看《儒林外史》吧，看看《官场现形记》吧。
吟诵也有三六九等。不是所有传统吟诵都是好的。所以不要拿某位先生的吟诵否定吟诵的规则，或者吟诵的整体。也不要拿某位先生的私塾，否定所有的传统教育。我今天说的，不是传统教育的整体，而是传统教育的主流、核心，是好的教育，是教育的理想。
我们今天要发扬的，是文化，而且是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有些人已经不相信传统文化有优秀的部分了，尤其不相信其主流和核心是优秀的，这就是很糟糕的事情了。对此争辩是没有用的，只能建议读读四书五经吧，再读读钱穆的历史著作。
现在可以专门说说古代的学校教育了。
前面说，古代的教育主流是儒家教育，儒家的主流教育，把教育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零岁到三四岁，为家学时期，实际上是自母亲怀孕开始的。胎教是中国词儿，最早见于《大戴礼记》。其原则跟现在的胎教理论没有大的差异。婴幼儿时期，主要的任务是健康成长，还有基本生活常识和礼仪规范。
三、四岁到六、八岁，为蒙学时期。古人一般三岁、四岁开蒙，进蒙馆。六岁至八岁进学馆，这个年龄划分跟今天的幼儿园、小学的划分差不多。蒙学的主要任务有礼教和乐教两部分。下文再详细说。
六、八岁到十二、十五岁，为学馆时期，主要任务是读经，也有习字、练武等活动。六岁以前一般不读经。读经要“详训诂、明句读”，还是要详细解释的。
十二、十五岁到二十、二十五岁，为官学时期，一般会去县学、府学继续学习，相当于现在去县高中读书。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解经，也包括琴棋书画、诗词文赋、经史子集等等内容。解经不是训诂，是讲义理。
二十、二十五岁到三十、三十五岁，有时甚至到四十岁，又是一个重要时期，以前往往被我们忽视。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学习专业。古人也有专业的，相当于现在的大学。学习专业要拜专业的老师，但也是文人，不是工匠。专业看自己的兴趣了，有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卜数术、政治军事，都是可以学的。还有一个任务，是行万里路，去交游。交游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在为出仕做官做准备。在做官之前，必须先了解官场，也要了解国计民生，还要建立自己的人际网络和声誉名望。杜甫玩到了三十六岁，才去考科举。古人也有很早去考科举的，那是为了练手，历历场，如果真是为了考取，那就走偏了。古人对于年少中举者，不贺。为什么？你什么都不懂，就去做官了，非家族之幸也。将来为祸国家，连累宗族的，就是你。以前常有人跟着西方学者指责科举，说不考政治经济学，不考行政管理学，不考金融贸易学，只考四书五经，所以中国官员都是啥也不懂的书呆子。果真如此吗？那中国早就垮于两千年前了。看看史书，中国的官员真是什么都不懂吗？实际上好像每个人都懂政治、经济、外交、科技。你可以说那都是师爷干的，可是师爷也是文人哪。况且老爷啥都不懂，师爷也无法可施。他们什么时候学的这些知识？就是这十年交游间。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
三十、三十五岁到七十岁，是出仕做官时期。当然，做不了官，就做老师，都是行道布道。不做老师，也可以做隐士，修身齐家，一样起作用。
古人七十致仕，回家养老。养老也不是不做事了，作为乡党长老，或以身作则，或著书立说，或兴学讲学，都是继续教育事业。
下面主要说蒙馆、学馆、官学三个时期，尤其是蒙馆时期的情况。
古代教育有很多地方今天看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比如说：一对一教学。这难道是真的吗？
从孔子到民国，中国所有的私塾、官学，都是一对一授课。老师从来不会面对两个以上的学生讲课。上大课只有一种情况，所谓“会讲”，也就是讨论课。老师的授课，从来都是一对一。——这是真的。
一百年前教育改革，章太炎先生反对，主要反对两点，一是“目学变耳学”，也就是用教材、课本。要知道我们古代的学校，只有蒙馆才有教材，也就是《三字经》之类，自学馆开始，就再也没有教材了，一律读原典。——这也是真的。——用教材，从此学生不读原典，所有的学问都是听说来的，所以章先生说“目学变耳学”。另一点，就是一对一教学变成一对众教学。
这两点，都是从西方学来的。所谓教育改革，就是引进西方教育模式。我们从日本模式、德国模式到苏联模式、美国模式，实验了一圈，最终就是今天这个样子，八个字评价，叫“不中不西，似是而非”。
西方教育为什么用教材、一对众？这与西方人的世界观有关。西方兴于商业文明，中国兴于农业文明，这是双方最根本的分歧点。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商业文明，所以流动、小家庭制、关注私利、重视计算、讲究契约、追求自由，农业文明，所以安土重迁、大家族制、关注集体、重视平衡、讲究仁义、追求天道。商业文明，信神，从希腊到希伯来到印度，都有宗教，一神论。所以也都有科学。科学和宗教是一体的。很多人都以为科学是在反宗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实际上科学是宗教的产物。科学也在根本上支持着宗教。当今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当属霍金。霍金先生获得了罗马教皇的嘉奖，理由是“您的理论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宇宙大爆炸理论，宇宙是从一个点开始的，向外爆炸而形成的。世界（宇宙）又一次统一了，统一于宇宙大爆炸理论。只要世界是统一的，有一个统一的规律，那么上帝就存在。不然是谁让世界统一的？宇宙凭什么要爆炸？宗教的一神论，就是在指出：世界有统一的规律，因为上帝是稳定的。上帝从不喝醉或者抑郁。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在寻找世界统一的规律。所以最大的科学家，最后都走向了神学。——牛顿晚年在做什么？爱因斯坦晚年在思考什么？——可是，世界真的有统一的规律吗？要是没有呢？凭什么一定要有呢？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基于农业文明的朴素的道理：世界没有统一的规律，或者说，规律是变的，所以叫做“道”，道者，世界元首在行走，他在变！所以描述“道”的书叫《易经》，就是“变易”的道理。您会看到，在《易经》里，都是整体平衡的观点，没有什么是一定的，都有很多可能性，掌握这些可能性很难，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世界有统一的规律，那么学生也就有统一的规律。把统一的世界规律教给统一的学生，所以要有教材，要一对众教学，要套公式，要考试有标准答案，横向混合学生，成批生产毕业生。
世界没有统一的规律，那么学生也就没有统一的规律。把变化的世界教给差异的学生，所以不能用教材，要靠老师，要一对一教学，要学生学会对付各种可能性，答案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纵向混合学生，一个一个地生产毕业生。
这就是文明的差异，没有谁对谁错，各自适应各种的文明。今天，我们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有这样两种相反的教育模式存在，这不是人类之福吗？我们都可以从对方身上受益。
不过我真的想说，还是中国的教育高明些。……这还需要论证吗？
老有人指责我们古代的教育压抑个性、压抑自由、压抑创造性、压抑感性，一说到学习传统教育，就质问：那创新能力怎么办？我们培养学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创新能力！现在到处都在说“创新”，弄个城市精神也有“创新”。要知道当喊出一个口号的时候，一定是缺那样东西的时候。到处喊“创新”，就是因为中国到处缺“创新”。喊“国学”，就是缺“国学”。喊“环保”，就是缺“环保”。同样的道理，西方教育喊“个性”、“差异性”、“创造性”、“想象力”，就是因为他们缺这些个。华德福也好，蒙台梭利也好，现在也都不是西方教育的主流。我们古代的教育，一直喊“规矩”、“道理”、“次第”，因为我们缺这些个。我们的教育，太个性了，都一对一了，还要怎么个性？所以我们从不谈教育的差异性。我们的教育，太富有创新性了，所以也从不谈创新。——这是真的吗？我想有人又会这么问。是真的，往下看后文会明白。——子曰：温故而知新。学吟诵的都知道，“而”是虚字连词，当长读，就是重中之重的意思。它表示三层涵义：温故和知新是两件事、先温故后知新、温故了就一定要去知新。创新从哪里来？从温故来。你觉得这是谬论吗？可是伽达默尔也这么说。20世纪西方哲学的最后结论。所有的创新，都来自对传统的重新解释。所以我们的古代教育，重经典，重基础，重传统。今天的中国为什么缺创新能力？答案一目了然。是古代文人的创造能力强，还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创造能力强？作为大学老师的我心里跟明镜儿似的。作为天天面对当代大学生的老师，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我都快让他们愁死了你知道吗！
哪怕是双胞胎兄弟二人，头一天一起入学，第二天，两个人就不一样了。一个人性急，就读《中庸》吧。一个人性慢，就读《孟子》吧。学习的内容不同、教法不同、进度不同、考试的标准也不同。这就是一对一教学。现在连博士生也没有这个待遇，就算这位博导面对一个学生上课了，他心里还不平衡呢，而教法恐怕也和教别的学生一样，是名为一对一，实为一对众啊。而我们古代的学童，是从三岁开蒙就是一对一待遇的。怎能相比！
这个法子，是孔子传下来的，至少是他确立的。看《论语》《孝经》《礼记》，孔子授课都是一对一的，是问学制。上大课一定是讨论课，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也有概论课。但是老师传授知识技能的时候，一定是一对一的。
一对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是人的教育，是针对个人的个性化教育。所有的私塾先生都做到了吗？当然不是，当然有混混。但是我们要学那好的，不是吗？一对一，你就要关心学生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到性格，为他设计独特的学习套路。这不就是以学生为主体吗？所有西方教育学所梦想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实现。
我们一直都说孔子的教育是因材施教，不同的学生给不同的答案，可是不知道这种教育态度是建立在一对一教学的教学体制上的。没有一对一教学，因材施教很难实现。现在不就是这样吗？老师们会讨论一个班的教学，到底是以好学生的需求为标准，还是坏学生的，还是中等学生的。这本身就是对因材施教的背弃。
现在的很多教育辅导班，打出了一对一辅导的招牌。可见一对一教学是多么有魅力。可是以前的一对一教学，比现在的辅导班、家教还要厉害得多，因为现在有标准答案，那时候没有。一对一冲着标准答案去，最终还是一刀切。没有标准答案，才是打开了天堂的大门。
有人说，古代教育没有标准答案吗？科举考试的八股文不是有标准答案吗？是，所以八股文有问题，为主流教育所诟病。但是，八股文正名是制义，是王安石发明的。王安石发明时，原意正是要打破标准答案。看看他做的八股文，个人之见横溢喷涌。所以八股文的宗旨是“代圣贤立言”，圣贤不在了，你要出来代替他们说话。你要说的跟他们一样，要你何用？明代以朱注为标准答案，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是流弊深远。而另一方面，你看见大家都在骂八股文，不是证明核心的教育并没有被八股文带走吗？八股文只考四书五经，都是先秦的作品，所以徐灵胎骂道：“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真的只背四书五经和注疏的，其他不读的人，是被人笑话的。文人哪个不会诗词文赋？哪个不会琴棋书画？哪个没读过诸子百家、史记通鉴？哪个不知道天文地理、农业水利、政治经济、中医武术？若这些个不会，这个文人没脸出去见人啊，怎么跟人交往啊！所以说，尽管科举不考，但是文人的教育，还是很丰富、很深厚的。因为儒家的教育，从来不以国家考试为目的，也不承认国家考试是指挥棒。
中国的教育，向来是私人教育为主流。自孔子开创此传统，因此他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中国的教育，主要都靠民间私人教育。县学、府学、太学，有时兴盛，有时衰微，而且名额有限，所以大部分文人不是官学培养的。儒家私人教育，以求道行道、济世安民为目的，岂是有限的考试所能指挥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所谓君子不器！君子是修身求道的，不是为考试而生的。
我看过不少学校和私塾，学校就不说了，现在私塾也难见一对一教学的。大家都是一本课本在手，一群孩子一起教。我想是很多人还不了解古代私塾教育的缘故。但是，也有人知道了一对一教学，还是不能去做的。我也听到很多老师的反映：这个太难了！不适合现状了。现在教一个班都课时不够用，再一对一，怎么教啊？没有足够的老师，没有足够的课时，甚至没有合适的教室。
那么古人是怎么做到的？古代的私塾，一般只一个老师，教十几个学生。书院，一般有几位先生，分别教学，也是一位先生教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学生。他们是怎么教的？您要说，我是面对五六十个学生啊，那么您就是三四倍的学生而已嘛，可是私塾先生是包班制，他一个人语文数学音乐体育天文地理政治经济书法绘画全教啊。您把其他课的老师都算上，现在我们学校的师生比例也是一比十几到二十的样子。完全做得到啊。关键是怎么做。
首先，一个老师要能承担语文数学英语自然品德音乐体育等多门课程。对于小学来说，一个老师承担多门课程是完全有可能的，特殊的课程的确不能上的，可以独立出来，比如体育。有的老师会说，我教一门就那么多学问，怎么能教好几门？这个说法有合理之处，的确即使小学一年级的数学也是门学问啊，往深里说也是深不可测，但是，教得差不多是不需要太多精力的，而且不同的课互相之间还有辅助功能。古人做得到，现在受过现代教育的教师也应该有此决心。
即使西方科学不适合一对一教，那么至少语文等中国文化课可以尝试改。如果不适合全部一对一教，那么至少尝试某些时候一对一教，但是一对一要形成主体才好，这样才能形成学生的一对一学习习惯。而且，一切都是尝试，也未必西方科学不能一对一的，至少某些时候。
这样的结果，就是班级变小，但是每位教师的授课时数增加。这里有个教师的劳动量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不管上不上课，老师们都是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的。授课时数增加，并不意味着劳动量一定增加，只要您会教。
现在我们即使面对20名学生，也还是不会一对一。除非真的只面对一名学生。这就是教学方法问题了。所以我们要借鉴古代的教学方法。
古代的教学方法，在一对一方面，最突出的，是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也就是自学。
古代学校的班级设置，是纵向混合班。现在我们都是横向混合班，是跟西方学的。纵向混合班，就是不同年龄的学生在一起学，蒙馆学馆从3岁到18岁都在一个班上，县学府学从15岁到50岁都在一个班上。
想一想，为什么一定要横向混合班？是为了学生有伙伴吗？伙伴不一定是同龄的，况且下了课还可以找同龄人玩。是为了学习时互相帮助吗？这个好像是纵向混合班的优势哩。所以说到底，横向混合班，是为了统一的教学。还是西方世界观的问题。
古代的私塾官学，上课的时候，每个人一个桌子，没听说两人一桌的，还划线分桌。这些桌椅的摆放、形式，都是与教学目的相关的。有时桌子也各各不同，因为是从各家自己搬来的。桌子有自己的个性，至少您知道鲁迅在他的桌子上刻了一个“早”字吧。这些潜移默化的东西都很重要。
上课读书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出声，但又不能大声，免得影响别人。这个度的把握，就是以先生听得到为尺度。先生坐在前面，可能正在给一名学生授课，也可能自己看书，但是他的耳朵听着你呢，每个学生，谁念谁不念，谁在念什么，他都听着。谁念错了，他就知道，就可以出声纠正。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也这样描述过啊。我们也采录过很多老先生，证实的确如此。
每个学生都在出声读，但又不影响别人，这种小声读的情况，古代有个词形容，叫做“书声琅琅”。现在好多人都写错字，写成朗诵的“朗”。什么叫“书声朗朗”呢？就是走进学校，听到学生们在大声读书。但是，是玉旁的“琅”啊，美玉的意思。两块美玉相碰，还大声，那不碎了。“书声琅琅”，是形容读书的声音像两块美玉轻碰，发出的美妙的声音，声音不大，而且各各不同，但是汇聚在一起又很好听，因为它是吟诵的，是唱的！走进学校，听到学生们在各自读书，旋律优美动听，声音不大但是汇聚在一起，真是一种享受！叫做“书声琅琅”。
好了，每个学生都在小声读，先生听得见，当然学生也听得见。但是声音的音量不大，可以使你在不想听时，在自己读书时屏蔽掉别人的声音，可以专心读自己的书。你会说，这个音量控制太难啦，当然啦，不训练当然难啦。你觉得笔直坐好手背后容易吗？还不是可以做到？就是个训练而已，很快就可以学会的。还有人说，别人在边上读书，我一定看不进去自己的书。那也是训练问题。从3岁开始练，不信你不行。
正因为读书声不大，可以屏蔽，也可以不屏蔽，所以旁人的读书声对自己也是个学习。试想一个3岁的孩子在读《三字经》，旁边一位8岁的孩子在读《论语》，这个3岁的孩子也要到6岁以后先生才教他《论语》，可是到那时候，他已经听人读《论语》听了三四年啦！学起来能不快吗？充分地利用休息的时间、走神的时间、玩的时间（学生经常坐在下面玩的，可不是现在这样守纪律，因为都是自学的，最后能背过就行，不论他怎么让自己背过的）来潜移默化地学习，利用潜意识学习，利用预习，利用量的积累所产生的加速度，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教学。你能说古人不懂教育、不懂心理学吗？现在说利用屏闪来学外语，利用睡眠时播音来学外语，同理的东西，古人都有的。
其余的好处，您也想得到。大孩子带小孩子，高年级带低年级，很多问题问师兄就可以解决，从《论语》就是如此。老师别操那么多心。大带小，不仅对小的有好处，对大的也有好处。要想不被师弟问住，就得好好学习。孩子们最重视自己的形象啦。老师不在，大孩子就可以代替老师管理班级，这也是一种锻炼。在班里，有长幼之序，有师门之谊，又可以培养待人接物之礼、进退洒扫之道。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尊重与爱护，并为这尊重与爱护而努力学习。西人所谓激励教育，我们古人也有的。
现在一个班都是同龄的，互相之间少了尊重，少了敬畏，所以怎么培养大家的团结友爱精神，就成了老师们头疼的问题。西人认为，团结友爱是建立在自由独立的基础上的（还是豪猪取暖），中国人认为，团结友爱是建立在差异秩序的基础上的。西人认为平等才有博爱，而平等就是平均。中国人认为，平等就是差异，差异就是平等。男人站着尿，女人蹲着尿，就是平等。西安交大非搞出一溜站着尿的女厕所，说男女平等，只会令人尴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差异的平等。没有差异就没有平等。现在西方哲人萨义德也这样说啊。
纵向混合班，就意味着自学量的大大增加。而古代教育的授课方式，也是与此相一致的。下面说说古代授课的程序，也就是今天所谓的课堂教学。
古代老师面授课程，分这样几个步骤。
第一步，授书。这是从先生的角度来说的。从学生的角度，叫“上书”。因为学生要拿着书自己上到先生的桌子那里，所以叫“上书”。授书（上书）又分三个小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点书”，就是学生拿着书，翻到要学习的这一页，教给先生。先生给他点出句读。古代点句读有专门的工具，比牙签略粗略长一些，一般是木制、鸡骨制、铁制的，也有高端的象牙制的。一头粗一头细，两头都有一个圆圈。用它戳上印泥，往书中断句的地方一盖，就是一个圆圈，表示句读。通常小圈表示逗号，大圈表示句号。也有小圈表示逗号和句号，大圈表示这个字用得好的。但一般评点精彩会用朱笔在字旁点一个点。点书这一节，如果学生年龄大，会句读了，就会是自己点好给先生修改。
第二个阶段，叫“读书”，就是先生范读，学生跟着读。一句一句地模仿。我们采录的情况，一般先生是读三遍。也有读六遍的，也有读两遍的。这个“读”，就是吟诵。吟诵的规则，依字行腔、依义行调、入短韵长、虚字重长，不仅把每个字读得字正腔圆，而且涵义传达得很完整、很深刻，但又是感性的、艺术的，这真的是高妙的方法。现在的朗读，是又难听又理解错，天差地远。我这篇文章不是说吟诵的，关于这方面的事情请见我的吟诵文章吧。
第三个阶段，教“讲书”，就是先生要讲解。不是不讲解的。现在读经很多老师不讲解。孰不闻《三字经》：“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王财贵教授说教儿童不解经，那是“解经”，不是“训诂”。解经是讲义理，训诂是讲字义。字义还是要讲的。一边读《三字经》，一边怎么不信《三字经》呢？不仅讲解字义，也会讲解简单的、学生那个年龄段可以理解的意思，就是串讲。
尤为重要的，是讲故事。朱熹的《小学》，是承前启后的著作，是后世最重要的蒙学指导典籍，其中大部分都在讲故事。每一条道理，都不是这样硬灌的，都不是只令孩子执行就行的，而是有故事引导。儿童做事的动力，多不似成人有是非逻辑，更多的是为获得尊重和承认，还有获得乐趣。
儿童在成人的老师、家长面前，一直是弱小的，所以他有长期的强烈的自卑感，他一直想展示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儿童常常夸张。叶嘉莹先生看到孩子们模仿她的吟诵，曾提示说吟诵不是表演，不要有那么大的动作。我就给叶先生做了如此的解释。儿童经常会夸大他的能力、情感，这是为了表达，为了争取获得承认和尊重。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要引导，什么时候他不那么夸张了，什么时候他就是心里有底了。我曾问学生：一个强者面对弱者的姿态是什么样的？他们举起胳膊作健美运动员展示肌肉状。我说你见过狮子对苍蝇这样吗？狮子的脸上常趴着苍蝇，狮子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是淡然的。狮子对羚羊也是这态度。只有对大象才紧张，才要低吼，要展示肌肉。紧张的、夸张的、激烈的和坚硬的态度，是弱者的表现。强者是谦卑的、温和的、超然的。所以我们要理解儿童的夸张姿态，也要引导他们变成自然的姿态，变的途径是内心的强大，也就是修身养性，深化内涵。泰勒吴先生看不惯小学老师的稚化教学语言，这里面也有个两面性，一方面我们理解老师们这样说话的原因，获得儿童的沟通认同感，易于教学，另一方面也希望老师们不要停留于此，要引导儿童变得成熟和自然。
所以说，儿童做事的动力，多来自获得尊重和获得乐趣。只告诉他要怎么做，不告诉为什么这么做，这是对儿童的不尊重，这个出发点就在消解儿童的动力。有人说朱熹这样主张，朱熹主张的不讲解，是义理层面的，不是完全不讲解。不讲解还加那么多故事干什么！完全不讲解，只是靠表扬来激励孩子，谁做得到背得出就表扬谁，这的确比靠惩罚要好，但是还没有激发出孩子最深层的学习动力。所以，要讲解。讲解除了训诂，还有讲故事。训诂和讲故事，都是在儿童能理解的层面进行的。面对什么年龄的孩子就说什么层次的话。现在出版的蒙学故事书，往往语言太成人化。前面说了，这是个度的把握。太成人，板着脸，一堆概念术语，也不对的。我们马上要编的蒙学吟诵，就要采用儿童文学的口吻讲故事。为什么要讲故事？因为儿童的感性比理性发达，更容易接受从故事中得出的道理。所以，教《三字经》，要讲故事，教《弟子规》，要讲故事，教《论语》，还要讲故事。很多人以为古代私塾先生不讲故事的，这是误解。
现在还有一种倾向，以为故事就是童话。儿童文学就是童话童谣。这恐怕也是一种误解。所谓童话，是从西方来的概念，是神话的变种。西方人信神，历史大都变成了神话。中国人信祖先，神话大都变成了历史。西方的神话，流传在民间，在中世纪以来，慢慢以同样的形式，产生了很多民间故事，都带有巫术和神话的色彩。我们说《格林童话》，这是翻译的误读，格林兄弟搜集的是德国民间故事，为什么就是“童”话？你看看有几篇是适合讲给孩子听的？不仅是恐怖荒诞，而且表达的思想很多都是功利的。《安徒生童话》才能叫“童话”，因为是专为孩子创作的，但也不是全部。狄更斯的《圣诞故事集》也是。儿童文学，在西方是缺乏传统的，至少不比中国强。中国还有《小学》之类的书呢，当然也不纯粹。
童话是现代产物，是适合儿童阅读（阅和读！）的作品，那么童话就跟西方的神话巫术没有必然的联系。不是大灰狼喜羊羊才是童话，那是西方的传统。我们中国是崇拜祖先、讲究历史的，所以我们的故事大都是历史故事。自五四以来，有人专门搜集中国的民间故事，也是神仙鬼怪的，这是以西方理论观察和阐释中国文化，有积极意义，但不够。中国民间故事的主体，是历史故事，是桃园三结义，是武松打虎。神话和传说在中国大都变成了历史。搜集民间故事的时候，故意忽略这些，而专门找白蛇传之类，本身就不是科学的态度。因为在西方，历史和神话是分离的，所以就不承认历史故事在中国是民间故事，这种以西方为天下共同规律的观念，该结束了。儒家的想法，是以史为鉴。历史在儒家眼里不是客观的，但却是真实的。不是真实就一定客观。客观是没有主观因素，实际这是不可能的。儒家是以史证道，记录和编写历史，都是从道出发进行考察，《尚书》《春秋》《左传》确立了这样的史学传统。中国的历史故事都是有教育意义的。怎样在这样的历史故事中，选择出适合今天的儿童的故事，又怎样以适合儿童的方式讲述给儿童听，这是今天一件很重要的工作。现在有台湾的《吴姐姐讲历史故事》和合肥薛瑞萍老师的《薛老师讲中国故事》，就很好，但是还不够，还应该有更多、更丰富的作品。
以上说的是古代私塾授课的第一步，授书（上书）。那么一天授多少次书？一次授多少书？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古代蒙馆的学习时间，一般是一天2到4小时。学馆的学习时间，一般是一天4到8小时。古代有很多“儿童十二时辰图”之类的画，看一看就可以发现，儿童除了吃饭睡觉，大部分时间是在嬉戏。学习上课的时间很少，作业也很少，或者没有。在这几小时的时间里，授多少书，由儿童自己决定。因为他上完了书，要回去背。背会了，要给老师检查。什么时候背会？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觉得背会了，就举手告知先生，于是再次上去。所以是学生掌握着学习进度。当然老师也会适当干预，但是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习是自己的事情，这一点，在私塾是共识。学生进入这个集体，很快就会适应由自己来决定学习进度。
一次授书的内容并不多，像开蒙的时候，一般就是十个字左右，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就是一次授书的内容。到大一点，就到二三十个字。到学馆，一次一般也不会超过一百字。一天上多少次书？我们采录到的，最多的一位先生，是一天十次。他说，我小时候是神童啊，一天可以上到十回书啊。那么别人呢？他说，一般也就三四次，也有甚至一天就一次的。可见，大概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或者上午两次下午两次，是比较正常的情况。一天的学习内容，在几十字到一两百字之间。这个进度，现在看起来好像很慢，可是您算算，这是每天新学的内容，就按一天一百字，一年就是三万字，十二到十五年的私塾学习，就至少积累了三五十万字。关键这些都是熟背的！此外还有泛读，泛读是私塾学习的一个重要特色。除了学习新课，还要复习旧课。复习是每天都要进行的事情，这样循环不已，才能没齿不忘。
古代文人能背过多少字？一般在几十万字到几百万字之间。大家都听说过茅盾能背《红楼梦》吧？随便打开一页，他都能背下去。能背《红楼梦》的不止他一个。《红楼梦》一百万字。这还是当玩的。真正要背过的，首推十三经。科举要考的。八股文是从十三经中随意抽取一个词、一句话、一段文字，就以此为题作文。所以十三经都是要背过的。十三经多少字？据南宋郑畊老统计，周易24207字，尚书25800字(近人黄侃除去伪古文，则17925字)，毛诗39224字，周礼45806字，仪礼56115字，礼记99020字，左传196845字(孔子春秋本文18000字)，公羊传(清阎若琚统计)44075字，谷梁传(清阎若琚统计)41512字，论语13700字，孝经1903字，尔雅13113字，孟子34685字，大学1753字，中庸3568字，共计641326字。
背过这64万字就可以进考场了吗？当然不行。因为你还不会写八股文呢。八股文是十三经为题，所以古代的高考复习资料叫“高头讲章”，就是把十三经的每句话都作题目，下面附上一篇典范八股文。排版的时候，题目也就是十三经正文高出八股文，所以叫高头讲章。没有这些高头讲章做底，你怎么敢进考场？一篇八股文多少字？五百字到一千多字。也就是说，要看十三经的千倍的文字。一个考生掌握的数量大概就在几亿字。其中不会都背过，但是背过的也当在百万字以上。
背过十三经，掌握高头讲章，就可以了吗？当然还是不行。明清科举虽然主考八股文，可不是不考诗词文赋，况且诗词文赋也是八股文的基础。要掌握诗词文赋，就要背过或熟读楚辞、乐府、汉魏六朝赋、古诗、唐诗、宋词、元曲、诸子百家、文选、古文观止等等一系列诗文，字数也不在几十万以下。
这样就可以了吗？当然还是不行。没有读过《史记》算什么文人？没有读过《资治通鉴》算什么文人？所以还要读史，好的也要背过。此外，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卜数术、拳理兵书，都要涉猎。琴棋书画、文武双全，这才能算是个文人。
所以说，古人文人能背过几十万字到几百万字，决非虚言，也非大言，而是保守估计。现在我们的学生能背过多少？我在大学教课，大一新生我总会问：能背过多少字啊？有一万字吗？下面都摇头。有五千字吗？下面还摇头。这就是我们的教育。
不过，这还不是全部情况。有位中学老师告诉我，他在班上做了个调查：你能唱多少流行歌曲？结果，大部分学生能唱一千首以上的流行歌曲。大家进了卡拉OK厅，就知道什么叫会唱歌了。中学生正在追星期，会一千首歌不算多。一千首歌的歌词有多少字？十万字左右。我们的中学生能够背过十万字以上的歌词！可见，中国人的背诵能力没有丢失，只是背错方向了。
为什么歌词好记？因为它是唱的。以前我们的诗文都是唱着背的，这就是吟诵。吟诵比现在的唱歌还有一点不同：它是你自己的调子！所有的经典、诗文，都是你在作曲，是你自己的流行歌。你自己创作的歌会记不住吗？
还有人说：有必要背那么多吗？你看人家美国学生就背的很少。是，当然，那是西方文化嘛。前面说了，西方人认为世界有统一的规律，所以做实验，找到规律就行，剩下的就是套规律、细化规律，以及不同规律之间的关系。所以，学习是一个抽象的过程。中国文化认为世界没有统一的规律，只有不断变化的道。掌握道可是很不容易的，不是背过一个公式就行的。你看孔子说仁、说孝、说君子，都是因人而异的。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敬。”子夏问孝，子曰：“色难。”这都是根据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情况做出的答案。比如子游看来是能养不能敬父母，子夏看来是对父母态度不好，等等。那到底什么是孝？你要是这么去问孔子，他就会根据你的情况做一个回答。你要是说：“请先生给我们一个标准的、统一的答案吧！”孔子就会像达摩那样回答：“把你们带来我看！”这世界上没有一样的学生，就没有一样的答案。但是，每一个答案又都是道，都很深刻。但是，又不是说所有的答案背后都有一个一致的核心，那就又成西学了。看到太极图了吗？那就是一个大致的描述。没有核心，只有不断变化着的不同的核心之间的关系。这么表述其实还是不准确的。真是不能说，说出来就是错。就像吟诵也是一样。我一直在强调吟诵的规则，这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读书太不守规矩了，可是，我若生在宋元明清，我定要强调突破规则。规则不是死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可以突破的，只不过，每一次突破要有理由，不能没道理。好了，一个人，可以面对不同的人说出不同的答案，每一个答案都是恰好针对那个人的情况的，这个人当然是知道问题的答案的，这就是得了“道”的人。得道之人和得公式之人，差距有多大！
所以中国的文化，不是背过条条框框就行的，必须连材料一起掌握，了解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了解大道的各种变化和变化的理由。所以，中国人的学习要背过很多东西。背和不背是不一样的。背全文和背选本又是不一样的。对于西学可能差不多，对于中国学问，却差距很大。《论语》492章，如果只看过选本100章，那392章都没看过，在以前的中国人看来，一定是如瞎子摸象，只得其道的几个侧面。比如只读了孟懿子问孝，那就以为孝是无违于礼。其实这只是孝的一种表现。而要命的是，如果固执于这道的侧面，排斥其他的孝的表现，结果还不如不知道什么是孝呢，有害无益。所以，要读就读整本。现在您就明白为什么章太炎先生反对教育改革“目学变耳学”了吧。教材、课本这个东西，对中国文化来说，常是弊大于利，甚或流弊无穷。现在就是这样。所以古代教育没有课本，都是读原著，整本读。都要整本读吗？那也不是。如此固执，就又是有违大道了。不是所有的都整本读，都要背过，而是重要的要整本读，典范的要背过。哪些是重要的、典范的？大家有个大概的认识，比如十三经。但是这个认识也是随着时代的不同、流派的不同、人的不同而不同的。至于其他的，哪个更重要，更是因人而异。十三经内部也不同的。根据学生的情况，有的可能要重点读《孟子》，有的可能要重点读《左传》。如此丰富多变，可是跟今天还是有质的不同。因为今天我们是基本不读原典，读也只读极少量的选本，而且还是配着教材做着西方式的解说的。——读书人一声长叹啊。
好了，前面说的是授书。下面说第二步，是背书，学生下去自己复习。复习的内容不仅仅是典籍本身，还包括典籍的注疏，和老师的讲解。其中有些是要背过的，有些是要理解的。
古人背书和今人也是不同的。今人背诵，就是要把文字记住。看看学生们在背诵时候的脸，那表情，是紧张的、痛苦的，也是茫然的。那表情说明，他们在努力记住课本的内容，要把课本的文字灌进心里。古人的背书不是这样的。试想，老师叫张三上来，教了几句诗文，带读了几遍，讲解了一下，就让张三下来了。张三回到自己的桌子，要背书，因为过会还要再上去“复讲”呢。怎么背呢？他一定是这样：“先生说了，这几句这样读：床前——明月！光——，哎呀，真难听！”要知道，先生教的是吟诵，而先生的吟诵没几个是好听的。为什么？您去卡拉OK厅看看就明白了，一片鬼哭狼嚎。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录音棚里出来的音乐，都听mp3，听广播，觉得所谓音乐，就是那个样子。错了！那是录音棚里修饰过的音乐好不好，还是专业人士唱的好不好，原生态的唱歌，有几个是好听的？包括现在的歌星，有几个敢现场清唱？什么是音乐？就是从心里自然流出来的声音，它可以不好听，但却是真实的。录音棚里的声音是假装的！所以叫表演！表演艺术永远是二流的，生活艺术才是一流的！这是我从秦序先生那里学来的真理，受益终生。现在好多人不敢当众唱歌，为什么？怕唱的不好听。这都是现代“音乐”害的。还有人说“我五音不全，所以不唱。”唱歌是上天赋予我们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唱歌！五音不全，是别人听起来你五音不全，你自己听着，一定是全的！在洗澡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大声唱的歌，才是真正的唱歌，因为那是最放松的时刻，那是心里流出来的声音。唱歌，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唱给自己听的，一种，是唱给特定的对象听的，我就是唱给你听的。别的情况，唱给不知道什么人听，唱给一大片不认识的人听，这都是假装，不是真唱歌。在古代，只有失去了人身自由的人，才被迫做这样的事情，明白吗？所以古人瞧不起戏子，因为他失去了人格。戏子也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好戏子会修身立德，尽量真诚，反而令人尊重。今天全变了。
我说这些就是想说明，唱歌是自己的事情。别人唱的歌，再好听，也不可能完全适合自己。学别人唱歌，哪个人能学得惟妙惟肖？都会有所改动。改动是正当的！现在有些老师不敢教吟诵，为什么？怕唱歌不好听，让学生笑话。这就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你又不是歌唱家，又不是录音棚的电脑，凭什么要唱歌好听？您是语文老师，又不是音乐老师，怕什么？不要想一定自己先成吟诵家，再教孩子，那就不是教孩子语文了。唱的不好，是正当的，还怕您唱得太好呢。唱的不好，才给了孩子们超越的空间。当然，这也不是说就该唱的不好，当然要努力唱好，但唱好唱不好，不是以嗓音好听、旋律优美为标准的，而是以理解到位为标准的。老师的优势在这里。孩子们一学，不管是跟您学，还是跟录音机学，总之不会学得很像，这时就是老师的功力了。您要抓住核心的东西，就是吟诵的规则和内涵的理解，这两样有问题了，您就指出来，要求纠正。这两样没有问题的，就一律鼓励：好啊好啊，唱得真好，比老师好，比录音机也好，太好了！这样就行了。最终孩子们就会有自己的音乐自己的歌。这就是古代私塾先生的教法。
我们回到张三。张三一定觉得先生唱得不好听，即使先生嗓音很好，是个歌星，也不可能完全适合张三的乐感。于是，他就会改——改别人的唱是本能！我教了这么多年吟诵，很多人都号称是跟我学的，可我就没听过一次跟我一样的，有的简直面目全非，但是，这就是正常的。改是对的！——改完以后，再上去唱给先生听的时候，先生就会像前面说的，抓住重点做指点，其余一律鼓励：“啊！很好啊，比先生我读的好听多了！就是那个‘前’字还要再拖长一些，还有，别那么悲伤的样子，看见明亮的月光不高兴吗？这时候李白还是很高兴的！明白了吗？再去读读试试，会更好听的！”就是这样。我们采录吟诵，有时会采录到几位是同学，有时甚至能采录到师生，结果，没一个人是一样的！当初不是一个老师教的吗？怎么差距这么大呢？就是因为老师当初没有要求学生跟老师保持一致，反而是鼓励不一致的。这跟今天的所谓“音乐”课的教法是完全不同的。而那才是真正的音乐，人的音乐，中国人的音乐。你要是说，中国音乐原来就是一大堆不专业、不好听的东西啊，那么请你听听我们编辑的《吟诵集锦》，再请你看看中国音乐史，让你明白中国音乐的美妙、高雅、复杂、深刻，以及人人都是音乐家的史实。没有吟诵这样的音乐基础，就没有中国音乐。现在的所谓“音乐”是空中楼阁，没有群众基础，也没有文化之根的，只有一味假装，只能赚初中生的钱，这不能叫音乐！
现在您明白了吗？古代学生的背诵，是主动的行为，是作曲，是一种创造！学习不仅仅是接受，更是创造！这种现代西方教育学的理论，古人早就明白的，早就实践了的。自己作的曲，自己记不住吗？所以古代学生的背诵效率很高，效果很好，而且很快乐。
再下一个层次才说读书大部分是唱的，即吟诵中的吟咏。唱比诵更容易记住，这是常识。前面也说过了。诵，也比口语式的念，或者现在一字一拍的念字式的读法，要容易记得多，因为同样，诵的抑扬顿挫，也是有声音的涵义的。
有了这两个层次：创造性行为和吟诵，背诵在古人就不是难事了。而且背得快乐，脸上的表情是陶醉的：“不亦悦乎！”像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所描述的那样：“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古人授课的第三步，叫复讲。这又是中国教育天下第一的秘诀之一。复讲就是学生背好书后，举手告知学生，于是再次上去先生那里，要检查。检查通过，就可以再次上书，所以是学生决定着学习的进度。那么什么是复讲呢？是不是老师再讲一遍呢？不是。是学生讲！老师刚才怎么讲给你的，请你再复述一遍。
我一直觉得，这招太毒了。我们做老师的都明白，什么才叫真学到了本事？就是能讲给别人听。认真听课不保险，认真做笔记更不保险，猛背也不保险。什么才是真掌握了？就是能教别人了。
古代的儿童是从三岁就开始做这项训练了。三四岁的时候，刚开蒙，老师教的东西很少很简单，是他可以复讲的。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增加难度，但一直是他那个年龄可以承受的。就这样下去，一直到成人，不得了的。
我在大学教书，经常请学生上台来讲，经常就有学生上来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站在讲台上，面对这么多人讲话。”天哪！18岁了才第一次上台，将来怎么去工作呀？古人是从三岁就模拟老师了。
更重要的，是学习的态度。试想，你听一堂课，后面没下文，和后面要考试，你的听课态度就不同。如果是后面要复讲，你的听课态度又怎样？那真是生怕漏下了一句，而且一定要理解，不理解没法讲啊。脑子高速转着，不断把老师讲的重新组织起来，马上就能发现疑问，因为到那儿自己讲不下去啊，于是就问老师，——这样的学习，才是高效率的，因为是自觉的。
复讲很难吗？也不难。只要有这么个氛围，这么个传统。三岁的孩子，一进入学校，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学校，什么叫学习呀。看到大家都是复讲的，也就自然形成了这样的学习习惯。没什么大不了的。从易到难，从量变到质变。
所以古人私塾毕业，就可以“代圣贤立言”作八股文，可以融会贯通，把所学到的知识变成自己的，再创新。钱学森先生曾问总理：“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于是大家就喊创新。创新靠喊没用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恳请大家关注“复讲”，让“复讲”重回中国课堂。
从授书，到背书，到复讲，这样就完成了一次课堂教学。于是再次授书。
大家从中看到了什么？就是充分发挥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其实老师授课的时间不长，每个人一次授书也就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一天下来，老师还有很多空闲时间。您没看到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所描述的吗？他的先生寿镜吾每天都有很多时间在自己看书。他的授课时间，每天能有四小时就很不错了。有的私塾先生还要自己备考，还要去考科举的。怎么这么清闲？因为学生是自学为主的，老师只引导、点拨。这没有什么，只要从小形成习惯就好了。现在我们的教学，老师就是学生的学习保姆。不厌其烦地讲啊讲啊，学生都理解的，还在讲，浪费时间，浪费老师的精力。学习的效果怎样？反正寿先生培养出了鲁迅。
除了授课，还有复习，还有会讲，还有考试。这些都是读书的内容。除了读书，还有别的学习内容，像习字、作文、唱歌、弹琴、跳舞、游戏、武术、农耕、下棋、学医等等。
复习，是每天都做的事情。不断地滚动，不断地重复。
会讲，是讨论课。出一个题，大家讨论，检验学习成果，发表个人高见。当然是水平差不多的学生在一起。古人是非常重视辩论的。切磋和讨论，也是学习得真知，尤其是创新的重要途径。《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就是会讲。会讲最后，老师点评。
这是一位老师主持的会讲。在官学和私学书院，常有两三位老师共同主持的会讲。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形式。因为老师们之间，意见并不一定统一。看老师们之间互相辩论，学生又参与讨论，这种思想的激荡，是一种巨大的享受。它所达到的学习效果，也是巨大的。朱熹与张栻在岳麓书院的会讲，朱熹与陆九渊在鹅湖寺的会讲，都是历史上的著名盛事。史载，随着会讲的热烈进行，学子们左右逢源，茅塞频开。台上台下的辩论曾连续三昼夜不辍。各地的学子们得到消息，纷纷骑着快马从四面八方赶来听讲。路上的人流络绎不绝，讲堂内外围得水泄不通。饮马池的水一下就被学子们的马喝光了。这个传统一直为儒学所继承。
现在说说读书以外的教学。
先说识字。
古代的教育，是在蒙馆解决识字问题的。进了学馆，先生不管识字，就是没有识字课的专门内容。先生会教怎么查字典，学生有了难字也可以请教，但是，没有专门教识字的时间。识字，是要在六岁以前通过自由阅读关的。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是做采录的，采录了六七百位私塾出来的先生，而且有大量的文献为证。这个事是毋庸置疑的。古代编有《不二字》这样的书，就是识字课本，把蒙学中重复出现的字去掉，剩下的就是生字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共是2250个不二字，其中2000个左右都是常用字。蒙学不是只学三百千的，还会学点别的，声律启蒙啊，千家诗啊，于是识字量就过三千了，经常能达到四千字以上。
我们中央民族大学有一位关辛秋教授，她的父亲老关先生，是安徽人。我们采录过他。关先生四岁开蒙，六岁父母双亡，家庭出了变故，他一下子成了流浪儿童。就是两年的蒙学学习，很明确。他流浪流浪着，就流浪到了新四军那里。新四军收留了他。收留的那天，新四军的首长看着他问：“小鬼，认字吗？”他回答：“认得。”“认得多少？”“不知道！”首长就笑了，指着里屋说：“去，到里屋去，自己数数，认得多少字！”他就去了里屋，很认真地数自己认得多少字，半天，出来跟首长说：“三千多字。”首长很惊讶，这么个六岁的孩子认得三千多字，太好了！于是，他就做了新四军的情报员。因为他小，鬼子不注意，他可以这边看了书信，到那边背给别人听。老关先生是位老革命，解放后一直在东北工作。这个材料很纯粹，两年的蒙学学习，就是三四千字的识字量。
三四千字，对于汉语来说，就是自由阅读线。有了这些字的基础，就可以阅读任何他想读的书。古代的儿童，是六岁就可以读任何他想读的书。我问过很多先生，小时候父母是怎样督促他学习的，像叶嘉莹先生、钱绍武先生等很多先生都说，没怎么样啊，就是父亲的书房是开放的，我可以去看任何书。看任何书有个条件，就是识字过三千。关键是他从六岁就自由阅读，他就会养成读书的习惯，爱读书。现在我们的学生，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是小学六年级毕业，识得1700字，据说还在减负，要减成1500字。到了初中毕业，甚至高中，才有自由阅读能力。所以我们的孩子只能打游戏，看喜羊羊。所以现在的儿童不爱读书。有人说：他可以看儿童文学！是，我也支持儿童文学，但是，有一点需要了解：儿童文学不能只看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成人用儿童的语言和较少的常用字专门写给儿童看的作品。如果没有成人写呢？如果成人写得不好呢？就只能看不到了。就算是所有成人都来写，也不能满足所有儿童的需要，因为每个儿童都是不一样的。况且，用少量常用字，很难传达出文化的深层。您说，等他长大了读！可他从小就看到的是这样的浅层的文化，未必长大有这个读书的兴致。又况且，儿童不是只能读儿童文学。儿童也需要直接阅读成人的作品，当然是一部分，但是这部分很重要，对于他形成真实的社会观、世界观很重要。所以，不管怎么说，都是儿童有自由阅读能力是好事。
但现在教育界主流反对儿童早识字、多识字，这个理念也是来自西方。西方教育学认为，儿童的感性大于理性，而识字是理性的，所以过早识字是摧残儿童。我举双手赞成这个理念的内涵，但是，有一点被忽略了：西方的文字和汉字不同。西方，乃至世界上所有的文字现在都是拼音文字，只有汉字不是（还有东巴等极少数文字，但那只是巫师用的）。拼音文字是用理性记忆的，汉字不是。去年香港的温金海先生转给我香港大学脑神经专业的一个研究成果，我把这个成果的结论页作为免费资料提供给了所有吟诵学会会员。这项研究是汉语学习和学习英语的脑神经作用的对比，历时多年完成，结论说：学英语主要用左脑（逻辑），学中文主要用右脑（形象）。所以，如果要尊重儿童，那么西方儿童应在6岁后识字，而中国儿童应在6岁前完成识字。
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开始的，为什么后来他们都变了拼音文字？因为拼音文字简单。象形文字是音形义的统一体，拼音文字主要是音。一个儿童从一岁起就知道桌子念desk，长大后背过26字母，桌子怎么拼？desk。就这么简单。易学易记易用。象形文字就不同了，难学难记难用。但是，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坚持象形文字？因为，我们的汉字跟一般的象形文字又不同。他们找到了一条象形文字也简单实用的发展之路。
汉字是声旁为核心的音形义一体文字。比如“辰”，这个字的甲骨文是
，字形像一个人手拿着东西打击一个贝壳或者石头。它的上古音大概是zh?n，是一个浊齿音声母，加半闭元音，加鼻音。浊齿音是用力的意思，鼻音表示有过程有回味，半闭或半开元音表示有不大的动态。合起来，是震动、打开的意思。您读读这个音，是不是有震动的感觉？这就是语音的产生机制——象似，以口腔的发音过程模拟语义。好了，辰是震动，所以女人肚子里有震动为娠，虫子在洞穴里动为蜃，太阳震动着离开大地为晨，手震动为振，下雨的天空有震动为震（雷）。这就是汉字的诞生机制。
汉语的语音是有意义的、有道理的、有规则的、有系统的。不讲语音的意义，不能叫语文！一个汉字，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声母、这个韵母、这个声调？全是有道理、有来源的。
汉字的字形，与其他民族的古老象形文字也不同。其他民族的文字，在几千年后，大部分很难再猜出来是什么意思，因为，字形与巫术太相关了，符号性太强。我们的汉字，甲骨文大部分都猜得出来，因为它主要使用生活意象，这些意象，到现在大部分还活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一眼便知。也正因为如此，汉字今天还可以用象形文字的方式进行学习，而且生动有趣。
再也不要说形声字就是形旁表义，声旁表音，所以汉字是走在从象形文字到拼音文字的半路上，落后了。不是的！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从象形开始，不断地抛弃含义以简化，最终变成了拼音文字，只有汉字，从指示到会意到形声，更加复杂化，是高度发展的象形文字。结果汉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远远超过拼音文字。我们的汉字，是有多美丽、多高雅、多深厚！我们的文明没有断，难道与此无关吗？再联想到中国的儿童因此可以早识字，在欧洲儿童还是文盲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可以看任何想看的书了，我们始终高度发达的文明难道与此无关吗？想到这里，不由得对我们的祖先要顶礼膜拜，还有无限的感恩。
这样美丽有趣的汉字、汉音，怎么在我们的手中变成了乱码！识字、正音，全成了死记硬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读这个音，也很少有人讲为什么这么写。把汉字、汉音与中国人的感情联系割断了。为什么要这么做？
现在，您可以明白为什么汉字是可以而且应该在六岁之前识得的了。对于儿童来说，这真是一场乐趣无穷的游戏！这里面有画画、有唱歌、有跳舞、有故事，因为古代识字的方法，是吟诵、指读、背诵和训诂！
我们现在在编一本字典，用正确的方法识汉字。希望孩子们早日用上。上小学之前，通过识字关。
但是，古代蒙馆一般不写字。写字，一般是六到八岁以后的事。写字有开笔礼，先生郑重其事地送给学生一只毛笔，这时才能写字。
为什么幼儿不写字？因为他的神经还没有发育好。写字是很精细的活动，幼儿还不能很好地控制他的胳膊和手指。即使开笔了，也是先给粗笔写大字。
现在可好，一入学，就发给每个小学生一支那么细的铅笔，还有那么小的格子的本子，一上来就写小字。所以不经专业的书法训练，一直到大学，学生罕有写字好的。而且由于小学生控制不了那支细铅笔，往往无法坚持正确的写字姿势，造成很多问题。以前用粗笔写大字，人、笔、字一开始都是正的，所以罕有写字不好的文人。
现在的讲究，叫“听说读写”，还一体化。是谁这么教我们的？西方人。中国人做事，是有次第的。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人教识字，用大字课本，指读。注意，古代的“读”就是今天所谓“吟诵”啊。吟诵的时候，每个字音拖长，声母、韵母、声调，全都清清楚楚。合在一起，还是一首歌，好听好记。一篇《千字文》，一千个不重复的字，就是一首歌，唱一遍，十分钟。用小手指着，再加上先生有时打乱顺序，于是，他就知道这个字形就读这个音。通过大量的识字和反复的练习，就可以过识字关了。
蒙学课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正音识字，所以蒙学的文字都不是乱编的。有平有仄，有清有浊，有升有降，得间隔开。孩子唱的时候，声音上去了，下一个字准下来，声音下来了，下一个字准上去。该停顿要停顿，孩子没成人那么长的气口。所以吟诵起来很舒服。
蒙学除了声韵类的（如《声律启蒙》《笠翁对韵》），都是歌谣体，均匀节奏的。为什么呢？因为六岁以前的孩子很难接受不均匀节奏。三字句为多，是汉语的不平衡韵律结构，不平衡，就要追着下一个字，所以环环相扣，速度很快，特别适合儿童。蒙学的吟诵调以平调为主，为什么呢？因为幼儿正在学说话，有起伏的调子，容易干扰学说话。
蒙学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而且有价值的。且不说《三字经》表达了中国文化的全套基本概念，也不说《千字文》的文化涵义和识字功能，也不说《千家诗》都是适合儿童的温柔敦厚的诗，也不说《声律启蒙》传授了汉诗文的意象系统，我们就说说好像最没意思的《百家姓》。
现在读《百家姓》的最少，因为它好像没有意思。其实《百家姓》有很重要的意思。这是宋朝的作品，我们都知道那是个怎样的朝代。《百家姓》传达的是孔子的华夷之辨的观念。什么是华？凡相信万物一体、同生共荣的，追求和谐理想、天下为公的，为中国人。什么是夷？凡相信主客分立、弱肉强食的，追求竞争、天下为私的，为蛮夷。现在大家都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学第一页说什么？资源短缺与资源配置。这背后的理念是什么？不是很清楚吗？中国古代为什么不愿意发展商业，甚至不愿意发展科学，于此不是豁然开朗吗？一百年来，大家都说西方好，中国文化落后。这二十年来慢慢改口了，说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各自适应各自的社会，要互相交流学习。这当然很好了，我也同意。可是，在内心深处，忘不了孔子的华夷之辨。三千年来，我们一直是说中国文化优于蛮夷文化！这不是骄傲自大，而恰是中国人要给21世纪的人类带来的福音！首先要自己明白，才能传播给外国人。我们的文化，有他们没有的好处。竞争不是大道，仁爱才是永恒。希望有一天，《百家姓》变成《万家姓》，在那里面也能找到奥巴马，也能找到野田、小泉。
我们一起读钱穆吧，还有南怀瑾。
还要争辩一点。就算是华夷之辨，也可以换一种形式啊，为什么要一大堆姓在一起，毫无涵义。远远不如“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有涵义。
这就是说，《百家姓》是乱码，只能死记硬背，所以要反对。果然如此吗？且不论《百家姓》有格律、有节奏、有韵脚，就算是乱码，乱码没有价值吗？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对我们都是乱码。儿童的一个最大的能力，就是把乱码变成有序的码。随着年纪增长，这项能力渐渐消失，我们逐渐都是通过逻辑来记忆了。还记得我们的一些中学同学考上了北大、清华吗？还记得他们的一个常人做不到的能力，就是能背圆周率吗？谁能把背乱码的能力保持到成年，谁就是天才。天才就是童才啊。再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是不是背过很多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歌谣？我们更喜欢知道意思的歌谣，还是不知道意思的歌谣？至少不相上下。国外有一项比赛，就是背乱码，前些年还引进到中国。这是智力游戏，明白了吗？我们古代的儿童，从小就训练背乱码，这在教育学上，应该是一大奇迹！应该再次感恩祖先！
按照吟诵的规律，开蒙似以《百家姓》为好，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没有涵义。在吟诵的方法上最简单，只有依字行腔，没有依义行调。其次则《三字经》，然后《弟子规》，然后《千字文》，然后《声律启蒙》，然后《千家诗》。声韵类的靠后放，因为节奏有变化，年龄小的孩子不容易接受。古文一般情况下，不当在幼儿期读，因为古文是完全没有节奏的，那是另外一种节奏，是快快慢慢、高高低低的美，是气，曹丕说：文以气为主。见过打拳吗？读一篇古文，就像打一套拳，窜高伏低、辗转腾挪、忽快忽慢、大开大阖，最后敛气收官。这是高境界的美，是儿童所不能体会的。所以，幼儿也不宜读经，因为经基本是古文。只有《诗经》和个别有节奏的篇目可以读。经是一定要读的，但要押后到六至八岁以后为宜。
再说礼教。
什么时候起，出现了“吃人的封建礼教”这个常用词组？“礼教”总与“吃人”连在一起，让大家避之唯恐不及。
礼教吃过人吗？吃过，当然吃过。但是，那是伪礼教。不能把披着羊皮的狼犯下的罪孽算在羊的头上是不是？真正的礼教吃过人吗？没吃过，礼教只成人。说礼教吃人的，要学习什么才是真正的礼教。
礼教不是礼仪，“人而不仁如礼何？”礼是内心对生命的尊重。礼仪可以从权，也可以与时俱进，但内心的真诚不可磨灭。
那么说来，就完全不必恢复汉礼了，只要我们真诚，就现在的礼也罢。
然而，非也。与时俱进的意思，不是存在即合理。问题是现在的礼有问题。一来太少，二来太乱，三来太重表面，四来太与中国文化无关，所以，还是要研究汉礼，以资借鉴。
说到礼，非我所长，请大家多看彭林教授等专家的讲解。
我还是说说古代教育中的礼教。礼教者，非宗教也，乃指“礼”的教育。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可以看成是孔子主张的教育顺序吧。
诗，即《诗经》，在周代可看成是贵族子弟的教育课本之一。未成年的贵族子弟们，都要学习《诗经》，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人际交往都要用《诗经》的。然而，看看这个课本，不觉得奇怪吗？上下八百年，纵横六七省，作者从公侯到奴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内容从祭祀、政治，到鸡毛蒜皮，无所不包，把《关雎》这样的情诗放第一篇……这到底是要闹哪样？
《诗经》是个大杂烩，这样的课本的功能，按照逻辑也只能有一个答案，那就是：认识社会百象、人生百态！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什么是“思无邪”？就是思想都纯洁、没有不道德？那《诗经》里还有野合怎么算？还有骂人怎么算？“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骂得好狠哪。所以“思无邪”不是那意思，而是“真实”的意思。没有假装，没有掩饰，没有作秀，一切都是从内心发出来的。野合也是真喜欢那姑娘，骂人也是真气愤那人。《诗经》都是真的！所以才能做社会百态的课本。给人讲社会现状，还撒谎，那有什么用呢？那不是误人子弟吗？
因为真诚，所以感人。每一篇诗，都能感受到作者的真情实意。如果您吟诵的话，这种感觉就更切实了。仿佛能触摸到那音容笑貌，那情感的细节都在音韵中跳动。因为古人是用声音作诗的！文字可以撒谎，声音很难撒谎。古人留下的不仅仅是文字，还留下了声音。“兴”，兴发感动，因外物外人而引起了自己内心的波澜。这外物外人一定得是真诚的。
周代的贵族子弟们，吟诵着《诗经》，仿佛完全看透了形形色色的人的内心，体会到了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的人生。这就是他们成年后要面对的世界、面对的人群、面对的人生。真实的、残酷的、伤感的、美丽的、丰富的、危险的人生。于是子弟们一片喟叹之声。
了解真实的人生，是教育的第一步！反思现在的教育，是不是可以有很多感想？
面对这样复杂危险的社会和人生，谁不有焦虑？谁不有担忧？虽有抱负，虽有梦想，如何实现？如何度过平安幸福的一生？
于是，“立于礼”，这时候，礼教出场了。孔子告诉弟子：只要有“礼”，就什么都不怕，就有幸福人生。
立，不倒。什么人才会不倒？怎样做才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倒？就是正。邪不压正。只要是正的，就无所畏惧。什么是正的？就是无私的。无私则正。
我邀请王财贵教授讲座，见到有人问他大义灭亲之事。他说，这是个两难处境，就如老婆和老妈掉水里了，先救哪个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只有到了那时才有答案。因为情况都不一样。到了那时，你心是正的，救谁都是对的，心是邪的，救谁都是不对的。
“礼”是对生命的尊重。在“礼”的背后有“仁”。仁者爱人，所以仁者无敌，无敌就是立。
所以吃人的都不是礼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是礼教，“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才是。溜须拍马、八面玲珑不是礼教，“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才是。以德报怨不是礼教，“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才是。露八颗牙微笑不是礼教，内心的感激才是。（最后是彭林教授语。）
礼教教的是礼仪，是生活常识和待人接物的规矩，但更重要的，或者说真正的目的，是教授对生命的尊重，对别人的，也是对自己的。
“三礼”，尤其是《礼记》，是后世礼教的经典范本。《礼记》说礼，从胎教开始。其理念和今天的胎教是一致的，但更重内心精神的正。今天很多地方在推《弟子规》。《弟子规》的内容主要就是来自《礼记》。这中间还有一个过渡，就是朱熹的《小学》。
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主流认为，儿童的教育，以正心为主，所谓“童蒙养正”。就是告诉孩子应该怎么做，但不一定告诉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还不能理解。儿童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心性就是正的，长大才好继续培养。当然儒家的另一派则认为童心最真，人性本善，开发此童真，就可达到心正，过分约束，反而失去了真性情。《弟子规》是主流派。
两派都是礼教。我们的教育似乎一直告诉我们，陆王是近代启蒙思想，李贽是反封建先锋，黄宗羲们是民主先驱。这基本属于胡扯。心学一派还是儒家，同理学一派一样，都是追本溯源，进一步开发孔子思想，与西方近代启蒙不是一个路数。在新世纪，如果我们不认真研究对待中西文化差异，还是一味关注文化共通的话，那这新世纪也不会有什么希望。
只要记住了礼教的本质：尊重生命，那么别的就好理解了。
以《弟子规》为代表的蒙学礼教课本，首先教的都是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也是对别人生命的尊重。首先是对父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儿女受伤生病，最心痛的是父母，恨不能以身相代。孝敬父母，首先是照顾好自己。所以《二十四孝》非正宗也。照顾好自己是一种能力，是一种独立生活的能力，也是互帮互助的能力。这种能力当然要从小养成，习惯成自然，是最好的。
反思我们的幼儿园，在这方面下了多少功夫？有几个经过幼儿园出来的孩子，是有良好的生活习惯的？大部分就是看孩子的保姆，或者带着孩子唱歌跳舞，教点科学知识而已。当然，孩子的健康是第一位的，但是，只有这些还远远不够。过分强调孩子的快乐，有时也是耽误了孩子。
当然，不重视孩子的感受，也是过犹不及，首先就是老师对孩子的不尊重。不尊重孩子，怎么做“尊重生命”的教育？儿童的教育，往往身传胜于言教。老师教的知识、道理，包括礼仪、规矩，都不如老师本人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给孩子的影响更大。家长也一样。所以做老师不容易啊。
这个中间有个度，不好把握。“文质彬彬”，不野不史。这又回到王教授所说的，心是正的，就都是对的。不正，就都不对。所以还是牢记礼教的本质，多反思最好。
礼教更重要的是教健康的人生态度。健康从哪里来？从人生理想来。没有理想就没有方向。孩子总不能永远以获得老师表扬为学习的动力吧。为什么要尊重生命？为什么要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都需要理想的导航。
儒家的理想，是济世安民，所以大气，又是修身为本，所以温润。
儒家主流认为，少年立志，就是少年时期确立人生理想。这是个大概，不是说童年不能立志。如果固执一端，就会陷入陆王所批评的情况。幼年教育，就要有立志的方向。在他能懂的层次上，指向儒家理想。所以也不是只讲规矩不讲道理的，哪能那样呢？正确的表述可能是：在不同的儿童和不同的年龄段，根据儿童理解力的实际情况，都要立志、讲理、定规、习礼，只是侧重和形式不同而已。
有了理想，就无往而不正、无往而不利了。对规矩、礼仪的权宜、突破也就有了依托。
中国人的思维，从来都是有阴阳、有正奇。以正为主，以奇为辅。什么都不是死的，都可以变，但变要有道理。只要有道理，就对。没道理，就是乱来。
所以有理想的人生，就会处理各种情况，面对各种困难挫折，而不慌乱、不颓废。纵观历史，中国儒士不自杀。有被逼死的，但没有主动死的。屈原自沉，他不是儒士。谭嗣同自杀，他已经不是儒士。谭嗣同是自杀的，他留诗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就是明确告诉世人，他是自杀的。他自投罗网，因为两千多年没有儒士自杀了，他要用鲜血唤醒国人。此后陈天华、秋瑾等等一大批人，都是自杀的或变相自杀的。到了今天，考个不及格就自杀，失个恋就自杀，甚至老师批评一下就自杀，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人生的宝贵，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别人。父母们，老师们，这是我们最不想看见的，不是吗？
看到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我爱你”就是“我恨你”。因为我爱你，凭什么你敢不爱我？因为我对你好，凭什么你敢对我不好？凭什么爱过我又敢去爱别人？这种态度被叫做“爱”，而且在媒体和娱乐界广泛传播。这不是爱，爱首先是尊重。
因为没有理想，没有对自己生命的肯定，对别人生命的慈悲，所以才有这些现象，还有无数令人扼腕的现象。
当然，为什么有这些现象？还是因为没有爱。因为父母、家长、朋友和同事，缺少爱。大家都有责任，所以一起做礼教吧。
吟诵界的老师们知道，我们主张汉音有理。汉语的语音是有意义、有规则、有系统的。古人造音造字，都不是乱来的。先有音后有字。在没有字只有语言的几十万年里，你命名一个东西，发出的声音不能让别人明白是这个东西，那又怎么能“约定俗成”它呢？
所以，有诗则有思，有礼则有立，有乐则有乐。
现在说说诗教。
诗教，初指《诗经》的教育。如前所言，《诗经》的教育首先是一种社会现实的教育，前文已论。在这背后，还有礼乐的教育。在这背后，又有周代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的教育，它和儒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以《关雎》为例。很多人都奇怪为什么《诗经》把《关雎》排第一？不管孔子删没删过《诗经》，至少《诗经》是经过他的手传下来的，也就是说，孔子同意把《关雎》排第一。为什么呢？
《关雎》五章四韵，分别押平入上去。换韵为一段，所以是四段。这四段的情绪都是用韵来表达，因为韵字的时长占了全篇的近一半。这四个韵分别表达了爱恋、痛苦、喜悦、坚决，对应一见钟情、求婚被拒、再求得应、山盟海誓四个阶段。这个在吟诵课上有详细的分析，在此不赘。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孔子最喜欢《关雎》的末章。因为前面都是人情之常，最后一章是人伦之重。在宗族社会中，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横向关系。纵向关系有血缘，横向只有情义。夫妻稳定，则宗族稳定。所以，发誓很重要。《关雎》就是教育贵族子弟：找好配偶很重要，要找就要找淑女，找到就追求她，不要错过。被她拒绝怎么办？继续追！想办法，下工夫。追到以后怎么办？对她发誓，永远对她好，让她快乐！
《毛诗大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这段话以前说是附会，现在看怎样？《诗经》是什么？以前说是男女情歌，还把朱熹的话搬出来曲解。男女情歌怎么“风天下而正夫妇”？难道周杰伦的歌也能“风天下而正夫妇”？
是为早期诗教。
先秦时，“诗”就是指《诗经》。《诗经》以外的，叫“歌”、“赋”、“辞”等，不叫“诗”。屈原作的，就是“辞”、“歌”、“赋”。到了汉代后期，才有人慢慢把新创作的韵文叫做“诗”。这是一种抬高身份的表现吧。孔子不作诗，孟子也不作诗。曾子子思都不作诗。但是他们作歌。当时的歌、辞、赋，形式上和《诗经》里的诗或有差异，或无区别，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汉代以后统称为“诗”，亦无不可。
从另一个角度考察，第一个称得上是诗人的，是屈原。因为屈原是第一个“作”诗的人。以前的诗，不是“作”的，是自然流出来的。把作诗当作一件事，自觉地去作诗，屈原是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