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的历史地位
长恨歌的历史地位
09-04-14 &匿名提问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回长安后，“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白日里，由于环境和景物的触发，从景物联想到人，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就潸然泪下，从太液池的芙蓉花和未央宫的垂柳仿佛看到了杨贵妃的容貌，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这种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及至看到当年的“梨园弟子”、“阿监青娥”都已白发衰颜，更勾引起对往日欢娱的思念，自是黯然神伤。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使诗歌“肌理细腻”，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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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建设，需要理论的指导。事实是，这门学科的任何一次较为重要的进步，都是以理论的开拓为先导的。在中国经济史学科取得巨大成就，面临如何深入的今天，加强理论的研究，已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关系到学科发展的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学科研究对象的有关理论。如研究中国商品经济史时，讨论有关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理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时，讨论有关封建主义经济的理论；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时，讨论有关土地制度的理论，如此等等。另一类是学科本身的有关理论。诸如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对象、任务、社会功能、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叙述方法、历史等等。前一类属于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或广义政治经济学。后一类属于本学科的专门理论，或中国经济史的学科理论。本文仅就后一种学科理论中的对象问题谈点意见。
 从50年代起，关于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讨论，时断时续，步步前进。其中的分歧，主要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对象的横断方面，即研究的面有多宽。30多年的讨论，基本上是限于这个方面。在50年代，对此有3种见解。①生产关系。①②生产关系为主、生产力为次或生产方式。②③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过程，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统一、发展过程。③有人说：“五十年代，曾有一场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的讨论，认为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不应包括生产力。这显然受当时苏联经济理论的影响。”④这种概括，就其对国内50年代的讨论情况而言，没有全面包括上述3种意见，以致给人一个错觉，似乎经济史学科应研究生产力的观点是后来才提出的；就其受苏联经济理论的影响而言，也不尽合乎实际。在苏联，从30年代到50年代，对经济史学科对象的提法也是多样的。占主导地位的，其著作后来有中译本，在中国影响较大的是梁士琴科和琼图洛夫的观点。他们认为：国民经济史“乃是研究生产的发展，研究数十世纪以来生产方式的新旧更替，研究生产力与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⑤“国民经济史这门学科的对象是研究生产，研究它在许多世纪内依次更替的生产方式的发展，研究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形态中的生产力的发展”。⑥看来，他们很重视对生产力发展的研究，其研究对象并不限于生产关系。 进入80年代，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的见解纷呈。值得注意的新提法有3种。①各个时期的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⑦②既不是生产关系，又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方式，而是社会经济结构或全部社会经济的总和，包括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关系结构，包括各部门、各产业、 ------------------- ①  孙健：《国民经济史的对象、方法和任务》，《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 ②  李运元：《试论国民经济的研究对象》，《经济研究》，1957年第6期。邵敬勋：《国民经济史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东北人大学报》1957年第4期。 ③  赵德馨：《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53页。 ④  吴承明：《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晋阳学刊》1982年第l期。 ⑤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中译本第l卷第5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 ⑥  琼图洛夫：《外国经济史》中译本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10月出版。 ⑦  傅筑夫：《进一步加强经济史研究》，《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诸如各种产业结构、经济技术结构、所有制结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品结构和进出口产品结构，赋税结构、金融政策结构、阶级结构。①③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反映这两者的适合或不适合，就是经济史的全部内容。不讲生产力，生产关系也就无规律可言了。不讲生产力，经济史就变成抽象的历史，经济史就愈讲愈空。② 二是对象的纵向方面，即研究的时限有多长。中国经济史研究对象的时间界限，上起远古或原始社会，可以说是一致的认识。至于下限，实际上早有不同见解。1958年，我们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有人认为这不属于经济史学科的范围。这种观点见之于文字，是近十年内的事。有一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史学者给“中国经济史(Chinese economic history)下的定义是：“中国自远古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③在这个定义中，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按照这种观点，研究这段历史，能否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或“中国现代经济史”，是否属于中国经济史学科范围之列，便也成为值得斟酌的了。另一些人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不仅是中国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且应当是研究的重点或重点之一，应当是今后的主攻方向。④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的一些人在实践中已经将他们的著作的下限写到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一阶段结束之年)①或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②个别的写到了1988年，即成书的前一年。③
 从上述分歧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史学科对象这个理论问题，是怎样关系着这门学科的基本内容与前进方向，关系着这门学科研究的实践。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是学科发展的迫切要求。
 为了学科对象问题的研究步步深入，为了使讨论取得有效的成果，有利于学科建设的实践，注意以下几点或许是有益的。
 (一)从对实践的分析中抽象出理论，并以实践检验理论，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50年代的讨论中，除个别人有著作，可以从其著作即实践中检验其理论主张外，多数人没有论著，缺乏以其实践检验其理论的条件。那时的有些文章，因为无实践的体会或从实践中得到的认识作基础，显得议论空泛，讨论也限于概念之争。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科学对象这个问题来说，与50年代比，现在的条件好多了。其中之一是大多数立论者不仅有对对象的理论说明，而且亲身实践，写出著作，他们的著作理应是他们的理论主张付诸实践的产物与范本。这样，作者从实践中会对研究对象有新的体会，读者可以对其著作进行具体的分析。 ----------------------- ①  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李宗植，张寿彭编：《中国现代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李德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陈昌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严中平先生多年强调经济史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学科，并以此指导由他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987年书成，他在“编辑说明”中写道：“本书原想写成体系完整、内容全面、结构严密的通史型专门著作，但因受编写人员和专题研究范围所限，作为通史所应该处理的问题，如生产力问题、人口问题、商业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等等。有的未能着力研究，有的完全未能涉及”。①从他的这个说明中看不出他是否已改变了关于经济史学科对象的观点，可以知道的是：他坦率地承认生产力是经济通史“应该处理”或应该“着力研究”的问题。通过实践，他认识到，不如此做，就造成了经济通史中的缺空。
 许涤新先生、吴承明先生明确提出经济史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作为他们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二卷的读者，我认为作者是在努力实践他们的主张，尽可能地对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提供一些具体内容，并对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作出某些估量。第二卷实际上是以叙述生产力的发展为主。这两卷在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方面，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正由于它注重了生产力演进过程，在分析生产关系的变化趋势、特点、消极或积极作用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其他发表过国民经济史研究对象观点的人中，孙健先生编有《中国经济史一近代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魏永理先生写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纲》(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李运元先生和我主编了《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我还主编过前面注脚中提到的几本书．读者可以对这些书进行分析，看看我们这些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是否贯彻了本人主张。若是，是如何贯彻的，给著作带来什么特色、长处与不足，社会功能怎样；若否，又是为什么。进行这样的解剖，可以使讨论具体化、有针对性和更有说服力。从已有的实践中抽象出理论，可以为以后准备写这类著作的人提供有益的借鉴；可以避免空泛的议论或只在概念上打圈子；有利于防止那种提出某些无法实践，或自己并未弄清其含义却又将自认为是“时髦”的概念，作为“创新”标志的现象出现。 灾难有时候是那么不可抗拒，那么的凶猛，那么的惨重但是只要我们心中还有希望，灾难始终会过去，造成的损害我们可以修复，因为我们的国家、我们56个民族同胞的力量，足以抵抗世界任何的灾难 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 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4月21日，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 王奕?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李鸿章、荣禄、 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 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 从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主要内容有： 第一，筹饷练兵。编练“新军”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清政府对此投 入了巨大财力，花费了很大力气。 日，清政府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 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编练“新军”的 工作在全国铺开。 为了在全国推行编练“新军”计划，清政府于日设立练兵处，任庆亲 王奕?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 所掌握。清政府还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为各省领导编练“新军”的机构。1904年9月， 练兵处、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 日，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其中，铁良为尚书，统一指挥全国“新军”。 1907年8月，陆军部制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庞大计划，拟于2—5年内，除近畿4 镇、四川3镇外，其他各省各编练1—2镇。但直至清朝覆亡，只编成14镇和18个混成协 又4标及禁卫军1镇，约16万人。 清政府推行“新政”，编练“新军”。而练兵需要巨额款项，因而筹饷就成为清末 统治者的又一“要政”。 为了筹饷，清政府不惜巧立名目，多方搜刮。从1902年起，在通商口岸征收印花税， 在湖广征收房捐、铺捐；1903年在吉林征收烧窑捐、车辆捐；在其他地方征收牛捐、马 捐、盐商捐、绅富捐，还有户口税、丁税等。同时，还乱提税率，有由户部决定在全国 公开加收的，也有由各地任意增加税率的，并允许地方官自筹税收。如此“筹饷”，使 财税紊乱，贪污横行，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第二，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 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 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 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 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第三，废科举，育才兴学。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废科举，办学 堂，派留学。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 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 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日公布推广学堂办法。8月 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各 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 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 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 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使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科 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脱钩。12月6日，清廷下谕设立学部，为专管全国学堂 事务的机构。清政府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 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讲求专门学业。对毕业留学生，分别赏给进士、 举人等出身。对自备旅费出洋留学的，与派出学生同等对待。为统一管理留学生工作， 清政府分别在日和日派出总监督赴东洋和欧洲。 第四，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改革官制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 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日， 清政府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日裁河东河道总督，其事务改归河南巡抚兼办。3月6日裁詹事府及通 司。日设商部。日裁云南、湖北两省巡抚，由云贵总督、湖广 总督兼管。日裁奉天府尹，由巡抚兼管；裁奉天府丞，改为东三省学政。10 月8日设巡警部。12月6日设学部，裁国子监。 除裁并增设行政机构外，清政府还下令“停捐纳”、“裁陋规”、“定公费”。 日，清政府宣布停止报捐实官。日宣布停止捐纳武职。 清政府推行“新政”，原想缓和国内矛盾，维持和巩固其封建统治，适应帝国主义 的侵略要求，拉拢上层资产阶级分子。但实行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首先，由于举办“新 政”，清政府允许地方自行筹款，每年要向各省摊派2300万两，这些都以捐税的名目直 接或间接转嫁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人民不胜负担，自发斗争更为广泛。有的地方由 “抗洋捐”、“反赔款”发展到武装起义，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其次，“新政”虽然 裁撤了一些中央和地方的衙门，裁汰了一些冗吏，但又出现了新旧机构重迭，如军机处 和督办政务处、户部和财政处并存等。1905年7月的上谕也承认，实施新政“数年以来， 规模虽俱，而实效未彰”。（《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364页）再次，由于“新政” 的目的与施行后出现的新生力量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引起了新旧势力之间以及旧势力 内部对待新势力不同态度的派系之间的种种纷争。这就加剧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 间的矛盲、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在“新政”推行期间，袁世凯 抓住“练兵”、“筹饷”两项要政，奏请拨款100万两，编成北洋六镇。同时，还担任 参预政务、督办关内铁路等要职，羽翼遍布朝廷内外，死党分据要津，成为声势显赫， 左右朝政，继曾国藩、李鸿章而起的又一权臣。 但清末“新政”在政治上增设了一些适应近代化的机构，修改了《大清刑律》，废 除酷刑峻法，注入了一些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原则；在经济上，允许和奖励私人资本主 义的自由发展，承担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责任，提高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在文化教育上，给西学以合法地位，允许学习和传播资本主义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 社会政治学说；在军事上，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建军理论和原则，使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 发生了一些变革，促进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 总的来看，清末“新政”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当时民主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而清末“新政”的某些措施客观上有利于民主革命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如兴学堂），或 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如奖励工商），因而也有利于辛亥革命的到来，加速了 清王朝的最终覆灭。 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建设，需要理论的指导。事实是，这门学科的任何一次较为重要的进步，都是以理论的开拓为先导的。在中国经济史学科取得巨大成就，面临如何深入的今天，加强理论的研究，已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关系到学科发展的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学科研究对象的有关理论。如研究中国商品经济史时，讨论有关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理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时，讨论有关封建主义经济的理论；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时，讨论有关土地制度的理论，如此等等。另一类是学科本身的有关理论。诸如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对象、任务、社会功能、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叙述方法、历史等等。前一类属于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或广义政治经济学。后一类属于本学科的专门理论，或中国经济史的学科理论。本文仅就后一种学科理论中的对象问题谈点意见。
从50年代起，关于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讨论，时断时续，步步前进。其中的分歧，主要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对象的横断方面，即研究的面有多宽。30多年的讨论，基本上是限于这个方面。在50年代，对此有3种见解。①生产关系。①②生产关系为主、生产力为次或生产方式。②③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过程，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统一、发展过程。③有人说：“五十年代，曾有一场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的讨论，认为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不应包括生产力。这显然受当时苏联经济理论的影响。”④这种概括，就其对国内50年代的讨论情况而言，没有全面包括上述3种意见，以致给人一个错觉，似乎经济史学科应研究生产力的观点是后来才提出的；就其受苏联经济理论的影响而言，也不尽合乎实际。在苏联，从30年代到50年代，对经济史学科对象的提法也是多样的。占主导地位的，其著作后来有中译本，在中国影响较大的是梁士琴科和琼图洛夫的观点。他们认为：国民经济史“乃是研究生产的发展，研究数十世纪以来生产方式的新旧更替，研究生产力与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⑤“国民经济史这门学科的对象是研究生产，研究它在许多世纪内依次更替的生产方式的发展，研究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形态中的生产力的发展”。⑥看来，他们很重视对生产力发展的研究，其研究对象并不限于生产关系。 进入80年代，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的见解纷呈。值得注意的新提法有3种。①各个时期的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⑦②既不是生产关系，又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方式，而是社会经济结构或全部社会经济的总和，包括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关系结构，包括各部门、各产业、 ------------------- ①  孙健：《国民经济史的对象、方法和任务》，《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 ②  李运元：《试论国民经济的研究对象》，《经济研究》，1957年第6期。邵敬勋：《国民经济史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东北人大学报》1957年第4期。 ③  赵德馨：《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53页。 ④  吴承明：《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晋阳学刊》1982年第l期。 ⑤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中译本第l卷第5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 ⑥  琼图洛夫：《外国经济史》中译本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10月出版。 ⑦  傅筑夫：《进一步加强经济史研究》，《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诸如各种产业结构、经济技术结构、所有制结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品结构和进出口产品结构，赋税结构、金融政策结构、阶级结构。①③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反映这两者的适合或不适合，就是经济史的全部内容。不讲生产力，生产关系也就无规律可言了。不讲生产力，经济史就变成抽象的历史，经济史就愈讲愈空。② 二是对象的纵向方面，即研究的时限有多长。中国经济史研究对象的时间界限，上起远古或原始社会，可以说是一致的认识。至于下限，实际上早有不同见解。1958年，我们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有人认为这不属于经济史学科的范围。这种观点见之于文字，是近十年内的事。有一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史学者给“中国经济史(Chinese economic history)下的定义是：“中国自远古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③在这个定义中，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按照这种观点，研究这段历史，能否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或“中国现代经济史”，是否属于中国经济史学科范围之列，便也成为值得斟酌的了。另一些人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不仅是中国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且应当是研究的重点或重点之一，应当是今后的主攻方向。④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的一些人在实践中已经将他们的著作的下限写到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一阶段结束之年)①或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②个别的写到了1988年，即成书的前一年。③
从上述分歧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史学科对象这个理论问题，是怎样关系着这门学科的基本内容与前进方向，关系着这门学科研究的实践。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是学科发展的迫切要求。
为了学科对象问题的研究步步深入，为了使讨论取得有效的成果，有利于学科建设的实践，注意以下几点或许是有益的。
(一)从对实践的分析中抽象出理论，并以实践检验理论，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50年代的讨论中，除个别人有著作，可以从其著作即实践中检验其理论主张外，多数人没有论著，缺乏以其实践检验其理论的条件。那时的有些文章，因为无实践的体会或从实践中得到的认识作基础，显得议论空泛，讨论也限于概念之争。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科学对象这个问题来说，与50年代比，现在的条件好多了。其中之一是大多数立论者不仅有对对象的理论说明，而且亲身实践，写出著作，他们的著作理应是他们的理论主张付诸实践的产物与范本。这样，作者从实践中会对研究对象有新的体会，读者可以对其著作进行具体的分析。 ----------------------- ①  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李宗植，张寿彭编：《中国现代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李德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陈昌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严中平先生多年强调经济史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学科，并以此指导由他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987年书成，他在“编辑说明”中写道：“本书原想写成体系完整、内容全面、结构严密的通史型专门著作，但因受编写人员和专题研究范围所限，作为通史所应该处理的问题，如生产力问题、人口问题、商业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等等。有的未能着力研究，有的完全未能涉及”。①从他的这个说明中看不出他是否已改变了关于经济史学科对象的观点，可以知道的是：他坦率地承认生产力是经济通史“应该处理”或应该“着力研究”的问题。通过实践，他认识到，不如此做，就造成了经济通史中的缺空。
许涤新先生、吴承明先生明确提出经济史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作为他们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二卷的读者，我认为作者是在努力实践他们的主张，尽可能地对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提供一些具体内容，并对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作出某些估量。第二卷实际上是以叙述生产力的发展为主。这两卷在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方面，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正由于它注重了生产力演进过程，在分析生产关系的变化趋势、特点、消极或积极作用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其他发表过国民经济史研究对象观点的人中，孙健先生编有《中国经济史一近代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魏永理先生写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纲》(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李运元先生和我主编了《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我还主编过前面注脚中提到的几本书．读者可以对这些书进行分析，看看我们这些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是否贯彻了本人主张。若是，是如何贯彻的，给著作带来什么特色、长处与不足，社会功能怎样；若否，又是为什么。进行这样的解剖，可以使讨论具体化、有针对性和更有说服力。从已有的实践中抽象出理论，可以为以后准备写这类著作的人提供有益的借鉴；可以避免空泛的议论或只在概念上打圈子；有利于防止那种提出某些无法实践，或自己并未弄清其含义却又将自认为是“时髦”的概念，作为“创新”标志的现象出现。 历史不能被遗忘,灾难不能再重演 面对历史，展望未来，为中华之崛起、民族之复兴，为不负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青年的庄严使命，我们须与时俱进，勇敢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用青年人特有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走出封闭、单一、狭隘、僵化，走向开放、多样、宽容、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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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曾经提出，历史不可以只从狭小的民族圈子中来演绎，应当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年经济学手稿》、以及晚年一系列读书笔记中，进一步发展了康德的思想，不仅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对资本主义工业“首次开创世界历史”以来的历史进行了考察，提出了完整的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而且还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对东方社会与中国命运提出了诸多设想。中国共产党人是在一个未经过资本统治充分展开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发展本来被马克思预言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发展的生产力，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一、“世界历史”与“东方社会”　　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与判断。首先，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并不是世界各国的历史的简单加总，世界历史也并不始于人类社会起源。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各国生产力十分落后，国内分工都很简单，国际分工尚未形成，此时，各国的历史只能被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因此，只有“国别史”而没有“世界历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是“世界历史”的起点，这是因为，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将通过分工与交易形成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依赖的格局，限制各民族国家交往的各种自然或人为的障碍将因为世界市场的形成而被打破，因此，马克思说：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说，“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　　其次，马克思认为，各个民族的历史只有向世界历史转变，各民族才能在世界历史中存在下来，人类也才有可能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这是因为，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相互依存性从而全人类历史的整体性越是加强，资本主义将越能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就越有可能突破原来狭隘的地域性限制，充分吸收并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实现从原始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跃进。而民族史转化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就是民族国家建立资本统治的过程，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说，只有“世界历史”形成之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化以后，“人们之间的普通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时产生出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而最后，狭隘地域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此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最普遍最全面的个人自由才有可能。　　马克思也将其“世界历史”的视角投向了东方社会。在他看来，东方社会的特有的村社经济制度将妨碍其走向资本主义。因为这种相互孤立且同质的村社很难形成分工与市场，也因此不可能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东方社会的“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马克思进一步支考察后认为，东方社会这种孤立状态，还将妨碍这些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 “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 。这与马克思所言的民族历史必须通过转化为世界历史才能最终获得民族生存与制度提升存在矛盾。因此，马克思预言，东方社会如果不想灭亡，其选择有两种可能性：它或者最终滑向资本主义，而滑向资本主义的代价将是血与火的，也不得不经历资本积累中“血淋淋与肮脏”的过程，因此，马克思说，东方社会“为了喝到现代生产力的甜美酒浆，它不得不像可怕的异教神那样，用人头做酒杯” 。　　当然，马克思也指出了东方社会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它也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使农村公社向其高级形式过渡，使人民获得政治自由和社会状况的根本改善”。但这种可能性是有其严格的前提条件。这种严格的前提条件不仅仅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同时应该改造农村公社生产方式，使之向高级形式过渡，并将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破坏性影响。更重要的是，革命仅仅是一个开始，要真正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革命后的东方社会能够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 。为此，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其实仍然需要以某种形式使得其民族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仍然脱离不了“世界历史”的背景。否则，即使进入了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地域性共产主义”，“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而且，“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共产主义” 。　　二、中国社会主义定位　　马克思其实也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他同意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看法，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即很早就进入了停滞状态，更没有进入“世界历史”。但马克思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最终将把中国卷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即使中国也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他指出 ，“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望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迅速地发展了起来。”马克思还预言中国封建的关系将被打破与取代。他说 ，“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夕。”“即刚巧在全世界似乎都处在沉静的时候，中国和桌子都开始跳舞起来鼓动大家了。”但马克思的确预言中国革命的前途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此，他说 ， “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2）原因：以儒家思想的某些观点为武器来攻击封建君主专制；孔子注重用道德的 ... 一 位法国思想家说：“《圣经》上声称，妇女触犯上帝遭到惩罚，所以分娩时必遭痛苦。 ... 社会中应有“公共意志”，人人遵守。社会契约就是共同意志的体现，代表所有人的权利与 自由。 ..... A.强调主权在民 B.推行全球战略. C.主张三权分立 D.维护资产阶级利益 ... 耶稣的生日:教堂的领导人把12月25日定为耶稣基督的生日。 尽管耶稣的确切生日并不清楚，大约是在2000年前，但是日历按着假定日期把时间分为公元前（耶稣基督诞生前）和公元后（A. D. 是拉丁文缩写，意思是“有了我们主--耶稣的年代”）。在公元后的头三百年间，耶稣的生日是在不同的日子庆祝的。最后，在公元354年，教堂的领导人把12月25日定为耶稣基督的生日。十九世纪，圣诞卡的流行、圣诞老人的出现，圣诞节也开始流行起来了。 基督受难日(耶稣受难节)（Good Friday）即为纪念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日子，是复活节前一个星期五。据圣经记载，耶稣于犹太历尼散月十四日上午九时左右被钉在十字架上，于下午三时左右死去。耶稣唯独吩咐门徒要纪念他的死亡。（路加福音22：19，20） 【古英语】Cristes Masse　　【现代英语】Christmas Day　　【词源意思】Christ's mass　　圣诞节这个词来自西元10-12世纪的英国。其本身的含义是指“基督的弥撒（Christ's mass）”，即“为基督的一次聚餐”。这个仪式源自《新约》的“最后的晚餐”。而“基督的弥撒（Christ's mass）”这个词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拼凑，因为Christ来自希腊语Χριστ??，意思本来只是指犹太人的“受膏者”，引申为救世主；而mass来自拉丁语missa，本意为散会（dismissal），引申为基督教会感恩聚会。所以有时又缩写为“Xmas”。这可能是因为 X 类似于希腊字母 Χ（Chi）；Χ 是“基督”的希腊语 Χριστ??ì（Christos）中的首个字母。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近年来西方多元文化的兴起，为了尊重其它信仰的人士，以淡化圣诞节的宗教色彩。荷兰语名称类似英语，称作Kerstroeten。圣诞节西班牙语称为Navidad(或Pascuas)，葡萄牙语称为Festas，波兰语称为Narodzenie，法语称为Noel，意大利语称为Natale，加泰罗尼亚语称为Nadal，意思是“诞生”，更清晰地反映圣诞节的意思。与此相对，德语称为Weihnachten，意思为“神圣的夜晚”。　　圣诞节只是基督徒庆祝其信仰的耶稣基督（jīdū）诞生的庆祝日。圣诞节的庆祝与基督教同时产生，被推测始于西元1世纪。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圣诞节的日期都是没有确定的，因为耶稣确切的出生日期是存在争议的，除了《新约》以外，没有任何记载提到过耶稣；《新约》不知道日期，当然就没有人知道确切日期了。在西元后的头三百年间，耶稣的生日是在不同的日子庆祝的。西元3世纪以前的作家们想把圣诞日定在春分日上下。直到西元3世纪中期，基督教在罗马合法化以后，西元354年罗马主教指定儒略历12月25日为耶稣诞生日。现在的圣诞节日期跟西元纪年的创制是密不可分的。 西元纪年创制于西元5世纪，后来圣诞节这一天就按格里高利历法，即西元纪年的“公历”来确定了，而日历按着假定日期把时间分为公元前（耶稣基督诞生前）和公元后（A. D. 是拉丁文缩写，意思是“有了我们主--耶稣的年代”）。后来，虽然普遍教会都接受12月25日为圣诞节，但又因各地教会使用的历书不同，具体日期不能统一，于是就把12月24日到第二年的1月6日定为圣诞节节期（Christmas Tide），各地教会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在这段节期之内庆祝圣诞节。西方教会，包括罗马天主教、英国圣公会和新教，确定的圣诞日是公历的12月25日。东正教会确定的圣诞日是公历1月7日（实际上是叫“主显日”），这与东正教没有接受格里高利历改革和接受修正后的儒略历有关，因此把圣诞节在1900年到2099年的这一段时间内将延迟到1月7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是东正教区，但圣诞节日期上遵循西欧习惯为12月25日，但复活节则遵从习惯。而最古老的基督教会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确定的是公历1月6日，同时亚美尼亚教会更关注主显节，而不是圣诞节。因此在圣诞节，大部分西方教会都会先在12月24日的耶诞前夜，亦即12月25日凌晨举行子夜弥撒，而一些基督教会则会举行报佳音，然后在12月25日庆祝圣诞节。圣诞节也是西方世界以及其他很多地区的公共假日，例如：在亚洲的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世界上的非基督徒只是把圣诞节当作一个世俗的文化节日看待。答案补充教会开始并无圣诞节，约在耶稣升天后百余年内才有。据说：第一个圣诞节是在公元138年，由罗马主教圣克里门倡议举行。而教会史载第一个圣诞节则在公元336年。由于圣经未明记耶稣生于何时，故各地圣诞节日期各异。直到公元440年，才由罗马教廷定12月25日为圣诞节。公元1607年，世界各地教会领袖在伯利恒聚会，进一步予以确定，从此世界大多数的基督徒均以12月25日为圣诞节。十九世纪，圣诞卡的流行、圣诞老人的出现，圣诞节也开始流行起来了。答案补充不可能在十二月廿五日降生，因为路加福音记载，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人（路二8～12） 十二月廿五日是深冬严寒的晚上—牧人不可能在严冬的野地，无青草来看守羊群的。 马太福音记着：「当希律王的时候．．．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看见他的星．．（太二1～11）」几个东方的博士随着所见的星来到耶路撒冷，沿途访问，可能已走了好几个月了，若圣诞果真是十二月廿五日，这日的前几个月正是当地秋雨的雨季，在这霪雨的季节里，怎能一路晴朗有明星引路呢？ 由此可见十二月廿五日绝不是耶稣降生的日子，既不是这日降生，又何来这个圣诞日呢，日期既不可知，庆祝更无依据。  圣经的四部福音书都没有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日期，难道是作者们都恰巧忘记了吗？？不是，神不把主降生的日子写在圣经中，证明人所辩论与争吵的问题，在神眼中不值得重视。而要我们真正明白的是耶稣基督的死，他的死为我们人类做成了救赎大功。把人从罪恶，死亡，魔鬼的权利当中解救出来，要凡是相信他的人都能够与神和好，罪得到赦免，有永远的生命，这才是神真正的目的。答案补充只要领悟神的精神实质，哪一天庆祝都无所谓的，如若不能传播神的爱，哪怕天天庆祝也神也高兴不起来 公元1年1月1日不是耶稣的生日，12月25日 原本是罗马帝国奉行的太阳神生日，公元336 年罗马教会把12 月25 日定为耶稣生日。 不可能在十二月廿五日降生，因为路加福音记载，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人（路二8～12） 十二月廿五日是深冬严寒的晚上—牧人不可能在严冬的野地，无青草来看守羊群的。 马太福音记着：「当希律王的时候．．．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看见他的星．．（太二1～11）」几个东方的博士随着所见的星来到耶路撒冷，沿途访问，可能已走了好几个月了，若圣诞果真是十二月廿五日，这日的前几个月正是当地秋雨的雨季，在这霪雨的季节里，怎能一路晴朗有明星引路呢？ 由此可见十二月廿五日绝不是耶稣降生的日子，既不是这日降生，又何来这个圣诞日呢，日期既不可知，庆祝更无依据。 圣经的四部福音书都没有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日期，难道是作者们都恰巧忘记了吗？？不是，神不把主降生的日子写在圣经中，证明人所辩论与争吵的问题，在神眼中不值得重视。而要我们真正明白的是耶稣基督的死，他的死为我们人类做成了救赎大功。把人从罪恶，死亡，魔鬼的权利当中解救出来，要凡是相信他的人都能够与神和好，罪得到赦免，有永远的生命，这才是神真正的目的。 耶稣的生日:教堂的领导人把12月25日定为耶稣基督的生日。 尽管耶稣的确切生日并不清楚，大约是在2000年前，但是日历按着假定日期把时间分为公元前（耶稣基督诞生前）和公元后（A. D. 是拉丁文缩写，意思是“有了我们主--耶稣的年代”）。在公元后的头三百年间，耶稣的生日是在不同的日子庆祝的。最后，在公元354年，教堂的领导人把12月25日定为耶稣基督的生日。十九世纪，圣诞卡的流行、圣诞老人的出现，圣诞节也开始流行起来了。 基督受难日(耶稣受难节)（Good Friday）即为纪念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日子，是复活节前一个星期五。据圣经记载，耶稣于犹太历尼散月十四日上午九时左右被钉在十字架上，于下午三时左右死去。耶稣唯独吩咐门徒要纪念他的死亡。（路加福音22：19，20） hehe怎样成为一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 如果您的年龄在 18-45 周岁、身体健康、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与所在地红十字会（资料库省级分库）联系，或在当地的献血车（站）报名。到指定地点抽取 6-8 毫升血液，经 HLA 分型检验后，把所有相关资料录入中华骨髓库的计算机数据库中。这样您就成为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了。 填写“志愿捐献者同意书”时有什么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第一、要准确详实地提供个人的资料，如您的联络方式、住址、工作单位及电话、手机、电邮发生变化时，要及时通知我们。 第二、须详尽地提供两位不同住址亲友的联系地址和电话，以便在您的资料有变化时，能通过他们与您恢复联络。 捐献造血干细胞有报酬吗？ 我们建立资料库的目的是满足社会的需求，提倡向社会奉献。捐献造血干细胞拯救生命也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根据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宗旨和各国骨髓库的惯例，捐献造血干细胞是自愿无偿的。 何时能实现捐献造血干细胞？ 18-45 岁，身体状况符合献血规定的人可以报名成为志愿者。 你的资料入库后，只有与患者的配型相合后，才能捐献。这个等待时间最长到 55 岁。 献血的同时就可以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 因符合志愿者的健康条件与献血者的相同；献血的同时留取 6-8 毫升血样很方便；特别是献成分血的感受和过程与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基本相同。 为什么需要体检？怎么进行体检？ 捐献者的血样一般是几个月或是更长时间以前留下的，而且在抽血样时也并未对志愿者进行体检，因而在配型成功后，需要对捐献者进行体检。一是为了保护捐献者，保证其在身体不适时不去捐献；二是为了对患者负责，不把带有病毒的造血干细胞捐给患者。 一旦确定捐献以后，各省分库将按照管理中心规定的体检要求，安排捐献者在指定的三甲医院进行体检。 如何采集造血干细胞？ 由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通知捐献者到指定的采集地点进行采集。体检合格后，捐献者应在采集中心连续四天注射细胞动员剂。之后才是进行采集。主要是通过细胞分离机将造血干细胞从血液中分离出来，而其余血液将从另一管道输回捐献者身体。一般说来， 100-150ml 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就能挽救一个患者。参考资料：中华骨髓库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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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制是目前中国现有条件下最好的企业模式。”方太公司董事长茅理翔不止一次重复着这样一句话。同茅理翔持同一观点者常引用的一组数字是：在中国现有的300多万家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占了80%以上。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家族企业有176家，占了三分之一还要多。 无论是以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钟朋荣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和以方太公司董事长茅理翔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为中国家族企业热情鼓与呼，还是德隆系的坍塌和江苏琼花上市丑闻，都在给人们提着这样一个醒：是该关注中国家族企业的时候了。 在人们津津乐道于杜邦、洛克菲勒、松下、沃尔玛等家族企业航母在世界企业殿堂中的强势地位和他们的成功之道时，中国为数众多的家族企业经过20年的发展业已完成了资本的最初积累，开始走向裂变的十字路口，面临着成长的挑战。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所做的《民企传承》的专题谈话节目将民企传承的问题摆向了台面。但是民族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又何止传承一项，隐藏在传承背后的，仍然是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探求。在极端注重血缘关系的儒家文化影响之下的中国家族企业如何突破家族的窠臼，建立符合法治市场经济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一个越来越令经历了短暂创业辉煌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头疼的问题。 中国式的家族企业 1984年，当张瑞敏调任濒临破产的青岛冰箱厂厂长、柳传志投资20万元创办中科院计算机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时，在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县柳市镇，修鞋匠南存辉与小学同学、裁缝出身的胡成中凑了五万元合资兴办了求精开关厂。但随后两人分道扬镳，开始创办属于自己的家族企业。前者创办了正泰电器公司，后者创办了德力西电器公司。两家公司比邻而居，在日前出炉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榜上，两家公司分别列第13位和第15位。 正泰的成功是一个奇迹，但这一奇迹绝不孤独。在温州一地，为数众多的类似正泰的家族企业为温州的大小城镇赢得了“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鞋都”、“中国纽扣之都”等等美誉。在浙江省慈溪市，这个有100多万人口的县级市，却有着25000多家企业，平均每40人拥有一家企业。 “在中国现有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下，家族企业的诞生有其内生性和必然性。”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天则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告诉《法人》。 “目前中国法制还不甚健全，信用体系也有待形成，职业经理人阶层也仅仅处于萌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家族制无疑是成本最低的企业模式。”茅理翔说。 但是，人们对于家族企业认识的误区还是形成了。包括任人唯亲等家族企业的顽疾被放大，致使有的家族企业都羞于承认自己是家族企业。人们也就难以对家族企业得出一个清晰的认识。 “政府传递信息不公平、企业自身行为不规范和社会公信度不高。”民营企业研究专家俞飞对误区形成的原因作了自己的归纳。 任何对家族制企业机制灵活、亲情凝聚的优势和股权模糊、决策独断的劣势的分析都已被学者们讲成了陈词滥调。但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家族企业相比，中国的家族企业还是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 金祥荣教授向《法人》归纳了中外家族企业的几点区别。 “首先，西方国家的家族企业家族成员之间的产权是清晰的，而中国的家族企业在这方面则是模糊的，”金教授说：“中国的家族企业追求的是家族财富的最大化，而西方的家族企业追求的则是基于个人主义的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在中国的家族企业家族成员之间的合约是经济性的合约，而在西方家族企业中的家族成员之间则是关系性合约而非经济性合约。”金祥荣指出。 在股权设置上，金祥荣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一种低成本文化，中国社会是人格化信息为主的社会，在这种文化形态下，中国的家族企业的股权是封闭的；而在非人格化信息为主的西方国家，家族企业的股权开放性和流动性就相对较高。 “对于企业来讲，它只会选择对它来讲成本最低的企业模式，管理成本和决策成本最低的模式就是最好的模式。”中国社科院私营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张厚义教授指出。 成长的几种可能路径 “家族企业是有生命力的。”俞飞断言。 但是毫无疑问，家族制企业在经历一段创业的辉煌后，必须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保持持续性发展。 太太药业和万通股份等已经上市，转化为家族控股的公众公司；茅理翔的方太公司却仍坚守家族制，只不过他按照自己的理解给家族制嫁接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而南存辉则通过三次产权革命自剪羽翼，从而以较少股份控制了一个规模数十亿的集团公司，而今这个集团公司也在向公众公司迈进。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这么幸运。近有唐万里兄弟苦心搭建的德隆系轰然坍塌和江苏琼花乍一上市就被曝有委托理财黑幕，远有胡志标的爱多vcd和吴炳新的三株口服液在经历瞬间辉煌之后便如流星一般在人们的视线之中消失，如何规范自己的经营行为和管理方式，依然是困扰家族企业的严峻课题。 在长期从事民营企业管理咨询工作的俞飞眼里，中国的家族企业有着太多不规范的地方，胡雪岩式的规律意识浓，而规则意识差。他将民营企业家的种种不规范运作比喻为“随地大小便”。 但这并不影响俞飞对家族企业生命力的判断。在他看来，对于中国大多数家族企业来讲，转型的话题还稍显奢侈，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更多的还在于成长。企业成长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过程。 众多论者还是把股份化和公司制视作家族企业发展的一条必然道路。家族企业股份化、公司化的重要意义在于：有利于较快集中资金，向产权主体多元化发展；有利于选择合适的经营方式，有利于克服企业决策的随意性，使决策更加规范；当然还有有利于完善资产管理机制。认识到公司化的意义，剩下的就是转型方式这一技术问题了。 对于企业的成长与转型，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中国私营企业研究中心理事刘平青博士认为在西方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复制。在中国，现有成功的家族企业的成长路径也呈参差多态之势。 茅理翔将家族企业治理方式的改革归结为两种方法：一种是推翻家族制，建立股份制；另一种是将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家族制，将二者有机结合。茅认为前种方式推翻家族制等于推翻了民营经济，是不可取的。而南存辉则认为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时候，社会化是必经之途。 大约三年前，太太药业董事长朱保国也认为企业做大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就是上市，发行股票，但能上市的公司可说是寥寥无几；第二就是与大公司合作，被人家收购一部分股权或和别人合作，娃哈哈和乐百氏都是被人收购的。一个家族企业光靠银行贷款，光靠自己的盈利，是很难参与市场竞争的，特别是和国外竞争。” 此种争论难言谁对谁错。企业能做的，是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对于民营企业如何选择成长道路的问题，俞飞将之归结为“四找”：即找同行比较比较、找位置掂量掂量、找法律规范规范、找方向发展发展。对于任何企业来讲，这都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民营企业家自己要先“打败自己”，实现由“家长”到“船长”的自我转变，要建立可行的一套企业制度使“家业”变成“事业”。俞飞指出。 家族股权主动“稀释” 但由初级的家族制企业转型为现代企业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是一句话就能解决的。 “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没有人能为现代企业制度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社科院私营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张厚义教授指出：“通常所说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是指的现代产权制度，对中国的家族企业来讲也是如此。”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首先要产权明晰。“要使产权明晰化，关键是要厘清‘帮忙’与‘合作’的关系。”刘平青指出。 这种关系应该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在家人之间；二是在家族之外的合作者之间。与后者的关系不难界定清楚，南存辉与胡成中的关系即属后者，两人最终和平地分道扬镳；但对于前者，在掺杂了血缘和亲情之后，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复杂。茅理翔常向人提起的“江苏四兄弟”的故事，就是一个兄弟之间产权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的例证。相比之下，茅理翔创业之初就与妻子约定双方的亲人都不能进入公司可谓颇有先见之明。 厘清“帮忙”与“合作”的关系，需要家族企业在创业之初就要达成契约，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约定。这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讲，要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和处理家庭和社会关系的高超技巧。 众多学者都把产权的社会化视作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条必然途径。而所有权的让渡，则是产权社会化的主要措施。 对于自己家族股份的主动稀释，对民营企业家又是一个更高层次上的要求。“任何产权方面的改革对家族企业来讲都是被动的。”张厚义指出。南存辉在对南氏家族的股份进行稀释时，也遭遇到了来自家人的阻力和社会舆论的不解。但是对于众多家族企业来讲，如果这一步跨不出，也就难言向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的转变。 股权的最初转让一般都是通过作为激励措施的赠予的方式实现。在茅理翔看来，中国的众多家族企业所实施的，多是短期的激励，即赠予企业技术人员及职业经理人的多是虚股，人在企业时，可以享受分红的权利，一旦人离开，股权也就随之消失。作为长期激励的实股，就让民营企业家们费一番思量了。 “在中国，家族企业中的上市公司用股权激励职业经理人的几乎没有，就算有，所赠予的股份也很少，大约只有0.5%。”金祥荣指出。 俞飞认为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家对产权分割存在认识上的不清，即没有认识到人力资本可以与货币资本构成一种相互的关系。 南存辉提供的是另一种股权稀释的方式。他通过兼并和联合，构建企业集团，从而稀释自己家族的股份。随后他又通过吸收员工要素入股的方式真正完成了他向一个现代企业家的蜕变，正泰也随之被媒体誉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企业。 难负重任的职业经理人 家族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后，另一个桎梏就是职业经理人阶层的不成熟。 “现代式的管理是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张厚义认为家族企业首先要摒弃“一言堂”式的家长式管理。打破家长式管理的理由已经无需重复，那么如何才能建立现代式的管理模式呢？答案当然是实行两权分离。于是，为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就成了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众所周知，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合关系，是区别现代型经营与家族型经营的根本标志。现代型的企业实行两权分离，而家族化管理的企业则是两权合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魏杰教授的人力资本理论对两权分离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企业治理结构的内容已经从界定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相互关系，转向界定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相互关系。所谓货币资本，就是指出资人的资本，包括土地、货币、资产出资等；所谓人力资本，就是指人作为资本而存在，具有资本的功能，人力资本有两种，一种是技术创新者，一种是职业经理人。 茅理翔所致力于建立的现代家族企业管理模式，正是要在所有权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为家族企业嫁接现代化的管理。在方太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全部引进。当然，茅理翔的对方太的非家族化改造是不彻底的，他最终选择了自己的儿子茅忠群担任总经理。 茅理翔此举当然有充分的理由。除了自己上海交大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儿子具有突出的个人能力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尚未形成。 其实有关经理与老板互相抱怨的报道已经屡见不鲜。经理人嫌自己的老板素质不高或者不肯真正放权，而老板则对现阶段中国的职业经理人信用度和能力心存疑虑，在中国现有法制环境和信用体系下，老板不可能也不敢对职业经理人施以百分之百的信任。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用股权激励职业经理人的比例如此之低。 在金祥荣看来，在职业经理人难以发展、猎头公司还未成气候的情况下，家族管理就成了职业经理人失灵市场下的替代。 俞飞认为，只有不好的职业经理人，没有不好的老板。他认为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要做到“三色”：即要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要看好老板的脸色；还要充当好自己的角色。 当然对很多人来讲，这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因为在中国众多的家族企业，对职业经理人的无论是经济利益激励还是人力资本权力和地位的激励，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当家族企业成长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构建全新的格局，于是企业的产权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股权开始出现多元化和社会化；创始人也逐渐从管理层淡化，经营工作交由职业经理人承担。 但是要完成这一转变显然并非易事。此时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矛盾开始出现，家族成员之间的矛盾也浮出水面，老人和新人也会出现纷争。这就形成了家族企业发展的一道坎：越过这道坎，企业就会取得可持续发展，有的还可以上市，如正泰、格兰仕、太太药业等；越不过去，企业就会轰然倒塌或者退回到学步阶段，如巨人公司、三株公司、爱多公司等。 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民营企业家要综合平衡各方的关系，既要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又要使企业取得发展，循序渐进地将企业导向一个正常的发展轨道。如同茅理翔打造的现代家族企业管理模式，虽然失之中庸，但却也是聪明之举。 “企业的成长和转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优胜劣汰。”张厚义说。 这一结论多少令人沮丧，但也是不争的事实。 24节气是中国人祖先的智慧的发现。现在很多人都在说，24节气很好，只是它只适合中国这块地方，或者更确切说只适合黄河流域华北这片土地。再远些就不适用了。果真如此吗？我来从分析24节气的名称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先把24节气的名称按次序列下，分为四组，每组又分为前后两半： 立春，雨水，惊蛰， 春分，清明，谷雨； 立夏，小满，芒种， 夏至，小暑，大暑； 立秋，处暑，白露， 秋分，寒露，霜降； 立冬，小雪，大雪。 冬至，小寒，大寒。 这样一摆出，立刻能看出前半四个立字后，紧跟着后半开始，又见“春夏秋冬”四个大字领头。这什么意思呢？不言而喻，这是说春夏秋冬四季从四个立立起来，立起来就是开始嘛。后半的“春夏秋冬”配上两个“分”字，两个“至”字。分是什么意思？最简单的“分”，就是“一分为二”了，可见这就表明，在这里把一季“一分为两半”了。那另外两个“至”字呢？容易误解为“到头了”的意思，但要弄清楚是什么到头了？不要当作是一季到头了，而是太阳向北或向南走到头了，要回头走了。确切追究这个“至”字的本义的话，“至”是极的意思。比如我们说“至少”，就是说不能再少了，少到极点了。夏至就是说太阳向北走到`极点了，要回头了，但夏季并没有完，而是刚刚到中点。冬至也是类似，太阳刚刚到极南点，开始转向北了，冬季过了一半了。 通常把这八个节气称为四季八节。实际是四始八中。它们是界定四季的。可是四季又是什么意思呢？夏季不是热天吗？，冬季不是冷天吗？为什么快到了夏季的末尾才大暑，快到了冬季的末尾才大寒？这夏季和冬季不是歪了吗？ 这个问题提得确实有道理。难道古人给四季定歪了吗？深入思考，才能理解其中的奥秘。 原来冷和热虽然是依赖太阳的照射，但人们感觉到的冷和热却是原因很复杂的，太阳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比如一个大房子两头有两个门，冬天从左端门端进一盆火，慢慢向右门移动，最后从右端门端出去。您说是不是当这盆火移到中央的时候房子里的温度最高？肯定您说不是，是火移到偏右门时温度最高。原因是火向空气散热是需要时间的，火移到中间时，热还没有来得及散开。太阳照射与此类似，影响气温的因素还要复杂得多。所以，季节的概念，最初发生时是很朴素的，根据人钔的直接感受。当人们要定四季的准确概念，并想把四季概念纳入历法的时候，人们认识到不能仅仅根据气温来定四季。同一时间，各地气温不相同，不同年的同一历时，气温也不总相同。因此必须找到最稳定的普遍适用的定四季的标准。我们聪明的祖先，找到了这个标准，那就是太阳的南北位置。这个标准是天文标准。太阳的南北位置虽不能唯一决定一个地方的气温，但它能大体上有规率的影响一年中的温度变化。因此按太阳的南北位置来定四季是有实际价值的。当然这样定的四季必须与按气温来定的直感四季有区别了。通常把直感的四季称气象四季。气象四季不能作历法四季。而刚才说的天文四季才能作历法四季。气象四季通常比天文四季有些滞后,中国的黄河流域大概滞后三个期。24节气中上述八个所定的四季，正是天文四季，也是历法四季。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大暑和大寒不在夏季和冬季的中间了。 四季八节是24节气的骨架，也是历法的骨架。其它十六个节气则是骨架上的枝条或肉。枝条或肉的用处是天文四季通向气象四季的桥梁。 我们看立春和春分之间三等分插入了“雨水”和“惊蛰”。这两个名字描写了春季上半季的气象或生物的特征。要开始下雨了，藏在地下过冬的小生命听见太阳的召唤要开始苏醒了。春分和立夏之间插入的是“清明”和“谷雨”。从“清明时节雨纷纷”我们可以知道清明节气时的气候情况。从谷雨的字面可以知道这是庄稼需要雨水促长的季节。立夏与夏至之间插入“小满”和“芒种”。小满是小麦灌浆的时候，芒种是小麦收割和秋种的大忙季节。夏至与立秋之间插入“小暑”和“大暑”，这是最热的一个月了。立秋和秋分之间插入“处暑”和“白露”，这是暑威强弩之末，和早晚开始见露珠的初秋季节了。秋分与立冬之间插入“寒露”和“霜降”，其意已见字自明了。立冬与冬至之间插入“小雪”和“大雪”；冬至与立春之间插入“小寒”和“大寒”，其气象意义就更清楚，不必解释了。总之一句话，八节之间插入的十六个节气，是用来描述中国黄河流域的气象和物候的。世界任何其它地区都可根据各地的气象和物候特征模仿为这十六个节气取适当的名称，就像世界时和区时的关系一样。所以说：24节气实际是全世界适用的。 24节气的天文意义明白之后，就知道历法以24节气为准绳是多么重要。但是24节气是按太阳在天空走过的大圆的24个等分角度来定义的，不是按一年24个等分时间来定义的，所以时间间隔并不相等，按近似的天数说，有的近似15天，有的近似16天。所以一年的月怎样分才能让既简明，又足够准确的表现24节气，使它们排列得有最简单的规律，让人容易记忆掌握，这是设计历法的重要任务。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远在春秋时代，就定出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等四个节气。以后不断地改进与完善，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制定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 太阳从黄经零度起，沿黄经每运行15度所经历的时日称为“一个节气”。每年运行360度，共经历24个节气，每月2个。其中，每月第一个节气为“节气”，即：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和小寒等12个节气；每月的第二个节气为“中气”，即：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和大寒等12个节气。“节气” 和“中气”交替出现，各历时15天，现在人们已经把“节气”和“中气”统称为“节气”。 二十四节气反映了太阳的周年视运动，所以节气在现行的公历中日期基本固定，上半年在6日、21日，下半年在8日、23日，前后不差1～2天。 为了便于记忆，人们编出了二十四节气歌诀： 二十四节气歌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二十四节气七言诗 地球绕着太阳转，绕完一圈是一年。 一年分成十二月，二十四节紧相连。 按照公历来推算，每月两气不改变。 上半年是六、甘一，下半年逢八、甘三。 这些就是交节日，有差不过一两天。 二十四节有先后，下列口诀记心间：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 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 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 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 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抓紧季节忙生产，种收及时保丰年。 随着中国历法的外传，二十四节气已流传到世界许多地方。 立春：立是开始的意思,立春就是春季的开始。 雨水：降雨开始，雨量渐增。 惊蛰：蛰是藏的意思。惊蛰是指春雷乍动，惊醒了蛰伏在土中冬眠的动物。 春分：分是平分的意思。春分表示昼夜平分。 清明：天气晴朗，草木繁茂。 谷雨：雨生百谷。雨量充足而及时，谷类作物能茁壮成长。 立夏：夏季的开始。 小满：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开始饱满。 芒种：麦类等有芒作物成熟。 夏至：炎热的夏天来临。 小暑：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就是气候开始炎热。 大署：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立秋：秋季的开始。 处暑：处是终止、躲藏的意思。处暑是表示炎热的暑天结束。 白露：天气转凉，露凝而白。 秋分：昼夜平分。 寒露：露水以寒，将要结冰。 霜降：天气渐冷，开始有霜。 立冬：冬季的开始。 小雪：开始下雪。 大雪：降雪量增多，地面可能积雪。 冬至：寒冷的冬天来临。 小寒：气候开始寒冷。 大寒：一年中最冷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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