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浙商上海滩往事④：财团陨落_富贵门-爱微帮
&& &&& 连载 | 浙商上海滩往事④：财团陨落
（配图为宁波鄞县人、上海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的上海市“国民身份证”申请书。）阅读提示：对近代浙江商人是“民商”还是“官商”，至今仍不乏争议。前一种声音着重于他们的草根出身以及筚路蓝缕的创业景象，后一种声音则罗列了其依附于政权的各种事实。撰文 | 徐益平1928年8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五中全会。会场外，却是另一番景象。虞洽卿率领着由100个上海商界代表组成的请愿团不期而至，气势汹汹，一派要砸自己宁波小老乡蒋介石场子的架势。这些人代表了上海总商会、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和60个上海行业协会。（虞洽卿浮雕）然而，在上一年的早春，同样是受上海商人团体的委托，虞洽卿在南昌却与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相晤甚欢。之后，在江浙财团的鼎力襄助下，蒋某人脚跟渐稳，完成北伐大业，4月定都南京，宣告君临天下。这一年4月，他第一次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被称为“征服了半个中国的伟大征服者”。前后相距不过短短1年半时间，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在过去10多年时间里，江浙财团一直在不断寻找、更换着自己的靠山：北洋政府、地方军阀、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最后锁定在了老乡蒋介石的身上。因之，对近代浙江商人是“民商”还是“官商”，至今仍不乏争议。前一种声音着重于他们的草根出身以及筚路蓝缕的创业景象，后一种声音则罗列了其依附于政权的各种事实。我们只能说，在缺乏完善制度和独立法治的环境下，对愈来愈庞大的财富充满焦虑感的商人群体只能将庇护的诉求，寄托于公权力，这让他们看起来总是满腹狐疑、摇摆不定，也命中注定了过程和结局的万分悲情。军阀的连年混战，让失望的浙江商人们对专制产生一种莫名的怀念之情，他们希望看到一个强力人物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重新建立正常稳定的社会秩序。在急需支持的那些日子里，蒋介石表现出的无比谦恭的低姿态，更是让他们颇为欣喜。但这只是错觉。蒋介石比之前任何一个军阀更加强化了政权对一切的控制，商业经济亦不例外。商人们自食其果，亲手终结了自1911年以来的黄金商业周期和民族资本主义的繁荣景象。“四·一二”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厌倦了与江浙财团在“金钱结盟”上的讨价还价，面对财政的窘迫，他决定亲自操盘，拿自己的“金主”开刀。在他的谋划和宋子文、孔祥熙的配合下，企业家集团被彻底打散、击溃。他瞄准的第一个目标是上海总商会。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上海已经形成了层次分明、结构严密的企业家组织。它以总商会为龙头，各区有分会，各行业则有同业公会，互通气息，联合行动，且有丰富的公共治理经验。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蒋某人当然比谁都明白这个组织体系的力量。上海总商会的前身是1902年由严信厚创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因为浙江商人始终占绝对优势，掌握着总商会的领导权，被称为“江浙财团的摇篮”和“根据地”。1927年7月，蒋介石颁布法令，宣布上海市政府从此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下，享有极其广泛和重要的行政权与司法权，所有上海市的商业组织都要受上海市社会局的监督；行业间一切职业上的争端，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1929年5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统一商运”为由，成立上海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包括上海总商会在内的所有民间商业团体一律停止活动，将一切会务统交“商整会”。一年多后，由官方控制的新“上海市商会”诞生，理事名单中原来总商会的代表不到三分之一。蒋介石最后彻底击垮江浙财团的关键战役，发生在金融领域。“浙江财阀第一人”的虞洽卿难逃一劫。1929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交易所法》，规定每一地区只准有一个有价证券的交易所，其他的交易所一律合并在内。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中交易量最大的棉纱交易率先被并入国营的纱布交易所。虞洽卿奋起挣扎，在给南京政府实业部的信中，他决绝地声称，“一息尚存，誓死必为之保全，任何牺牲所不惜也。”但于事无补，各类交易物品被相继归并，证券部分并入证券交易所，黄金及物品交易并入金业交易所，到1933年秋，已成空壳的证券物品交易所被整体并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下一个收编目标是虞洽卿和同乡组建的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35年，中央银行在回笼民营银行钞票时，将四明银行的钞票拣出，分批派人兑现，致其一时无法应付，无奈将房地产抵债。中央银行趁机提出官商合营，以公债抵充官股，迫使四明银行以官股为主，虞洽卿损失惨重。此时，各种算计同样充斥着所有浙江商人的银行，在霸道的国家机器轰隆声中，几乎无一漏网。10月，上海银行公会改选，领导权从职业银行家手中被剥夺，从此沦为政府的一个附庸。在泥石俱下之中，即便遭遇战争亦能安度如常的浙江钱庄终于迎来无法抵抗一战。同一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改革”，决定废除银本位制，禁止白银流通。此政策对一向维护银两本位的钱庄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南京政府趁机控制上海钱业，官家资本大肆渗入，持续百年的浙江钱庄终于走上衰退之路。秦润卿因此意志消沉，辞去钱业公会会长。几战过后，曾经意气风发、强大无比的江浙财团被打成一盘散沙，其作为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不复存在。他们的商运沉浮，再次证明：丧失商业力量的自主权，对政治权利的投靠是危险的，与权力的结盟将导向一条必然的被奴役之路。同时，一个统制而非自由的经济环境，商人转型不仅没有过多余地，甚至可能畸形。“财团”再次与浙江人沾上关系，要到近70年后的2004年。这一年，10多个做实业的温州人先后联合创办了民营性质的中瑞财团和中驰财团，其喊出的“融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于一体”的口号，让人的思绪穿过历史的迷雾，重新联想起当年风光一时的江浙财团。殊不知，在中国百年商业史上，从未出现过“财团”的组织机构。它们只是温州民间金融在与国有金融抗争中又一次徒劳的尝试。无功而返的它们后来彻底沦为房地产公司，“金融资本”至今仍是一纸空文。1935年后，百年仅见的企业家年代彻底终结，中国经济逐渐被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四大家族组成的新垄断集团左右。这四大家族横跨三个区域商帮，蒋介石是宁波人；陈氏兄弟出生于湖州丝商家庭，他们的叔叔是辛亥革命元勋陈其美，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府的都督；孔祥熙是山西人，宋子文是广东文昌（今海南）人。 1928年到1937年，在经济史上有时候也被称为“黄金十年”。但与前16年不同的是，这是国家强力干预经济的10年，是统制经济的10年，是民营经济饱受压抑的10年。在接下来的国家存亡的重大时刻，浙江商人的作为，更多体现在民族命运这个大道义上。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是为淞沪大会战。为了逃避战乱，70万难民挤进弹丸之地的租界。已年过七旬的虞洽卿再次担当“调解人”，他奔走呼号，发起成立上海难民救济协会，自任会长，英商麦克诺登为副会长，该会设30余处收容点，先后收养难民8万余人，发放给养970余万元。为了阻止日军沿长江航线西进侵略，他将船队交给中国军队，3万吨级轮船被炸沉在江阴一带水面。他的“航运梦”日后将由两位宁波老乡董浩云和包玉刚接续。11月，上海沦陷，12月，南京沦陷。沪上几乎所有商贾大亨都星夜出逃避难，虞洽卿思量再三，决意留下。日军对中国港口和海面进行全面封锁，上海陷入米荒。虞洽卿出面召集各行业公会开会，倡议成立上海平粜委员会，他恳请各公会先行垫款，以便购买南洋大米，以求平稳物价。为了避免运米轮船被日军击沉，他与意大利商人合开中意轮船公司，船挂意大利和中立国挪威、巴拿马国旗。所运大米均按市价7折出手，差额由各公会捐款补贴，平粜米共办30多期，被颂为善事。形势逼人，上海暗杀成风。1940年7月，有“化工大王”和“国货大王”之称的浙江人方液仙（年）被“76号”特务枪杀于去公司的路上，尸骨始终未见。方出身于最早赴上海开设钱庄的镇海方氏家族，但他拒绝从事家业，而是创办了一家名叫“中国化学工业社”化工日用品厂。这家厂生产的三星牌蚊香曾把日产蚊香打得在市场上几乎绝迹。他也是一个坚定的洋货抵制者，先后在全国开设了10多家国货公司。1939年，汪伪政府游说他出任实业部长，他以自己只会做生意为由断然拒绝，招致杀身之祸。虞洽卿也收到了夹有子弹的恐吓信。1941年春，他辞去荷兰银行买办一职，交出那串在腰间挂了38年的黄铜钥匙，在深夜悄然离沪。此刻，闹市区，上一年刚以他名字命名的“虞洽卿路”一片死寂。1933年，一位名叫卢绪章（年）的浙江鄞县人筹集150元法币创办了家经营西药、医疗器械邮购的小商行，区别于上海滩大批外国洋行，取名“广大华行”。在很多人眼里，这个年轻人头脑灵活，赚钱有方。抗战后，上海医药市场的货源极为短缺，广大华行在美国订购的药品及时运往上海，得以抢占上海西药市场的先机。不久，又取得美国施贵宝药厂在中国的总代理权，充足可靠的货源是同行无可比拟的优势，因而获利丰厚。紧随着，美国钢铁公司、杜邦化学公司等美国厂商纷纷授予其中国经销权，营业额更是成倍增长。1944年，广大华行已赚得500万元法币，30多万美元。但也有旧友骂他“与豺狼为伍”、“见钱眼开”。他在各种圈子如鱼得水，出入纸醉金迷的场所，坐豪华汽车，佣人成群，还与陈果夫联合创办中心制药厂，俨然是一个大资本家。解放前夕，广大华行及其子公司都在地位显赫的外滩亚细亚大楼办公。他的真实身份在很多年后才被揭开。1949年5月，解放军彻底攻占上海，当身穿解放军军装的卢绪章与陈毅市长一道出现时，认识他的人震惊了，纷纷给陈毅市长打电话、发急信：“卢绪章是陈果夫的红人，中统、军统是他家的座上客，务必请组织清查他的底细。”他其实是长期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做过外贸部副部长、国家旅游局局长。广大华行是党在解放前最大的企业，日后将蜕变为一家享誉全球的商业帝国，名叫华润。广大华行的原始档案，现完好保存于上海市档案馆，不过读不出任何共产党活动的蛛丝马迹。但中国共产党确实在慢慢成长为一支瞩目的力量。经过三大战役，它打破了一个旧世界，正脱下征衣，准备以胜利者和领导者的姿态创造一个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新世界。新中国成立后的年，成为民族工商业积极改造的6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此时迎来了历史上的最大转折。1938年离沪的刘鸿生又回到自己熟悉的土地，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和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经济审核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全力配合市长陈毅从事经济恢复工作。1956年初，资产为2000多万元的刘氏企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是年10月1日，刘鸿生逝世，享年68岁。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目标的公私合营，是又一场“国进民退”，市场经济被消灭，商人的财富彻底集体归零。而浙江商人在上海的传奇，要一直等到1978年才会重新续写。（全文完。本系列文章共4篇，前3篇分别回复、、即可取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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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ICP备号-2&&&&京公网安备34旧上海滩的三大黑帮老大：比电影更真实的故事
旧上海滩的三大黑帮老大：比电影更真实的故事
旧上海滩的三大黑帮老大：比电影更真实的故事
　　旧上海滩的三大黑帮老大
张啸林()，乳名阿虎，原名小林，后更名寅，慈溪庄桥(今属江北区)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移居杭州。早年游手好闲，斗殴滋事，与流氓为伍，为当地地痞。后进武备学堂读书，结识张载阳。民国初，结识上海英租界流氓季云卿，随季至沪，后拜上海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与黄金荣、杜月笙结为把兄弟，并称“上海三大亨”。1920年，三人合股开设“三鑫公司”，贩卖鸦片，逼良为娼，横行霸道。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组织“中华共进会”，率“敢死队”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旋被蒋介石委为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委会少将参议。1932年经杜月笙推荐，充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监事。抗战爆发后，指使徒众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收购军需物资资敌，大发国难财。1939年附逆投敌，筹建伪浙江省政府，拟出任伪省长，因遭国民党军统暗杀(未成)作罢。次年1月被军统收买的贴身保镖林怀部刺毙于上海。
1920年他与黄金荣、杜月笙合股开了三宝公司，专门贩运鸦片。1927年4月，因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1932年后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监事及中汇、交通等公司、银行常务董事或董事。
1937年，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10月下旬，战局恶化，蒋介石准备放弃上海。为了防止“三大亨”被日伪利用，蒋介石邀请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一起去香港。
“三大亨”地位的排列，原本是黄、张、杜，上世纪30年代中变成了杜、黄、张。张啸林出道时间比杜月笙早，资格也比杜高一辈，他还曾救过杜的命，对杜当老大，心中一直不服。
蒋介石部署撤退时，张啸林暗算：上海华洋杂处，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日本人攻占容易统治难，必然要拉拢利用帮会头目。而三大亨中，黄金荣已表明不会出头为日本人做事，杜月笙去了香港，这正是他独霸上海滩的好机会。
11月上旬，上海沦陷。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很快便与张啸林达成了协议。之后，张啸林布置门徒，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捕杀爱国志士。又以“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的名义，派人去外地为日军收购粮食、棉花、煤炭、药品，强行压价甚至武装劫夺。还趁机招兵买马，广收门徒。张啸林的投敌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不安。除掉张啸林，已是当务之急。
蒋介石指示军统局长戴笠对张啸林予以制裁。戴笠向潜伏在沪上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他们还制定了锄奸计划和建立了行动组。行动组长陈默接到任务后，策划了两次暗杀行动，但均未成功，于是开始设法策反林怀部。林怀部是在张啸林的司机阿四的介绍下进的张宅，起初只当了个门卫。张啸林遭到几次暗杀后，就希望能找到几个身手和枪法都超群的保镖。在阿四的帮助下，林怀部连发三枪，枪枪从红心穿过。就这样，他取得了张啸林的信任，被聘为保镖。陈默以5万块银元和除汉奸的民族大义，争取到林怀部作内线，听候指令执行任务。
1940年8月上旬，陈恭澍与陈默约见林怀部，让他在近日内下手，得手后军统总部设法疏通，并会将他安排为法租界巡捕房捕办。
日有客来访张啸林，林怀部决定待张啸林送客下楼时动手。但不一会引客的管家下来去翠芳楼叫局了。叫局，就是去妓院请妓女出堂，前来侍酒陪赌，赌局饭局交替能到深夜。如果这样就无法下手。林怀部见阿四在院中擦车，便凑过去说：“有些私事，请师傅去楼上向张先生讲一声，准我5天假。”阿四摇摇头说：“张先生有规矩，会客时不许下人打扰，你又不是不知道。”
林怀部于是刺激他：“你平时常说张先生如何如何地看得起你，看来和我没什么两样，吹牛?”阿四火了，两人吵了起来。“吵什么﹖”楼上的张啸林听到声音，忍不住跨到窗前厉声喝问。
张啸林怒骂林怀部：“你这龟孙子，吃饱了不干事还吵架，老子多叫一个东洋兵来，用不着你了?”林怀部也毫不示弱地还嘴，张啸林于是探身窗外怒吼：“阿四，把这龟孙子的枪卸下来，让他滚蛋?”“用不着赶，老子自己走?”林怀部伸手去腰间拔枪。大家都以为林怀部真要交枪走人，不料他对着张啸林一甩手，子弹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当场毙命。
林怀部为了确认张啸林的死活，提着枪冲上楼，发现客人正在打电话给法租界巡捕房报警，于是枪杀了他。林怀部确信张啸林已死后，飞步下楼，准备逃离张宅。刚到楼梯口，被张的保镖拦腰抱住，另几个保镖跟着围了上来。这时法租界巡捕赶到，林怀部把枪一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从容就擒。
法租界判处林怀部15年徒刑。抗战胜利后林怀部被释放。
黄金荣 ()浙江余姚人，生于江苏苏州，字锦镛小名和尚，绰号麻皮金荣。早年在上海当学徒。系旧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流氓“三大亨”之首(另二人是杜月笙、张啸林)。1900年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巡捕。后勾结帝国主义、官僚政客发展封建帮会势力，成为上海青帮最大的头目，门徒达1000余人，操纵贩卖鸦片、赌博等罪恶勾当。1927年组织中华共进会，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年辞去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职务。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抗日战争时期寓居上海，拒绝出任伪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重新从事帮会活动，但是权势衰退，地位被杜月笙代替。建国后，曾向人民政府坦白罪行，1953年在上海病死。
流氓大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上海滩里的特有产物。那些出身地位家道贫寒，但又不学无术的流氓，利用帮会势力，网罗门徒，成为地方一霸。这些人无孔不入，在旧上海的三百六十行中权势相加，左右 逢源，一路而为上海闻人。对于这些人，老百姓给他们一个绰号，叫做 “流氓大亨”!而旧上海的大亨里，排行第一的头号大亨，当推黄金荣。
黄金荣清光绪18年(1892年)任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后升探目、督察员，直至警务处唯一的华人督察长。倚仗帝国主义势力，在上海广收门徒，欺压民众。1927年与杜月笙、张啸林等积极支持并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曾任少将参议及行政院参议。
黄金荣自幼不爱读书，稍长与地痞流氓交往。为了加强租界内的治安，法国驻沪总领事白早脱和公董局总董白尔研究决定招募120名华人巡捕。黄金荣曾当过裱画匠，后又在上海县衙门里做过一阵子捕快，这时黄金荣听说进了巡捕房当巡捕能吃香喝辣、前途无量，他不甘寂寞，便决定去碰碰运气。这一年，他才22岁。他来到设在公馆马路法租界总巡捕房报名应试。也许是他那强壮的身体占了便宜，他居然给录用了。进了巡捕房后，黄金荣就跟着法国巡捕的屁股后面，挨家挨户去征收“地皮捐”、“房屋捐”，还要到越界筑路区为新建的房屋订租界的门牌号码。在这些工作中，他表现得格外卖力，还参与镇压那些不愿意动迁的农户、坟主和抗议加捐的小东主活动。由此，他就被警务总监看中，一下就由华捕提升为便宜，也就是包打听。提拔后的黄金荣被派差到十六铺一带活动。这时候的他，一身便装，成天地泡在茶馆店里，喝喝茶、吹吹牛，从中收集情报，联络眼线，也算是一项工作。莫看黄金容人长得五大三粗，但脑子蛮活络。他用“黑吃黑”、“一码克一码”的手法，网罗了一批“三光码子”，即那些惯偷、惯盗、惯骗分子给他提供各类情报，破了一些案子。另外，他还制造假象，用贼喊捉贼的办法提高自己的威信。有一天，法国巡捕房的街对面有一家咸货行的一块金字招牌突然不翼而飞。老板急得六神无主。这时，有人就对那个老板说对面的黄金荣破案子“交关灵光”。老板进了巡捕房就直接点名找黄金荣破案。谁知，不等黄金荣跑出巡捕房，一班小瘪三就敲锣打鼓地将那块招牌给送了回来。由此，黄金荣名声大噪。其实，这全是黄金荣在幕后一手策划、导演出的一出丑局。
不久黄金荣又被提升兼任刑事出外勤股和强盗班二个部门的领班。不过，黄金荣在任期间还真的破过几件大案子。有一次，法国总领事的书记官凡尔蒂偕同夫人去太湖游览。没想到竟遭到了那里土匪的绑架。法租界闻讯后，就派黄金荣前往营救。黄金荣找来了手下的小喽啰找到了太湖土匪的头领“太保阿四”、“猪猡阿美”，便轻而易举地将这一对“法国肉票”保释了出来。还有一次，福建省督理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候带了六箱古玩、字画到上海来。不料，一出码头就被人盗走。为此，松沪护军使何丰林特请黄金荣协助追查。结果，不到半天黄金荣就将原物如数追回。在当包打听的生涯里，最令黄金荣得意的还是侦破法国天主教神父被绑架案。为此，法国东正全权大臣授予黄金荣一枚头等金质宝星。法国巡捕房提升他为唯一的一个华人探督察长，另派八名安南巡捕给他当保镖。从此以后，黄金荣更是飞扬跋扈、胆大妄为，成为地方一霸。
尽管他从未拜过老头子、开过香堂，是个“空子”，他却凭借着势大力大而自称为“天字辈” 青帮老大。当时，上海滩青帮最高辈分为“大”字辈。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黄金荣利用手里的权，贩卖鸦片、开设赌场、合伙开跑狗场等，不到几年就成为上海滩里的头号大亨。黄金荣担任法巡捕房华探督察长长达20多年，直到他60岁生日后才辞职，即使如此，法巡捕房警务处还继续聘请他担任顾问。
民国36年，为黄金荣80寿辰，蒋介石曾亲自来黄家花园祝寿。蒋介石曾经拜黄金荣为师。当年经费时常不足，为了挣钱，其中的一些人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蒋介石也是参与者之一。
初期交易所的业务还算可以，孰料1921年上海爆发“信交风暴”，类似今天小规模的金融危机，一时交易所纷纷倒闭，股票值如废纸。勉强支撑到1922年，“恒泰号”彻底倒闭，众多股东拿着股票要求兑现，交易所的监察人周骏彦被逼得两次要跳黄河自杀。债主们甚至雇用一些打手来威胁蒋介石等还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在商界有较高地位的虞洽卿介绍，蒋介石来到法租界鼎鼎大名的黄金荣门下寻求“保护”。
选了个黄道吉日，在黄家公馆的二楼上，蒋介石为端坐在太师椅上的黄金荣呈上大红拜师帖子，上书：“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志清是当时蒋介石常用的名字。然后磕头行礼。
事后，黄金荣在酒店招待债主们，酒席中，黄金荣指着蒋介石说，现在志清是我的徒弟了，志清的债，大家可以来找我要。债主们这才明白，黄金荣摆下了鸿门宴。大家眼看着钱要不回来，还不如顺水推舟，给黄金荣一个面子。于是，把蒋介石逼得焦头烂额的事情，黄金荣一句话就解决了。
上海解放以前，黄金荣的媳妇李志清席卷了黄金荣的金银珠宝离开上海往香港，后又到了台湾。有人劝黄金荣到香港去，82岁的黄金荣面临人生的最后一次抉择———或去台湾，或留上海。最终，黄金荣留了下来。“以不变应万变”是他的处世信条，反正来日无多，听天由命吧。但黄金荣心里明白，自己已是80多岁的人，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在半路上生急病，死在途中，那就糟糕了。他对人说：“我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死在外地。”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蛰居在家，深居简出，不问外事，不少人以为黄金荣早已逃往台湾或香港地区，或被人民政府逮捕入狱。因此，当黄金荣的自白书(悔过书)刊登出来后，人民群众的反响极其强烈，都说没有想到这个大亨还活着，受到共产党的如此宽大，一时之间杀黄呼声响彻云天。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连黄金荣的一些门徒也起而揭发，要求靠拢共产党，与黄老板划清界线。这时候的黄金荣，真的成了一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人民政府要处理的事干头万绪。黄金荣也过了一段安逸日子。以抽大烟来说，政府虽有明令禁止，但黄装糊涂，照吸不误，而且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烟土，据报“足够他后半世之吸食”。
黄金荣每日享受三样东西：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他对人说，这“三件套”是他最大的享受，不管是国民党当权，还是共产党天下，都是如此，要陪他到老死。他能留在上海不走，这“三件套”也有一半功劳。
当时黄家上上下下二十多口人，都住在龙门路均培里一号。这是黄金荣发迹后造的一幢三层洋房，有几十个房间。黄的居室在二楼东端，附近房屋大多由他的门徒租住，可以互通声气，方便走动。除夏天避暑去漕河泾黄家花园住一段时间，黄金荣一直居住于此。人民政府这时还允许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
1951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市民甚至自发涌到黄宅门口，要求他接受批斗。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如雪片般飞进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作主，为民报仇雪恨。
实际上，对于上海的帮会人物，如何做好其工作，为我所用，党中央在上海解放前夕，已有明确的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刘少奇语)，其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周恩来语)，这样对全国大局有利，对恢复上海经济发展有利。
陈毅市长和分管政法工作的潘汉年副市长，都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正确的方针政策。上海市人民政府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老实认罪，以求得人民群众在某种程度上的谅解。
日，上海《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结果非但没有平息群众的愤怒，反而引出更大的风波，已如前面所述，“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口号响彻上海滩。黄金荣在“自白书”中，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上海滩第一大亨的“忏悔”，在当时轰动一时.不用说，对稳定社会秩序，震慑帮会残余势力起了不少作用。随后，黄金荣响应政府的改造号召，开始扫大街。
“黄金荣扫大街”的新闻不胫而走，传遍世界各地。旧上海另一大亨杜月笙在香港得知这一消息，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留在上海，躲过一劫。考虑到国内外的反响，对黄金荣的这项“改造”措施只是象征性的并没有持续下去，毕竟他已是风蚀残年的老人。两年后，这个曾在上海滩显赫一时的人物，因发热病倒，昏迷了几天，就闭上了眼睛。时年86岁......
杜月笙()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原名月生，后改名镛，号月笙，出生于江苏川(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四岁以前，母父相继去世，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十四岁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又嗜赌成性，不久被开除，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后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陈世昌是小东门一带的流氓头子，绰号“套签于福生”，在青帮中属“通”字辈，杜月笙按序排在“悟”字辈。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黄金荣公馆。他机灵诡诈，善解人意，很快获得当时法租界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由佣差上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
因善于纠合同伙，勾结军阀，他成为鸦片提运中最有势力的一个。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在上海三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比起黄、张来，杜月笙确实高明一些，他善于协调黑社会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与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善敛财，会散财，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台等活动，大量聚敛钱财，然后，又以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由于他在上海善待下台总统黎元洪，黎元洪的秘书长特撰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其党羽吹捧为“当代春申君”。杜月笙也做些收买人心的事情。他持续多年购买预防传染病的药水，送到浦东老家，按户免费发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必定出面组织赈济。他有时装出维护工人利益的形象，出面调解劳资纠纷。他一改传统流氓身着短打、手戴戒指、卷袖开怀的打扮，而是四季身着长衫，打扮斯文，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形象。他附庸风雅，广结名流，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由此，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4月11日晚，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又指使流氓镇压工人纠察队。他因此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虽是虚衔，但有助于提高社会地位。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1929年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通过结交金融界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银行业务颇为兴旺。
1930年起，杜月笙在家乡买地五十亩，大兴土木，起造杜家祠堂，日至10日，举行家祀落成典礼和“奉主入词”典礼。仪仗队有五干人之众，自法租界杜公馆出发，长达数里，巡捕开道，鼓乐震夭。杜祠开酒席三日，每日干桌。包括蒋介石、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在内的党国要人都送了匾额。排场之大，靡费之巨，极一时之盛。1932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 日，举行开幕典礼。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实际上是帮会组织。杜月笙借此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势力。恒社初成立时，有一百三十余人，到1937年达五百二十余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电影界等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进来。1934年，杜月笙任地方协会会长。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又发动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投入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中。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筷庵。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杜月笙迁居重庆，建立恒社总社，向大后方发展势力。他组织中华贸易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与沦陷区交换物资，借此中饱私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割旧部，重整旗鼓。这时，由于租界已被收回，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经过多方活动，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党不那么支持他，所以，他当选后马上辞职。此后，他致力于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闻等各业中发展势力，担任各种各样的董事长、会长、常务董事、校董达六七十个。
1948年，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经过此事，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势已去。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连获大胜，上海解放指日可待。5月1日，杜月笙携家仓惶逃往香港。日在香港病逝,终年63岁。
在大陆的报刊、书籍中，人们常看到有关旧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文字，大多述及他的种种劣迹，间或提到，杜讲义气，有骨气，在抗战中作了一些贡献。也许这也是污点斑斑的黑社会头子人生的另一面。《北京日报》刊文，请《海内与海外》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朱小平对这位传奇人物在抗日战争的贡献进行了解读。
文章称，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青帮(亦称安清帮)的大头目。蒋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夺取政权，杜月笙在政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雇用流氓为上海总工会送锦旗放烟雾、诱骗杀害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汪寿华等，致使上海总工会80万会员群龙无首，数千工人猝不及防被蒋介石杀害。作为旧上海黑社会的大头目，杜月笙身上有很多污点，但是，他也并非漆黑一团。在抗战中，他曾多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做过一些有益的慈善事业，特别是他任副会长时正值抗战前后，于救助伤兵输送物资、建立抵抗部队，做出了贡献。文章认为，杜月笙在抗战中大致有四大贡献。
日，日寇全面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抗战。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名义，联合各团体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同时成立救护队10队、急救队13队、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并特约公、私医院16所收容受伤军民。据统计，杜月笙所领导的救护输送医疗工作，共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44398人。此后，杜月笙又筹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每年医院少则收治伤员二三百人，多则达三四千人。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工作人员大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亲自乘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置医疗队37队，后因需要逐渐增加至178队，共有工作人员近3000人。据统计，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已达260万人。这一可观的成绩，与红十字会广大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但杜月笙在其中的领导作用不容忽视。救护工作所需的物资、车辆，许多都出于杜的号召，也不排除他自己的“毁家纾难”。在这一点上，他号召他所能影响的团体包括他的帮会组织捐助抗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抗战中，他坚持在上海，包括参加抗敌后援会工作，直至11月上海沦陷，他才秘密撤退。
杜月笙在上海抗战中所办的另一件大事是与戴笠共同创办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参加抗战。尽管戴笠一生以与中共作斗争为己任，但在抗战中，他的思想倾向基本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在这一点上，“人之爱国，谁不如我”的杜月笙与他是一致的。两人本来即为挚友，在抗日这一点上又有共识，所以两人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以帮会和工人为基础，配合正规军作战，并负责肃谍防奸等工作。杜月笙自己出钱捐赠了5000支快慢机手枪，又利用自己的影响，动员了帮会成员、工人、学生、店员、失业青年入伍。10月，这支仅以一月时间仓促成立的游击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正规军与日寇作战，尽管作战力差，但大多成员异常英勇顽强，为中华民族抗战作出了牺牲。据事后统计:别动队战死兵共1500人以上，受伤500余人。据说，杜月笙颇为悲痛，他不是心疼钱，而是哀怜那些为国捐躯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并设立总办事处，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资，并同时筹措救护事业的经费。可以说，杜月笙此时是非常辛劳的。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八·一三”抗战后，蒋介石安排杜月笙为该会常委，负责粤、桂、闽三省称第九救济区工作。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区办事机关与中国红十字会机关合设于香港九龙柯士甸道他的宅寓也在此，并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有房间，专与各方接触。当时，海外侨胞对抗战捐助的物资及对难民的救济品，都由杜月笙接收运往汉口或重庆。同时，杜还负责与戴笠合作布置向沦陷区搜集情报及锄奸策反工作。据说，上海另一帮会头目张啸林投敌被暗杀，也与杜月笙有关。另外，轰动中外的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并公布“汪伪密约”，也是杜月笙与戴笠共同策反的。
在抗战的开始阶段，海外物资大部分通过香港转运国内，杜月笙以红十字会名义办理接收、转运，为抗战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香港沦陷后，红十字会总会于1940年移设重庆，杜月笙也撤退重庆，主持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1942年，杜月笙筹建了重庆医院，当时有床位300张，各科设备齐全，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受到舆论的称赞。另外，杜月笙在搜购、抢运战略物资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复员工作，并协助恢复、加强了上海红十字会分会的组织，对该会推进各种社会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50年代后，杜月笙客居香港。1952年，他弥留前对妻子云:“把我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老家。”但他的遗愿终未实现，1952年11月遗骨被运往台湾，至今暂厝台北南效大尖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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