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格陵兰可以带玩泰国能带无人机入境吗,入境吗

想知道有没有可能从加拿大东北坐船到达格陵兰岛
想从国内出发去挪威,冰岛,格陵兰,丹麦,格陵兰签证可以提前在国内办好吗,还是说必须去丹麦签
路过的大神们,想请教一下从雷克雅未克到格陵兰的ilulissat的话,有什么游船的选择吗?找了半天没找到。。。求推荐网站,万分感谢~
关于签证,申根签证一般是单次入境的,要是在冰岛去格陵兰,然后又返回冰岛,那就是两次入境冰岛了,怎么办?
计划去冰岛、格陵兰,乘坐芬航从赫尔辛基转机雷克雅未克进出,签证咋办呀?
难道俺需要跑芬兰、丹麦、冰岛三个使馆?
俺在北京。
如题,10月去了冰岛,遗憾未到产生冰洞的时间,也未有足够时间去往格陵兰。
不打算冬天再去的情况下,如秋夏两季去格林兰,能否看到冰洞呢?
想去冰岛和格陵兰,如果时间来得及也想去下丹麦。
看了几个帖子和问答,众说纷纭,有点晕了。
请教下大家:
1,冰岛和丹麦都是申根国家吗?这两个国家签一个就可以了咯?
2,两个国家一般都要多久能办出来?签证的有效期和停留期一般都是多久?
交的材料是完全一样的吗?
3,格陵兰好像是在冰岛时可以现场去签,对吗?
本人在校学生,持有持西班牙居留证,申根国家可随便走。但还是有点不放心,请问到达哥本哈根后如何到格陵兰?
冬季出行。
万分感谢回答的朋友!!!!!!
计划从冰岛去格陵兰岛,到冰岛办格陵兰签证,但有人说必须是两次或者多次入境的申根签才可以,是这样的嘛
在那边待2天半,想是参加个峡湾游船,还有自己沿着颜色线路徒步。想问问那边有没有冰川行走的项目啊?具体是哪家公司呢?或者朋友们还有啥项目建议~
热门出境旅游目的地一个人的旅行——北欧、格陵兰岛一个月独行
一个人的旅行——北欧、格陵兰岛一个月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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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旅行——北欧、格陵兰岛一个月独行
穷游兴趣小组
/thread-.html  格陵兰岛这么大的岛居然由丹麦这么小的国家统治,真让人纳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格陵兰一度由美国代管,美国居然不纳入怀中,战后还归还丹麦。真的蠢,假如是苏联,一定把它给解放了,
楼主发言:2次 发图:0张
  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生意人!  
  呵呵,给小国托管才容易控制,这你都不懂?
  现在岛上全是中国人在挖矿,老外心疼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不直接占领领土,转而实行经济控制是美帝二战后瓦解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国家战略。  英法殖民地战后土崩瓦解,美国是最主要的推手。
  给丹麦和美国自己有差别吗?  
  台湾岛钓鱼岛明明是中国的,为什么就不给呢?  
  格陵兰岛没多少人。
  美国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活雷锋  把格陵兰岛送给丹麦  把钓鱼岛送给日本  所以,我们要以一种感恩的心来对待上帝的使者伟大的美国!
  @114aa110 8楼
10:18:15  美国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活雷锋  把格陵兰岛送给丹麦  把
岛送给日本  所以,我们要以一种感恩的心来对待上帝的使者伟大的美国!  -----------------------------  把台湾岛送给中华民族
  @漫游398 6楼
09:12:36  台湾岛
岛明明是中国的,为什么就不给呢?  -----------------------------  难道台湾给了日本,如果蒋总裁坐在南京,钓鱼岛有可能给中国,听说琉球也要给,老蒋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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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阳光明媚的夏日,两位魁梧的丹麦绅士来到我们家。”海莲娜·蒂森回忆道。那是1951年,她和家人住在格陵兰岛的首府努克。
“他们带着一名翻译,姐姐和我心想,这些人来这做什么?我们很好奇。后来妈妈和他们交谈,把我们打发到外面去了。”
“他们问妈妈,愿不愿意送我去丹麦。在那儿我将学说丹麦话,还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说,对我而言那真是大好机会。”
“妈妈两次拒绝了他们。可他们一个劲怂恿她,又说:‘我们觉得您应该送海莲娜去丹麦,只需要六个月。她将有机会拥有美好的前途,我们认为您应该让她去。’”
当时,丹麦政府决定提高其北极领地格陵兰岛的生活水平。岛上肺结核病横行,大部分居民仍然以捕猎海豹为生,只有少数人会说丹麦语。
丹麦政府认为,实现格陵兰现代化的最佳方式就是培养新岛民,因此他们给牧师和学校校长发去电报,请他们选出天资聪颖的6至10岁格陵兰岛孩童。这是一项在慈善组织“拯救丹麦儿童”协助下制定的计划,它要将那些选中的聪明孩子送到丹麦的寄养家庭接受再教育,把他们培养为“小丹麦人”。
很多格陵兰岛的父母不愿把孩子送出去,但最终有21户家庭做出了让步。
在启程赴丹麦的三个月前,海莲娜的父亲因患肺结核去世,抛下母亲独自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
海莲娜回忆道:“妈妈蹲下来对我说:‘你要去丹麦了。’我说,‘丹麦是哪儿?’”
“‘是个很遥远的国家。’妈妈说。‘但那儿很漂亮,像天堂一样。你不用伤心。’她接着说。”
1951年5月,迪斯科号轮船载着22个孩子离开努克。
“我拎着自己的小行李箱离开家,大家一起走到港口。”海莲娜说。
“我在船上看到妈妈,却因为太伤心没法向她挥手。我双臂一直低垂,心想:‘为什么你要我走?’我们无法理解父母为什么送我们走,前路如何?什么都拿不准。”
“我记得到了哥本哈根。那是个很大的港口,很昏暗。我觉得妈妈错了,因为我看见丹麦也有大山。接近一些以后,我意识到那些是树,只是看上去像山。我们不知道它们在哪。但它们高耸翠绿,生机勃勃。”
到达丹麦以后,孩子们被送到寄养家庭。但首先要送去一个叫“度假营”的地方,丹麦人管它叫Fedgaarden。
“后来发现我们实际上被隔离了。”海莲娜说。
“营地非常偏僻,我们从没看见周围有别的房子。因为是格陵兰岛第一批到达丹麦的孩子,我们被隔离了,怕我们有传染疾病。”
“我一直在想,‘我们在这干什么呢,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很想念妈妈,也为故去的爸爸悲伤。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被送到如此遥远的地方。”
由于一群因纽特的孩子到来,这个项目极负盛名,连丹麦女王都访问了这个营地。
“有件事我不明白——我那时异常烦躁,总是四处转,表情很严肃。”西埃森说。
“从我们围在女王身边的照片上,你可以发现:没有一个孩子在笑。当然,还是有一些更开心的瞬间,比如去海滩等。但晚上带去睡觉时,我们悄声哭了。在那儿,我感到难过与不安。”
接下来,孩子们被送到全国各地的寄养家庭。1951年12月的一期丹麦周刊杂志用跨页版面报道了这项实验,宣告它成功。
报道称:“丹麦的生活跟孩子们习惯的很不一样,但他们的适应力非常出色,对文明教化极少反应不适。”
“格陵兰来的孩子丹麦语已经说得很不错,但当他们因喜悦或者愤怒而情绪激动时,就会突然说出一连串格陵兰语,整个房间就会充斥着(丹麦人)听不懂的语言。”
“海莲娜从来不和养父母说话,有人和她讲话,她只是用点头或摇头来回应。但她很乐意和养姐妹玛丽安聊天,玛丽安在教她针线活。”
海莲娜在度假营得了湿疹,按要求要与一名医生同住。为了治疗她的湿疹,医生在她的手肘和脚踝处贴了黑色药膏,因为怕弄脏家具,所以禁止她进客厅。
“我感到那家人不欢迎我,自己像个陌生人。那家的妈妈有精神疾病,总是躺在床上。”
“我不信任大人。他们把我送到丹麦,无论跟我说什么,我只是点头或者摇头,不想回答。”
几个月后,海莲娜的湿疹得到控制,就被转移到另一个寄养家庭。
“相比第一个寄养家庭,在第二家生活就像童话故事。那一家人都很热情。”她说。
第二年,送到丹麦的22个因纽特孩童里,包括海莲娜在内的16个孩子回到格陵兰岛。“拯救儿童”组织为剩下的六个孩子做了安排,由他们的丹麦寄养家庭收养。
“船一停靠至努克,我就拿起小行李箱,冲下栈桥投入妈妈的怀抱。”海莲娜表示。
“我不停地将自己的经历讲给妈妈听。但是她没有任何回应。我抬起头困惑地看向她。过了一会儿,她说了几句,但我什么也听不懂——一个字也没听懂。我在想:‘太可怕了。我再也不能和妈妈聊天了。因为我们各自说着两种不同的语言。’”
格陵兰还有一个“惊喜”在等着海莲娜。她离家以后,另一个叫做“丹麦红十字会”的慈善机构在努克建了一所“儿童之家”。该机构认为,如果孩子在富裕的丹麦家庭生活过,就不应该再和家人住在“更糟糕的环境里”。
海莲娜回忆道:“我们新‘妈妈’——儿童之家的家长拍拍我的肩膀说:‘来吧,上车,去孤儿院。’我认为我应该回自己的家,与妈妈生活。为什么将我送到‘儿童之家’?没有人回答。我只得上了大巴,眼泪模糊了双眼,已经看不清故乡小镇。”
儿童之家不许用因纽特语。海莲娜说:“我们想再次学习格陵兰语,因为儿童之家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格陵兰人。他们讲不了几句丹麦语。”
“但随后,那位丹麦负责人出现了,说了这样一番话:‘你们在干什么?不能教孩子们说格陵兰语。这些孩子需要受教育,走向社会。所以你们以后只能说丹麦语。’”
海莲娜再也没有和母亲重建母女关系。她说:“一想到是她决定将我送走,我就痛苦万分。”母亲之前放任我离去,我对此心怀愤怒。更过分的是,尽管我们现在住在同一个镇上,她却让我呆在儿童之家。
格陵兰岛那时还属于丹麦的殖民地,殖民者统治一切。他们是最专制蛮横的“统治者 ”——主宰一切,不容质疑。你不会反驳一个丹麦人,甚至不会怀疑他们说的话。
海莲娜说这种经历有长期的后遗症。
“这辈子我可能都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常常情绪低落,容易流泪。当我1967年初次遇见未来的先生奥韦时,他几乎对
我不抱任何希望,因为我实在是个爱哭鬼。”她说。
直到1996年,到了52岁时,海莲娜才弄明白为什么会被带走,离开妈妈。
这个消息并非来自丹麦政府,而是一个丹麦作家。她在丹麦国家档案馆找到一批文件。
“她打电话给我说,你可要坐着听好,你曾经参与一个实验。”
“我瘫倒在地,泣不成声。”
海莲娜和当年一同被送走的孩子偶尔碰面。可她说,还有联系的只剩下七人。
“我们都觉得这样做不对。我们都有失落感,缺乏自信,这些负面情绪至今如影随行。”海莲娜表示。
这些孩童非但没有成为格陵兰岛文化变迁的模范,反而最终成了游离在本民族边缘的小群体。他们没有根基,只有被边缘化,一些人因酗酒而早逝。
“有些人无家可归,另一些人干脆自暴自弃。他们失去了身份认同,不会说母语,进而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海莲娜说。
1998年,海莲娜收到了丹麦红十字会的来信。信中说,该组织对在这段历史插曲中扮演的角色深表“遗憾”。
最终,到2009年,丹麦拯救儿童基金会也道歉了。但是一个内部调查显示,详细记载这个组织参与该计划的部分文件已经消失。拯救儿童基金会承认,这些文件可能已经被蓄意销毁。
丹麦拯救儿童基金会的秘书长米密·雅各布森说:“当我们回顾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这明显违反了儿童的基本权利。这个实验几乎违反了所有相关的规定。”
“因为这个项目,孩子们的个人幸福被置之不理。丹麦人的初衷是好的,但这一切却变得一团糟。我猜想,当时是希望通过教育提高格陵兰人的技能,给他们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他们想培养模范榜样,让他们重返格陵兰岛,推动社会进步。这是项目背后的政治思考。拯救儿童基金当时应丹麦政府的要求提供帮助——不幸的是,我们的确那么做了。”
2010年,格陵兰当局也呼吁丹麦政府为此道歉。
当时的反对党丹麦社会民主党认为道歉理所当然,还呼吁进行一项独立调查。但在2011年上台执政后,该党在这个问题上却保持沉默。
海莲娜说,这个实验确实有些积极的结果。
“因为对殖民统治势力恨之入骨,我曾发毒誓,永远不会嫁给丹麦人。但最终我还是跟一个丹麦人结了婚。跟我的先生以及孩子们一起在丹麦生活得很幸福。我能说一口流利的丹麦语,拿到了大学学位,有了自己的事业。”
蒂森从事儿童保育工作,是一个课外活动俱乐部的负责人。她现年71岁,已经退休,住在丹麦南部。
“但是对于丹麦当局,我仍是满腹怨恨,深感失望。我始终无法理解,他们怎么可能会把我们变成实验品。这真是不可思议,我对此仍耿耿于怀,至死都不会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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