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GDP”警示中国经济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我国要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2004年国民经济的增长目标为7％左右。众所周知，刚过去的2003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9．1％。此前几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也超过了8％。中国今年为何调低了经济增长速度？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叶文虎教授认为，这与中央政府重视可持续发展有直接关系，表现出了我国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心和行动。叶文虎教授介绍，“可持续发展”亦称“持续发展”，1987年，在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任主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得到广泛的认同，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为了量化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指标，1993年联合国有关统计机构正式出版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手册》(SEE)中，提出了生态国内产出(EDP)的概念，EDP就是“绿色GDP”，即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叶文虎教授说，现有的经济核算和统计方法中，没有把环境的投入（包括自然资源的投入、生态系统的投入和环境容量的投入）计算在内，因此得出的经济数据是不准确的，远远高于实际。我国各省市、各部门乃至全国公布的GDP数字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差，很可能使我们对全国的经济形态得出偏高、偏乐观的估计。在这样的GDP数字上所作的政策决策，很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偏差。为了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为了促进企业、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力的更新和发展，我们必须尽快推行“绿色GDP”制度，摒弃不将环境投入计入成本的现行的GDP的核算和统计制度。绿色GDP指标，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据统计，1985年至200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8．7％。但如果扣除损失成本和生态赤字，这期间中国的“真实国民财富”仅为名义财富的78．2％。这意味着，中国GDP的实际年均增长率只有6．5％。还有学者提出更惊人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认为，中国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国土严重超载；人均自然资源是世界平均值的约1／2；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500立方米，是世界人均水量的1／4。同时，单位产值的矿产资源消耗与能源消耗却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单位产值的废物排放量是世界平均值的数倍，而单位面积的污水负荷量是世界平均数的16倍多；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约为发达国家的1／35。通过这种测算，中国的绿色GDP增长是负数。“投资热”催生“绿色GDP”可持续发展和绿色GDP概念在中国早已不陌生，为什么今年会引起广泛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在采访时分析，去年突如其来的非典，暴露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某些薄弱环节，即：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引起新一届中央政府对过去发展观的审视和反思。在去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而重视可持续发展，推行绿色GDP制度，就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直接体现。近年来部分领域出现的投资过热现象是国家推行绿色GDP的直接诱因。谢伏瞻说，自2002年以来，我国的钢铁、水泥、电解铝、有色金属等行业出现了投资过热现象。据统计，钢铁的已有产能2．5亿吨，在建项目3040个，预计形成产能8000万吨，拟建项目产能7000万吨。如果这些项目全部建成投产，钢铁产业就会出现严重过剩。现有钢铁项目的投资中，多数产能以长线产品为主，而且新上项目规模大多较小，技术水平不高，布局也不合理。电解铝的问题更加严重。一方面，国际市场氧化铝价格不断上涨，电解铝的利润空间大大压缩，而一些电解铝还在盲目上马，预期收益很难达到，很可能造成银行的风险。另一方面，在我国电力供应紧张加剧的情况下，高能耗、高污染的电解铝的超常增长进一步恶化了电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这种投资过热现象的背后，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官员片面追求GDP增长速度，忽视资源和生态环境成本。不但造成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还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风险。另外，传统GDP只限于对经济中那些货币化了的部门进行评价，而忽视了资源损耗与环境退化等难以计量的社会经济发展成本，不能全面反映一国当前和将来的净福利变化。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1995年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4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8％。与此同时，我国单位产出的自然资源损耗也远高于发达国家。以水为例，1999年，中国每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是日本的18倍、美国的22倍。长期将这种代价排除在国民收入账户之外，势必扭曲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成本与收益关系，难以遏制滥用资源和破坏环境的趋势。因此，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环境资源保护费用，推行绿色GDP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绿色GDP”考核“新政绩”如何落实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推行绿色GDP制度？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提出从考核干部政绩入手，并推出了今后考核干部政绩的5大“绿色”标准。据课题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介绍：一是原材料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的主要原材料消耗，体现工业增长对原材料的消耗程度，是技术、管理水平、经济结构调整的综合体现；二是能源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的能源消耗；三是水资源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水资源消耗；四是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即万元产值的“三废”排放总量，体现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水平和程度；五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综合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资源利用水平和劳动素质的高低。牛文元指出，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不可能持续。建立绿色核算体系和绿色GDP核算与数据发布制度已势在必行。绿色核算体系的建立将对我国国民财富的积累产生重大的影响，对实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三赢”目标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接受CCTV采访时介绍，过去基层政府一味单纯的追求经济建设的速度，GDP数字变成了一种单纯衡量经济收入的指标，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却逐渐在GDP数字中被淡化，这种现象，使得国家统计局把GDP的改革放在了今年工作的重点位置上。目前，国家统计局已经开始了对GDP数字的改革，今年统计局在最终推出绿色GDP系统指标之前，将出台一个过渡性数据，包括社会卫生指标体系数据和社会环境的指标数，今后进一步完善。另据报道，国家发改委正与国家统计局一起，会同国家林业局、国家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在加紧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绿色GDP核算体系。整个建立过程计划分三步完成，第一步是完成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第二步是完成环境实物量核算，最后一步是待条件成熟后开展资源和环境价值量核算。目前，国家统计局已将土地、森林、矿产和水资源列为首批参与实物量核算的4种资源，计划同有关部门合作，在3年之内完成这4种资源实物量的核算。此外国家统计局还将积极建立“能源账户”，用于核算发展经济所消耗能源的总量及其构成情况。据悉，这种新的“绿色GDP制度”已分别在海南省和重庆市展开了部分指标的试点核算。北京、浙江、安徽、广东、福建、江苏等多个省市也早已明确要求，将计入环境和资源等方面损失的绿色GDP纳入其经济统计体系。林业、环保部门首当其冲去年，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确立了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国家林业局局长周生贤认为，这为新时期林业发展指明了道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林业局制订了我国林业建设的跨越式发展目标。通过严格保护，大力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力争到201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19％以上，治理荒漠化土地面积2200万公顷，全国70％的城市林木覆盖率达到30％，大江大河流域水土流失和主要风沙区的沙漠化有所缓解，全国生态状况整体恶化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到202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3％以上，治理荒漠化土地面积2000万公顷，全国70％的城市林木覆盖率达到35％，重点地区的生态问题基本解决，全国的生态状况明显改善；到205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并稳定在26％以上，适宜的荒漠化土地全部治理，全国70％的城市林木覆盖率达到45％，基本实现山川秀美，生态状况步入良性循环。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岳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也介绍，为了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环保总局决定采取六大措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一是加快制订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着手制订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再生利用以及家用电器、建筑材料、包装物品等行业在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各类废物回收制度；制订充分利用废物资源的经济政策，在税收和投资等环节对废物回收采取经济激励措施。二是加强政府引导和市场推进作用。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继续探索新的循环经济实践模式，积极创建生态省、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生态市、生态示范区、生态工业园区、绿色村镇和绿色社区。三是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淘汰和关闭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设备和企业；用清洁生产技术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传统产业，鼓励发展节能、降耗、减污的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建立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基地，大幅度降低农药、化肥使用量。四是倡导绿色消费。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绿色消费意识；各级政府要优先采购经过生态设计或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以及经过清洁生产审计或通过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的产品，鼓励节约使用和重复利用办公用品；逐步制订鼓励绿色消费的经济政策。五是探索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在经济核算体系中，改变过去重经济指标、忽视环境效益的评价方法，开展绿色经济核算，并纳入国家统计体系和干部考核体系。六是建立循环经济的绿色技术支撑体系。以发展高新技术为基础，以开发经济体系生态链接技术为关键，开发和建立包括环境工程技术、废物资源化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在内的“绿色技术”体系。}

　　两会新华社快讯：根据宪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肖捷为国务院秘书长，王毅为外交部长，魏凤和为国防部部长，何立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宝生为教育部部长，王志刚为科学技术部部长，苗圩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巴特尔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赵克志为公安部部长，陈文清为国家安全部部长，黄树贤为民政部部长，傅政华为司法部部长，刘昆为财政部部长，张纪南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陆昊为自然资源部部长，李干杰为生态环境部部长，王蒙徽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李小鹏为交通运输部部长，鄂竟平为水利部部长，韩长赋为农业农村部部长，钟山为商务部部长，雒树刚为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马晓伟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孙绍骋为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王玉普为应急管理部部长，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泽君为审计署审计长。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根据提名进行投票表决。　　从2002年12月至今，现年70岁的周小川执掌中国央行已近16年。　　在前几天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小川参加了他的最后一场“两会”发布会。　　当被追问接班者人选，小川笑答：“你猜呀！”　　如今，答案揭晓，接任央行行长一职的是易纲。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接任者易纲　　40年前，他是知青队长，在北京郊外的生产队，经历了那个一切都要定量供应的计划经济时代，他在困惑中开始思考政府的职能与定位。　　24年前，他是“盗火者”，在北京大学一个荒废的花园，经历了一番“洋插队”后，他和一帮熟谙经济学理论的青年学者创建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那里，他们开始探索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后来荒废的花园变成了古朴秀雅的朗润园，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长为中外闻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重镇。他说，“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当老师。”原因是可以普及经济学思想火种，再由学生们将这火种燎原。　　今天，命运把他放在了更受人关注的位置上：3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已经在整个央行体系也已工作了二十年之久，一直深耕于货币政策领域。在新的位置上，面对新的宏观经济环境，他能做些什么，他将做些什么，他又会怎么做？　　易纲，男，1958年出生，经济学博士。　　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0年至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　　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2002年至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正司局级）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2004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期间：2006年9月-2007年10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　　200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09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5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16年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1、“秀气”的官员　　1997年，易纲离开参与创办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由一介书生转入仕途，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此后，又先后出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司长、央行行长助理等职。直到2007年12月，升任央行副行长，开始主管货币政策。　　“可以说，10年间，他不仅参与并影响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从学者成功转变为官员。”　　在北京的媒体圈内，记者们对易纲的评价颇为直接。“看起来有些秀气，不像个官员，当上副行长之后仍然没有官气。”　　“在央行工作的人都知道，易纲副行长从不对属下发火，即便有错误，也会十分巧妙地给对方点出，并且，不会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一位在央行工作的官员这么说，由于央行官员不经意的表态都会对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易纲轻易不愿开口。　　该官员还称，“易纲副行长喜欢看研究报告，对数字非常敏感。”　　2、央行系统内的第一位海归　　据公开资料显示，1976年，刚刚18岁的易纲在北京顺义县插队，在当时，每年要种多少亩小麦、玉米、豌豆都要由政府统一计划。当地的农民发现种豌豆要比种玉米的产量要高，于是便私自多种了几亩。不料，被领导发现以后，豆苗被拔掉。对此，易纲说，“这是典型的政府决定。”　　央行官员说，易纲对于自由市场理论比较认同，反对一些比较死板的套路。这一思想也反映在他对货币政策的执行上。易纲就曾在一个论坛上表示，“货币政策必须按市场规律因势利导”。　　1980年，易纲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1992年获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并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年回国后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随后，伴随着徐滇庆、朱民、汤敏、左小蕾、许小年、梁能、王辉耀等人的激情加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精英会”。　　回国后的易纲带着将国外经济管理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想，开始了探求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那一年，中国经济正处于金融秩序、流通秩序的无序状态。　　作为他在北京大学经济系77级同班同学，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的海闻对媒体提及那段往事时仍然激动不已。“很简单，就为了一个理想。”　　事实上，海闻、林毅夫、易纲早在留美期间就将探求中国经济改革路径定为三人的“君子之盟”。1994年，当他们陆续回到北大后，便拉上了刚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张维迎联手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学家徐滇庆曾谈到：“1994年1月4日，美国经济学年会在波士顿举行。我在饭店走廊上遇见林毅夫。好几年没见了，格外亲热，邀他来我的房间坐坐。当时张维迎刚从英国来，和我住在一起。他考察了北美经济学就业市场之后大发感慨。林毅夫趁热打铁，我们为什么不回到中国去创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研究中心？就在这个时候，易纲推门进来。他听到这个建议之后，立即建议说，最好把这个中心建到北京大学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兴高采烈、高谈阔论，直到深夜。”　　易纲不仅对金融领域非常了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也非常关注。　　早在1998年，他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一文中就详细解释了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他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比速度更为重要。　　2003年，在他撰写的《中国货币化进程》一书中写道：“我对居民楼一年到头总有人在搞装修深恶痛绝，对市政建设规划不精细、拉链路的频频出现无可奈何，对长官意志造成的马路人行道地砖的反复更换，路旁树木不断更新感到啼笑皆非。我对水资源的担心尤甚，曾经研究过节水马桶的设计和推广，曾因试验两次小便后冲水一次而受到家人批评。”　　3、易纲谈如何看待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易纲今年60岁。今年3月9日，他随周小川一起出席全国两会的记者会，在回答问题时，不经意间尽显专业本色。　　易纲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随着市场深化发展和金融创新，使得M2指标和经济走势相关性变得模糊，预测性变得不确定。　　他指出，近几年商业银行贷款以外的科目对M2影响较大，国际上各国都淡化了以M2作为指标的做法，两者之间相关性下降是一个规律。针对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应更注意盘活存量，优化信贷存量结构，这样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M2合理增长和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易纲表示，货币政策松紧主要看几个方面：一是看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小微企业、三农等薄弱环节的力度。二是看对创新领域的支持力度，看中国经济很多创新亮点能不能及时得到货币信贷等各种融资方式支持。　　同时，“我们要注意防范风险，所以松紧适度主要是对实体经济而言，实体经济能不能得到各方面有效支持，能不能创造一个防风险、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稳定环境，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环境。”　　从流动性角度来看，也是松紧适度、基本稳定。易纲指出，主要看市场利率是否平稳，超额准备金水平是否合适，各方面指标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改革者周小川　　从2002年12月至今，现年70岁的周小川执掌中国央行已近16年。　　在3月9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小川在两位副行长的陪同下，参加了他的最后一场“两会”发布会。　　一位记者问及“在漫长的行长生涯里，有哪些特别难忘和特别遗憾的时刻”时，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会心一笑。　　周小川的回答简短而充满智慧，他用发布会的主题“金融的改革开放”呼应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觉得有幸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进，很有幸的一件事。”　　1、与央行同龄　　周小川生于1948年1月29日，其父周建南，江苏宜兴人，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1960年代初，曾组织领导编制机械工业科技发展规划，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作出了贡献。　　其出生之年，也正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年，1948年年末，在合并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　　周小川任职央行15年大事记：　　2002年12月底，正式出任中国央行行长。　　2003年，开始启动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至2010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顺利完成上市，跻身世界前十大银行之列。　　2005年7月21日，正式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启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08年7月，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引擎。　　2009年7月，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启动，并于2010年、2011年先后两次扩大试点范围直至全国。　　2010年6月，人民币汇改再度启动。　　2013年6月，中国金融市场经历了一场流动性的“钱荒”洗礼，央行成功处理了这一流动性紧张局面。央行实施调控，维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稳定和适度，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　　2014年开始，人民币全球清算网络频频布局。　　2015年，三大政策性银行接棒改革。　　2015年3月31日，《存款保险条例》公布，自2015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开启。　　2015年8月，“新汇改”进一步完善中间价报价机制，为人民币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铺平道路。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成为继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后，加入SDR货币篮子的第五种货币。　　2、史上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　　2002年至今，15年多的任期让周小川成为史上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时代造就了这位大国央行行长，也在他身上打下烙印。15年间，经济“转轨”过程中，单一的货币政策工具，行政化的银行体制，缺乏弹性的利率、汇率均无法满足市场化需要，亦难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周小川任务艰巨。　　恍惚间，15年过去。在他任职期间，留下了“技术派官员”“改革者”“人民币先生”等称呼，留下了市场化的利率体系、国际化的人民币、丰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收获了国际财经界的诸多赞誉。　　“带领着中国央行趟过静谧湖泊、冲过激流险滩，把通胀保持在较低水平，将增长维持在合理区间，同时努力抵御着随时可能威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各类风险。”2016年，有媒体如是评价周小川。　　3、神来之笔，国有银行改革操刀人　　2002年底，周小川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干就是15年，上任伊始便面临巨大的压力。2003年初，由于背负巨额不良资产，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几成共识。其时，亚洲金融危机殷鉴未远，作为中国资金配置主渠道的国有商业银行如果不能及时改变，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速度，甚至危及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国有银行深层次改革的迫切性不言而喻。　　截至2002年底，四家国有银行不良率按四级分类为21.4%，按五级分类达25%左右；而资本金总额7494亿元，平均资本充足率仅4.27%。　　“资本金补充是个难点。上次我们已经补充了2700亿，现在工农中建的资本金又不够了。”时任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称。1998年，四大国有银行刚接受了首轮2700亿元注资，且在周小川的率先推动下，四大AMC相继成立，剥离了1.4万亿不良资产。　　再次注资，钱从何来？彼时周小川将银行注资与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外汇注资。2004年1月，新华社称，国务院决定选择中行和建行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为其补充资本金。“神来之笔。”一位央行系统官员评价称。　　经此一役，中国银行业脱胎换骨已是事实，一系列改革后，目前四大行均已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4、人民币国际化路上的战士　　在周小川推动金融改革开放的贡献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动，周小川因此被誉为“人民币先生”，如境外媒体此前所言，周小川“未来会因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而被载入史册”。　　在记者会上，周小川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成果进行评价，并勾勒了这项改革的未来。他称，人民币国际化，主要的政策该研究的都已经研究了，主要的步骤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今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这场改革大幕开启于2005年的汇改。　　人民银行宣布从2005年7月21日起，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意味着人民币开始对美元脱钩，争取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不过过程较为波折，2008年下半年以后的大约两年时间内，受次贷危机造成的外部冲击影响，人民币汇率重新盯住美元；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同时叠加中国A股出现大幅调整后的“余震期”，全球市场经历了一场“恐慌性抛售”。2016年2月，中国央行官网发表了周小川的媒体采访全文，他表示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基础，不会让投机力量主导市场情绪，中国的外汇储备基本面没有问题，稳定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　　“我们给央行的领导很高的赞誉，因为他们有勇气来推行这个改革……特别是行长周小川，推行这个改革一步步往前走。”彭博称。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权重10.92%，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元（41.73%）和欧元（30.93%），纳入SDR是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人民币为国际市场所认可，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　　原IMF副总裁朱民称，“入篮”表明人民币得到了整个国际的认可，意味着中国真正融入全球金融体系。　　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2016年12月，人民币成为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市场占有率为1.68%。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末，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同时，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不断推进，目前，人民币在七大类共40项资本项目交易中，已实现可兑换、基本可兑换、部分可兑换的项目共计37项，占全部交易项目的92.5%。　　5、“艺术家”周小川　　鲜为人知的是，小川本人就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去年，就有外媒朋友写过，1998年11月，最大的对外出版机构新世界出版社悄悄出版了一本关于音乐剧的书，第一作者就是周小川。 这本题目为《音乐剧之旅》 的书“首次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了音乐剧这门艺术形式”，让诸位避免“遗漏掉本世纪最重要且发展最快的一项文化成果”。　　外媒还提及，时任建行行长的周小川想必体力惊人。1998年处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口，在采访中，该书的责任编辑说当时的周行长还在中央音乐学院兼职教授音乐剧。　　此外，小川还是运动爱好者，尤其爱好羽毛球。央行内部就有个员工“羽毛球队”，据说小川也是经常打头阵。去年10月，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还在华盛顿开会时送了一套羽毛球拍给小川。　　去年3月的“两会”发布会上，“69岁的周小川换了一块表”意外成为了市场热议的焦点。那时，小川戴了一块银色铝金属表壳搭配冷银配白色耐克运动表带，“出现在发布会上的运动手表自带暗示：这名业务精湛的技术官员有着如今最具腔调的健身之道。”有市场人士称。　　在国际舞台上，周小川也因经济领域之外的兴趣特长和强大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国际同行。热爱体育和音乐的周小川颠覆了外界对于中国官员的刻板印象。　　在2016年出版的《与中国打交道》中，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评价这位老朋友时称，“周身长而优雅，多才多艺：英语流利，1980年代学会打一手好网球，热爱西方古典音乐、歌剧和百老汇音乐剧，持久不衰，曾在研究生的协助下编写了一本西方音乐指南。”　　流利的英语、极高的专业素养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和友谊。一个真正优秀的央行行长，除了学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全方位的能力，包括上述对艺术、运动的热情，以及与市场沟通的能力。小川与国际各界沟通毫无障碍，也从来不用翻译，这可能也是他在国际上广受好评的原因之一。　　来源：新华社 中国基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