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井冈建军的毛泽东(上)

《秋收起义》布面油画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1927年，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之年，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开拓之初。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真可谓“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胜利在望，到一败涂地，只是瞬间之变，倒在血泊中的共产党人何止万千。

毛泽东笔调生动、意志坚定地写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

浴火重生，浴血奋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叱咤风云、舍生忘死，在秋收起义、井冈建军、开辟生路、星火燎原的伟大斗争中，求实创新，可歌可泣，谱写了壮烈而壮丽的篇章。

一、提出伟大的“上山”思想

毛泽东1938年5月4日在延安抗大演讲，谈到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时说：“为什么我们上井冈山呢?因为下面住不得，所以才上山去，有什么法子不上井冈山，打游击战。就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可是这旗帜不准我们在城内插，我们就只好到山顶上去插，永不放下。以前插在井冈山，插在雪山、昆仑山，现在插在清凉山。”

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反动军阀何键指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对湖南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进行大屠杀。郭亮、林蔚、柳直荀坚持领导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开展反击。十万农军攻打长沙，功败垂成。

6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昌中央农讲所，召集逃到武汉的两百多湖南同志开会，强调说：“大家应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当时聆听毛泽东指示的李维汉、郭亮、蔡协民、何坤、袁任远等人，都感到明确了斗争方向，看到了革命前途，坚定了革命信心。蔡协民深受鼓舞，当场写了一首诗《风雨武昌谒毛润之》：

窗前风雨骤，云密压天低。

鄂北狂飙起，洞庭野火稀。

策杖唯图国，横戈哪顾妻。

风华邀热血，识君恨晚唏。

毛泽东称赞这首诗写得有气魄。他建议蔡协民、何坤两人改个名字，说：你们俩已经成了被反动派通缉的“共匪头子”，为了安全起见，改改名字。

蔡协民说：我的名字就不改了，就是要以“协民”二字，纪念农民协会的斗争，表示与人民同生息、协助农民谋生存权利。毛泽东听后便说：何坤1918年在长辛店做过工，干脆改名长工，做一个革命的长工。何坤当即表示：长工，协民，我们一起为人民打天下、做长工吧!

既然要上山下湖干革命，就要抛家舍业出生入死。何长工、蔡协民后来都跟着毛泽东上山，成为井冈山英雄，名垂史册。

许多有胆有识的共产党人，努力寻找革命出路。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根据湖南情况，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拒绝了，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气得和他大闹一场。

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担任书记。这个意见引来一些非议。因为马日事变后，毛泽东、蔡和森都要求回湖南工作，有人便说他们要在党内组织“左派”。蔡和森曾解释说：“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

从紧迫形势看，湖南地位十分重要，必须尽快恢复强有力的党的工作。6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

毛泽东立刻赶赴长沙开展工作，要求各县工农武装迅速集中，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保存工农武装，不行就“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上山”，作为党和革命的一条出路，被毛泽东反复地提了出来。

在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同时，毛泽东对当时中央的行动方向提出批评，说“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要在湘南形成一个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八七会议之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提议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心中早有主意，回答得很干脆：“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湖南省委也写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武装斗争。

在秋收起义受到严重挫折后的文家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率直地提出了上山做“特殊的山大王”的主张，从而改变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暴动计划，走上了井冈山革命的道路。

当时，党内的机会主义者讥笑说：“你们毛泽东住在井冈山顶,特委住在山腰,区委住在山角，刮风下雨首先知道，晓得什么世界形势，谈什么革命?”历史证明，毛泽东上山，不仅晓得世界形势，而且搞成了中国革命!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源起的“山沟”，就是井冈山，就是湘赣边界的广大山区乡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其艰难开拓，始于井冈山。

“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这是朱德总司令的深切体会。周恩来也说：“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当时只有毛主席提出来。其他的人对这一路线不明确，甚至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关键问题在井冈山，没有井冈山的斗争就没有今天。”“起义是大家的一个共同想法，而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并不明确，是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井冈山时指出：“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

二、唤醒共产党人的旗帜意识

虽然说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但是直到1927年，这个还在幼年时期摸索的党，仍然没有正式树起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旗帜。毛泽东早就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到了大革命失败的时候，共产党的旗帜意识，必须在国民党大屠杀的枪炮声中彻底唤醒。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身上，落到了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的生死关头。

唤醒旗帜意识，首先是举党旗——高举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镰刀斧头，是毛泽东高举头顶的指路明灯。“旗号镰刀斧头”，秋收起义首次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作为革命的号召、引导的红旗、指路的明灯。

毛泽东向中央报告说，“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湖南省委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认为“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作出了“湖南对于此次暴动，是主张用C.P名义来号召”“与国民党彻底决裂，以共产党名义领导起义”的正确决断。毛泽东关于“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的主张深入人心，为大家所接受。

毛泽东为秋收起义部队书写过军旗上的楹联：“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表扬第三团全体指战员作战勇敢。后来，毛泽东回顾这段峥嵘岁月，仍然情不自禁，赞叹：“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在中国革命的大转折关头，举什么样的旗帜，是摆在全党面前亟待回答的严峻问题。毛泽东毅然决断，率先与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彻底决裂，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工农革命，初步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当时当地的中国实际、湖南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走自己的革命道路。举起共产党的旗帜开展土地革命，是毛泽东对于落实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革命领导权的一大贡献，为中国革命从逆境和失败中开拓奋进解决了一大难题。

制作物质形式上的一面新旗帜很重要，而在全新内涵的旗帜上注入共产党人的血脉和基因更重要。“旗号镰刀斧头”，犹如迷雾中看到太阳，航海时望见灯塔。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才是秋收起义与向井冈山进军的唯一正确的旗帜。镰刀斧头，从此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光辉旗帜，成为点亮在党和人民军队心头的不灭明灯，也成为毛泽东领袖群伦、指挥雄师、百战不殆的无敌宝剑。

唤醒旗帜意识，第二是举军旗——高举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工农革命，是毛泽东心中的不熄星火。秋收起义，创建了中国第一支工农革命军——工农红军第四军，它作为全国红军的源头和龙头，肇始之功不可没。

创建工农革命武装力量，在毛泽东心中由来已久。秋收起义前夕，各路武装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交代要制作一面军旗，红底象征革命，旗中央红星代表共产党，镰刀斧头代表工农群众，说明工农革命军不同于国民革命军。何长工后来说：“秋收起义打出的工农革命军军旗，与南昌起义打出的国民革命军军旗，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标志着我们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无独有偶。7月底，受中央委托，毛泽东起草了《湘南运动大纲》，提出在湘南以汝城为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形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政权。在中央军事部和毛泽东指导下建立的活动在湘南汝城一带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举行起义，成立汝城县苏维埃政府，同样举起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军旗，后来汇入了井冈山斗争的洪流。

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前，同黄公略发出过由衷的赞叹：“唯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

呐喊“军叫工农革命”，突出展现了毛泽东创建一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真正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壮志豪情，充分显示了毛泽东为工农打天下、为人民谋幸福的剑胆诗心。

1964年10月，毛泽东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台上演唱《秋收起义歌》时，毛泽东手扶下巴，神情凝重，注视舞台，倾听歌声，战争情景似乎重现：“拿起武器闹革命，工友农友真英雄，秋收起义成了功，一杆大旗满地红。工友农友，团结一条心哎，红色政权扎下万年根!革命永远向前进!向前进!”

唤醒旗帜意识，第三是举农旗——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

农旗，就是农会的犁头旗，土地革命之旗，分田分地之旗。毛泽东多年潜心致力于工农革命，非常了解民众和农民的利益和愿望，对于“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感同身受，体会深刻。只有“农民个个同仇”，才有“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强调：“要能全部抓住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同时，“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方法安插。因此主张在不能工作或工作能力不足及老弱的地主，应由农协在农业税之内征收若干农产物平均分配给此等分子。”这就是一种辩证的思维、全面的观点、统战的方略。

1927年春去秋来，在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变中，毛泽东也从“农民运动的王”，转变为“土地革命的王”“武装斗争的王”。

毛泽东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八七会议的精神，结合湖南的具体实际，确定秋收起义的中心问题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秋收起义的根本问题是建立工农兵专政的革命政权;秋收起义必须要有军事力量同农民力量的结合，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

伟大的旗帜意识，决定了伟大的创新实践。毛泽东说过：“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鲜红旗帜立起来了，星星之火才可以燎原。

三、确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

在中国共产党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十年里，建党——建军——建国，体现了革命历史发生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可以说，建党与建军密不可分。没有建党建军，建国也无从谈起。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58个早期党员中，只有毛泽东一人有过辛亥从军当兵的经历。但是，建党初期，共产党没有能够独立建军。毛泽东在论述工农红军的起源时讲过一段著名的话:“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最早认识到“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具有决定意义的党的八七会议，22名会议代表中，参会的湘籍革命家7人，占三分之一。他们为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实行历史性的转变，作出了杰出的群体贡献。

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率先请缨打起中国共产党的红旗，迅速领导了秋收起义，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秋收起义、文家市转兵和向井冈山进军，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长沙城北的沈家大屋，是秋收起义的重要策源地。1927年8月18日—30日，毛泽东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贯彻八七会议确定的新策略，制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计划。

毛泽东对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都发表了重要意见。第一，举什么旗的问题。第二，暴动问题。毛泽东明确地提出：“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第三，土地问题。第四，暴动的区域问题。

在秋收起义的进程中，毛泽东再三强调：“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

习近平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历史贡献，是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时创造的。其中具有标志性的是三湾改编和水口会议。

三湾改编是1927年9月30日在江西永新的三湾村进行的。三湾改编，确定在部队各级设立共产党组织和党代表，特别是支部建在连上，在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成为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

毛泽东回忆说：“秋收起义那一天，铜鼓的天气可没有这样好。天气灰蒙蒙的，后来还下了雨。打浏阳，到文家市，一直是阴雨天。卢德铭在芦溪牺牲的那天，下着大雨。那些日子很少有晴天，痢疾、疟疾在队伍中盛行，减员比较厉害。那是我第一次带兵，到三湾时部队只有700人，比在文家市少了几百人，比起义时四个团的人数少了八九倍。三湾改编是重要的一步，首先整编了干部队伍，我们把革命信念不坚定的军官都挂了起来。如师长余洒度、三团团长苏先骏，提拔了一批革命意志坚定的工农党员，把党代表制落实到连队，宛希先原来是个班长，三湾改编一下子就担任了营党代表。实践证明，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

1927年10月，毛泽东在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沿井冈山边缘开展游击活动中，加紧建党建军的一系列工作，落实三湾改编的精神。

转战井冈山的战斗中，部队状况十分狼狈。当时担任连队党代表的罗荣桓回忆说：大家又饥又渴，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毛泽东站起身来，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烈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提着枪站起来，向排头看齐。

罗荣桓的珍贵回忆，印证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看齐”意识，始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井冈进军之中。

10月1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水口。虽然三湾改编就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由于行军打仗，一直没有付诸实施，加上从文家市到水口，逃跑事件时有发生，原师长余洒度、三团团长苏先骏擅自离队，一排士兵在排长煽动下集体逃走，毛泽东感到自上而下建立党的核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尤为迫切。到水口后，他便召集团、营、连党代表开会，研究连队建党工作，根据各连党代表提名，决定批准几个表现好且坚决要求入党的士兵入党。

10月15日晚上，毛泽东在水口叶家祠亲自主持了陈士榘、赖毅、刘炎、欧阳健、李恒、鄢辉等6个士兵的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都来参加仪式。会场墙上挂着写有“CCP”的红布。毛泽东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意思，然后带着6名新党员举起右手庄严宣誓：“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他指示各营、连党代表抓紧物色、培养入党对象，在士兵中发展党员，迅速建立连队党支部。

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宣布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为人民军队最早的七个连队党代表之一。罗荣桓亲身参与了毛泽东在酃县水口发展士兵党员、把支部建在连上的伟大实践。几天后，在特务连发展8名新党员时，他也请毛泽东出席入党宣誓仪式并讲话。1956年他曾评价说：在士兵中发展党员、把支部建在连上，“意义是伟大的”“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

毛泽东总结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共产党要领导武装起义，要创建红军，建立一支“支部建在连上”、贯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现党对军队的“善于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具体的体现，是唯一的途径。毛泽东倡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也创造了“党指挥枪”的理论，强调“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他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提出和实行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深入具体的政治领导。

从八七会议作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毛泽东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军事斗争“定理”;到秋收起义文家市转兵讲话，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定心”;到开辟井冈山道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定向”;到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为人民军队“定型”，一系列伟大的建军原则和建军思想，指引着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建发展。

(未完待续。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研究员)

（1）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朝着党的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奋勇前进。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要把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落实好，就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责任。

　　必须认真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第一，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第三，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要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第四，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只有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只有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稳定才能具有坚实基础。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第五，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繁重，我们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为深化改革开放夯实群众基础。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凝聚社会共识，协调推进各领域各环节改革，努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这是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点。

（2）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受中央政治局委托，现在，我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会作说明。

一、关于全会决定起草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研究什么议题、作出什么决定、采取什么举措、释放什么信号，是人们判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方针和工作重点的重要依据，对做好未来5年乃至10年工作意义重大。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即着手考虑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议题。党的十八大统一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我们认为，要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各项战略目标和工作部署，必须抓紧推进全面改革。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来，已经35个年头了。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能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我国能在国际社会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靠的就是坚持不懈推进改革开放。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回过头来看，我们对邓小平同志这番话就有更深的理解了。所以，我们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正是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今年4月，中央政治局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广泛听取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决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决定。

　　4月20日，中央发出《关于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各地区各部门一致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顺应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愿望，抓住了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普遍表示赞成。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三中全会都研究讨论深化改革问题，都是在释放一个重要信号，就是我们党将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说到底，就是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要议题，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新形势下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大旗的重要宣示和重要体现。

　　议题确定后，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文件起草组，由我担任组长，刘云山[3]、张高丽[4]同志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省市领导同志参加，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全会决定起草工作。

　　文件起草组成立以来，在将近7个月的时间里，广泛征求意见，开展专题论证，进行调查研究，反复讨论修改。其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3次、中央政治局会议2次分别审议决定，决定征求意见稿还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征求党内老同志意见，专门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

　　从反馈情况看，各方面一致认为，全会决定深刻剖析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未来走向，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反映了社会呼声、社会诉求、社会期盼，凝聚了全党全社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

　　各方面一致认为，全会决定合理布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总部署、总动员，必将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各方面共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中央责成文件起草组认真整理研究这些意见和建议，文件起草组对全会决定作出重要修改。

二、关于全会决定的总体框架和重点问题

　　中央政治局认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围绕这些重大课题，我们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全会决定起草，突出了5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任务。二是以改革为主线，突出全面深化改革新举措，一般性举措不写，重复性举措不写，纯属发展性举措不写。三是抓住重点，围绕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回应人民群众呼声和期待，突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四是坚持积极稳妥，设计改革措施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五是时间设计到2020年，按这个时间段提出改革任务，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在框架结构上，全会决定以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提领，按条条谋篇布局。除引言和结束语外，共16个部分，分三大板块。第一部分构成第一板块，是总论，主要阐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总体思路。第二至第十五部分构成第二板块，是分论，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6个方面，具体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其中，经济方面开6条(第二至第七部分)，政治方面开3条(第八至第十部分)，文化方面开1条(第十一部分)，社会方面开2条(第十二至第十三部分)，生态方面开1条(第十四部分)，国防和军队方面开1条(第十五部分)。第十六部分构成第三板块，讲组织领导，主要阐述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这里，我想就全会决定涉及的几个重大问题和重大举措介绍一下中央的考虑。

　　第一，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这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说明，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

　　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

　　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在这次讨论和征求意见过程中，许多方面提出，应该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这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考虑各方面意见和现实发展要求，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中央认为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表述条件已经成熟，应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

　　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主客观条件具备，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

　　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当然，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全会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全会决定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进行了部署，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第二，关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逐步调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比重不断变化，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全会决定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全会决定坚持和发展党的十五大以来有关论述，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经过多年改革，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同时，国有企业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全会决定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包括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探索推进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这些举措将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经营效率、合理承担社会责任、更好发挥作用。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5]。全会决定从多个层面提出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的改革举措。在功能定位上，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产权保护上，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政策待遇上，强调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将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第三，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现行财税体制是在1994年分税制[6]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形成的，对实现政府财力增强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双赢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形势发展变化，现行财税体制已经不完全适应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完善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不完全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也与财税体制不健全有关。

　　这次全面深化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是重点之一。主要涉及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等。

　　全会决定提出，要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

　　这些改革举措的主要目的是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加快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建立公平统一市场、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代财政制度，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财税体制改革需要一个过程，逐步到位。中央已经明确，要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第四，关于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全会决定提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全会决定提出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改革举措。一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主要是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二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主要是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试点。三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主要是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

　　第五，关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全会决定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发挥统一战线[7]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拓展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增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

　　第六，关于改革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司法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

　　司法改革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全会决定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新举措，包括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等等。

　　这些改革举措，对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健全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高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力、更好保障人权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七，关于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反腐败问题一直是党内外议论较多的问题。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

　　全会决定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进行了重点部署。主要是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明确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规定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体现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规定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这些措施都是在总结实践经验、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第八，关于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

　　从实践看，面对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现行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主要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同时，随着互联网媒体属性越来越强，网上媒体管理和产业管理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变化。特别是面对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博客、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

　　全会决定提出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目的是整合相关机构职能，形成从技术到内容、从日常安全到打击犯罪的互联网管理合力，确保网络正确运用和安全。

　　第九，关于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十，关于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和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建立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内在要求。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与体制不健全有关，原因之一是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不到位，所有权人权益不落实。针对这一问题，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的要求。总的思路是按照所有者和管理者分开和一件事由一个部门管理的原则，落实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建立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职责的体制。

　　国家对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行使所有权并进行管理和国家对国土范围内自然资源行使监管权是不同的，前者是所有权人意义上的权利，后者是管理者意义上的权力。这就需要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使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和国家自然资源管理者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相互监督。

　　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

　　第十一，关于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

　　全会决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是为了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和各项改革任务落实。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协调各方力量形成推进改革合力，加强督促检查，推动全面落实改革目标任务。

三、关于讨论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这次全会的任务就是讨论全会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方案。这里，我给大家提几点要求。

　　第一，增强推进改革的信心和勇气。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35年来，我们党靠什么来振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

　　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当前，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党内外、国内外都很关注，全党上下和社会各方面期待很高。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我们在改革开放上决不能有丝毫动摇，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全党要坚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

　　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光有立场和态度还不行，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举措。行动最有说服力。中央决定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有利契机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部署，是一个战略抉择。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努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取得新突破。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因此，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

　　提出改革举措当然要慎重，要反复研究、反复论证，但也不能因此就谨小慎微、裹足不前，什么也不敢干、不敢试。搞改革，现有的工作格局和体制运行不可能一点都不打破，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

　　第三，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8]大家来自不同部门和单位，都要从全局看问题，首先要看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要真正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只有这样，最后形成的文件才能真正符合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我们讲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其中步子要稳就是要统筹考虑、全面论证、科学决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这是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的说明

　　[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2]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3]刘云山，1947年生，山西忻州人。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

　　[4]张高丽，1946年生，福建晋江人。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5]“两个毫不动摇”，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6]分税制，是一种财政管理体制模式。指将国家的全部税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从而确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入范围。其实质是根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确定其相应的财权，通过税种的划分形成中央和地方的收入体系。中国从1994年1月1日起实行分税制。

　　[7]统一战线，指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包括阶级、阶层、政党、集团乃至民族、国家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在某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结成的政治联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为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人士所结成的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和爱国主义统一战线。

　　[8]见陈澹然《寤言》卷二《迁都建藩议》。原文是:“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3）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只有全党思想和意志统一了，才能统一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意志，才能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

　　这里，我围绕全会提出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就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提几点要求。

　　第一，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次全会在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们之所以决定这次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第二，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全会决定提出的这“三个进一步解放”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的条件。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十年动乱结束不久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我国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效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为了更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同时，要处理好活力和有序的关系，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

　　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

　　第三，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全会决定用“六个紧紧围绕”[2]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突出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决定了经济建设仍然是全党的中心工作。

　　当前，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少集中在经济领域，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就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动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3]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为政、分散用力。

　　第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20多年来，我们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推进经济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特别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发挥受到诸多制约，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第五，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同时，在我国现有发展水平上，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

　　中央全面审视和科学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态势，认为这个问题不抓紧解决，不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而且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这次全会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不同发展水平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思想认识的人，不同阶层的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认识和诉求也会不同。我们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要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多从社会发展水平、从社会大局、从全体人民的角度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许多是发展中的问题，是能够通过不断发展，通过制度安排、法律规范、政策支持加以解决的。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物质基础。

　　这样讲，并不是说就等着经济发展起来了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发展水平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高的问题，发展水平不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4]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对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抓紧解决，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第六，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的力量源泉。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全会决定归纳了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挑战，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我们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汉代王符说：“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5]就是说，大鹏冲天飞翔，不是靠一根羽毛的轻盈；骏马急速奔跑，不是靠一只脚的力量。中国要飞得高、跑得快，就得依靠13亿人民的力量。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遇到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要认真想一想群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

　　*这是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1]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2]“六个紧紧围绕”，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主要内容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3]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4]见《论语·季氏》。《论语》是中国儒家经典之一，是孔子的弟子记录孔子言行的著作，其中间有孔子弟子的对话。同《大学》、《中庸》、《孟子》合称为“四书”。

　　[5]见王符《潜夫论·释难》。王符（85？—163？），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东汉哲学家、政论家。

（4）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

　布里廖夫[1]：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您本人担任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请问您的执政理念是什么？中国下一步改革重点领域是什么？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前景？

　　习近平：这是关系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至今已经35年多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前进。我们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当前，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认为，中国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新的更大发展，从根本上还要靠改革开放。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前行，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现在，同过去相比，中国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拓展了。要把改革推向前进，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去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提出了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涉及15个领域、330多项较大的改革举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改革的进军号已经吹响了。我们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了集中力量推进改革，我们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我本人担任组长，任务就是统一部署和协调一些重大问题，再把工作任务分解下去逐一落实。我把这叫作“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我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有信心？最根本的原因是，经过长期探索，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只要我们紧紧依靠13亿多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我们就一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取得新的成绩，最终实现我们确立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布里廖夫：您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快一年了，领导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您的感受是什么？您个人有哪些爱好？最喜欢哪些体育运动？

　　习近平：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56个民族，13亿多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不高，人民生活水平也还不高，治理这样一个国家很不容易，必须登高望远，同时必须脚踏实地。我曾在中国不同地方长期工作，深知中国从东部到西部，从地方到中央，各地各层级方方面面的差异太大了。因此，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

　　作为国家领导人，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我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牢记责任重于泰山，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兢兢业业，夙夜在公，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谈到爱好，我个人爱好阅读、看电影、旅游、散步。你知道，承担我这样的工作，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时间。今年春节期间，中国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对我来说，问题在于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比如，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他们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说到体育活动，我喜欢游泳、爬山等运动，游泳我四五岁就学会了。我还喜欢足球、排球、篮球、网球、武术等运动。冰雪项目中，我爱看冰球、速滑、花样滑冰、雪地技巧。特别是冰球，这项运动不仅需要个人力量和技巧，也需要团队配合和协作，是很好的运动。

　　*这是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答问的一部分。

　　[1]布里廖夫，即谢尔盖·布里廖夫，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

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1]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我们在学习宣传全会精神上还要下细功夫、苦功夫、深功夫，夯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认识基础。在学习理解上，要防止一知半解、断章取义、生搬硬套，要弄清楚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的关系、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的关系、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既不能以局部代替整体、又不能以整体代替局部，既不能以灵活性损害原则性、又不能以原则性束缚灵活性。在贯彻落实上，要防止徒陈空文、等待观望、急功近利，必须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和夙夜在公的责任意识抓实、再抓实。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工作，既要敢于突破，又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向前走，确保实现改革的目标任务。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进行部署的，要注意避免合意则取、不合意则舍的倾向，破除妨碍改革发展的那些思维定势。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对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有利的，该改的就要坚定不移改，这才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

　　*这是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要点。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一段佳话。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不难发现，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立其基”和“导其先河”者，而《新青年》的创办者、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主要发起和组织者。是李大钊与陈独秀相互呼应，珠联璧合，共同发轫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导致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最先倡导唯物史观的“立其基”者

20世纪30年代中期，研究思想史的著名学者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论及李大钊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位置时说：“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李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五四运动爆发前后，是李大钊最早认清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最彻底最先倡导唯物史观，研究辩证法、唯物论，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深厚的思想与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经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而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1912年12月，即将走出天津北洋法政学校的李大钊，受到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总务干事陈翼龙的思想感染与影响，在北京加入中国社会党，并于1913年春天成为天津支部执事，初步感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魅力，接触已经在西方一些国家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1913年冬天，李大钊到日本留学后，有了接触各国社会党资料的机会，也了解到社会党的活动性质，并参加了日本的社会主义同盟组织的某些活动，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因此一下突破种种局限，对“马尔克派之主义”（马克思主义）发生浓郁的兴趣。直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在对西方的种种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形形色色的“革命”的探索一再碰壁之后，李大钊才从俄国革命党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悟出社会主义革命之真谛，在中国率先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高高地举起科学社会主义的大旗，开创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1914年，李大钊(前排左三)在日本留学期间与同学合影。

留学日本，是李大钊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站，也是他的思想逐渐成熟的重要时期。1916年春天，李大钊在东京静心涤虑，奋笔写出奠定他在新文化运动重要地位的论述《青春》和《民彝与政治》，集中表达了他在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时萌生的新的思想与理念。其中在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时发表的《青春》，集中反映了他的新的历史观、宇宙观和人生观。在《青春》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和感召力的创造青春之中华的理想。李大钊于1916年5月由日本回国后，在为实现创造青春之中华理想而奋斗时不断遇到挫折。1917年8月，张勋复辟事件发生，他避走上海4个多月，面对中国究竟向何处去这个根本问题，思想一度苦闷到了极点。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使他终于看到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新的曙光，思想方向开始发生重大转变。

标志李大钊思想方向发生重大转变的文章，是他在1918年7月15日出版的《言治》季刊第3册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是他研究俄国十月革命不同凡响的重大意义的思想结晶。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发生在20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同发生在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进行比较，认为“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的“俄国今日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是“非可同日而语”的革命。这表明，在1918年夏天到来时，李大钊已经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非凡意义，其思想已经冲破传统观念的禁锢，视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并触摸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

就在这一年夏天，思想正处于新旧观念决绝阶段的李大钊，第一次到自己家乡附近的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避暑。他利用在五峰山度假的静幽环境，潜心研究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资料，继续探索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寻找中国革命屡受挫折的根本原因，选择中国革命新的道路，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工作。最能体现李大钊在1918年夏天进行事关中国革命方向和道路的理论思索的文章，是他是年11月在北京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群众集会上发表的演说《庶民的胜利》和继而写出的专述《Bolshevism的胜利》。在《庶民的胜利》中，他借谈世界大战究竟是谁的“胜利”的话题，明确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他讲的更加明确，说“这次战局终结”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是“列宁（Leni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为此，他还充满胜利的憧憬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时，李大钊已经准备把“革命的社会主义”引入中国，准备开中国的 “Bolshevism”之先河了。为此，完全可以说，李大钊在1918年的入冬时节，“登高一呼群山应”，“微言如闪首传真”，开始发轫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李大钊的思想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以后，开始结合国际上在1918年开展的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活动，努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唯物论。1918年冬天，他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转年春天，他帮助《晨报》副刊开辟“自由论坛”和“译丛”等专栏，以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为名，广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的学说。同时，他开始着力搜集和寻找日译本和英译本马克思著述，准备撰写介绍马克思主要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准备把由他负责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1919年7月，李大钊再次到昌黎五峰山避暑，利用假期写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学说的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的这篇文章长达26000多字，包括序言在内共分11个部分，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由于文章较长，《新青年》分两期载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成熟与深化。

共同寻找中国革命“根本解决”办法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革命青年的思想，是通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转移的；就连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的思想，也是由李大钊的这一卓越工作，开始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并与李大钊一起寻找中国革命“根本解决”的办法，于1920年春天与李大钊南北呼应，共同筹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的。

研究资料表明，李大钊与陈独秀结识于日本东京，是通过章士钊编辑的《甲寅》杂志而相知相识的。章士钊是李大钊到日本留学后结识的良师益友。后来，他通过章士钊，认识了在东京滞留期间萌发“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念头，日后归国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的文坛宿将陈独秀。1914年7月，陈独秀由上海去日本，在东京雅典娜法语学校攻读法语，并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同年11月，他首次用“独秀”署名在《甲寅》发表了表达一种悲观情绪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李大钊读后，写出《厌世心与自觉心》，对他的文章表达的观点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评。就此，两人不打不相识。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于1916年9月1日将杂志改名《新青年》时，发表了李大钊在日本东京写的《青春》。李大钊回国到达上海后，是在1916年7月回到北方筹办《晨钟报》的。在上海逗留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他见未见到陈独秀，不见任何记载；时至是年冬天，陈独秀为群益书社与亚东书社合并改建公司事去北京，李大钊曾在南城瑞记饭庄宴请陈独秀等人。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并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1917年11月，李大钊被章士钊推荐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与陈独秀开始在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密切交往。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

李大钊到北京大学工作后，陈独秀决定把《新青年》改办为同人刊物，由他总负责，从第5卷第1号起，由李大钊等轮流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为了及时发表时评，陈独秀于1918年12月又与李大钊等人发起创办了发行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接近”，“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的报纸版《每周评论》。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陈独秀在思想界的“旗手”作用越来越突出。1919年春天，一些人“借私行攻击陈独秀”；4月8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迫于种种压力，决定提前实行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使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一职在无形中取消，被迫离开北京大学。被陈独秀引荐到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认为“撤陈会议”使陈独秀“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等“皆起于此夜之会”，“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后，主要致力《每周评论》的编辑工作。他在是年4月20日出版的第18期《每周评论》发表随感录《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开始改变对俄国十月革命“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的看法，认为它“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在同期发表的《各国农劳界的势力》一文中，他又说：“自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后，欧洲劳农两界，忽生最大的觉悟，人人出力和资本家决斗，他们的势力已经征服了好几国”；“这种革命，在政治史上算得顶有价值的事体”。他还在4月27日出版的第19期《每周评论》发表了关切俄国革命领袖关系的随感录《克伦斯基与列宁》。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以后，陈独秀和李大钊一起从5月11日起在《每周评论》上组织舆论支援学生的斗争，开辟“山东问题”专栏，报道和评论山东问题交涉经过，及时总结运动的情况和经验，指导运动的发展。鉴于“六三”以后北京政府加紧迫害爱国学生的情况，陈独秀专门撰写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鼓舞人们在与反动政府斗争中要有不怕坐牢杀头的大无畏气概，使“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成为不少有志青年的座右铭。

1919年6月9日，陈独秀起草表达自己“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革命理念的《北京市民宣言》，并到北京大学一个平时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付印。6月10日，他拿着《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到中央公园（即今北京中山公园）等地散发。6月11日晚，他到香厂新世界去散发传单时，爬上新世界屋顶花园，向下一层露台上看电影者散发，被守在那里的暗探抓捕。陈独秀被捕后，引起全国震惊。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强烈要求释放陈独秀，李大钊积极参加社会各界营救陈独秀的行动，发起联名保释陈独秀的运动。

陈独秀出狱后，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不仅在参加欧美同学会成立周年纪念会致词时高度评价五四运动，而且拒绝蔡元培叫他任史学系教授的邀请，决定开始专心从事社会运动。在此期间，陈独秀从《新青年》上读到李大钊悉心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认识到“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决计与李大钊共同寻找中国革命的“根本解决”办法。他的这些思想，在转年2月5日应武汉学联文华学生协进会之邀，在文华大学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时明白地表露出来。他认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一是“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二是“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三是“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人们应有的共同信仰是“平等、劳动”。

多年以后，胡适在评论陈独秀出狱后的表现时，曾说：“大概独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经过一度精神上的转变。他独自想过一些问题，使他想到他向来不曾想过的一条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见解，主张要有一个新宗教……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地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当然是不难的转变。”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壮举”

在“五四”时期，广为流传有这样一首歌谣：“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此外，当时还流传“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黑夜，吾辈仰承”。其中的“南陈”，指的是多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北李”指的是在红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闻名于世的李大钊。

在中共党史上长期流传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主要源自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李大钊传》的有关记述。《李大钊传》编写组根据与李大钊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早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共产党小组的朱务善在1960年的回忆，在《李大钊传》第五章《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记有：“一九二○年一月，大钊同志送陈独秀去天津以转往上海。”“他们化装成下乡讨账的商人，坐骡车出朝阳门，走了好几天才到天津。陈独秀北方话说不好，沿途遇到军警检查，都是大钊同志对付，一直把他送上轮船。路上，大钊同志也与他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并在附录《李大钊同志生平活动简表》记“1920年1月”，李大钊“送陈独秀去天津登轮赴上海。此时，陈独秀有倾向马克思主义的表示，大钊同志同他讨论了有关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此外，据1927年5月24日出版的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的《中大热烈追悼南北烈士》报道，1927年5月22日下午，武昌中山大学在理科讲演厅举行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李大钊的生前文坛好友，时任中山大学教授，兼任法科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高一涵，报告李大钊生平事迹，在谈及“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长登载其演辞”，李大钊“化装”掩护其离京时，说他俩“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

◆《建党伟业》剧照：李大钊与陈独秀。

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险之事，发生在1920年2月。1920年1月下旬，被保释出狱的陈独秀应邀到武汉作学术演讲，秘密离开北京南下。他先赴上海一行，主要是为应西南大学筹办员章士钊之约，共商西南大学筹办事宜。陈独秀在上海商议筹办西南大学之事后，于2月2日乘“大通”轮顺长江水路转行武汉。2月4日下午，他冒雪抵达汉口，留宿文华大学。2月5日下午，他参加武汉学联和文华大学协进会在文华大学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在会上发表了提出消灭私有财产制主张的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2月6日上午，又应邀参加文华大学毕业典礼，即席发表《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演说。2月7日上午，陈独秀应汉口青年会邀请，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之精神》；下午，又应邀参加堤口下段保安会召开的欢迎大会，晚上在参加武昌学界为他举办的宴会之后连夜乘火车北归。陈独秀在武汉连续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用大字刊出其讲演摘要，北京政府有关部门由此而知他已出京。2月8日，陈独秀返回北京之后，突遭警察上门询问，方知又出危险，急忙出外躲藏。李大钊等人决定设法送他离开北京。当时，时至年关，李大钊与陈独秀都化装成收账的生意人模样，雇了一辆骡车，出朝阳门南行，到离北京较远的一个地方改乘火车去了天津。到天津后，陈独秀又去了上海。

李大钊、陈独秀到达天津的情况，章志在其《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曾经提及。他说：“我于1919年9月开始担任北京《晨报》及上海《时事新报》驻津特派员职务，采访新闻寄到该两报发表，借此机会宣传天津新文化运动情况。因为执笔不慎，得罪了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及南开同学，于1920年1月间被迫离校，搬到姜先生家中暂住。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同志，还有一位无政府主义同志（山西人，姓名已忘）正当那时由京来津。这位山西同志也借住姜先生家中，陈独秀先生在租界客栈里，李大钊同志住河北大马路日纬路附近友人家中。次日晚间，李、姜、山西同志、南开胡维宪同学连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家中集会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载‘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患未然。他立刻搭车回京，我与姜先生及山西同志搭津浦车去上海转福建漳州从事新文化工作。陈独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参加集会。”章志文章中所说的“山西同志”是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是指在天津居住的北京大学俄籍教员鲍立维（时为共产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

李大钊等人找鲍立维之时，陈独秀已经离开天津，并于2月12日到达上海。而李大钊在送走陈独秀后，并未返回北京，在2月12日（农历腊月廿三）由天津直接回了家乡乐亭。陈独秀到达上海后，于2月14日致信京师警察厅厅长吴炳湘，云：“夏间备承优遇，至以感佩。日前接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仄，特此专函补陈，希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为面谢，敬请勋安。”当时，南北分裂，上海是北京政府鞭长莫及之地，这使陈独秀有了安全保障。

◆1920年7月，李大钊（右三）、张申府（左四）、邓中夏（左二）等在北京合影。

中共早期领导人彭述之，在1983年4月出版的法文版《彭述之回忆录》第一卷回忆说：“长期以来大家公认的说法，是在1920年初，共产国际派了一位代表魏金斯基来中国，才开始中共建党。他先到北京见到李大钊，然后到上海去见陈独秀，从此以后，他帮助陈独秀建立了未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实在说，魏金斯基并不是共产国际1920年派到中国来联络‘五四’运动中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第一个俄国人，他只是派到中国来的第二个俄国人。在他之前，有一位开路先锋替他安排好路子，这位开路先锋就是荷荷诺夫金。这些事实是1924年6月李大钊在莫斯科亲口告诉我的。”当时，出生于哈尔滨、汉语讲得很好的荷荷诺夫金，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一找到李大钊，就说早就知道李大钊“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说他是受到在伊尔库斯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委托前来同李大钊联系的，“目的是在中国创立一个共产党”，而时下“是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时机”。据彭述之转述，李大钊当时答复他说：“在中国惟一有魄力发动创立共产党这一壮举的人物是陈独秀。陈独秀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倾向社会主义的。”他说，他需要同已经离开北京去上海的陈独秀用通信方式商讨共产国际提出的建议，“只有陈独秀起而发起组织共产党，事情才能够顺利进行”。后来，李大钊收到陈独秀肯定的答复，立即告知荷荷诺夫金。李大钊说：“他欣喜极了，急忙赶回伊尔库斯克，成为陈独秀和我俩人接受共产国际建议这个佳讯的传递者”。李大钊又说：“不多日，我在京见到另一位第三国际代表伍廷康（即魏金斯基）同志，我催促他即速启程去上海……”彭述之说的若是实际情况的话，这当是1920年3月发生的事情。若说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尚未“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话，到这时已是确确实实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了。

荷荷诺夫金作为俄共（布）设在伊尔库斯克的远东局的“秘密使者”回去不久，化名“吴廷康”、在李大钊牺牲后曾用笔名“魏琴”在195期《向导》周刊发表《悼李大钊同志》的维经斯基一行于1922年4月到达北京，与李大钊等人会见，继而经李大钊介绍，转赴上海会见陈独秀，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情况，指导和帮助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展发起创立中国共产党工作。

◆1920年5月7日，陈独秀致胡适、李大钊信札。

1920年5月，经过酝酿讨论，陈独秀决定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邀集李汉俊、俞秀松、沈玄庐、施存统、陈公博等人在自己家里开会，起草了一个很简单的党纲。同年8月，在组织臻于完备之后，成立临时中央局，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决定由他函约各地社会主义者组织支部。当时，陈独秀约李大钊在北京组织，通过王乐平约王尽美和邓恩铭在济南组织，约毛泽东在长沙组织，并派人去武汉组织，通知赴法勤工俭学的赵世炎在法国进行建党工作。同时，陈独秀决定以《新青年》为党的公开机关刊物，另创办理论月刊《共产党》，作为秘密机关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报道国际工运和苏俄消息。1920年9月，经过充分酝酿与筹备，李大钊在自己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北京支部。

1920年12月，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等人意见之后，应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电邀去广东省政府主持教育工作。到粤后，他联系谭平山等北京大学毕业生成立了广东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动工人运动，成立工会，并向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来到中国，到达上海，催促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月，李汉俊等函电交驰，屡催陈独秀及广东代表赴沪参加“一大”。陈独秀在谭植棠家召集广东党员开会，表示自己因兼任大学校长，正在争取一笔钱款修建校舍，怕走后款子无法落实，不能去沪，遂指派陈公博出席中共“一大”。当时，身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和教授的李大钊，正在担任北京教职员联合会主席，需要利用暑假全力领导持续几个月的反对北京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索薪斗争”等工作，遂组织北京支部按照民主程序，推选张国焘、刘仁静参加党的成立大会。

◆“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和李大钊虽然都没有出席，但陈独秀仍然被选举为总书记，李大钊也被视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正如毛泽东在延安和斯诺谈话时所说：“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前前后后的历史表明，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是李大钊率先在中国肯定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最先也最彻底地倡导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开展，从而成为共产国际和俄共（布）远东局派来的人心目中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选。也正是李大钊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把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一直起旗帜作用的陈独秀吸引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影响和团结了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青年，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既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也奠定了组织基础。从这一点上说，在近代中国“研究历史最有成绩”，“最彻底最先倡导唯物史观”的李大钊，不仅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也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而在1919年秋、冬时节思想发生很大变化，章士钊后来所说的“肩住黑暗的闸门”，“一决定事，不能动摇”的“天生领袖”陈独秀，则是展开组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首要人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当之无愧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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