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

这个党的生命就停止了。”

话说1942年2月17日，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文艺刊物《谷雨》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治家.艺术家》的杂文，他该文中写道：“针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阵营，”“大胆的但适当的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王实味，1906年出生于河南省潢川县，1925年考入北大文院预科班；在北大参加了共产党组织活动，不久又离开了党组织；1926年1月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只身抵达延安。

2月18日至19日，八路军军政大学教育长、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批判叶青关于对毛泽东评价的错误观点。

叶青何许人也？此人乃是国统区的一位文人。1941年秋，叶青在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后，撰文提出了“毛泽东主义”的问题。不过，叶青说“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尽管叶青有偏见，但他却是在中国而且还是在敌对方面第一个提出“毛泽东主义”这一命题的一位文人。

张如心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中写道：

“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2月20日，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刘少奇及华中局说：

“1、除吕振羽、贺绿汀外，其他高级文化人亦望抽调一批带来延安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在苏北游击环境无研究学术可能，不如来延安成就较大。2、保护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3、新四军各部及山东部队的电台密码，望少奇督促重新编制，亲自带来。”    

2月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电文中说：近来已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口号。电文中还说：目前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工作的基本中心。

2月26日，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找王明谈话，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省自己的问题。王明不但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向周恩来提出质问，仍然以老腔调为自己辩护。王明说：

“我有下列两点请你考虑给我解释：1、为什么四中全会决议及9月20日决议是路线错误？其具体内容如何？2、即使假定为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是所谓王明路线？因为我并不是此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同时，也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当然，我并非推卸责任。”

王明如此态度，周恩来也无可奈何。

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他结合共产党历史实际，从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3个方面分析了党史上存在的问题，论述了在整风中研究党的历史的重要性以及研究党史的方法。他说：

“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的历史上所走的道路搞清楚，就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研究党史的根本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叫做‘古今中外法’。”

1942年3月3日，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刘少奇说：

“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前更加艰苦的阶段”，“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地区缩小与分割，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缺点。”

电文中说：山东在执行政策及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都存在问题，要求刘少奇在路过山东时，帮助慎重解决。

3月4日，中共中央给各级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提高妇女参政能力，在妇女团体中实行“三三制”，以调动广大妇女的生产积极性和提高她们的政治地位。

3月4日，毛泽东在给留守兵团、保安部队的慰问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们，摆在我们肩头的任务是很重大的。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要依靠我们全体更加百倍的团结和发扬忍苦耐劳、永不疲倦的战斗精神意志。我们应当在上下级间，在指挥员与战士间，在全体人员相互间，认真加强团结友爱、互相照顾的关系，克服其间的任何冷酷、无情、不知友爱和隔阂与不团结现象，在这种钢铁般的团结与艰苦奋斗的努力下面，便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障碍不能战胜，没有什么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毛泽东还在信中勉励部队指战员们说：

“要加倍努力生产，大家动手，解决吃穿问题。”

3月5日，林育英在弥留之际用微弱的声音将警卫员、秘书及妻子涂俊明叫到身边说：

“我不行了，革命20年如一日，未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深以为憾。我虽未为我们的党和革命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但尽了力。我死后，请组织上将我葬在杨家岭对面的青年文化沟——桃花岭上，使我能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

3月6日凌晨1点15分，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因突发脑溢血，英年长逝，享年45岁。

下午，中共中央成立了林育英治丧委员会，由李富春、林彪、邓发等人组成。林育英的遗体移入延安中央大礼堂，供人们瞻仰悼念。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林彪、叶剑英等，轮流为林育英守灵。

3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员张浩同志积劳成疾病逝》的消息。

3月8日上午4点至9点，延安各界人士万余人向林育英的遗体告别。毛泽东亲自为林育英题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朱德、叶剑英、陈云、李维汉及林彪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3月9日，中央决定公祭林育英。毛泽东在公祭之前对朱德、任弼时等人提议说：

“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对革命的贡献很大，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一样的。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抬到桃花岭。”

朱德、任弼时都表示赞同。

上午9点，林育英公祭仪式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门前的广场上举行，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仪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主祭，李克农宣读祭文：号召大家学习林育英对组织忠诚、英勇不屈、吃苦耐劳、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正派的好品德、好精神。

祭礼结束后，一万多人自发为林育英送行。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将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岭上，又亲自为他执绋安葬。

后来，毛泽东还亲自为林育英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的墓碑。

3月11日，《解放日报》第4版出满百期。丁玲因于3月8日在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暴露黑暗”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不少人要求处理她。

原来在3月7日，《解放日报》社的陈企霞派人送信给丁玲，请她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丁玲联想到延安发生的两起离婚事件，又想到在文化俱乐部周末舞会上那些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人，一股为女人鸣不平而又怒其不争的情绪一发而不可收拾，连夜挥就一文，定名为《三八节有感》，发表在3月8日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她在文章中过分的强调延安存在的问题，片面的夸大了延安的社会不良现象，在党内、文艺界内引起了很大反响。

毛泽东为了保护丁玲，只把她调离了岗位，让她到文协去工作。

丁玲在《解放日报》创刊后一直担任文艺副刊主编，编辑部里还有刘雪苇、陈企霞等人，有关文艺稿件，几乎都经博古、杨松过目。博古曾多次对丁玲说：

“《解放日报》是党报，文艺栏决不能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能搞成象延安青委在文化沟张贴大墙报那样的‘轻骑队’。”

文艺副刊每周出1至2期，每期约占半个版面。到1942年3月，作家队伍中已经涌现出了30多位新人，副刊先后收到500多万字的稿件。文艺副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些稿件没有把住关，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且说丁玲离任后，由年仅29岁的舒群继任文艺副刊主编。舒群提出，自己不能胜任副刊主编，理由是主编工作不好干，丁玲比自己年龄大，水平又高，尚且出了问题，自己年轻，没有经验。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找舒群做思想工作。毛泽东对舒群说：

“要找这么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你编综合性副刊，文艺是你的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都是先点后面，从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现在，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

舒群思考了片刻，欣然接受了任务，他说：

“希望主席给以不断指导。”

3月1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我们正在调查由华中到华北道路上敌人封锁线的情形、安全保证的程度，俟得复电即行转告。望你等候这一复电。”

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发出通知：

“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经过报纸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通俗简洁的标准，就是要使识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识的人们，听了别人读报后，也能懂得意思。”

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整风运动大会，因院长张闻天外出调查研究，由代理他工作的李维汉在大会上讲了话，提出了几点意见。王实味带头反对李维汉的意见，他说：整风就是要整领导人，要割大尾巴。王实味反对指定一部分人当整风委员会的委员，他主张全体委员要由民主选举产生。

王实味还写了《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的短文，贴在中央研究院为整风创办的墙报《矢与的》头两期上。他提倡“绝对民主”，鼓动大家“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要检查自己“是不是对‘大人’有话不敢说？”“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全延安以至全党”。

这一天，毛泽东连夜打着灯笼跨过延河来到中央研究院，在王震的陪同下，掌着马灯，仔细阅读了王实味发表在墙报上的材料。王震发脾气说：“我们在前方打仗流血，王实味这样的人却在后方这样讽刺挖苦我们的领导干部，攻击我们的党。”

毛泽东看了墙报，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

3月19日，刘少奇同随行到延安的100多名干部，由八路军115师教导5旅第13团护送，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启程赴延安。

3月2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兹将彭电转上，你看此种情形有安全之保障否？山东尚无回电，请你直接询问。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

3月22日，朱德、叶剑英在延安主持召开八路军所属单位高级技术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听取了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作了解释和答复，表示对边区建设中存在的不重视技术的现象进行纠正。

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央党史》的报告。毛泽东说：

“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拘泥于个别细节，不应该只恨几个人，重点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

3月31日，毛泽东和博古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党内外负责人及作家座谈会，到会70余人，内容是座谈《解放日报》改版问题。

《解放日报》创刊后，社长博古没有经验，一味仿照苏联的办报方法，几乎每天都有社论和大块文章，对共产国际的宣传，到了一种不适当的程度；报纸的文风也充满八股味。累得总编辑杨松旧病复发，过早谢世。不少人对《解放日报》有意见，直接反映到中央，更有不少人对毛泽东直陈其事。

更主要的是，《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在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后，从3月13日到3月23日，又发表王实味以《野百合花》为总题的一组杂文，这组杂文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艺晚会说成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是“到处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

王实味代表了一批从敌占区和蒋管区来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的倾向，以所谓的“鲁迅笔法”，“暴露”解放区的“黑暗”，含沙射影地讽刺、攻击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及陕甘宁边区。他的观点在党内尤其是在文化界引起了很大分歧。有些人支持他的观点，但更多的人反对他和丁玲的这种做法。文艺界一度出现了混乱现象。

王实味的文章也引起了国民党宣传机构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的小册子，广为散发，并且加了编者按，其中说：“中共歌赞延安县是革命圣地，然而在陕北污染、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之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国统区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作为攻击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

毛泽东鉴于这种种情况，决定对《解放日报》进行整顿，重新改组《解放日报》。

博古在座谈会上就《解放日报》10个月的工作，做了简单的自我批评。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

毛泽东讲话后，与会者开始发言。萧军发言说，希望报纸进行改革；他还提出了改革的办法。柯仲平要求报纸要反对边区的太平观念。徐特立主张党报要大胆说话，要开展争论，要深入下层，多反映老百姓的事情，要对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谢觉哉以厨司作比喻，说不应总是一碗肉又一碗肉，使人感到腻口。报纸不能篇篇都是大文章，板起面孔说话。朱德强调报纸要多反映战争，反映敌后残酷的扫荡和反扫荡斗争，并帮助解决军民关系中的问题。

“今天这个会，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今后就可以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它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的利用报纸。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当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座谈会后，《解放日报》进行了改组和改版，增强了宣传的党性和战斗性，为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传播整风经验起了重要作用。

1942年4月初，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总学委高级干部学习会议，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丁玲也参加了会议，这是她自文章发表后第一次听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批评。

曹轶欧在发言中提出，应当把《三.八节有感》与《野百合花》联系在一起批判。贺龙气愤地说：

“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

“你以为毛主席喜欢你，你犯了错误他也喜欢你？”

丁玲对《三.八节有感》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感到不可理解，她说：

“我所犯的错误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反作用。”

毛泽东在七八个人发言后，作了总结，他说：

“《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毛泽东的这些话，给丁玲的问题划了范围，定了性，保护了丁玲。

会后，丁玲找毛泽东谈话，诉说了自己的苦恼。毛泽东说：

“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这个党的生命就停止了。”

“为什么你在文章里批评人，人家服气，我写文章批评，人家就不高兴呢？”

毛泽东很动感情地告诉她说：

“共产党是喜欢愿意听批评的，如果我们不听批评的话，我们这个党就完了！我也批评嘛，你批评没有什么不好的，可以批评的，但是要看对什么人。我们批评共产党人是自我批评，是我们自己人的批评，应该与人为善嘛，与人为善就应该充分估计人家好的地方。批评同志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人家有优点，要肯定嘛！缺点，有几分就说几分，要恳切，不要刻薄。你不肯定人家的优点，缺点又说得过分，人家当然不高兴喽。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怎样有功劳。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点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

毛泽东推心置腹的话，使丁玲深受感动。为了减少即将全面展开的文艺界整风运动可能出现对丁玲的冲击，毛泽东还提醒她最好拜访一下对《三.八节有感》不满情绪最重的贺龙。他又说：

“你不要只到我这里来，还要到康生那里去一下。”

“我同康生有什么关系呀？我要到他那里去干什么？”

第二天，丁玲按照毛泽东的提示，主动登门拜访了贺龙。她一见贺龙便说：

“老总，我来听意见来了。老总还有啥子意见？”

“没得了，昨天提完了。劳你大知识分子来看我，我哪天要回拜哟。”

后来，贺龙真的去看了丁玲，还在她那里吃了一顿饭。贺龙指着一盘炒肉问：

贺龙又用筷子指一指一盘土豆丝：

“那你们作家就天天吃这个啰？不行哟，我们关心文化人不够，要好好搞大生产运动嘞。”

4月3日，毛泽东和党中央在两个月的思想发动基础上，作出了《关于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对整风运动的性质、目的、要求、方法、方针和步骤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4月4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来信及附件（关于文艺界的资料——笔者注）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了，谢谢你的好意。此复。并致

这天下午傍晚时分，萧军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工作。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萧军同志，你改行怎么样？”

“入党，做领导工作。”

毛泽东认真地打量着萧军。萧军也望着毛泽东，看他不像是在开玩笑，就忙不迭的摇着手，连连说：

“哎哟，不行，不行！斯大林说过：‘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入党，我不是那块材料，当领导，我也不是那块坯子。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匹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都管不了自己，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您这么看得起我。”

毛泽东轻轻的挥了下手，微笑着说：

“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

窑洞里渐渐暗了下来，毛泽东叫警卫员点上灯，继续和萧军谈话。他谈起自己从陈独秀右倾之时起，先后在党内受到的大小8次处分，他的正确意见往往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赞成，那种滋味是如何的难受；他又是如何保留意见，接受组织决定，忍着委屈进行工作，在工作中继续对同志进行耐心细致地说服。末了，他深有感触地总结道：

“这种境况，对革命者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萧军静静地听着，深深的被感动着。他步出毛泽东的窑洞，在斑驳的月光下缓缓而行，细细品味着毛泽东的那一番话语。回到住所，他拿出纸笔，文思如泉，一气呵成，写出了一篇《论同志之“爱”与“耐”》，第二天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鉴于自己在谈话中涉及了不少党内问题，此时尚不宜公开发表，就建议萧军删改后再行发表。萧军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认真进行了修改，于4月8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在延安引起了很大反响。

4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克勉的来信：《“轻骑队”及其他》。作者在来信中批评了延安壁报“轻骑队”，信中写道：

“轻骑队”的内容除了发泄牢骚以外，还有多少有真正义、有多少能够教育人的东西呢？“轻骑队”大概算是讽刺性的报纸吧。它的讽刺对象是延安各机关和人员。而实际上它是为讽刺而讽刺，养成只发牢骚不求解决问题的坏风气。最令人头疼的是“轻骑队”对被批评的机关和人员都用某某的字样，使读者引起很大误会。这样，“轻骑队”的言论可以说是不太负责的。请问，为什么不能公开的写出被批评者、机关和人员的名字呢？为什么不采取直率的热骂，而采取暗箭式的冷嘲呢？

4月7日，中共中央《四.三决定》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自此，延安整风运动从思想发动转入了学风党风学习。

此后，“轻骑队”代表童大林于4月10日发表谈话，他说，自“轻骑队”创办以来，先后收到朱德、萧军、艾青、欧阳山、草明、王实味、萧三等人的意见，多系鼓励。4月12日，“轻骑队”墙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声明，驳斥童大林。声明说：“日前，本刊编委会曾详细检讨过一年来工作得失，认为过去方针有错误，已决定加以彻底转变。至于接到朱总司令及各界同志的意见，多系严正批评、指责，而该消息只说鼓励，与事实不符，特此声明更正。”4月23日，“轻骑队”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做自我批评，承认编辑方针有错误，没有坚持顾全大局与人为善的批评，而是片面的甚至与被批评者完全是对立的。决心在第二年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欲知毛泽东如何解决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请看下一章内容。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们不能去爱敌人，不能爱

社会的丑恶现象；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必须暴露之，

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

话说1942年4月初，毛泽东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文艺工作上。他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经过酝酿，决定由他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等人，先在文艺界广泛征求意见，摸清情况，然后召开座谈会，统一文艺界人士在文艺工作上的认识。

毛泽东初步列出一些研究题目和讨论问题，开始征求意见。他请“鲁艺”、“文抗”等单位的一些文艺工作者，或单独或几个人一起，到他的住处谈话。先后参加过谈话的人有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刘白羽、罗烽、欧阳山、草明、艾青、萧军。其中，谈话次数较多的有欧阳山、草明、艾青、萧军等人。

毛泽东在向艾青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一共给他写过3封信。他在第1封信写道：

“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

艾青应邀来到毛泽东家里，毛泽东就文艺方针的有关问题，同他交换了意见。在谈到目前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时，毛泽东问道：

“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象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艾青此时并没有看出有什么严重性，他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佩和信赖，就说：

“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了第2封信，他写道：

“前日所谈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

艾青见信中“反面的”3个字打了圈，也不知道什么是反面的意见，就没有收集，只是根据自己多年从事文艺活动的积累、体会和来延安1年的感触，从正面提意见的角度，写成一篇约8000字的长文《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寄给了毛泽东。这是毛泽东在向文艺界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收到的最长的一篇书面材料。

过了几天，毛泽东给艾青写了第3封信，他写道：

“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此致敬礼！”

艾青此时在“文抗”工作，住在蓝家坪，与杨家岭隔着一条延河。时值春雨过后，河水骤涨，毛泽东担心艾青过河发生意外，特派人把他接了来。二人分坐在窑洞中间的一张桌子两旁，毛泽东拿出艾青的那篇文章，交还给他。艾青接在手中，见在第一页上空白的地方有毛泽东手书的“请几位政治局同志传阅”的字样。毛泽东又拿出几张纸，上面有用铅笔写着的一些文字，说道：

“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

艾青正准备作记录，由于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他就走出窑洞去找垫桌腿的小石片，没想到毛泽东比他还利索，马上捡来小瓦片垫好了桌子。接着，毛泽东谈到了文艺与政治、暴露与歌颂等问题，艾青认真地把这些意见记了下来。

后来，艾青根据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的意见，对文章作了修改，仍然以《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为题，发表在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

再说萧军虽然很积极地为毛主席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却不打算参加文艺座谈会，因为他知道自己脾气急躁、心直口快、耐心不够，如果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同志意见分歧，发生争论、冲突，弄得不愉快。所以他借口要到延安附近定边、靖边、安边各县去体验生活，请毛泽东为他向当地驻军359旅旅长王震要一张通行证。

4月7日下午，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临我处一叙，商量一些问题。

萧军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当晚即赴约。他在和毛泽东的谈话中，毫无保留的谈了自己对文艺方针问题的看法。之后，他又将自己的意见作了系统的整理，写成书面意见送给毛泽东。

恰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中央文委常委、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的一封来信。欧阳山在信中说，他感到延安文艺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一些来自大后方的作家、艺术家，并不了解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不懂得怎样正确的开展革命文艺活动。他在信中建议说：党需要制定一套明确的文艺政策，以便大家工作起来有统一的标准。欧阳山还援引了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工作提出的一些方针政策，请中央参考研究。

4月9日早晨，毛泽东复信给欧阳山，他写道：

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

9日上午9时左右，欧阳山、草明夫妇应邀去见毛泽东。

草明曾在上海“左联”工作过。1941年“皖南事变”后，她和丈夫欧阳山带着3个儿女随着从重庆撤退出来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回到了延安，被安排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

且说欧阳山和草明来到杨家岭昆仑收发室，被工作人员引领到毛泽东的窑洞里。毛泽东看见他们，便放下笔，站起身，和他们一一握手，让他们坐在自己对面的二人旧木板凳上。欧阳山已经是第二次见毛泽东了，比较熟，所以毛泽东开门见山的对他说：

“党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会，和文艺界同志一同研究一下文艺工作。事先征求大家的意见，会上是不是讨论这么3个问题：一是文艺为什么人问题；二是立场和态度问题；三是工作对象问题——作家要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他们的问题等等。”

毛泽东还就此3个问题谈了他自己的看法。据草明回忆说，毛泽东当时谈的时间很长，其中有许多观点是她有生以来头一次听说，因此印象很深。这些观点有：文艺工作者要有正确的立场，党员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文艺要解决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要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党的干部，只有熟悉他们，才能表现他们。文艺工作者要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并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文艺的目的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和敌人作斗争。

欧阳山就上述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谈到了目前文艺工作中的种种困难，特别提出：希望中央制定明确的文艺政策。

草明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她看毛泽东和欧阳山滔滔不绝的交换着意见，自己插不上嘴，就默默的观察着毛泽东，只见他的穿着和自己与欧阳山一样，都是灰布棉袄，而且他的袖口都破了，衣襟前还被烟灰烧了几个洞。她还注意到毛泽东在谈话时惊人的专注，听完对方的话能立刻理出对方的观点并做出反应，循循善诱的启发对方深入思考更正确的方面。正在暗暗惊叹中，听毛泽东又讲到“延安的青年是拥护共产党的，但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头脑中还有非无产阶级思想，还要改造世界观。作家要到工农兵中去，也要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草明不免有些庆幸，自忖道：我还不错，生长在手工业区的乡镇，很熟悉工人；我已写了10年的女工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了，革命都十多年了，还用得着改造世界观吗？正得意间，毛泽东问道：

“草明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草明来时就没有准备，见毛泽东突然发问，便率直地回答说：

“文艺界有宗派主义，不好，不团结。”

她还简单举出了两个例子。毛泽东一听倒很重视，说：

“这是个原则问题。行帮恶习，宗派主义是扩大的个人主义，是维护个人和他的小集团利益的，文艺界也不例外。这个问题过去上海有、重庆也有，因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艺术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中去的自由。文艺家只有到工农兵的生活中去，全心全意的为他们服务，宗派主义就会消失。不过，要彻底解决，还得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在群众斗争生活中起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到这时候，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

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勤务员端来饭菜，摆在餐桌上，有炒猪肚、炒猪肝，有辣椒、有豆豉，四菜一汤，大米饭。毛泽东招呼欧阳山和草明围坐在餐桌旁，又叫来江青，陪着客人一起吃饭。

后来草明回忆说：“我觉得这顿饭，比几十年以后的任何大饭店的美餐佳肴都好得多。”

4月13日，毛泽东分别给萧军及欧阳山和草明写了一封信。他在给萧军的信中写道：

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

他在给欧阳山、草明二人的信上写道：

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

4月17日，毛泽东又给欧阳山和草明写信，要求他们“正反两面都盼搜集”，并附“简明的说明书”给他。

欧阳山和草明遵照毛泽东的嘱托，与魏东明、吴介民、汪琦、董迟等人一齐动手查找资料，尤其注意有资产阶级文艺观方面的材料。文艺研究室书籍杂志较多，他们找出了一堆，将其中有关的文章或者折起来，或者做个记号。欧阳山写了一篇简要说明，内容包括中国一些文艺的派别、主张和论争。材料包好后，由草明面交毛泽东。

草明来到杨家岭昆仑收发室，由工作人员领着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打开纸包略略看了一眼，便放下了，让草明坐下来，问她工作是否顺利，生活有没有困难？草明回答说：

“一切都好，只是3个孩子缠身，送不出去，写作有困难。”

毛泽东立即叫来叶子龙，交代他写封信给叶剑英参谋长，安排草明的两个女儿欧阳代娜和欧阳天娜到军委干部子弟学校上学；毛泽东又叫来傅连璋，请他安排草明的小儿子欧阳加进入中央托儿所。

草明万分感动，不便再耽搁，她拿了信向毛泽东告辞。叶子龙送她到收发室外。

4月间，延安各机关投入了整风运动，掀起了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必读文件的热潮。续范亭积极置身于整风运动之中，努力学习和热情赞颂22个文件。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大文如大餐，丰富复精美；使我饥肠人，欲罢不能已。

厨师费匠心，消化全靠你；本是百年粮，贪多怨自己。

出身小资产，遍体多油腻；湖水涤难尽，延河洗不去。

二十二文件，是我新武器；革命称至宝，应比匕首利。

续范亭托交际处金城处长将这首诗转呈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他的诗后，很高兴的来到交际处找他谈心。续范亭兴奋的对毛泽东说：

“这22个文件好极了，通过整风运动，我们党的作风一年之后一定会大变。”

“我可没你那么乐观。党的作风的转变，没有那么容易，有很多困难。我们党从成立以来，在政治上建党，有纲领；在组织上建党，有党章；可在思想上建党呢？长期以来没有建好，多次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可见思想上建党之难。处于幼年时期的我党，就像一群小孩子赶一辆牛车，目标是清楚的，但路线怎样走却都不知道。刚取得点胜利就头脑发热，拼命的抽鞭子，结果翻了车。翻了车怎么办？一个孩子把另一个孩子推到一边，说还是我来赶，可又不认真吸取教训，端正思想路线，结果还是拼命抽鞭子，还是翻车。这个比喻是说思想路线的重要性。我们的思想路线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我们当初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整风运动若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变化，我就很满意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续范亭思考了很长时间。几天以后，续范亭对金城说：

“上次主席的谈话，对我启发太大了，我真犹如茅塞顿开。这两天我老在琢磨这个问题，联想很多。的确，人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们的阶级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形成的世界观也不同。”“就拿我来说吧。我出身于中农家庭，在旧军队中过了大半辈子。我对旧社会的很多东西就习以为常。比如女人小脚，你们看了一定会感到反感，当然也怜悯。而我看着就很习惯，不觉得难看。我也知道天足好，裹小脚是不对的，但就是积习难改。这就是思想感情的差别嘛。中山先生说过，我们的敌人有比帝国主义还要厉害的东西，就是社会的旧思想。列宁也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难克服的。”

续范亭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他新作的一首诗，题为《积习难去——认识与改造》，诗曰：

革命大敌谁为最，人类积习最难去；明知前面是光明，依然迷恋旧社会。

认识世界固不易，改造最难是积习；社会多少罪恶事，大海沉浮不自觉。

4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决定。决定说：

“关于军队中干部军衔等级（将校尉）问题，有的同志主张现在实行，有的同志主张暂不实行。我们认为等级军衔之划分与否，各有利弊。规定军衔对军队正规化固有帮助，然而目前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强，正规化是有限度的。超过现有物质基础，而过分强调正规化，则有陷入主观主义之危险，无益反而有害。加之军队分散，全军等级不易统一规定，一地区自行规定亦为不妥。再则艰苦环境要求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等级之明白划分，在缺乏长期深入解释时，亦难免有碍干部之团结。”

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应毛泽东之邀，从桥儿沟出发，来到了杨家岭。毛泽东招呼众人在中间的窑洞里落座，他首先问道：

“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

毛泽东见大家都不做声，又问道：

“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

何其芳几个人还是没有说话。毛泽东开始严肃起来了，他说：

“一个人没有受过10年8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

他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缓和了一下口气，问姚时晓：

“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那你是老工人了。”毛泽东说罢，转换了话题，又问道：“你们在农村演戏，老百姓看不看得懂？”

“看不懂。演的戏写的是铁路工人。陕北老百姓连铁路、火车都没有看见过，怎么能懂？”

“问题主要不在这里。你们多到农民中去，你们了解了农民，农民也了解了你们，你们的戏农民就能看得懂了。”毛泽东说罢，又问曹葆华：“你是哪里人？”

“我国有两个嘉定，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浙江。四川的嘉定是一个水陆码头。”

“成都有几个有名的士绅，叫‘五老七贤’。”

毛泽东问罢，举起右手，伸开手指，待曹葆华说一个名字，他就弯下一个手指头，可曹葆华说出两三个名字后，就再也说不出其他人的名字了。毛泽东见气氛缓和得差不多了，就又把话题转到正题上来，他说：

“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性，讲人类爱，讲同情。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任务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情面。”

毛泽东招乎几位教师和他一起吃午饭。在一张普通的漆成绛色的方桌上，摆着4小碗菜，还有酒，大家一起喝酒、吃饭。午饭后，毛泽东到卧室里去休息，何其芳等人仍然坐在中间的窑洞里，小声地闲聊着。没过多久，毛泽东就出来了。严文井问毛泽东：

“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

“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后来说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

“《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有一篇题目叫做《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很大胆的。”

他给大家讲了一个《聊斋志异》中那篇《狼》的故事，他说：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狼追着屠夫。道路旁边有一个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就用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才用带子绑住。屠夫出窝棚一看，狼已经胀得像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弯，口张开不能合了，就把狼背回了家。故事讲完了，毛泽东笑着说：

“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主席喜不喜欢看话剧。”

“我们天天在演话剧。”

“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

“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在4月6日有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战争的。”

眼看时间不早了，何其芳他们起身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把他们送出窑洞，边走边谈，何其芳他们建议说，最好开个会，让文艺工作者充分发表一下意见，彼此在会上交换一下思想。然后，由毛泽东集中讲一下，以统一思想，有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毛泽东笑着说：

“很好，中央正有这个打算。”

看看到了一个高坡处，毛泽东这才伸出手与何其芳他们一一握别。

4月27日清晨，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萧军早已遵照毛泽东的嘱咐，搜集了一套《文艺月报》，共14期，送给了毛泽东。这套刊物，登载了这一时期延安文艺界的许多争论文章。他在完成毛泽东交付的任务后，觉得自己应做的事已经做了，意见也谈完了，看看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日期还没有定下来，就给毛泽东写信说就要动身旅行去。

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以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1—14期收到，谢谢你！

萧军收到此信，骑马涉水，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了解了一些情况后，要他留下来参加会议。

经过历时1个月的调查研究，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毛泽东约请两位作家，商议草拟了文艺界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

4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延安文艺界及有关人员发出了40多份粉红色油光纸油印的请帖，上面写着：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问题的意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1942年5月2日下午1时许，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小礼堂召集延安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这是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文艺界空前的盛会。在这座青砖灰瓦镶嵌着玻璃窗的小礼堂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博古、陈云、凯丰、贺龙与思想、理论、宣传、文艺、教育等部门的负责人和许多在国内颇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周扬、艾青、陈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刘白羽、周立波、华君武、萧军、欧阳山、草明、吕骥、欧阳山尊、陈波儿、江青、丁玲等以及没有收到请帖而主动前来参加会议的部分文艺工作者王朝闻等，会聚一堂。江青、丁玲就坐在会场的前排位置上。

这次座谈会原计划在5月2日、5月16日分两次举行，后因与会者讨论热烈，要求发言的人很多，于是便又增加了两次，时间在5月9日、5月23日。

且说在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来到小礼堂，和与会者一一握手。他握着从晋西北回来的120师战斗剧社社长兼演员和导演的欧阳山尊的手说：

“欧阳同志，你从前方回来了。”

毛泽东与文抗秘书长于黑丁比较熟，走到他面前他握手并开玩笑说：

“黑丁，你来了！你的名字不正确，你并不黑呀！”

中宣部部长凯丰宣布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开始讲话。他说：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它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

讲到这里，他还曾风趣地说：

“我们有两支队伍，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毛泽东所说的鲁总司令就是鲁迅。与会者听他这么一说，都会意的哈哈大笑，继而是热烈的鼓掌。

他在这次讲话（即《毛泽东选集》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部分——笔者注）中，提出了座谈会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他根据会前调查研究的情况，将原来设想的3个问题增加到5个，他说：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的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的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关于“立场问题”，毛泽东明确地说：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关于“工作问题”，即熟悉“工农兵及其干部”的问题，他说：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它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接下来，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坐在萧军身边的丁玲轻轻的推了一下他，笑着说：

“你是学炮兵出身的，你就第一个上去开炮吧。”

萧军兴冲冲的走上讲台，作了题为《对当前文艺诸多问题之我见》的长篇发言。他说：

“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萧军的火爆脾气在延安是出了名的，他讲完了，竟没人接茬。坐在他旁边的胡乔木见大家没有反应，便站起来反驳萧军说：

“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萧军马上予以回击。胡乔木没有再反驳。萧军认为胡乔木不说话是认输了。他在当晚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的讲话和平时一般，引起普遍注意凝神和欢腾。我的精神和言语始终是控制着他们。”萧军哪里想得到毛泽东当晚曾请胡乔木吃饭，如果他知道了，就不会这样写了。

且说各个文艺单位的负责人和文艺工作者们在会议上一个接一个发言。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许多人发表了很好的见解、体会或建议，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理论性质的相互辩驳和争论。

丁玲在发言中说：“文艺到底以‘歌颂’为主呢？还是以‘暴露’为主？还是如有的人讲的，‘一半对一半’？”

丁玲还说：“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

戏剧家张庚公开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说法。

这些观点一出现，就有人起来反驳。双方展开思想交锋，有时争论得非常激烈。

会议结束后，萧军因为自己已经在会上发了言，又听不惯一些人的言论，于是就又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到外地去旅行考察。

5月5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会（指原定的第2次会议——笔者注）到16日才开，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吧。此复，即致

萧军看着毛泽东的来信，感觉到了字里行间流露着些许领袖的无奈和遗憾。王德芬也劝他说：

“你怎么可以会开到一半就溜了呢？不是太不通人情了吗？有什么不同意见，大家可以商量嘛，别闹个人意气，让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留你，不觉得难为情吗？”

萧军听着夫人的劝告，又想起了毛泽东过去劝他“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的肺腑之言，想想自己也确实太任性了，太说不过去了，不禁有些惭愧，便决定改变计划，留下来继续参加座谈会。

5月9日，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前举行第2次会议，萧军再次“放炮”。据朱鸿召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一书中记载：

“他（指萧军）继上次会议发言大走调后，又尖锐地指出：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10年以前就提出来呢？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早就应该整了，而且还要整得厉害一点，但这样整风能不能整得好，他表示怀疑。”

 胡乔木因有毛泽东支持，这次反驳萧军的态度显得极为强硬，言辞也非常尖锐。他说：

“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在会议上发言说：

“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每当剧团离村的时候，群众都恋恋不舍送了很远，给了许多慰劳品。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

听他这么一说，许多人都笑了起来，毛泽东也笑了，待笑声过后，他插话说：

“普及工作还要和提高工作相结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冇得鸡蛋吃了。”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及后来16日的会议上，一直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用铅笔做笔记。每当他听到发言者精彩独到的见解或错误的言论，便用铅笔记下来；听到有趣的话，就用左手掩住嘴，和大家一起笑。别人发言时，他很少插话，只有个别时候才说一两句话。

5月13日，中共中央为了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军事指挥，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由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徐向前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林枫任副政委。关向应在养病期间，由高岗代理政委。

5月14日，毛泽东在给续范亭的信中写道：

“你3月间的《漫谈》，到今日才复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张，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5月16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3次会议，欧阳山尊在会议上发言说：

“敌后的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需要是很多的，他们会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不能说你是一个作家就拒绝给他们唱歌，也不能说你是一个演员就不给他们布置‘救亡室’，他们需要什么，你就应当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的贡献出来，正像鲁迅说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初看起来似乎付出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所收到的、学习到的东西却更多。有些同志在部队干文艺工作不安心，认为到头来只算个排级干部。我的认识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当哪一级的问题上，是趣味不高的。鲁迅、高尔基又是哪一级干部呢？要集中注意的倒是怎么满足群众的要求，怎么把工作做好的问题。”“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么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方去吧，我举双手欢迎！”

毛泽东听了欧阳山尊的发言，非常满意，他对周扬说：

“到底是从前方和群众一起经过炮火考验的。”

5月23日下午，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很多人都想听毛泽东的总结报告，所以到会的人特别多，有100多人，连在延安的许多中央委员都出席了，中央礼堂实在挤不下，会议只好转移到外边的一块黄土敞坪上。黄土敞坪的中央放着一张长方桌，当做发言席，与会者们就围坐在桌子四周的各式各样的椅子或小凳子上。

毛泽东从杨家岭左边的山坡上下来了，手里拿着的一卷纸，就是他准备讲的《结论》部分的提纲。他走进敞坪，站在桌边，一开始便说：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3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几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

接着，毛泽东系统的阐明了无产阶级文艺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说：

“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的和我们合作的。”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淳淳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文艺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我们所说的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

毛泽东的结论还没有讲完，天色已经渐入黄昏，大会暂时休会。负责摄影的吴印咸邀请毛泽东和大家合影留念。人们争先往前坐，要离毛泽东近些。萧军却远远站在最后的台阶上。他当时的心情比较复杂，几次想离会而去，不单是因为与同志们争论伤了感情，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尖锐批评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中也包括萧军的文艺思想。丁玲、艾青、罗烽等党员作家都纷纷做检讨，表示悔改。唯独心高气傲的萧军，在感情上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此时，毛泽东本来坐在前排中间的位置上，就在快要拍照时，他站起来走到丁玲面前，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丁玲，还笑着说：

“让我们的女同志坐在中间嘛，我们可不想在下一个三八节再吃到批评。”

在场的人听了毛泽东的话，都大笑了起来。

晚饭后，工作人员在敞坪上用3根木棍支起了一个架子，挂上一盏明亮的煤气灯。毛泽东就在灯光下继续作结论。关于文艺批评问题，他说：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毛泽东针对丁玲等人所提出的糊涂观点说：

“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针对有的文艺家提出的“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的观点，毛泽东说：

“‘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并不一般的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滔滔不绝的讲着，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为这篇《结论》恢宏的气势、精湛的道理、严密的逻辑、锐利的锋芒所震慑，所激动，所折服。

毛泽东讲完了，大家热情的鼓起掌来。他转身跟近处的与会者一一握手，又向全场与会者招手致意。

欲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有何影响，请继续往后看。

东方翁曰：1942年4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决定，显然是中共中央、更确切地说是毛泽东对朱德、彭德怀在1939年提出的在八路军中划分等级制度的答复，也是毛泽东在非常恰当的时候对朱德、彭德怀提出的划分军队等级制度的托词。从历史的角度说，毛泽东在决定中提出的理由，的确是合乎时势、合乎人情的。读者诸君如若不信，可以看看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的情况，那时虽然经过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可一部分人还是闹得不可开交。如果1939年在八路军中划分等级制度，结果又会如何呢？是打日本人呢？还是比资历、比贡献、争官位、闹情绪呢？《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 作者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QQ：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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