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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7 作者：王颖卿 来源：《中华英才》半月刊

在1985年至1995年的10年间，刘维维是中央电视台及各类大型综艺晚会中最固定的面孔，且总是在最后一个节目中隆重登场，向所有观众献上激动人心的咏叹。那时朋友们总羡慕地调侃他，说他要是不出现，这晚会都结束不了。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位闻名全国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在2005年前后、个人的艺术黄金时期却淡出了观众视线，让很多喜爱他的人翘首悬望，至今仍会怀想。刘维维说：“我非常感谢这些观众，虽然我已很少登台演出，但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他们，会以另外一份成果向关心和爱护我的人交代、回报我毕生热爱的歌唱事业。”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跟音乐结缘纯属偶然。”刘维维出生在天津，他像海河水滋养出的很多著名歌唱家前辈一样，拥有高亢、宽亮的金嗓子。“我上学时赶上‘文革’时期，看了很多文艺宣传队的表演，开始喜欢唱歌。”在国家推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时，哥哥一个搞演出的同事发现刘维维音色甜亮，非常看好他，不仅教他唱歌，带他认识音乐界的前辈，还推荐他去北京参加各个文工团的考试，希望他的天赋不要被时代的洪流淹没。“我当时16岁，考遍了北京的部队文艺团体，但因为年龄小、嗓子没倒仓没定型，所有文工团都不敢要我。”

虽然他特别失望，平生第一次品尝到梦想破灭的苦味，但一回到天津，他又开始跃跃欲试。“天津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海河合唱团，所有成员都是天津各学校的声乐老师。我当时也没多想，直接就去要求考一下试试，结果人家婉言谢绝了我。”现在回想，他也忍不住笑少年时的自己，“人家都是声乐老师，搞专业出身，我一个高中生，凭什么想参加就参加，但当时自己觉得，不就是一个业余合唱团嘛。”

刘维维说那时的自己，性格颇为倔强执拗，越实现不了的愿望，越竭力想去实现。“后来我通过努力，以普通战士应招入了伍，到了广东，去海岛基层演出，一年后又被调入舰队文工团，从此进入半专业状态。”

凭着天赋，刘维维的表演越来越好，在当地开始小有名气。“西沙海战刚打完时，我们被派去慰问战士，当时全国所有艺术团体都派代表去了，其中有中央乐团、即现在的中国交响乐团的几位老艺术家，比如后来成为我的老师的孙家馨、胡松华、罗天蝉、文征平、盛中国等等。”因为刘维维的冉冉升起，舰队首长向老艺术家们表达了希望他们带带年轻人的愿望，大家欣然应允。“之后，我和两个同事被派到北京，向老艺术家们学习了半年。”

恰在此时，传来所有大学重新招生的好消息，刘维维感到机不可失，一下子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两座高等学府，但部队并不同意他参加高考，以防人才流失。“我那时22岁，从读书的角度说已经比较大了，考大学也是最后一年。”关键时刻，果敢、率性的性格再次主宰了他，他决定脱掉军装，破釜沉舟去参加高考。“我脱军装时，我母亲问我，你要是考不上怎么办，我说那我也不会去坐8小时班的工作，我是海军出身，自由惯了，可以去当海员。”他进一步解释说，“这个自由是指自我选择，不是无视规则的无拘无束，是尊重规则下的自由。”

一试、二试，当中央音乐学院的考试进入到三试时，众多报考者只被留下40人，其中有10人都是男高音。“他们总共只招5个人，其中2个男高音名额。”他即是笑到最后的“双雄”之一，同时，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也到了。“从穿军装的角度讲，我该选军艺，但从音乐的角度讲，我必须选中央音乐学院。为什么，因为军艺的老师都是从那儿毕业的，与其跟学生学，不如跟老师学。”

就这样，历经挫败的他终于走进了心中的艺术圣地、全国最高的音乐学府，迈进了从少年时就立志从事的声乐事业。“虽然当初脱军装时凭的是一份豁出去的气性，但我依然像过去每一次报考一样，对自己充满信心。”不过他也从不否认，此后每到关键时刻，命运也总会格外眷顾他。

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以后，刘维维跟一位女老师学习了三年多，但学习过程一直不顺利。“这有男性、女性声音之差的问题，也有老师的方式方法和我的嗓音不对路的问题。”特别严重的时候，他甚至萌生出不想继续学习的念头。“恰好这时学校来了个意大利专家，叫基诺贝基，我上了他一期的大师课，感觉像醍醐灌顶一般豁然开朗。”说到这儿他又禁不住感叹命运的神奇，“正好在我学业最艰难的瓶颈期，所以我很感恩。”

2001年，刘维维在安徽师大大师班上，为学生们悉心指导，并不断亲身示范

随后，一位从意大利留学归来的黎信昌老师引起了他的注意。“我一听就发现，黎老师的教法跟基诺贝基的一样，于是我向学校提出要调换老师。”这自然会遇到阻力，因为如果每一个学生都要求更换老师，学校就会乱了套。“还是很幸运，学校最终满足了我的要求。”此后的一年半，刘维维全心投入地向黎老师学习。毕业时，他的汇报演出“一战成功”，还被学校推荐去参加全国性的选拔赛。

“仅仅一年半，我就从一个要改行的人，变成了一个代表学校参加全国选拔赛，并在巴西获得了第十二届国际声乐比赛‘娜依娜·雅伯’金奖；在全国性的第一届聂耳、冼星海声乐作品比赛中，获得了美声组金奖的新星。”

刘维维获奖后，院长吴祖强分外高兴。“因为我是以《黄河颂》这首中国歌曲参赛并获奖的，尽扫之前有好事人说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不会唱中国歌曲的讽刺。”而他也通过这次获奖，认识到好音乐不分中西的道理，对自己的事业更加热爱。

作为应届最优秀的学生代表，刘维维在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已被分配到中央歌剧院。“一进歌剧院报到，我就接到演出歌剧《蝴蝶夫人》的任务。我每天抱着谱子进排练厅，一个月就把这个戏拿了下来。”但他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我进排练厅时体重190斤，演完这部戏后掉了十几斤。但我知道这是我自己要干的事，我喜欢干的事，所以所有的苦和难都不在话下。”

半年后，《卡门》迎面而来，刘维维再次兴高采烈地进入创作“蜜月期”。“如果没记错，至目前为止，《卡门》我演了有50场。这是一部我从陌生演到得心应手的戏，从音乐的完成到人物的塑造，一切都轻车熟路、任意流淌的地步。”演到后来，他甚至常常会跟导演商量创新，会为人物添加表演动作、调整表演节奏。“不夸张地说，唐·何塞已经长在了我的身体里，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都理解。我从内在观望他、聆听他，从外在引领他、辅助他。在舞台上，我就是他，我也高于他。”

犹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刘维维在北京最后一次上演《卡门》时，中央歌剧院把所有老导演、老合唱指挥都请来观看。演出结束后，所有老先生们一致认为，刘维维表现完美，并将他演出的这一版《卡门》，作为了剧院的范本收藏。

《奥赛罗》、《茶花女》、《弄臣》、《托斯卡》……站在歌剧舞台中心的刘维维如鱼得水、佳作迭出。并且，除了这些世界经典之作，他还出演了剧院自创的新作《歌仙》、《马可·波罗》作品，其中《马可·波罗》荣获了文化部的文华奖。

“1995年，我忽然觉得精神上很累，觉得肚子里的东西被掏空了，对前途迷茫。”他跟随国家教委出国去慰问留学生，走到德国南部，参观了天鹅堡。“我觉得欧洲有种气质，让我联想到歌剧，当时忍不住感叹，如果能有机会去意大利学习几年，肯定会对自己的艺术有很大提升。”结果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同行的教育部官员把刘维维的话记在了心上。

回国后，刘维维接到外事局电话，说教育部给了他一个出国留学的指标，让他去意大利学习歌剧。“我当时特别高兴，立即赶到文化部办手续，但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两位领导都不同意我出国，都怕我走了以后不回来。”结果他没能去成。

“不曾想第二年对方又给了我一个指标，我激动得又拿着报告去了文化部。”这一次好运气，“去年那两位副局长都不在，正局长在，他看完报告就直接批准了。”他麻利地拿着单子跑到外事局，一下午就把所有留学手续办完了。

1995年至1997年，刘维维在歌剧之乡意大利深造了两年，对歌剧艺术和文化有了更高层次的认知，对歌剧演唱技巧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掌握，自身造诣更上一层楼。“1997年香港回归时，文化部调我回国参加相关演出，我从此告别了歌剧之乡。”

回到歌剧院，刘维维发现整个歌剧市场非常不景气。以1998年为例，歌剧院一年仅演出了三四场《图兰朵》和一些小型音乐会。“那时我的心气很高，想为歌剧多做点事，提出自己找几个人排演《丑角》和《乡村骑士》，并自筹资金。”结果他的满腔热情被体制的桎梏浇了一头冷水，但个性倔强的他并未灰心。

“我又组织了‘男子汉音乐会’系列演出。以10个男生1个女生为阵容，演出美声作品。”他的这番做法同样招来单位领导的不满，认为他太过自主，从此双方抵牾渐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鲜有演出机会的刘维维深恐艺术生命过早枯萎，他开始思考要不要“转换门庭”。“一个声乐演员的黄金期没多长，如果一直搁着，嗓子很快就会塌了、废了。”为了一方展现的舞台，最终他决定调入东方歌舞团，“当时很多人都劝我别走这一步，因为歌舞和歌剧是两个层次，但为了有登台演唱的机会，我实在没什么其他选择。”

但在东方歌舞团的日子大多很美好，因为刘维维珍视所有形式的演唱。“我起初也没想到，会在东方歌舞团一干就是13年，比在中央歌剧院呆的时间还长。如果不是因为改制，我应该会在这里直到退休。”

“我有一个观念：舞台就是要展示最美的东西，给人精神享受、美的感受的。即使是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如果不能再为舞台带来美，就该激流勇退。”这番铿锵有力的话语，从坦率的刘维维口中说出来，似乎是再恰当不过了。“这个观点我都已讲了10年了，因为人的生理就是这么一个状况。舞台表演艺术这个职业和老师、医生都不同，是越老越不值钱的，每一个从业者都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当年就给自己定了时间，55岁退场，把最好的一面留给观众、留在舞台。”

除了世界经典，刘维维对中国原创歌剧也驾驭游刃，获奖作品《马可·波罗》即为其代表作之一

至此，那些挂念刘维维的老观众，终于明白了他为何在黄金期淡出，“我是一个追求完美主义的人，如果做不到完美，那我不会勉强撑着，自己难受的同时让别人也难受。我就会勇于退出。”但新的问题也来了，一个艺术家激流勇退之后，还能干些什么？

“只要感受过舞台的光芒和光环，没有人不心生留恋，但舞台也是无情的，没有人能永远站在上面。走下舞台后要怎么做才能让艺术光芒继续璀璨，是我始终在思考的问题。”他想起生命的繁衍不息，决定以教育为伐，将自己毕生的经验、感悟传给下一代，让青年们把艺术之美继续。

“我在台下，看着孩子们在台上，表现趋于完美，心里有另一种满足。就像在他们身上看到我的影子，感觉踏实又美好。”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主任，是走下舞台的刘维维的慎重选择。“中戏拥有悠久的历史、公认的专业实力、浓郁的学术氛围，我对她很钦佩，于是我决定来这里。”

2012年8月，国家教育部批准了中央戏剧学院申请恢复歌剧系的报告，该校正式开始恢复歌剧系，并委任刘维维为系主任。“筹备恢复工作共进行了一年。一开始，我负责招聘符合资质的老师，一年后开始负责招生。”看着自己的学生们，刘维维再次显露自信，“我们的生源质量很好，第一年是从经过初选的425个考生中招收25个，去年是从500多人中筛选，目前势头越来越好。”

除了挑选师生，精心选编、撰写教程，成立系科研项目等一系列工作，也在他的统筹、指挥、执行下进行顺利，成果初显，这一切源于他务实的管理理念。

“对于老师，我的要求就是实际应用教学。你做的一切，将来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这必须明确。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和方向性都很明确，怎么达到目标，怎么教能让孩子们成效快，就是我们的追求。”他举例说，“比如对声乐教研室，一个学生从大一开始学习演唱，一直到五年后大学毕业，其中哪些作品适合一年级唱，哪些适合二年级？歌剧中的古典曲目该怎么唱，艺术歌曲该怎么唱？中国的古典作品怎么唱，中国的现代歌曲怎么唱，中国的近代歌曲该怎么唱？我都要求老师们在教程里把它们统筹分类，分得越细，对学生越有指导意义，同时标明考核标准。”在他的要求下，歌剧系对每一个专业的学生、每一个阶段的学习、每一部作品的演绎效果都有公开明确的考量标准，这一举措极大的推动了教学成果的取得。

歌剧系建立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是受中国歌剧舞剧院委托的代培生，其后招收的，也是全部按照歌剧演员的标准来培养的。“所以我们系与其他很多学校不同，所配置的课程完全是按照培养歌剧演员的目标来配置的。比如表演课学制长达三年，台词课、形体课学制两年，钢琴课两年半，视唱练耳课三年，这些课程的统一特点是基础性。我跟所有老师们讲过多次，我们这五年就是要完成一个高质量的基础训练，因为以我多年的从业经验看，音乐基础是现在从业者最薄弱的一环。”

为了更好地实现“有效果”的教学目标，刘维维还会让学生们给老师打分，他将其命名为“双向管理法”。“管理学生，我们很严格，而对于管理老师，我们必须更加严格。所以我要求学生们每年年终，从老师的技能、态度、考勤等方面给他们打分，并将结果直接交到我手上，我将以此作为决定老师年终奖金的依据之一。” 实践证明，这种双向的评测和管理，独具成效。“因为我只有一个人，进了这个教室就不可能知道别的老师的教学情况，而学生们都知道。”

　　 ·[初出茅庐]早年的帕瓦罗蒂作为一个小学教师，唱歌不过是票友而已。即使是后来专攻歌唱，并拿了一个国际歌赛大奖，但每每登台也还多属国内串场。后来师从A·波拉和E·卡姆波加尼亚尼,1961年在雷焦·埃米利亚剧院国际比赛中获奖，首演角色是鲁道夫。

　　 ·[名家提携] 1946年在格林德包恩学院演唱艾达曼特斯，第二年在澳大利亚旅行演出时与著名女高音萨瑟兰同台演出艾德加尔多。萨瑟兰发现了他这块好料，并校正他发声的毛病，多次言传身教，甚至让他把手放在她肚皮上来感受正确的运气方法，不出多久，帕瓦罗蒂歌艺大增，气候渐成。1965年他在斯卡拉剧院首次演唱曼图阿公爵。

　　 ·[奠定地位] 1968年首次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唱《军中女郎》中的托尼欧。帕瓦罗蒂被称之为高音C之王,在《军中女郎》中有一段被称为男高音禁区的唱段《啊多么快乐》，帕瓦罗蒂用胸腔共鸣连续唱足9个漂亮的高音C,就此稳居世界头号男高音的交椅。

　　·[大师水准] 帕瓦罗蒂以强劲的高音和胸腔共鸣而著称。在本世纪男高音中，能专门在高音区飞翔的只有帕瓦罗蒂一人。帕瓦罗蒂从演唱普契尼的作品而开头，因涉猎了多尼采蒂和贝里尼的作品而成名，威尔第的作品后来也成为他的拿手戏，多尼采蒂或贝里尼式、威尔第式和普契尼式的男高音他都可以胜任。

　　·[争议生活]2003年12月13日，帕瓦罗蒂在自己的家乡摩德纳迎娶自己的女友尼科莱塔·曼托瓦尼，女方于2003年1月为帕瓦罗蒂生了一个女儿，两人于1994年相识，两年后生活在一起。帕瓦罗蒂与前妻Adua Veroni共生有三个子女。Adua Veroni陪伴帕瓦罗蒂长达39年，并为其打理各种演出事宜。为了跟前妻离婚，帕瓦罗蒂不惜付出了高额的离婚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