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张虹蕾 张玉路 每经编辑：杜毅

顺着翟天临学术造假风波的藤，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院长张辉的所作所为也被网友们翻了出来。在属于张辉的瓜田中，他自导自演的电影《一纸婚约》无疑最为引人注目。

2018年6月，张辉自导自演的电影《一纸婚约》上映，男女主角是张辉和刘熙阳，配角演员来头不小，包括杨紫、张一山、关晓彤等北电学生、明星演员。1993年出生的刘熙阳也是北电学生，和杨紫、张一山是同学，而1969年的张辉则是刘熙阳的丈夫。除了演员们之间有着重重人情关系，电影《一纸婚约》的投资方还是由北京电影学院100%持股的青年电影制片厂。

60后院长娶了90后学生，然后在校办企业的投资下拍了部电影，男女主就是自己和妻子。北京电影学院的诸多争议，因翟天临事件牵连出来。有网友戏称此乃“一根藤上七个瓜”。

2018年6月6日，北京，刘熙阳（左）、张辉（中）在电影《一纸婚约》首映礼上（图片来源：东方IC）

电影《一纸婚约》被众多网友吐槽

电影《一纸婚约》的瓜是顺着翟天临的导师陈浥挖出来的。由于陈浥是北电表演学院副院长，那么作为北电表演学院院长的张辉自然也开始进入大众视野。

在张辉执导过的两部电影中，有张一山、杨紫、关晓彤加盟的《一纸婚约》十分引入注目。根据猫眼数据，2018年6月8日上线的《一纸婚约》，首日票房仅为26.1万元，累计至今的总票房为75.1万元。与此同时，按照电影票房分账比例，该片片方仅能分到25.8万的票房。

不仅票房上失利，该片在口碑上也是惨败。尽管有着演技被广泛认可的张一山、杨紫加盟，在上映首周内，就收获了观众对“人设和剧情三观”的吐槽，认为该片情节设定诡异。截至2月13日下午，电影《一纸婚约》豆瓣评分为3.0，观众打一星的比例高达67.8%

在电影制作中，并非没有丈夫做导演、妻子做主角的先例。在《一纸婚约》中，妻子不仅做了主角，还顺带制作了电影。根据猫眼提供的数据，《一纸婚约》的制作公司为北京恩慧熙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根据天眼查数据，北京恩慧熙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15年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正是张辉的妻子刘熙阳。

在刘熙阳微博中，置顶内容就是在意大利罗马拍的美照，同时还提到了《一纸婚约》和“MR. HUI ZHANG＂。刘熙阳曾凭借电影《一纸婚约》获得第三届“意大利中国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而这一届奖项的承办方是北京电影学院。在电影《一纸婚约》之后，刘熙阳在演艺圈也鲜有发声和新动作。

刘熙阳（图片来源：东方IC）

2月13日下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拨通刘熙阳经纪人电话，尝试询问其是否有意向对于网络传闻风波进行回应或接受采访，经纪人表示“现在（暂时）不回应”。

天眼查数据显示，该片出品方青年电影制片厂正是由北京电影学院100%持股，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为俞剑红。俞剑红还有另外一层身份——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惨淡的票房和口碑外，能引发业界颇多关注，也源于该片算是北影一部自拍自导自演的影片。

业界称非市场化运作模式难以覆盖成本

根据青年电影制片厂官方网站显示，青年电影制片厂是北京电影学院下属实习机构，在1979年由北京电影学院在原实验电影制片厂基础投资，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集影视生产创作、教学实习和艺术实践为一体的全民所有制校办企业。

作为北电下属实习机构，青年电影制片厂投资拍摄北电表演院长张辉的《一纸婚约》，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一纸婚约》片方最终分到的25.8万元票房收入能否回本，实在是个大问题。

曼图资本投资经理苗春阳对记者表示，按照目前业内票房分账规则，电影专项税约5%，增值税及附加费约3.3%，剩下91.7%用于分账。在91.7%的可分账票房中，电影院及院线拿走57%，制作方和发行方在扣除发行代理费之后，拿走40％-42%。

此外，苗春阳提到，从国内绝大多数上映影片情况看，大多数制片方需要自筹资金或者寻找投资人为影片投资，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艺术价值和经济效益的双赢，而《一纸婚约》的拍摄更多偏重于非市场化运作方式，且无足够的票房支撑，因而难以覆盖成本。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2月13日拨通了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俞剑红电话，尝试咨询包括翟天临事件以及该电影在内的北电系列风波，对方称“这个我们学校宣传部会有统一回复，我就不说了”，随后挂断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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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评分4.1的《导演请指教》，很多人将它戏称为当下中国影视行业的发展现状。该综艺确实是以短片拍摄为导演晋级的基础，但其展现的短片拍摄流程相当片面，在极其有限的时间里创作出的“命题作文”，难免令人大跌眼镜。而比制作完成的短片更夺人眼球的、也是更具“综艺感”的，反而是评委们的点评。

然而，与综艺中呈现出的粗糙短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际电影节舞台上大放异彩的华语短片。2021年欧洲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不见华语长片的踪迹，但华语短片却取得亮眼成绩。张大磊导演的《下午过去了一半》拿到了柏林银熊奖短片评审团奖。戛纳的短片主竞赛则有邬浪导演《雪云》和唐艺导演《天下乌鸦》两部入围，后者更是拿到了短片金棕榈。戛纳平行单元也有华语短片的踪迹：邹静导演《朵丽》入围影评人周短片竞赛单元，并获得短片发现奖，同时入围的还有赵浩和董洋联合导演的短片《访客》。年轻的00后导演罗润霄则凭藉《头绳，鸡蛋，作业本》入围了威尼斯短片竞赛单元。欧洲三大电影节之外，鹿特丹选择了女导演马天雨的《夏日美滋滋》，洛迦诺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有张丰瑞导演《冬冬的圣诞节》……

与此同时，到了年末，全国各地各类设有短片单元或专注短片的电影节展和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北京国际短片联展、杭州青年影像计划·金荷奖、厦门的HiShorts!、NOWNESS天才计划、开眼发起的Minute 国际短片节、IM两岸青年影展、华语青年影像周等等，让今年各色的华语短片得到充足的展示平台。

一番报菜名之下，是华语短片正繁荣的表象。不过，抛开表象，我们真正想问的是，年轻导演们通过短片到底得到了什么？短片到底该怎么拍？现在的短片市场生态又是怎样的？短片的未来又在哪里？循着这些疑问，我们采访了十多位年轻短片导演、制片人，尝试从学院教育、学习，短片的筹备、拍摄、后期、市场、环境等多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多少时长的电影才算作“短”呢？在国际上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规定，如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他们将短片设定为包括片尾字幕不得超过40分钟的影片，奥斯卡奖的短片奖项便以此为标杆。金马奖短片类对剧情、动画和纪录短片的要求都在60分钟内。

电影节方面，无论是综合类电影节还是短片节展，对于短片时长的规定和相应单元的设定可谓多种多样。法国的克莱蒙费朗电影节是世界范围内体量最大和最为重要的短片节之一，他们把入围门槛设置到40分钟以内。戛纳短片竞赛单元只接受15分钟以内的短片，但电影基石单元（同属官方单元，电影基石面向的是“学生作品”）则把短片时限设定在60分钟以内。柏林的短片竞赛则把时长要求定在30分钟。鹿特丹、洛迦诺和圣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都选择不根据时长来设定特别的竞赛或展映单元，对60分钟以内的中、短片一视同仁。

在短视频风潮影响下，“短”的概念也在朝另一个方向延展，以秒为单位的短片开始大量涌入。FIRST青年电影展开始设立5分钟超短片单元，美国著名的短片电影节Aspen Shorts Fest更是举办了30秒短片竞赛。时长是定义短片最为常见的方法，而如果从短片内容出发，我们也可以把短片分为功能型和创作型。

功能型短片的涉猎范围很大，广义上来说，新闻短片、科教短片、广告短片等都可算在其中，这类短片的诞生都出于一个实用的目的。对于剧情片导演而言，还存在另一种功能型短片——习作。不管是电影类院校出身，还是从DIY起家，这类短片都是成为导演的必经之路。为了能更纯熟地掌握某一电影技法或风格，以此为目的来创作短片是最快提升的方法。推拉摇移、手持、长镜头、升降格……从最基础的电影语言到最独特的风格化呈现，一遍遍练习下才能磨砺出真金。

各国电影类院校都有一套功能型短片的教学实践思路，已经参与了十多个短片项目的制片人王曦娴给我们分享了AFI（美国电影学院）的教学安排，他们从入学就要紧锣密鼓地开始拍片准备，第一年需要拍摄三部15至25分钟的短片，被称为Cycle Film，由学院的六个专业合作完成。三部短片区别在于主导人不同：第一部由导演主导，第二部、第三部则分别由编剧、制片人主导。主导人需要给出故事的主题和概念，然后面对全年级进行演讲。摄影、美术、剪辑等专业的同学再通过演讲内容选择希望合作的主导人，最终组成28个队伍进行拍摄。到了第二年，只需要拍摄一部短片即可，同样是15至25分钟，将作为毕业作品。通过第一年Cycle Film累计下的经验，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此时已经完成，很多人在毕业后都能保持长期合作。

《头绳，鸡蛋，作业本》导演罗润霄本科时就读的纽约大学，他们更多采用命题短片练习的方式，比如拍一场追逐戏，拍一场无对白的餐桌戏等等。基本每3-4周会拍一个短片作业，每学期可能要拍5-6部短片，其中包括了期末短片。短片需要自己做剪辑、声音设计、调色等。每次作业完成，老师会将大家的短片统一安排放映，然后一起讨论。

北京电影学院有着另一套教学逻辑。刚凭处女作长片《宇宙探索编辑部》在平遥国际电影展斩获四项大奖的导演孔大山，分享了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项目的教学方法。在研究生阶段，导师占据了主导位置。根据导师安排的方向，每个学生需要拍摄两部不限时长（大多为10分钟左右）的训练短片，作为结课作业，最后再以一部自己主导的毕业短片作为毕业作品。与AFI有组织地进行剧组人员选择不同，北电更多地需要自己找人完成作品。孔大山导师王红卫安排的两次短片方向分别是伪纪录和长镜头，前几年曾因“文艺片闷死人”标题大火的短片《法制未来时》，就是孔大山的第一个训练短片，没想到伪纪录片风格也成了他日后这部处女作的美学方法。

功能型短片以实用为基础，创作型短片则更注重表达，我们愿意花更多时间研究其内核的也正是这类短片。剧情短片、纪录短片、实验短片是最常见的分类，从这来看它们与电影长片更为相像。

从电影史角度来看，创作型短片甚至比电影长片有着更悠久的历史。贾樟柯导演曾说：“短片是电影最初的形态，电影史本身就开端于短片，90分钟的长片则是电影商业化后的产物。”诚然，从卢米埃兄弟那列让人吓破胆的火车开始，这类短片就一直是电影史上各大名导钟爱的表达方式。

最典型的例子是大名鼎鼎的超现实主义运动，雷内·克莱尔用短片《间奏曲》给超现实主义起了个头，路易斯·布努埃尔则用短片《一条安达鲁狗》将运动带向高潮。此后，创作型短片也多次引起电影浪潮——七十年前的女性导演梅雅·黛伦用实验短片为我们看到电影的新可能，而近年来的VR短片则瞄准了影像的新维度。

《导演请指教》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的短片导演群体：靠豆瓣最低分出圈的毕志飞，第一部短片就请到张艺谋摄影团队的韩雪，尝试跨界和转型导演的包贝尔、蔡康永，影二代宁元元、王文也…… 节目需要噱头和看点，但这些附在他们身上的标签多少扰人眼目。综艺将他们定义为“蓄势待发的导演”，一群试图用短片来争取拍片机会的人。但无论如何，他们能够登上节目舞台，就证实了他们其实掌握着相对充足的行业资源。现实中有太多在努力蓄力和实践短片拍摄的创作者，他们或许还在学院、或许不是科班出身却对影像有所执迷、或许在用自己的积蓄完成拍片梦想……

对于一心想拍长片的导演来说，短片如同翡翠原石的开窗，先将自己的才华以及背后隐藏的巨大潜力展示出来，遇到真正懂行的人自能发掘出其中的流光溢彩。以此成功的人不在少数，达米恩·查泽雷靠着18分钟的同名短片，成功拍出了奥斯卡提名的《爆裂鼓手》。温子仁和雷·沃纳尔拿着拍婚庆攒下来的几千美元拍了短片《电锯惊魂0.5》，从澳大利亚冲进好莱坞。台湾导演魏德圣更是用自己当时全部积蓄拍摄了5分钟的《赛德克·巴莱》，最终成就史诗巨作。他们在拍摄短片时早已有了长片体量的构思，但碍于资金与资历的浅薄，只能心怀长片梦想，以短片作为入口，寻找到投资后，创造前进的可能。

回到内地的青年导演，入围了今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当代电影人单元的《不要再见啊，鱼花塘》，便是导演牛小雨从短片《鱼花塘》发展而来。斩获今年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奖的《再见，乐园》，也延续着导演王尔卓从短片开始的创作。在接受时，王尔卓表示，《再见，乐园》最初剧本就是一部长片，只是囿于上学时没有条件，“所以就想先拍个短片，等待、寻找一些机会。这部短片拍完之后，被一些人看到，也得到了一些机会，拍出了这部长片。所以这两部从风格上看基本是一致的，演员也是一样的，短片相当于一个先行的样片。”

中国青年电影导演扶持计划（暨“青葱计划”）也是通过短片甄选出更具开发潜力的长片项目。作为导演扶持计划，青葱计划以训练营的方式让入围导演们先拍出自己长片的先导片，再从中选拔，每年有五位优秀青年导演的院线电影项目创投成功，获得政府的百万项目启动扶持金。近年来，“青葱计划”的孵化率可谓喜人，口碑不俗的《过春天》（白雪）、《日光之下》（梁鸣），今年院线上映并引起话题的《兔子暴力》（申瑜），关注民族和民俗、颇具社会关怀的《他与罗耶戴尔》（德格才让）、《蕃薯浇米》（叶谦）等等…入围了今年戛纳一种关注的《街娃儿》（那嘉佐）也是从“青葱计划”走出的项目。今年开机的《三贵情史》（刘斯逸）、《小白船》（耿子涵）、《乘船而去》（陈小雨）也是从“青葱计划”创投脱颖而出的长片项目。已完成拍摄、正在后期中的还有《何处生长》（龙凌云）。可以预见的是，这些青年导演的处女作将在国内外的电影节逐一亮相，并在院线银幕上收获更多观众的检阅。

短片绝不仅仅是长片的预热。雷磊（Vimeo 频道：）是活跃的动画短片创作者，他的多部短片作品入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等重要的国际节展，通过不同题材和类型的短片尝试，雷磊探索着短片的独特属性和表达潜力，“相比长片，短片是一种独特的表达媒介，某些故事或情绪，视听语言只在短片的体量中成立。”

虽然创作者选择拍摄短片经常是出于成本考虑，但这不与短片本身魅力相互矛盾。导演杨潇暂时还没有拍摄长片，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推出一部短片，几年下来，已经形成了一个风格多样、表达丰富的短片序列。厚积薄发之下，他的新作《欢墟》获得今年FIRST青年电影展竞赛单元特别提及奖。今年的北京国际短片联展（BISFF）也展出了他的4部短片，策展单元叫做“杨潇的影像废墟”。

放眼国际，凭借处女作长片《野小子们》获得2018年法国《电影手册》第一的贝特朗·芒蒂格就是一个短片大师。在拍摄《野小子们》之前，他已经创作了超过15部短片，入围了全世界各大电影节，并在法国发行了他短片DVD套装。他瑰丽奇异的影像风格早在短片阶段就已奠定。即使拍摄完处女作长片之后，他依然在不停创作新的短片，比如2019年戛纳影评人评分最高不是金棕榈影片《寄生虫》，也不是昆汀新作《好莱坞往事》，而是芒蒂格在37分钟短片《后启示录》，ICS影评人Erwan Desbois评价如此评价这部短片，“芒蒂格展示了电影的真实面貌，以及它与现实生活所联系的所有美丽和残酷，这让我们如此着迷和不安。”

还有一类专注短片的导演来自于美术馆系统，他们的身份是导演，也是艺术家，短片影像只作为一种媒介来阐述自己的艺术理念，他们甚至不避讳挑战观众的观看极限。曹斐是典型的例子，她的影像作品早已在国际上享有声誉，在融合社会评论、流行美学的同时，参考超现实主义并运用纪录片拍摄手法，当代中国社会的疾速发展借助短片影像能很好表达。刚在UCCA结束展览的王拓也是这一类艺术家，他用两分屏、三分屏来展示自己的“东北四部曲”短片作品，不同质感的短片在并置时，他所要表达的“泛萨满化（人的身体在无意识状态下成为历史轮回的媒介）”概念便得以呈现。短片的魅力在他们的艺术理念加持下，被无限放大。

说到拍摄短片的目的，不断磨练自己的熟练度，自然是每个电影创作者最基本的需求。在问到给年轻电影创作者的建议时，大部分有经验的老导演都会和你说“多拍”，只有拍得越多你才会更懂怎么拍电影。邱礼涛导演为什么能一年拍三四部长片，便是大量拍摄所累积出的经验。而想要更长远的发展，寻找投资和自我表达两项是缺一不可的。

拍摄短片是白手起家最简单的方式，很多投资便是从这最初的短片创作开始的，电影史上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靠《星球大战》载入史册的乔治·卢卡斯便是靠短片起家。那时卢卡斯还是南加州大学的一名电影专业学生，他拍摄了一部15分钟的《电子迷宫THX 1138:4EB》，这部短片在纽约市学生电影节上拿到第一名，成功吸引了弗兰西斯·科波拉和史蒂夫·斯皮尔伯格的注意，最终短片变成了长片《500年后》。近年来如鱼得水的韦斯·安德森也是很好的例子，他和大学同学欧文·威尔逊拍了部叫《瓶装火箭》的短片，在圣丹斯电影节放映后，被制片人詹姆斯·L·布鲁克斯相中，于是出资拍摄了长片版本，受到马丁·斯科塞斯的赏识。

国内年轻导演中，在今年平遥国际电影展大放异彩的《宇宙探索编辑部》导演孔大山，也是靠短片才拍成长片的。在接受时孔大山透露，大学毕业短片《少年马力傲的烦恼》因与2011年上映的电影《李献计历险记》改编同源而结识了导演郭帆，在郭帆的建议下开始了剧本创作，最终促成了《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合作。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听起来大多源于偶然，但成功不都是在各种偶然性上建成的吗？

聊起自己拍第一部短片时的初衷，导演们都有着不同的想法。雷磊用四个字概括了他的创作动力，“有话想说”，这简单的话语也代表了大部分创作者的初心。在拍摄《郊区的鸟》之前，导演仇晟创作过多部短片，“想讽刺一下生活中言不由衷的现象，就写了个寓言故事。” 短片《墙》的导演周淑蕾则是被每天骑车上下班途中的所见所闻勾起了创作欲，“巨大的混凝土车、巨型的地产广告牌、挤在三轮后面的外地建筑工人、奔波的外卖骑手、创意园往来的豪车，这种强烈的对比感、魔幻感让我有了创作的灵感。”

短片作为表达的工具是十分趁手的，很多时候比起长片更利于实践。杨潇就曾道出短片的秘密，“相比于长片，它几乎不受审查和资本的钳制，更自由，更有冒险精神，更能接近个体表达。”就当下环境而言，面对越来越紧缩的长片审查，想实现自我表达，短片无疑是更适合的方式。更低的成本、快速的出片速度、小剧组带来的更大掌控力，这一切都是长片所不能满足的。对于自我表达的输出，短片是更为准确的。

虽然拍短片比长片来说要容易，但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简单，其中的艰辛只有真正参与时才能体会，而资金问题是核心。如果你有一个文学梦，提起笔来就可以创作。但如果你的梦是电影，钱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剧本创作完成后，堪景、选演员、拍摄器材、后期……到成片出炉的那一刻，都要花钱。光是想想这些开销，就足以劝退很多想拍片的电影青年。但只要做好迎难而上的准备，用不算充足的预算依然能做出好的作品。

短片导演第一部就拿到投资的作品寥寥无几，80%都是自掏腰包完成作品，有找亲戚朋友赞助的，也有人通过做其他工作来攒钱拍片。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找到钱的可能，国际上也有不少电影基金专为这群人服务， Shore Scripts Short Film Fund 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参与方式简单到令人发指，只用提交200至300字的故事梗概即可，便有机会拿到1万5000美元的资金支持（参与者可以来自世界任何地方，但得有英文剧本）。

对于特定人群的短片资助在国外也有不少，奥斯汀电影协会（AFS）每年会提供德克萨斯州的新兴电影人资助。亚裔美国媒体中心每年为亚裔美国电影人提供 15,000 至 50,000 美元的资助。对于一部短片的制作，这笔钱已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国内专为拍摄短片资助的组织相比起国外来要少得多，但近年来也开始有机构或公司在试水。工厂大门影业发起的“大门短片创作计划”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评选10个短片项目，每个项目给予10万人民币的拍摄基金。与此同时，NOWNESS天才计划等组织也会为获奖短片提供部分资金支持。

相较于后知后觉走上电影之路的导演，自学生时代就笃定与电影结缘的创作者们有着不少优势，绝大多数电影学院都设有作品补贴，出色的剧本甚至能拿到数十万元的资金。王曦娴为我们提供了AFI的例子：第一年的短片由学校全权投资，预算大致在4000至7000美元。如果向学院申请，还可拿到场地费支持，但版权归属于学校且不可发行；第二年的毕业作品部分资金由学校提供，虽版权依旧归属于学校，但允许学生自己把作品投递到电影节和进行发行方面的尝试。简而言之，在学院的帮助下，最初也是最难的阶段走下来能轻松很多。

与综艺里动不动就能请到行业头部的专业人士助阵不同，现实中的新人短片导演们可没有那么多选择。资金依然是大问题，初出茅庐的新人身份也成了不利因素。如果担负不起应付的费用，行业大佬们很难愿意把时间浪费到一个入门级别的导演身上。最终导演们大多只能请同学或是朋友来帮忙。

新人导演的关皓天，其短片《儿童乐园》入围了今年FIRST青年电影展短片竞赛单元。这部短片的剧组规模不大，其中五六人都是关皓天的同学。而像仇晟这样的老选手除了合作过的伙伴，也会更多地选择同专业的师弟师妹。导演牛小雨的长片首作《不要再见啊，鱼花塘》入围了今年的洛迦诺电影节的当代影人单元，长片和她此前的短片，扮演主角的演员都是她的发小和外婆。

当然，并非不能找到志同道合且不计酬劳的“陌生人”来一起构建自己的梦想。通过组训的方式在各大平台发布招募信息，已是如今短片项目寻找合作伙伴的不错选择。第一次拍摄短片的周淑蕾便通过深焦DeepFocus每周二发布的剧组招募令，找到了合作伙伴。

到了拍摄阶段，资金再次成为拍摄的一大障碍，很多短片项目选择了用较长的筹备时间来弥补资金的不足。《头绳，鸡蛋，作业本》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来完成筹备，制片人王鹿卡分享了成功案例，“从剧本开发到落地筹备是三个月时间，到拍摄地平湖之后我们又做了三个月的实地筹备，其中包括在当地找到愿意免费配合拍摄的学校，并在学校里做了500个小朋友的海选。片中家长会的每个大人群演都是我们手把手从100多个亲友里面挑选出来的。这都为我们节省了费用，同时我们也花了大量时间去进行排练来保证效果。加上剧组朋友们、设备行的友情支持，最后我们片子是用了原来预算一半多一些的价格完成的，算是高性价比了。”

长时间筹备能弥补资金与经验的劣势，但到了拍摄现场，依然容不得丝毫闪失。与电影长片相比，短片体量一般会小得多，通常一周内就能完成拍摄（当然仅限剧情短片，纪录短片的拍摄时间要长的多，动画短片的制作周期又得另当别论了）。在更短拍摄时间下，短片在拍摄期间的容错率也随之降低，对导演和制片完成各自职责的精准度要求更高。王曦娴把短片拍摄比作一场需要尽全力的短跑，“执行过程中每一个细节都需要严格把控。一旦某一天的拍摄出了大变化（例如：丢景/天气原因/主演替换），整个短片的叙事就会因此受到大的影响。”

场地的问题也是采访中导演们最常提到的，找一块合适的场地需要跋山涉水，拍摄期间场地带来的各种问题也会突然造访。杨潇就说起过他的无奈经历，拍摄现场忽然不让拍了，剧组被撵走，最终只能临时换地方硬拍。但杨潇对于这种挫折乐在其中，按他的话说，“跟电影之外的现实打交道是拍电影的最大乐趣。”可以说剧组整体的临场应变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完成度，这也是一个好作品的基础。

对于初出茅庐的新人导演，要想在拍摄阶段就拿到完美的素材，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弥补错误可能会成为导演们最头疼的问题。资金稍微充裕的导演，会选择补拍。仇晟拍摄短片《生命之歌》时，就因片中钢琴曲太难，小演员很难练到位，只能在第一次拍摄结束后的一个月，重新补拍了一天。但大部分预算较低的项目，只能通过后期解决了。

拍摄中出现的小问题或许能弃则弃，但有些必须实现的想法或者需要弥补的缺漏需要用特效来解决。每每谈起特效，导演们都会感叹其昂贵的价格。周淑蕾打趣说道：“因为经验不足前期拍摄出的错，都是后期做特效时流的泪。”

特效只起着查缺补漏、锦上添花的作用，后期制作中最重要的一环还得看剪辑。剪辑师在后期的优先级和重要程度都是最高的，王曦娴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后期需要先定一个尽可能审美/能力/周期/预算都能匹配上的剪辑师，有时这个剪辑师也担当后期制片的角色，负责接洽后期所有部门。”在谈及其短片后期时，周淑蕾提到，在更有经验的剪辑师加入后，他为影片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剪辑师给出的关于后期统筹的建议，也让其他各项工作开始有的放矢。

剪辑过后，短片还需经历一系列的声音、配乐、调色等过程才能最终成片。所以数天就能完成的拍摄，往往需要数月时间来做后期。成片中看似随意的一瞥，也许是多少个日夜做后期的结果。罗润霄用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头绳，鸡蛋，作业本》的后期，“剪辑、调色和声音，我们都花了极大的心思去努力完善每一个小的细节。从每个长镜头的衔接点多一帧还是少一帧，到每个镜头/每种光源下小女孩红领巾的颜色，到不同环境里的每一下脚步声的空间感真实与否，我们都会不断地尝试和钻研。”

短片的发行应该是一直困扰大家的顽固问题。

电影节方面 ，短片的出口其实比长片要多，因为往往综合电影节会设立短片单元，而世界各地的短片电影节可谓琳琅满目。作为短片发行的重要环节，电影节不能作为回收成本的方式；但一部短片若能集满电影节展的桂冠与荣誉，多少能为新人导演换来更多在电影行业继续探险的机会。

罗润霄在谈到短片入围威尼斯，对长片寻找投资的影响时坦言，“我觉得很多资方一般情况下，是不太会信任一个21岁的导演去拍长片电影的。但是入围威尼斯的成绩，和短片本身的质量，会帮助大家去相信我作为一位年轻导演/编剧的能力。”

国内综合性电影节展的短片单元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FIRST青年电影展的短片单元就出了不少好作品，而最近推出的超短片单元，也在不断探索短片边界。平遥国际电影展“平遥一角”短片单元也在今年扩大了规模，展映短片大大增多，还首次设置了荣誉评选。短片的比重在国内电影节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专注短片的电影节展也层出不穷的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IM两岸青年影展、NEW ERA青年电影季、86358贾家庄短片周、现在电影短片季、金鸡青年短片季、Minute国际短片节……光是今年下半年，就有近十个短片电影节举行，而且报名作品也都是历届来最多。面向全球征片的现在电影短片季收到了多达3000多份短片作品，大多数短片电影节也都得到了上千部作品的青睐，就连限定主题征稿的NEW ERA青年电影季也在14天内收到300多部短片的投递。

最近福建举办了IM两岸青年影展论坛，在导筒发布的文章《关于短片创作与发行，这场对谈绝对让你受益匪浅》中，记录下了嘉宾们在对谈中对于短片发行的见解。毕赣的合伙人单佐龙就聊起欧洲短片发行的情况，在欧洲做短片销售的公司很少，即使进过大电影节的短片，有一半依然没有销售商，基本上是导演、制片人自己代理。不过他也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销售商们除了会代理国际上主流得奖的影片，还有一些销售商选择代理小国别的影片，很多电影节希望选一些小国别的电影，这时就有了市场。

单佐龙还提到了专门做推广、发行的公共机构，“欧洲很多国家有基金会支持专门去做短片保护和短片发行，有几万部、几千部短片由这样的机构去做发行、推广，这肯定要比个人做起来容易得多。”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机构在国内依然是缺失的状态，在单佐龙看来，虽然三大电影节现在能看到一些华语短片，但缺少真正懂得在中间帮两边做介绍的托管机构的存在。

的确，行业大公司通常会有自己的海外发行部门，中国内地华语片有海外发行业务的公司的确很少，除了午夜失焦旗下的发行厂牌视幻文化、赤角、和观映像，还有一些机构会代理电影节投报的工作。一家发行公司每年能够代理的影片数量是有限的，而代理一部短片需要付出的努力其实与代理一部长片没有太大的差别，都需要从梳理影片物料开始，根据影片的题材、形式与风格来制定电影节策略，再到尽可能与大大小小和各色各类电影节的选片人取得联系，以及落实具体的报名手续；入围电影节展之后，还有细碎的对接工作需要进行......与此同时，虽然短片在国内外电视端或网络端的发行渠道都非常有限，但积极寻找可能的地方发行方，也是工作的重要一环。

从创始初期，视幻文化就一直在探索短片发行的各类途径。张溪溟导演长度为44分钟的纪录片《我有一个忧郁的，小问题》是视幻文化最早代理的影片之一，影片在入围17年的釜山国际电影节之后，还曾在多个电影节和艺术机构展映，并与北美发行商Cinema Guild签署了发行协议。之后，视幻文化还代理了申迪导演的短片《动物凶猛》（18年戛纳电影基石二等奖）和沈杰的动画短片《水花》（19年柏林短片竞赛）。在没有得到太多地区发行机会的情况下，视幻文化在Vimeo On Demand上进行了自发行的尝试。

过去数年里，视幻文化会不断收到许多短片创作者的主动联系，反复考量后，在今年年初开始拓展短片方面的电影节业务，并在短短几个月之间与众多优秀的电影人达成合作......

与《导演请指教》不谋而合的是，IP也成为影视公司对于短片的突破口。南派泛娱在2016年就与被誉为“中国科幻文学开拓者与思想者”的作家王晋康达成合作，这家握有王晋康所有科幻文学版权的公司，就如何对这些作品进行影视开发，开展了有趣的尝试。他们与包括仇晟、祝新、刘言文珺、吕诗雨等数十位青年导演联手，将王晋康作品的改编权利开放给创作者们，不限制小说篇目的选择，让他们任选IP和自由发挥。这一系列不仅有真人短片，南派也在和动画创作团队合作。

深焦DeepFocus曾围绕《生命之歌》做过，文中南派泛娱的CEO叶方仓提到，是因为看了《爱，死亡和机器人》后，意识到“这种形式的影视化表达对运营IP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所以我们选择用短片合集的方式，去做一些新的尝试与突破。”

但这个“短片合集”会以什么形式与观众见面，目前南派还没有对外公布太多信息，毕竟系列短片还有好些项目正在筹备和制作、后期当中。但在对系列短片进行更加商业化的运作之前，南派选择先把它们推向电影节，初探国内外选片人和观众对这些科幻短片表达形式和内容的反馈和接受度。仇晟的《生命之歌》就是一例，先是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拿到金爵奖最佳真人短片，之后在比利时的根特电影节斩获最佳国际短片，还在重庆青年电影展拿到短片竞赛最佳导演。电影节之旅不到半年，《生命之歌》已经入围了超过15个电影节，包括86358、加拿大奇幻电影节（Fantasia）、柏林科幻电影节等等。南派把《生命之歌》及系列其他短片的国际发行交由视幻文化代理， 两家公司携手，共同探索中国科幻内容的展示空间，让这些年轻电影人的奇思妙想触达各个国家地区的观众。

如果没有掌握足量待开发的IP，电影公司如果进行短片布局？宁浩担任艺术总监的坏猴子影业在鼓励原创短片创作方面，开始带头尝试。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活动上，坏猴子影业在成立十周年之际，举行了发布会，发布内容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便是与B站合作的“哔哩哔哩x坏猴子73变青年导演计划”。侧重原创短片的发展，坏猴子影业总经理郁笑沣表示，未来每年将创制25-30部短片在B站放映。

这里的题眼当然是“青年导演”。与B站这个活跃着当下年轻用户群体的平台合作，便意味着需要熟悉流行文化、了解互联网生态、更具年轻气息的青年创作者群体的加入，这也是热衷发现与培养新导演的坏猴子所擅长的。此前，坏猴子的 “72变电影计划”孵化出《我不是药神》《绣春刀·修罗战场》《热带往事》等长片佳作，并让文牧野、路阳、温仕培等青年导演闪亮登场。这家在影视内容原创方面颇具见地的公司，是否能在短片领域复制长片方面的成功，我们拭目以待。当时公布了提上日程即将开展拍摄的首批共8个短片项目，包括《状元》（赵大地）、《南方无犬》（夏鹏）、《你好，乔尼》（马克、郭志荣）、《心理诊疗室》（肖麓西）、《你看起来很吓人》（周文哲）、《雨后》（久美成列）、《一夜》（岳宇阳）、《一万小时》（刘晓黎）。在过去的数月，有更多的该系列短片陆续发布组讯，项目在不断孵化和开展。

以B站为首的影视平台也开始动了短片的念头，与影视公司合作自己做短片是一条路子，直接收购已完成的短片也是不错的出路。比如NOWNESS这个近年来大热的短片平台，它的存在让创作者们看到了短片盈利的可能。Cathayplay作为一个专注华语独立电影的平台，也在不断地收购短片。此外，很多新短片平台也在涌现，AnMo就打着“首个短片、短剧平台”的口号上架，与它合作的AME影视计划也通过近年来的全国巡回展，慢慢将短片平台带进了更多观众的视野。只有短片平台的慢慢壮大，短片产业的厚度才能随之增加。

短片成本低、产出快，即使亏损，相比于长片一部失利就足以让一个公司倒闭的风险，短片无疑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同时，对于影视公司和新导演来说，短片也是双赢的选择——新导演能有人愿意投资已是十分幸运，这样的项目自然乐意参与；影视公司则刚好通过低廉的价格完成自己的战略部署，何乐而不为呢？当短片的良性发展慢慢能形成产业，因疫情而颓势尽显的影视行业，正在挖掘新的人才，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总体来说，短片对于年轻创作者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存在。从制作方面考虑，熟知拍摄流程后，不管下一部作品是短片还是长片都要轻松很多。更重要的是，能认识到一群怀抱着电影初心的合作伙伴，他们很大可能将成为你未来的创作核心。从投资上看，短片环境似乎正朝着一个十分光明的未来前进，用短片来为自己下一部作品找钱成为可能，而对于想进军电影圈的年轻创作者而言，短片已是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