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员战术决策的水平和质量取决于哪些因素战术行动?


  ——武装活力对抗中的辩证关系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结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活力对抗:体育场上的竞技、经济领域内的竞争、政治舞台上的搏击……,战争,是人类社会所有活力对抗中最激烈、最残酷、最惊心动魄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活力对抗,是两个武装集团之间的生死搏斗。在这种武装活力的对抗中,双方都以消灭、战胜对方,或迫使对方就范,服从自己的意志为目的。构成战争力量的各种要素——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等等方面在这种对抗中相互作用,呈现出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局面和态势。彭德怀认为军事指挥员要驾驭战争,就必须懂得军事对抗中各种力量使用的艺术,而这种艺术又是以准确把握力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为前提的。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战争力量的优势和劣势,是战争胜负的基础。战争的运动发展及一切变化,都是战争力量诸因素相互作用及由此决定的战争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彭德怀在指导战争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对战争进程中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的判断;特别强调用发展变化的观点认识敌我双方的优与劣;特别善于创造由弱变强、以劣胜优的条件和战机。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战争力量优势与劣势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和驾驭之上的。
  (一)战争力量的优劣决定着交战双方在战争中的地位及其战略战术
  战争力量的优劣即敌我双方战争力量诸因素综合对比的差异性。战争中,双方战争力量的综合比较,总是表现出一方强一方弱,或暂时处于平衡。正是这种力量的对比决定着战争态势。
  战争力量的优劣是决定交战双方在战争中的主动或被动地位的物质基础。彭德怀指出:“战争双方兵力优势或劣势,是决定主动和被动的客观物质基础。”①在战争全局上,战争力量优势的一方,一般占有主动地位,而劣势的一方,则处于被动地位。前者往往采取战略上进攻,后者往往采取战略上的防御。这种战略态势与战争指导有关,但主要是战争力量的强弱决定的。彭德怀在《关于作战指导原则》一文中分析指出:土地革命战争中“蒋介石在半年时间内对红军能够举行三次大规模的‘围剿’,这是因为他在各个方面——兵力、人力、物力、财力都占有优势。”②
  战争力量的优劣是决定交战双方作战形式的根本因素。战争的基本形式是进攻和防御。在战争中,交战双方的进攻或防御,也主要是由战争力量的强弱决定的。古代军事家孙子指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就是说,在力量上不能胜过对方时则可防守,在力量上胜过敌人时则可进攻。战略上如此,战役战斗也是如此。战役战斗中,力量弱于对方的进攻,只能是失败。因此彭德怀强调:“在战役或战术方面,我们必须求得以强攻弱。”③在作战样式上,是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还是阵地战,在作战时间上,是采取速决战还是持久战,在作战效果上,是歼灭战还是击溃战,这虽与作战指导有关,但就其根本原因来说,仍是由双方战争力量的对比决定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初期,彭德怀指出,由于红军的力量太弱小,不具备打运动战、阵地战的实力,因此“盘旋式游击”是“红军惟一良好的”作战样式。抗日战争中,彭德怀在论述抗战为什么只能实行持久战时指出:“中国今天的海陆空军的力量与物质力量,都赶不上敌人力量的强盛。……在这样条件下,要想拒止敌人于国门以外,固不可能;就是要一下子把入侵的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也是一个极其艰苦的斗争。因此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成为惟一正确的公论了。”④他在论述抗日敌后战场作战的基本样式时指出:“由于战斗力上的敌强我弱,产生了战争的游击性与根据地的游击性”⑤从主观上说,我们是多想争取一些运动战的歼敌机会,但“由于敌我装备悬殊,敌寇广泛采用堡垒主义,……因此运动战的机会大大减少,甚至在平原已不可能,游击战的比重大大增加,普遍的游击战已成为敌后最基本的战争形式。”
  战争力量的强弱,是作战双方确定其战略战术运用的基本依据。战争中交战双方战略战术的确定和运用,从表面上看完全是战争指导者主观意志的体现,但任何主观意志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在作战中,指挥员之所以采用某种战略战术,其基本的依据是敌我双方的战争力量的强弱对比。凡是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都是正确分析估量当时敌我战争力量对比的结果,反之,错误的战略战术,大都源于对当时双方战争力量对比判断的失误。如大踏步地进退,是我军国内作战中实现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成功经验。而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的一至五次战役中,则均只作相应的有限进退,对败退之敌不作深远追击。这一作战方针的决策者彭德怀指出:“在朝鲜战场敌有大量飞机、坦克和美英军的机械化部队,而我无飞机和战车的配合作战,只靠徒步追击实有困难,追击效果亦不大。”⑥同时敌军凭借强大的空军和海军,不但对我战场后勤保障造成极大困难,我军每次战役进攻,都靠自带粮弹,只能维持一个星期左右,而存在着敌在我后方海上登陆及空降的可能。“鉴于解决交通运输、补给问题、恢复部队体力、巩固海岸防务和巩固后方安全的迫切需要,我们没有采取猛追和连续进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⑦。
  (二)优势与劣势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战争中敌我力量对比的优势和劣势,同其他任何事物矛盾性质一样,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彭德怀指出:战争指导者对敌我力量对比优劣既要有总体上的估量,又要作具体的分析,特别“必须清楚认识,敌我力量的对比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在战争过程中“是必然会变动的”⑧。这是因为,综合力量的优势不等于一切方面均占优势,具有现实的优势不一定具有潜在的优势,在战略全局上占有优势不等于每个战区、战役都占有优势,弱军亦存在优于敌人的方面。彭德怀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阶段,对于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历来坚持两点论,既看到我们的敌人是强大的,从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出发去研究和指导战争,保持清醒的头脑;又看到敌人强中有弱,我军弱中有强,努力实现强弱转化。
  1941年彭德怀在分析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力量的对比时指出,一方面,敌人在总体上是占优势的。经济力量:华北人口,我占四分之一,敌占四分之三。华北面积,乡村我占十分之六,敌占十分之四;城市我占百分之二(华北四百三十七座县城我占十个)敌占百分之九十八。我占区贫穷;敌占区富庶,人烟也较稠密。军事力量:敌华北有九个师团另十四个独立旅团,计 All Rights 陕西省图书馆维护 | ICP备案:陕ICP备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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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历史雄辩地证明,抗美援朝伟大战争是我党化危为机的光辉范例。今天,回顾抗美援朝的历史,对于我党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把握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防范和化解一切风险挑战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有理而敢战,战略决策的正确是化危为机的根本前提

  重大战略决策是否正确直接关系战局的走向和成败。新中国敢不敢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进行武力较量,是做出决策的首要问题。重温历史发现,战争的正义性,科学的研判和分析,党的民主集中制均是我党做出重大战略决策的关键因素。

  (一)坚持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度统一,打正义之战

  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亦有侵略和反侵略之别。为正义而战,为反侵略而战,就是最大的理,理直才气壮,气壮才敢战,敢战才能胜。

  主持国际正义和体现大国担当。朝鲜战争本来是一个国家的内战,属于局部冲突。但是,美国的出兵改变了朝鲜战争的性质,使其从内战演变为侵略和反侵略战争,从局部冲突上升为国际冲突。美国虽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实际上是师出无名,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和侵略行径。公道自在人心。作为同一阵营的友好邻邦,毛泽东同志指出,“不能置之不理”。为了维护东北亚安全与世界和平,中国必须主持国际正义,承担起大国责任。抗美援朝是兴正义之师,打正义之战,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因此全军斗志昂扬,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成为保障战争胜利的重要支撑。

  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唇亡齿寒,户破堂危。如果美军迅速占领朝鲜全境,势必对我国东北重工业基地构成长期的严重威胁,并会助长其侵略气焰,甚至有可能将战火引入我国境内,使我国人民将再次罹受战火之苦。届时,来之不易的和平安定环境将受到极大破坏,国家建设无法正常进行,国内外反动势力也会伺机反扑,新生人民政权将面临巨大危机和挑战。因此,为了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为了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赢得长久的和平建设环境,就必须与侵略者面对面交锋,狠狠打击其嚣张气焰,迫使其不敢随意践踏我们的原则底线。

  (二)坚持科学研判和准确分析,不打无把握之仗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敢于应战不代表莽撞和蛮干。出兵赴朝作战同样是建立在科学研判和准确分析之上的,是党中央慎之又慎的重大决策,体现了我党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和态度。

  科学研判参战利弊。朝鲜战争之初,特别是美军登陆仁川之后,是否出兵援朝作战成为党中央讨论的焦点。起初,中央政治局多数人主张不出兵或者缓出兵。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物资极度匮乏,财政困难,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人民亟需休养生息,集中力量搞建设。如果参战,能不能赢?如果战事不利,是否会“引火烧身”和“惹祸上门”?这些均是最为现实的重大问题。然而,如果见死不救或者置之不理,不仅会有损我国的国际形象,更会助长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如与美军隔鸭绿江对峙,辽东、辽南等重工业基地将长期置于美军的打击范围之内,使我们无法安心发展生产。因此,经过反复权衡,党中央最终统一意见,并形成了“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结论。事实证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化解了眼前的危机,更为我们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望和长期的和平环境。

  准确评估敌我力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能不能打赢,根本上取决于双方力量的比拼。从硬实力上来讲,中美差距过于悬殊。1950年,美国的工农业总产值、钢产量、发电量都远远超过中国。同时,美军掌握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所有先进武器,拥有制空权和制海权。一旦交战,我们面临的是“一军打三军”,甚至是“你(敌人)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的极不对称的局面。如果仅从数据来看,我军几无胜算。但是,中国共产党也充分考虑到我军胜利的可能性。比如,我军打正义之战,得道多助,士气旺盛。我军兵源充足,骁勇善战,具有以弱胜强的丰富战斗经验,善于灵活作战,并具有“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顽强战斗精神。从地理上讲,朝鲜紧邻东北,有利于后勤补给。党中央、毛主席进一步认为,美军虽然强大,但侵略行径遍及五大洲,兵力分散,遭到全世界人民反对,政治上是孤立的,本质上是虚弱的,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同时,美国内部意见不一,争吵不休,人民不支持,军队战斗意志不强。

  合理确定战略目标。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实现既定战略目标服务的。党中央、毛主席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和战争局势的发展,预测了三种情况。第一,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将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回到“三八线”以南;第三,中国军队不能在朝鲜境内大量歼灭美军,两军相持为僵局,中美进入战争状态,国内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满。随着战况的发展,党中央最终确定以第二种情况为基本战略目标,争取第一种情况,避免第三种情况。事实证明,党中央对战略目标的确定是符合实际的,为最终赢得胜利指明了方向。

  (三)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突出领导核心“一锤定音”的作用

  民主集中制既是我党的组织原则,也是我党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以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同时,加强集中领导,迅速形成决议,避免议而不决、贻误战机,以保障决策的效率性。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同志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出兵援朝大计。党政军高层领导同志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坦诚交流意见,为最终形成决议做了很好的铺垫。此外,党的民主集中制并非仅局限于高层,以雷英夫同志为代表的参谋团队准确预判美军从仁川登陆的汇报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更重要的是,当意见不能统一,决策陷入僵局的时候,领导核心“一锤定音”的作用便尤为关键。毛泽东同志始终主张出兵作战,在充分尊重党内其他同志意见的同时,他以超人的远见卓识和战略气魄,陈述利害,促成党中央最终统一思想,将出兵赴朝作战的重大决策上升为党和人民的最高意志。

  二、有利而能胜,军事上的胜利是化危为机的关键因素

  两军对垒,打赢是硬道理。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维护和平与正义,就必须在军事上打败敌人。众所周知,同强大的美军作战,我们的劣势是明显的。然而,我军又是凭借什么发挥传统优势,变劣势为均势,化不利为有利,创造敢打能胜的历史奇迹的呢?

  (一)坚持党的坚强领导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从战前准备动员、做出战略决策,到战时的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再到最后迫敌停战,党的坚强领导都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是,党中央把握全局并引领胜利。万山磅礴看主峰。战争前后,党中央缜密决策,周密部署,临危不乱,见招拆招,一步一步引领战争走向胜利。二是,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心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建立新中国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党的政治军事动员能力进一步加强,能够最大程度挖掘全国人民的战争潜能。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上下一心,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汇聚起战胜一切强敌的伟大力量。三是,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志愿军坚决无条件听从党的指挥,对党绝对忠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指挥到哪里,我军就打到哪里,铸就成无坚不摧、势不可挡的战斗铁拳。四是,基层党组织的坚强堡垒作用。我军的广大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打不垮、冲不破的坚强堡垒作用,坚决执行上级命令,攻坚克难,能攻能守。广大党员官兵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铸就了让一切敌人胆寒的钢铁军魂。

  (二)发动人民战争并争取外部援助

  伟大的人民战争是我军敢战能胜的信心和力量之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发起后,极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奉献精神。全国迅速掀起了参军、参战、募捐和支前的热潮,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事。人民群众发起了订立爱国公约运动,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事实证明,兵民才是胜利之本。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在于一两件先进武器,而是亿万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为捍卫和平与正义不惜牺牲一切的强大意志与磅礴力量。同时,争取更多外部援助也是非常必要的。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苏联方面逐渐加大了对我军的援助力度,除了向我国提供大规模武器援助外,还帮助我国进行了空军、海军、炮兵、防空兵、装甲兵、工兵等多兵种建设。战争胜利后,苏联还援助了我国156项大型工业项目,为奠定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强大的战斗精神

  人民军队经过二十多年革命战火的淬炼和洗礼,不仅练就了高超的作战素养,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更铸就了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强大的战斗精神。毛主席指出,美军是“钢多气少”,而我军则是“钢少气多”。事实证明,战争既是物质力量的硬碰硬,也是精神和意志的比拼。入朝作战之后,我军克服重重困难,继续发扬善打硬仗,敢打恶仗,能打胜仗的光荣传统,完成了一个个看似不能完成的任务。第二次战役期间,38军113师在三所里成功截住南逃之敌,给予敌人大量杀伤,为38军赢得了“万岁军”的称号。新生的人民空军敢于同强大的美国空军“空中拼刺刀”,打出了让敌人胆寒止步的“米格走廊”。在整个战争期间,我军凭借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强大的战斗精神一次次突破人体的生理极限,涌现出像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杨连弟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

  (四)正确的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的运用

  我军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并善于学习和总结,依据条件的变化,调整战略和创造新战术、新战法,以赢得战争的胜利。前三次战役,我军充分发挥运动战、近战和夜战的优势,大量消灭敌人。但是,我军后勤补给不畅和没有制空权的短板也逐渐暴露出来。美军随即实施了“礼拜攻势”和“月夜攻势”,使我军一时陷入被动。我军及时总结经验并调整对策,改变了轻敌速胜的乐观态度,在后勤不济的情况下,不再孤军深入,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形成对峙,党中央就此确定“三八线”为抗美援朝的“底线”。面对敌人的空中优势,志愿军发明了坑道战,并形成了纵横交叉的坑道防御体系,大大提高了我军的生存率。面对敌人高度机械化、多兵种合成作战程度高的特点,我军放弃吃掉其整师、整团的设想,而改用“零敲牛皮糖”的战术,零敲碎打,打小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

  三、有节而知止,战略目标的实现是化危为机的重要标志

  中国人民历来爱好和平,反对一切不义战争。获得胜利,结束战争,拥抱和平,是亿万中国人民翘首以盼的结局。同时,敢战,能胜,知止,亦体现了我党对战争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战局发展的高超驾驭。

  (一)以战止战,步步为营

  若要止战,必须能战。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更不会得到。回顾前三次战役,我军迅速捕捉战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第一次战役,我军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到青川江以南,粉碎了麦克阿瑟感恩节前结束战争的计划,使我军站稳了脚跟。第二次战役,中朝军队收复了平壤及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所有地区,迫使“联合国军”转入战略防御,扭转了战局。第三次战役,突破敌人“三八线”的防线,解放了汉城,迫使“联合国军”后撤到北纬37度线附近,震惊了国际社会。第四、五次战役,敌我双方基本围绕在“三八线”地带进行鏖战,最终形成胶着对峙态势。总而言之,我军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畔南推500余公里,迫使其退回到“三八线”以南,解放了北朝鲜全境,朝鲜半岛恢复到战前状态,基本实现了我国的战略目标。随后,又经过两年左右的边打边谈,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上甘岭战役,我军牢牢守住了防线,粉碎了敌人伺机反扑的妄想。

  (二)以胜促和,巩固战果

  历史的经验证明,战败乞和,难免签订城下之盟,吞咽苦果。战平言和,难免出于权宜之计,难防战端再起。以胜促和,将敌人打痛、打怕,才能赢得长期的和平。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出任美国总统,为兑现竞选承诺急欲从朝鲜撤军。同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苏联方面为稳住国内局势与缓和两大阵营关系,也希望尽快结束战争。此时,我国战略目标已基本实现,停战条件业已成熟。但是,南朝鲜李承晚政权却不甘心失败,不仅阻挠双方交换战俘,并叫嚣要“继续打下去”,“打到鸭绿江”。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决定以胜促和,巩固战果,发动了“金城战役”,此役中国人民志愿军歼敌5.3万余人,将南朝鲜军4个师打残,收复阵地160余平方公里,彻底打掉了敌人的一切幻想,促成了停战协定的最终签订。

  (三)柳暗花明,危尽机来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看似不能取得的胜利,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美军先后投入其陆军的1/3 ,空军的1/5和海军的1/2,不仅被打回到“三八线”以南,且无法向北哪怕推进一步。美军司令克拉克不得不在没有获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战争的胜利不仅化解了我国面临的现实危机,还让后世子孙享受到了长期的“和平红利”和更多的“溢出效益”。一是,化解了我国北方的直接威胁,使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东南沿海地区得以安心生产搞建设,为我国赢得了长期的和平环境,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树立了新中国崇高的国际声望,对于日后实现港澳回归和最终解决台湾问题意义深远。三是,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的威望,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热爱、拥护和支持。四是,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信任,极大鼓舞了全世界受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五是,积累了“边打边建,越打越强”的历史经验。我们不仅没有因战争透支国力,反而有效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真正做到了“打仗建设两不误”,打出了更加强大的人民军队和新中国!

  (作者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科技大学基地研究员、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20年度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专项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化危为机的历史经验与能力建设研究”(课题编号:TJSSZX20-31)阶段性成果)

姓名:赵书昭 工作单位: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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