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4：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地下党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实际上《潜伏》中余则成的几份功绩都是把众多地下党的功绩以艺术加工的手法汇总到他一个人身上，当然余则成作为众多地下工作者的艺术形象代言人，也应该可以得到这份荣誉。
很多朋友问我，余则成的原型到底是谁啊？笔者以为余则成可以视为中共地下党情报人员的杰出代表，也是把很多人的事迹汇集到一个人的身上才形成的艺术形象，如果一定要对号入座找个原型的话，最接近的要算程一鸣了，只是程一鸣早年曾是中共党员，后来脱党才加入军统。而不像余则成那样完全是从军统人员被策反过来的。
虽然只是《潜伏》中的小配角，但却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中统，中统其实就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很多人不清楚中统与军统到底有什么不同，简单地说，中统要比军统成立得早，在30年代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中共地下党较量的主要都是中统。据中统局长徐恩曾回忆录里透露，中统逮捕的共产党总共有总书记3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恽代英等中央委员40多人；省级干部829人；县级干部8199人；基层党员15765人。
但抗战开始，军统逐渐发展，后来居上，其势力和影响都逐渐超过了中统。两家情报机构相互倾轧，争斗相当激烈。戴笠规定的军统“家法”之一就是不得私下与中统人员接触，这一情况在《潜伏》中也有反映。
谢若林是个典型的金钱至上的情报贩子，他没有主义，没有信仰，只是追逐金钱。当时确实有这样的情报贩子，但谢若林毕竟是中统人员，这样毫无顾忌地买卖情报，可能性不大。因为虽然抗战结束后中统逐渐式威，而且中统也不像军统那样对内部控制严密，家法森严，但毕竟也是个老牌的情报单位，对于其成员也还是有一定的控制。

1946年6月，国民党紧张筹划发动内战，蒋介石召见西北王胡宗南，设计了一个绝妙的挖心战略：

先偷袭关中囊形地带，而后奇袭延安，直取中共最高首脑机关。

实现偷袭计划，关键在于保密。

1947年2月，胡宗南密令第三十六整编师和马步芳骑兵旅突然发动攻击，企图一举吃掉中共关中分区。

没想到扑了一个空，中共驻关中的两个旅和分区机关已经提前转移。

没几天，共产党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偷袭陇东的整编第四十八旅损失惨重，旅长何奇被击毙。

偷鸡不成蚀把米！胡宗南不知，自己的作战计划已被中共情报人员提前窃取。

胡宗南更不知道，这只是他情报战一系列失败的开始。

解放战争时期，李克农主管中社部、中情部，中共的情报工作走进最为成功的时期。

其实，情报工作无非是要获得敌方的秘密情报。可是，这获取情报，却是一个包括诸多链条的完整过程。

在敌方内部发展内线很难，内线能够接近并密取情报也很难，还有一项极难的任务，是如何把拿到手里的情报送到自己人手中！

直接安排内线力量潜伏在敌方内部，获得情报时相对安全。可是，将情报送达我方情报领导机关，就必须跨越敌我界限，随时有暴露身份的可能！

最好的通联方式还是无线电电台。情报斗争的经验证明，无线电电台是最快的通讯手段，也是截获情报的重要途径。

解放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共各根据地、各部队之间，已经普遍设立无线电联络。

西安是延安的前哨，更需设立密台。为了及时预报胡宗南袭击延安的企图，中情部在西安建设了大量的秘密电台。

国民党也不是傻瓜，在西安驻有无线电测向部队，昼夜监听，发现无线电信号就立即测向追踪，动辄破门搜查。

中情部要在这里设立密台，最大的难题是安全。

为此，西安地下党电台负责人王超北设计了一个复杂的大工程。建筑费用，全部使用父亲为自己留下的一万六千大洋遗产。

施工队伍每挖一段就换一批工人，关键工程就由自己动手。

这个工程在地下五米深处挖了两个窑洞，一个用于印刷文件，一个安放电台，还有通向地面的天线设备。

有存放密码和文件的密室，大小便利用深井，调节空气的天窗设在厨房的烟囱里，传递消息和食品通过后院的水井。

地道有三个入口两个出口，人口都藏在各间屋子的壁柜内，遇到紧急情况拉开活动木板就可进洞，再关上木板就毫无痕迹。

出口设在隔壁的同志家，从炕底钻出，就转入另一条巷子。地下通道相当狭窄，只容一人爬行，还有翻板，木盖，石磨，万一敌人发现，尽可抵抗一阵，留出销毁电台和文件的时间。

地面之上是三进院落，进入后宅要通过三道大门。万一特务前来捜捕，前院按铃报警，后院的王超北就钻入地道隐蔽，

王超北的妻子李天筠在外面支应，推说丈夫岀外经商了。

王超北从这里多次向延安密报胡宗南动向。

1946年1月1日向中央报告胡宗南动员打延安的内部讲话，5月2日凌晨报告前一天蒋介石到西安督战的情报，6月21日又报告胡宗南部上将刘勘从南京归来的动向。

西安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装备着美国的先进无线电测向设备，早已发觉这一带有秘密电台讯号。可是，几次突袭这个院落，都没找到任何线索。

夏季的一天，上午刚有特务进院搜查过，王超北以为下午不会来人，出洞洗澡。

正洗着，外面人影晃动，几个警察已经闯进来了！不知为何无人报警，王超北来不及进洞一时无措，李天筠灵机一动，跳出来大喊：“不准进！我在洗澡！”

外面一犹豫，王超北抓空藏身，待到警察进屋，只见李天筠正在穿衣，孩子还泡在澡盆里。

就在这种危险的境遇之中，西安情报处依然频频发报。

11月5日，报告胡宗南下令封锁边区，抢修公路。又报胡宗南主力部队整一师、整九十师从山西调回宜川一一洛川沿线。

各个情报渠道，都向延安密报胡宗南偷袭囊形地带的计划。

除了王超北这一途径外，驻扎在囊形地带对面的国民党一六五师，埋伏着边保的情报力量陈汝杰和刘良骥，这两人也成为我党向延安输送情报的途径之一。

边区保卫处一科科长于桑到前线的富县情报组，直接指挥。陈汝杰、刘良骥将一六五师的编制数字、营以上军官的简历、国民党洛川党政军联席汇报的记录全部密报边保。

1946年春，陈汝杰又将国民党军队重新颁发的《剿匪手令》送到边保。

胡宗南偷袭囊形地带，一六五师奉命协同。得知消息的陈汝杰、刘良骥，提前将情报密报边保。

毛培春此时正在洛川担任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特高组组长，也从军统系统拿到胡宗南偷袭囊形地带的计划，提前报告边保。

兵马未动，谍报先行。从多个渠道提前拿到这种战略性质的军事情报，表明中共的情报系统已经在国共情报战中抢占主动。

一条渠道提供的情报，有时难免令人犹疑。

比如斯大林接到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情报时，罗斯福接到日本进攻珍珠港的情报时，都难以确定真假。

可是，毛泽东得到的偷袭延安的情报，至少来自三条渠道！

这就证明：中共的情报工作已经打开局面，布下网络，提升档次。

偷袭囊形地带没有得手，胡宗南并不甘心。抗战八年没有立下赫赫战功，现在打延安正要显示身手，胡宗南屡次向蒋介石请战。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宗南，两人密商作战方案，决心奇袭延安，一举打掉中共的首脑机关！

接受过去两次偷袭囊形地带都泄密的教训，胡宗南这次决心严加保密，连心腹大将都不通气。

不过，再保密也要有人干事，胡宗南只能倚重能干的秘书熊向晖。

此时，熊向晖正要登上去美国的轮船。

熊向晖是周恩来在抗战初期布置在胡宗南身边的闲棋冷子，非到关键时刻不轻易拿出来使用。

1943年7月，熊向晖向延安密报：胡宗南企图偷袭延安，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

仓促之间，为了保卫边区，中共中央断然使用情报材料，公开通电予以揭露。

这样，就使胡宗南将泄密人缩小在很小的范围。严格追查之中，有人检举熊向晖通匪！

熊向晖处变不惊，从容应对。

幸好，同时查出有两个国民党机关公开要求中共解散，才转移了胡宗南的注意。

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胡宗南又要送熊向晖去美国留学。中共正要培养美国通，乐得胡宗南帮忙。

1946年5月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请求闪击延安，熊向晖立即通过王石坚密报延安。

正当熊向晖办理出国手续的时候，周恩来不慎将一个小本子遗忘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飞机上，上面有熊向晖在南京的地址！

按照情报工作惯例，应该立即通知熊向晖转移。可是，毛泽东说过，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作用顶上几个师。

周恩来反复思考，判定马歇尔不会将这个材料报告国民党，布置熊向晖暂时隐蔽半个月，观察动向。

半个月后，没有任何动静，熊向晖继续办理出国手续。9月底，熊向晖办完手续，按照周恩来的部署，到西安向胡宗南辞行。

这个顺便的辞行，却发现胡宗南正与蒋介石商议突袭延安，熊向晖立即上报延安。

毛泽东得知情报立即起草《关于暂时放弃延安的指示》，由于胡宗南的计划被蒋介石暂缓，毛泽东的指示就没有下发。

11月，胡宗南在西安设宴为熊向晖辞行。12月，熊向晖在出国前成婚。

对于这个胡宗南的亲信，南京多位高官出面捧场，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亲自担任证婚人，胡宗南也派代表致词祝贺。

好不容易订到1947年3月下旬去美国的船票，熊向晖在上海等待出行。

3月1日，保密局突然有人来上海找熊向晖，说是胡宗南有要事，找熊向晖去

南京。熊向晖判断自己已经暴露身份，匆匆回家与妻子诀别。到了南京，却见到哈哈大笑的胡宗南。

胡宗南说：推迟出国三个月，打下延安再走！

原来，2月28日蒋介石召见胡宗南，下令3月10日攻打延安。

在3月10日当天，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将召开会议，重新提起中国问题，蒋介石要给国际造成一个共产党首都被攻占的既成事实！

得到这个建功立业的机会，胡宗南十分兴奋。胡宗南不是一介武夫，而是有思想有主张的人物，有政治雄心的人物！

攻占共党首府延安，胡宗南要发布《国军解放延安及陕北地区的施政纲领》，这个纲领要写得比共产党还革命！如此大文，非请熊向晖这个大才动笔不可。

3月2日晚上，熊向晖拿着胡宗南提供的背景材料，关在密室中起草文件。

这个背景材料就是《攻略延安方案》，上面有进攻延安的兵力部署共15个旅14万人；发起进攻的时间是3月10日拂晓。

前一日，胡宗南将从上海、徐州调集94架飞机轰炸延安，陇东兵团佯攻，左右两个兵团攻击前进，以闪击行动夺取延安，保证歼灭共军主力。

面前摆着这样重要的情报，熊向晖当然照抄不误。

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乘飞机到西安，当晩将情报转述给王石坚。

毛泽东、周恩来见到这份攻略方案的时候，国民党部队的军长、师长、旅长还都不知道，司令官胡宗南这次重视保密呢！

3月8日，延安召开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此时，熊向晖正陪同胡宗南在洛川前进指挥所收听延安电台广播。

胡宗南看完朱德、周恩来的演讲记录，兴奋地说：“共产党毫无准备，和平观念很深。”

“事到临头，开个动员大会也扭转不过来。只剩下几天，来不及坚壁清野，谈不上长期作战。我出敌不意，正好乘虚闪击突袭，迅速拿下延安！”

得意之余，胡宗南又想起：毛泽东为何没有出席大会？是不是让周恩来指挥作战？

闲棋不闲，冷子不冷，熊向晖这颗棋子，堪称周恩来的“手筋”（围棋高招），果然在保卫中共首脑机关上派上最大用场。

中共情报界向来有“龙潭三杰”之说。

钱壮飞、胡底、李克农三人，潜伏在国民党最早的特务机关“党务调查科”之中，及时截获顾顺章叛变的情报，拯救了党中央机关。

现在又有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三人，潜伏在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大将胡宗南身边，及时截获国民党进攻延安的情报，再次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周恩来赞为“后三杰”！

提前得到战略情报的延安，立即进行备战部署，可敌众我寡，按毛主席“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气魄，延安在坚守7天后主动放弃。

毛泽东撤离延安，却不肯离开陕北，说是要在黄土高原钓鱼，用自己这个香饵，调动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

蒋介石奇袭延安，本来就是掏心战术，要的就是吃掉中共的最高首脑机关，毕其功于一役！

两家想到一起，胡宗南的二十三万大军，整日在陕北的山沟里面搜剿毛泽东。

毛泽东自信棋高一着，敢于敌后穿插，敢于诱敌深入，专钓那志大才疏的胡长官。

蒋介石未必弱智，鱼比饵大，大白鲨足以连鱼饵带钓鱼人全部吞下！这场军力悬殊的斗争，关键在于中共大帅的生死存亡。

毛泽东也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招险棋，必须要有必要的保险措施。撤出延安之后，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开会决定一分为三：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方委员会，转战陕北，指挥全国战事；

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转移到晋察冀解放区的河北平山，领导土改和根据地建设；

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到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负责后勤工作；

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三线布置，损失一线还有一线。

前委是一线，深陷敌后，风险最大，当然要配备一支警卫部队。

说是一个警卫团，其实就是一个手枪连、两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

四个连？四个连的小小兵力就能保护最高统帅部？其实毛泽东不怕兵力太小，只怕兵力太大。

前委转战陕北，不是乞丐与龙王比宝，而是老鼠与大象斗智，就是要缩小目标，就是要让胡宗南闻得到而抓不到。

连机关带部队不足千人的前委，一律轻装，指挥机关、军委二局、三局、新华社编成四个大队，化名九支队。

领导干部也一律化名；军委主席毛泽东化名李得胜，总参谋长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九支队司令员任弼时化名史林，九支队政委陆定一化名郑位。

这支精干的队伍，随便找到一个小山村都能隐蔽起来，毛泽东最开始选定了王家湾。

王家湾是一个贫瘠的小山村，只有山腰的一排土窑洞。

带着小部队，住进小窑洞，毛泽东有个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他在这个贫瘠的小村住了两个月，写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

以小博大，外人看来是场豪赌，胜率不高。毛泽东却是胸有成竹；知己知彼啊！

这场猫提老鼠的游戏，始终是明一暗：九支队走到嘲哪里。胡宗南不知道，胡宗南的部队跟到哪里，毛泽东知道。

为什么？胡宗南后来也百思不得其解，他去世后，旧部纷纷归咎于“共谍”“搞破坏”。

其实，毛泽东身边有个秘密电台，逐日收到胡宗南部队的调动电报！

这要从1947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前夜说起。

当时，国民党军进至三十里铺，延安城已经可以听到炮声。部队在外围阻击，机关忙着转移，老百姓也要跑反。

毛泽东的窑洞，玻璃被炸弹震碎，凝固汽油弹的油渍溅到墙上……

就在这个夜晚，就在千忙万忙之中，毛泽东作出一个令人惊异的决定：

负责国统区工作的中央城市工作部与负责情报工作的中央社会部成立一个联合秘书处。由周恩来领导。

周恩来指定；城工部秘书长童小鹏任秘书处处长、社会部秘书长罗青长任秘书处副处长，从中央机要处拨一个译电科，从军委三局拨两部电台，统归秘书处指挥。

周恩来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城工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堪称工作最忙的人。这个最忙的人却要一手抓作战，一手抓电台？

不！应该说是一手抓军事作战，一手抓情报作战！

童小鹏带来国统区、海外、南洋党组织的电台呼号，罗青长带来西安、北平、兰州、沈阳四个敌后情报电台的呼号。

周恩来指挥的这两个秘密电台，可以通过秘密电讯获得敌人阵营的诸多情报！

无线电联络也是双刃剑，既可获得敌方情报，也可泄漏己方秘密。

熊向晖从西安密报，胡宗南部队配备了先进的美国无线电测向设备，专门捕捉中共无线电信号，企图借此找到中共首脑机关的位置。

周恩来亲自为军事首脑机关策划电讯联络方案。撤出延安，周恩来命令总部电台停止发报三天。又特地致电各野战军：

“蒋敌现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但对小电台因电波弱，不易辨别。因此，愿你们在作战前及作战中，均不用无线电传达，或将司令部原属之大电台改用小电台，以迷惑敌人。”

巧妙的电讯联络方式，有效地迷惑国民党军，胡宗南一直不能判定中共最高首脑机关的去向，一会儿说向北，一会儿说过了黄河，大军追不上，飞机炸不着。

童小鹏、罗青长的秘密电台，每日收到来自国民党内部的秘密情报，周恩来又及时转发解放军各野战军。

胡宗南进占延安之后，急于同解放军主力决战，可是情报不灵，挥舞着拳头却找不到对手，只得凭主观判断，派遣主力向安塞方向寻战。

中共的西北野战军却躲在暗处，彭德怀凭借可靠的情报，始终掌握胡宗南部队的动向，寻找空隙。

右翼掩护的三十一旅相对孤立，被彭德怀抓住，3月25日，青化砭一战活捉国民党旅长李纪云。

占领延安才6天的胡宗南，对于这次失败很不服气，立即派兵追击。

毛泽东设计了一个“腾菇战术”，让彭德怀避免作战，牵着国民党军在山沟里面转磨，消耗敌军锐气。

又是一次情报战果。军委三局的侦听电台截获国民党军的电讯联络，得知敌人在瓦窑堡地带实施调动。

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在羊马河一战全歼国民党军一三五旅。

周恩来又放出假情报。蒋介石判断中共总部在绥德，命令胡宗南向东北进击。

其实。毛泽东隐身在四百多公里以外的王家湾，在这个安静的小山村指挥远方的战事。

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在绥德空跑，有如“武装大游行”；西北野战军主力抄敌后路，把胡宗南的后方补给站蟠龙给端了！

撤出延安40天，解放军就打了三个大胜仗。周恩来突然在真武洞露面，在祝捷大会上公开发言。

蒋介石又被钓上了，又派大军往真武洞方向追击。

国民党军距离毛泽东隐身的王家湾只有五里路，这晚大雨，九支队与敌军居然走到一起！

九支队在山梁上行军，不敢出声；敌军在山沟里行军，人喊马叫；天亮时分，九支队方才脱出险境。

连续多日，九支队始终处于敌军火力控制范围之内。人不解衣，马不卸鞍，头上还顶着飞机。可是，敌军就是没能发现毛泽东！

长征期间时常坐担架的毛泽东，如今年龄长了十岁，身心却更加强健，没有坐过一次担架。

军情紧急，毛泽东还要汪副参谋长带着一个连深入敌军后方，在延安、安塞地区打游击，汪东兴率队打了34天，才回到毛泽东身边汇报。

毛泽东平安转移到小河村。前线大将彭德怀、习仲勋、贺龙、王震、陈赓，汇聚到一个凉棚底下，召开了部署战略反攻的重要会议。

指挥全国大战的蒋介石，没有丝毫放松情报战争。军统从美国进口大批先进的无线电测向装备，在北平侦破中共秘密电台。又顺藤摸瓜，侦破西安王石坚的秘密电台。

中共情报电台出现重大失手！

得知消息的周恩来，立即在小河口召集机要会议。

周恩来与军委二局局长戴镜元、军委三局局长王铮、中央机要处长李质忠，秘书处处长童小鹏、副处长罗青长，一起讨论二十多天。

他们主要研究如何对付国民党的空中检测、地下破坏、密码破译。

周恩来说，这种机要战线上的斗争，是政治与技术结合的斗争。我们在技术上落后干国民党。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可以进步，总有一天能赶上他们；

但在政治上，我们是先进的，我们的人员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严格的制度，这是他们永远也赶不上的。

他们虽然有技术，但政治上是腐朽的，官僚主义，官官相护，上下相欺，制度不执行，有许多漏洞我们可以利用。

只要我们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严格执行制度，又注意技术进步，就一定能战胜他们。

这个重要的机要会议，整顿了中共的无线电通讯制度，保障了敌后电台的安全，保障了前线电台的隐秘。

按照周恩来的规定，机要人员要始终跟随在首长身边，电台要提前到达驻地沟通联络，机要科和电台都要二十四小时值班，电报随收随译随送，绝不联误。

行军作战之中，收报译好立即送周恩来，凡属十万火急以上等级的电报，睡了也要叫醒。

毛泽东经常彻夜不眠。每天睡前，总是先到机要科看看有没有电报。一觉醒来，第一句话也是让叶子龙去机要科取电报。

我党中央机关之所以在陕北牵着胡宗南走，除了胡宗南身边有卧底外，毛泽东身边的秘密电台功不可没。

建国以后，童小鹏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总理办公室主任，罗青长任中央调查部长。两人始终参与重要机密。

如果说电台和卧底属于“洋方”，那么遍布陕甘宁根据地全境的“武工队”则被毛主席戏称为“土方”，他们也为我军转战陕北提供了重要情报支撑。

战争降临，陕甘宁边区原有的政权机构，一日之间都失去执政地位，党、政、群单位都投入对敌游击战争。

边区各级各地普遍成立游击队、武工队，各级公安部门的负责人大多担任游击队长，各级党委书记担任政委；

游击队、武工队以边区保卫处的干部为骨干，吸收民兵和群众参加。

延安市的游击队中，还有新市场的一批小商贩，闻名边区的刻字商人陈家福就参加了延安西区游击队！

全世界哪里有商人打游击的？商业的职能就是跨境贸易。

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有商人在白区和红区之间经商，抗日战争时期，有商人在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之间经商。

通商、通邮、通运输，这“三通”乃是人类基本之生活需要，并不会为战争所阻断。

商人，总是贸易的中间人，行业职能养成中立的道德准则，一般不会在战争中效死一方。

可是，延安的商人却自觉地投入共产党领导的自卫战争！

延安新市场刻字铺的老板陈家福，积极参加延安西区游击队。陈家福本是河南灾民，流落到延安，见这里社会安定，于是开了一家刻字铺。

商人不怕忙累，就怕官府赖账。延安的官府与国统区不同，来陈家福这里刻字的多是共产党的机关和干部，人人自觉交钱。陈家福很快就攒了一笔钱，回家娶媳妇。

路途之中，又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两种军队一对比，陈家福也能辨别是非。

于是，这个商人居然成了地下工作者，秘密策动战友逃跑，还带岀一挺机枪！

陈家福的事迹，被边保的秧歌队编成剧目上演。新市场的顾客和商人，都爱看这出《陈家福回家》。

延安的商人，都觉得自己这商人在边区不是外人，这边区的政府就是自己的政府！

战争来临，延安的商人不再维持中间立场，而是自觉地站在自己的政府一边，积极参战。

善于跨境经营的商人，天生就是跨境侦察的侦探。撤出延安之后，陈家福多次潜回延安侦察敌情。冤家路窄，恰恰碰上陈家福当初拖枪逃走的那个国民党军连队！

连国民党部队都知道，这个陈家福就是那个秧歌剧中的延安名人！于是，陈家福被枪杀示众。

国民党部队突入中共的心腹要地，自然不敢怠慢。进占哪里，就在哪里建立区县地方政权。在农村基层，胡宗南也建立联保处、保公所等保甲组织。

延安一城，驻有国民党的“长官部指挥所”、“警备司令部”、“陕北行署”等70多个机关。

其中长官部情报处、新闻局军闻社、西北通讯社、中统陕室延安分区等10多个是特务组织。

新市场的80多家商店有90%以上被抢掠，全城90多家手工业仅余7家，13个小学全部被毁。

市郊并村筑寨，37个自然村变成无人区，烧毁房屋1万多间，破坏窑洞5千多孔。耕地面积减值战前的40%，粮食产量不及战前的10%。

国民党不打算把到手的延安再完璧归赵，而是力求彻底破坏共产党的统治基础。

共产党也没有打算把自己的地盘白送给对手，而是要使边区成为一个消耗敌军的大磨盘。

司令员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运动作战，边保处长周兴负责组织边区的游击战争。

边保二科科长苏振荣受命组建“延河部”，南三十里铺、李家渠、临镇、延河湾的检查站干警共60多人，组织四个小组，在延安市的东西南北四面活动。

年底，这支武工队又调回边保，着重在上级机关周围活动。

经过战争初起的短暂忙乱之后，边区各地的党组织很快适应新的处境，大力组织游击战争。

国民党军侵占边区的3月和4月期间，游击队作战百余次，毙伤敌军247名，俘虏494名，缴获步枪94支、短枪11支、轻机枪5挺。

游击队人地两熟，很快找到作战的感觉。延安河庄区民兵高房喜敢于单人独枪出战，虚张声势，俘虏敌兵8名，夺回群众被抢的东西。

甘泉民兵神枪手埋伏在高山上，一枪一个，打得敌人摸不着头脑，丢下重要文件逃跑。

子长县游击队在山峡之间打伏击，击退下乡抢粮的大批敌军，吓得国民党军不敢出城15里。

延安市的游击队作战16次，毙伤敌人17名，俘虏60名，还缴获了两辆战车。

民兵的力量不可小视。胡宗南进边区，到处找不到解放军主力决战，却到处受到游击队袭扰，无日无夜不难受。无奈之下，只能放弃广大农村，困守个别城镇。

敌军入侵之后的短短三个月，边区游击队已经发展到7663人，长短枪4592支，轻机枪15挺，共作战114次，毙伤敌614名，俘虏1281名。

延安游击队积极作战，发明了“五打五不打”的战术：打尾不打头，打散不打密，打暗不打明，打软不打硬，打少不打多。

“钱包地雷”，贪财的敌人在路上捡起一个钱包，却被炸死两人。

“泥巴手榴弹”，一个老百姓用胶泥捏成手榴弹涂上颜色，吓得一个持枪的敌人举手投降。

“教导旅”，五个手无寸铁的居民自称八路军教导旅，俘虏一个营的溃兵。

延安县大队副高善祥善于掌握战术，夜间带人潜入沟门村，狗都没咬就杀了三个坏蛋。

第二天，村里的联保主任和保甲长就向国民党辞职，说是自己只有一个脑袋。

高善祥数次袭击皆获成功，6月15日边区政府通令嘉奖。

边保的机要秘书杭尚增、审讯科干部梁济，是边保干部中少有的延安本地人，被延属司令部留下带武工队。

两人各自挑选七八个人，组成精干的武工队，杭尚增在延安东北一带活动，梁济在延安东南一带活动。

武工队的任务是窥取敌人情报、摧毁保甲制度、拔除特务据点、瓦解敌军、组织群众坚壁清野。

这种特殊的任务，决定武工队的作战方式也十分特殊。穿着便衣，拿着短枪，昼伏夜出，不分前方后方。

敌人下乡抢粮，实力薄弱的武工队也要设法阻拦，敌人龟缩，武工队又要潜入城镇侦察。

国民党军在3月18日进占延安，3月23日杭尚增就带人出击。晚上，武工队与一支部队遭遇，喊话，对方大大咧咧地回答是“中央军”。

杭尚增带人一拥而上，抓了一群。第一次作战，敌慌我也慌，押送途中，一群俘虏跑剩下四个，其中有一个排长。

审讯得知了国民党军进攻延安以北的总兵力、旅师军以上部队番号、分两路向延安以北进攻的部署。

杭尚增立即上报中央，这份情报与西安地下党传来的情报相比有所出入，引起了毛泽东高度重视。

原来，向北搜索中央机关的蒋军先头部队原定为两个旅，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勘临时改变部署，自带4个半旅，扬言活捉朱毛。

毛泽东据此了解了胡宗南部队急于抓住我党机关立功的心里，真正下了“不离开陕北、牵制胡宗南”的决心。

延安保卫战随着捕俘的增多，杭尚增对国民党军的情况也了解了，抓到一个逃兵，就可以推断出一支大部队的调动方向。

为了巩固延安，国民党部队在延安城外二十里制造无人区，以此封锁武工队。

梁济的武工队总是夜间出发，通过无人地带，潜入封锁线，抵进城镇侦察，又要在凌晨两点返回，每次行动总要转上三个村子才睡觉。

最令武工队头疼的不是敌人的正规军，而是深入每个村庄的保甲组织。

延安南区公安助理员吴生元投敌，担任府南川联保主任，又策动十几个支部委员叛变，在四个村庄建立四个保公所，限制了武工队的行动。

原南区区委书记王治福现任延西支队二大队政委，与杭尚增的武工队合作，选拔三十多人，夜袭吴生元的驻地沟门街道。

沟门镇上住着武装便衣队，镇外的山顶还有国民党正规部队的一个营，城里顽抗城外打炮，小街一片火海，炮声震动方圆五里。

这晚，联保主任吴生元外出开会不在镇上，但游击队还是活捉了保长罗明亮，就地枪毙，贴出布告。

沟门镇距离延安也就二十里路，第二天延安驻军出动一个团追剿，又被游击队击退。

梁济对付保甲的办法是偷袭。晚上，乘保长正在打麻将，一阵手榴弹甩进去！

打掉两个村公所，又给其他的村公所发出警告信。这下，保长们不得不对国民党采取应付态度，有的还为武工队报信。

梁济又着手往延安城里发展情报网。黄花沟的两个农民是基本群众，不时携带任务出入延安城，带出国民党的延安日报，带入共产党的自卫战争捷报。

武工队还利用敌人贩卖烟土的机会，发展警备司令部里面的一个上校副官。

又写信给叛变的韩继恩：你是老党员应该懂得政策，不留后路是老擀！

韩继恩脚踏两只船，给梁济送来敌人内部矛盾的情报。梁济武工队掌握了延安城里国民党部队调动情况、胡宗南的施政纲领、参议会的名单，还有城中部分商人党员自首的情况。

国民党也十分重视谍报斗争。延安警备司令部的副长官韩志佩，就是军统的人。

此人就是电影《智取华山》里面国民党旅长方子桥的原型。华山的战斗，国民党的守敌司令与共产党派出的谈判代表，都是军统汉训班的同学。

韩志佩在延安指挥各地的特务机关，派驻李家渠镇的王加士活动非常积极。杭尚增与保安团参谋长夏飞商议，决定拔除这个据点。

7月16日晚上，两路一起动手。夏飞带领二十人四挺机枪在东街摧毁镇公所，杭尚增和韩俊德带两个战士到西街捉拿王加士。

这两人也没有战斗经验，上去就是一脚踢门，进屋就把王加士按住。这才想起没带绳子，杭尚增忙着满屋找，韩俊德用驳壳枪逼着王加士。

没想到韩俊德的驳壳枪滑机，走火打伤自己的战士。王加士乘机打灭灯光，钻进后屋。韩俊德叫杭尚增带领受伤的战士撤退，自己和另一个战士追捕王加士。

此仗失手，敌特王加士乘乱脱逃，武工队的韩俊德牺牲了。杭尚增自此接受教训，打仗也注意动脑子了。

驻扎拐即的四十八旅一四二团，有个谍报队员，经常化装成“蛮婆”，到李家庄、姬庄、贾庄“算命”。

一方面刺探情报，一方面骗奸妇女。当地群众托人找到武工队，要求除掉这个“刘蛮婆”。

杭尚增和延北游击队的高善祥联络，派岀二十多人，埋伏在拐昴和李家沟之间的大路两边，又安排一百多人在姬庄伏击援兵。刘蛮婆进入伏击圈就被活捉，立即的敌人出动援救，也被游击队阻击。

武工队抓获男扮女装的特务，在群众中造成很大影响。

国民党延安专署视察室也是个特务机关，在延安东线派驻了一个王助理。

杭尚增了解到此人是个鸦片烟鬼，就通过贸易公司与其进行烟土交易。交换回来一些子弹布匹之后，又相约直接会面，交换情报。

春节过后的一天，在一个阴阳先生家中，国民党特务与共产党的武工队会面了。

双方的腰里都别着驳壳枪，双方的背后山头上都压着部队。

提心吊胆的谈判，王助理说出延安四周的据点情况，还透露不久就要收缩外围的情况。

谈到美国特使来延安调停的往事，两人还吵了一架，杭尚增说马歇尔是个“马骗子”！

王助理也有得意算盘，自己不久就要撤回延安，给共产党的情报没有长期作用。

可是，就在他即将撤回的时候，杭尚增又在这个阴阳先生家将其诱捕，送回边保审讯。

西北野战军总部一直在寻机在运动中歼灭蒋军主力，1948年2月底围攻宜川。

通过无线电侦听和地下党情报，得知胡宗南将派的整编第一军增援。

可是地面侦察，情报却是刘戡的整编第二十九军调动。于是，总部指令延安武工队核实情报。

梁济带着四个人，乘夜潜入二十里铺，在整二十七师的师部外面待机捕俘。

零下十几度的寒冬，干等一夜不见来人，第二天继续潜伏，终于捉到两个出来搞女人的国民党军人。

连夜审讯，东北籍贯的军官供认，胡宗南本来是要调整编第一军，因为军长董钊是陕西人，胡宗南不放心，又让刘勘代替董钊出动。

梁济把准确的情报送到司令部，首长一高兴，奖励武工队两支冲锋枪和两支加拿大短枪。

又从另一个方面看，国民党军的部署总是临阵多变，西安情报组报上来一份情报，很多时候和实际军情并不对得上。

这就要求遍布整个陕北的“武工队”充当彭总的“耳目”，实时汇总国军军情。

1947年7月，我军发动第一次榆林战役，计划通过围攻榆林，引诱胡宗南来援，然后来个围点打援。

事先，西安情报组根据内线掌握的军情，提前向彭总报送了钟松整三十六师的行动路线——从靖边向东，走无定河沿线的公路，经横山增援榆林。

彭总调集重兵在横山一带设下埋伏，只等敌人上钩。

边保底下的武工队在横山西北的明长城和毛乌素沙漠一带发现了大部队经过的痕迹，急忙上报。

毛主席得悉后立即判断是钟松援军来了，急电彭总：

榆林非急攻可下，而钟松仍有可能通过横山西北迅速增援，似宜决心暂停攻城，集结7个旅去打钟松。望今晚调整完毕，明晨看好地形。

要说毛泽东真是料敌如神，钟松果然没按胡宗南是既定部署走横山 ，而是绕过横山奔向榆林西南。

所以，不要小看这小小的武工队、游击队。国民党进攻边区，似乎是处于主动地位。

可是，小小的游击队和武工队却缠住强大的对手，使胡宗南十几万大军陷入被动局面，算是小老鼠治住大象。

过去是国民党追得共产党钻山沟睡不上觉，现在是国民党在城里睡不上一夜好觉，而共产党在山沟里却踏踏实实的。

晚年毛泽东谈起转战陕北经历时，曾笑言：“对付胡宗南三十万大军，我就靠一“土”（武工队）一“洋”（内线谍报），别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