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8日，浙江温岭市太平街道沙塘头路178号民房顶楼，当地太平派出所民警通过10 多分钟的努力，成功阻止“非法”集资女陈小彩跳楼自杀。
陆续发生在温州等地的老板“跑路”事件，让公众紧张：民间借贷会否崩盘？
年初以来，国内的民间借贷已然呈现井喷之势。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近8万亿元全社会融资总量中半数以上来自银行以外的部门。
就在公众把目光集中在银行停贷、老板“跑路”、担保人自杀这些社会现象时，往往忽略了推动这一波金融动荡的多重复杂因素：实体经济的盈利率下降、炒作之风盛行；国有银行的利率不能反映真实水平，资金更蜂拥到利率更高的民间借贷；骤松骤紧的货币调控放大了金融波动的影响，货币调控的工具选择也加大了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不公平。
正是这一系列加在钱上的扭曲，最终带来了温州等地的金融紊乱。随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温州，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症结正在得到清理：如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扶持，使得民间借贷尽快阳光化并加大风险提示等等。但是，另外一些扭曲货币供求关系的隐蔽因素，同样应得到重视，因为后者带给经济本身的长期多重影响亦不容忽视。
民间借贷的勃兴，一定程度上是对金融市场真实供求关系的一种呈现。
目前，网上创新的借贷产品，对风险管理的能力至少现在来看大大优于线下世界。
似乎该思考：如何珍视这些宝贵的创新而不扼杀其生机，如何珍视民间借贷对于经济的积极作用而不棒杀，一言以蔽之，如何以有秩序的金融开放促进金融改革向前迈进。
温州：金融风波未了
货币紧缩的利刃斩断了温州民间借贷的资金链，一夜之间，伴随着大批老板跑路，数十年的友情、亲情这些曾经构成温州地下金融的基础变得不堪一击。制造业低成本优势正在流失，民间金融风雨飘摇，温州奇迹就要终结了吗
本刊记者/周政华 (发自浙江温州)
没有人知道在那个大风呼啸的下午，胡福林离开温州登上去美国飞机时确切的心情。在2011年9月20日之前，这位48岁的明星企业家，不仅是温州大型民营企业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信泰集团)的董事长，同时还担任温州市侨联副主席。
但是，即便掌握横跨政商两界的雄厚资源，胡福林仍然无法填补巨大的资金窟窿。在经受银行、担保公司、供应商无数个电话催款后，胡福林最终还是跑路了。直到抵达洛杉矶的第十天，经温州当地商人斡旋，胡福林得到政府“不逼债”的承诺之后，又戏剧性地踏上回国之路。
今年4月份以来，像胡福林这样，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的温州老板粗略算起来已经不下100个。老板跑路不仅给当地政府带来巨大压力，亦使得温州金融的安全成为举国关注的事件。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温州调研当地民间金融并要求：“浙江省政府支持温州市政府，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把温州市的经济、金融局面稳定住。”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可能近期将向温州注入600亿元再贷款资金，且温州政府已经在9月底督促当地银行对贷款企业“不抽资、不压贷”，但在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看来，此次民间金融风波还没有到最严重的时候。他认为，随着大批贷款年底到期，今年农历春节对于温州企业家来说就是“年关”，届时可能还会有大批老板跑路。
温州历来被认为是缔造中国民营经济的奇迹之地，这一轮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是否会进一步演化，甚至影响温州经济模式乃至中国民营企业的未来走向，其后续发展仍有待观察。
老板大跑路引发震荡
从温州市中心驱车向东，不一会进入机场大道，一股刺鼻的味道飘进车窗，提醒乘客龙湾区到了。
来自公路两旁的近百家人造革工厂，不仅制造了空气中的怪味，还催生了一批跑路的企业家。龙湾区最大的一家制革企业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鹤，就被当地人认为是温州老板跑路第一人。
今年4月，清明节扫墓之后，黄鹤突然失踪。后来据黄鹤的朋友透露，黄因欠下巨额赌债，便一逃了之。黄鹤跑路之后，龙湾区内制鞋、不锈钢、标准件等多个行业的企业家也跟着跑掉了。
一时间，龙湾成为了温州企业家跑路的重灾区：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在7月份神秘失踪，留下千万债务；9月，被温州当地人称为电器大王的郑珠菊消失；中秋节期间，温州龙湾新耐宝鞋业董事长黄忠胜悄然离开温州；9月15日，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踪。
进入5月以后，温州下辖的乐清市、永嘉县、瑞安县、洞头县也相继陆续传出企业家跑路的消息。位于洞头县的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该厂三百名员工在中秋节后从雁荡山集体度假归来时才发现，厂子里的设备已经被变卖一空，包括董事长在内的其他管理层一并杳无踪影。
温州市金融办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老板跑路的企业数量，仅占温州企业总数的万分之二左右，但牵涉到至少近十家银行和数十家担保公司以及众多当地居民，涉及金额可能超过百亿元。
温州本地金融业几近崩盘，超出了当地政府的救援能力。9月底，温州市政府请求浙江省出面，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为期一年的600亿元再贷款，注入温州当地银行机构，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
多位温州担保、银行业从业人士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老板跑路直接引发了这一波的区域性金融动荡。更大的风险藏在不见阳光的民间借贷上。由于银行贷款均有担保物抵押，而民间借贷大部分是无担保的“人情贷”，民间放贷人特别是担保人的损失最为惨重。
9月21日，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位于龙湾区长海路的腾飞化纤有限公司时，厂区内一片狼藉，编织袋、踩满脚印的纸张散落在狭小的厂区院子里，被银行逼了一个多月债的老板娘项慧英说，“再逼下去，我只有跳楼了。”
今年夏天，项慧英给朋友做担保，从一家浙江当地银行借贷1650万元，但这位朋友拿到钱后，在今年8月底的一天突然失踪。此后，银行的人员便隔三差五地上门追讨借款，到了9月份，离贷款到期还有一个多月时，银行直接派人守在项的家门口，防止其逃跑。
项慧英的遭遇，只是温州众多担保人的一个缩影。老板跑路之后，温州很多担保人只得卖掉手中的豪车、住宅，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数十年的友情、血浓于水的亲情，这些曾经构成温州民间金融的人情基础，如今正在变得不堪一击。
《中国新闻周刊》在龙湾、瓯海、永嘉多地采访了解到，随着越来越多老板跑路，一些大型民营企业老板、借贷资金数额巨大的担保人事实上现在已经被很多债权人盯上，其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视，以防逃跑。
成本上涨、汇率提高、市场需求下滑各种因素导致的制造业凋敝，本来已经是温州跑路老板2008年以来所不得不面临的压力。早在老板们大规模跑路之前，温州经济的寒冬就已提前来到了。
龙湾一家人造革厂现在连保本经营都很难。这家工厂的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相比，今年员工工资、福利上升两成以上，原材料价格上涨15%以上，总生产成本总和上升三成左右。去年那会儿，工厂有时候三班倒24小时生产，到了今年员工一周常常可以休息两天。在温州鹿城区葡工路一带，很多制鞋企业也是大门紧锁，基本上处于停工状态。
而去年以来不断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资金的使用成本大幅提高，而这对利润微薄的中小企业的打击，几乎相当于最后一根压垮骆驼的稻草。
多位当地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温州当地年产值在3000万以上的中型企业，在正常年份获取银行贷款并不难。其他的小型企业一般则是通过亲戚朋友、或者担保公司进行民间融资。但是，自去年年底开始，当民间融资年利率普遍超出24%的水平后，做实业经营的温州老板便难以支付如此高的利息，只有缩小规模，或半停工。
“比起以前，现在空气中的味道要轻多了。”温州商人林宝强开车经过龙湾区那片制革厂时，指着远处的一排排烟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你看，有好多都没有冒烟”。
温州曾是浙江人造革制造中心，但是在过去四年里，随着一些温州人造革老板到丽水、台州以及邻省福建大规模投资建厂之后，温州的人造革从此便失去了价格优势，整个产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也一落千丈。
温州的另一支柱产业制鞋业的形势也不乐观。
龙湾鞋业协会通过对191家会员企业的统计发现，今年1到7月龙湾鞋业内销业绩“相当一般”，多数企业生产设备开工不足，微利生产，生产淡季也从往年的6月份提前到今年的5月份。
龙湾区政府在《2010年上半年龙湾区经济运行简析》中表达了对经济下滑趋势的担忧，这份报告提到：“工业性投资增幅起伏较大，工业生产增速稳中趋缓”。
温州的四大支柱产业：皮鞋、服装、眼镜、家电，均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微薄，对成本波动高度敏感。近期温州跑路的老板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上述四个行业。江南皮革、信泰集团两家业内龙头企业的老板跑路，上游供应商回款无门，更是令温州的皮革、眼镜行业雪上加霜。
全民炒钱吹出泡沫之城
制造业成本上升和销售不景气，只是引发温州老板们跑路图景中的一个微小组成部分。从目前跑路的近百个老板的负债情况看，多系民间借贷人投资数额庞大、资金链断裂造成，而非生产经营所困。
秘密，就藏在温州街头林立的各种担保公司、典当行里。
三十多岁的曹舍伟来温州已经快五年了，现担任温州分行客户经理。每隔几天，曹就去贷款企业转转，这是他工作的主要内容。但从今年开始，曹舍伟发现，一些老板开始卖掉企业，做起投资来。
相比制造业的微薄利润，投资房地产、矿山对温州老板的吸引力更大。
最早掀起的是房地产投资热。2005年，温州一些老小区的二手房均价不过一万出头，但是到了今年，均价4万元的新开楼盘项目还不一定是在市中心。在温州老城的望江东路附近，一套一百平米左右的精装修公寓房，月租已经接近5000元。以前，温州的住宅大都是由本地开发商投资，去年，绿城、等一线房地产企业也到温州拿地。
比炒房来钱更快的，是直接“炒钱”。从2009年，宏观调控，银根骤然紧缩后，温州民间吸储利率不断走高，直接引发了炒钱热，一些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也当起资金掮客来，一手吸储，一手放贷。
2009年，温州商人林宝强就把大笔资金放到一个朋友开的担保公司里，当时他得到的月息大概是2%，这已经比2008年那会儿高了很多，彼时，炒钱者还是以个体老板等富人为主。到了2010年，当担保公司吸储利率涨到3%甚至4%时，一些包括公务员、公司职员在内的普通居民也开始放贷。
民间放贷在今年上半年达到了高潮。9月21日，温州商人林宝强这天正和朋友吃饭，一听到胡福林跑路了，正在吃饭的一桌十人中，有四个人都放下了筷子。“他们都借了钱给胡”，林宝强说。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温州支行)今年发布的“最合算的投资方式”问卷调查显示，温州约有89%的家庭和个人，以及接近60%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融资总额大约在1100亿元。
不过，资金掮客的放贷利率也并不一致。由人行温州支行撰写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上半年，“温州社会融资中介的放贷利率为40%左右，一般社会主体之间的普通借贷利率平均为18%，小额贷款公司的放款利率则接近20%。”
借款者也是五花八门，有经营实业的老板，亦有本地的炒房团以及私人之间的临时拆借。据人行温州支行的前述报告统计，温州1100亿民间借贷的总盘子中，仅有35%用于实业经营，其他都作用各种投资和拆借。
一部分银行也加入了这场炒钱游戏。一位当地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银行也有盈利压力，因此相当一部分理财产品所筹集的资金流向了担保公司、地下钱庄。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56%，尚且不及温州民间贷款年利率的六分之一。上述人士表示，由于官方规定的贷款利率严重低于市场水平，因此，一些银行借道担保公司等中介渠道，按照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到五倍约在25%到35%的年利率放贷给企业。
此外，面对不断提高的存贷比，银行间彼此抢夺储户存款异常激烈，温州一些股份制银行的工作人员甚至直接拿着现金预付给大客户当利息。
作为资金掮客，部分担保公司、典当行老板从中获益颇多。他们四处吸纳资金，然后转手以一倍的利率贷给借款人。直到今天，温商圈子里还流传一个老板从20万放贷起家最后炒到一千万的故事。
这或许是温州人最为风光的一段日子：装修奢华的名酒酒庄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里面兜售着飘洋过海来自法国、意大利的昂贵名酒。《温州都市报》的报道称，在过去两年，温州的宝马、奔驰、宾利等名车保有量年均增长超过30%，当地人开玩笑说，堵车时，十字路口就是个名车博览会。林宝强一个朋友从加拿大回来之后，也直呼温州的消费太高。
但是，这种“钱生钱”的财富神话，建立脆弱的基础之上，一旦货币紧缩的寒风刮过来，“银行担保公司(担保人)借款企业(人)”之间的资金循环游戏便告终结。
2010年，面对全国性的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政府的宏观调控突然紧缩，一年之内，中国人民银行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历史最高点，银行的存贷比压力骤然增加。
到了今年上半年，温州的几乎所有银行已停发了新增贷款，资金的水龙头几乎拧到了最小流量。
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客户经理曹舍伟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在紧缩货币政策驱使下，一些银行逼债，直接斩断温州民间借贷资金链。由于银行的一些款项借道理财产品、信托等方式流入了民间借贷公司，快速回款也是其自保的本能使然。
银行惜贷、停贷，也让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的运作成本陡增。人行温州支行前述报告称，今年6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比2010年6月上升了3.4个百分点。但实际利率或许远高于此。
《中国新闻周刊》在温州调查了解到，9月底，温州当地一些担保公司的借贷利率已经达到40%，这样远远超出一般实业的利润水平。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因无法偿还银行9月底到期的数千万资金，一时无法周转，最终决定出走美国。由于与信泰集团互保的企业多达十余家，且大都系温州骨干民企，影响广泛。
由于银行不断催款，资金掮客们也忙于回笼资金，借贷企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回国后亦表示，“银根紧缩下，银行和民间借贷每天在抽资金，信心就没有了。跟我互保的企业当时也觉得压力越来越大……心里都有恐惧。”
大批老板跑路，最终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稻草，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濒于崩盘。
“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够让市里的领导对这个事情更加重视？”
从新城大道发展大厦21层向外望去，半个温州城区都能收入眼帘，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主任颜贻潘的办公室就设在这里。颜贻潘见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时，一再呼吁当地政府应尽快介入当前的民间融资“乱局”。
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的主要业务是提供民间融资法律咨询，在温州开展类似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并不多见。今年8月以来，很多人都跑过来问颜贻潘，“借钱的人跑路了，我们怎么办？”
民间借贷的最大风险其实人尽皆知：借钱的人往往没有任何抵押就能把钱拿走。由于这样的做法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并没有多少人会去质疑是否合理。根据国内的《贷款通则》，对于居民个人的借贷行为，如超过银行借贷利率4倍以上，法律不予保护。因此相当一部分温州放贷人的钱无法寻求法律救济。
包括颜贻潘、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方兴担保公司董事长方培林在内的一些温州人，历来呼吁政府将民间借贷纳入阳光管理，其关键在于打破金融业的国有垄断地位。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民间借贷规模那么大，利率又那么高，政府应该出来干预监管，一是要对正常的民间借贷阳光化，使借款人必须抵押、担保，合法化经营，从而整体上降低民间借贷的风险；二是要设定门槛，将真正具备条件合法经营的民间借贷纳入规范渠道；三是尽量防止高利贷的普遍化。
对于此前的老板跑路，温州市政府采取个案处理的方式，在江南皮革、信泰集团等公司的董事长跑路之后，企业所在的开发区即成立调查组进驻企业进行善后，系统化的政策直到9月底才推出。
一位接近当地政府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9月初银监会和央行就已派出调查组摸底温州民间金融。由于当地担保公司归口经贸系统管理，因此，也有一些当地官员将此次民间金融危机归结为相关部门的管理不力。
随着跑路的老板越来越多， 9月27日，温州市政府成立了“温州规范民间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并成立工作组分别进入温州市25家市级银行业机构，督促银行机构不抽资、不压贷。
银行逼债、惜贷当地企业呼吁最多的问题终于在政府文件中得以体现。当地金融官员也表达了对民间金融的支持态度：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9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温州民间金融是温州一大优势，对民间金融不是打击，而是规范引导发展。”
然而，过往的经验表明，政府的“规范引导”充满曲折。
2008年，监管层一度为民间金融合法化打开了一扇窗口。这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申请人可以为自然人、企业法人和社会团体，企业净资产不少于500万元。
随后，浙江省根据这一规定制定的资格认定标准，抬高了申请小额贷款公司的门槛：首先把申请人的范围收窄到公司法人，其次将对企业净资产的要求提高了10倍至5000万元。最后，拿到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的都是温州的大型民营企业，大批原本有望转正的担保公司再一次希望落空。一位接近当地政府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本想降低监管风险，但代价是温州民间融资再次错失阳光化的机遇。
民间借贷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现有的《贷款通则》仅规范银行借贷行为，对于居民个人之间的借贷行为，除了借贷利息不能超过同期先银行基准利率4倍以上的法律解释外，基本上没有对应的法律规范。
中国总行战略规划部宏观经济金融研究处副处长付兵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建议借鉴国外经验，加快《放贷人条例》立法进程，明确统一的监管部门，把所有的借贷活动均纳入规范范围。
温州是改革开放之后最早突破计划经济桎梏的地区之一，在国有经济的缝隙之中，温州人凭借亲朋等熟人关系相互抱团，最终成为类似打火机、制鞋、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镇。制造业的繁荣，仍然有赖于金融的输血，因此温州也被视为国内金融创新的试验田。
今年初，温州政府再次重启改革。今年中共温州市委的一号文件《关于加快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为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设计了“两步走”的方案。
首先，将在瑞安试点，由国资运营机构出资成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平台，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借贷信息，并负责登记、交易款项结算、资产评估和法律咨询服务。第二步，待前述国资背景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平台成熟后，再“尝试建立民间资金交易市场”。不过上述文件并未明确这一方案的时间表。
据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透露，下一步，温州将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全面启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同时推进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并为发展民营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和租赁公司等地方性机构争取政策和空间。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月4日在温州调研时亦为当地政府加油打气，他认为，温州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温州大多数企业的经营状况是好的。如果少数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情况会很快稳定。
但是在这之前，温州的民间借贷仍然处于灰色地带，数百家担保公司、典当行、地下钱庄一如既往地向温州的民营经济输血。离开温州的前一天，记者拨通一个“无抵押贷款”咨询电话，那边传来声音：“借两百万？利息一天一万块，最长一个月。” ★
(应受访者要求，林宝强、项慧英系化名)
温州设5亿专项资金 助企业解决资金周转困难
专家称温州中小企业可能迎来兼并重组大潮
2011年9月21日，许火从旗下的广融信担保公司和广大家具城。如今广大家具城已被转到其哥哥许存有名下。摄影/ 陈纪英
安溪村主任跑路真相
由于仅限于亲友借贷，在福建安溪等地，借贷公司老板跑路尚未演化成严重事件
本刊记者/陈纪英 (发自福建安溪)
“安溪县村主任许火从借款3亿，无力偿还跑路境外”，这条涉及民间借贷的新闻在今年9月上旬进入公众视野，宛如在民间借贷油锅中，骤然倒入了一瓢水，顿时炸了。彼时，温州大规模的民间借贷连环崩盘，尚未见诸大规模报道。
但福建安溪一隅的许火从借贷案，却与温州等地出现的借贷危机尚有不同：除了规模和范围较小的因素，由于许火从案的借贷关系多发生亲友之间，借贷链条较短，涉及人数不多，影响更大的恶性崩盘事件并未发生，其风险，也许当地借贷人可以自行消化。
但在全国性的信贷收紧、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形势下，温州民间借贷崩盘的惨象，在未来数个月内，是否会在如安溪等经济实力正在崛起的地区重复上演，目前尚不明确。
让安溪县公安局副局长柯小林觉得有些滑稽的，是关于许火从跑路的数个故事版本。
最有戏剧性的一个版本，是许火从“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他买好了国内和国外的两张机票，假装要乘坐国内航线却转去了国际，等在机场的债主却最终扑了空。
但是代表警方的柯小林与一些债主们，则提供了更为真实的信息：8月12日，许火从在其兄长许存有家吃过饭后，对一朋友谎称要到云南昆明谈生意，随后自己开车离开安溪，直接从厦门机场出境。
接下来几天，时常和许火从保持联系的债权人张明(化名)发现，许的两个手机号再也打不通了，张明着急了，他开始联系一些涉及金额较大的债主，到安溪县公安局报案。
债主们搞不清，许火从的欠债规模到底有多大，数额从1亿多元，一直传到3亿多元。
柯小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截至9月25日，在安溪公安局登记的报案金额是8000万元左右，单笔借款额，则从1000多万到3000多万不等。此外，许火从从银行借贷了5000多万。
不过，柯补充说，由于公安局没有获得许火从旗下公司的完整账目，而且不排除有些债权人尚未或者不愿意来公安局报案，所以，许火从的借款可能不止1亿3000万。
另外一些债权人则选择了到法院起诉。安溪县司法系统一位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共有三笔涉及许火从的借贷案到该法院起诉。三笔债务的债权人都是一位姓李的生意人，涉及金额共计1700万。
借给许火从1000多万的债主张明，最初压根不敢相信许火从会跑路，“他吃过不少苦，发达起来不容易，跑了信用就完了，这辈子完了”。
与张明谈许火从口气中更多是惋惜不同，另外一位名为谢飞的债主则称，许火从“败德、没信用”。
按照谢飞的说法，同为人大代表的两人结识于一次会议期间。在安溪县城，谢有一栋临河的两千多平方米的小楼，因为没有拿到房产证一直无法使用。许火从对这栋小楼兴趣浓厚，随后两人达成了交易。
谢飞称，该房屋作价1500万卖给许火从，按约定，许火从首付300万，并在2012年3月底之前结清余款1200万。这栋小楼随后被许火从及其合伙人改造成为当地最为豪华的夜总会。
8月初，谢飞再次找到许火从索要余款，许的答复是现在没钱，等他从银行贷到款或者周转到资金了，再付余款。几天后，谢飞听到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许火从跑路了。
债主们一听许火从跑到了境外，基本上都觉得要回本金的希望不大了，在绝望中残存的一些希望，导致他们甚至会相信一些可笑的谣言。
一位安溪当地官员在睡梦中接到了电话，与他相识的债主兴冲冲地打来电话说，“许火从被国际刑警抓到了。”
“怎么可能呢，他又不是赖昌星，你以为他是谁啊？！”上述官员反问道，债主并未相信他的话，“你等我信儿，我再去确认下”。此后，那位债主的电话再也没有打过来。
许火从跑路后，最让安溪县政府担心的并非舆论压力，而是许火从欠下巨款跑路会不会引发群体事件的发生。
民间借贷崩盘导致的群体事件并不罕见。2008年，湖南省吉首市由房地产集资所产生的虚假繁华终止于地产商资金链断裂，数千名债权人因为向房地产商索要本金无望，先去附近的州政府静坐抗议，导致吉首交通瘫痪。转头又到火车站聚集，堵住了怀化开往北京的火车，和众多武警形成对峙。该事件最终通过互联网而得以被全国公众熟知，被称为“吉首事件”。
不过，当地官员的担心最终被证明是多余的。与温州和吉首相对发达、金融链条冗长的民间借贷态势不同，安溪县的民间借贷尚处于初级阶段，资金链条相对较短。在这个因为乌龙茶而闻名的县城里，民间借贷主要限于亲朋好友之间。
这正是许火从跑路并未导致群体事件的原因之一。按照传言，许火从的借款除了来自包括张明在内的富人之外，另外高达2000万的集资款则来自他祖居的安溪县城厢镇光德村。
不过，让安溪县公安局副局长柯小林吃惊的是，村民们对于他们调查案情的举动一点不配合，甚至向来调查的警察否认借过许火从钱。
这种反常行为，或许可以从闽南当地极强的宗族观念中找到答案。在过去5年间，许火从一直是光德村口碑不错的村主任。2006年当选村主任后，推动了一项福利政策的落实，达到年龄的老年村民每个月可以领到小额补贴。
而许火从36年的人生经历，也是当地村民眼中一部现实版的励志片。
许火从幼时家贫，十三四岁就开始靠修鞋配钥匙讨生活。1995年，20岁的许火从用积攒的几千元钱，在安溪城关租了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铺，经营窗帘生意。2002年，许投资创办安溪广大家居装饰用品有限公司，把经营范围扩展到建材、卫浴、灯饰等行业，并据此完成了原始资金的积累。
许火从同时还是安溪县的人大代表。上述种种光环让当地的村民甚至认为，把钱存在许火从那里比存在银行都安全。在许火从案发前，因为安溪县的二环路要穿村而过，光德村村民拿到了一笔补偿款，这些闲钱随后被许火从公司的会计收集起来，成为了许火从数亿欠款中的一部分。
在安溪县城，许火从也算得上知名人士。小县城圈子不大，包括许火从在内的当地精英人士之间亦颇为熟稔。圈子中颇为统一的看法是，许火从为人不错，“他本人也不爱赌博，而且很实干，一步步干起来不容易”，张明说。
此外，给张明吃了定心丸的还有许火从旗下的实业公司以及物业。张明估计，许火从目前的资产和物业累计有1亿元左右。许火从旗下有三个公司：广大家具城、广融信担保公司，以及位于安溪县官桥镇的家居广场，家居广场所在的100亩土地，其市场价目前达到3000多万。
在许火从跑路前的8月4日，一座新的6层家居广场在刚刚在上述土地上落成。
9月24日，许火从在县城里开的第一家3层楼的“广大家具城”仍在营业，不过顾客寥寥，里面的家具摆放凌乱，店员们对有关许火从的话题都缄默不言。据悉，此公司已经被转到其哥哥许存有名下。
紧邻广大家具城的，就是许火从2007年注册的广融信担保公司，积满灰尘的玻璃门紧紧关闭着，里面空无一人，几张过期的旧报纸零散地摊在地板上。
正是借助担保公司的便利，以及靠实业公司彰显实力，靠所担任的社会职务消除借款人顾虑，许火从开始了借款之旅。
警方的调查显示，许火从给张明以及其他债权人的利息并不高，每个月的利息多在1分5到2分之间，其中利息最高的一笔借款发生在许火从外逃之前，月息3.6分。
张明认为，许火从本人从事的担保公司以及娱乐城项目，都属于相对暴利的行业，“从不担心他还不上借款”。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当许火从借款时，不管是村民还是生意伙伴都相当爽快。
一位曾与许火从打过交道的村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村民的沉默态度并不难理解。安溪宗族观念非常强，许火从旗下的很多公司都是许火从的亲戚们掌权，“村民们可能认为，即便找不到许火从，还能找到许火从的亲戚，而且现在对外说许火从坏话，就是落井下石，更不可能要到欠款了，亲戚间不会这样”。
正是基于血缘关系以及友情的借贷关系，最终把发生更大事件的可能性，化为了乌有。
而许火从之所以逃跑，也存在亲情的亏欠。在债权人张明的印象中，36岁的许火从非常爱面子，并不善于沟通，“一下子亏了好几千万，肯定觉得心虚，又不好意思对外解释，就跑了”。
但是债权人张明和一些借钱给许火从的村民们，或许已经不再可能收回本金。安溪县公安局调查发现，虽然借款利息不高，但是许火从并未通过低吸高放的方式获得利差，而是挪用其中一部分借款炒期货。
警方调查显示，从2010年4月开始，许火从陆续开通了十几个期货账户，到许火从外逃为止，其中15个账户的累积亏损额达到了4000多万，另外几个尚未查询清楚的期货账户可能也有一些亏损。
高风险高盈利的期货炒作显然被许火从寄予厚望。借给许火从3000万的那位债权人告诉警方，许火从在最初通过炒期货尝到一些甜头之后，多次力邀这位债权人一起炒期货，“你借给我的3000万就相当于本金，我们开个账户一起炒吧”。不过，由于对期货并不熟悉，这位债权人没有答应许火从的请求。
柯小林推断说，正是期货巨亏，以及数额巨大的借款在利滚利模式下产生的利息压力，导致许火从心理崩溃，选择外逃。
此外，调查显示，尽管许火从名下有多处房产和物业，但均被抵押殆尽，其中，位于官桥镇的100亩土地和娱乐城被抵押用于银行贷款。
这意味着债主们很难收回本金。牵涉其中的还包括当地的银行。9月23日，两辆黑色的汽车停在了皇家城堡娱乐城门口，手拿有某银行名称字样便签簿的几位人士，从车里面出来，绕着娱乐城细声细语讨论了半天。
知情人士称，上述人士都是来自于当地的某国有银行支行，他们可能在对娱乐城进行初步查看，为以后的追偿做准备。
据悉，当地银行贷给许火从的款项达到了5000多万。蹊跷的是，许火从1500万买来的小楼，却作为抵押物从一家国有银行安溪支行贷到了2650万元的贷款。
不过，上述传言遭到了否认。该支行行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们贷款都有抵押，至于具体抵押的是什么贷款额多大，属于商业机密。”
许火从案只是安溪当地最大的一起民间借贷案件，却不是唯一的一起。一位安溪司法系统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随着安溪经济的发展，安溪的借贷纠纷略有上升，2011年有700多件。
在过去几年间，这个全国知名的乌龙茶之乡迅速崛起，2010年其GDP在福建县市中位列第七。安溪县城的房价也顺势飞速上涨，平均达到了每平米6000～7000元左右，地段最好的甚至达到了每平米12000元。
从2000年到2005年，安溪县多名企业界人士选择到云南等地投资水电等项目。但是最近几年，随着环保政策的收紧等，投资水电盈利的难度增大，一些闲散的资金就被用于民间借贷。
不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担保公司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整体而言，安溪县的民间借贷多发生于亲朋好友期间。
“原因之一，是安溪的民间信用并没建立起来”，上述担保公司人士解释说。除了乌龙茶之乡之外，安溪的另外一个名号则是“手机诈骗大本营”，因为手机短信发送量巨大，设在该县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曾经是“全亚洲最繁忙的基站”，安溪县公安局为此专门设立了打击诈骗办公室。
上述担保公司人士坦言，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不特定人群的大规模集资案件，发生在安溪的可能性微乎及微，“你看许火从案子虽然金额大，但涉及的就是许的亲朋好友，基本上属于可控范围”。
而许火从跑路事件，则让该县的民间金融借贷进一步收紧。上述担保公司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为了保险起见，目前他的担保公司不做放贷业务。位于安溪县城河滨南路的另外一家担保公司则表示，他们可以放贷，“根据借款时间长短，月息约为3～4分，但是必须有抵押物，而且不能超额抵押”。
中小企业主的囚徒困境
许火从显然只是2011年民间借贷跑路潮中的一例，公众和媒体对于民间借贷风险性的关注度也随着跑路潮达到了顶点。
今年6月，在离安溪县城仅有两个小时车程的厦门市，厦门融典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厦门融典”)37亿元坏账危机爆发，数百名债权人无法收回本金。
在融典案中损失额达到1000多万元的一位债主陈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对于大部分参与到民间借贷的中小企业来说，借还是不借，“是一个两难的囚徒困境，这次赔了，下次我还得借。”
陈老板靠做建材生意发家，经常碰到短期资金周转的问题，“比如临时接到一个大单子，需要1000万啊，我不可能到银行借，从银行借款至少需要一到两个月。”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他补充说，“如果我不借给同行，下次我需要钱了找谁借”。按照陈老板的说法，他和同行之间的短期拆迁虽然月息高达5分左右，但是因为属于短期资金周转，“有可能半个月就还了，借1000万利息才25万，我能吃得消。”
他之所以借钱给融典公司，也是因为融典公司的负责人钟明真和陈老板的一位朋友相熟，“互相帮忙，又能赚点小钱，何乐不为呢”。
其实，福建省政府对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早有察觉。在福建省民间借贷频爆跑路事件之后，厦门市以及整个福建省借道补贴民间金融担保机构，而最终促进中小企业的支持性政策依然在持续。2011年9月底，厦门市经发局网站上出台了一项公告，《关于印发2010年下半年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补助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公告要求厦门市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的融资担保机构，在10月7日前提交所需材料，如果条件符合，这些担保机构将获得最高达到16‰的补贴。
但是对于陈老板来说，即便担保公司拿到了补贴，银行贷款给他的可能性也不大，而且借款手续繁琐，“雁过拔毛，需要打点的人也太多，耗不起时间”，所以他还是不得不继续和同行互相拆借，“融典的1000万要不回来我不甘心也不会罢休，我可能不去上访，但生意总要持续做的吧？！”
这与张明的说法不谋而合，在过去几年中，他陆续借款给许火从的款项达到了1000万元左右，“生意人嘛，你借我我借你，大家都有资金短缺的时候，去银行来不及啊。”
许火从案中的一些债主们也已经把生意延伸到了厦门等地，其触角伸向福建省外的也不鲜见。也许，在信贷紧缩、中小企业贷款难并未彻底解决的境况下，他们同样会遭遇类似陈老板的囚徒困境。 ★
(按照采访者要求，谢飞、张明为化名)
“人人贷”：走在合法化的蹊径上
操作简易、利率灵活的“人人贷”，暂时是一个被官方默许的新生事物，但这更意味着，它需要更多的自净、自律
在银监会和工商部门的监管“真空”下，近年来网络借贷平台“人人贷”规模不断扩大。而在温州民间借贷一片惶恐的时候，网上“人人贷”却仍风起云涌。
“人人贷”，做什么？
初秋，在一座位于北京海淀区外延、环境幽静的三层别墅里，人人贷网站的34名雇员正通过自行研发的审核和技术后台，运行着这家年轻的网络借贷平台。
在落地玻璃隔间的办公楼里，一层的信用审核室最为繁忙。十余平方米的办公室内，十几位员工正在核对借款申请人上传的身份、工作和财产证明的真伪，另外几位员工则在电话上调查验证借款人的背景。
李欣贺的“人人贷”公司由他和多位毕业于北大、清华、北航以及长江商学院的合伙人共同创建。公司于2010年5月以100万资金在北京注册。这家运营将满一年的网络借贷公司最近被频频提起，还“多亏”一个多月来监管部门和财经媒体的“关照”。
8月23日，银监会办公厅以内部通知的形式发布了《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该通知自9月中旬被业界公开后，人人贷又一次被置于高倍放大镜下，检验其潜在的金融风险。
这不是监管部门首次提示“人人贷”模式的风险。但这一轮的警示却在六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次扩大存款准备金基数、三次加息以及发行67期央行票据等一系列银根紧缩政策的背景下，引发了坊间对网络借贷违约风险的担忧。
由于被银监会点名，人人贷网站的合伙人和员工们一度有些吃惊，因为外界曾误认为银监会所警示的就是这家公司。
然而谈到这股无形的压力，年轻的合伙人李欣贺却露出了天真的笑。“我相信这一轮曝光对整个P2P行业会利大于弊。”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合伙创始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所说的“P2P行业”，正是被银监会点名的“人人贷”。
“人人贷”，是指一种近年来由英国投资人创建的专注于个人对个人信贷业务的居间服务。在借贷环节中，网络平台充当了中介的角色，由于在线上交易的手续方便、利率弹性大，且期限灵活，个人和中小企业因此获得了极为便捷的资金来源。
在中国，使用人人贷的用户主要是需要资金的城乡小微企业主、工薪阶层和大学生，资金需求多在几千到几万元之间。正是由于人人贷填补了门槛高、手续繁琐的大型银行的一些业务空白，这种新兴的借贷模式发展迅速。
国家开发银行资深顾问、中国小额信贷行业专家王灵俊表示，大银行基本像一个大型水泵，把水从资金池子里抽出来，输送到大型国企、政府融资平台和大型民营企业上，像P2P和其他小额信贷的操作方式，拿一个橡皮管，把一部分水从资金池子里抽出来，疏导到微小企业和农户这个层次上，从这个层面上看，是有积极意义的。
如今，国内从事线上网络借贷公司的约三十余家，既有人人贷、拍拍贷这样的“纯线上”的借贷平台，也有诸如宜信这样的线上、线下并举的小额借贷公司。从第一家个人信贷企业建立以来，五年内，人人贷类公司的融资规模已经从2000万元剧增至今年上半年的60亿元。其中，最大的一家宜信，其放贷金额已达20亿元左右，并拥有6万借款人。
监管层对于人人贷模式亦持宽容态度。
尽管从事的是金融业务，但是国内绝大多数人人贷公司均注册为电子商务公司，不在银行监管之下，而其注册所在地的工商部门，通常没有专业能力监管这一新兴市场，因此，银监会的前述文件强调了这种网络借贷中介平台潜在的风险。
不过作为风险提示，人们还是不难从字里行间读出银监会对这一民间金融新生事物的理性和容忍。
王灵俊认为：银监会的“点名”方式是“温和、适当的”。网络借贷公司填补了传统商业银行的业务空白，因此应该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从鼓励金融创新的角度予以提倡。商务部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扶贫处处长、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白澄宇建议，不再使用“地下金融”来形容当下的民间借贷。
在人人贷网站合伙人李欣贺看来，现在网络借贷行业的外部环境，正如当年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企业发展的混沌初期。“等到P2P这个行业自身不断完善，网络借贷对民间金融的积极性会有更大的空间发挥。”
目前，银监会主要担心，在国家对房地产以及“两高一剩”行业调控政策趋紧的背景下，民间资金可能通过“人人贷”的平台流入限制性行业，从而影响宏观调控效果。由于“人人贷”行业本身又缺乏监管，有可能演变为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非法金融机构，甚至变成非法集资。此外，如果“人人贷”公司开展房地产二次抵押业务，也存在影响房地产价格市场的隐患。
在缺乏官方机构的监管之下，网络借贷平台对自身风险的如何防控，更多来自市场之手的调控和企业的内控。
以人人贷网站为例，记者发现这家网络借贷平台在确定贷款利率时，依据借款人的信用评级和偿还期的长短确定利率，并设置了24.4%的上限和6.10%的下限。此举既符合了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最高界定，也同时为了照顾借出人的理财利益。
此外，这家平台根据信用审核的为借款人评出多达七个信用水平评级，供借出人参考。评级的高低意味着潜在的违约率差别。
虽然借款人的借款额可以在最少3000元、最多30万元的范围内自行选择，但是为了分散潜在违约的风险，无论数额大小，每一笔借款都被拆分为最小50元一笔的标被投。也就是说，每一笔借款的收益或风险都由众多放贷人同时分担。
在整个借贷和还贷过程中，网络平台仅仅依照“居间合同”的原则，收取借款本金2%的成交费，以及在还款期间每月向借入者收取借款本金0.3%的借款管理费。这些成交费和管理费不仅支持着这家34人公司的运营，也会在一段时间内支撑着这家公司为垫付潜在违约而设立的风险保证金。
“对风险的防控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平台的核心业务之一。”人人贷的另一位合伙人杨一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透露，这家公司目前平台的违约率稳定在0.9%以下的安全水平，这一水平大大优于线下民间借贷的违约率。
在信用审核办公室，审核专员对每份银行存款证明的验证精确到格式的真伪。杨一夫表示，他们时常会通过网络活跃度的搜索、单位同事验证等多种可行手段，对借款人进行核查。而审核部门每个周末都有专人值班，利用借款人的休息对其进行视频“面试”。不少人人贷的用户表示，这一做法比国内银行信用卡申请要严格许多。
《中国新闻周刊》连日调查发现，当前从事“人人贷”线上业务的网络借贷平台，大都建立了相关的防范和自律措施。然而，随着借贷资本的扩大，这些措施还能否有效，有待时间的检验。
目前，与人人贷一样使用“纯线上”借贷的公司多达30余家，大多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为客户托管资金。实际上，包括支付宝在内的第三方支付企业，为其用户自动提供了充值、支付和资金托管的功能。
无论第三方支付企业是否乐意，它们已经被赋予了对网络信贷资金账户的托管功能。一方面，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企业对账户依法进行反恐、反洗钱等监督；另一方面，“人人贷”企业只能选择相信支付宝的反洗钱能力。
只是一旦资金的池子越来越大，其间的风险不言而喻。更令人担忧的是，网络借贷平台对于一般借出者的钱款来源无从审查。中银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陈广律师曾公开表达其担忧：“如果钱款是非法所得，比如走私、贩毒。现在通过网络借贷出去，还回来，黑钱就洗白了。”
针对这种潜在的风险，曾有央行官员和信贷专家均呼吁通过设立独立的第三方支付或监督平台，建立有效的防火墙机制。同时，要求网络借贷平台设立风险贷款准备金，存入第三方监管账户。
目前，已有从事“人人贷”的公司开始邀请第三方对托管资金进行监督。于2009年3月注册上线的红岭创投，2010年11月迎来了来自人民银行研究局对公司盈利模式和风险防控的调研。在央行的建议下，红岭高层已经找到作为资金托管方，从而成为业内首家以银行做托管的网络借贷企业。
然而，在泥沙俱下的资本市场，难免有一些投机者钻营出制度的空白处。
就在银监会发出风险提示后，“人人贷”行业便东窗事发。9月15日，一家名为“贝尔创投”的网络借贷公司成为国内首家被公安机关调查的“人人贷”平台。
经另一家“人人贷”企业通报，一名借贷用户在从多家网络借贷平台借款恶意逾期之后，利用这笔资金今年在江苏南通市成立了一家名为“贝尔创投”的网络借贷公司，并进而开出各种优惠条件向投资者集资。已被南通警方拘捕的网站创始人正是趁人人贷企业为其垫付逾期贷款的机会，觅得良机。
这家网站在简介中还特意彰显了穷人银行创始人穆罕莫德。尤努斯教授的理念，宣称公司主做小额贷款，让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名称不幸沦为国内不少“人人贷”企业的旗号。
研究信贷的学者指出，正是由于尚缺乏完善的借贷信用体系，“人人贷”在中国的发展面临更多的违规挑战。
这一点，在网络平台之外的线下P2P信贷领域尤为突出。从目前情况看，线下的P2P业务已涉及担保、转债券、信托理财等业务形式，甚至对于少数自称进行线上网络借贷的“人人贷”拿不到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的公司，也打着“人人贷”的旗号进行放贷。
行业内部人士透露，这类公司虽然对外宣称自己充当的是网络借贷中介，但实际这种形式在国内公司的业务量中占比很小。实际上，这类公司像银行推销理财产品一样向客户推销可出让的债权。通过与客户协商议定比例的回报率，公司将客户的款项转让给公司投资人，从而完成资金的出借。这种业务通常是这类企业中占多数的业务。
在信贷专家眼里，这是个人之间借贷最敏感的部分，也同时是风险最容易产生的部分。一旦公司投资人把转债权得到的资金继续用于放贷，然后再转债权，风险在无形中加大。而如果投资人不仅用自有资金放贷，而且向银行借款放贷，则信贷风险就进一步转嫁给了银行。民间投资者普遍认为，小额贷款的底线是把风险控制在一个机构之内，而不能转嫁到社会公众的身上。
目前有业内人士指出，在国内从事个人信贷规模最大的宜信集团，可能就是在这样操作。针对坊间的强烈质疑，宜信集团于9月19日在位于北京CBD区的公司总部特意召集了一场媒体沟通会。
面对近20家财经类媒体，公司CEO、投资人唐宁竭力捍卫自己和公司的操作。不过，这位投资人也首度承认自己也是公司平台上的一名出借人。在债权转让时，唐宁将自有资金借给有小额资金需求的客户，形成一种P2P的债权关系，随后他再将通过公司平台将这一债权转让给有理财意愿的客户。他也强调，“每一笔转让都经过第三方的公证，不存在任何的虚构和造假。”
不过，业内人士仍然担忧宜信在债权转让时的风险防控是否到位。
在自己的博客中，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白澄宇与宜信集团代表进行了一轮唇枪舌剑的论战。他写道，公众担心的是公司的风险杠杆率。“据媒体披露，你们注册资金1亿，但贷款总额20亿，其中唐宁先生个人转债权的业务占多少？您了解吗？”他问道。然而，宜信方面没有给予正面回复。
央行副行长杜金富在今年两会期间透露，有关监管部门正在针对网络借贷的现状，研究如何界定从事网络资金借贷服务的网络平台与网上中介的性质、地位和相关监管框架的内容。
目前，多数小额信贷公司和网络借贷平台也正在排队注册成为行业协会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的会员。截至2010年年底，这一组织拥有分布在27个省市的92家正式会员。其中的成员也经常会参加协会的日常会议，并与官员和专家共商人人贷的行业问题。
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白澄宇指出，需要建立行业标准以及门槛，通过行业自律来约束“人人贷”公司。而即将于10月18日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的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年会，预料也将讨论民间信贷极度活跃的背景下“人人贷”如何自律的课题。 ★
2011年10月8日，江苏南通，银行工作人员和企业家在“金融超市”活动现场交流。图/IC
民间借贷的求解离不开三个方面：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利率反映市场真实需求和破除金融垄断、让民间借贷合法化同时进行；另外，更需要探索更公平、更优良的货币调控手段
10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温州，对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研。
针对近期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借贷危机，温家宝指示当地政府“想尽一切办法稳定经济及金融局面”。另外，他还为民间借贷指出了一个方向，即阳光化和规范化。为推出解决措施规定了一个时限，他要求随行的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在“一个月内出台扶持中小企业的相关政策”。
从2010年底开始，持续收紧的货币政策，让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遭遇了更高的融资成本。在无法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以维持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只得把主要融资渠道，转向利率越来越高的民间借贷。年利60%、100%甚至200%这样离谱的高息也被曝出，老板“跑路”“跳楼”的新闻也是屡见不鲜。
一时间，民间借贷危机四伏，如果情况不能得到控制和扭转，金融稳定亦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已是老生常谈。尽管扶持政策频出，但大都停留在文件层面，实际操作中，因为各种各样的门槛，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而在政府紧缩货币政策的当下，许多缺乏资金的中小企业就越发转向民间借贷市场寻求支持。
温家宝总理的此次温州调研，被普遍认为是一次寻求解决问题之行。后续将会出台怎样的政策，来完成总理提出的扶持中小企业的四点要求，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发展，则成了受到广泛关注的焦点。
经济学家马津龙分析指出，相信总理视察之后，会有一些拯救中小企业的措施推出。
不过，未来的货币政策转向全面放松的可能性较小。温家宝在温州调研时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支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宏观调控特别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这也许意味着，化解民间借贷危机的风险，将会通过出台针对性的措施的方法完成。
中金公司近期的一份名为《中国民间借贷分析》研究报告也指出，民间借贷利率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是央行的信贷额度管制和银监会的表外业务监管。但是，监管机构并不一定会松动货币政策，以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
“针对性的措施或者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解决问题。”中金公司分析师朱博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银监会已经采取了一些政策来鼓励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贷款，比如将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权重从100%降至75%、不良贷款率容忍度提高至5%等等。另外，银监会还正在考虑小企业贷款不纳入存贷比考核，或允许银行发行金融债专项用于小企业贷款。”
如何在政策层面给民间资本以正确的疏导，让契合市场需求的民间资本得以“见光”，使需要资金的企业能够获得融资；同时，对民间资本进行专门的立法和监管，使贷款利率保持在一个健康合理的范围，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都是后续将要出台的相关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这些得以妥善解决，对于整顿金融秩序和完善金融体系，都将起到积极作用。但彻底解决民间借贷危机，这些政策恐怕还不足够。
民间借贷之所以面临目前的困局，除了民间借贷的资金过多流向投资性理财产品，和国有银行与民间借贷的息差而导致资金过多流向民间借贷公司之外，与货币政策调控幅度过大，开始过于宽松，后来骤然由松变紧，渐至完全刚性，货币供应与需求之间出现不匹配，也存在一定关系。
为应对自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央行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截至2010年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已经达到69.64万亿元。而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0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26.866万亿元计算，超发货币已经将近43万亿元。
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观点，当这些过多的货币呈现出通货膨胀的结果时，会有12个月到2年的滞后期。2008年以来一直到2010年10月份近两年的宽松政策，到了今年初期开始，CPI不断高企，终在今年7月达到6.5%历史高位。也就是从今年起，货币政策又开始过快过猛地转向。
自2010年10月以来，央行5度加息、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另外，在8月26日，央行还下发通知，将商业银行的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业务的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这一调整，相当于“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三次的效果”。
而此时，过少的货币追逐过多的商品，国有银行的利率又不进行调整，则民间信贷必然以高息的方式去满足这种对货币的饥渴需求，甚至，很多国有银行的钱通过各种方式变相成为民间信贷的资金来源。
与加息这种让每个用钱的主体都承担同样货币成本的手段比起来，紧缩贷款的货币数量控制方法，不但刚性极强，而且很容易形成差别化对待：原来那些还能贷到一些国有企业剩余零星贷款的民营中小企业，很容易成为第一批的牺牲品，从而贷不到款。
以国有体制为主的银行，信贷资金一般都是首先投向大型企业。虽然在近些年来，也加大了中小企业服务力度，但在目前的货币政策从紧、信贷紧张的局面下，有限的贷款额度更多地被用来确保国有单位和大企业的贷款。
另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门槛过高，中小民企平时就很难达到标准，何况在紧缩时期。在存款准备金率一再提高的情况下，银行放贷能力下降，自然会抓大放小，针对重点大客户发放贷款，以降低风险获得稳定收益，中小企业贷款因此更加困难。
当原本的民间信贷“合理补充”，变成了中小企业融资的唯一渠道，使得民间资本能够“待价而沽”，原本还算健康、还在可控利率范围内的贷款成了如今越来越疯狂的“高利贷”。中小企业又不得不“饮鸩止渴”，当利率越来越高的高利贷还不起的时候，资金链断裂，跑路、跳楼便就纷纷出现，危机终于爆发。
“民间借贷之所以阻挡不住，主因还是民营企业有需求，而金融机构又不能满足。”温家宝在温州调研时的一句讲话，概括了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和现状。
民间借贷的优点在于，它的资金会流向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企业。在经济学的层面，民间借贷资金效率是最高的。
作为一直存在的一种融资方式，民间借贷为大量急需资金而贷款无门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了资金融通，填补了社会资金缺口，是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民间资本也曾做出过巨大贡献。
在温州这样的城市，民间借贷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一直存在和发展着。今年以来，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使中小企业几乎不可能从银行获得融资，但是其在发展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却是越来越大，两者之间的资金缺口，为民间借贷的兴起腾出了市场空间。
一方面是资本的逐利本性，另一方面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两者一拍即合。
温家宝在温州调研还表示：“民间借贷要规范管理，防范风险，其目的是使它健康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需要规范管理、防范风险，就不让它发展。”
事实上，对于民间资本，在政策层面，近年来中国一直持温和态度。
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新36条”。
同样在2010年，由央行和银监会共同负责的《贷款通则》的修订工作中，也将“银行信贷”改为了“合法信贷”，将银行体系外的广义借贷吸纳进了合法范畴。
“国家陆续出台多个扶持鼓励非公经济发展和民间投资的文件，应该说中央的力度不断加大，态度日益鲜明，但执行落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也正是因为民间资本目前无法正常化和合法化，而只能在灰色地带运行，其相对风险成本自然比金融机构要高，加之需求加大，这也间接导致了民间资本利率普遍高企。而民间借贷的利率与国有银行之间利率的差异，就是市场提供的一个“租”。
“长期以来，民间借贷都缺少法律保障，缺少合法的身份。规范和整顿市场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堵上民间借贷的口子。”经济学家茅于轼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
要扫除一切不利于发展民间借贷的似是而非的“理由”，大力发展民间借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金融业的整体效率
近来整个金融业资金供应紧张，中小企业纷纷求告于民间借贷解决急需资金的供应。这造成借贷利息率高涨，企业负担加重，极不利于他们的生存和成长。讨论民间借贷的文章一篇接一篇，但是如何看待民间借贷，是赞成或反对，态度模糊，模棱两可。一方面认为，它解决了在我国僵化的正规金融之外有了一条给中小企业融资的出路，另一方面又怕规模越来越大，可能发生风险。它在体制外运作，还有扰乱金融秩序的嫌疑。因为没有理出问题的头绪，是非没搞清楚，所以政策建议方向摇摆。以我看来，民间借贷肯定是利大于弊，是非常值得推广的事。
民间借贷于企业有功
对民间借贷非议的第一个理由，是利息率这么高导致许多企业破产。利息率高是不好，这一点下面再谈。至于因此而倒闭，则把事情全搞反了。企业借到了钱反而破产了，难道借不到钱倒能不破产吗？事实上民间借贷避免了许多中小企业的破产，而不是相反。当然的确也有借到了钱最后还是破产了的，但是更多的是因为有了民间借贷而避免了破产。避免破产的没有报道，报道了的都是破产的，所以给人印象，好像民间借贷造成了企业破产。从银行的角度看，由于自己体制僵化，无法给中小企业融资，眼看他们不幸倒闭，最后拖累大银行。所以大银行很希望民间借贷能够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说因为民间借贷而造成更多企业破产是毫无根据的。
第二个理由是，民间借贷充满风险，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这要区分是什么样的民间借贷。如果是一对一的借贷关系，万一发生毁约只涉及两个人，绝不可能波及他人。这种民间借贷是最没有风险的金融业务，因为他们不像大的金融机构，涉及面广，一旦倒闭会发生连锁反应，造成大面积破产。而且经验证明，民间借贷的毁约率远没有大家所设想的那么高。如果谨慎从事，毁约率不到百分之一二，低于国营金融机构过去的坏账率。道理很简单，个人借贷无不谨慎从事，因为借出去是自己的钱，要不回来是自己受损，哪能不谨慎小心。
但是，如果民间借贷涉及从公众集资，然后由集资者发放贷款，那就会有风险。事实上各地的民间借贷大部分不是从公众集资，多半是有人介绍，互相认识。组织者一般都能赚很多钱，更不会有还不起钱的风险。除非是故意诈骗。再说，金融业本来就是和风险共生的，天下没有无风险的金融业(除非拿自己的钱放贷，严格讲那不是真正的金融业)。问题在比较风险的大小和利益的大小。从这个角度看，民间借贷是风险较小、利益较大的一种金融业务。
高利息是需求的真实反映
非议民间信贷的第三个方面，是对利息率的错误描述，不恰当地夸大高利贷的危害性。利息率高达180%(年息)，这是极为个别的例子，不足为凭。据我所知，当今的利息率一般约为30%上下。这种借款都是短期的，几天，几周，顶多半年。它们用于在边际上十分紧迫的用场。比如自己已经有了资金的大部分，还缺一小点。如果没有这一小点全部资金都不能起作用。或者用款非常紧迫，占用的时间又很短。真正的问题是，不在于利息率的高低，而在有没有钱可用。所以急需要钱的业主，愿意承担较高的利息率。企业的资金回报率是指长期投资中资金的边际贡献率。民间借贷的利息率和企业的回报率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资金利率，没有可比性。而且民间借贷多半是高质量的借贷，没有抵押或担保，手续简便，很快就能拿到钱，没有回扣中介等费用，还款自由，哪天还都可以，这就相当于活期存款。万一延期归还，惩罚条款比较宽松。这些条件非常有利于借入方，所以优质贷款利息率就应该高一点。
民间借贷唯一的坏处，是利息率太高，成了高利贷。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有三。首先是信息沟通不够。明明有低利息的资金可用，但是供需不能沟通，借了高利息的资金。这一现象现在利用互联网可以得到缓解。比如出借方可以在网上发帖，说明自己有多少钱，可出借多久，询问借入方愿意出多高的利息率(相当于资金使用权的拍卖)；借入方也可发帖，说明自己需要多少钱，借多久，询问借出方要求多高的利息率(相当于资金使用权的招标)。在供需竞争中双方的信息透明谁也欺骗不了谁，网上能找出大体上的供需均衡的利息率。
高利息的第二个原因，是出借方的供给太少，有限的资金供给不能满足借入方的需求，供不应求就会涨价。解决的办法是鼓励更多的人参与民间借贷。只要资金供给充足，利息率自然会降下来。我国银行有二十多万亿的居民储蓄，他们只能享受不到4%的存款利息。如果有合理的利息率，他们都会参与放款，利息率肯定会降下来。第三个原因是放款方不放心借贷的安全性，怕借了不还，造成供给减少。这一点是很难解决的。本来金融业就是有风险的，不可能万无一失。
如果大家都把储蓄的钱从银行提出来去放贷，会不会对银行的安全造成威胁？进而对市场造成冲击？不会。因为大家把钱拿出来不是去买商品，那会对市场造成冲击。大家拿钱出来是去放贷。借入的一方最后还是把钱存入了银行，只不过是换了存款人的姓名。因此对银行的安全性并不构成威胁。
用阳光心态看待民间信贷
认为民间借贷是剥削，这是妨碍民间借贷事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障碍。认为它是剥削的理由是“不劳而获”。但是要知道，整个金融业就是不劳而获，金融业的人不从事生产劳动，但是他们赚了很多钱。如果金融业赚的钱是剥削，就应该把金融业关闭。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看，金融业所赚的钱是财富的创造，因为它把钱调动到了最有效的地方去使用。整个金融业，不管是银行、证券、保险、股票，都是为了提高钱的使用价值。一个有效的金融业能够避免把钱用错了地方，去支持亏损的项目，去搞政绩工程，搞重复建设或低效建设。民间借贷恰好能够满足这些条件，是大大值得提倡的事。它帮助企业促进生产，自己也增加了收入，是财富的创造，对全社会都有利无害。
另外，中国执行超低的存款利息，容忍资金的低效使用，既不利于泡沫经济的治理，又剥削了存款人的应得利益。有人计算过因此而损失的财富创造每年可达几千亿元之巨。这也是我国居民消费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资金优化配置的角度看，有高回报的项目不放贷，把钱借给低回报的项目，是资金的浪费。所以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利息率高是资金优化配置的结果。没有理由说它是剥削而反对它。
许多人都呼吁，我国的银行应该重视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可是这种号召已经谈了十几年，丝毫不见改善。原因是同样的银行业其内部是有分工的。大银行只为大企业服务，只有小银行能够为小企业服务。美国有七八千家小银行，它们都是社区银行，为社区服务，所以中小企业的融资不成问题。我国至今没有对民间开放小银行的注册登记，所以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得不到解决。在这种条件下放开民间借贷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唯一出路。
至于民间借贷是否合法的问题，我认为个人之间的借贷往来政府无权干涉，只有保护的义务。现在规定“超过法定利息率四倍算是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我不明白，这个四倍的规定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为什么四倍以内是好事，一旦超出就变坏了？我有理由怀疑这个规定完全是拍脑袋定出来的，是毫无根据的，应该立刻废除。
要扫除一切不利于发展民间借贷的似是而非的“理由”，大力发展民间借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金融业的整体效率。 ★(作者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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