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李云迪弹奏的《梦中的婚礼》或《秋日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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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our》来自法国的通俗曲子,《梦中的婚礼》。我按照法文,把它翻译成《嫁给爱情》。&lt;/p&gt;&lt;p&gt;&amp;nbsp;&amp;nbsp;&amp;nbsp;&amp;nbsp;&amp;nbsp;这是我最熟的曲子,没有之一。旋律简单,家喻户晓,我能背出来谱子,或者,不叫背,像是弹着弹着顺出来音符。这首和水边的阿狄丽娜、秋日私语的旋律均一脉相承。&lt;/p&gt;&lt;p&gt;&amp;nbsp;&amp;nbsp;&amp;nbsp;&amp;nbsp;&amp;nbsp;&amp;nbsp;初次弹给别人听,是在南法一个小城市的火车站候车大厅,也许是在Annecy。我也不知哪里来的新鲜劲和勇气,跑到钢琴面前随手弹了这首。大厅很安静,他们很多人为我鼓掌,而我更害羞了,红着脸逃出去候车。如果在中国,我是万万没有勇气的。当然,中国的火车站,也没有钢琴。越熟悉的地方,越熟悉的人,往往并不能袒露内心。&lt;/p&gt;&lt;p&gt;&amp;nbsp;&amp;nbsp;&amp;nbsp;&amp;nbsp;&amp;nbsp;&amp;nbsp;那时我刚在法国待得不久。很快,法国发生恐怖袭击。我是害怕的,在我的那个城市工业区随后搜出大量炸药和武器。阴谋论不断发酵,我忐忑地不敢下楼。学校简单地举行了默哀和防恐演习,生活的表面很快恢复平静。那时我以为,没有哪一年的留学生像我们这一批那样倒霉。&lt;/p&gt;&lt;p&gt;&amp;nbsp;&amp;nbsp;&amp;nbsp;&amp;nbsp;&amp;nbsp;&amp;nbsp;直到今日,病毒肆虐了全球。我才发现,平静安宁和一路顺遂往往才是人生的奇迹。国内的病毒渐渐控制了下去,可是依然还有许多学生正在准备出国留学,抑或在国外待着并祈求自保。&lt;/p&gt;&lt;p&gt;&amp;nbsp;&amp;nbsp;&amp;nbsp;&amp;nbsp;&amp;nbsp;&amp;nbsp;希望可以祝福这个世界,祝福我们,祝福大家。当然,就像这首曲子一样,祝愿在这场战争中幸存的我们,都会嫁给爱情。&lt;/p&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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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悦宁,女,文学硕士。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南宁市作家协会会员,“绿城玫瑰”作家群成员,入选广西作家协会“文学桂军”新锐作家扶持计划项目。曾获第八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出版有诗集《小经验》。

无事之日独自在家,外面的雨下得越大,我越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这是弹琴的好时候,雨声早已把生涩而尚不流畅的琴声覆盖,我得以尽情使自己喜爱的旋律流淌在指尖,在雨里。

一日又到黄昏,一季又到深秋。这注定又是庸常的一天,正是因其庸常,我的、所有人的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和小过失都会在明天到来之前被原谅掉。这里不说“世俗”而说“庸常”,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从世俗和俗世中走出过哪怕只是一天。而音乐,以及类似这样的美妙的事物,常常反衬着我的粗鲁、无知、渺小。女子们争相美体塑形、对镜贴花黄、穿上罗衣华服,都是极好的,可以让沉重的肉身由此变得美好精致,但这些无益于解决我目前的困境。而世上总有那些被缪斯之神无限眷顾的人,让我羡慕嫉妒爱。音乐、绘画、文学……各种艺术形式让只是对它们稍有爱好的人也能找到些许纾解慰藉之道,即使只是偶尔从沉重、粗粝、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暂时抽身,也难以避免过于现实、过于功利,遗憾自己不能精通其中任何一门技艺,但还是庆幸自己对弹琴稍有爱好,使我不时得以提醒自己不能彻底跌落到泥淖中去,更提醒着自己不能变得无聊、庸俗、麻木到自己也无法忍受的程度。

这被誉为“乐器之王”的物件确是一种前电子时代的器械,于今显得尤为朴拙和厚重,但它自然有着另一种意义上的精密和轻巧。不知是否正因如此,它才能使人甘愿从手机中解脱出来——从难以得到回应的情绪、情感、情愫中解脱出来,陷入对音符与乐理的钻研中去。

弹琴和写作一样,都是借助隐在或显在的物事与自己交心谈话。但很多时候通过文字来表达还是失之沉重了,不如无须借助歌词来造势的乐曲那么利落和饱满。和作家创作的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一样,浩如烟海的钢琴乐曲中也有大量可以按图索骥、形成互文的文本。作为弹奏者,初面对陌生的乐谱时需要进行文本细读般地、逐个小节逐个小节地琢磨,又要在吃透乐谱后进入目无全牛、不求甚解的境界,如此方可很好地对乐曲进行演绎。

“渴望孤独是一个人仍然具有精神的迹象。”克尔凯郭尔如是说。和文学一样,音乐远非奢侈品,阅读和听音乐二者都不需要太高的门槛,只需适量的孤独、适量的对精神富足的追求,即可进入其背后的丰美世界中畅游。写作和弹奏可以视作其进阶。尤其是弹奏,反复多次的练习使手部肌肉在黑白键盘上的特殊场域中形成特定的记忆,这时的音乐就成了心中最神圣最纯真的部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小学校园,广播里播放着气势磅礴的进行曲。男生们从器材室搬来脚风琴,娇小的音乐老师提着装有三角铁、碰铃、木鱼、铃鼓、沙锤等简易乐器的小箱子穿过长长的走廊款款来到教室。四十五分钟的音乐课,我们学着唱一些欢快蓬勃的歌曲,有时也学一些动作简单的舞蹈。歌曲朗朗上口,舞蹈活泼向上,但如今回想起来内心似乎少有触动。放学后去鼓号队训练,大鼓、小鼓声铿锵,大号、小号声嘹亮,大镲、小镲声昂扬,合奏出浑然和谐的出旗曲、退旗曲。重复的练习中,渐渐有些木然,仿佛觉得这还不是真正的音乐。

学琴使我在音乐课和鼓号队训练以外的时间进入了另一个音乐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首先认识的是车尔尼、拜厄、巴赫。那时年纪尚幼,欠缺耐心和灵性,玩性也大,对课余时间只能枯燥地练琴这件事总是心生抗拒,因此在一众琴童中只算表现中等。老师颇有些失望且坚定不移地说:“弹琴弹得一般般,在学校里成绩肯定也一般,弹琴和学习都是相辅相成的。”我当然没有反驳老师,告诉她其实我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年年都是市三好学生,衣袖上有“三道杠”。我只是在她的喋喋不休中继续机械地敲击琴键,心里默默地盼着快快下课回家。

但小小的小学校园里也有我羡慕的人,尽管她的成绩在班上排在末尾。她也学琴,早已考过十级,常有机会外出表演,拿了好几个奖。我有自己的骄傲,本不羡慕这些,直到有一次在学校的文艺会演上看到她弹琴。那首曲子我也会,并自认为那是自己最熟悉和最擅长的。但我当时听到的像是另外一首曲子——更繁复、更流畅,也更令人动容,心绪随之摇摆。那女孩的手指在八十八个琴键上自在游走,时而像蝴蝶灵巧地翻飞,弹到一连串的琶音时,修长的十指张开,变成了两只并不难看也不会令人觉得恐惧反而感到可爱的蜘蛛四处调皮地爬行。对琴艺一直懵懂的我那时才知道,同样一首平平无奇的曲子,有些人就是可以把它的音色和韵味处理到极致。

读高中后,数学于我而言越来越难,我的学习成绩不再名列前茅。数学老师和教我弹琴的老师不一样,没有否定像我这样“苦数学久矣”的学生,而是温和地宽慰和勉励我们,现在才高一,以后年纪大一些,比如,高二高三的时候,或许就能够理解那些现在还理解不了的难题了。那时,做数学题已取代弹琴成了最令我感到棘手的事。数学难题是否会随着年龄增长迎刃而解,我已没有机会去印证,毕竟进入大学后学了不需要学习数学的专业。

但弹琴确实因为年龄增长变得比小时候容易多了。生活对于任何一个人都非易事,吃透曲谱所花费的脑力、弹琴所用去的体力,比应付生活中的一地鸡毛时要小太多。身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为了把自己的肉身和灵魂安置得妥妥帖帖,即使远非筋疲力尽,但也是身心皆疲——世上大多还是凡人。

乐理和指法的基本功尚在,弹琴花费的力气小,又可以在闲暇时对声音进行一番审美、想象,何乐而不为?

重拾琴艺后,我先是练了几首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曲子。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流行金曲。曾几何时,高档餐厅里、电视上股票板块的背景音乐,多是清一色的《秋日私语》《梦中的婚礼》《水边的阿狄丽娜》……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些明白晓畅的纯音乐,更是普及到了菁菁校园,取代了原本尖锐突兀的上下课铃声,使象牙塔平添了些许优雅气质。

这样的曲子练习起来很快就能上手甚至烂熟,无非是因为它们的主旋律广为流传,我早已耳熟能详。不过在世界范围内,理查德·克莱德曼这样的流行演奏家并不十分受专业人士推崇,更称不上顶级的钢琴家——正如真正的诗人不会认为汪国真的诗歌是经典之作。对于音乐中的学院派来说,或是精英写作以及标榜独立的先锋诗人来说,流行就意味着通俗,而真正的艺术必须要有个性。克莱德曼和汪国真各自代表作的演奏难度或写作难度,注定了它们难以称得上黄钟大吕、阳春白雪。

在中国,克莱德曼可以说是广为人知的钢琴家之一,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为其动听的乐曲所深深倾倒,能够亲自弹奏一首克莱德曼的曲子甚至成为许多业余爱好者学习弹钢琴的初衷。克莱德曼的曲子,其鲜明的主音在伴奏的烘托下有行云流水之感。在这样的行云流水中,有线条、有强弱、有主次,短短几分钟内完整表达了一种情绪或诠释了一种美,余韵无穷,经久耐听,使人易于进入情境并若有所悟。

古典音乐蕴含着更多的哲理和知识,其数理逻辑与艺术想象的高度融合更是流行乐所不能比拟的。那些饱含悲悯的旋律,那些浓缩了人类理性和感性的节奏,用当今的网络流行语来说,很多时候“我难以理解,但我大受震撼”。不仅大受震撼,还能从中大受滋养。时不时会在不少中文流行歌曲中听到对西方古典音乐的引用或化用,如周杰伦《琴伤》中的《六月·船歌》(柴可夫斯基)、S·H·E《不想长大》中的《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莫扎特)、4 In Love的《一千零一个愿望》中的《小步舞曲》(巴赫)。每每这时我总忍不住皱眉,觉得这样的歌曲再好听也宁愿快快跳过。我偏执地认为,这是今人的创造力有限,不得不以所谓“致敬”的方式来加以掩饰。向经典致敬的方式很多,将经典(哪怕只是片段)用在自己的作品中,虽谈不上剽窃,但无疑是最无创新和个性的一种。

上小学时,学校常常不定期地布置大家周末的时候在家收看电视台上播放的电影,无非是《闪闪的红星》《地雷战》《地道战》之类的革命题材红色经典。有一次,学校布置大家收看的是外国影片《一曲难忘》,这是关于浪漫主义钢琴诗人肖邦的一部老电影。片中我看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斗争者。肖邦有着难与其扮演者身形相对应的敏感纤弱的心灵,同时又满怀着激情。不知是否正因如此,他才会以钢琴作为斗争的武器,写就了大量以声音为意象、流淌在琴键上的经典诗篇。抑或是,正因他善于作曲和弹琴,同时富有抗争精神,所以才会以艺术家和斗争者的姿态站立在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中。

《a小调圆舞曲》和《b小调圆舞曲》,我对肖邦这两首短而妙的、小品文般精湛的圆舞曲情有独钟,闲暇时总忍不住弹了又弹。不同于《幻想即兴曲》的酣畅澎湃,也不同于《华丽大圆舞曲》的繁复华美,更不同于《c小调革命练习曲》的雄壮奔腾……这两首曲子轻巧、浪漫而澄澈。两三分钟即可完成演奏的《a小调圆舞曲》里,有甜蜜和叹息,有往昔回忆带来的温暖,有对自己所迷恋的人、事、物的试探和询问,有小事件对个人命运带来的转折,有无奈和失望,而一切又都消失在梦境中。而带有玛祖卡风格的《b小调圆舞曲》中,伤感的成分更多一些,这为弹奏者呈现出一种画面感。画面中的人在浓重的忧伤中不断起舞,细看,那人分明是在尘世中狼奔豕突的自己。

肖邦的祖国波兰,有着沟通东西方文明的独特地理位置和不断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是否正因肖邦生于斯长于斯,他的曲子才有着介乎东方文明的含蓄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奔放情感之间的元素?这似乎可以称之为“典雅”,但这一具体的词显然又还无法很好地概括和形容。纵观这个国度文学艺术领域的其他代表性人物,基耶斯洛夫斯基、米沃什、希姆博尔斯卡、扎加耶夫斯基……他们的作品也都无不有着自己的异质性,那么迷人,海洋或夜空般深邃。

这些创造了深邃而深厚的人类文化遗产的大师中,只有肖邦的名字成了宇宙中一个天体的名字。我无所依凭,看不到这颗编号为3784的小行星,但能够想象出它如何在自己的轨道上孤独地运转,浑然不知前方会有何际遇或险境。

《一曲难忘》使我第一次对一位作曲家有了稍微深入的了解。我第一次想要自觉地练习一些考级曲目以外的曲子,但不久后我就上中学了,日益繁重的学业使我的学琴生涯不得不告一段落。从此再也不必天天练琴,也没有了考级的压力,不由大大松了一口气,又感到有些怅然若失。我仿佛从此少了一位朋友,虽然这位朋友只是偶尔陪伴自己,但无法说它一点儿也不重要。也从此少了一种在无尽时光中相互消耗的事物。

没有琴声相伴的近二十年,我不断苦学、考试、升学、工作、离职,做下一份工作,谈恋爱、结婚、生养孩子,在阅读和写作中独自探索。只经历自己应该经历的事情,也承受了自己所应该承受的所有。

虽无琴声相伴,但我形成并保持着聆听经典音乐的习惯。这些名曲,只有极少数我会弹,大部分不曾尝试过弹奏,只是旋律越来越熟悉。音乐APP里看到有网友写了这样一个抖机灵的段子:“巴赫抗躁动,海顿抗抑郁,莫扎特抗失眠,贝多芬抗萎靡,柴可夫斯基抗饥饿,马勒抗瞌睡,拉赫玛尼诺夫抗寂寞……”获赞无数。但对我而言,这仅仅只是列举了世界上最著名的音乐家的名字和人类最寻常的几种状态而已。人性之幽微、之深不可测,我以为并不能简单地诉诸文字。

那么,诉诸音乐呢?远比文字虚无和缥缈,远比思想和情绪具象的音乐。

停电的夏夜,百无聊赖,我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的,之后好长一段时间都在单曲循环。自学热爱的曲子,直到弹得流利后,录一个小视频作为记录,敝帚自珍,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成了我的小目标。但这一次,在理解作曲者心境之前,我不打算这么做,仿佛这样不够庄重。

懒于阅读已久的我开始在下班后读《时间的噪音》,英国作家巴恩斯以肖斯塔科维奇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这个“终生都在等待枪决”的作曲家,是苏联高压环境下“只有两种类型的作曲家:战战兢兢活着的和已经死掉的”中的前一种。在饱经世故和奇怪的天真之间,在英雄和懦夫之间,在大片的红色和布尔乔亚之间,在自由和枷锁之间,肖斯塔科维奇及其作品维持着一种鲜见的平衡。

仿佛戴着镣铐跳舞。仿佛每晚穿戴整齐,收拾好小行李箱,在公寓楼的电梯门前等待被捕,是一种宣示体面和对抗时间噪音的仪式。我知道切·格瓦拉所说的“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到了现在,早已变成了逃避和妥协的托词,远远无法跟肖斯塔科维奇的境遇和抉择相提并论。我们所秉持和践行的,最多只能算是一种中庸的心态。

《第二圆舞曲》原本出自肖斯塔科维奇的管弦乐组曲《第二爵士舞曲》,被改编成钢琴曲后,原曲的层次难以避免地有所削减。我坐在琴前,连续敲击着被改编得已有些沉闷的和弦,琴发出的声音有些单调,已失去了那让人既骄傲又惆怅的调调。

人是自然之子,而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内心应该是复调的。

我以为,这种“复调”不是指“胸有激雷而面如平湖”,或简单的知世故而不世故。这种“复调”,应是可以接受平淡无奇的自己与周遭,并对此感到足够坦然,但仍旧可以在日复一日的随波逐流中,葆有仅仅面向自己内心的隐秘耳语,葆有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借以倾诉悲欢的方式。

正如,雨天在家弹琴,是为了借他人写就的诗意,说出自己的境遇和习见的风景——晴天,太阳和月亮照常升起;雨天,琴声在簌簌的雨声中使夜空更加寂静。

红豆生南国 此物最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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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造就了他,他也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你或许对德彪西的《月光》并不熟悉,但你一定听过《星空》;你或许无缘欣赏《亚麻色头发的少女》,但一定能随口哼出《梦中的婚礼》。

在过去的三十五年岁月中,来自浪漫之都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成为了至少三代人的共同记忆。脱离了那些从学校广播、酒店大堂、自助服务,还有正在作业的洒水车喇叭中传出的熟悉又老套的旋律,如果你是个年轻人,最多只会觉得金发碧眼的他有几分似曾相识。

然而,当你在父辈面前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的面庞却会浮现出激动的神情。

即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当年的克莱德曼完全符合“高质量人类”这个词

在物质、精神和信息三重匮乏的80/90年代,这位全球公认的“钢琴王子”,克服了语言文化的隔阂,让自己的音乐飘入千家万户,成为了无数中国人的音乐偶像。

这个故事,还要从他的童年说起。

1957年,理查德·克莱德曼出生于巴黎郊区小镇罗曼威鲁,本名菲利浦·罗贝路易·帕杰斯。在身为钢琴教师的父亲的熏陶下,他除了爆表的萌值以外,还表现出了较强的音乐天赋。

四岁时的小帕杰斯已经能够用玩具钢琴熟练弹奏《菲菲圆舞曲》的片段

16岁时,以第一名成绩从法国国立音乐学院毕业的帕杰斯,进行了一次艰难的人生选择。面对生活的压力,他不得不将对肖邦的爱藏在心底,转而走上了一条更加“现实”的音乐之路。

毕竟,想在古典音乐界拥有一席之地,除了信念,还需要财力和环境的支持,而这些都是出身普通的他所无法拥有的。

在通过宴会、酒吧演出赚取生活费的过程中,帕杰斯也引起了达芬唱片的两位合伙人——森纳维尔和杜桑的注意。这家刚刚成立不久的音乐公司,急需一位新锐演奏者来挑起大梁。而帕杰斯不论外形、技艺,还是最“重要”的工资要求,都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仿佛一件上帝赐予的礼物。

森纳维尔(左)和杜桑(右)是“钢琴王子”形象的总设计师

两位“伯乐”不仅仅是音乐制作人,他们都有过电视台工作经验,谙熟传播学原理。这位青年才俊的一夜成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营销奇迹。

比如,他们给帕杰斯起了更有国际范的艺名,也就是日后我们所熟悉的理查德·克莱德曼(Richard Claydeman)。

他们聘请专业形体师和服装师,为其打造独一无二的人设。

在完成克莱德曼的成名曲——《水边的阿狄丽娜》完成后,这对导师并没有选择电台推广。他们信心满满地将其免费送给当时一部热剧充当插曲,连曲名都没有公布。结果一集刚刚播完不久,电视台的号码就被疯狂的观众打爆,全巴黎都要求能够再听到“昨晚电视上的音乐”。

觉得时机成熟的达芬公司,很快推出了同名专辑。浪漫唯美的曲风,克莱德曼让人过目不忘的迷人形象,让这张唱片一经推出就被抢购一空,不得不数次再版。

《水边的阿狄丽娜》,在国内又被译作《给爱德琳的诗》,共包含16首原创钢琴曲

在接下来的9年中,趁热打铁的达芬唱片为克莱德曼一口气制作了18张个人专辑,在38个国家的总销量破亿,创造了轻音乐史上至今也无法打破的记录。

在这股热潮下,国营天津音像公司于1986年将“钢琴王子”正式引入国内。属于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音乐新世界,也就此开启。

中国听众最为熟悉的《命运》,实际上是一部精选集,收录有他最受欢迎的16首曲目

尽管克莱德曼近半个世纪所取得的艺术和商业成就,大部分都跟中国有关,但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在被中国听众熟知前,他就已经彻底征服了高度成熟的欧美音乐市场。

克莱德曼的无比辉煌的中国时代,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相对特殊的国情,将其赖以成功的演奏风格和商业模式无限放大的结果。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80年代初国内的音乐教育和人才培养出现了严重的断层,大众的音乐欣赏能力更是无限趋近于零。

很多人唯一见过的“大型键盘乐器”,是音乐课上的脚风琴

而当克莱德曼的卡带第一次被人按下播放键之后,过去晦涩难懂、深奥至极,甚至属于政治批判对象的钢琴曲,竟瞬间变成了明澈动人的一泓清水,缓慢的流入人们的心田,泛起无限涟漪……

说得更简单粗暴一点——如果两元店门口的破喇叭里面传出了一些悦耳的声音,那一定是因为老板播放了克莱德曼的曲子。

就风格来看,克莱德曼大部分作品的长度均控制在四分钟左右。主题明确,情绪直接。音和规则没有复杂的变化,基本都是舒缓的四三拍圆舞曲结构。

从整体形式上来说,所谓的“克莱德曼钢琴曲”,只是以钢琴为主角的轻音乐。他的演奏效果高度依赖弦乐,乃至电声乐器的伴奏,明显属于追求快速批量生产的工业化产品。

然而,即便是“哆来咪”都唱不全的听众,也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情绪:

《给母亲的信》,总让身在外地的人因为思想之情而湿润双眼;《童年的回忆》前奏响起,便让人看到了岁月的无情;《水边的阿狄丽娜》中琶音的清扬婉转,仿佛与恋人一道置身于爱的海洋;《秋日私语》,又让我们眼前浮现出与家人一起漫步枫林的幸福时光……

克莱德曼就是用自己并不“纯正”的钢琴曲,征服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广大听众。

满屏的“洗剪吹”风格,也非常符合喜欢热闹的中国观众的口味

流行,是基于当下娱乐诉求、社会价值观、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之上的群体审美倾向。

如果说克莱德曼在西方世界的成名,是因为当时被舞曲风统治的欧美流行乐坛需要一股清新的空气。那么他在神州大地上所获得的认可,则是刚刚经历国门打开,如饥似渴般寻找精神食粮的父辈们的必然选择。

《命运》在国内奏响的1986年,电唱机和收录机已经走进了城镇家庭,这部作品也几乎成为了家家户户必备的“装机软件”。

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随身听、CD机的迅速普及,克莱德曼的音乐以更高的质量和更强的便携性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1992年3月29日晚,在11亿人的翘首期盼下,克莱德曼终于来到了中国,举办了名为《东方情调》的个人演奏会,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随后录播了现场实况,其收视率超过了当年的春晚整整七个百分点。

在两个多小时中,克莱德曼接连演奏了25首作品。其中既有个人代表作品的原音重现,也有让人惊喜连连的中国流行与传统音乐改编。音乐会临近结束前,《太阳红》的经典旋律响彻首都体育馆上空,现场的气氛到达最高潮。

克莱德曼的首次来华,不仅让国内承办方第一次接触到了国际化的演出合同,全程拉满的演出效果,也让久旱逢甘霖的观众们大饱眼福——人们终于亲眼见证了他的精湛技艺和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

曲目间隙穿插有各种妙趣横生的互动,新颖的舞台形式让人大饱眼福

从被动聆听,到主动欣赏的过程中,总有人的脑海中会萌发探究事物内核的欲望。在这场视听震撼之后,万千中国人心中响起了同一个声音——

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当时“劝导”孩子学习钢琴的套路,通常都是这样的:

放(弹)一段《致爱丽丝》或者《梦中的婚礼》,然后问道:

对于入门者而言,克莱德曼钢琴曲不仅仅能够激发兴趣,它悦耳动听,容易上手的特性,还能通过持续不断的正反馈,缓解钢琴训练过程中的枯燥和挫败感。

纵然克莱德曼在作品中也不乏炫技成分,比如《童年的回忆》第二段快速下行琶音,《星空》过门中八度颤音,但整体来说难度不算太大,五级水准就能基本驾驭。即便是入门者,也能弹出至少“感动自己”的效果。

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得以在初、中级练习和考试曲目中长期霸榜。

国内的钢琴入门教材和琴谱,仿佛不印上克莱德曼的肖像就没人要

钢琴学习热所催生出的“硬件”刚需,还挽救了当时濒临绝境的国产钢琴制造业。1994年,北京钢琴厂在改制为星海集团之后起死回生,日夜赶工也无法满足雪片般的订单需求。

94年一台星海115H的购买资格,在一些地方要用五张“桑塔纳票”来换

彼时的南方大地,更是涌现出了许多不知名的新厂家。有的奸商改用18磅铁锤3锤定音,让大量“流水线次品”流向了市场。还有的企业主,拿克莱德曼的石膏像代替了关二爷,放在神龛中每日供奉以求财源广进,用各种无下限的无厘头提前诠释了“非蠢即坏”的含义。也有的品牌恪守底线,逐渐成长为了国货精品。

抛开了那些或让人热泪盈眶,或让人啼笑皆非的历史片段,严格而言,克莱德曼其实并不属于中国古典音乐领域,应该归入流行音乐的研究范畴。然而,谁也无法否定他在中国钢琴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所贡献的重要作用。

虽然在国内接受过的近百次专访中,他从未表露过类似的意愿,但在客观上,这位大师成功启发了中国人的音乐审美,以及整个社会对音乐生活的向往。

在中国音乐教育基本普及,听众审美能力逐步提高的今天,长期享受中国人“零差评”的钢琴王子,却在如今多元化的社交网络时代,成为了争议人物。

在学院派看来,克莱德曼曲目中的古典元素,实际上只是“彩蛋”般的存在,他并没有普及古典乐,连通俗化的改编都算不上。

著名钢琴家周雨思对克莱德曼的“古典属性”做了如下客观总结

在刷出一堆亮眼的销量和票房数据的同时,克莱德曼一生并未获得过多少有分量的音乐奖项。就连“钢琴王子”的称号,也源于美国第一夫人南茜·里根当年随口的一句客套话。再加上学术界的集体Diss——诸如“难度偏低”、“结构简单”、“缺乏变化”、“乏味油腻”等等差评,也随之让不少人主动关闭了美丽的童年滤镜,纷纷加入了质疑者的行列。

这些关于克莱德曼“艺术成就”的文案,隔着屏幕都有一股浓烈的尴味

在互联网的放大和扭曲之下,德艺双馨的他,也时常被负面事件包围——他代言的钢琴,一度被人怀疑是“假洋品牌”。

近十年来,克莱德曼频繁来华演出,但却不见98年黄果树瀑布露天音乐会的震撼盛况。有时在楼盘发售、企业年会的舞台上,也能发现他的身影。

在这些规格不高的演出中,伴随昔日偶像的常常是错误百出的弦乐四重奏,经常盖过主奏声的伴奏带,简陋的灯光和粗制滥造的PPT舞台背景……一幕幕不忍直视的画面,让无数人直呼“毁童年”。

或许,属于他的时代已经真的过去了。

打着米其林招牌的炸鸡店、欧美古典届的刀郎、精通“财富密码”的洋倒爷……曾经迷倒亿万国人的钢琴王子,就这样被贴上了各种网暴标签。对此,克莱德曼从未反击,甚至没有半句辩驳。他只是默默守护着自己的事业,同自己全球各地的粉丝们亲密互动。

克莱德曼始终热爱着他的中国乐迷

或许,他就是当年教会你九九乘法表的那位启蒙导师。多年之后,当你拿着高数课本站在他的面前,没等开口,他已经尴尬地摇头:“对不起,我教不了现在的你了。”

通过巨人的肩膀看到更为广阔的天地的我们,低头回看那些曾经的启蒙者,可能也会发现他们的水平其实并不算顶尖。

有人在为自身成长感到骄傲的同时,并不会忘记对恩师的爱与感谢。而有的人则动辄嘲讽鄙视,恨不得赶快与其彻底划清界线,才能彰显卓尔不凡的自我价值。

在克莱德曼16岁黯然离开巴黎音乐学院的时候,他默默地对自己说道:“或许,我已经没有机会到达理想的高度,但我可以用自己的音乐帮助更多的人,让他们奔向更远的地方。”

今天,无论钢琴王子昔日的流量们如何看待自己,已经布满岁月痕迹的面庞,依然会闪现出那标志性的微笑——因为这位年近古稀的这位老人知道,他一生所致力的事业,已经接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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