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r今天不安利作品。

Sir的老朋友，影评人 @文白 ，以及，他最偏爱的华语电影导演。

前段时间看他这篇文章，Sir过程中一度情绪复杂，看完后，又收获了难得的平静。

心照不宣，它恰是当下你我都稀缺的姿态。

大概没多少人会关心——

4月29日，胡金铨诞辰90周年的日子。

一位25年前便已去世的导演，还有什么再提的必要？

但近来发生的一些事总是会让我想起他写过的一句话：

“与其和群众站在一起，不如与真理站在一起”。

胡金铨说，这句话引自卢梭。

我们觉得，这也恰是这位华语影坛最重要的导演之一，自身的写照。

1997年1月31日，台北殡仪馆，胡金铨葬礼。

葬礼的祭坛是导演王童设计的，在生平列表旁，放的是一张他操作摄影机的图片，写着几个大字：永怀电影大师胡金铨先生。

治丧委员会的邹文怀们来不了台湾，但胡金铨的弟子们却不会缺席，徐枫、张艾嘉、郑佩佩、石隽等人手执黄菊，围坐在灵前。

祭坛上，还放着连战、宋楚瑜等人送来的匾额，规格不小。

有人致辞，模仿胡金铨的语气，开头第一句：老朋友们都叫我小胡。

“小胡”，老朋友们接连离去，恐怕很多年没人这么叫过了。

似乎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个简单的小手术能送了一位电影大师的命。

似乎更没有人想到，一代电影大师，晚年会落魄至此。

整个葬礼的流程很短，下午两点开始，四点，主持流程的导演李行便宣布将遗体送往第二殡仪馆火化，人们跟着车，一言不发。

想着也仅仅是一个月前，胡金铨的结拜大哥李翰祥也才刚刚离世，而那个时候，身在美国的胡金铨甚至连参加大哥葬礼的机票钱都买不起，还是在数日之后，靠弟子郑佩佩的帮忙，才得以赶到台湾。

想着恐怕也只是几天之前，人们谈到胡金铨的墓地，才得知他想安葬洛杉矶的遗愿，但一贫如洗的胡大导演哪有钱买墓地？后来还是吴宇森得知了这个消息后，毅然把自己预留的私人墓地送给了胡金铨。

那个时候，恐怕大多数人会心生不平，感慨着天道不公。

何以一个堪称伟大的导演会得到这样的结局？何以胡导演准备了那么多年电影，等到终于即将开拍时却意外离世？何以偌大一个电影圈，连胡金铨这样的人都无法生存？

人们只知道，也正是在那一年，香港电影迎来急剧的下滑势头，连带地，我们称之为黄金时代的港片荣光，消失了。

放开你对老人家固执的眼光吧，我们先进入胡金铨的世界。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们也是先从别人的口中“了解”的胡金铨。

李安说胡金铨是致力于华语电影艺术性的先驱。

杜琪峰说胡金铨把中华文化带到了欧洲。

2000年，《卧虎藏龙》，电影中出现了致敬胡金铨《侠女》竹林打斗的一幕。影院里的杜琪峰相当激动：“李安导演，你真得到了那场戏的神韵。”

2004年，张艺谋《十面埋伏》，同样致敬竹林大战。李欧梵博士差点要破口大骂：“镜头背后的意境，张艺谋完全不能理解。”

1992年，徐克的《新龙门客栈》，翻拍自胡金铨电影；

2003年，蔡明亮的《不散》，片头片尾用的也是《龙门客栈》；

1988年，王家卫的《旺角卡门》，动作指导董玮说，黑帮厮杀压缩空间的处理方法是来自胡金铨的《大醉侠》；

2013年，贾樟柯的《天注定》，在各种不同场合表明，电影就是借鉴胡金铨“穿越流动”的美学。

2015年，侯孝贤唯一的武侠片《刺客聂隐娘》终于上映，人们一眼便看出胡金铨的影响来，他研读唐史，细心考究，这部电影也给他带来了一座戛纳最佳导演的奖杯。

刁亦男《南方车站的聚会》里用了《大醉侠》的声音，路阳拍摄的《绣春刀》同样致敬了竹林，更年轻的陈哲艺，《热带雨》里就播出了《大醉侠》和《侠女》的片段……

但凡一个有艺术追求的导演涉及到武侠或者动作，总跳不开胡金铨，总是会想着该怎么致敬一下胡金铨。

但胡金铨，从来都是“不合时宜”的， 他不站队，也没有自己的所谓圈子 。

或许可以从《侠女》的一个细节来了解这种“不合时宜”。

《侠女》改编自《聊斋志异》的故事，原文短短几千字，胡金铨给拍到了三个小时。

故事是说落魄书生荒宅遇鬼，结果这个女鬼是忠臣杨涟之后，正在被东厂追杀，于是书生小姐联手杀敌。

但有意思的，就在这“大义凛然”的书生身上。

书生顾省斋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拒绝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一口一个“淡泊明志”，但从他不断重复诸葛亮的《出师表》可以看出，其实他并非是个真正无欲无求的人，他骨子里的名利心还是很重。

他的理想是和诸葛亮一般，一朝闻名天下知，做成那偌大的功业。

胡金铨在这里讽刺的是他身边的好友，也就是知识分子，看起来一个比一个傲骨，但心里却比任何人都渴求名利。

《侠女》中当然帮他实现了那份功业，深夜荒宅中，书生顾省斋凭借各种精巧的机关设计，以弱敌寡打退了东厂的进攻，他站在高楼上，“羽扇纶巾”，得意大笑。然而当他得意忘形时，忽然意识到地上躺的都是一个个尸体，是曾经活生生的人，于是惊慌失措，从此没了方向。

知识分子啊，胡金铨狠起来，连最撑他的这个群体都不放过。

这让我们想起来倪匡说过的这么一个故事。

1967年，他去台湾，在宾馆的角落里发现了胡金铨，只见他一个人呆呆地一脸沉思，于是上前询问，“你在这里干什么？”

后来倪匡才知道，胡金铨因为一个镜头里的云到底是满谷还是半满还是初起而伤透了脑筋，已经坐在这苦思了七八天了。

大部分人觉得不重要，但胡金铨觉得重要。

不管别人怎么想，我自特立独行，这便是胡金铨的做事原则。

如果给胡金铨下一个定论，可能会是如此：

他是华语武侠片的开山宗师，也是不折不扣的先驱。

开山宗师很容易理解，当年《一代宗师》的编剧，和胡金铨工作过的张大春就说胡金铨有三个小得意：青竹竿、东厂衣，以及藤编书箱。

第一个扩大了刀剑片的造型边界。

第二个引领了明朝锦衣卫的暴徒形象。

第三个则成了赶考书生的必备。

意思是说，在动作场面、政治表达、造型设计方面，胡金铨奠定了往后武侠片的基础，这个基础经由徐克、程小东、叶锦添们的发扬光大，成为了八九十年代武侠片最终的样式。

即便是香港武侠片的黄金时代，胡金铨也觉得武指不重要，香港电影那个时候把动作场面交给武指来拍的做法完全不符合他的理念。

所以你看胡金铨的电影，重气氛、重考据、重剪辑、重时空，重一切影像化的技术与表达，但就不像大部分武侠片一样，给你一种奇技淫巧的“爽感”。

也就是说，不“与群众站在一起”。

胡金铨当年和王敬义的一次访谈中说他最在乎的是技术，“想试验用技巧能否能让电影成为独立的艺术”，以电影语言来说，的确如此。

《侠女》，依靠剪辑和抽格展现出了别人无法比拟的视觉效果，效仿者甚众。

《空山灵雨》，他更制造出了一种时间与空间、动态与静态间巧妙配合的魅力。

正是这个原因，他才能在当年被评为所谓“世界五大导演”之一，与黑泽明等人“平起平坐”。

但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他一生困苦不堪，以至于被影坛遗弃，死后方才赢得那么一点名声。

或许你会有疑惑，何以如此？

《空山灵雨》、《山中传奇》，明明知道大家不会喜欢，胡金铨也越来越头也不回地远离观众。

如果想理解胡金铨的行为，一个不能不提的元素就是他对家乡的复杂感情。

1982年，改革开放，时任港台办负责人廖承志邀请胡金铨回国，请教如何将中国电影打入世界，这是胡金铨30多年后第一次返回家乡。

那个时候胡金铨已经是名导了。

1975年他凭借《侠女》获得戛纳电影节技术大奖，1978年被《电影指南》评为世界五大导演，应邀参加全球各种电影节担任评委，当时，可以算是华语导演走向国际的第一人。

胡金铨回国，是秘密进行的，他“参观”了自己曾经的家，但不敢声张，更不敢让台湾知道。

为什么？这得从他的出身说起。

胡金铨是1932年生人，“官宦”子弟。

但当他只身一人来到香港时，身无分文，甚至连“家徒四壁”都称不上。

原因无它，1949年新中国成立，胡家的财产很快就充了公，胡金铨的父亲也被拉去劳动改造，死在了矿场。

但矛盾的是，胡金铨虽然父亲被打成右派，但五哥是地下党，二姐参加了游击队，解放后二姐嫁给了何光，也就是国家劳动部副部长。

对台湾，对大陆，他都有一种复杂的情感。

胡金铨的侄女胡维尧说胡金铨对家庭有一种凄凉、落寞的情怀，他有过快乐的童年时光，但这种快乐持续得不长，再加上政治环境，使得胡金铨很少对别人提起他的家庭。

我猜想，这也是为什么胡金铨此后一头扎进故纸堆的原因，过多地谈论家庭可能是危险的，但电影，让亲情有了寄托，也有了壁垒。

于是，《大地儿女》拍民俗，《大醉侠》仿京戏，《龙门客栈》拍明朝，《空山灵雨》拍佛门，《天下第一》拍五代，《迎春阁之风波》拍元朝……

孜孜不倦地，在电影中展示自己的历史“研究成果”，对传统文化全面拥抱。

作为外人，我们很难体会到胡金铨那样的心情。

一方面，家破人亡的痛让他难以平复。

一方面，即便偷偷摸摸也要回家。

他对家乡的情感之复杂不是“不足为外人道”，而是“不能为外人道”。

即便是这段返乡的历史，他也是等到十几年后，台湾与大陆关系正常化之后，才说了出来。

由此，我们大概能理解他电影中“狂热”与“冷感”相交织的原因。

我总是在想，如果胡金铨活到今天会是怎样？

他可以正常地来大陆拍戏，并借助于更好的技术以实现他的理想，那或许不再是孤独行者的一个状态，但绝对是会把中华文化呈现得最好的导演之一？

巧合的是，胡金铨的最后一部电影的确是来内地拍摄的。

那是1992年，距离他上一部执导的《天下第一》，已经过去了九年。

这部电影叫《画皮之阴阳法王》，其缘起，可以算是徒弟的报恩。

《画皮之阴阳法王》很不顺利，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内地电影工业还不完善，胡金铨回忆说，“拍电影就像打仗，由一个地点移动到另一个地点都很困难”。

关键是，拍摄了一段时间后，没钱了。

徒弟吴明才并不是一个财大气粗的制片人，在他投拍的电影中，从来也没有过如《画皮之阴阳法王》一样的大制作。

胡金铨一超支，拍摄就撑不下去了，据说当时吴明才直接都跪倒在胡金铨面前了，苦求他尽早拍完。

最终，电影草草地便结束了拍摄，所以你看这部片，前半部分的水准是绝对高于后半部分的。

但是事情还没完，为了收回成本，即便是本来就不如意的电影，片方依旧为了排片而进行大量的删减，一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删减成了95分钟，最终票房131万，位列当年的117位。

电影面目全非，早已脱离了原意。

但对胡金铨来说，这样的挫折几乎可以算是家常便饭。

他的《大地儿女》是从三个小时删到了现在的108分钟；《侠女》当时香港上映的版本，从179分钟删到了两个多小时；《山中传奇》呢，从191分钟删到了121分钟……

即便是本来就只有两个小时的《空山灵雨》，在台湾再次上映也从120分钟删到了90分钟。

当时去宣传的许鞍华得知影片删减后面色尴尬，决定不予置评。

现在我们再来谈胡金铨，不单是为了怀旧，也不是为了造神。

自胡金铨出现，其争议便一直存在，但胡金铨电影中的时间与空间，其动与静的创新，即便再过几十年，也依然是值得赞赏的对象。

我们谈胡金铨，还是因为当下。

在电影越来越“长视频”化的今天，聊胡金铨是件“不合时宜”的事。

其实在当年就有许多人“劝告”胡金铨，观众爱看故事，所以拍电影要讲一个精彩的故事。

电影，首先是影像的艺术，电影之所以是电影而不是其他，是有其独特的艺术表达方法的。

胡金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过市场这个话题，他说，影片票房收入高，就表示观众喜欢，难道“大多数人”的意见还会错吗？

他肯定地回复： 有时候会错 。

所以在胡金铨的电影中，他极度讲究考据、极度讲究景深、极度讲究摄影、极度讲究剪辑、极度讲究韵味，但偏偏，大家关心的故事、关心的热闹他毫不在意。

留下了作品，失去了市场。

这种失去带来的后果就是，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你说我是呼吁这个时代再次出现胡金铨？不不不，在电影这个词得到尊重之前，我们恐怕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大师了。

就像阿城那篇悼念胡金铨的文章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