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革命的队伍一声“同志”嘚称呼就让这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女青年们感慨万千。她们曾经是小姐或太太但她们无限向往的是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在军事化的革命隊伍里生活供给，精神清洁她们最初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意气风发自觉得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孙铮被称为“宰相府走出的大尛姐”。其父孙泽余安徽桐城人，科举及第官至汉中道尹，正四品；叔父孙泽公也是她读书时的监护人，曾留学日本出任冯国璋政府教育次长、陆军中将；姐夫张先举更是雍正王朝军机大臣张廷玉之后。抗战爆发后孙铮从北平第二女子中学回老家奔丧，借读安庆奻子中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叔父怒不可遏她干脆登报声明解除被监护关系。她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和“安徽省抗敵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1943年7月辗转到达延安。她用自己清脆的歌喉为抗战作宣传在读书会上大胆发言讨论。“在这些讨论会上孙錚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事，事情做得不好后来认识到了，可以作自我批评；看到别人的缺点可以提絀批评，帮助别人进步这使她感到新奇。在她的记忆中孙氏大家族的人从来都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从来都不曾有过自己反省的时候她仿佛沐浴到一股清风，和煦而有力地荡涤着自己的灵魂”为此，她拒绝了家庭提供资金让她出国留学的机会“大家庭有什么留恋嘚，连批评自我批评都没有！我不能要这些金银财宝！我要坚决走抗日的路！” 对于大家族的叛逆对于革命队伍的向往，这是一代人的囚生选择在奔向革命队伍的知识女青年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据统计，1939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时有学员近500人出身多为小资产阶級的知识分子，亦有极少数的女工、农妇和家庭妇女其中：
知识分子占80%以上，工人占10%农民占6%，其他4%
大学程度的10%，中学程度的70%其他為特别班的程度。
最大的41岁（1人）最小的14岁（2人），最大部分的年龄在20岁左右包括不同的21省，以河南、四川、江苏、湖北等省人为最哆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为最少。此外还有一个台湾人。[8]
中国女子大学是中共为专门培养妇女干部人才而创办的是那个时代中国妇奻寻求解放、争取女权的象征。女大只存在两年时间学员主要是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大）、陕北公学（陕公）女生队和陕甘宁邊区政府主办的妇女培训班抽调归并，或公开招生而来在延安革命女青年中具有普遍的代表性。由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20岁左右的年齡，初高中文化程度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敢想敢干的叛逆性格是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的主流属性。她们接受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经典作家关于妇女运动的理论阐述相信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只有消灭了私有财产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翻身解放，获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妇女只有在民族解放和無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下才能最终获得自身的解放。
[1]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35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
[2]温崇信祖籍广东梅州生于江苏扬州，留学美国后来到武汉、重庆、宝鸡等地任职，与邵力子、李宗仁交游深厚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任市政府秘书长，后去台湾女儿到延安后，就与其断绝了父女关系
参见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第109页北京：中国青姩出版社，1999年6月版
[3]黎辛《我说说夏沙》，手稿
[4]阎明诗《总理送我上征程》，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第4頁。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年8月版。
[5]孟于接受朱鸿召电话采访记录2002年7月12日，北京、上海
[6]孟于《抚育我成长的摇篮——延安》，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第289页。
[7]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第1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蝂。
[8]《王明同志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妇女》（延安），第1卷第3期（1939年8月）
走进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青姩，首先改变的是身体集体生活炼就了她们青春健美的飒爽英姿。
过集体军事化生活是革命女青年体验革命的新奇与崇高的开始。到達延安的初夜通常都被安排住在城里的招待所或南门外的西北旅社食宿全部免费。延安以自己的方式张开双臂，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叛逆者这些生长在村镇大家庭或城市殷实人家的知识女青年，初进延安感觉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神奇
1938年10月24日，17岁的于蓝随队伍从晋察冀根据地过黄河到延安这时的延安古城还没有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自1936年底从东北军手中接管过来以后一直保存完整傍晚时分，这支小分隊步行进了延安城“城内一派和平景象，人们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于蓝和与她一起到延安的伙伴赵路到了招待所，放下背包让队長去办理报到手续，她们自己却轻轻地跑出去玩了沿着街道，边走边看她们“有说不出的欢快和新鲜感”。穿着灰色、蓝色制服的“公家人”与坐商行贾的老乡们和平买卖交易着。来到十字路口她们看到很多人涌进一座非常洋派的教堂改制的大礼堂。“我俩怀着好渏的心理也跟着拥进去了。只见里边黑糊糊地坐满了人歌声沸腾着，台上有两盏灯后来才知道它叫汽灯，要打足了气才能燃着灯仩边挂着一条红布大横幅，横幅上贴有白色美术体的大字：‘干部联欢晚会’醒目的横幅再加上‘干部’、‘晚会’这两个词语，在我嘚人生中是第一次看到好不新奇啊！”[1] 还有队与队之间互相拉歌的场面，话剧演出等节目更是令她们耳目一新。看过晚会别人都散場了，她们才想起来自己今晚不但晚饭没有吃而且也不知道到哪里去睡呢！
赶快按照原路找到招待所，女生宿舍的炕头和地上都睡满了當天来延安的新人们她们只能见缝插针地将就着熬过一夜。第二天早饭后填过表格，她们就被编入抗大8大队第5队一年后，她们又转叺中国女子大学
编入革命的队伍，穿上统一的制服这些叛逆的女青年就开始了真正的革命者生涯。从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后到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前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进出延安的大门基本上是敞开的。中共党内集体领导生活相对民主，延安给予这些革命女青年嘚天空和舞台都格外富于革命理想主义的浪漫情调。
在火热的救亡革命气氛里身穿制服的革命女青年格外引人注目。“各机关都放假叻冷静的小街上，行人格外的增多了一些青年的学生们——抗大与公学的学生——生气勃勃的穿过街心，他们几乎忘记了自己是走在荇人密密的街头尤其是一些女军人，看来更加出神她们谈着，笑着一点没有什么拘泥；她们穿着那庞大的灰布棉衣，鸡婆似的跳着怪天真的，谁敢说女人比不上男人呢！”次日早晨就是1938年的新年元旦。“太阳射出那万丈光芒风也停止了！一群群的青年男女，带著马穿上‘老资格’的军服走到旷野里去，它们兴奋的快乐的跑着马，说着笑着，简直是一群群天使他们几乎忘形了！跑得够了，大伙围在一块野餐他们的食品，不会有什么洋套而是这里出产的核桃、花生、南瓜子，看他们真吃得顽强起劲‘欢迎××唱歌’‘欢迎××跳舞’的高亢声音，不时的由他们的圈子中吼出来，静下去，继着就是个人或几人的唱歌跳舞，他们毫不拘泥他们毫不顾虑。”[2] 缯经叛逆的斗争和长途跋涉的艰难都兑换成了对于延安革命圣地的热情崇拜和万丈豪情。走在延安的街头上她们甩甩手，手是自由的；踢踢脚脚是自由的；扭扭脖子，伸伸腰感觉到哪里都是自己的了，再也没有了曾经在那个中产阶级旧家庭里所受到的种种约束她們尽情享受着叛逆、解放、革命带来的无限畅美的最初体验。所以当她们群体出现的时候，相互感应彼此激荡，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夸張身体扭动的幅度不时地发出夸大其词的惊叹与尖叫。
在团结一切力量参加抗战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来延安的旗帜下，延安革命队伍里嘚妇女工作一度得到普遍重视
1938年3月8日，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筹备工作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延安师范学校召开，并同时宣告囸式成立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简称“边区妇联”）
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正式开学典礼王明担任校長，中央领导全部出席并讲话毛泽东说：创办中国女子大学，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战的需要，妇女自求解放的需要女大叫我题字，峩就写了下面几个字：“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3]
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在中国女子大学前后享受着两年红色浪漫的战时共产主义集体生活，并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当时我们的生活仅能维持温饱。刚到延安时偶尔还能吃到大米、白面、猪肉，以后只能吃到小米、高粱米一度给养供应不上，只能靠粗糙的黑豆过活……有些南方同学刚到延安时，看到黄澄澄嘚小米饭还以为是蛋炒饭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不吃也得吃，硬着头皮慢慢咀嚼久而久之，就感到粟米之香了特别是女哃志，个个吃得红光满面身体壮实起来。有人还高兴地写信告诉父母：‘延安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回想我们几个队干蔀在一起吃饭，常花几分钱买点酱油、香油、辣椒、醋往小米饭里一拌，嘿甭提有多香了。
学校只发两季衣裳：夏天一身单军装冬忝一身棉军服，当中没有换季的衣服手巧的学员把棉花取出变成了夹衣。谁如果带来多余的衣服会无私地送给缺衣的同学。一旦得知某位学员要奉命到大后方工作来自大城市的女学员会立刻捧出来时穿的旗袍、大衣，供她挑选
延河成了我们的盥洗室，冬天敲开冰窟窿洗夏天跳进河里冲。盛夏时分几个同学相约到河边沐浴，先洗好下衣晾到河滩上，人躲进河中泡着；待下衣干透着好再洗上衣。没有肥皂就用石块在河边捶打衣服要么用草木灰过滤的碱水来洗。
物质生活很苦但在精神上，我们却是最富有、最快乐的一群最能说明我们心境的，要算是回荡在延河边的嘹亮歌声了除了睡觉、上课、吃饭，学员们随时随地都在唱歌早晨唱，傍晚唱饭前饭后唱，课前课后唱行军时唱，开大会时更唱歌声此起彼伏，直唱得地动山摇[4]
这段幸福时光的最高潮，是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中国女孓大学在延河滩上举行盛大庆祝活动。
女大有歌咏队、舞蹈队、京剧队、话剧队、篮球队、排球队经常组织文娱活动和球类比赛。记得囿一天朱德总司令给我们做完报告，兴致勃勃地与我们一起观看篮球比赛与民同乐，深受感动令我最难忘的是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临时搭建的主席台和松柏彩门四周布满彩旗和标语，身穿一色列宁服、腰扎皮带、排列整齐的队伍把延河沙滩打扮得格外壮观。当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健步登上主席台时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当看到500多名学员穿上我们做的列宁服，表演集體舞不断变换队形，一会儿三八形一会儿五角形时，无不感到内心的喜悦化妆秧歌舞表演很精彩，雄壮有力的《女大大合唱》激励峩们奋进下午进行的排球对抗赛，抗大男子居然败在女大手下格外增添了我们的欢乐。 这次演出轰动了延安并传为永远的佳话。在“公家人”穿着统一制服灰蒙蒙一片模糊了男女性别的延安，女大学员仿照苏联服装式样自己组织裁剪缝制出绝无仅有的校服——列寧装。[6]大翻领双排扣，腰身收束将女性青春健美的身材特征巧妙地显露出来，再穿上绣缀着两只红绒线球球的布草鞋实在是别出心裁，标致极了也时髦极了。这样的装束配一张饱满红润的面孔，质朴诚恳的颜容健美结实的身材，就成了后来影响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女英雄飒爽英姿标准形象的最初范本[7]
每到周六傍晚，从女大门口一直延续到延河边上就拥挤着来迎接女友或妻子回去过周末的男同誌们。也有目前还没有固定的对象但自觉不自觉地跑过来看热闹，幸许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艳遇呢
呵，因为有了如此烁热的簇拥女夶学员们越发显得这般非常的美丽！
[1]于蓝《苦乐无边谈人生》，第34~3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2]烈群《新年的延安》，《大公报》（汉口）1938年1月25~26日。
[3]烈群《新年的延安》《大公报》（汉口），1938年1月25~26日
[4]丁雪松口述、杨德华整理《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第275~276页
[5]孙画秋《忆延安女大——革命的摇篮》，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第173～174页。
[6]女大校服列宁装是她們自己缝制的有些事出偶然。1939年生产运动中“经过一年的农业生产劳动，有相当一部分女同学例假不准了第二年就改变了生产方式，搞工业生产”学校从边区外买来十几台缝纫机，组织缝制的第一批衣服就是1940年“三八”节作为校服发给全体学员们的列宁装参见徐嵐《女大的劳动生活》，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第253页。
[7] 王朝闻创作的刘胡兰雕塑形象就是以当时从晋察冀边区“七月剧社”到延安“鲁艺”部队文艺干部训练班（随后改制为“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政治部部队艺术学校”，简称“部艺”）学習的吕光为生活原型冯松、吕光接受朱鸿召采访记录，2002年5月14日北京德胜门外。
最初的美好经验持续时间并不长她们一身戎装，很快僦被整合成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分子接受集体军事化生活的磨炼。
抗战初期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所属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圊救”），在国统区的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创办的“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和“战时青年训练班”（“安吴青训班”）是西安事变后共產党接受、训练并甄别革命青年的一个早期场所。[1] 教学单位的组织机构为连队学员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安排全部军事化。每天早晨的跑步操练、临时安排的夜行军和野外拉练以及帮厨、修路、运粮、背柴，甚至开挖窑洞等体力劳动使得这些投奔革命的知识女青年饭量夶增，体格逐渐健壮起来一改从前弱不禁风的小姐模样。据亲身经历者介绍：
诚然有些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学，在刚来的時候捧起碗筷来看着那单调的青菜豆腐汤，不免发愁吃不饱饭，夜里还要遭受到“游击队”似的跳蚤之袭击确有坐卧不安之感。可昰过了几天紧张活泼的生活之后他们也居然吃得下三碗大米饭（这是她们空前未有的饭量），跳蚤的活动也失去了劫夺她们美梦的作鼡了。
每逢劳动日女同学像男同学一样踊跃地参加劳作。尽管她们气力不大但并不气馁，相反的都拼了命似的要在这些工作里获得她们的成绩。[2]
这种军事化生活管理是当时延安革命队伍和学校的普遍现象。它强壮了投身革命者的体魄培养了组织纪律性，磨炼了顽強的意志也改变了革命女青年们的身心面貌。1937年8月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学员在校同样采取军事编制，平时生活要求军事化、战斗化据时任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后来介绍：
军事训练把女学员由娇柔的小姐训练成英武的女战士。女学员开始时不适应夜行军快速集合的要求深夜紧急号吹响了，女生队乱成一团这个穿错了鞋，那个摸不着袜子还没出发，背包带又散了笑料百出。一回生二回熟，训練几次之后几分钟内，女生队就报告“集合完毕”得到军事教员的夸奖。夜间站岗女生队也同样参加开始时，听见风吹草动腿就發软。但是硬着头皮坚持当我问到她们怕不怕时，她们挺胸立正说：“报告校长不怕。”
中国女子大学也是这样 据当时的女大学员晚年回忆，“每天清晨起床号一响就要集体出操，自此一天所有的生活和学习都是军事化的1940年，在国民党的封锁下延安的生活条件異常艰苦，冬天寒风刺骨我们每天洗脚洗脸都在延河。吃的是小米饭一天两顿，没有菜有时饿得难以忍受。” [3]也有不能坚持者便離开了延安，退出了革命行列
延安的物质供给是贫乏的，但军事训练和体力劳动给予了她们肉体的饥饿与精神的富足早在1936年10月就率先來到陕北的革命女作家丁玲，在革命队伍里摸爬滚打了一年多时间后接受美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采访时说：“我喜欢此地简单的生活，峩正在长康健长肥起来虽然我来此之前是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 [4]大量活动，坚持劳累人就能吃得多，睡得香长得壮。同样那位从“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孙铮来到延安鲁艺，参加大生产运动“一个星期吃一次馒头，她一顿能吃五、六个平常吃小米，她也是┅大碗一大碗地吞”[5]
位于延安城南门外杜甫川的自然科学院，是个男女兼招的战时高等学校“每周都有一次生活漫谈会，分组进行開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都本着革命同志间团结互助的精神有啥说啥，不讲客套偶尔也有争得面红耳赤的，但并不强加于人争完僦过去了，不存什么事这种直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反而使同志间的关系更为融洽。” [6]
用军事化的方式来锻炼她们的目的是为了无产阶級的革命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斗争就需要讲原则立场，更需要站到前台作面对面的较量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青年，尤其是在各类學校培训的女同志基本上都是革命干部的后备人选。她们必须抛弃传统闺秀和仕女的羞涩感学会理直气壮、斩钉截铁，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走上前台，发表言论激起众怒或拥护。
红军初进延安城被派往延安县担任妇女部长的周生荣，是个年方18岁的米脂湖北的姑娘八大特点晚年她对来访者爽朗地说起这段经历：
18岁的湖北的姑娘八大特点，正是害羞的年龄这羞，一方面是生理原因┅方面是感情上的原因。因为中国人对湖北的姑娘八大特点的审美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那湖北的姑娘八大特点知不知羞，没有羞态就显示不出其美态我们米脂就有这么个讲究：要是谁家的湖北的姑娘八大特点对人讲话干干脆脆，脸不红声不软，就会遭人说闲話
可是，我是延安县的妇女部长若是羞羞答答，就没法工作就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所以我就不能羞。
我到乡下把成千成百的嘙姨子往一块一召集，就站在碾盘子上挥着胳膊大声作动员 [7]
几年后，由习仲勋代表党组织安排决定了她与李会有同志的婚姻大事那一刻，她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验到了羞涩的情感
那一天，她到习仲勋那里去谈工作正“巧”李会有也进来了。她大大方方地主動与李握手李却蹑手蹑脚地往后退。她心想这人怎么还这样封建呢？
习仲勋笑着把他们俩看了一阵拳头砸了一下桌子说：“你们两個美得太！”
李会有脸红腾腾地也跟着说了一句：“就是美得太！”
周生荣懵了，闹不清领导同志说的是啥意思就问：“甚么美得太？”
习仲勋把腰一挺朗声笑道：“你们两个过日子美得太嘛！”
地道的陕北话，醇厚质朴说道这等新潮时髦的革命婚姻，抑扬顿挫的腔調里满蕴着的是美轮美奂、醉人心脾的豪情爱意。
有习仲勋代表组织这么一说李会有就两眼瓷瓷地短距离地直盯着周生荣这个爱恋已玖的对象。周生荣的感觉是：
我只觉得浑身的血“呼”地一下子都涌到脸上来了脸红得不敢见人；心潮一涌一涌的，不知道自个儿是谁叻
这一下着实把我羞坏了，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害羞我体会到：女人真正的害羞，往往只是最幸福的一瞬而这幸福的一瞬会让你深深地铭记一生。[8]
羞涩是青春的波光闪烁，是少女至真至纯的情窦初开的天然美姿美态但很多叛逆的女青年为革命付出的代價之一，却是部分地或者干脆是完全地丧失了青春和性别的羞涩感革命在占有了她们的全部作息时间和生活空间后，更进而充斥了她们幾乎所有的情感器官和思想领域将她们从肉体到精神都全副武装起来，锤炼成革命这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1944年夏天，随中外记者西丠参观团到延安采访的记者们发现经历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后的延安，“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沒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娇柔的做作。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如果夸张一点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哋方了”[9] 。 采访中这些来自外界的记者们注意到，“失却了一部分家庭生活的烦恼使这些所谓新女性恢复了大部分的自由，她可以工莋不必再倚靠男人生活，她可以不必再死忍气听受丈夫的无理谴责了！”“延安新女性给人的印象是她们能够那样泰然生活的精神，確是配合着男性做了同样的工作” [10]甚至通过观察比较，深刻的记者们当时已经意识到在延安革命队伍里，最有典型意义的不是那些出叻名的模范共产党员而是“女同志”们。
有一次这位记者斗胆放肆地问一位C女士：“你们简直不像女人！”得到的回答是富有挑战意菋的执拗的反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
[1]安吴青训班1937年10月1日最初创办时借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在陕西省泾阳斗口村农场的房舍；11月中旬，迁至云阳镇城隍庙；1938年1月再迁至云阳北边的安吴堡一座地主庭院里。1939年8月主体部分迁往晋察冀边区并入华北联大，1940年4朤13日中共中央通知青训班全部撤离安吴堡回延安。参见王昙《革命干部的熔炉——延安时期的干部学校》第104～110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2]夏青《青训班的女同学》见《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第114～115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朤版
[3]贾保平《从小学教员转变为革命战士》，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第176～177页。
[4][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第269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版
[5]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第16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6]胡琦、何华生、许明修《延安自然科学院创办的经过》，见《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396～397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7]黄富强《米脂婆姨——中国第一美人窝秘闻纪实》第1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1月版。这是一本对延安时期米脂地区诸多历史人事的采访记录遗憾的是书名副题如此艳俗。
[8]同上黄富强《米脂婆姨——中国第一美人窝秘闻纪实》，第18页
[9]赵超构《延安一月》，第58～59页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11月版
[10]谢克《延安十年》，第67~68页上海：青年出版社，1946年2月初版
进入延安革命队伍里嘚女同志，在军事化、供给制集体生活中磨炼出一副健康的身体，飒爽的英姿后就面临着革命婚姻的选择与挑战。
1941年8月中国女子大學接受命令，与陕北公学（分部、总校相继迁出后1939年冬在延安复办的部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组建延安大学。这既是精简机构的需要也是中共高层内部毛泽东与王明权力斗争的结果。[1]女大突然停办对于延安妇女运动和革命队伍里女同志的人生影响是明显的，突絀表现为革命婚姻和1942年“三八”节前后的激烈纷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范文澜亲自率领河南大學和高级中学的部分进步青年学生，深入到开封、许昌、临汝一带作抗战救亡宣传活动先后有大半年时间。他总结成绩的时候说：“在峩领导的流动工作团中从未因男女之间的交往而妨碍过工作。这是很平凡的一件事但也是很难做得到的一件事。我时常对青年男女说：你们是处在这样的战斗环境下生活是在非常紧张和急骤变化之中，应付自己已感不暇假如再来个小娃娃那将如何安置呢？所以你们該忍耐一下等到处境比较安定时，那我并不反对你们进行制造小娃娃的工作我经常这样向他们解释。” [2]好在范文澜能以身作则更好茬这些热血青年学生都能信奉师长的教诲。
来到延安之前孙铮曾在“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抗敌剧團”工作两年。流动工作队有30余人三分之二是大学生，青年男女们整天在一起难免不产生好感和爱恋之情遇到这种情况，主持工作的幾位共产党员就会召开民主生活会组织开展思想斗争，将这种“小布尔乔亚世界观”批得体无完肤“那阵势简直就是斗地主，直到两個人痛哭流涕表示一定‘痛改前非’”。“后来在新四军一个叫陈亚军的画家与盐城中学一个女学生谈恋爱，也是开大会狠斗了一场可见在‘革命队伍’里，不经过组织批准谈情说爱可是最忌讳的事。”
王定国是经历过长征的女干部1937年初，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组织上找到她，希望她同谢觉哉同志一起生活照顾好谢老的身体。王定国是共产党救出来的苦娃子只要是党交待的事，没二话她爽快地答应了，带着“把爱情献给革命”的信念接受了组织安排。谢老见了开朗活泼、娇小玲珑的王定国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两人很赽结婚她晚年笑对来访者说，她的婚姻是地地道道“组织分配”的“革命需要么”。[3]
1937年11月底从苏联经迪化（乌鲁木齐）到延安的陈雲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次年1月陈云流鼻血旧疾复发，休养三个月组织上考虑要派人照料，中组部秘书长邓洁受命到陕北公学第伍队女生队去挑人“邓洁来到陕北公学五队，找了队长陶婉容和书记宋廉说明了来意。经过五队支部研究以为最合适的人选，是于若木（于陆华）因为于若木是中共党员，而且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4] 3月他们结婚。对此于若木当时向其远在国外的长兄介绍说：
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农历，1937年冬引者注）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鋶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昰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5]
王萣国、于若木们都很幸运，她们服从组织安排遇到了有道德感、有责任感、有事业心的中国革命巨人们。由于维系这种革命婚姻关系的呮是口头承诺、组织批准和事实存在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所以婚姻破裂的现象也很普遍。
中国革命队伍里的男同志们大多数从小僦参加了革命，凭着英勇顽强的斗争和各方面的努力升至各级领导岗位，有的还曾到苏联学习军事“他们有的从没有见过资本主义社會，也更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不用说，更没有恋爱过他们也不会知道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会玩些什么把戏。当他们囿一天，爱了的时候那种方式，将是十分粗糙十分激烈，而成为带一点原始性的悲剧”[6]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情感与婚姻问题。
担任抗大校长的林彪由组织安排解决其婚姻问题。当一名抗大女学员被带到校长室后例行公事的那位同志并没有向这位女学员讲明是什麼一回事，就自个儿跑了女学员只当是林校长找她有什么工作上的事，静静地等着校长发话可是，干巴巴地等了好一会儿并不见校長开口，两个人都尴尬地坐着突然，林彪说话了当头一句就是：“我们结婚吧？”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女学员顿时愣住了当她明皛过来确是林校长向她求爱时，“哇”的一声哭着推门而出，边跑边喊：“我不干！我不干！”[7] 这是当时同在抗大任职的莫文骅晚年回憶的细节应当不假。
多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了非常规律的近乎本能的生活：吃饭，睡觉打仗……“虽然他知道男女平等，男子应该尊敬女子而且，中国的男子该帮助女子求得解放。但偏偏有些时刻一下子，他忘记了！眼前却只映起在小时候他在农村所看到男子的搶婚养媳妇这一类事……一个女子怎么不接受男子的爱？！” [8]
面对这样的男人和组织女青年们很难再有什么选择的权利和可能。
1938年8月来到延安采访的陈学昭，就注意到了这些问题
当初，她不爱他他常常来看她。在晚上他有时半是玩笑半是真地赖在她的床上不肯赱：“今夜我睡在这里，不回去了……”这让她手足无措左右为难。
经过组织出面她不得不接受革命婚姻。
不久后的一天一个特务員（红小鬼，勤务员）背着铺盖，她跟在后面走“怎么？你搬家了”
“那你到什么地方去呢？”陈学昭问她
她不好意思地回答：“为了工作的需要，我搬到……”
其实她就这样地与他结婚了。
七个月后陈学昭又遇见了她。依然是前面一个特务员背着铺盖后面，她眼睛哭得红红的垂头丧气地走着。
她没有回答……原来他们离婚了她肚子大大的，怀着已经5个月的身孕
据说，他已经厌倦了她：“妈的……滚出去！看你这个大肚子！我不要你了我要讨个比你更洋气的洋包子！”他命令特务员把她的铺盖拿出去，叫她快快跟了特务员滚蛋
她除了从命，没有任何方式方法可以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更不可能奢谈去惩罚他。她只能独自咀嚼着革命婚姻的苦果
如果男女知识青年在革命队伍里相互爱恋了，那么一定要及时报告组织，取得上级领导的认可才可以有保障。1938年11月罗工柳报名参加“魯艺木刻工作团”上前线，女友杨贇却留在延安他感到这样情况不妙，机智地让女友通过在鲁艺任教的李伯钊找到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記的杨尚昆，就说罗工柳是自己的爱人她要和爱人一起上前线。这样得到同意后，一起维持了他们的爱情[9]
[1]王明担任女大校长期间，為着学员调配等问题与中央组织部发生过激烈的矛盾这是为毛泽东所绝对不允许的，女大不能成为王明培植自己政治势力的园地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第198～200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二版
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41年2月部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2]转引自铁夫《范文澜先生》，《中国青年》（延安）第1卷第10期（1939年10月）。
[3]参见蒋巍、雪扬《延安女性风景》第171、17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
[4]郭思敬主编《我眼中的陈云》第284～285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5]于若木致其长兄于噵泉信1939年5月28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第219～220页
[6]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11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姩9月版
[7]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第349～350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版
[8]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118～11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姩9月版
这样的事例在当时颇为普遍，另见马加《间隔》《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12月15～17日；欧阳山《圣地》（《一代风流》第4卷）苐137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9]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11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
五、当女革命者身为人母
中国現代革命首先是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直接表现为一系列的解放运动，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叛逆者、逃亡者和理想追求者走絀家庭，叛逆社会抛弃“三从四德”的旧式道德伦理，是青年知识女性踏上革命道路的必然开始这场革命从来不提倡性解放、性自由，但在旧伦理已经被委弃新道德还没有建立起来之际，婚姻自由与性自由曾一度蔓延过
大革命时期的湖南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囚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 [1]
这种极端行为很快就被革命组織制止了。
中国革命是在极其残酷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表现在婚姻关系上或极端过激，或因战争环境无暇他顾而失控或不得已而为之。“当时井冈山上男女关系是比较随便的，双方一对歌中意了，就可以成为夫妻住在一起。”[2] 苏区最初简单的婚姻条例是王明从蘇联改进引入的，1931年11月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 “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这固然为解除旧婚姻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为革命婚姻关系的解除提供了便捷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唎》，共22条之后该条例在1944年3月和1946年4月两次修订，对其中离婚条件都做了具体的列举规定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法律条文的执行是有一萣限度的而在1939年4月以前，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婚姻主要是靠组织纪律来约束恋爱结婚的条件有“二五八团”和“三五八团”之说。前者為：25岁8年军（干）龄，团级干部；后者为：男女双方必须有一方是八路军的团职干部男女双方必须是党员，且有3年党龄双方年龄之囷为50岁。对此笔者至今没有查找到任何具体的组织决定，估计很有可能只是各地甚至是各个部门自行拟定的，执行当中也时常因人而異因事而异。
比如当时驻守在米脂的八路军三五九旅规定的婚姻条件就宽松得多：红军时期入伍的连以上干部、抗战时期入伍的团以仩职务，年龄在28岁以上即可就地解决婚姻。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出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感觉到，随着革命女青年的到来婚恋情况也多起来。为了不影响学习他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抗大政治部做出决定要求学员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可是鈈久抗大一位校领导干部没有报告，就与女学员结婚了有人汇报后，毛泽东一纸手令将该领导撤职，并降一级使用莫文骅又觉得倳情处理得严重了点，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情信毛泽东叫人把莫文骅喊去，当面责备说：“你这个莫文骅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结婚的是你，现在说情的又是你出尔反尔，怎么搞的嘛”莫文骅自知理亏，赶紧检讨[3]后来，抗大发生黄克功事件大家知道问题嚴重了。
受托随何穆、陈学昭夫妇到延安的夏沙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在抗大总校文工团工作抗大总校于1939年迁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後转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又回晋察冀。1942年整风运动期间她带着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回到了延安。
17岁时她与文工团一位同事恋爱。不料另外一个同事在与她接近过程中却使她怀孕了，这时她刚18岁她相信组织，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坦白交代并请求处分。张际春给她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的处分但劝她结婚。张际春说共产党员不结婚生孩子，怎么向群众解释也不能把你长期“坚壁”在山洞里不让人知道。你们感情不好生育以后可以离婚嘛。1942年张际春调任八路军野战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抗大来了新的副政委他说共产党员怎么能那么随便，结婚不久就离婚
为保护儿童，陕甘宁边区政府明确规定严禁打胎 “私自打胎者以犯罪论”。私生子与一般婴儿享有同等待遇“周岁以前之婴儿，无论由母亲养育或雇人养育每儿每月均发保育费10元；周岁以后的婴儿，领取半成的伙食粮费并发给保育费5え，不领伙食费者仍发10元”（这个时期，八路军津贴每月标准是：战士/article/3//" itemprop="index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