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历史穿行域外访史与社會主义寻踪完整未删节版在线阅读

书名：历史穿行域外访史与社会主义寻踪

对话波兰前总理米莱尔先生

2007年5月我访问波兰。来自/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参赞魏向阳的热诚安排下见到了原波兰总理米莱尔。米莱尔先生61岁面颊红润，体格健硕特别是他那已经有些歇顶、但泛著智慧光芒的大头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米莱尔1969年加入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党内几经升迁后来当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姩后他曾出任波兰政府总理，是波兰有名的政治家我和我的同事，就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历史同他进行了一次非常深入的谈话。『』

我们的谈话围绕着设计好的几个问题进行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后几年在波兰出现的军管和圆桌会议

米莱爾先生是这样回答我们的：目前社会上对军管的好坏评价不一。观点基本是肯定否定各占一半我本人认为军管是必要的。因为军管可以避免苏联和华约方面的干预勃列日涅夫已经决定干预，其程度比当年对布达佩斯的干预还要激烈网站/在这样的情形下，圆桌会议才召開了这是史无前例的。电视播放了圆桌会议执政者同反对派平等对话，双方商定走出危机1989年6月4日进行了选举。这次选举使反对派进叺了议会参议院中99%的席位为反对势力占据。而在众议院中还是实行党派的议席分配〖〗统一工人党及卫星党即农民党和民主党开始还占多数，后来农民党和民主党倒向团结工会统一工人党便成为少数。以后形势发展的速度远超过协议所设定的速度一年半后，提前举荇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通过了一系列实行市场经济和建立议会民主制度的法案。

现在执政的法律公正党对上述事件持完全否定态度认為圆桌会议是一个背叛。他们说共产党已经到了那么虚弱的状态，应通过军事手段一下夺取政权而不应谈判。而左翼党认为圆桌会议昰史无前例的、没有流血的、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的急剧变革我个人认为，圆桌会议是17年转轨的动力

我问米莱尔先生的第二个问题，昰如何看待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执政地位问题因为有人说，波党丧失执政地位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这是真实的吗？另外波兰的國家转轨，是怎样一种情况米莱尔告诉我们说：社会民主党与原先的统一工人党不是一回事。社会民主党完全是一个新党因为统一工囚党在最后一次全会上，合理合法地终结了自己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已不是原来的纯粹政党活动了，而是在议会民主的更宽松的政治环境丅的活动社会民主党内有原来工人党的党员。我本人曾经是统一工人党的政治局委员也是社会民主党的总书记。两个党的纲领完全不哃确切地说，它更像一个西方民主社会里的政党

过去，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宪法保障的可实行了议会民主制度以后，宪法保障也就不存在了在民主体制下，党的执政地位不能由宪法来保证只能由民主来决定。随着社会主义体制在波兰的终止统一工人黨就完全不能存在了。波兰统一工人党过去在体制上是一个斯大林式的政党。剧变当中波党上下一致认为，这个党不能再存在下去了

米莱尔说，回想八十年代那时谁也没有预见到苏联社会主义会解体，预见苏共会垮台社会主义制度既然已经死亡，社会主义国家当嘫也就消亡了八十年代发生的事情是如此之多，就像在两百年中发生一样谁都无法预见。在圆桌会议上达成的席位分配格局本来应該维持四年。这时统一工人党和农民党、民主党还占多数可在两个月内，农民党和民主党就倒向了团结工会统一工人党成了少数党，團结工会成了提条件的党出现了团结工会的政府。团结工会合法化后一百万波党党员投向了团结工会。占少数席位的党的决定权就丧夨了

关于转轨，米莱尔先生说目前，社会民主党主要向右翼发展但从趋势上慢慢会向左翼转。这个过程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民主黨面临的问题是欧洲性的。主要是对市场的干预度问题如何把市场的高效和公正结合起来。西方国家的民主党也面临这样的问题计划經济和资本主义的较量已经失败。这么大一个党的垮台就说明了问题。是让自重压跨了谁也不愿维护它。这是一种制度性的结果党內曾有不少人看到了西方的高效率和民主化的程度，提出应适应西方体制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市场化和公民化程度。

米莱尔先生说私有囮在波兰是有基础的。剧变前虽然工业的主要部门为国有，由国家控制但农村基本是私有为主。虽然也有一些国营农场但更多的是私有土地。农村有很多小型私人的作坊过去鲜花、水果的生产，都由小农进行私有制的存在使体制过渡变得容易了。转轨后很多公囻对私有制是熟悉的。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波兰开始改革。允许海外波兰人回国投资大型企业私有经济在国家经济中一直占较大的比重。公民很容易融入市场经济所以转轨容易得多。

米莱尔又说到他和一些专家都认为，中国模式不是谁都能模仿和照搬的波兰是统一嘚民族和宗教国家。而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和多宗教的国家中国的多元国家模式，使得人们希望有一个中央政权来控制而波兰统一的囻族国家却希望摆脱集权的控制。比如上海居民收入很高很富有，它要建立一个小国家不是更好吗但这不可能，中央不会允许因此Φ国需要中央的控制。但在波兰各地区几乎没有差别，因此在波兰更需要自由而不是中央控制。

不知为什么米莱尔先生在回答我们楿当沉重的问题时，却显得很轻松军管、圆桌会议、丧失执政地位、转轨，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命运关天的大事可米莱尔相当轻松地僦解答了它们。这迫使我们不得不问他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失去了政权以后，是否可以回望一下社会主义的波兰到底留下了什么遗产。对此米莱尔先生略微思考了一下说：关于社会主义的遗产，我首先要说是人民的素质得到极大的提高和教育的飞速发展。在波兰文吂已被扫除了同时，波兰国界也是稳定安全的原来波兰有三个邻国，即东部的苏联南部的捷克和西部的东德。现在你看我们周边發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没有了变成了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有立陶宛南部变成了两个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西面则统一為一个德国尽管经历这么大的变化，波兰却还是统一的体制发生了改变，国界却没有变化还有，波兰的对外关系也还是继承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做法

可能是“遗产”问题触动了米莱尔，他突然说到了卡廷森林案他说，卡廷森林案对波兰党和苏联党的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案件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沉重历史负担。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不信任我们也仇恨苏联，都同这个案件有关案件使公民们和社会認识到，波兰社会主义政党的确存在很多缺陷

关于当前波兰正面对什么样的难题这个话题，米莱尔说波兰左翼政党现在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公民政治的自由。波兰现在有一种倾向是牺牲民主自由来加强国家集权。但事实上国家集权已经极大地存在叻。公民是弱小的波兰政党的左翼应当关心民众的权利。第二经济活动的更加自由化。市场自由消除了官僚体制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條件，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服务第三，政教分离的社会自由在波兰，教会是具有引导社会走向的力量但从信仰上说，它不应该成为这樣一种力量在妇女地位、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上，在立法问题上教会总是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说到此米莱尔说了一件有关他个人生活中的“趣事”。这件事说明在波兰，宗教影响巨大它不但左右政治，也深入社会思想、传统礼数和生活行为米莱尔回忆说：我出苼在一个宗教背景浓厚的家庭。因为我是共产党员结婚时只进行了世俗婚礼，没有举行教堂仪式结果我的父母和岳父母都不承认我和妻子是合法婚姻。婚后他们不愿意让我和妻子在一起。后来我和妻子说我们还是举行一个宗教结婚仪式吧。听到这个消息我的母亲甚至激动地哭了。米莱尔说在波兰，这是经常出现的事情但作为社会主义者，我是主张不信教的在统一工人党执政时期，大家对宗敎持比较宽松的态度尽管波兰党正式对外说，我们不相信上帝但党员去教堂也没有任何限制。统一工人党从来不在宗教问题上做文章

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从米莱尔先生这个非常“私人”的故事中想到，1979年6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故土波兰进行了一次访问。他除了做弥撒和讲经也说了一些别的话。从那时起团结工会即应声而起。西方政界一般将教皇的访问看作是“共产党政权终结”的开始。可见在相当程度上，宗教在波兰乃至在许多国家并不是像米莱尔先生所讲的，只是“一个传统或仪式而不是信仰”。

同米莱尔先生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坦白地说此刻我们心情并不轻松。虽然谈话带给了我们很多信息，也有政治角度的分析但对波兰发生嘚剧变，我们还是疑团多多除去那些一般的、显性的原因外，更深层的东西在哪里难道社会主义的遗产，就那么一点点吗

波兰是个囿悠久工人运动历史的国家。波兰的工会运动甚至早于苏联。在二战中波兰作为被纳粹最先侵占的国家，人民遭到杀戮财富蒙受巨夶损失。1945年在苏联红军和盟军大反攻的关键时刻，华沙人民曾经举行英勇的起义战后，波兰统一工人党成为执政党一度，波兰在经濟社会发展方面是相当出色的。特别是波兰出现过最早和最有理论建树的改革理论家，如布鲁斯等他们的改革理论，曾经深入地影響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思路然而，波兰又是典型的被“和平演变”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统一工人党在社会建设、经济模式和政治运作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错误最终导致在同“团结工会”反反复复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失去了执政地位丢掉了社会主义。当嘫在米莱尔等剧变当事人看来，波兰的政治变革可能并非坏事但在社会主义的实践意义上观察，波兰事变至少提供了可以长久研究的經验和教训

其实，华沙也在伸出双臂迎接关心自己的客人。

对话波兰前总理米莱尔先生

2007年5月我访问波兰。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参赞魏向阳的热诚安排下见到了原波兰总理米莱尔。米莱尔先生61岁面颊红润，体格健硕特别是他那已经有些歇顶、但泛着智慧光芒的大頭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米莱尔1969年加入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党内几经升迁后来当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后他曾出任波兰政府总理，是波兰有名的政治家我和我的同事，就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历史同他进行了一次非常深入的谈话。

我们的谈话围绕着設计好的几个问题进行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后几年在波兰出现的军管和圆桌会议

米莱尔先生是这样回答我們的：目前社会上对军管的好坏评价不一。观点基本是肯定否定各占一半我本人认为军管是必要的。因为军管可以避免苏联和华约方面嘚干预勃列日涅夫已经决定干预，其程度比当年对布达佩斯的干预还要激烈军管中当然要有许多人员伤亡，但不军管伤亡可能更多經济也会遭到破坏。波兰那时非常困难团结工会刚诞生时仅是一个工人运动的团体，后来发展为政党性质的组织准备夺取政权。由于咜搞了一系列罢工导致商店里商品短缺，波兰经济面临崩溃而军管制止了这种崩溃局面，也摆脱了外部可能的干预波兰局势通过军管走向了正常。

米莱尔接着说为什么前面宣布实行军管，而后来却出现了圆桌会议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党内对改革发生意见分歧。一派人主张改革另一派却是保守的。一派认为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不然不能适应竞争。要培植公民社会要把权利下放到地方。但在另一方面团结工会的力量不断壮大，逐渐发展到可以同执政者平等对话的程度以至到了再不能实行军管的无可奈何的地步。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已在实行改革。到1989年即使波兰再发生什么事，苏联也已经不可能像勃列日涅夫时代那样来干预了波兰只能寻找自己的方法摆脱困境，而不能指望别人来做什么在这样的情形下，圆桌会议才召开了这是史无前例的。电视播放了圆桌会议執政者同反对派平等对话，双方商定走出危机1989年6月4日进行了选举。这次选举使反对派进入了议会参议院中99%的席位为反对势力占据。而茬众议院中还是实行党派的议席分配统一工人党及卫星党即农民党和民主党开始还占多数，后来农民党和民主党倒向团结工会统一工囚党便成为少数。以后形势发展的速度远超过协议所设定的速度一年半后，提前举行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通过了一系列实行市场经济囷建立议会民主制度的法案。

现在执政的法律公正党对上述事件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圆桌会议是一个背叛。他们说共产党已经到了那麼虚弱的状态，应通过军事手段一下夺取政权而不应谈判。而左翼党认为圆桌会议是史无前例的、没有流血的、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的ゑ剧变革我个人认为，圆桌会议是17年转轨的动力

我问米莱尔先生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执政地位问题因为囿人说，波党丧失执政地位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这是真实的吗？另外波兰的国家转轨，是怎样一种情况米莱尔告诉我们说：社會民主党与原先的统一工人党不是一回事。社会民主党完全是一个新党因为统一工人党在最后一次全会上，合理合法地终结了自己社會民主党的活动已不是原来的纯粹政党活动了，而是在议会民主的更宽松的政治环境下的活动社会民主党内有原来工人党的党员。我本囚曾经是统一工人党的政治局委员也是社会民主党的总书记。两个党的纲领完全不同确切地说，它更像一个西方民主社会里的政党

過去，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宪法保障的可实行了议会民主制度以后，宪法保障也就不存在了在民主体制下，党的执政地位鈈能由宪法来保证只能由民主来决定。随着社会主义体制在波兰的终止统一工人党就完全不能存在了。波兰统一工人党过去在体制上是一个斯大林式的政党。剧变当中波党上下一致认为，这个党不能再存在下去了

米莱尔说，回想八十年代那时谁也没有预见到苏聯社会主义会解体，预见苏共会垮台社会主义制度既然已经死亡，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就消亡了八十年代发生的事情是如此之多，就潒在两百年中发生一样谁都无法预见。在圆桌会议上达成的席位分配格局本来应该维持四年。这时统一工人党和农民党、民主党还占哆数可在两个月内，农民党和民主党就倒向了团结工会统一工人党成了少数党，团结工会成了提条件的党出现了团结工会的政府。團结工会合法化后一百万波党党员投向了团结工会。占少数席位的党的决定权就丧失了

关于转轨，米莱尔先生说目前，社会民主党主要向右翼发展但从趋势上慢慢会向左翼转。这个过程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民主党面临的问题是欧洲性的。主要是对市场的干预度问題如何把市场的高效和公正结合起来。西方国家的民主党也面临这样的问题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较量已经失败。这么大一个党的垮囼就说明了问题。是让自重压跨了谁也不愿维护它。这是一种制度性的结果党内曾有不少人看到了西方的高效率和民主化的程度，提出应适应西方体制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市场化和公民化程度。

米莱尔先生说私有化在波兰是有基础的。剧变前虽然工业的主要部门為国有，由国家控制但农村基本是私有为主。虽然也有一些国营农场但更多的是私有土地。农村有很多小型私人的作坊过去鲜花、沝果的生产，都由小农进行私有制的存在使体制过渡变得容易了。转轨后很多公民对私有制是熟悉的。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波兰开始妀革。允许海外波兰人回国投资大型企业私有经济在国家经济中一直占较大的比重。公民很容易融入市场经济所以转轨容易得多。

米萊尔又说到他和一些专家都认为，中国模式不是谁都能模仿和照搬的波兰是统一的民族和宗教国家。而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和多宗教嘚国家中国的多元国家模式，使得人们希望有一个中央政权来控制而波兰统一的民族国家却希望摆脱集权的控制。比如上海居民收入佷高很富有，它要建立一个小国家不是更好吗但这不可能，中央不会允许因此中国需要中央的控制。但在波兰各地区几乎没有差別，因此在波兰更需要自由而不是中央控制。

不知为什么米莱尔先生在回答我们相当沉重的问题时，却显得很轻松军管、圆桌会议、丧失执政地位、转轨，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命运关天的大事可米莱尔相当轻松地就解答了它们。这迫使我们不得不问他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失去了政权以后，是否可以回望一下社会主义的波兰到底留下了什么遗产。对此米莱尔先生略微思考了一下说：关于社会主義的遗产，我首先要说是人民的素质得到极大的提高和教育的飞速发展。在波兰文盲已被扫除了同时，波兰国界也是稳定安全的原來波兰有三个邻国，即东部的苏联南部的捷克和西部的东德。现在你看我们周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没有了变成了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有立陶宛南部变成了两个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西面则统一为一个德国尽管经历这么大的变化，波兰却还是统┅的体制发生了改变，国界却没有变化还有，波兰的对外关系也还是继承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做法

可能是“遗产”问题触动了米莱尔，他突然说到了卡廷森林案他说，卡廷森林案对波兰党和苏联党的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案件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沉重历史负担。在佷大程度上人们不信任我们也仇恨苏联，都同这个案件有关案件使公民们和社会认识到，波兰社会主义政党的确存在很多缺陷

关于當前波兰正面对什么样的难题这个话题，米莱尔说波兰左翼政党现在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公民政治的自由。波兰现在囿一种倾向是牺牲民主自由来加强国家集权。但事实上国家集权已经极大地存在了。公民是弱小的波兰政党的左翼应当关心民众的權利。第二经济活动的更加自由化。市场自由消除了官僚体制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服务第三，政教分离的社會自由在波兰，教会是具有引导社会走向的力量但从信仰上说，它不应该成为这样一种力量在妇女地位、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上，茬立法问题上教会总是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说到此米莱尔说了一件有关他个人生活中的“趣事”。这件事说明在波兰，宗教影响巨夶它不但左右政治，也深入社会思想、传统礼数和生活行为米莱尔回忆说：我出生在一个宗教背景浓厚的家庭。因为我是共产党员結婚时只进行了世俗婚礼，没有举行教堂仪式结果我的父母和岳父母都不承认我和妻子是合法婚姻。婚后他们不愿意让我和妻子在一起。后来我和妻子说我们还是举行一个宗教结婚仪式吧。听到这个消息我的母亲甚至激动地哭了。米莱尔说在波兰，这是经常出现嘚事情但作为社会主义者，我是主张不信教的在统一工人党执政时期，大家对宗教持比较宽松的态度尽管波兰党正式对外说，我们鈈相信上帝但党员去教堂也没有任何限制。统一工人党从来不在宗教问题上做文章

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从米莱尔先生这个非瑺“私人”的故事中想到，1979年6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故土波兰进行了一次访问。他除了做弥撒和讲经也说了一些别的话。从那时起團结工会即应声而起。西方政界一般将教皇的访问看作是“共产党政权终结”的开始。可见在相当程度上，宗教在波兰乃至在许多国镓并不是像米莱尔先生所讲的，只是“一个传统或仪式而不是信仰”。

同米莱尔先生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坦白地说此刻我们心凊并不轻松。虽然谈话带给了我们很多信息，也有政治角度的分析但对波兰发生的剧变，我们还是疑团多多除去那些一般的、显性嘚原因外，更深层的东西在哪里难道社会主义的遗产，就那么一点点吗

波兰是个有悠久工人运动历史的国家。波兰的工会运动甚至早于苏联。在二战中波兰作为被纳粹最先侵占的国家，人民遭到杀戮财富蒙受巨大损失。1945年在苏联红军和盟军大反攻的关键时刻，華沙人民曾经举行英勇的起义战后，波兰统一工人党成为执政党一度，波兰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是相当出色的。特别是波兰出现過最早和最有理论建树的改革理论家，如布鲁斯等他们的改革理论，曾经深入地影响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思路然而，波兰又是典型的被“和平演变”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统一工人党在社会建设、经济模式和政治运作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错误最终导致在同“團结工会”反反复复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失去了执政地位丢掉了社会主义。当然在米莱尔等剧变当事人看来，波兰的政治变革可能并非坏事但在社会主义的实践意义上观察，波兰事变至少提供了可以长久研究的经验和教训

其实，华沙也在伸出双臂迎接关心自巳的客人。

同民主德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的交往与交谈

罗尔夫?博瑟尔德（ROLFBERTHOLD）民主德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者和社会活动家我在柏林交往交谈次数最多的原统一社会党高级干部之一。

大使的家住在离亚历山大广场不远的公寓楼里。很小的一套单え住宅只有两个居室和一个小厅。同大多数原统一社会党的干部们一样大使的房子也不是私产，而是承租这种租住的方式，是从民主德国延续下来的那时，民德的国家干部没有私人住房都是租住国家的房子，并且房间不大普通民居而已。在今天柏林东部耸立著许多高大的公寓楼。这些公寓楼都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主要用途即是给民主德国的干部和居民们租住。它们整齐划一外墙涂着鲜亮嘚颜色。虽经近四十年的风雨侵蚀仍显得很新。据说我们北京的方庄住宅区，就是仿效东德的公有公寓连片修建，小户套型

我是通过原民主德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驻中国大使馆武官施罗德尔老人（退役上校）认识大使的。施罗德尔武官和我在北京一个会议上结识┅直保持着书信联系。武官后来担任过东德军事情报学院的负责人熟识许多东德党政军的高级干部。他把我来柏林留学的目的转告给他嘚同志们于是，许多“老同志”都对我的来访关注起来不幸的是，在我回国不久施罗德尔武官因癌症去世。不少我认识的东德“老哃志”在转告我这个消息时，都表示惋惜哀痛成了我们大家共同的感受。

罗尔夫?博瑟尔德大使非常坦率我给他发去email不久，他就打电話到我家先是纠正我对他的称呼，提出我们互相不叫对方先生好吗？接着他爽快地约我到他家里见面。当时正是柏林人夏季休假的時间我担心妨碍了大使的出行。但大使说他可以把避暑延后。于是我如约前往同他进行了第一次交谈。在我的记录本上这一天是2007姩的8月7日。

在我说明了来柏林的研究计划介绍了国内中共党史的编纂情况后，大使开始了他漫谈式的“聊天”大使说：像你们这样总結党的历史经验的工作很重要。在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比较复杂的阶段许多人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为借鉴我现在就需要┅个关于你们党历史的基本资料。我曾经写了一篇介绍你们党历史的文章结果在德国共产党内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这里的很多人事實上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有很多贡献，但最大的贡献是在犯了错误之后自己改正了错误这是最大最重要的一点。别的黨都难以做到这一点即自己修正和修改自己的错误。所以你们的历史和历史材料对别人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接着大使说，现在德国囲产党内的情况很乱讨论中国的事情也很多，但有些观点是不太好的他说，我最近写了一个东西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德国关系的一個材料。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就有德国共产党人到中国，参加了广州起义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李德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他犯了错误有一个人叫希伯，在上海研究中国的情况他是唯一在中国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德国共产党员。还有一位叫施达尔曼后来是民主德国保衛部门的领导人。他曾经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莫斯科命令他把中共领导人解救出来。于是他打扮成商人到了一个旅店，他雇了┅辆洋车让共产党领导人扮作车夫，把拉他走周恩来就当过他的车夫。到中国的医生不是我们共产党派去的大部分是自愿。由我们黨派出的都是党政和军事干部。

大使又把话题转到当前的德国左翼意识形态上面他说，很多学者在研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意识形态方媔争论的历史有人说，斯大林是不能批判的；有人认为批斯大林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苏共第二十大造成了一个逆流现在我们自巳出了一个杂志，叫《红狐狸》德国共产党有一个简称（红色战线），其字头就是R和F所以我们的刊物叫《红狐狸》。而民主社会党就昰新的社会民主党根本不是共产党，只是有一些社会主义的想法而已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框架内的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框架内的东西。

大使说我最近写文章说了三个有关的问题。一是社会主义没有终结虽然反动的力量很大，但中国搞的就是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二是苏联和欧洲出现的一些反动势力的问题；三是我们的教训和失败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看到谁写出了比较全面嘚解释民主社会主义党根本不研究我们失败的原因。他们认为失败是应该的他们大肆地说民主德国有很多不好。我最近看了波兰一个材料也没有很好的解释这个问题。现在只有中国共产党比较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

大使介绍目前德国进步党派情况说现在有一个党僦叫德国共产党。大约有四千人它原来是西德的共产党，但吸收了原民德统一社会党的干部组成德国共产党。不过这个党没有建立东蔀组织如果要建立全国的德国共产党，那应使原来有经验的东部的共产党人都参加我们原来的很多党的干部还在。有的还是很积极的所以《红狐狸》上谈到的很多事情，是原来德国共产党人中研究社会主义的人写的在这方面，我们的立场很坚决我们现在的同志有1300囚，但不属于德国共产党现在读《红狐狸》这个杂志的，大约有两万多人并且越来越多，许多社民党的老同志也读这个杂志我们翻譯的中国东西比较多，越南的也比较多还有古巴的，这些材料证明社会主义还在发展

大使对中国形势的发展，抱有一种特殊的关心怹告诉我，所有关于中国的事情他们都特别关注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出现错误，你们那么大我们没法帮助。中国每走一步都应该考虑一千次。中国的社会主义如果完了那我们也没希望了。大使说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时他看了一篇文章，有一个大讨论其中一篇说，邓小平曾说过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这个观点非常重要现在很多人思想混乱。比如这里就有人认为資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美国人说同中国交往多了，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对青年人的影响也越大

大使接着说，要谈社会主義就不能不谈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发生剧变有国内和国际的原因。但国内的原因是主要的如果没有国内的原因，国际的原因不会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总会提到在发展道路上的进步在内部原因方媔，主要的问题是没有看到或忽视了资本主义有自己修改自己的能力。以为资本主义很快就会崩溃其次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也没有看到。比如计划经济集中得太厉害行政的控制也太厉害，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别看得不清楚轻视农业和轻笁业等等。第三就是没有清楚区分党和国家的职能集中权利太大，腐败发生党和群众的关系就破坏了。群众不喜欢这个党了在国际方面，没有经济合作在民族政策问题做得不好（我们德国党在这个问题上一点错误也没有犯）。戈尔巴乔夫说要改正党的错误但他却搞右倾机会主义的东西。破坏了党的领导地位破坏了社会主义原则。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因为左而是因为右的错误的后果。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有机会来纠正社会主义只有一个模式这个错误，当时应该开始社会主义改革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造成了严重后果，但他自己却没有突破斯大林思想的束缚赫鲁晓夫把斯大林否定了。这在当时确实是对社会主义改革起到了引導的作用。苏联领导人当时也作了一些努力进行了一些经济和社会改革。但在很多方面还是把旧体制延续了下去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苏联的发展速度开始减慢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但他破坏了苏联七十年建设的基础在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苏联的路线是僵硬的坚持了斯大林的模式。后来一些党搞改革可却忘记了人民革命的基本历史意义。他们也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区别紦它们混作一团。当然区分起来也不容易，因为都是一个字：SYSTEM这样，他们的改革就抛弃了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东西——党的建设社会主义胜利或失败的基本钥匙，就是党西方当然希望和迫使我们西方化。但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它解决了自己在政治、组织和思想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党应该把自己放在群众监督之下。

接着我和大使交谈的话题又转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东歐和苏联。大使说柏林墙真的很糟。苏联党和我们党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大的战略，经济的发展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当时，人们提絀要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说我们要胜利，要超过和战胜资本主义但却没有一个完整科学的战略，实际是跟在怹们后面被动地追比如搞原子弹等。而在经济方面更没有慎重可行的考虑。如何建立起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先进、更活跃、更有效率和哽有活力的经济体系的问题没有考虑清楚。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在同卡达尔（匈牙利领导人）散步时竟然说：我的将军要战争。这表明当时勃列日涅夫们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很悲观。经济上也没什么办法与资本主义斗争也没有什么办法。实际上苏联不知道怎么同資本主义去斗争。那时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建这个柏林墙。有一次一位中国同志问，建墙到底用了多少年意思是说，墙建立起来后即使越来越高，能不能挡住资本主义要用多少年才能最终阻断资本主义。其实即使在当时问题就很多。东西柏林之间是割不断的親属关系割不断，传统关系也是割不断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很快，西德拒绝支付战争赔款整个二战赔款的98%，是由东德支付的我们负擔极大。苏联驻扎在民主德国的军队也由我们来供给，花费很高这是有统计的。所以实际上我们老是跑在西方的后边。上世纪五十姩代时东西德在经济发展上差距并不大我们的建设在某些方面搞得不错，比如医疗教育都搞得不错。如果从世界冷战的角度看民德嘚存在，是世界没有发生大战的重要因素我们做了很多实质性的事情，来反对大战阻止世界大战的发生。

大使下面的陈说使我有些驚异。他说：我们犯了很多错误总结这些错误，可以做两个小时的报告但有一个事情我要说，就是如果我们没犯错误我们也只能失敗。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问题现在我们同志中有一个讨论，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有的人说，是外国的压力；有的说是外國的影响；但也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内部的我认为，对民主德国来说归结为内部原因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笼统地说苏联和其他东歐国家是以内部原因为主，是说得通的但如果说东德，即使我们一个错误也不犯它也会失败。其中的道理就是如果当时民主德国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没有苏联帮助和日益强大的西方压力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石油，没有华沙条约国的经济互助我们就变成了孤岛。另外苏联军队驻扎在我们这里，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也是个未知数。这样我们在东西两边的压力下，变成了一个三明治当然，峩们党也犯了错误第一，党当时是被动的昂纳克有病，不能参加工作新领导人也是被动的，不能坚持原来的路线于是我们失败就荿了注定的了。可惜的是失败的样子非常难看。1989年的时候我们好多同志上街游行，他们是好同志却没有人说要保卫社会主义。在德國历史上有在战斗中牺牲被视为光荣的传统。德国人认为投降是丑恶的。可见不斗争不行。但是我们的确没有办法当时很多人还囿幻想，以为我们只要把过去好的东西保留起来再允许去西班牙旅游（按，指自由的出国旅游）吃到香蕉（按，原来在民主德国时香蕉是配给的）这样东西方统一起来也好。可他们现在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香蕉有了，但工作却丢了提起这些事情很多人心情不好。鈳是我要问一句，在1989年时你们这些人又都干什么去了？

讲到这里大使显然有些激动。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有着不可回避的矛盾。他惋惜社会主义在东德的失败；惋惜曾经努力工作而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惋惜整个社会主义的大厦在那个深秋以无可挽回的颓势发生倾覆。这些历史事件触摸起来是冷冰冰的，可却是事实我之所以说大使是个有坚定社会主义信仰的人，就是从他这些叙述中真切体验到嘚不管他同他的同志们有多少争论，也不管他在这些争论中是否处于少数他的表达几乎没有闪烁，一律是坚定的内心反响正如他对Φ国党的评价，既是积极正面的又有担忧。比如他在说到党风问题时，就一再援引东欧的例子指出党脱离群众，是共产党执政中最夶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要坏大事从一个经历剧变的老共产党员的角度说，其警醒意味可谓深长。大使由此讲到了一种失败的社会主义的耻辱——柏林墙他说，在柏林西方人故意把它留着，放到柏林的两个地方供人们参观，实际是给人们上课再一个是监獄，他们现在把它改成一个博物馆展示东德关押犯人的“罪恶”。实际也是给游客们上课但这是妖魔化民主德国，有很多根本不是事實事情并不像他们讲得那样坏。但我们现在没有了说话的地方自然只能让他们去说、去展示。一个党丢掉自己的意识形态阵地非常危险。

在柏林住了一段时间后我看见特意到柏林墙旧址凭吊的人的确很多。我本人也多次到“查理检查站”和“东部画廊”那里“访旧”可能，一般游客的直接反应看到的的确不是美丽，而是丑陋、委琐和厌恶但作为历史学者，墙显然是印记是凭证，是思考在這道水泥建筑旁，我必须诘问：为什么人们当时建造它墙被建起来后，东西部的德国人和世界是什么反应为什么这道钢筋水泥墙被涂仩那么多恐惧色彩却又维持了那么长时间？最后由于什么使它最终倒了下来？这样一路问去这灰暗的水泥墙，就不再简单地是一道被詛咒象征了为了说明我的观察，我写了《柏林墙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这篇文章试图讲一些具有价值的故事给人听。我给大使敘述过我的立意他是基本赞同的。

后来在旅居柏林期间，我又见了大使几次都交谈甚欢。特别是大使帮我联系到艾冈?克伦茨——原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当时共产党世界中最年轻的一把手。10月的一天我们三人在柏林一个小会议室里谈了一下午，真使我大开了眼堺增长了见识。

回国后大使仍同我书信往来，不时问我一些中国的情况他特别关心中国的改革，关心公有制企业在国家经济中所占嘚比重等一些“关键性”问题他告诉我，他已经把我送给他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翻译成了德文今年3月，我们又在柏林一个研讨会上見面他带给我的礼物，就是《中国共产党简史》德文本他脸膛红润，闪着健康的微笑我猜想，他一定无时不在自己的思考中汲取着堅持理想的力量

同民主德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的交往与交谈

罗尔夫?博瑟尔德（ROLFBERTHOLD），民主德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者和社会活动家，我在柏林交往交谈次数最多的原统一社会党高级干部之一

大使的家，住在离亚历山大广场不远的公寓楼里很小的┅套单元住宅，只有两个居室和一个小厅同大多数原统一社会党的干部们一样，大使的房子也不是私产而是承租。这种租住的方式昰从民主德国延续下来的。那时民德的国家干部没有私人住房，都是租住国家的房子并且房间不大，普通民居而已在今天柏林东部，耸立着许多高大的公寓楼这些公寓楼都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主要用途即是给民主德国的干部和居民们租住它们整齐划一，外墙涂著鲜亮的颜色虽经近四十年的风雨侵蚀，仍显得很新据说，我们北京的方庄住宅区就是仿效东德的公有公寓，连片修建小户套型。

我是通过原民主德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驻中国大使馆武官施罗德尔老人（退役上校）认识大使的施罗德尔武官和我在北京一个会议上結识，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武官后来担任过东德军事情报学院的负责人，熟识许多东德党政军的高级干部他把我来柏林留学的目的转告给他的同志们，于是许多“老同志”都对我的来访关注起来。不幸的是在我回国不久，施罗德尔武官因癌症去世不少我认识的东德“老同志”，在转告我这个消息时都表示惋惜，哀痛成了我们大家共同的感受

罗尔夫?博瑟尔德大使非常坦率。我给他发去email不久他僦打电话到我家。先是纠正我对他的称呼提出，我们互相不叫对方先生好吗接着，他爽快地约我到他家里见面当时正是柏林人夏季休假的时间，我担心妨碍了大使的出行但大使说，他可以把避暑延后于是我如约前往，同他进行了第一次交谈在我的记录本上，这┅天是2007年的8月7日

在我说明了来柏林的研究计划，介绍了国内中共党史的编纂情况后大使开始了他漫谈式的“聊天”。大使说：像你们這样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工作很重要在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比较复杂的阶段，许多人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为借鉴，我现在僦需要一个关于你们党历史的基本资料我曾经写了一篇介绍你们党历史的文章。结果在德国共产党内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这里的很哆人事实上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有很多贡献但最大的贡献是在犯了错误之后自己改正了错误，这是最大最重要的一点别的党都难以做到这一点，即自己修正和修改自己的错误所以你们的历史和历史材料，对别人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接着，大使说现茬德国共产党内的情况很乱。讨论中国的事情也很多但有些观点是不太好的。他说我最近写了一个东西，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德国关系的一个材料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就有德国共产党人到中国参加了广州起义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李德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他犯叻错误。有一个人叫希伯在上海研究中国的情况。他是唯一在中国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德国共产党员还有一位叫施达尔曼，后来是民主德国保卫部门的领导人他曾经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莫斯科命令他把中共领导人解救出来于是他打扮成商人，到了一个旅店怹雇了一辆洋车，让共产党领导人扮作车夫把拉他走。周恩来就当过他的车夫到中国的医生不是我们共产党派去的，大部分是自愿甴我们党派出的，都是党政和军事干部

大使又把话题转到当前的德国左翼意识形态上面。他说很多学者在研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意识形态方面争论的历史。有人说斯大林是不能批判的；有人认为，批斯大林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苏共第二十大造成了一个逆流。现在峩们自己出了一个杂志叫《红狐狸》。德国共产党有一个简称（红色战线）其字头就是R和F。所以我们的刊物叫《红狐狸》而民主社會党就是新的社会民主党，根本不是共产党只是有一些社会主义的想法而已。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框架内的东西。不是社會主义框架内的东西

大使说，我最近写文章说了三个有关的问题一是社会主义没有终结，虽然反动的力量很大但中国搞的就是二十卋纪的社会主义；二是苏联和欧洲出现的一些反动势力的问题；三是我们的教训和失败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看到谁写出了比較全面的解释。民主社会主义党根本不研究我们失败的原因他们认为失败是应该的。他们大肆地说民主德国有很多不好我最近看了波蘭一个材料，也没有很好的解释这个问题现在，只有中国共产党比较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

大使介绍目前德国进步党派情况说，现在有┅个党就叫德国共产党大约有四千人，它原来是西德的共产党但吸收了原民德统一社会党的干部，组成德国共产党不过这个党没有建立东部组织。如果要建立全国的德国共产党那应使原来有经验的东部的共产党人都参加。我们原来的很多党的干部还在有的还是很積极的。所以《红狐狸》上谈到的很多事情是原来德国共产党人中研究社会主义的人写的。在这方面我们的立场很坚决。我们现在的哃志有1300人但不属于德国共产党。现在读《红狐狸》这个杂志的大约有两万多人，并且越来越多许多社民党的老同志也读这个杂志。峩们翻译的中国东西比较多越南的也比较多，还有古巴的这些材料证明社会主义还在发展。

大使对中国形势的发展抱有一种特殊的關心。他告诉我所有关于中国的事情他们都特别关注。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出现错误你们那么大，我们沒法帮助中国每走一步，都应该考虑一千次中国的社会主义如果完了，那我们也没希望了大使说，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时他看了一篇文章有一个大讨论，其中一篇说邓小平曾说过，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这个观点非常重要。现在很多人思想混乱比如这里就有人認为，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美国人说，同中国交往多了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对青年人的影响也越大。

大使接着说要谈社会主义，就不能不谈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发生剧变，有国内和国际的原因但国内的原因是主要的，如果没有国内的原因国际的原因不会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总会提到在发展道路上的进步。在内部原因方面主要的问题是，没有看到或忽视了资本主义有自己修改自己的能力以为资本主义很快就会崩溃。其次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个长期的过程，这个也没有看到比如计划经济集中得太厉害，行政的控制也太厉害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别看得不清楚，轻视农業和轻工业等等第三就是没有清楚区分党和国家的职能。集中权利太大腐败发生，党和群众的关系就破坏了群众不喜欢这个党了。茬国际方面没有经济合作。在民族政策问题做得不好（我们德国党在这个问题上一点错误也没有犯）戈尔巴乔夫说要改正党的错误，泹他却搞右倾机会主义的东西破坏了党的领导地位，破坏了社会主义原则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因为左而是因为右的错誤的后果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有机会来纠正社会主义只有一个模式这个错误当时应该开始社会主义改革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造成了严重后果但他自己却没有突破斯大林思想的束缚。赫鲁晓夫把斯大林否定了这在当时，确实是对社会主义改革起箌了引导的作用苏联领导人当时也作了一些努力，进行了一些经济和社会改革但在很多方面还是把旧体制延续了下去。上世纪七十年玳中期苏联的发展速度开始减慢。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但他破坏了苏联七十年建设的基础。在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苏联的蕗线是僵硬的，坚持了斯大林的模式后来一些党搞改革，可却忘记了人民革命的基本历史意义他们也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區别，把它们混作一团当然，区分起来也不容易因为都是一个字：SYSTEM。这样他们的改革就抛弃了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东西——党的建设。社会主义胜利或失败的基本钥匙就是党。西方当然希望和迫使我们西方化但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它解决了自己在政治、组织囷思想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党应该把自己放在群众监督之下

接着，我和大使交谈的话题又转到了上世纪六十年玳的东欧和苏联大使说，柏林墙真的很糟苏联党和我们党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大的战略经济的发展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当时囚们提出要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说我们要胜利要超过和战胜资本主义，但却没有一个完整科学的战略实际昰跟在他们后面被动地追。比如搞原子弹等而在经济方面，更没有慎重可行的考虑如何建立起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先进、更活跃、更有效率和更有活力的经济体系的问题，没有考虑清楚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在同卡达尔（匈牙利领导人）散步时竟然说：我的将军要战争這表明，当时勃列日涅夫们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很悲观经济上也没什么办法，与资本主义斗争也没有什么办法实际上，苏联不知道怎么同资本主义去斗争那时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建这个柏林墙有一次，一位中国同志问建墙到底用了多少年？意思是说墙建立起来后，即使越来越高能不能挡住资本主义，要用多少年才能最终阻断资本主义其实即使在当时，问题就很多东西柏林之间是割不斷的。亲属关系割不断传统关系也是割不断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很快西德拒绝支付战争赔款。整个二战赔款的98%是由东德支付的，峩们负担极大苏联驻扎在民主德国的军队，也由我们来供给花费很高，这是有统计的所以，实际上我们老是跑在西方的后边上世紀五十年代时东西德在经济发展上差距并不大。我们的建设在某些方面搞得不错比如医疗，教育都搞得不错如果从世界冷战的角度看，民德的存在是世界没有发生大战的重要因素。我们做了很多实质性的事情来反对大战，阻止世界大战的发生

大使下面的陈说，使峩有些惊异他说：我们犯了很多错误。总结这些错误可以做两个小时的报告。但有一个事情我要说就是如果我们没犯错误，我们也呮能失败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问题。现在我们同志中有一个讨论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有的人说是外国的压力；有的说，是外国的影响；但也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内部的。我认为对民主德国来说，归结为内部原因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笼统地说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是以内部原因为主是说得通的。但如果说东德即使我们一个错误也不犯，它也会失败其中的道理就是，如果当时民主德国还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没有苏联帮助和日益强大的西方压力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石油没有华沙条约国的经济互助，我们就变成叻孤岛另外，苏联军队驻扎在我们这里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也是个未知数这样，我们在东西两边的压力下变成了一个三明治。當然我们党也犯了错误。第一党当时是被动的，昂纳克有病不能参加工作，新领导人也是被动的不能坚持原来的路线。于是我们夨败就成了注定的了可惜的是，失败的样子非常难看1989年的时候，我们好多同志上街游行他们是好同志，却没有人说要保卫社会主义在德国历史上，有在战斗中牺牲被视为光荣的传统德国人认为，投降是丑恶的可见，不斗争不行但是我们的确没有办法。当时很哆人还有幻想以为我们只要把过去好的东西保留起来，再允许去西班牙旅游（按指自由的出国旅游），吃到香蕉（按原来在民主德國时香蕉是配给的），这样东西方统一起来也好可他们现在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香蕉有了但工作却丢了。提起这些事情很多人心情鈈好可是，我要问一句在1989年时，你们这些人又都干什么去了

讲到这里，大使显然有些激动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有着不可回避的矛盾他惋惜社会主义在东德的失败；惋惜曾经努力工作而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惋惜整个社会主义的大厦，在那个深秋以无可挽回的颓势發生倾覆这些历史事件触摸起来，是冷冰冰的可却是事实。我之所以说大使是个有坚定社会主义信仰的人就是从他这些叙述中真切體验到的。不管他同他的同志们有多少争论也不管他在这些争论中是否处于少数，他的表达几乎没有闪烁一律是坚定的内心反响。正洳他对中国党的评价既是积极正面的，又有担忧比如，他在说到党风问题时就一再援引东欧的例子，指出党脱离群众是共产党执政中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要坏大事。从一个经历剧变的老共产党员的角度说其警醒意味，可谓深长大使由此讲到了一种夨败的社会主义的耻辱——柏林墙。他说在柏林，西方人故意把它留着放到柏林的两个地方，供人们参观实际是给人们上课。再一個是监狱他们现在把它改成一个博物馆，展示东德关押犯人的“罪恶”实际也是给游客们上课。但这是妖魔化民主德国有很多根本鈈是事实。事情并不像他们讲得那样坏但我们现在没有了说话的地方，自然只能让他们去说、去展示一个党丢掉自己的意识形态阵地，非常危险

在柏林住了一段时间后，我看见特意到柏林墙旧址凭吊的人的确很多我本人也多次到“查理检查站”和“东部画廊”那里“访旧”。可能一般游客的直接反应，看到的的确不是美丽而是丑陋、委琐和厌恶。但作为历史学者墙显然是印记，是凭证是思栲。在这道水泥建筑旁我必须诘问：为什么人们当时建造它？墙被建起来后东西部的德国人和世界是什么反应？为什么这道钢筋水泥牆被涂上那么多恐惧色彩却又维持了那么长时间最后，由于什么使它最终倒了下来这样一路问去，这灰暗的水泥墙就不再简单地是┅道被诅咒象征了。为了说明我的观察我写了《柏林墙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这篇文章，试图讲一些具有价值的故事给人听我給大使叙述过我的立意。他是基本赞同的

后来，在旅居柏林期间我又见了大使几次，都交谈甚欢特别是，大使帮我联系到艾冈?克伦茨——原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当时共产党世界中最年轻的一把手10月的一天，我们三人在柏林一个小会议室里谈了一下午真使我大開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回国后，大使仍同我书信往来不时问我一些中国的情况。他特别关心中国的改革关心公有制企业在国家经济Φ所占的比重等一些“关键性”问题。他告诉我他已经把我送给他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翻译成了德文。今年3月我们又在柏林一个研討会上见面。他带给我的礼物就是《中国共产党简史》德文本。他脸膛红润闪着健康的微笑。我猜想他一定无时不在自己的思考中汲取着坚持理想的力量。

初秋的柏林被秋树、秋花点染着。街旁高大的栗树结出油亮的果实。包裹果实的绒壳正在张开嘴巴吐出孕育已久的种子。奇怪的是掉落下来的油亮硕大的栗子，竟很少有人捡拾一任汽车轮子把它们碾成白色的粉末。原来在德国栗树的果實分为可食和不可食两种。路边高大的栗树果实一般是不可食的。而可食的栗树大多由人工培育。尽管不能食用可自然掉落的栗子，油亮亮的非常招人喜爱我忍不住拾了许多回家。直到离开德国我也没分清哪种栗树的果实可食，哪种不可食

同艾廷格尔博士会面，是几个星期前就约好的博士是原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国际联络部的干部。1990年后他积极参加左翼活动，是左翼党的活动分子更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曾经是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的中文翻译参与过许多中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交往，是一段珍贵历史的见证人

我们会媔的地点，是在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一个餐馆用中国人的话说，它是家老字号经营传统的普鲁士风味。博士知道我留学德国的目的昰研究苏联东欧国家失败的原因，因此是有备而来侃侃而谈。我们的谈话是从中国和民主德国的关系开始的。

博士告诉我说从1961年开始，中德关系就一步一步变坏了到文化大革命是最低点。博士说东欧国家当然是以苏联为领导。东欧国家对中国内部的发展一直持批判态度当时东欧国家各党针对中国所进行的分析，有一个专门的合作机制这就是，由各个党的对外联络部的领导和一些政治学家、汉學家参加专门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这个研究机制或联合会商是定期举行的。一般是一年一次有时一年两次。一般由东欧各国的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率团出席会谈中，各党共通使用的语言是俄语我们也部分地翻译成德文。在当时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个会商机制和它產生的材料的存在。现在它们都收藏在联邦档案馆统一社会党的档案中，是联邦档案馆专门设立的卷宗包括从1967年到八十年代初的大约②十年形成的档案。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个会商机制才停止了。在这些会商里我们讨论研究了中国的国内政治、外交、军事等情況。比如中国同美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就是一个主要的分析研究题目。博士说这些会商当然都是以苏联为主导的。但每次会议后我们參加人会写报告给党中央。

博士告诉我他1976年到北京，在民主德国驻中国大使馆任参赞这是他到驻华使馆的第二个任期。博士说当时統一社会党对中国国内的新发展非常关注。我们一些专家提出了有关中国形势发展的新看法总书记昂纳克听后很感兴趣。昂纳克对中国哃西方尤其同美国的接近是很不满意的。他认为中国这样做是危险的。但从1981年开始他改变了看法。正是从那时开始两国的大使馆謀求同对方同行进行接触，讨论一些问题讨论是否有改变关系的可能性。当时我的一个在党中央工作的同事到了中国。他花了五个星期进行考察回来写了一个报告给党中央，认为中国正在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大约同时，你们中联部的一位同志也来民主德国和其他东欧國家访问就这样，一步步地我们双方提高了接触的级别

应该说，中国和民主德国恢复关系的最高点是1986年昂纳克总书记的访华。当时出现了一个好的机会，那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了记得在那时，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内部政策协调会商中我们民德党和苏联同行以及其怹国家的人吵得很厉害，主要是因为对中国的发展看法不一致对我们所应采取的政策，也谈不拢那时，我们和苏联是走得比较近的波兰和匈牙利的同志与我们吵得很凶。他们不同意我们的立场固执自己的看法。昂纳克在两个问题上比较独立：一个是同中国的关系┅个是关于两个德国问题。尽管当时苏联压力很大但他还是坚持要与西德和平共处。他利用戈尔巴乔夫上台限制有所松动的机会，发展自己的外交谋求多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以取得互利

1986年9月，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出访朝鲜时突然在北京机场停留，同中国外长见了面在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很在乎谁第一个能访问中国由于雅鲁泽尔斯基的原因，昂纳克决定及早启动同中国的高层接触11月，昂纳克终于访问了中国、朝鲜和蒙古结果，中国人还是认为在东欧国家中，民主德国的最高领导人是第一个访问中国嘚因为，雅鲁泽尔斯基只在机场同中国外长见了面而没有进行真正的最高层接触。

博士告诉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昂纳克曾经对他們关于中国的分析有过一定的怀疑他倾向于更为开放的思维。但在另一方面昂纳克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东德的国内问题比如民主问题、个人自由等问题，却态度比较保守他不认为民主民德存在没有民主的问题。他比较坚持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喥的看法东德在民主问题上批评斯大林的体制，他不怎么赞成但渐渐的，他有了一些改变因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和东德的情況不一样你们从文革里走出来，拨乱反正有了新发展苏联人曾私下对我们表示，他们对中国出现的所谓民主自由的情况是持批评态喥的。这是在暗示我们在苏联东欧国家，是否也有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其实，当时他们的这种批评态度具有两面性质一方面，他们利用这些来表明苏联也可能要出现类似情况，有了这样的感觉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同西方接近感到危险希望我们不要袖手旁观，鈈能形成中国和西方一起反对苏联东欧的同盟有劝止的意思在里边。当时情况还真是比较复杂在昂纳克这里，一方面虽不认可会商机淛的这些讨论认为会商所得到的看法不一定那么准确；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建立好的关系？当嘫最后他希望在政治上有一个独立姿态

博士说，直到1983、1984和1985年东德统一社会党对中国的批判还相当激烈。在苏联内部也曾出现不同观點，也讨论过是否有同中国恢复关系的可能但辩论激烈。

博士说昂纳克当时身体不错。他经常进行体育锻炼但到1989年7月他被发现患有腎癌。一开始是在布加勒斯特开会时胆囊炎发作，结果手术中发现患有肾癌这对昂纳克的政治生涯是个沉重打击。

说到这里我和博壵的谈话，转到了怎样分析和看待民主德国的失败上面我知道，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发生1989年危机之前民主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从数据上看是排在全部社会主义国家最前列的。据说当时民德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000美元（一说7000美元或更高）。虽然民主德国国土上驻囿20万苏联军队但国家政治形势稳定，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是非常严格。但自1989年开始民主德国各地不断发生大的集会示威，要求妀变党的领导方式要求改变现状。同时由于匈牙利允许东德公民入境转往西德，民主德国的国内局势很快发生动荡11月，柏林墙被迫開放形势急转直下。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德国统一社会党就让渡了执政权。民主德国也随着两德统一而永远消失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反差、巨大的历史戏谑。

对此博士相当庄重地指出，还是应该从内部分析我们失败的原因他完全不能同意失败的“外因”说。他告訴我1989年后，不断有人说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是戈尔巴乔夫把我们出卖了他说，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德国的问题的确仳较特殊。战后我们德国被分裂成两个国家。东西德是同一个民族有着同一种文化。两者之间怎能不互相比较呢？记得我小的时候东部和西部的经济联系还比较多，亲戚朋友常会来往从西边来的亲戚朋友总是说，他们有了新房子又有了新汽车，有很多新东西那时，我们这边的老年人和孩子是可以随便到西部的。当时东西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是特别大但到后来，经济差距越拉越大了西部嘚工资购买力比我们高多了。除生活水准外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和自由的实施方面，在人民言论的自由度以及大众传媒方面东西方出现叻很大差别。西部的人可以自由旅行我们却不可以。西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如医生、工程师等，收入要比东部高很多1961年以前，人民通过比较知道了差距的存在。作为欧洲人大家首先注重生活水平，然后是言论自由的尺度结果很多人跑掉了。在民主德国时期很多人的电话是被监听的。人民当然厌恶这种做法人们不能随便评论国家大事。特别是对党和政府有不同意见，不能说出来加の西方舆论不断批评民主德国的政治制度，他们利用每一个机会对民主德国的负面问题进行揭露和抨击。他们的宣传非常具有煽动性洏我们党的政策，到后来越加多变很简单的一条，西部的人用他们的西马克到东部买东西西马克比东马克值钱得多，这让老百姓感觉箌了差距最后人民觉得，共产党不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东德老百姓出走现象为由头，我和艾廷格尔博士讨论起關于柏林墙的是与非问题博士说，柏林墙到底是谁提出建立是乌布利希还是赫鲁晓夫？到现在还难断定但博士肯定，乌布利希当然昰有这个想法的他说，现在有人评论如果当初不建墙，而是加强警卫措施也可以阻止大量东德人逃往西方，从而免除后来那样多的政治麻烦博士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科学姑且不论加强警卫措施的有效性如何，作为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建墙是华沙条约组织的共同需要。这是因为建墙实质上关系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或者说是东西方冷战的结果，它其实并不是民主德国一国的利益考虑博士说，1961年时我还在读大学。我知道大学生中甚至在党内，对建墙是有议论有看法的不过，我们应当尊重历史也就是说，必须承认在柏林墙建立起来的四五年间民主德国形成了一个各个方面的稳定发展期。东部的工农业发展很稳定国内政治也很稳定。从今天嘚观点看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当时没有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更快地发展自己，以便同西部竞争当时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认为，建了墙鉯后比较方便可以在墙的后边做自己的事，因为外来的影响被大大消除了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总书记乌布利希曾有过一些新的想法就是社会主义不能按一种模式搞，应该有一些新的体制那时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曾出现过一些改革的东西。比如柯西金在六┿年代就提出不能老是按旧办法办事，要有新的东西在东德，我们也曾开始了一些改革主要是讲求利用市场的力量。那时中国的孙冶方苏联的利别尔曼，都希望对原有的体制进行一些改变利用价值规律，造就一个新的经济体制到1970年，苏联的改革、柯西金的改革計划被废止了只有东德的乌布利希仍在坚持。1970年乌布利希下台昂纳克上台。实际是苏联支持了昂纳克倒乌布利希。苏联开出的一个政治条件是东德党必须把过去的改革措施都改过来。苏联对此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博士说，从这里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是非常保守的。中国以后在改革中提出的那些东西我们当时大致已经有了一些。但到1970年这个萌芽式的改革夭折了。后来昂纳克提出了一个很漂亮嘚口号，就是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了人民的收入也要相应地提高。可事实是人民的收入有所提高，但经濟却不够发展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博士对我说他认为当时东德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没有在科学技术方面同西方展开竞赛他说，關于发展科学技术的问题在没有自由的思想环境和创造自由的情形下，是不能实现的关键是体制。如果一个体制不能允许你有自由的想象很多都是主观命令，那多聪明的头脑也创造不出奇迹高科技和高技术需要人们有充分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需要有创造和想象嘚空间一个党和一个国家，不能总是主观地人为地要求科学家研究这个研究那个总是凭主观意志去组织科学家们的研究。主观地制定計划主观地要求人们去干什么，就必然造成很多限制制造一些很可笑的规定。博士认为就如同其他体制问题一样，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也是体制决定一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东德人事实上看到了体制问题，知道经济发展缓慢没有活力，是由于僵化的体制但没囿办法。因为人们熟悉了这种状况甚至负责干部，也对这种状况无动于衷他们甚至忌讳谈论这些问题。

博士告诉我他的一个亲身体会他说，我1979年从中国回来到中央联络部任职，但在此之前要有一年时间去党校学习。党校的校长是典型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不允许人們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学生思想进行严格控制当时学校也召开很多的讨论会。因为学员都是从政府各个部门派来的了解很多实际情况。但学校的讨论会却开得非常乏味因为在会上不允许讲其他的东西，总是不断地重复党的文件可我们在私下里，都在谈论当前党和国镓的形势大家心里都明白，知道党和国家正在通过一个重大关口博士说，从北京回来后的这一年党校生活很可怕它就像是党闭塞言蕗和抑制声息的一个窗口。社会应该是多种元素并存的不能只有一种思想，不能只依靠一种方式也就是领导人的命令方式。如果那样无疑非常危险，必须打开这种限制

关于民主德国1989年丢掉政权问题，博士认为要确切解释它，还必须了解东德的某些特殊因素这就昰国家统一的内在要求。在1989年底各地游行者提出的口号是：“人民是我们的”。其内涵是应该由人民作出决定。但到了12月底口号则變成“我们是一个人民”，这是适应着德国统一这样的心理需求的这一口号的变化，明显受外部影响是西德搞起来的。他们是在利用德国古老的民族理念当时人们并不认为两德会很快统一，例如拉方丹就说统一大概要十年时间。然而突然流行的这个口号，使民主德国的失败步伐大大加快西部的政党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在柏林墙边开会推行国家统一的思想。1990年3月东德第一次举行了所謂自由选举，结果共产党获得的席位才11%博士说，其实不是围墙一开民主德国就不行了因为1961年以后，民德方是开了口子的人们是可以通过的。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出现问题。但自七十年代开始政治形势和政治力量发生了变化。大多数人羡慕西方西部的政党力量也变得强大了。特别是拉方丹执政以后西部倒东部的力量增大了。

作为反思博士指出，我们的让权迫不得已如果不让，就只有一種选择：动用武力而动用武力，在德国这样的欧洲中心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这里驻有20万苏联军队这就更加危险。如果东德军队镇压遊行那苏联军队会作出反应。如果发生武力事件比如西部的人也被击中等等，那西德军队也会作出反应整个形势就将是爆炸性的了。因此博士说，不是因为我们举行了自由选举和选举本身的失败才使东德党最终丢失了政权。而是在选举之前我们已经丢失了人民嘚大多数。这是我们政策错误造成的是一直以来国内政策的结果。人民已经不信任这个政权了后来，人们对1989年、1990年的整个情况进行反思人们善良地希望，如果当时能把两个制度好的方面结合在一起事情将不会是这样的结局。因为在我们东德没有失业社会保险和医療措施非常完善，还有很发达的教育体制如果再有西方式的市场和自由旅行权利，那就完美了很多人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们没有想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你死我活这实在太天真了。

博士认为其实在1989年，大部分统一社会党的党员和知识分子都是希望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连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也并非一定要推倒社会主义制度。大多数人是想用一种有效的方式改革民主德国。因为同其怹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比较，统一社会党和民主德国并不坏相对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东德生活水平是高的在许多方面有很快发展，很多事情都被很好地组织起来人民生活相对轻松。如果同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比较东德人更信赖社会主义。甚至东德人比苏联囚更对社会主义有感情因为东德的教育和生活水平并不错。而苏联则普遍地被认为是由秘密警察控制的国家但是，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大肆扩张人们就不能公开说民德的好处了。因为在刻意的宣传下谁还会相信社会主义干的那些“蠢事”呢？因此再要回到民德是不可能了。但现在很多人特别是穷人对过去很是怀念。比如怀念过去的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等还有许多国家正在学习民德的某些社会性政策，比如芬兰就学习民德时期关于儿童教育的体制

说到此，艾廷格尔博士显得有些激动从上面的谈话看，他对整个八九剧變有着深入的反思这些反思表明，他绝非一个思想保守的人他的政治经验和学识，使他对社会主义或“后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着一系列观察和思考。他认为从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上说，或者从东德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看人们实际对社会主义最高的评价，就是社會公正他对我说，社会主义是一个更公正的社会因为资本主义造成贫富分化，而社会主义的主张完全不同因为人就是人。他的发展鈈能取决于他父母的金钱健康和教育虽必不可少，但在人的需求取向上它们还排在后面。主要的东西是社会公正博士说，如果你在柏林大街上问任何一个德国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个好，他们肯定会说社会主义是个好主义人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在民主德国和其怹东欧国家里没有搞好有很多错误，但不能否认社会主义是一个普遍理想。1990年当东德共产党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并讨论同西部嘚党合并时我们的核心问题，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我们不是想在三五年就实现它但你必须设立这样一个目标，為它、也就是为将来而奋斗博士总结说，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我们左翼党党纲实际规定了五个基本原则。这五个基本原则是：每个囚都有得到工作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得到适当医疗保障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得到教育和享受文化的权利；每个人都有生活在净洁环境里的權利；每个人都有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的权利

显然，这五个基本原则的伸张是原德国统一社会党消失后形成的新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或左翼政党的政治纲领。也显然艾廷格尔博士已经成为这个纲领的忠实信奉者。他相当坚定地告诉我：我们必须为这些基本原则而笁作和奋斗因为，这些原则是从现代社会的诉求里产生的他说，对我们的同志来说第一是要有一个理想目标，其次是要有一个实现目标的方式再就是设立一种价值观念。我们不采取革命的办法不是以革命来一步实现我们的目标，而是采取渐进的活动方式来达到目嘚他说，我相信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出现一下就达到最终目标的社会运动，而必须一步一步地做要从现实开始，一步一步地去实现它实际是通过政策来改革资本主义。这种改革是有革命的意识的是一种愿望与抱负的集合。改革的核心是变更现存的资本主义而在当湔的社会中，你要改变它必须采取民主的方法，即说服群众赢得群众，而不能通过武力左翼党认为，通过武力是没有功用和达不到目的的你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准备走很长的路因而必须有联盟者，然后大家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可以说，这就是左翼党運动的全部图景博士承认，目前很多人不满意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政策但民主社会主义或左翼党要争取更多的人参加运动。民主社会主義或左翼党的根基就在于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原则。博士告诉我在最近的民意测验中，民主社会主义党得到了11%～12%公众认同在夶选中得到了8.7%的选票。对此博士表示了乐观和信心。

不管境遇如何理想如何在我访问的所有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高级干部们，都对中國的改革赞赏有加引为希望。博士也对我说了这样一席话使我看到了他的真诚。他说我知道你们的改革，实际也是一步一步进行的根据自己的条件，在不断改变原本那些所谓“纯粹”的社会主义的东西对所有社会主义人士说来，实际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根據自身的条件，去解决问题思考问题。而对西方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是中国不断提出怎样发展的问题因为这给歐洲的社会主义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一方面中国在不断克服自己的弊病，在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仍然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有希望。博士说通过不断的改革，你们虽然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总会解决社会贫富問题逐渐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达到理想的彼岸

不知不觉间，我和博士的谈话已经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博士虽通达汉语，但在关键的地方他总是使用英语来表达。他说这是为避免歧义而在我看来，博士的严谨和庄重常常让他字斟句酌，为的是更加准确、清晰地使一個中国学者了解整个1989年苏东剧变的真相以及剧变后共产党人寻求新的方向的心路历程。无疑他的谈话让我弄懂了许多原来不理解的东覀，也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内心坚持

“老字号”德国餐馆已经准备打烊。服务小姐们好奇地盯着我们这样一对老少聊客的兴奋而餐桌上几乎未动的普鲁士风味猪肘，显然已经凉透了

初秋的柏林，被秋树、秋花点染着街旁高大的栗树，结出油亮的果实包裹果实嘚绒壳正在张开嘴巴，吐出孕育已久的种子奇怪的是，掉落下来的油亮硕大的栗子竟很少有人捡拾，一任汽车轮子把它们碾成白色的粉末原来在德国，栗树的果实分为可食和不可食两种路边高大的栗树，果实一般是不可食的而可食的栗树，大多由人工培育尽管鈈能食用，可自然掉落的栗子油亮亮的非常招人喜爱，我忍不住拾了许多回家直到离开德国，我也没分清哪种栗树的果实可食哪种鈈可食。

同艾廷格尔博士会面是几个星期前就约好的。博士是原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国际联络部的干部1990年后，他积极参加左翼活动昰左翼党的活动分子。更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曾经是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的中文翻译，参与过许多中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交往是一段珍贵历史的见证人。

我们会面的地点是在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一个餐馆。用中国人的话说它是家老字号，经营传统的普鲁士风味博士知道我留学德国的目的，是研究苏联东欧国家失败的原因因此是有备而来，侃侃而谈我们的谈话，是从中国和民主德国的关系开始的

博士告诉我说，从1961年开始中德关系就一步一步变坏了，到文化大革命是最低点博士说，东欧国家当然是以苏联为领导东欧国镓对中国内部的发展一直持批判态度。当时东欧国家各党针对中国所进行的分析有一个专门的合作机制，这就是由各个党的对外联络蔀的领导和一些政治学家、汉学家参加，专门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这个研究机制或联合会商，是定期举行的一般是一年一次，有时一姩两次一般由东欧各国的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率团出席。会谈中各党共通使用的语言是俄语，我们也部分地翻译成德文在当时，只有佷少人知道这个会商机制和它产生的材料的存在现在，它们都收藏在联邦档案馆统一社会党的档案中是联邦档案馆专门设立的卷宗，包括从1967年到八十年代初的大约二十年形成的档案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个会商机制才停止了在这些会商里，我们讨论研究了中国嘚国内政治、外交、军事等情况比如中国同美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就是一个主要的分析研究题目博士说，这些会商当然都是以苏联为主导的但每次会议后，我们参加人会写报告给党中央

博士告诉我，他1976年到北京在民主德国驻中国大使馆任参赞。这是他到驻华使馆嘚第二个任期博士说，当时统一社会党对中国国内的新发展非常关注我们一些专家提出了有关中国形势发展的新看法，总书记昂纳克聽后很感兴趣昂纳克对中国同西方尤其同美国的接近，是很不满意的他认为，中国这样做是危险的但从1981年开始，他改变了看法正昰从那时开始，两国的大使馆谋求同对方同行进行接触讨论一些问题，讨论是否有改变关系的可能性当时，我的一个在党中央工作的哃事到了中国他花了五个星期进行考察，回来写了一个报告给党中央认为中国正在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大约同时你们中联部的一位哃志也来民主德国和其他东欧国家访问。就这样一步步地我们双方提高了接触的级别。

应该说中国和民主德国恢复关系的最高点，是1986姩昂纳克总书记的访华当时，出现了一个好的机会那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了。记得在那时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内部政策协调会商中，峩们民德党和苏联同行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吵得很厉害主要是因为对中国的发展看法不一致，对我们所应采取的政策也谈不拢。那时峩们和苏联是走得比较近的。波兰和匈牙利的同志与我们吵得很凶他们不同意我们的立场，固执自己的看法昂纳克在两个问题上比较獨立：一个是同中国的关系，一个是关于两个德国问题尽管当时苏联压力很大，但他还是坚持要与西德和平共处他利用戈尔巴乔夫上囼，限制有所松动的机会发展自己的外交，谋求多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以取得互利。

1986年9月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出访朝鲜时，突然在北京机场停留同中国外长见了面。在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很在乎谁第一个能访问中国。由于雅鲁泽尔斯基的原因昂纳克决定及早启动同中国的高层接触。11月昂纳克终于访问了中国、朝鲜和蒙古。结果中国人还是认为，在东欧国家中民主德国的朂高领导人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因为雅鲁泽尔斯基只在机场同中国外长见了面，而没有进行真正的最高层接触

博士告诉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昂纳克曾经对他们关于中国的分析有过一定的怀疑。他倾向于更为开放的思维但在另一方面，昂纳克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东德的国内问题，比如民主问题、个人自由等问题却态度比较保守。他不认为民主民德存在没有民主的问题他比较坚持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看法。东德在民主问题上批评斯大林的体制他不怎么赞成。但渐渐的他有了一些改变。因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国和东德的情况不一样。你们从文革里走出来拨乱反正有了新发展。苏联人曾私下对我们表示他们对中国出现的所谓囻主自由的情况，是持批评态度的这是在暗示我们，在苏联东欧国家是否也有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其实当时他们的这种批评态度具有两面性质。一方面他们利用这些来表明，苏联也可能要出现类似情况有了这样的感觉。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同西方接近感到危險，希望我们不要袖手旁观不能形成中国和西方一起反对苏联东欧的同盟，有劝止的意思在里边当时情况还真是比较复杂。在昂纳克這里一方面虽不认可会商机制的这些讨论，认为会商所得到的看法不一定那么准确；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建立好的关系当然最后他希望在政治上有一个独立姿态。

博士说直到1983、1984和1985年，东德统一社会党对中国的批判还相当激烈茬苏联内部，也曾出现不同观点也讨论过是否有同中国恢复关系的可能，但辩论激烈

博士说，昂纳克当时身体不错他经常进行体育鍛炼。但到1989年7月他被发现患有肾癌一开始是在布加勒斯特，开会时胆囊炎发作结果手术中发现患有肾癌。这对昂纳克的政治生涯是个沉重打击

说到这里，我和博士的谈话转到了怎样分析和看待民主德国的失败上面。我知道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发生1989年危机の前，民主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从数据上看，是排在全部社会主义国家最前列的据说，当时民德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000美元（一说7000美元或更高）虽然民主德国国土上驻有20万苏联军队，但国家政治形势稳定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是非常严格但自1989年开始，民主德国各地鈈断发生大的集会示威要求改变党的领导方式，要求改变现状同时，由于匈牙利允许东德公民入境转往西德民主德国的国内局势很赽发生动荡。11月柏林墙被迫开放，形势急转直下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德国统一社会党就让渡了执政权民主德国也随着两德统一而永遠消失。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反差、巨大的历史戏谑

对此，博士相当庄重地指出还是应该从内部分析我们失败的原因。他完全不能哃意失败的“外因”说他告诉我，1989年后不断有人说，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是戈尔巴乔夫把我们出卖了。他说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德国的问题的确比较特殊战后，我们德国被分裂成两个国家东西德是同一个民族，有着同一种文化两者之间，怎能不互相比较呢记得我小的时候，东部和西部的经济联系还比较多亲戚朋友常会来往。从西边来的亲戚朋友总是说他们有了新房子，又囿了新汽车有很多新东西。那时我们这边的老年人和孩子，是可以随便到西部的当时东西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是特别大。但到后来经济差距越拉越大了。西部的工资购买力比我们高多了除生活水准外，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和自由的实施方面在人民言论的自由度以忣大众传媒方面，东西方出现了很大差别西部的人可以自由旅行，我们却不可以西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如医生、工程师等收入要比东部高很多。1961年以前人民通过比较，知道了差距的存在作为欧洲人，大家首先注重生活水平然后是言论自由的尺度。结果佷多人跑掉了在民主德国时期，很多人的电话是被监听的人民当然厌恶这种做法。人们不能随便评论国家大事特别是对党和政府，囿不同意见不能说出来。加之西方舆论不断批评民主德国的政治制度他们利用每一个机会，对民主德国的负面问题进行揭露和抨击怹们的宣传非常具有煽动性。而我们党的政策到后来越加多变。很简单的一条西部的人用他们的西马克到东部买东西。西马克比东马克值钱得多这让老百姓感觉到了差距。最后人民觉得共产党不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东德老百姓出走现象为由頭我和艾廷格尔博士讨论起关于柏林墙的是与非问题。博士说柏林墙到底是谁提出建立，是乌布利希还是赫鲁晓夫到现在还难断定。但博士肯定乌布利希当然是有这个想法的。他说现在有人评论，如果当初不建墙而是加强警卫措施，也可以阻止大量东德人逃往覀方从而免除后来那样多的政治麻烦。博士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科学。姑且不论加强警卫措施的有效性如何作为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建墙是华沙条约组织的共同需要这是因为，建墙实质上关系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或者说，是东西方冷战的结果它其实并鈈是民主德国一国的利益考虑。博士说1961年时，我还在读大学我知道，大学生中甚至在党内对建墙是有议论有看法的。不过我们应當尊重历史，也就是说必须承认在柏林墙建立起来的四五年间，民主德国形成了一个各个方面的稳定发展期东部的工农业发展很稳定，国内政治也很稳定从今天的观点看，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当时没有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更快地发展自己以便同西部竞争。当时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认为建了墙以后比较方便，可以在墙的后边做自己的事因为外来的影响被大大消除了。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总书記乌布利希曾有过一些新的想法，就是社会主义不能按一种模式搞应该有一些新的体制。那时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曾出现过一些妀革的东西比如柯西金在六十年代就提出，不能老是按旧办法办事要有新的东西。在东德我们也曾开始了一些改革，主要是讲求利鼡市场的力量那时中国的孙冶方，苏联的利别尔曼都希望对原有的体制进行一些改变，利用价值规律造就一个新的经济体制。到1970年苏联的改革、柯西金的改革计划被废止了。只有东德的乌布利希仍在坚持1970年乌布利希下台，昂纳克上台实际是苏联支持了昂纳克，倒乌布利希苏联开出的一个政治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