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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屯子叫东河》自2007年出版至今已五个年头了，库存告罄。许多朋友鼓励我再版，因为他们的朋友乃至朋友的朋友仍想一睹为快，理由是“这本书很好看。”初衷以自娱自乐为目的的写作，如今成了一份推卸不了的责任。本以为此书的粉丝应该是与我有相同经历的老知青，但五年来的事实告诉我，读者中几乎囊括了各个年龄段，各种背景和各种经历的人，其中不乏八零、九零后的愤青们。何以如此？答案纷纭：1、与许多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相比，此书显得不那么沉重，在艰苦历程的追忆中透着一股催人向上的力量；2、以作者亲历的人与事为脉络，状物叙事，真人真名，读起来有真实感；3、语言简洁，平实质朴，大量东北方言的使用对那些有北方生活背景的读者来说更具亲和力；4、书中对北大荒自然景观、风土人情、奇闻轶事的描写具体详实，妙趣横生，带有很强的可读性；5、散文的体裁没有那种严格紧密的逻辑联系，所有章节既各自独立又互为整体，阅读起来比较随意和自由。许多读者曾经问我：“一段艰苦的岁月何以在你的笔下如此轻松而且趣味盎然？”我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是千万知青中的一员，既无权利也无能力对那场被叫做上山下乡的运动做出精准的评价和总结。我只知道在那场运动中，一个城市青年中止学业走向农村是每一个适龄学生逃脱不了的命运，这就是历史，摊上你了，就得直面以对；我只知道农村并不是地狱，在农村受苦也并不该仅仅是农民的专利，城市学生到农村干了几年就叫浩劫，就叫灾难，那亿万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的农民该怎么办？我只知道世界上没有白干的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只要你直面人生，顽强拼搏，你所经历的一切包括苦难都会成为财富装入你智慧的宝库。我的书对上山下乡运动既无批判又无褒扬，只是忠实地记录了那个年代我所经历的一切，其中的是非曲直、功过成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是我写本书的原因，也是我决定再版的原因。再版后的《东河》在个别文字和段落上作了必要的润色和修改，增录了五篇新作品，新增“后记”和“回望青春抚远行”大型回访活动的彩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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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奴娇.抚远怀旧岁月如梭，弹指间，三十八年荏苒。回首往事，恍恍然，犹在黑龙江畔。东河耕耘，大滩值勤，历尽苦与难。坑道掘进，挥洒几多血汗。 泛舟乌苏里江，鱼过千层网，不分昼夜。握钢枪，健儿威震敌胆。念念不忘，父老乡亲情，养育之恩。衷心祝愿，抚远前程灿烂！
1968年冬天，我和千千万万知青一起卷入了上山下乡、屯垦戍边的洪流，在乌苏里江边一个叫东河的小屯子里度过了四年的青春时光。那年，我十六岁。光阴荏苒，那一千四百六十天在我五十五年的人生岁月里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在我记忆里所占的比重却越来越大，以至于到了魂牵梦萦的程度。记忆是破碎的，细节却依然清晰，其中的感受错综复杂。总想写点儿啥，却像天狗吃月亮，无从下口。最近，我学着别人的样，在搜狐网上开了一个博客，闲暇时写些小文章自娱自乐。这种随意性很强的写作方式给我很大的启发。突发奇想、信手拈来，不讲究结构，不在乎修辞，想到哪，写到哪，写一篇，算一篇，日积月累，或许真能将那些破碎的记忆串联起来。图个啥？留恋、怀旧、反思还是还债？啥都是，啥也不是。不写不行，不吐不快，还是赶快动笔，了了这个心愿吧！
一、支边去日在中国知青运动史上是个极其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在全国范围展开。在这以前的一个月里，我就读的杭州外国语学校已经开始动员毕业生到本省农村投亲靠友，插队落户，但生性冥顽的我从小向往林海雪原、戈壁大漠，对江南的青山秀水毫无兴趣。正当我不情愿地在浙江省的萧山、临安、建德、淳安几县中选择的时候，传来一个特大喜讯：经杭二中、杭七中、浙大附中代表三次赴黑龙江联系争取，黑龙江省革委会决定由地处中国最东端与苏联接壤的抚远县接收第一批杭州知青，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然而，第一批赴边境县的知青政审极严，由于父亲尚未“解放”出来工作，有“走资派”子弟之嫌，第一次政审就被淘汰了。这突如其来的一闷棍打得我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我割破手指，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四个鲜红的大字“我要支边！”再一次交给校工宣队。从不为子女的事找组织的父亲也急了，当天找到单位的工宣队、军宣队，阐明了坚决支持儿子屯垦戍边的鲜明态度，并希望组织上能出面与校方联系解决。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成为杭州外国语学校第一批支边的八个人之一。遥远的中苏边境，神秘的异域风光，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北大荒……所有这一切极大地刺激着我那颗年轻躁动而不安分的心，整天沉醉在光怪陆离的幻想中，却毫不体会父母第一次送子远行的别苦离情。12月22日下午，父亲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想买一件新球衣。在百货公司里，父亲为我挑了一件袖长过膝的蓝色球衣，按他的说法，别看我现在矮，但正在长个子，明年就正好了。另外又花十四块钱买了一只绿色帆布箱，无奈实在没什么东西能装满它，最后塞了一顶破蚊帐了事。晚上，一家人在一起吃了我出发前的最后一顿晚餐。席间，母亲交给我二十五块钱，刚嘱咐了几句便泣不成声，以至于从小当兵的父亲下了命令：“明天送大新，谁哭谁不准去！”第二天一早，除了父亲和大妹，谁也没去送我。母亲和小妹是因为要哭，比我小一岁的弟弟是因为前天刚跟我打了一架而赌气不去。12月23日早晨，汽笛长鸣的火车拉着一百三十一名杭州知青，跨过长江，越过黄河，穿过山海关，一路向北、向北，经过五天的颠簸，在东北铁路尽头一个叫福利屯的小站卸下了我们。四辆大客车又拉着我们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冰天雪地里整整颠簸了十四个小时，在这条中国最东北角的公路尽头最后一次卸下了我们。前方已经没有路了，一条宽阔的界江横亘在我们面前，那就是黑龙江。对岸是苏联—一个敌对的国度。那年，我十六岁。
二、东河到东河那天的所有细节在记忆里永远是清晰的。那是个呵气成冰的早晨，生产队长张守来带着爬犁队赶到公社所在地抓吉来接分配到东河的杭州知青。十二匹马拉着六挂爬犁首尾相衔，沿着冰封的河道蜿蜒蛇行，浩浩荡荡地向东河疾驰而去。第一次坐爬犁的我感到兴奋不已，这种从未见过的交通工具让我想起了格林童话里圣诞老人的雪橇。弯弯的犁头冲开厚厚的积雪，箭一般地在冰面上滑行。瓦蓝瓦蓝的天空飘着砂糖般的清雪，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着点点银光。清脆的响鞭震落了树枝上琼玉般的雾凇，纷纷扬扬落了我一身。吸入鼻腔的空气寒冷而凝重，但却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清新。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忐忑不安地想象着即将伴随我新生活的东河应该具有的景象。翻过最后一个高坡，远处显现出一个湮没在白色中的小屯子。在懒洋洋的冬日阳光照耀下，袅袅的炊烟似乎被冻僵了，出了烟囱却久久不肯离去，在房顶不远处懒洋洋的升腾徘徊，如同一朵朵形态各异的白蘑菇。一条长不过二百米，东西向的土路把屯子分成南北两半，两排新旧不一、土墙草顶的房子里住着二十八户人家。东头是所小学，三个老师教着十八个学生；西头有一个牲口棚和一个大猪圈，养着三十多头牛马和大大小小几十头猪；后面是一道高约十米，绵延数里的土岗，长着茂密的树林；前方是一片方圆几十里的草甸子，一直延伸到乌苏里江边；隔江相望是海拔950米的抓吉山，山是中国名，却在苏联境内。这就是东河。小学老师张金发、王国文和姜曾顺领着一帮小学生在村口拉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欢迎知识青年来东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几个大字。鼻涕拉瞎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欢快的锣鼓声中，老人们拉着知青的手问寒问暖；女人们好奇地打量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城里娃娃；孩子们显然被知青特有的行李吸引住了，五颜六色的被褥、成扎成捆的书籍、从未见过的乐器……。低矮破陋的土房被老乡们打扫得干干净净，天棚上新糊的报纸透出阵阵油墨的清香，崭新的炕席被火炕烤得暖暖的。刚安顿下来，细心的老人们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杭州知青办统一发放的棉裤由于棉花太少，针脚又不密，大部分知青棉裤的棉花已退到小腿处，膝盖处只剩下两层布。这也难怪，杭州人从来也不穿棉裤，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做棉裤。乡亲们心疼了。队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安排知青第二天休息，将所有棉裤按人头分到各家重新翻絮，限期一天完成。当知青们穿上针脚细密、厚实暖和的新棉裤时才知道，许多人家拆了自家的被褥，抽出本来就不多的棉花絮到了知青的棉裤里。那年头，棉花是计划供应的，要票。这就是东河的农民。
三、张守来张守来是东河的生产队长兼党支部书记，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基层干部。他很年轻，我到东河那年，他才二十二岁。对他的年龄记得那么清楚的原因很简单，我刚到东河的那几天，他正因为公社不让他去当兵而闹情绪，因为那年他刚满二十二岁，是法定服役年龄的最后一年。他个子不高，偏瘦但很结实，眉目清秀，略显瘦削的脸上长着一对炯炯有神、不大不小的眼睛，鼻梁挺挺的，嘴很有棱角，在屯子里算个美男子。他口才很好，平时疙瘩溜丘话张口就来，一套一套的，开会发言更是字正腔圆、振振有辞。1969春天的一天晚上，队里召开春耕动员会，他从搞好春耕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反修防修的伟大意义，到各地块的播种顺序和劳力畜力的安排，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不用稿子不喝水一连说了四个钟头，听得一帮城里娃娃大眼瞪小眼，浑身热血沸腾。我就是听了他的动员，当天晚上向党支部递交了决心书，坚决要求当饲养员，第二天就搬到牲口棚与一个患严重肺气肿和哮喘病的五保户住在一起，开始了我长达三个月的饲养员生活。张守来很能吃苦，干活很利索，铲地、割麦、打草、赶车、打鱼、盖房，样样都是行家里手。他很能喝酒，每顿都要来两盅，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六十多度的北大荒酒，一顿能喝一瓶，越喝脸越白，越喝话越多，但很少看到他喝醉。他有个善良慈祥的老娘，对知青很好，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张大娘。正是这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四年中给了我这个远离家乡父母的知青无尽的关怀，让我在万里之外的东河体会到了母爱。1970年我患细菌性痢疾，张大娘听说用鸡蛋清拌和捣碎的韭菜贴在肚脐上能治病，就每天如法炮制。尽管徒劳，但她给我敷药时那慈祥的面容和心疼的眼神却让我铭记终生。每当他家做点儿好吃的，张大娘都会让她那八岁的大孙子到知青宿舍来叫我，“陈叔呵，俺奶奶叫你去吃饭！”那清脆稚嫩的童音几十年来时常回响在我耳边。张守来是我成长道路上最初的引路人，是他的培养和重用，使我在东河经受了良好的锻炼，为后来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0年我从县武装部值班分队回来后，他任命我当民兵排长，后来又当连长，1971年底，他做了我的入党介绍人，第二年推荐我接他的班，于是，我在二十岁那年当上了农村的基层党支部书记，而他去公社当了武装部长。1972年底我应征入伍，由于交接工作耽误了时间，新兵第二天就要出发了，而我却还在百里之外的东河，他二话没说，套上马爬犁，顶着暴风雪，亲自把我送到了县里。一路上，能说会道的他一直沉默着，只管用鞭子狠狠地抽着马。我知道他很矛盾，从感情上讲，他不愿意我离开东河，但又怕耽误我的前程，象他当年一样错过了当兵的机会，而我却沉浸在军旅生活的憧憬中，对他的心情浑然不知。到了县里，天已经黑了，我直接在县武装部换上了军装，参加了新兵的欢送晚宴。宴会上，领导致词，我代表新兵讲话，他坐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默默地抽着烟。大家都互相敬酒，杯盏之间一片欢声笑语，他却脸色茫然，自斟自饮，宴会还没结束就离席了。第二天，在欢送的人群中我没有看到他。我走了，踌躇满志地走了，而他还留在那里，留在生他、养他、造就他的抚远。
四、铲地东北农村历来对强度大的劳动有“四大累”的排名，即“和大泥、脱大坯，拉大锯、割大地”，但在我的记忆里，与“四大累”比起来，还有一种更苦更累的活，那就是铲地。抚远县的纬度高，又在中国版图的最东面，夏天时，早晨三点天就亮，晚上八点还没黑。每天凌晨，当你还因为昨天的疲劳而死睡在炕上，做着游西湖的美梦时，老农李振清的出工哨子就响了。全村男女老少揉着眼睛，扛着锄头，顶着晨星，趟着露水来到了一望无际的大地边，这时候，东方刚露鱼肚白。打头的一声吆喝“抄家伙！”漫长的一天开始了。东北有句顺口溜“关东山、三班倒、蚊子、瞎蠓和小咬”。清晨是蚊子和一种叫“糠皮子”的昆虫肆虐的时候，每人头顶上盘旋着一团上下翻飞的虫云，发出令人心悸的嗡嗡声，对你发起劈头盖脸的轮番进攻。尤其是糠皮子，以身体细小如糠屑而得名，看不见，摸不着，专往你身上有毛的地方钻，头发、眉毛、胡子、腋窝、裤裆，钻哪里咬哪里，咬得你抓耳挠腮、浑身冒汗。我亲眼看见几个细皮嫩肉的女知青被咬得脸部肿胀、号啕大哭。天亮了，蚊虫退了，展现在你面前的是似乎永远也铲不到头的垄沟，最长的有几里地，早晨从这头开始铲，中午到那头歇晌吃饭，然后接着往回铲，铲到这头正好收工。在长达十几小时的劳作中，难耐的不仅仅是疲劳，还有单调、枯燥和乏味。人人半哈着腰，两手一前一后握着锄杆，眼盯着苗间的杂草，交替着双脚，在垄沟里边铲边走。为了不落在别人后面，我不时用余光扫视着左右，不断调整着速度，力争跟上打头的。刚开始，还有当地农民说些令知青脸红的“黄段子”以鼓舞士气，渐渐的，累了，没人说话了，只听见锄板刮擦泥土的“刷刷”声。东北的夏天温差大，早晨下地时还穿着厚厚的外套，中午的气温则高达三十多度。烈日骄阳，挥汗如雨，茫茫大地，无处躲藏，搭在头上浸透了水的毛巾，十几分钟就干了。为了可口，知青食堂的孙美玲在送来的开水桶里加了糖精和醋精，无奈流汗多了缺的是盐而不是糖，光喝不解渴，尿倒是多了。最开心的是工间休息，三五成群、席地而坐、插科打诨、抽烟喝水。我的烟瘾就是这么染上的。胡乱撕一片纸，往里撒些旱烟末，卷成喇叭筒状，用唾沫沾上边，掐去头上的纸疙瘩，点上火，深深地吸上一口，又解乏，又熏蚊子，一下子就拉近了与贫下中农的距离，省得农民笑话你“男人不抽烟比女人长胡子还难看”。最后的冲刺是最难熬的。劳作了一天，筋疲力尽，捏着锄杆子像掂着一根铁棍子。眼看夕阳西下，腹中饥肠辘辘，恨不能三步并两步铲完了事。然而，大自然还要最后考验你，小咬上班了。暮色中，成千上万比蚊子小，比糠皮子大的小咬，对你露在外面的所有皮肤，不论厚薄，反复叮咬，那种突然的疼痛，远非蚊子和糠皮子能比。以至于我一直断定，它的口器不是针状颚而是地地道道的牙，否则怎么会那么疼。终于，打头的发话了：“煞愣点儿，铲完了回家！”于是，先到地头的人又回过身来，找铲得最慢的垄沟往回铲，这叫“接垄”，一个接一个，三下五除二，回家喽！踏着沉重的脚步，怀着收工的喜悦，准备明天再重复今天的劳动。
其实，铲地的劳动强度并不大，就是太耗时间，是个磨蹭活，娘们儿干最合适。我是个急性子，不适应慢工出细活，宁愿干打羊草、拉大锯之类的力气活，憋足了劲儿，甩开膀子，一鼓作气，干完拉倒，因此，但凡有这样的活，我都抢着去。也正是因为打羊草、拉大锯，我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这是后话。
五、陈元发陈元发是个身材高大、性格倔犟的老汉，我到东河那年他应该有六十了。我与陈元发的交情不仅仅因为我跟他儿子是好朋友，更重要的是我与陈元发有过生死之交。1968年冬天，东北大地红烂漫，从省市到地县，成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运动。1969年初春，我作为一名“根红苗正”的知青与徐新月、刘蕴一起，被公社革委会指定为东河清理阶级队伍小分队的成员，主要任务是在队革委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内查外调，深挖暗藏在贫下中农队伍里的地富反坏右分子。1969年3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珍宝岛事件，乌苏里江的炮声使东河的清阶运动增添了反修的色彩。抚远地处中苏边境，在伪满时期到中苏友好的漫长岁月里，确有个别人与当年的日伪政权和后来的苏联有着复杂的关系，然而，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种清查和清理被无限制地扩大化了。一时间，抚远县敌特遍地、人人自危，仅东河这么个屁股大的屯子被定为敌特嫌疑的就有三人。陈元发因在伪满时期当过三天胡子（土匪），分过一把雨伞，自然就逃不过这一劫。每天早上出工前，几个牛鬼蛇神被集中到队部，在毛主席像前背诵“老三篇”。陈元发目不识丁、老眼昏花，哪遭得了这份罪，每次都是别人背完了，他还在反复念叨“为人民服务”一句话，免不了招来一顿呵斥。看着这个满头白发，佝肩偻腰，老实巴交的农民，我怎么也不能把他跟“土匪”联系起来。记得是正月的一天下午，忽然有人来报告，陈元发失踪了。张守来派了十几个人分头寻找，半天也不见踪影。天快黑的时候，他自己踉踉跄跄地回来了，说是想去上吊，在林子里找了一棵歪脖树，系好了上吊绳，抽了三袋烟，左思右想犯不着死，冻得受不了，就回来了。这下更糟了，老帐未清，又添新帐，公社当即命令队里派人将他押送到公社去，这个差事派给了我。那是个滴水成冰的风雪天，估计有零下三十多度。陈元发反绑着双手在前面走，我拎着把斧子跟在后面（那时还未发枪）。还没走出二里地，陈元发就站住了，回过头跟我说：“求求你，把我的绳子解了吧，我的手冻得不行了，再那么走下去，非把手冻掉了不可。你别怕，我不会跑。”凭我的直觉，他说的是真的。我解开了绳子，他摘去了手套，风雪中我看见他的十指已开始发白。我俩一前一后又走了十几里地，当看见公社的房影时，他又回过头来站住了，大皮帽裹挟下的眉毛和胡须挂满了冰溜子，颤巍巍地对我说“再给我捆上吧，被人看见了不好”，语调是那么平静，那么诚恳。他转过身，我在他反剪的双手上胡乱绕了几圈绳子，继续一前一后到了公社。三天后，他回来了。两个月后，他与其他三户敌特嫌疑一起举家内迁到了三百多里外的富锦县。1970年春天，县里纠正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陈元发又举家迁回了东河。有了那次经历，我在他心目里就是个天大的好人，逢人便说“陈新这小子心眼好，够意思，要不是他，我的手早冻掉了。”我当支部书记，他比谁都高兴，扯着嗓子喊“我早就看这小子有出息！”我俩成了忘年之交。当年的东北农村，农民缺钱，但家里养着鸡鸭，种着蔬菜。他馋酒，又缺钱，老是撺掇着跟我搭伙喝酒。每次搭伙，我买酒，他管菜。他喝酒有个毛病，光喝酒，不吃菜，一瓶北大荒几乎都让他一个人喝了，而我则塞了一肚子鸡蛋、鱼干和凉菜。天长日久，我的酒量越练越大，后来也像他一样，成了光喝酒不吃菜的酒鬼。借着酒劲，我曾问过他当胡子的事，他说：“我哪知道那些人是胡子，穷得没饭吃，有人管饭谁不去？我没抢过东西，更没杀过人，知道他们是胡子后我就跑了，所以只当了三天胡子，分了一把伞。”
六、与死神擦肩而过1970年8月份的一天，队里抽了六个壮劳力打羊草，我在其中。东河的草场很美，低处是湿地，水草丰茂，一条小河蜿蜒曲折，流向乌苏里江；高处一面坡，依傍着一片茂密的白桦林，林间草地上开满了各种不知名的野花，经常有野鸡和狍子出没。打羊草是个力气活。二寸宽、三尺长的芟刀用好钢锻制，一人高的刀把和刀身成直角，呈L状，加上手柄足有七八斤重。打草时，左手握住刀把上端，右手抓住横绑在刀把中部的手柄，抡圆了双臂，手、足、臀、腰同时发力，一刀下去，“刷”的一声，刀身贴着地面，从右至左将茂密的羊草齐刷刷地割倒。这时，在你面前出现了一条一尺来宽、二米来长的弧形刀迹，然后迈上一步，又是一刀、两刀、三刀，如此反复，直到草场尽头。这叫一趟，短的几十米，长则几百米。当地人说，打羊草时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使劲的，连爷们儿的命根子都晃荡，这话一点儿不假，一趟下来，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脱光了膀子还嫌热，恨不能光腚才好。一趟到头，必须磨刀，将刀把放平，刀头朝上，用一块手指长的石英砂磨刀石，蘸上唾沫，在刀刃的两面来回摩擦。磨好后再看那薄如纸张的刀锋，蓝汪汪、阴森森，浑身透着一股杀气。那天骄阳似火，热得出奇，打了七八趟就没劲了，几个人一商量，干脆啃点儿干粮喝点儿水，歇歇晌再干吧。于是，大家找了块阴凉地儿，各自磨完刀，将刀头冲上，刀把朝下插在地上，围成一圈，席地而坐，吃喝起来。打草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芟刀都不准平放在地上，因为刀刃锋利无比，放在地上被草掩盖不易发现，万一不小心踢到，脚脖子就削断了，因此，休息时必须将芟刀倒插在地上，而且要插牢。那天的事就出在插刀上。一块苞米面饼子还没下肚，我眼睛的余光突然眇见其中的一把刀摇晃起来，抬头一看，“不好！”一把未插牢的芟刀，刀尖朝下，直挺挺地朝我们六个人砍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我左手支地，右手迎了上去，本想抓住刀把，没想到正迎在刀锋上。芟刀被我隔挡了一下，倒在人堆外，而我的手掌外侧却被重重地砍了一刀，我下意识地捏住了伤手，尽管当时并不感到疼，但凭我的经验和直觉，这一刀砍得不轻。伙伴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傻了，缓过神来才明白刚才的一刹那间我们都与死神擦肩而过。王振华起身要给我包扎，我捏住伤口的手稍一松开，一股殷红的鲜血喷他满脸。我知道手掌的小动脉被砍断了，光包扎是没用的，必须尽快缝合。我吩咐王振华立即赶回队里给公社卫生院打电话做好手术准备，我捏住伤口，将伤手举起高于心脏，径直朝二十里路以外的公社走去。说是卫生院，实际上只有一位刚从佳木斯医学院毕业的卢大夫，唯一的护士是从北岗生产队抽上来帮忙的小费姑娘，根本就没经过专业训练。我在门诊桌边坐下（没有手术室），在卢大夫紧张的眼神下慢慢的松开了伤手。连我自己也惊呆了，一道深不见底的伤口从小指根部一直延伸到手腕处,足有十厘米长，血肉模糊的伤口里沾满了刀锋上残留的磨刀泥屑，黑的、红的夹杂在一起，惨不忍睹。经卢大夫检查，这一刀深达骨头，肌肉、血管、神经、肌腱全被切断，需内外缝合两层才行，而且不能保证术后手掌功能完全恢复。更让人揪心的是卫生院从未动过手术，没有麻醉药库存，于是，缝合手术就在没有局部麻醉的情况下开始了。卢大夫用一条绷带将我的伤手绑在椅子扶手上，让我转过头去不要看，小费站在我左面，扳住我的肩膀以免乱动。首先是清创和消毒，双氧水和酒精棉球在我的伤口里来回涂擦，沾在伤口里的磨刀泥屑很难洗清，一遍又一遍，疼得我满头大汗、咬牙切齿。然后是缝合肌肉，最后缝合表皮，两层十六针，总算熬过了这漫长的四十分钟。这时我才发现，紧咬着的牙关僵硬得张不开，短裤都被汗水湿透了。卢大夫脱去手套，摘了口罩，竖起大拇指夸赞道：“小伙子，好样的！关云长刮骨疗毒不过如此。”一周后，由于我带伤参加麦收，伤口感染了，排脓、打针、吃药，折腾了一个月才痊愈。但正像卢大夫所担心的，右手掌的功能并没有完全恢复，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小指和无名指无法弯曲。一直到今天，冬天气温低的时候，别的手指都正常，唯有这两根手指是冰凉的。
七、老瘊巴老瘊巴的大名叫邢横修，是东河唯一的五保户，叫他老瘊巴是因为他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和哮喘病，东北人把这种病叫瘊巴，冠以老字是因为他已年近七旬。他从未娶过媳妇，自然也无子嗣，符合五保户条件，按有关规定，享受每月10元钱的固定补贴。老瘊巴是胶东人，年轻时闯关东来到抚远，尽管风烛残年、浑身是病，但当他颤巍巍地站在你面前时，还是能从他那佝偻的身影里看到他粗壮的骨骼和高挑的身材，让人想到他年轻时一定是条壮汉。听老人们说，老瘊巴早年念过书，是满洲国的秀才，当过私塾先生，下过煤窑，淘过金子，挖过人参，倒腾过烟土，挣过大钱，是个享过福的人。由于放浪形骸，吃喝嫖赌，在烟馆和窑子里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染上了脏病，成了瘊巴。村西头有两间破旧低矮的草房，是队里的饲养棚兼豆腐房，南边那间有一铺炕，成了饲养员的休息室和老瘊巴的家。1969年初春，我当上了饲养员，为了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彻底改造世界观，我夹着铺盖来到饲养棚，与老瘊巴在一起待了三个月。老瘊巴的病真的很厉害，躺下就喘不过气，只能盘腿坐着睡觉，一床从来不洗的被子抱在怀里，一种姿势坐到天亮。他的咳嗽很可怕，一阵接着一阵，发出各种怪声，在一阵急促的，似乎马上要窒息的咳喘后，吐出一大口浓痰，呼吸才稍稍平息。我不管多累，晚上睡着时还是常常被他吵醒。昏暗的油灯，晃动的身影，弥漫的异味加上他那撕心裂肺的咳喘声，直到今天仍然记忆犹新。老瘊巴很博学，尤其对《红楼梦》情有独钟，四大家族的族谱、各种人物的关系、宝黛爱情的脉络……一说起这些他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连咳喘都减轻了许多。他有一套线装的民国版《红楼梦》，有一次，为了炫耀他的学问，他让我随意挑选任何一页的任何一首诗词，只要我念头一句，他就能接着往下背。果然，我前后选了十几首，每一首他都能倒背如流，一字不差。不仅如此，他还能说出这首诗词出在哪一章哪一回以及和上下文的联系，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个年头，《红楼梦》几乎是禁书。十年后，当我在大学里第一次从头到尾读这本书时，老瘊巴说红楼的情景老在我眼前晃动,“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那胶东腔的“好了歌”似乎就在耳边萦绕，久久挥之不去。老瘊巴最得意的时候是过年，各家各户都请他写对联。每当这时，他都会洗脸净手，摆开文房四宝，戴上老花眼镜，细细地研好墨汁，把红纸放正摊平，将狼毫在砚台里舔几下，端肩含胸、匀吸静气、落笔有神、一气呵成。上联写罢，坐下喘半天，再写下联。围观者无不赞叹。再看他，两眼有神，红光满面，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全然没了病态。老瘊巴有三件宝：一本民国版的康熙字典、一副玳瑁框的水晶玻璃老花镜，一把日军炮弹皮打的鹿角把匕首。他曾许诺（也算是口头遗嘱），一旦他死了，老花镜送给李振清，那是他多年的老哥们儿；康熙字典送给张金发，张当时是小学校的老师；那把匕首就送给我，因为我经常帮他挑水干杂活。1970年冬天，他要死了，就把三件宝贝一一送给了我们三个人，后来他又被知青出身的赤脚医生刘蕴救活了，于是，他又从我们手里把三件宝贝一一要了回去，因为只要他还活着，这三件宝贝就是他的精神依托。1971年早春，他真的死了，而且死得很惨。当发现他不行的时候，队里立即安排女知青邵勤赶着马爬犁送他去公社卫生院。到了公社，卫生院下班了，只好先把他安排在招待所住下，准备明天再看病。不料当天晚上他就死了。听公社的人讲，当晚有沈阳军区架线连的十几个战士跟他睡在一铺炕上。半夜，有个战士起来撒尿，发现他上身搭在地上，下身还在炕上，已经咽了气。估计他是发高烧渴了，想起来喝水，一头栽倒起不来就死了。他无儿无女，丧事是公社办的。一口杨木板的薄皮棺材装殓了他，葬在抓吉和东河之间的战备公路边。由于当时冻土还没化，用镐头硬刨的坟坑，堆在坟头上的大块冻土春天开化后塌落，露出了棺材头。公社的知青杨元一打电话告诉了我。第二天，我拎着一把铁锹，到老瘊巴的坟头上为他培上新土，把倒在地上的墓碑扶起重埋。说是墓碑，实际上只是一块粗糙的杨木板，上面用毛笔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邢横修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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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鲑鱼期乌苏里江盛产鲑鱼，当地人叫大马哈鱼。每年8月初，数以千万计的大马哈鱼从鄂霍茨克海进入前苏联的阿穆尔河溯水而上，于9月初到达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汇合处，在位于抚远县境内的黑瞎子岛分道扬镳，其中大部分转道乌苏里江继续上行，目标是兴凯湖，目的是产卵。于是，每年的9月初至10月上旬就是捕捞大马哈鱼的黄金时节，俗称鲑鱼期。抓吉公社地处乌苏里江下游，是大马哈鱼洄游的第一关，素以水域宽阔、江底平缓、鱼群集中、捕捞量大而著称，为抚远县六大鱼滩之首，其中的乌苏镇滩地更是闻名全国，因其位于中国东极而被胡耀邦题词誉为“东方第一哨”。打鱼在许多人眼里是件浪漫、轻松的活，然而，当你置身其中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了。一种叫大花鞋的木质平头渔船，又大又沉，一前一后两个人、两副棹，在水流湍急的乌苏里江逆流而上，到鱼滩的上游下网，一片淌网百八十米，四片网连在一起三四百米，一头系一个救生圈作标记，顺流而下，在鱼滩下游起网，然后划着满载的渔船逆流而上回出发地排号。这一趟下来一个半小时，体力消耗很大。当风力达到四级以上，江面白浪涛天，站在船头下网是件很危险的事，经常发生因网衣被大风吹起缠绕在身而落水的事件。我有一次就因网衣挂住衣扣而落入江中，好在从小会水，情急之中迅速摘除了网线，奋力挣脱了新买的长筒胶靴，捡回了一条命。大马哈鱼过鱼量在9月中旬达到高峰，当地人叫“囊盆儿”，鱼多得捞都捞不过来。江面上每隔五十米就有一趟网，正像当地人所说的“鱼过千层网，网网都有鱼”，别看渔网密密层层，但哪一网都能打个百十来尾，最多的能打三百多尾。因此在这段时间里，打鱼人不分昼夜连轴转，几天几夜不睡觉，困得在船板上倒头就睡，渔船漂到老毛子（苏联）岸边都不知道。有一年，一条渔船失踪了两天没找着，当边防军的巡逻艇在下游的一片柳毛丛里找到这条船时，两个渔民仍在睡梦中，其中一位嘴里还含着未下咽的半个馒头，嘴巴、鼻孔、耳朵里爬满了蚂蚁。当年中苏关系紧张，边境冲突时有发生。抓吉对岸是老毛子的军事基地，名曰二站，驻有几百名边防军人和几艘炮艇，经常越境骚扰中国渔民正常渔业生产，撞击渔船，抢走渔网，甚至绑架渔民。中国人也不示弱，牢记毛主席教导“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先礼后兵，后发制人；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有理、有利、有节。”这就是著名的对敌斗争四十六字方针。每条渔船都装备有一支五六式7.62毫米冲锋枪和两枚反坦克手雷，随时准备反击苏军的挑衅。好在珍宝岛事件后，双方都比较克制，尽量避免冲突升级，因此冲突仅局限于动口动手，但始终未动枪炮。听说萝北县有个罗姓杭州知青，被苏军炮艇撵急眼了，举起反坦克手雷大喊一声“打倒苏修！”吓得老毛子掉转船头就跑，一时传为佳话。鲑鱼期不仅仅有疲劳和危险，也有收获的喜悦和小歇的悠闲，更有乌苏里江的秀美景色带给你的恬静和惬意。下完网，把漂子往江里一扔，卷上一棵烟，点着了，在船板上一躺。唠唠嗑，想想家，哼哼《乌苏里船歌》。江风轻轻地吹拂着疲惫的身躯，浪花拍打着船舷发出有节奏的啪嗒声，使人昏昏欲睡。“哗啦”！有大鱼触网了，泛起阵阵涟漪，一条、两条、三条……抓着网头绳，能明显感觉到大马哈鱼触网时的冲击力。这时，你就像抽了大烟似的立马精神起来，心里盘算着“这一网肯定不少”。起网喽！哈下腰，卯足了劲儿，两手抓住渔网，一把接一把紧着倒腾。有的鱼重达一二十斤，劲大得很，裹着网衣东一头、西一头在船底乱蹿，这时不能硬拽，否则很可能挣破渔网，须一只手轻轻将鱼头拎至水面，另一只手抓起砍钩对准鱼鳃恨恨地一钩，一使劲连网带鱼拽进船舱。看着银灰色的大马哈鱼在水面扑腾挣扎，象蒜辫子一样一嘟噜一嘟噜地被你拽入船舱，堆在那里像一座小山，所有的疲劳都会烟消云散。天黑了，人累了，肚子饿了。在沙滩上拢起一堆篝火，从鱼获中挑一条三四斤重的金黄色大鲤子，杀上一大盆生鱼肉，加入葱、蒜、醋、盐和辣椒油一拌，就着北大荒酒，狼吞虎咽，那种鲜美可口、悠闲自得让你一辈子也忘不了。篝火越烧越旺，冲天的火星在夜空中升腾飞散，与江中的点点渔火交相辉映，在漆黑的江面上绘出一幅光和影的图画。
九、值班分队我在东河的四年是中苏关系处于临战状态的四年，抚远三面临敌的特殊地理位置，使我的知青生活充满了火药味。尤其是1969年8月至1970年4月我奉命参加刚组建的抚远县武装基干民兵战备值班分队，配合边防军执行巡逻、站岗、护航、护渔、战备施工等任务，十个月的经历充满着各种艰苦和危险，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难以忘怀。大滩的瞭望哨抚远县城坐南朝北一面坡，雄踞在浩瀚的黑龙江边，俯瞰着苏联西伯利亚广袤的原野，天晴时不用望远镜就能看见西伯利亚铁路上奔驰的火车和哈巴洛夫斯克东正教堂的金顶。在县城西面三公里的江中心有一个不大的岛屿，叫大夹信子岛，因位于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历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苏方把大夹信子岛和黑乌两江上的数百个岛屿一起划为所谓“争议岛”，两国之间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边界争端。1968年，发生了“大夹信子岛”事件，几十名苏联边防军人在炮艇的掩护下，公然入侵大夹信子岛，破坏了岛上中国渔民的生产生活设施，绑架了两名中国渔民。1969年3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两国的边界争端升级为直接的武装冲突，抚远县的战备空气立刻紧张起来。为表明中国政府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决心，上级领导要求抚远县定期派渔民上岛正常生产，并在与大夹信子岛隔江相望的我方一侧建立由武装基干民兵值勤的边防哨所，这个地方叫大滩。1969年8月，我随值班分队一班进驻大滩，在离岸边三十米处建起一座十八米高的木质瞭望塔（老百姓管它叫大架子），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战备值勤。一班有十二名战士，班长姓洪，外号洪大牙，是县中学的老师；副班长叫李黄，是北大地球物理系的高才生，县气象站长（现任国家气象局副局长）；战士中有一半是杭州知青。一顶军用帐篷就是我们的宿舍，两人一组轮流上大架子执勤，两小时一换岗。每当我肩挎冲锋枪，手持望远镜，站在瞭望塔上，一种发自内心的豪情和责任感油然而生。前方是近在咫尺的敌国领土，后方是我的祖国母亲，虽然我们只有十二个人，但在我们的身后有十亿中国人民。“我为伟大祖国站岗”，这首歌正是我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大滩这个地方是一片稀树湿地，地势低洼，黑龙江水位稍一上涨，我们的帐篷就泡在水里，进出穿胶靴，人在水上睡，空气潮湿得连被子都能拧出水来。天长日久，湿毒缠身，我的脖子后面长出一个馒头大的疖子，又红又肿，疼得不能抬头。哨所没有卫生员，也没有药品，只能硬撑着每天坚持上岗巡逻。一天，我和几个战友下江洗澡，我摸摸疖子有点儿软了，狠了狠心，两手往后掐住疖子，把头扪在水里狠狠地一挤，顿时疼得眼冒金星，站都站不住。当我抬起身来，眼看着水面上连脓带血，红的白的漂了一大片，摸摸疖子，瘪了。那时候的人体质好，就那么一挤，不打针、不吃药，撕一张破报纸往上一贴就好了，撂到今天肯定血毒攻心，非得败血症不可。除了潮湿，蚊子是一大灾难。当地人说“抚远的蚊子，老毛子种，黄皮黄毛长骨头”，这话一点儿都不假。铺天盖地的蚊子逼得你成天拿块手巾不停地扑拉，要不一捏咔吧响的大黄蚊子一会儿就叮满了你的全身，连衣服是啥色儿都分不出来。分队给我们每人发了一顶防蚊帽和一瓶防蚊油，但有时麻烦更多，只要有一只蚊子钻进帽里，抓不着，撵不走，还不如不戴呢；防蚊油涂多了，皮肤过敏，肿得眼都睁不开，还不如蚊子咬呢。最紧张的当然要属边境事件了。一天夜里，苏军的一艘炮艇，关闭了引擎和灯光，从上游顺水而下悄悄地靠上了大滩。突然，两盏探照灯惨白的光柱罩住了整个瞭望哨，晃得两个哨兵啥都看不见。紧接着，一阵俄语的吆喝声和零乱的脚步声包围了嘹望哨，听声音足有十几个人。哨兵情况不明，又无法通知哨所，只好退到塔楼里，子弹上膛，手榴弹拧盖，守在入口的翻盖处。等我们听到动静赶来，苏军的炮艇已经撤走。估计是苏军看到大滩新建了一个瞭望塔，不明就里，仗着船坚炮厉，趁黑夜的掩护过来看个究竟。自此以后，了望塔安上了电话，哨所配备了反坦克火箭筒，以防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大滩的夏秋之交多雷雨，瞭望塔仓促上马未安装避雷针，险些出了大事。那天是刘为平（杭州知青，现为高级律师）站岗，后半夜狂风大作、雷雨交加，一声炸雷把他打趴在地下，半天才起来。他本可以下楼避雷，但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在自己的哨位上一直坚持到我们来换岗。天亮后，当我看到瞭望塔遭雷击后的惨状，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四面木栏杆有三面被雷火烧焦。如今年过半百的他，每当谈起此事，心有余悸中仍透着一丝宽慰和自豪，因为在他十七岁那年，当祖国需要他的时候，在危险降临的关头，他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战士，一条真正的汉子！
航护航，是武装舰艇在水上保护己方非武装船只的战术行动，你听说过陆上的武装人员保护水上舰艇的护航行动吗？我就参加过这样的行动。1969年10月的一天，队里接到县武装部的通知，要我们派一个班，全副武装赶往通江公社团结队境内的抚远水道执行一项护航任务。原来，有一艘我方海军舰艇在黑龙江上游执行完护渔任务后，要赶在封江之前驶回位于乌苏里江上游的兴凯湖基地泊锚。计划先沿着黑龙江东进，经抚远县境内的抚远水道往南进入乌苏里江。抚远水道原来是中国的内河，自西北向东南连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它的东北面就是面积达三百五十平方公里的抚远三角洲，又称黑瞎子岛。由于原黑乌两江的主航道沿黑瞎子岛外侧直接从前苏联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洛夫斯克（伯力）城下经过，一直是前苏联政府的一块心病。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前苏联强行占领了黑瞎子岛，从此，来往于黑乌两江之间的中国船只，只能从抚远水道通过。抚远水道团结段地形险恶，河面宽不足百米，对面黑瞎子岛上有一条马掌形的小河，两端的开口都与抚远水道连接，老百姓叫它“圈儿河”，驻有苏军的重兵和一支海军炮艇部队。当时形势非常紧张，据可靠情报，苏军很可能借助“圈儿河”的有利地形，对我方返航的舰艇进行挑衅和拦截。护航班的任务是在预定地域设伏，在一旦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接应舰艇靠岸并掩护舰上官兵从陆上撤退至安全区域。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一班。出发前，县武装部的朱参谋和薛干事向我们详细交代了任务的具体细节，并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最后要求我们每个人把私人物品归拢好并留下遗言和通讯地址，以便牺牲时能将遗物转交家人。“写遗言？”我的心咯噔了一下，看来这次任务真的很危险，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一种随时准备为国家为民族慷慨赴死的悲壮油然而生。我方舰艇通过圈儿河水域的时间为次日上午十点钟。为隐蔽战术意图，我们傍晚出发，晚上九点到达团结屯宿营，第二天拂晓出发赶往伏击地点。10月中旬的抚远已是寒气逼人，晨曦中，满地的浓霜发出阵阵白光，队伍在齐腰深的草丛中艰难行进。突然，一条二十来米宽的小河横亘在我们面前，这是前往伏击地点的必经之路，班长一声令下，战士们将装备举过头顶，从没胸的水中趟了过去。深秋的河水冰凉刺骨，扎得你骨头疼，上下牙止不住的打架，心里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上岸后，天已大亮，从前方一直到江边是一块宽约三百米的开阔地，趴在没膝的草丛中看见对岸苏军的瞭望塔阴森森的监视着我们。显然，常规行军是不行了，必须匍匐前进方能隐蔽进入设伏地点。这是一块沼泽地，全副武装在泥泞中匍匐前进三百米，对我们这些没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民兵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设伏地点选在河边仅有的一片柳毛子丛中，这儿有团结屯民兵修筑的简易工事。进入阵地后，班长布置好每个战士的火力位置，大家各自擦拭武器装备并以隐蔽的姿态对工事进行了简单的修复。离预定的接应时间还有三个小时，除了一个哨兵观察敌情外，其余的人都蹲在战壕里休息。秋风萧瑟，过河时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冷在心里，敌人近在咫尺，不可能生火烤衣服，只能蹲在战壕里瑟瑟发抖。我探起头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终于明白上级为什么要我们留遗言了。往前看，河对岸铁丝网星罗棋布，明碉暗堡睁着黑洞洞的眼睛，上下游方向各有一个瞭望塔，端着冲锋枪的苏军士兵在塔楼上来回溜达。往后看，三百米的开阔地无遮无盖，泥泞不堪，用最快的速度跑也得五六分钟才能通过。看不见的是隐蔽在对岸丛林里的装甲车，还有停泊在圈儿河的炮艇。九点五十分，哨兵一声低沉的报告“来了！”抬头一看，一艘蓝灰色的中国海军舰艇劈波斩浪向我们的阵地驶来。阳光下，前甲板主炮高昂着头，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凛冽的寒风中迎风飘扬，顿时，一种庄严神圣的情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多少年后我都忘不了那一刻的感受。突然，在阵地的上下游两个方向同时出现了两艘苏军炮艇，相向开来。班长一声令下“准备战斗！”我将手榴弹拧开了盖，手雷安上了雷管，子弹上膛并将枪口对准了敌艇。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敌艇越来越近，几乎贴着岸边驶近我的眼前。我清楚地看到右舷甲板的高射机枪位置上站着一个苏军士兵，两手紧握着射击手柄。他显然也看到了我，无檐帽下一双蓝色的眼睛露出仇恨而惶恐的光。我的右手食指扣在扳机上，枪口始终对着他，心想：只要他稍有企图，我就开枪。空气紧张得几乎要凝固了，这时双方只要有一个人不小心走火，一场恶战顷刻间就会爆发。时间在令人窒息的紧张中慢慢地逝去，就在我们的阵地面前，相向行驶的两艘苏军炮艇从我方舰艇的左右两舷擦肩而过。我方舰艇指挥台上的一名中国海军军官向我们的阵地敬了一个军礼，舰艇乘风破浪向北驶去，渐渐地消逝在视野中。几年后，我在当兵时曾用学到的军事知识对这次护航行动的结果做过战术推定：战斗打响，苏军炮艇同时从圈儿河两个出口向我方舰艇进行夹击；我方舰艇火力在护航部队轻武器的配合下进行坚决的还击并击沉一艘敌艇；我方舰艇靠岸，舰上人员迅速撤离；苏军强大的陆上和空中火力对我方舰艇和阵地进行压制，伤亡很大；幸存者在通过开阔地时全部牺牲。
打坑道抚远县城东、西、南三面环山，与北岸一马平川的西伯利亚平原比起来，群山突兀，居高临下，在军事上占尽地形的优势。群山中的制高点是一九零高地，位于县城东面一个叫石头窝子的地方，紧靠黑龙江边。在一九零高地设防，一旦战争爆发，既可依托有利地形阻击苏军的第一波攻击，迟滞敌人的进攻速度，又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掩护大部队和老百姓向后方转移。1945年8月，苏军进攻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其北方集群的一支就是从抚远正面发起攻击，尽管有强大的炮火支援，仍然伤亡很大，至今在抚远县城西山头仍立有苏军阵亡将士纪念碑。正因为如此，1969年11月，沈阳军区下达了在抚远县的三个高地同时修筑三条战备坑道的命令，其中的一九零高地坑道由值班分队施工，另两条由驻守抚远的1461部队负责施工，要求在三个月内施工完毕。三个月后，工程按期完成，我也因表现突出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有个口号：“把时间抢在苏修发动侵略战争之前”，似乎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由于抚远与苏联仅一江之隔，三面临敌，与内地人比起来，那种大战在即的紧迫感既现实又真实。 一九零高地为火山岩台地，石质坚硬，设计中的坑道为马鞍形，全长九十多米，在离山顶三十米处分东西两个洞口相向掘进。时值严冬，气温低达零下三十多度，加上地质条件差，施工难度很大。当时，整个值班分队连队部和炊事班都算上也不过四十人，两个工作面三班倒排不过来，只能排两班，每天人均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我当时已在队部当通信员，按道理不用参加一线施工，但我仍然主动要求跟班作业，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心情跟同样身为通信员的黄继光要求炸碉堡是一样的。坑道作业不但时间长，而且强度大，打眼、放炮、清渣、撑顶，尽是力气活，十几个小时下来，精疲力竭，走路都打晃。尤其是夜班，坑道内通风差，内外温差达几十度，出外穿棉袄，进洞光膀子，昏黄的汽灯在炸药的灰烬和残烟中发着红光，石屑和粉尘充斥着鼻腔和咽喉，一阵接一阵地咳嗽，吐出的痰都是黑的。到了后半夜，困得上下眼皮直打架，抡着铁锤打瞌睡，一位战友的两颗门牙就是那么被我打掉的。最危险的是排哑炮，一个断面七八炮，捂着耳朵数炮响，听到少响一炮，心都揪起来了。每当这时候，我都会让战友们隐蔽，独自一人凭经验小心翼翼地扒开石渣，露出炮眼，抠去填充物，重新装上雷管起爆，稍有不慎，就会血肉横飞，后果不堪设想。一天晚上，下班前的最后一排炮有一发哑炮，等换上电雷管，发现导线被炸得只剩十几米长了，如果下山去取，一来一去起码一个多小时。为了抢时间，我让战友们撤出坑道，用两辆手推车做掩蔽物，就在离爆破点十几米处引爆了炸药。爆炸的气浪连车带人将我推出好几米，好在无甚大伤，就是耳朵被震聋了，好几天只见人张嘴，听不见人说话。由于缺人手，没有专门人员运送撑顶木，只好由当班战士上班时顺便扛上去。一九零高地坡度很陡，雪深过膝，空手上山都很累，但我们的战士每天都扛着两米长、碗口粗，重达几十斤的撑顶木上山。我经常一次扛两根，一肩一根，一步一喘，心跳得好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那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挺住！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坑道在我们的拼搏中一米一米地掘进，终于在最后期限的前三天打通了。战友们欢呼着，跳跃着，布满硝烟的脸上挂满了幸福的泪水，有人对着苏联的方向大喊：“来吧，俄国鬼子，老子在这儿等着你们！”1996年冬天，我带着女儿回抚远过年，又来到阔别二十九年的一九零高地。坑道口塌了，洞内的撑顶木七歪八倒，石壁上渗出的水冻成了冰溜子，当年倾倒石渣的山坡上已长满了梢条和荆棘，一根铁锈斑驳的钢钎斜插在地上，似乎在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什么。极目远眺，抚远县城炊烟袅袅，人来车往，一片和平景象。还是千里冰封的黑龙江，只是早已没了当年的战火硝烟。是啊，和平多好！然而，没有战争的准备就没有和平。人们都盼望铸剑为犁，但和平的辩证法告诉我们：须有剑，才有犁。在那些剑和犁的铸造者中，有我们全体战友的名字，他们叫“值班分队”。
十、阿庆酉阿庆酉，男，26岁，满族，黑龙江省兰西县人，1968年毕业于黑龙江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时任黑龙江省抚远县抓吉公社兽医站站长。这大概就是当年阿庆酉履历表上的主要内容。我长在南方，南方人往往在动物名前冠以“阿”字当小名，如阿狗、阿猫，从未听说过有人姓“阿”的，我曾问过他怎么有这么奇怪的姓，他骄傲地告诉我，“阿”是从女真人的皇姓演变来的，他是金朝皇帝完颜.阿骨打的后代，幼稚的我顿时肃然起敬。阿庆酉是兽医科班出身，与那些自学成才的土兽医比起来何止技高一筹，我当饲养员期间曾亲眼目睹老阿在短短的几分钟里让儿马变太监的全过程。东河有匹黑儿马，性格暴躁、力大无比，干活是把好手，就是太难驾驭。老人们说那是叫骚憋的，得把它骟了。“骟”，专指对马施行的一种睾丸摘除术。不同动物的睾丸摘除术有不同的叫法，如骟马、犏牛、劁猪、阉鸡等等，这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知识，说差了农民会笑话你。一大早，老阿就来到老瘊巴的小屋，在炉子上给他的手术器械消毒，手术刀、止血钳、缝合针……其中有一只口琴大的木头夹子引起了我的注意，问他有什么用，他神秘地告诉我：“就指望它出活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老阿把一根几米长的粗麻绳窝了个蝴蝶状的活扣摆在地上，牵着黑儿马溜了三圈，马蹄刚踏进扣里，老阿一抽绳，刚才还松松散散的蝴蝶扣一下子就收紧了，趁着黑儿马摇摇晃晃站不稳的工夫，老阿用肩膀一扛，六七百斤重的黑儿马山一样倒了下去。那一溜、一抽、一扛三个动作环环紧扣，一气呵成，佩服得我五体投地。手术开始了，我是饲养员，理所当然的当了助手。只见他用一大团碘酒棉球反复地消毒了马的会阴部，拿出那个神秘的木头夹子利索地夹住了阴囊上部的精索部位，并用麻线固定，然后取出锋利的手术刀沿着木头夹子的外沿齐齐的将阴囊割了下来。他告诉我，不用缝合，待七天后拆去夹子，夹住的伤口就长好了，但是在七天里不能让马趴下，要牵着它不停地溜达，否则，伤口会感染而且还可能留下残疾。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我从老阿那里知道了什么叫“靠马吃马”。在木匠老崔家的炕头上，一对马睾丸变成了一盘美味的下酒菜，在他的劝说和指导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东北名菜“马卵子炒韭菜”，有点儿骚，但确实很鲜美。老阿长得人高马大，是个天性开朗、粗犷豪放的东北汉子，一点也没有书生气。在农民看来，他是个念过大学的文化人；在知青眼里，他是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因此无论是农民还是知青都把他当作自己人。他生性邋遢、不修边幅，一件质地不错但永远不洗的短大衣成了他的工作服。他很敬业，只要队里的牲口有病，无论何时，不管多远，他都有求必应、召之即来。抓吉公社下辖抓吉、东河、北岗、南岗、向阳五个生产队，相隔甚远，路途上不是森林就是沼泽，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他都独自一人徒步来去、毫无怨言。他争强好胜，喜欢吹牛，一吹起当年在哈尔滨任红卫兵总指挥的往事就口无遮拦、满嘴白沫。但牛皮也有吹破的时候。一天，我在牲口棚外的空地上练骑马，由于没有马鞍子，几次摔下马来。老阿过来了，向我言传身教如何在没有马鞍的情况下飞身上马并当场示范。只见他助跑几步，纵身一跃便不见了踪影，原来他用力过猛，从这边翻上去，又从那边摔下来，掉在一个满是猪粪和马尿的烂泥坑里。我笑得前仰后合，他臊得满脸通红，自我解嘲地说：“这叫马有失蹄、人有失手。”他救过我的命，也差点儿让我成了瘾君子。1970年麦收季节，我患了细菌性痢疾，一天水泻几十次，后来干脆光腚穿雨衣，省得脱裤子。农村缺医少药，又要坚持劳动，十几天后，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眼看不行了。老阿来了，把我叫到宿舍里，拿出一只大药瓶往三角杯里倒了十毫升棕红色的液体让我喝下去。说来也怪，几分钟后，我就像变了一个人，肚子不疼了，腹泻停止了，人也精神了。老阿在屯子里待了两天，我一共喝了三次，第四次向他要时，他不给了，严肃地对我说：“傻小子，你知道那是啥玩意儿？那是鸦片酊，就是大烟，再喝你就上瘾了，我也该进笆篱子（监狱）了。”说完，给了我几十片兽用的土霉素，嘱咐了用法用量后去了北岗。我的病就这样被老阿的鸦片和兽药治好了。老阿婚后的第一个孩子是在东河老萧家生的，公社王万合大夫接生，他亲自助产。妻子分娩时痛苦不堪的全过程使他不寒而栗，发誓再也不要孩子，然而牛皮又吹破了，到1975年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老阿是个好人，我很想念他。
十二、割大锯在东北方言里，“割”这个动词往往被念成“嘎”。与“割”的普通话发音比起来，“嘎”更显示出一种力量和果断，尤其用在“割大锯”这个动宾词组上。我喜欢割大锯就是因为它是东北农活“四大累”之一，是男人干的活，而且是壮男人干的活。东河能割大锯的本地人如崔永江、孙吉芳、张金发、姚忠海、李福祥都是膀大腰圆的壮汉，我很羡慕他们发达的肌肉和一身力气，因此只要有机会，我都会抢着割大锯，权当健身运动。四根大圆木，两根一对撑起人字架，一根被劈出平面的长圆木，平面朝上担在两个人字架上，用十几个“扒锔子”（一种︻状的铁制件）固定，就成了大锯架，两米来高，五米来长，远看就像巨型长条凳，待锯的木头就固定在锯架上。大锯是用好钢锻制的，锯身长约五尺，上宽下窄成矩形。上端的把手叫“拐子”，一根焊死在锯身上的弧形铁条，顶端带孔，横穿了一根木把；下端的把手叫“锯盘”，是一种厚重的，带有两个手柄的木质圆盘，中间有一条比锯身稍厚的窄长形孔，套入大锯下端后，用楔子固定。割大锯的第一道工序是“上楞”，就是将待锯的圆木从两个人字架的斜面滚上架顶固定。第二道工序是打线，用墨斗根据需要将木材弹出一道道墨线。第三道工序就是割。所有木材中，最好割的是松木，节疤少、纹理直、木质松软，割起来刷刷的，一锯下去能走一寸多，跟吃豆腐似的；其次是杨木；最难割的是臭桦，节疤多、纹理斜、木质硬，割起来进度缓慢、锯感艰涩，动辄跑锯，但一种木料有一种木料的用途，由不得你锯手选择。大锯须两人才能割，两个锯手一上一下，分工不同。架上的锯手要把握锯的方向，使锯身准确地沿着墨线前进并及时修正偏差；下面的锯手要使劲拽锯，因为锯齿的方向是朝下的，锯开木头的力主要靠下拽时发生。一对好的锯手搭档，不仅要力气，而且要默契，双方都能准确体会进程的态势和对方的意图，并给予积极的配合，才能割得又快又好。因此，锯手间往往会有自发的组合，其依据，就是在实践中产生的默契，拿东北话说叫“对撇子”。跟我最对撇子的是杭州知青任国民，他个头不高，但很结实，肩宽腰细，一身腱子肉，干活是把好手。那天，我俩搭伙割大锯，他割上锯，我割下锯。一开始挺顺溜，一上一下、一拉一拽、一推一送如行云流水，不一会儿就割了好几根杨木。待歇完一阵，上了一根又粗又硬的臭桦，倒霉就开始了。整个过程不是夹锯就是跑锯，两人使出浑身解数，割几下夹一块楔子，还是进度缓慢，急性子的我烦躁不堪，满头是汗。俗话说，忙中出错，果不其然。忙乱中我忘记了必须经常检查锯盘的稳固性并及时用楔子顶紧，在一次下拽后即将上送的一刹那间，锯盘突然脱落了。我一下子失去了平衡，一头朝前扑去，不明情况的任国民猛一抬锯，惨剧发生了。沉重的大锯重重地砍在我的左脸颊上，我眼前一黑，仰面而倒。等我睁开眼，除了一片红光，啥也看不见，伸手一摸，满脸是血。不知所措的任国民将我扶回了宿舍，并叫来了赤脚医生方来根。经检查，锋利的锯背在我的眉骨和颧骨处砍开了两道口子，由于眼眶较深，躲开了致命一击，如果大锯再抬高一点，尖锐的锯角正好能抠出我的眼珠。方来根对我的伤口做了简单处理后让我上公社卫生院缝合。我拿镜子照了一下，眉骨处的伤口有三厘米长，张着嘴，露出白花花的骨头，颧骨的伤口较浅，不碍大事。当时正值数九寒天，我实在不愿既受伤又挨冻，就问方来根：“你会缝合吗？”他的回答令我吃惊：“我只在训练时缝过皮球。”我说“你就当我的脑袋是个皮球吧！”于是，我又一次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吃尽了皮肉之苦。第一次缝人的方来根高度紧张，手不停的颤抖，缝合线也跟着不停地颤抖，抖得我疼痛难当，咬牙切齿。眉骨上一共缝了三针，颧骨上的伤只做了简单的外伤处理。一周后拆线，我惊奇地发现，第一次缝人的方来根缝得不错，接口细密，愈合的很好，只是没有眉毛，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我的左眼上方有一厘米宽的地方一直是光板子，以至于算命先生凭此判断我脸有破相，前程不好，直到重新长出眉毛。今年回抚远，发现大锯已从木材加工的历史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被当地人称作火锯的电锯，动力大、速度快、定位准确、劳动强度小、安全性大大提高，大片的森林正是在电锯的隆隆声中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与电锯比起来，我更喜欢大锯，那种一上一下、人锯合一的感受是我终身难忘的。
十三、咕嘟林子在我的梦境里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幅画面：黎明，草甸子里弥漫着一层乳白色轻纱般的薄雾，在微风中缥缈不定，时而卷起，露出一片嫩绿的草芽，时而聚拢，象一位白衣素裙的仙女；远处，在雾海的上方，海市蜃楼般隐现出一艘朦胧的船影，桅帆林立，忽隐忽现；当喷薄欲出的红日把金黄色的光焰撒向大地，晨雾在阳光的追逐下渐渐退却，那船影清晰地现出原形，原来是一片孤独地屹立在低岗上的树林，在周围沼泽湿地的包围中，显得那样与众不同、孤傲不群，这就是咕嘟林子。叫它咕嘟林子是因为它很小，方圆只有二三百米，但林子虽小却什么树都有，杨树、柞树、白桦、水曲柳……林间空隙处长满了灌木和荆棘，树根下、草丛中躲藏着各种各样的野花和蘑菇，野鸭和苍鹭在周围的沼泽里游弋，狍子和野兔在林子里栖息，俨然一个良好的小生态系统。咕嘟林子在东河百姓的心目中是神圣的，那是东河的标志，也是神佑，老人们甚至能从林子的颜色和上空的云彩预测阴晴。当人类的贪婪使大片林木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东河人却从未在咕嘟林子砍伐一棵哪怕很小的树，直到我来到东和，它仍然像千万年前一样完好无损地矗立在那里。站在知青宿舍的门前远眺咕嘟林子，它是那么美丽，那么神秘，五六百米宽的沼泽地横亘在林子和屯子之间，让你一探究竟的冲动成为望洋兴叹，只能在远处揣摩它，欣赏它，可望而不可即。直到1971年发大水，我才身临其境，并做了一件至今想起来都后悔的事情。一大早，我和孙吉鹏划船去寻找被洪水围困的马群，刚划出不远，眼尖的老孙指着咕嘟林子说“在那儿，”果然，在林子北边有一群晃动的身影。当船划到离林子二百来米时，我突然发现，那不是马群而是一群狍子，足有三四十只。我抄起冲锋枪，让老孙加快速度，在离岸几十米的的地方就迫不及待地跳下船，淌着齐腰深的水向岸上冲去。受惊的狍子四散冲进了林子向南面逃窜，我掂着枪紧追其后。等追出林子，狍子已接二连三跳入水中向远处游去，水面上只露出一个个狍子脑袋。我一直冲到水漫胸部才端枪射击，一阵枪响后，六只狍子浮上了水面，其余的消逝在一片汪洋中。老孙赶到，战斗已结束，我上了船，两人一起打捞猎物，两公四母，好不开心。回家后，老孙动手肢解猎物，这时我才发现其中两只母狍子怀着胎儿，看着狍崽在母腹中蠕动，怜悯之心不禁油然而生，那次，我一口狍子肉都没吃。1996年回抚远，第二天我就带着女儿与张守来一起驱车直奔东河。尽管我知道东河早就搬迁新址，如今那里是移民的天下，但一路上，我还是一遍遍回忆着老东河的村貌，还有那令我魂牵梦萦的咕嘟林子。然而，当我踏进村口，一派萧条颓败的景象展现在面前，不禁使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周围的林子已被砍伐得一棵不剩，站在村头就能看见二十里地外抓吉的房顶，更令人心寒的是咕嘟林子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成了移民的屋上梁、灶中柴。我的心在流血，为东河，为咕嘟林子，为抚远那曾经存在过的良好生态。大自然的惩罚是显而易见的，山坡上沟壑纵横，惨不忍睹，后山的白浆土被雨水冲刷带到了屯子里；村口的小桥被冲塌了，我们的小车在绕行时险些冲到沟里；原先干净整洁的村道如今破烂不堪，房子歪歪倒倒，看不出移民们从滥砍乱伐中得到了什么实惠。我暗暗地骂道：“兔子还知道不吃窝边草呢，这人呵，真他妈还不如个兔子！早知道是这番景象，真不该千里迢迢来这里。”昨天上网，在抚远贴吧看到一篇帖子，是一位名叫“猫的主人爱家驹”的网民发布的，有洋洋万言的文字介绍和几十幅照片。看完后，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抚远的生态有救了！滥砍乱伐变成了生态造林、观光旅游；无节制的捕捞变成了网箱养鱼、捕养结合；毁林开荒变成了特色农业、加工出口；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的山山水水、森林湿地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勃勃生机。来年我还要回去，看看抚远，看看东河，看看在咕嘟林子的废墟上是否长出了枝干挺拔、郁郁葱葱的次生林。
十四、陈军书他走了，带着对抚远的深深眷恋。在他五十三年的生命历程中，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是在东河度过的。在所有知青中，他是回城后与抚远保持联系最密切的，也是回抚远次数最多的。每当说起抚远，他就两眼放光、神采飞扬、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好像他压根儿就是个抚远人。他叫陈军书陈军书是带着两个妹妹一起到抚远的，大妹陈荣朝在浓江，他和小妹陈幼民在东河，1971年，他离休的母亲又来东河住了一年多，抚远对他来说就像一个真正的家。刚到东河时，我当饲养员，他管磨面房，还有一台老掉牙的柴油发电机，1971年底，我俩一起入了党，1972年底我参军入伍，他接任我当了东河的党支部书记。一直到1979年大返城回杭州，他在抚远待了整整十年。十年中，他的足迹踏遍了东河的山山水水，他的汗水撒在东河的水田旱地，他的情感与东河的百姓水乳交融，他把青春献给了抚远这块在他看来永远神圣的黑土地。1978年10月，我从杭州回抚远办事，在东河与他睡在一铺炕上，听他讲述了1976年那场大火：那天下午，突如其来的荒火掠过森林草场，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东河。浓烟遮天蔽日，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脸盆大的火球在空中飞舞，掉哪儿烧哪儿，西头的两栋房先着了，火势向全村蔓延。在他的指挥下，一批知青冒着生命危险冲进车库抢出了两台拖拉机和几个油桶，却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了烈火。老乡们乱了，哭着喊着要冲进自己的家抢救财物，眼看一场村毁人亡的惨剧就要发生，情急之下，身为党支部书记的陈军书举起手中的冲锋枪朝天开了几枪，命令所有人立即撤到刚收割完庄稼的大地里。在他的阻止下，人们清醒了，潮水般涌向大地，刚撤出屯子，大火就把整个东河吞没了。那场大火夺去了抚远几十条生命，而东河却无一伤亡。看着东河新建的砖房和村道上被大火烧成红砖色的地面，我能想象得到那一天火灾的惨烈、情势的危急、陈军书与知青战友们的勇敢和无私。与所有大返城的知青一样，回杭后的陈军书一无所有，除了十年知青生涯练就的勤奋、刻苦、宽容、忍耐和他那相濡以沫，同为抚远知青的太太，只剩下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籍。在经过了待业、择业、就业的三部曲后，他在浙江省防疫站的冷库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当上了一名制冷设备保全工，干起了与机器打交道的老本行。收入捉襟见肘，工作枯燥乏味，但他总是那么满足、那么开心，长满络腮胡子的脸上永远挂着灿烂的笑容。他很能喝酒，三杯下肚，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的都是抚远往事，话到动情处，眼里闪着泪光。他很讲义气，抚远老知青有什么难事，只要他知道都会鼎力相助，尤其是抚远老乡来杭，无论是旅游观光还是求医问药，他都会鞍前马后、倾囊相助。他很留恋抚远，到了痴迷的程度，微薄的收入丝毫没有阻挡他为抚远的开发和振兴效力的冲动。抚远县政府在杭州召开的一次招商会让他激动了好几天，一年中，他两下广东，三上抚远，招商引资，内外斡旋，没谈成什么项目却花光了兜里的钱，好在知夫莫如妻，他的太太理解他，由着他折腾却毫无怨言。我心里很清楚，他为抚远所做的一切，在乎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是十年青春燃烧的岁月留给他的抚远情结，只要他还活着，这种情结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老死。当得知他患胸腺癌的消息时，我惊呆了，他才五十出头啊！都说少年坐病老年发，是十年的艰苦操劳透支了他的体力和健康。他走了，带着对抚远的深深眷恋。直到临终前他还跟我说，等他病好了要和我一起回抚远去，我投资，他管理，办个抚远最大的养猪场。我知道，他说的都是真的。但是，一切都晚了，我真后悔没有在他健康的时候圆了他这个抚远梦。
十五、秋边子秋边子指的是从鲑鱼期结束到封江前的小鱼汛，主要捕捞对象是迟到的零星大马哈鱼、鲤子、鲫瓜子、刀子以及哲罗、细鳞等冷水鱼类，尤以鲤鱼为多。黑鱼泡和白灯是东河秋边子的传统滩地，那儿的水文和地理条件得天独厚。乌苏里江西岸是我国的黑鱼泡河，江东是苏联的赤尔卡河和基亚河以及两河之间广袤的湿地。大江、小河和沼泽湿地三位一体，为各种鱼类的繁殖、迁徙和越冬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每年秋冬之交，水位下降，各种鱼类从河流、沼泽向乌苏里江集中，聚集在江底平缓、窝风抗浪的深水里趴窝越冬，一旦打个正着，一网就能捞个百八十尾。1971年秋边子，东河去了四条船，王道增带队，我和当地青年李福祥一条船。我们在岸边树林里挖了一个地窨子，搭上铺板，埋上锅灶，第二天就开始了捕捞作业。与鲑鱼期那种紧张急迫的节奏比起来，秋边子显得那么舒缓悠扬。清晨，渔船划破缥缈的晨雾，迎着东升的旭日下江，船板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白霜，掉转船头，敲一敲冻硬的渔网，拎起网绳一把一把地抖进江里，随着手势起伏，网衣闪着银光，在江面上一起一落像一挂飞舞的银帘，煞是好看。空荡荡的江面上，除了我们没有别的船，风平浪静，水面上看不到一丝涟漪。周围静得可怕，耳膜感到有一种隐隐的压力，似乎时间都凝固了。深秋的江水，清澈翠绿，能见度极好，起网时在水下二三米处就能看清鱼的种类和姿态，看着它们挂在网上，张着大嘴，扭动着身躯离你越来越近，一种难以言表的惬意会使你放慢起网的速度，把玩欣赏。哲罗鱼非常贪食，是淡水鱼中最凶猛的鱼种之一。觅食时间多在日出前和日落后，由深水游至浅水岸边捕食其他鱼类和在水中活动的蛇、蛙、鼠类和水鸟等，白天很难见到，但也有例外。一天中午，我们想靠上一处沙洲歇晌吃饭，离岸边还有二三十米时，站在船头的李福祥忽然指着前方压低嗓门对我说：“快看，那儿有一条大鱼。”我定睛一看，果然，在紧靠沙滩的浅水里有一条硕大的鱼影，足有一人来长。我试了试水深，只有一米左右，正常下网肯定不行，两人一商量决定下水兜它。我划船，他下水牵着网头，从两面包抄过去。等大鱼发现想掉头回蹿时，一头撞进了网里。好家伙！一条扁头、尖吻、满嘴利齿、背部粉红、腹部银白的大哲罗鱼，足有一百多斤。说时迟那时快，大鱼受了惊吓，裹着网衣就往深水里冲，我赶紧将船冲上沙滩，跳下船跟福祥一起奋力将它拽上岸。都说虎落平阳、鱼上沙滩就威风扫地，这条大鱼可不一般，只见它张着大嘴，裹着网衣在沙滩上翻转打滚，铁锹大的尾巴左一下、右一下扫得飞沙走石。眼看捂扎不住，李福祥骑在鱼背上，用砍钩好一顿砸才把它整死。这条哲罗太大了，两人用蹬杆子抬着走，尾巴还拖在地上。李福祥会吃，剖开鱼腹，取出暖瓶大的鱼肚，翻转洗净后套在树棍上，抹点儿盐架在火上烧烤。一会儿功夫鱼肚由白变黄，滋滋冒油，膨胀变厚，散发出阵阵香味。俩人抄家伙切丝凉拌，一顿猛造，一瓶北大荒喝了个底朝天。那时的黑鱼泡乃蛮荒之地，野兽很多。一天夜里，大家刚睡下，忽然听到门外有“咔哧咔哧”的声音，隔着门板缝一看，一只狼直立在门外用前爪去抓挂在屋檐下的鱼干，爪子够不着就顺着门板滑下来，发出怪声。胆大的张胜文拿起一根炉钎子从一指宽的门缝里狠狠地捅了过去，只听狼“嗷”的一声跑了，炉钎子上沾满了狼血。第二天一早，大伙顺着血迹寻找，走了二里地也不见狼迹。白灯滩地多黑熊，当地人叫它黑瞎子，喜欢吃鱼。为了防腐，我们将白天打来的鱼剖开后撒上盐，就地挖坑腌上，这就招来了黑瞎子，头两天的鱼全让它连啃带咬祸害了。秋边子打的是趴窝鱼，每一网鱼获量差别很大，但有一天早晨很奇怪，四条船几乎同时起获了一二百尾清一色的大鲤子。大家兴奋了，一网接一网，渔船来回穿梭在江面上。打到中午，鱼获量不但不减反而更多，最多的一网有二三百尾，压得船头都沉下去了。有经验的王道增立刻判断是别拉洪的晾子跑鱼了。别拉洪晾子位于黑鱼泡上游，素来以高产出名，一旦破了铁丝勹，十几万尾鱼一夜之间就会跑个溜干净。对打鱼人来说，鱼就是兴奋剂，四条船不吃不喝，从早晨一直打到天黑，卸下的鱼堆在沙滩上成了一座小山。大家实在顶不住了，有人建议先睡一觉，明早起来接着打。王道增委婉的说：“实在累了就歇着吧，但指望明天还有鱼那是做梦。”果然，第二天早晨，鱼群魔术般地消失了。大家悔恨中带着歉意，看着王道增面面相觑。白灯下游有个地方叫“掉汽车”，因十几年前一辆苏军的卡车掉进冰窟窿而得名。那是个令打鱼人既垂涎又讨厌的鱼滩，水不深但江底布满了倒木树根，渔网一旦挂上摘都摘不下来，鲤鱼群最喜欢在那里趴窝。我经不住鱼的诱惑，在鱼期结束回抓吉路过“掉汽车”时下了一网，结果打了几十尾鲤子，拽上来半船树根，渔网扯了个零碎，真是得不偿失。深秋，乌苏里江的傍晚特别美。夕阳把水平如镜的江面染成橘红色，那天、那水、那船、那人都披上了红装。岸边的树林将它伟岸的阴影投入水中，阴森森、黑黝黝，神秘莫测，在船上看，似乎离岸的距离远了许多。归巢的寒鸦在树林上空盘旋着，一串串黑点上下翻飞，就像五线谱上跳跃的音符，此起彼伏的聒噪声在寒秋的夜空中回荡，尤如一首大自然的小夜曲。天色更暗了，水面由橘红变成黛青,返航的渔船在黝黑的江面上忽隐忽现，无声地滑行，唯有棹桨起落时溅起那琼浆玉液般的水花仍然顽强地反射着最后的一抹残阳，船尾拖曳着一条长长的、弧形的，金光闪闪的航迹，久久不散……好一幅渔舟唱晚图！
十六、跑荒东河屯子小，周边被森林和草甸子包围，每年春秋两季，气候干燥、草枯叶黄，极易发生山火，当地人叫跑荒。1969年春天化完雪，刚到东河几个月的知青们就见识了一场令城里人毛骨悚然的荒火。一大早，西边的天空就飘荡着缕缕林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烧柴味，老农李振清站在牲口棚外的岗上向西边眺望，嘴里喃喃地叨咕着：“跑荒了，老天爷保佑，刮的是东南风，转过风向就毁了。”下午，风向变了，西北边天空黑压压的浓烟开始朝东河方向移动，不明就里的知青们从当地人紧张的神情中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张守来骑着马去后山探视火情，回来后告诉我们，大火离东河仅五六里地，后面的林子全着了。全村人立马紧张起来，停下了手里的活，集中到牲口棚外的空地上听候调遣。知青们从未领教过荒火的厉害，面对眼前的紧张局势，既害怕又兴奋，忐忑不安地注意着事态的发展。火从西北来，首当其冲的是牲口棚和与它相连的羊草围栏，里面堆放着几万斤干草，犹如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一旦着了，顷刻间就会使整个屯子陷入火海。张守来带了十几个人在距离牲口棚北面几十米远的坡上打了一条长长的防火道，全村男女老少抓起笤帚、铁锹、草叉、麻袋等一切能用的工具，在队长的指挥下守候在各自的岗位上严阵以待。烟雾笼罩了整个屯子，越来越黑的天空中出现了一片又宽又高的红光，在火光的映照下，茂密的树林在大地上投下一大片光怪陆离的魅影，狂风中已能听见树枝在燃烧时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一阵阵的热浪袭来，预示着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忽然，有人大喊了一声：“火来了！”只见一条五六米高的火舌从林子里蹿了出来，所到之处，高大挺拔的树干立刻像火炬一样燃烧起来，在屯子的北面形成了一面巨大的火墙，步步逼近。张守来一面指挥大家扑火，一面亲自点燃了防火道外侧的野草，以火攻火。荒火在防火道前面站住了，转而向南北两个方向扑去。燃烧的老鸹窝在空中飞舞，像一个个巨大的火球，落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火海。最近的火头离牲口棚只有几十米，随时都有被点燃的危险。孙吉鹏告诉我，马识火情，赶快撵出去，让它们自寻生路。我俩冲进了牲口棚，里面烟雾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十几匹马似乎预感到了危险的逼近，瞪圆了眼睛、竖直了耳朵，打着响鼻，凄厉地嘶鸣，并不停地用蹄子刨砸着地面。我俩用镰刀一一割断了缰绳，马群奔涌而出，四散消失在火光中。天上下起了小雨，如同火上浇油。火借风势、风助火威，越烧越旺。火！火！！火！！！到处都是火。整个屯子被映照得如同白昼，从山坡上望去，如同一艘在火海中航行的船，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危险。终于，一条火舌趁着人们四顾不暇的空隙，跃过了防火道，向草垛逼近，十几米的距离，别说直接点燃，烤都可能烤着了。张守来急了，大喊一声：“堵住它！”率先冲了上去，男女知青们奋不顾身地紧随其后，与烈火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近在咫尺的火龙咆哮着，跳跃着，舔着长长的火舌向人们逼来，眉毛烧焦了，头发烤着了，飞溅的火星在脸上、手上燎起了水泡，热浪和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喉咙里像含了一块火炭，但没有一个人后退。不要命的陈浙新追着火头打，身上的棉袄几处起火，险些被身后的烈火包围，要不是当地农民硬将他拽下来，后果不堪设想。烈火在勇敢的东河人面前气馁了，退却了，从东西两面悄悄地绕过屯子，向草甸子和北岗方向逃窜。我们保住了自己的家园。
十七、崔翰利沟我查遍了比例最小的抚远县地图和网上所有的搜索引擎，仍然找不到“崔翰利沟”这个地名，甚至连发音相近的链接也没有。也许它只是当地老人们约定俗成的一种叫法，然而，它却在我的记忆里萦绕了整整三十八年，它是我心中的伊甸园。从东河往南，沿着去别拉洪的爬犁道走三十里地左右就到了崔翰利沟。那是一片绵延不断的漫坡丘陵。纵横交错的小溪将方圆百里的黑土台地切割成高差相近、面积相当、地貌相仿的一个个土岗，岗上是遮天蔽日的森林，溪边是绵密茂盛的水草，清澈的溪水托载着五颜六色的落叶蜿蜒漂行在土岗间，汇入周边的沼泽湿地。由于崔翰利沟地处东河与别拉洪这两个相距25公里的居民点之间，在二龙山至抚远的战备公路修通以前，除了冬季从海青来往抚远偶尔有爬犁路过外，平时几乎无人光顾，因此基本上保持着原始状态。1969年2月，因为要给新来的知青盖宿舍，需要梁柁之类的大木料，队里安排了一些劳力进山伐木，我随着几挂马爬犁第一次进了崔翰利沟。冬日的太阳发出惨白而无力的光，天冷得出奇，湛蓝的天空中忽然飘起了细如砂糖的雪花，当地人告诉我，那叫清雪。实际上那不是雪，而是空气中的水份凝结成的冰晶，所以只有在极寒冷的晴天才会出现。随着路途的延伸，地貌发生了变化，稀树湿地逐渐向成片的树林过渡，树木越来越大，林子越来越密，终于，崔翰利沟到了。那是一片多么浩瀚的林海呵，银装素裹，无边无际。我立刻被那原始、粗犷、充满野性的森林震撼了。一抱多粗的大树摩肩接踵，鳞次栉比；高大的树冠即便是落尽了枯叶，仍然枝节横生，斗角钩心，显得那么张扬，那么霸气；清晨的雾气在挺拔的枝干上凝结成珊瑚般的树挂，晶莹剔透、银光闪闪；树杈上、树桠间长着一种叫冻青的寄生植物，在寒冷的冬季结出一嘟噜一嘟噜红玛瑙般的果实，在这个银色的冰晶世界里发出耀眼的红光。空山无人，万籁俱寂，我扯着嗓子吼了一句：“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汉……汉……汉……就像有人唱和着，在茫茫林海中久久徊荡。声波震落树上的积雪，飘飘洒洒落了我一身。一只狍子被我的唱腔惊醒了，在离我七八米远的草丛中探起身来，伸直脖子，竖起耳朵，瞪着大眼打量着我这个不速之客。我第一次近距离与狍子相遇，茫然不知所措。忽然，它意识到了什么，后腿一蹬，箭一般地跳窜了起来，白色的尾巴随着身体的起落一撅一撅地消失在密林深处。这时我才发现，在林间的雪地上，纵横交错地布满了各种动物的足迹。李大爷如数家珍地告诉我，这是狍子，这是野猪，这是兔子，这是狼……我问他这片林子有多大，他说一天也走不到边。望着茫茫林海，我想，这儿的春天一定更美。1971年春天，我打猎来到了崔翰利沟。春天的森林全然没了冬日的空灵，显得格外拥挤。高大的树冠枝繁叶茂、层层叠叠，犹如一顶顶巨大的华盖将天空遮得严严实实，周围阴森森、黑幽幽，充满着神秘。抬头仰望，阳光透过树冠的缝隙一束束漏下来，在枝叶的晃动和雾霭的升腾间变幻着光束和色彩，稍纵即逝、光怪陆离。我端着枪，在树林里搜寻着猎物。地面上铺着一层厚厚的腐叶，踏上去软绵绵、潮乎乎，似乎能踩出水来。林木间荆棘丛生，杂草遍地，穿越非常困难，只有沿着溪边才能前行。溪水在落叶和草根的常年浸泡下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浅棕色，随着地形的蜿蜒起伏，悄无声息地向低处流淌。倒伏的朽木横担在小溪两岸，斑驳的树干上长满了各种不知名的菌类。裸露在水边的树根盘绕卷曲，上面覆盖着墨绿、紫红、橙黄色的苔藓，色彩斑斓。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密林里特有的气息，浓重、绵密、沁人心肺。周围静悄悄的，偶尔响起一两声不知名的鸟叫，随着一阵扑拉拉的振翼声渐渐远去，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在春天的密林里狩猎，视野太小，加上没有经验，走了一个多钟头连根兽毛也没见着，我不禁有些丧气，在一块林间空地上找了个树墩坐下休息。这是一片被荒火烧毁的树林，方圆有几百米，看着那些十几米高，虽然直立但已是通体焦黑的树干，仍能依稀想见此处当年的繁茂。地面上已长出了密密麻麻的次生苗，尽管只有半人高，但十年后必定又是一片年轻的密林。大自然就是这样，在造物主的安排下，此消彼长、生生不息，只要没有人为的破坏，这种自我繁衍将永远延续下去。周围视野开阔，从远处观察树林，又是一番景色。自然状态下的林木是按群落生长的，尤其是杨树和白桦，成百上千棵连绵成片。杨树林青翠碧绿，桦树林杆白叶黄，远远望去，好像油画中巨大的色块，在春日的照耀下反射出生命的光彩。起风了，寂静的山林在春风的吹拂下活了起来，树影婆娑,婀娜摇曳，呼啦啦的林涛声从四面八方响起，犹如一首生命交响曲，在造物主的指挥下，歌唱生活、颂扬自然、赞美和谐，这是真正的天籁之音。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手中的猎枪似乎成了这首交响曲中的不和谐音。走吧，悄悄的，不要打破这里的和平与宁静。三十八年后，我又一次踏上了这块美丽的土地，但当年那浩瀚的森林已经消失了，在人类贪婪的犁铧下永远地消失了。崔翰利沟——我梦中的伊甸园……。
十八、三十八年前的春晚当人们已渐渐淡漠和厌倦央视春晚的今天，三十八年前的一场春晚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1969年春节是我们到东河过的第一个年。早在半个月前，队里就通知我们要在除夕之夜举办一场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的联欢晚会。初出校门、浪漫天真的知青们兴高采烈地投入了晚会的准备和彩排。回想当年的东河知青着实卧虎藏龙、人才济济。张克夫长得眉清目秀、风流倜傥，天生一副好嗓子，富有表演才华，但不知为何原因在那天的晚会上尽演反面人物；万刚通晓音律、擅长丝竹，任作曲、配器兼演奏员并客串叛徒王连举；我，气宇轩昂，一身正气，李玉和这样的英雄人物自然非我莫属；陈浙新忠厚老实，天生就是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扮演李奶奶的燕红，京腔京韵达到了专业水准；亭亭玉立的陈幼民与李铁梅毫无二致；还有李甬江、陈军书、杜桂云……真可谓群星璀璨。小学校的大教室是个名副其实的“多功能厅”，白天上课，晚上开会，寒假时挖个地坑，搭上架子割大锯，今晚就成了联欢会的剧场。一个简陋的小舞台，几块缝合的被单成了天幕，两盏白晃晃的汽灯就是照明，没有音响，全指干嚎。天刚擦黑，妇女们带着孩子早早地搬着凳子来会场占座，不到六点，几十平方米的教室就被挤得满满当当。昏暗的灯光下，男人们抽着旱烟、打着酒嗝，大声地唠着闲嗑儿；老娘们纳着鞋底，东家长西家短；大姑娘小媳妇嬉笑着、打闹着；孩子们咋咋呼呼，满屋乱蹿。炉子上的茶壶“哧哧”地冒着蒸汽，通红的炉火映照着一张张兴奋的笑脸，人们焦急地等待着好戏开场。报幕人陈素红清脆的嗓音拉开了晚会的序幕。诗朗诵、表演唱、三句半、民乐合奏……青春年少、多才多艺的知青们认真而又卖力地展示着自己的艺术才华，将城里人司空见惯的艺术形式连同现代文明一起带进了这个一年看不上一场电影的边境小村。样板戏《红灯记》片断“赴宴斗鸠山”是晚会的重头戏。随着后台一声“带李玉和！”我上场了，一句高腔、一个亮相，台下掌声一片。一顶罩了蓝布的大盖帽、一身蓝华达呢中山装、一双打了绑腿的翻毛皮鞋、一盏蒙着红纸的马灯，这就是我的全部行头。再看张克夫扮演的鸠山：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鼻孔下画着一撮仁丹胡，大背头梳得油光锃亮，趿拉着一双海绵拖鞋，一条草绿色的军毯，胳肢窝下卡了两只别针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日本和服，加上他那专业的韵白吐字和准确的形体动作，把个阴险残暴的日本军阀演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开场很顺利，我和张克夫不跑调、不忘词，唇枪舌剑，配合默契，没想到快结束时却出了洋相。按剧情，李玉和受刑后二次上场前，日本宪兵伍长先上来报告“李玉和宁死不讲，”然后带李玉和，可扮演伍长的陈军书由于紧张，一上台就摔了个跟头，全场哗然，我憋得差点笑出声来，幸亏张克夫沉着，很快接上了下面的台词才未酿成大乱。看着台下老乡们随着剧情而变化的表情，我敢说，东河的农民除了电台的录音以外，这是第一次在舞台上看到真人版的《红灯记》。压轴戏《不忘阶级苦》是知青们集体创作，王沂生执笔，万刚作曲的独幕歌剧。剧情与当时流行全国的忆苦剧大同小异，无非是地主逼债、全家逃难、爹死女卖、妻离子散、苦尽甘来、彻底清算。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如此简单、如此粗陋的作品竟会在东河的农民中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当“天苍苍，路茫茫，风雪寒，饥断肠”的伴唱声在后台响起，陈浙新扮演的老贫农带着全家外出逃荒躲债，蹒跚在舞台上，此时台下已是一片唏嘘声。随着剧情的发展，一家人饥寒交迫，父亲客死外乡，全家哭成一团，女儿卖身葬父……再看台下，男人们低着头，大口地抽着烟，喘着粗气；女人们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尤其是老邢大嫂，由呜咽之声变成号啕大哭，众人劝止不住，只好架出会场。事后我听说，她家在旧社会的遭遇与剧情几乎完全一样。天亮了，解放了，斗地主、分田地，台上台下群情激愤，一片口号声。那是真正的阶级仇恨，那是真正的火山爆发。我曾听说在延安上演《白毛女》时，扮演黄世仁的演员陈强差点被愤怒的战士一枪打死，如今，扮演地主的张克夫也给农民留下了坏印象，好几天蹭不到饭吃。这就是那个时代，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农民，这就是那个时代农民的精神世界。谁能说得清楚，这场晚会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是教育贫下中农？说到底，中国革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蒋介石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所以失败了，共产党解决了土地问题，所以能聚集亿万农民于旗下并完成了革命。无论中国今后怎么发展，千万不要忘了农民！
十九、北大荒的吸血鬼如今生活在城里的孩子除了蚊子以外很少见到其它困扰人类正常生活的昆虫。然而去过北大荒的知青除了经受大强度劳动和恶劣的自然条件的考验以外，还见识了许多城里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吸血昆虫，对于它们的种群庞大、习性怪异、嗜血成性至今都心有余悸。北大荒有句谚语：“关东山，三班倒，蚊子、瞎蠓和小咬。”我就依次从这三班倒说起吧。“抚远的蚊子老毛子种，个大皮黄长骨头”，这话尽管夸张，倒也接近事实。这是一种特殊的蚊子，通体黄色，体形有普通蚊子2－3倍大，捏死它的时候给你一种甲壳质的手感，咔咔作响。此虫攻击力极强，粗长的针状颚连马皮都能刺穿，往往集团出动、成千上万、黄云翻滚、遮天蔽日，所到之处，见血就吸，常有牲畜被黄蚊子叮死的传闻。人在野外走，必须手持树枝或手巾不停地扑打，否则一会儿功夫黄蚊子就会爬满你的全身，连衣服都会变成黄色；拉屎前须拢起一堆干草树叶点上蚊烟熏，否则起来时你的屁股就成了赤豆粽子。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北大荒冬季冰天雪地，气温低达零下三四十度，这些黄蚊子在哪里越冬？抚远地广人稀，许多地方根本无人畜，这些黄蚊子靠啥生存？农民告诉我，这种蚊子喝血是打牙祭，大部分时间靠吸食草茎里的汁液为生。我开始不信，仔细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