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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玉观念的形成及发展
15:06 来源:网络 []
　　一、概述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转化，比如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巫术化、神器化的过程，商周时期的礼器化、政治化过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主张&德治&的儒家学派赋予玉诸多美德，玉被人格化、道德化，成为儒家道德观念的载体。
　　二、春秋战国时期玉观念的形成
　　商周时期，王权取代了神权，成为了国家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周王制礼作乐，就是希望通过礼制建设来改变统治方式，来区分社会的等级、强化先民的观念、形成内心的秩序。无论是，还是玉器，都在礼制建设过程中被赋予了周礼的内涵。统治阶层通过各种方式强调玉器的礼用功能，玉器所代表的礼制以及各种规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每个人。在这种背景下，先民对于玉器的认识实现了一次升华，也就是玉器等同于礼器，用玉制度等同于周代礼制。对于玉器的认同，实际上就是对于周礼的认同，也是对于政治权力的认同。
　　春秋时期，礼制崩坏、王道衰微，用玉制度被破坏，各诸侯纷纷僭用天子之礼，代表君权的用玉制度崩坏，代表极权的用玉思想盛行。西周时期通过垄断玉器的使用、规定玉器的用途等方式，已经不能完全控制臣民的日常行为，更不能控制臣民的意识形态。这种现状让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如何将玉器和道德联系到一起，将用玉观念和内心秩序联系到一起，从而提升玉器在礼制建设、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孔子在《论语&阳货》认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乎，乐乎，钟鼓 云乎哉？&也就是说，玉帛、钟鼓等外在物质表现并非礼乐。真正的礼乐应该是内心的秩序。叶友琛《周代玉瑞文化考论》认为，《礼记&聘义》借孔子之言指出，玉器具有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十一种品德。早期的管子也有相似的论述。玉德论的出现，和儒家塑造君子形象、君子人格的需求是相契合的，这也许就是玉德论出现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归根结底，玉德论的出现主要还是因为统治阶层、知识分子在面临礼崩乐坏、等级僭越等现象不得不寻找新的社会控制的方式。
　　先秦诸子对先王是非常认可的，在不同场合都强调周王制礼作乐的贡献。实际上，周代的礼制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规定旗帜、命服、乐器、车马器等物品的使用来体现等级差别，同时也通过规定青铜器、玉器等奢侈品的使用来强化等级观念。西周社会所制定的等级制度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有效的，以至于后世的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一直在缅怀这种社会控制的方式。
　　三、春秋战国时期玉观念的发展
图1 战国双面透雕龙凤纹青玉佩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淳认为，从二里头文化到商周的青铜器是贵族权威和等级法则的象征，从最早铸造的二里头青铜爵上，我们可以体会到礼仪和宴饮在维系等级社会中的重要性。三代期间，青铜器的使用成了贵族权威和权力合法性的象征。实际上，玉帛、钟鼓等外在物质表现仅仅起到提示的作用，真正的权威来自内心的敬畏，无论是石器时代对于神权的敬畏，还是青铜时代对于王权的敬畏，都是统治阶层通过各种方式灌输给臣民的，都是来自于内心的秩序。
　　因此，无论是儒家的内圣外王，还是其它学派的治国方略，都试图将玉礼纳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将玉观念提升到道德层面，从而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形成价值认同。孔子的内圣外王理论，实际上就是强调修身养德，加强修养，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修身养性的过程中，孔子将玉器的特性和为人之道结合到一起，在《礼记&聘义》云：&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
　　玉器在维护等级、维护政权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在维护内心秩序、修身养性等方面起到了媒介的作用。统治阶层正是通过玉器的人格化和道德化，玉礼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来实现对于各个阶层的社会控制。在这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玉观念的升华。
　　图1为1987年长沙市五里牌出土，现藏于长沙市博物馆的战国双面透雕龙凤纹青玉佩，彰显了王公贵族至高无上的地位。
　　《礼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就是随时随地以&佩玉&中展现的&玉德&，来警示自己，用&玉音&来端正自己，用&玉步&来要求自己，使&非辟之心无自入&。这其中贯穿着儒家意识形态中的礼、义、忠、信等学说的哲理。佩玉的使用不仅增添了贵族仪表上的威严显赫，同时又彰显出美玉的艺术价值和品德，两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使得王室和贵族对玉器尤为重视。
　　当然，还有学者认为，真正的玉礼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存在于那些积极主张复礼的士人心中。经过这些士人不懈的系统化、理想化的构建，玉礼得以以近乎完善的面貌存在于以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为代表的礼经之中，作为儒家经典中一个重要的组成保留下来。文献中的西周玉礼，似乎存在被后人构拟的可能。但有一点，春秋战国时期玉观念的形成特别是对于佩玉的重视，和这一时期出土较多玉佩这一现实基本相符。
　　四、春秋战国时期玉观念的具体表现
　　这一时期玉器种类较多，有璧、琮、圭、i、佩、璜、管、珠等三十几个品种，有学者根据其用途分为礼仪用玉、丧葬用玉、装饰用玉、实用玉器等四大类，笔者也较为赞同这样的划分。
　　(一)礼玉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礼仪之邦，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出现了一套规范的礼乐制度，即周礼。三礼中有较多关于玉的记载，对管玉的机构、用玉范围、玉的用途、用玉规定等都有明确说明，周礼也成为维护宗法分封制度，防止僭越行为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1.礼器
　　《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上述提到的璧、琮、圭、璋、琥、璜等物，就是后人经常提到的&六瑞&。关于礼器的使用，不同等级之间有着严格的界定，《周礼》中对此也有明确记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在妇好墓中出有较多的琮、圭、壁，而在殷墟平民墓葬中却很少能见到，由此可知，礼玉与等级礼仪制度的密切关系。春秋时期，礼仪玉器仍然为玉器中的主要类别，战国以后，礼仪玉器开始衰落，此期除了用于祭祀、朝聘的大型玉璧外，其他礼仪玉器发现不多。
　　2.玉兵器(象征性礼器)
　　新石器时期就开始以玉器制作兵器，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工具，因为玉在当时被认为是神物，具有一定的神力。至三代时期，玉兵器被作为帝王、贵族大臣的仪仗器，作为分等级、尊贱的工具，意在观瞻而不在实用。春秋战国时期，冶铁业的发达促使铁制工具开始普遍使用，玉兵器也逐渐退出，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礼器或装饰品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二)葬玉
　　丧葬之礼在中国起源很早， 早在旧石器时代山顶洞文化中，就发现有许多散布在尸骸附近的石珠、兽牙等，这说明当时已有随葬的器物及风俗。古人信巫鬼，有着多元的信仰，认为人与万事万物都存在某种神秘的联系，并认为人死后其灵魂仍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上，仍可以与常人一样衣食作息，再加上受&事死如事生&习俗的影响，因而死后也要把生前所珍爱的东西带到墓内。他们想使尸体不腐，于是想到了用当时最为珍贵、最具有神秘感的玉来保护尸体。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说
　　&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不朽&，这话道出了当时人们使用葬玉的目的，&使死人为之不朽&的思想在当时较为流行。葬玉主要有玉H、玉握、玉覆面、九窍塞、玉衣等。
　　(三)装饰玉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礼制的崩溃，改变了原有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体系。前期作为礼器的璧、环等物，礼器功能减弱，实用性增强，逐步转化为佩饰和装饰品。这一时期由于统治阶级对玉的高度崇尚，并以佩玉来显扬自己的地位、权势、仪表和风雅，与之相应的装饰品开始大量出现，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类玉器的造型丰富，形态万千，大致可以分为服饰玉、剑饰玉两种。
　　1.服饰玉
　　服饰玉是随身佩戴玉器的统称，一般包括璜、佩、i、璧、环、瑗等。其上龙纹、谷纹、蟠螭纹、勾云纹、蒲纹等纹饰多样而华美，镂雕玲珑而剔透，佩玉与衣物的丝绸锦绣相匹配，充满着富贵华丽之气度。
　　2.剑饰玉
图2 战国透雕双龙纹玉剑M
　　镶嵌在铜质或铁质长剑(含剑鞘)上的玉饰被称为玉剑具。剑鞘饰玉，从东周开始，春秋战国诸侯贵族，为标榜财富实力，显示社会地位，表明身份，在所佩之剑上饰玉。吴国玉器窖藏出土的剑首及剑格及，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M2出土剑首和e等，金胜村出土的谷纹M和e，证明镶有玉饰的剑，从一开始就有剑首、e、M和四种完整成套玉饰的规制，为战国和汉代玉剑具的形制提供了规范。图2为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战国透雕双龙纹玉剑M，其时人们将玉剑M镶嵌于剑鞘上，供穿带佩系之用。在古代玉剑M是地位和权利的象征，是贵族特有的配饰。
　　(四)实用生活玉器
　　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社会制度发生了极大变化，玉的礼器功能也逐渐减弱，装饰性和实用性大大增强。
　　玉镜架，淮阳平粮台16号楚墓中出土了1件玉镜架，形如梭形，上窄下宽，器表饰卷云纹、贴金，时代这么早的镜架尚属首次发现。
　　玉梳，是一种梳妆用具，其形制和现代木梳相同，差别在于古代的玉梳背部多有纹饰。
　　玉i，为环形形状，有一缺口，主要被用作耳饰和佩饰。春秋、战国时期玉i数量最多，此期玉i形体较小，一般直径在3至5厘米，普遍饰有纹饰，素面的很少。
　　玉带钩，是一种勾形玉器，是腰带的连接器，类似于现代的腰带扣。春秋时期玉带钩多为素面，器形简约，具实用性。进入战国时期，玉带钩造型变化多样，开始在带钩上琢纹饰。
　　五、总结
　　春秋战国时期，玉器成为了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既有统治阶层的推崇，也有知识分子的提升，更有社会各阶层的身体力行。当用玉行为和道德结合在一起，当玉礼上升到道德层面，并纳入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论体系中，那么人们对于玉器的认识就开始发生质的飞跃，人们就可以在生活中使用玉器，通过玉器的使用来检讨自己的道德。总之，春秋战国时代的玉器，其艺术上承商周，下启秦汉，第一次突破了传统玉器的模式与审美取向，着力于变革创新，建立了新传统和新风范，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无论从艺术的高度还是从技术的角度对其加以考察，都具有很高的价值。(编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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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出版社简介
台北故宫博物院((Taipei's National Palace Museum)是中国著名的历史与文化艺术史博物馆。坐落在台北市基隆同北岸士林镇外双溪，始建于1962年，1965年夏落成。为中国宫殿式建筑，共4层，白墙绿瓦。院前广场耸立由6根石柱组成的牌坊，气势宏伟，整座建筑庄重典雅，富有民族特色。院内设有20余间展览室，文化瑰宝不胜枚举。院内收藏有自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沈阳故宫、热河行宫、中国青铜器之乡-宝鸡运到台湾的二十四万余件文物，所藏的毛公鼎、散氏盘等商周青铜器，历代的玉器、陶瓷、古籍文献、名画碑帖等皆为稀世之珍，展馆每三个月更换一次展品。台北故宫博物院占地总面积约16公顷，依山傍水，气势宏伟，碧瓦黄墙，充满了中国传统的宫殿色彩。博物院的主体建筑分为四层，正院呈梅花形。
出版社简介
【名称】“国立故宫博物院”，原名中山博物院
【英文名称】Taipei'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地址】台湾省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
【成立时间】1962年
【藏品数量】60万件
位于台湾省台北市郊阳明山脚下双溪至善路2段221号，始建于1962年，是仿照北京故宫样式设计建筑的宫殿式建筑，1965年落成，1966年启用，原名中山博物院，后改为“国立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中国著名的历史与文化艺术史博物馆。建筑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宫殿建筑形式，淡蓝色的琉璃瓦屋顶覆盖着米黄色墙壁，洁白的白石栏杆环绕在青石基台之上，风格清丽典雅。
台北故宫博物院(8张)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包括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清代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中国青铜器之乡-宝鸡等处旧藏之精华，以及海内外各界人士捐赠的文物精品，共约60万件，分为古籍、文献、书法、古画、碑帖、铜器、玉器、陶瓷、文房用具、雕漆、珐琅器、雕刻、杂项、刺绣及缂丝等14类。博物院经常维持有5000件左右的书画、文物展出，并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特展。馆内的书画、织绣等易损展品每3个月更换1次。
台北故宫博物院占地总面积约16公顷，依山傍水，气势宏伟，碧瓦黄墙，充满了中国传统的宫殿色彩。博物院的主体建筑分为四层，正院呈梅花形，第一层是办公室、图书馆、演讲厅；第二层是展览书画、铜器、瓷器、侯家庄墓园模型及墓中出土文物；第三层陈列书画、玉器、法器、雕刻及图书、文献、碑帖、织绣等；第四层为各种专题特展。在第三层后面建有一座26米长的走廊直通山腹的山洞，山洞距离地面50米，内有拱形洞三座，每座长180米，高、宽均为3.6米，分隔成许多小库房，中间为通道，分类收藏着各种文物。
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日在嘉义县举行动工仪式，预计将于2015年8月完工，同年12月开馆试营运。 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选址于嘉义县太保市，占地70公顷，定位为“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以收藏亚洲各地文物为主，并发挥文物研究、维护、教育及展示等功能，其主体建筑是一座融合艺术和文化的环保绿建筑[1]。
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中国著名的历史与文化艺术史博物馆。坐落在台北市基隆同北岸士林镇外双溪，始建于1962年，1965年夏落成，占地面积1.03万平方米。中国宫殿式建筑，共4层，白墙绿瓦。院前广场耸立由6根石柱组成的牌坊，气势宏伟，整座建筑庄重典雅，富有民族特色。院内设有20余间展览室，现代化的空气调节、防火、防潮、防盗等设施，以维护珍贵的文化瑰宝。文物库房恒温、恒湿，防火、防盗，并采用现代化技术自动控制，可保文物安全无虞。继承、利用传统工艺技术和引进自然科学新成果，对残损的文物进行修复。院内收藏有自北平故宫博物馆及沈阳故宫，热河行宫运到台湾的二十四万余件文物，所藏的商周青铜器，历代的玉器、陶瓷、古籍文献、名画碑帖等皆为稀世之珍，展馆每三个月更换一次展品。[2]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珍品中，有甲骨档案2万多片，该院收藏的甲骨档案数量列世界甲骨收藏机构的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陶瓷器2万多件，包括从原始陶器到明清瓷器，在全世界各博物馆中，该院是收藏中国古代瓷器最精、最多的机构之一；铜器1万多件，包括历代钱币，其中有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4300多件，其中有著名的新石器时代的玉璧、玉圭、玉璜以及闻名海内外的清代玉雕“翠玉白菜”、“避邪雕刻”、“三镶玉如意”等；古代书画近1万件，其中有从唐至清历代名家的代表作，如三稀之一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后部长卷，怀素的《自叙帖》，颜真卿的《刘中使帖》，苏东坡的《寒食帖》，张宏的《华子冈图》等；善本古籍有近20万册，包括中国仅有四部的《四库全书》较完整的一部；明清档案文献近40万件，其中有清朝历代皇帝（石+朱）批奏折、军机处档案、清史馆档、实录、起居注等，以及世界罕见的满文老档40巨册。
铜器－6,044件
绘画－5,287件
瓷器－25,423件
书法－3,046件
玉器－12,104件
法帖－474件
漆器－707件
丝绣－306件
珐琅器－2,510件
成扇－1,651件
雕刻－651件
善本书籍－198,459册
文具－2,379件
清宫档案文献－386,729册件
钱币－6,953件
满蒙藏文文献－11,501件
杂项－12,347件
拓片－895件
织品－138件
以上总计677,609件册，是到2009年11月底全院的典藏量。瓷器2万多件，包括原始陶器到明清瓷器，在全世界的博物馆中，该院是收藏中国古代瓷器最精、最多的机构之一；藏有铜器1万多件，包括历代钱币，有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4300多件，如商代蟠龙纹盘、兽面纹壶、西周毛公鼎、战国牺尊等；玉器1万多件。台北故宫博物院共收藏、展出1000多年来宋至清历朝皇帝推祟艺术、广事收集的稀世珍品70万件，这是一般博物馆(院)的收藏都不能比的。价值连城的极品更是数以千计，如铜器中的西周毛公鼎、散氏盘；玉器中的翠玉白菜、辟邪雕刻(六朝古墓出土)；书法中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颜真卿、宋徽宗(赵佶)书法手迹；画卷中的张宏《华子冈图》；以及中唐至清历代名家的代表作；瓷器中的宋、明、清名窑名家亲制品，官窑制御用艺瓷等，国宝级文物。
台北故宫博物院老院长秦孝仪说：“中国之美，美在文化艺术，文化艺术之美，尽在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的一部分，两院只有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故宫。两院孰优?应该说是各有千秋，但都不完整。台北故宫博物院70万件藏品（包括近40万件明清档案）堪称中国文化艺术之宝库，北京故宫博物院超过了180万件的珍藏（另有800万件明清档案拨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同样无人匹敌[3]。
金石：迁台的学者当时认为金石是最重要的，鼎是国家的象征，所以拿走了不少(2382件)青铜器去台北；北京故宫则通过收购、捐献、考古发掘充实馆藏，现藏历代铜器15000余件，其中先秦青铜器10000件左右，有铭文的1600余件，成为全世界中国古代青铜器藏品最为丰富的博物馆。
书画：文人重视书画，书画本身也好运载，能拿的尽可能拿，共拿走了5424件去台北，其中仅宋画即达943（实际上，台北故宫元以前绘画和书法分别为574件[4]&不包括南薰殿宋以前帝后像&和155件，被清宫归为宋画的作品中有相当部分属后世作品。故宫博物院（北京）则有近420件元以前的绘画，310件元以前的书法。故宫（北京）相对严格的鉴定工作，使得故宫早期(元以前)书画中，很少有晚期(明清)书画混迹，台北故宫则在鉴定方面较为松散，以沿用清宫旧定结论为主），宋元山水画系列可构成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极品特展；北京故宫则追回370件被溥仪私带出宫的绝品书画（溥仪共带走1300余件书画精品，其中大部分回到大陆各博物馆），又接受大量民间捐赠，共藏有绘画、壁画、版画、书法、尺牍、碑帖约14万件，占世界公立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书画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早期书画（尤其人物画）和元代书画品质极佳，明清收藏极其丰富、全面。如著名的三希堂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三希”中的“二希”，即《中秋帖》和《伯远帖》，而台北藏有其中的“一希”为《快雪时晴帖》，但三贴中唯有《伯远帖》为晋人真迹。郭熙的《早春图》，台北，北京藏有他的另一幅名作《窠石平远图》。北京有《清明上河图》，台北仅有清代的仿本。
玉器：中国有君子佩玉之说，故玉器也拿走不少，现有1万件；但也留下2.3万件精品，北京1949年以后又新入藏5000多件，现共有2.8万件历代玉器。
陶瓷：陶瓷只拿走了一部分，计17934件，但却集中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各瓷器陈列室与敬事房的精品，可谓名窑毕备；不过留下的42万件中同样精品荟萃，北京故宫又弥补了唐以前陶瓷器、元代瓷器、历代民窑瓷器等清宫缺项。
宫廷：台北故宫在宫廷文物收藏上（除部分帝后画像外）比较缺乏，如宫廷玺印，典章文物，御用器皿等。如龙袍，中国历代只有清王朝留下来的，当时的学者认为清朝的东西价值不大，没有拿，所以台北故宫博物院1件龙袍也没有。台北故宫收藏有比较完备的宋元以及明代的帝后画像，多为故宫南熏殿旧藏，但没有清代帝后画像。故宫（北京）拥有完整的清代帝后画像以及部分元明帝后画像，以及丰富的，富有特色的帝后亲笔书画和宫廷巨幅书画。
书画藏品：共计约有9120件，以元朝作为划分点，著名的展品包含郭熙《早春图》、范宽《溪山行旅图》以及苏轼《寒食帖》等；陶器展品以宋代五大名窑瓷器、明代官窑瓷器和清宫旧藏瓷器为大宗，著名的康雍干三朝珐琅彩瓷器即为代表；图书典籍部分以宋朝、元朝和明朝的版本较多且完整度高，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宛委别藏》等，都是展品特色所在[5]。翠玉白菜原陈列于宿末瑾妃所居住的北京永和宫，是清代艺人巧妙地运用一块一半灰白、一半翠绿的灰玉雕成，把绿色的部位雕成菜叶，白色的雕成菜帮、菜叶自然反卷，筋脉分明，上面攀爬两只红色小息的螽斯虫。螽斯虫，属飞蝗科，俗名“纺织娘”或“蝈蝈儿”，善于高声鸣叫，繁殖力很强。在《诗经·周南》中有“螽虫”一篇是为祝福他人子孙众多的诗篇。这棵白菜和真白菜一样大，好像用指甲掐一下就会出水一样，增添了活意，令人叹服。在当时，白菜象征家世清白，螽斯虫则有子孙绵延之意，可以说这是件别有含义的嫁妆。俗称红烧肉，也称东坡肉形石、东坡肉。
肉形石，顾名思义，是像肉之石，横看竖看，都像肉，像东坡肉，像红烧肉。此东坡肉形石色峰纹理全是天然形成，是一块天然形成的奇石。看上去完全是一块栩栩如生的五花肉块。“肉”的肥瘦层次分明、肌理清晰、毛孔宛然，相信初次看到它的人不会把它当成硬邦邦的石头，怎么看它都像是一块连皮带肉，肥瘦相间的东坡肉。无论是色彩还是纹理，都可以乱真。西周青铜器毛公鼎。1843年陕西宝鸡岐山出土，有着2800年的历史。毛公鼎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净重34705克。其鼎口呈仰天势，半球状深腹，垂地三足皆作兽蹄，口沿竖立一对壮硕的鼎耳。文物界公认此物系西周晚期宣王(公元前827-公元前781年)时的一件重器，因其鼎腹内铸有32行关于“册命”毛公喑（yīn）的铭文，故名“毛公鼎”。铬文有32行、共497个字。迄今为止，毛公鼎是铭文最多的重器，自然便成了稀世瑰宝。当时的青铜器不但以质地、古旧程度论价，而且还按照铭文的字数加价，一个字可以加一两黄金。
翠玉白菜、肉形石、毛公鼎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三宝。明宣德
通盖高19.2cm，口径长16.1cm，口径宽11.2cm，底径7.6cm。
壶口沿呈三阶渐高边，形似僧伽帽，故名。
器外通体施红釉，釉色鲜红，并带类似橘皮上的针孔气泡眼，口、足、帽沿边等出棱处，呈现白边，内部及底釉泛青。胎骨匀细，圈足露胎，细腻洁白，间带铁质斑点。器无款，底刻乾隆御制诗。
僧帽壶形使见于元代，宣德宝石红僧帽壶为世所称，口、足或转折棱边常见“灯草边”白边，为宣德红釉普见现象。宝石红僧帽壶，深受清宫帝后所爱，清佚名画“胤祯妃行乐图”之四幅中，雍正妃傍的立柜格上即置有宝石红僧帽壶。（A.D.960～1279）
汝窑，为冠绝古今之中国磁器名窑。
器作十瓣莲花形。以莲花或莲瓣作为器物之纹饰及造型，随佛教之传入而盛行，尔后更取其出泥不染之习性，寓意廉洁，广为各类器所采用。本器状似未盛开莲花，线条温柔婉约，高雅清丽。原器应与一执壶配套，为一温酒用器，晚唐至宋所常见。
汝窑曾为宫中用器，因采覆烧的方式，故口有缺陷，因而有“宫中命汝州烧造青瓷”之举，汝窑之入选，支烧满釉应是原因之一。支烧另一用处为防止器底塌陷，汝窑所用支钉细小，所留钉痕状似芝麻，器底五支钉痕即是，也就是俗称的“芝麻钉”。釉面细碎纹路，更有“蟹爪痕”之美名。
莲花温碗，以其典雅造型，温柔不透明釉色，在传世不多之汝窑器中，更显珍贵。宋定窑（A.D.960～1279）
瓷枕造形采婴儿侧卧于榻上，头微扬、宽额、身硕、双手交叉为枕，两脚弯曲交迭，状极悠闲。左手执一状似彩球童玩，丝带贯穿，上下以蝴蝶结饰固定。婴儿脸部交待清晰写实，模样雅稚可人，衣饰以今日用语应是：身着长袍，外加背心，长裤，布鞋。背心前襟饰钱形纹，后背划牡丹，长袍下裳印圆形团花，衣袖长裤无纹饰，显示以不同布料缝制而成。榻周开光，印有龙纹，底平无釉，刻乾隆御制诗。
宋、金时小瓷枕广为流行，有最简单的长方形，亦有动物造型的，如虎形枕，及状似如意云状，取其吉祥意的如意枕，本件婴儿枕为其中造型较为繁复者。宋代婴儿纹样极为流行，传世宋瓷中，北方青瓷系、景德镇影青瓷、技法繁杂的磁州窑系以及本件所属的定窑系，均可见以婴儿或孩童嬉戏为纹样的作品。
定窑，在今河北曲阳县，古名定州，故名定窑。白釉色泛黄呈牙色，装饰技法有浅划、深刻、模印等，题材亦丰，尤以划法技法灵巧熟练，线条流畅，作品生动活泼。
院藏同型婴儿枕两件，北京故宫亦有一件，三件造型一致，均以模印成型，除在细部纹饰技法、纹样、部位及尺寸略有差异外，在面貌、衣饰皱褶几乎一致，想当时应有一共同样本，提供模制。明万历
高4.6cm，口径30.3cm，足径20.3cm。
侈口大圆盘，窄唇，矮圈足。胎薄，施釉洁白，器面图案为釉下青花与釉上低温彩共同描绘成。明神宗万历时期，官方手工业喜爱制作五彩缤纷的作品，以寓意吉祥为要，而题材琐碎；在同一平面上，常以各种形状的开光框缘界隔出不同空间与主题，使观者视线所及，纹饰满布，几无间隙；多样主题并呈，让人目不暇给，充分营造华丽而热闹的气氛；同样的风格也见于此时的漆器和织物的图案设计。另方面，若仔细观察细部，则见画工用笔软弱潦草，不经意的出现笔线出锋，色彩漫溢出界的情形，均可见此时窑场大量产制却又疏于管理，以及匠者应付的心态。
以本件开光中的穿花龙凤为例，龙凤都只是形式化的外型，缠枝番莲也只拘谨的勾描外廓再填色，笔致柔弱稚拙，似乎只是依样葫芦，虚应故事；但其仍尽量保持官样的原貌，官土轻薄洁白，釉色莹亮，色料淘洗匀细，其繁复多彩、色调喧哗，以及细碎的填染，反而成为此时期让人惊艳的特色。[6]藏文佛经的装帧形式不同于汉族人习惯用的佛教经本，而是以经叶、经版和经衣组成。经叶呈长方形，一张张叠成一摞，上下以经版夹住，然后用丝带扎紧，并附上白色哈达，最后以黄绫经衣包裹，成为完整的一函经箧。这种经本形式源自印度，为西藏佛教沿用，称为“梵夹装”。此为清朝的收藏，泥金写本藏文甘珠尔经的经叶，正反两面均以金泥正楷书写，每函300～500叶不等，经叶依次序叠放后，边缘即呈现金泥彩绘的法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吉祥结等8种图案。散氏盘（宝鸡出土）此为西周晚期青铜器，康熙年间出土，嘉庆年间被进贡上京。盘高20.6厘米，腹深9.8厘米，直径54.6厘米，地盘直径41.4厘米，重21312克。上刻西周晚期土地契约，共19行，357字。所刻文字线条婉转灵动，是研究西周金文的重要材料。
早在商朝中期，青铜器上便已出现铭文，比甲骨文的时代还早。但是在西周之后，在铜器上铸刻铭文的风气才大大风行，举凡祭祀、战争、赏赐等大事，甚至是契约，都被纪录在青铜器上。
散氏盘在康熙年间出土，嘉庆年间被进贡上京，作为庆贺嘉庆皇帝寿辰的贺礼，从此成为皇室收藏。盘上的铭文共 357 字，记载的是西周晚期的土地契约。位于今日 西宝鸡凤翔一带的散国，被西北方的 国侵占了土地，两国议和，戡定国界， 国割地赔偿，过程与合约均铸在盘上，作为证明。散氏盘 造形与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的风格 ，文字线条宛转灵动，是研究西周金文重要的材料。汝窑天青无纹椭圆水仙盆
汝窑为北宋徽宗朝的官窑，以天青釉色著称于世。此盆高6.7厘米，深3.5厘米，长23厘米，宽16.4厘米，是精品中的精品。汝窑传世作品不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约20件，水仙盆盆体简雅大方，由于重复施釉的关系，釉层略具厚度，并带有流动性。口沿处釉层较薄，隐约透出胎土色泽；而四个云头足的转折部分，又有釉层堆积，柔腻如脂。釉层的厚薄，造成全器釉色与质感的细腻变化，扣人心弦。存世汝窑器多有开片，独此件光洁无纹，益发显得匀净端庄，充分展现北宋制瓷工艺对于如玉釉质的无上追求。高：14.8公分 径：32.4公分，坛城（Mandala）是藏传佛教用以象征宇宙结构的法器。这件坛城是达赖喇嘛五世于清朝顺治九年（1652）送给顺治皇帝的礼物，高14.8厘米，直径32.4厘米，通体镀金，并以绿松石镶嵌，极为珍贵，由此可见清朝与西藏在政治宗教上的密切联系。范宽是北宋中期著名画家，此图是他传世的两幅真迹之一（另一幅《雪景寒林图》现藏于天津博物馆）。这幅作品为设色绢本，高206.3厘米，宽103.3厘米，由上而下分为三段，分别代表前、中、后的距离。主体是气势雄浑的主峰，高不可攀，中景有一队商旅奋力赶路，在巨山的衬托下显得极为渺小。此画原本不知作者是谁，后来被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霖灿发现画右下角树叶中有范宽的签名。据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员透露，该隐藏在树叶中的签名最先是被一个工友（清洁工）首先发现的。
范宽出身于关地区，因得饱览北地的雄浑景致，笔下山水气势磅礴。《溪山行旅图》的画面由下而上分三段布局，分别代表前、中、后的距离，这也是中国早期山水画中常见的空间表现手法。画中传达着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以天地为万物之逆旅，人类只是其中短暂的过客。早春图
据说这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现任馆长石守谦最喜欢的一幅画。这幅作品属于设色绢本，长158.3厘米，宽108.1厘米，作者为北宋时期著名的宫廷画师郭熙。
郭熙是北宋神宗朝的宫廷画师，这幅作于1072年的《早春图》，充分体现他的绘画成就，画上如蒸云般充满动感的山石，以及蟹爪般的枝 ，是主要的特色。画面中央的主山之外，两侧有舟子、渔人、妇人、童子在水边劳动。这是春雪乍融的时节，草木才刚开始发枝，自然界与生民百姓都正开始新年度的生命循环。
北宋画家对于四季节气与自然律动十分留意，郭熙本人即曾观察四季山水，说：“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镜 ，冬山惨淡而如睡。”这幅《早春图》表现的正是如笑的春山。不同于范宽迥然三段的严峻构图，却多了一股微妙的气氛，柔和了物象，也统合了全画远近、深浅的空间感，塑造出可游可居的理想山水。此画长188.7厘米，宽139.8厘米，是宋朝另一位著名画家李唐的作品。李唐横跨南北宋两代，是中国画史上承上启下的人物。这幅作品是李唐在北宋画院时期的作品，李唐表现石面质感的用笔称为“斧劈皴”，是其笔法的一大特色。
李唐于宋徽宗朝任职于画院，靖康之难后南渡到杭州，高宗重建画院后，再度入画院任职。李唐横跨了南北宋两代，是画史上承先启后的人物。
《万壑松风图》是李唐在北宋画院时的作品。图中是粗砺嶙峋的石质山壁，松树林于乱石中拔起，表现了旺盛的生命力。两侧的溪涧流水沿石而下，观者仿佛可感受到水流的速度与声音。比起范宽、郭熙两位前代的大师，由于主山的比例缩小，且去除了雾气的使用，山水看来格外清晰，亦令观者产生如临其境感受，翻出了不同的山水气象。这是王羲之致朋友的短信，他在一场大雪初晴之时想起了远方的朋友，原帖长23厘米，宽14.8厘米，内容如下: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王羲之的作品已无真迹传世，这是唐代的摹本。乾隆皇帝将此帖与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同列为三件稀世珍宝，珍藏于他的书房“三希堂”中。另两幅字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圣”王羲之，以优雅闲逸著称，此帖则是传世作品中笔划最为圆钝的，更富有质内敛的气质。其笔法与结字，几近无懈可击，行气舒缓连贯，给人悠从容的感觉。王羲之的作品今已无真迹传世。这件《快雪时晴帖》与同藏于台北故宫本院的《远宦帖》、《平安何如奉橘帖》，是三件重要的唐代摹本。纸质，设色，该幅29.1x280.5厘米，隔水一11厘米，隔水二9.7厘米，明代著名画家张宏所画，张宏（公元1577年—1652年后）字君度，号鹤涧，明代著名画家，江苏苏州人。善画山水，重写生，笔力峭拔、墨色湿润、层峦叠嶂、秋壑深邃、有元人古意；他画石面连皴带染为其特色。张宏的写生主义和师法自然的风格，开创了写生主义的先河，并且把具象山水画推向了一个高峰。《华子冈图》即是利用这些具象物和气氛的烘托，重现王维夜登华子冈的情景，让熟悉此文的观者有如参与此行，亲临其境的幻觉。 画卷前端有深林古木环拱，露出门阶、高墙与楼阁，其间雾气氤蕴，杂草蔓生，点出“寒山”的景象。渡过长桥，有冈陵高耸，形势峻厚，山路沿著脊稜蜿蜒不绝，一直延伸到悬崖顶端，此处就是文中所说的华子冈了。山头一人背向静坐，两僮仆侍於後，如实的描写“此时独坐，僮仆静默”一句。山脚滨临河水，天空辽阔而幽暗，寒月穿过云层低垂在天际，则是写“辋水沦连，与月上下”之景。画幅下端村舍连楹，依稀可以见到人与犬的活动，正是“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钟相间”的描写。 至于幽静清寂的感觉属于抽象的层次，张宏利用枯树、烟霭，及云层与明月，远山与丘壑的对比，营造出空旷辽阔的空间；树干的轮廓模糊，枯枝细密如草茎，土坡上也覆盖细密的杂草，遮去石块的轮廓。主山也没有清晰的轮廓，皴染并无既有格套，而是顺着山石凹凸横斜的走势，连皴带染的塑造出自然的山体。[7]国子监刊本《尔雅》
此刊本由南宋最高学府－－国子监刊印，保存完整。国子监自五代开始刊刻经籍，但如今五代与北宋的刊本已不多见。这部南宋时代的《尔雅》是孤本，也是研究五代刻书规模的重要物证。值得一提的是，古书的字体与刊印形式也如艺术品一般有其风格演变的历史。这部《尔雅》的字体端庄有力，版面宽大疏朗，又称为宋刻大字本，是难得一见的精品。这是张居正为当时年仅10岁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所编的教科书，每段故事先录一段简短的史传记载，再翻译成当时通行的白话文，于文末提醒为政之方，通俗易懂。“台北故宫”所藏《帝鉴图说》共两册，是清代内府的图绘写本，色彩鲜艳，制作精美。依制作人员的年代判断，应该完成于咸丰十一年（1861）之后。书中的插图是明代的木刻版画，线条简单，轮廓清晰，朴拙中带有几分稚趣，可爱又不失传神，兼具欣赏性和收藏性。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票价：故宫展览馆：1、普通票新台币160元；2、团体参观票（10人以上）新台币120元；3、军警学生、持文化机构义工证者、台湾岛外学生持学生证明者新台币80元。（注意：自日起周六夜间开馆一律免费。至善园：新台币20元。）
开放时间：故宫展览馆：8：00——18：30，周六夜间开放18：30——21：00。全年无休。 　图书文献馆：9：00——17：00，周日、假日休馆。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周一和假日休馆，需一周前申请预约。至善园：9：00——19：00，周一休园。免费导览服务 　中文导览：9：30、10:00、
14：30、 16：30； 　英文导览：10：00、15：00。
交通：捷运：搭乘捷运淡水线至士林站下，于中正路转乘255、255（区间车）、304承德线、304重庆线、小18、小19、红30至故宫正门口或大门广场。
公车：213、255、304、小18、小19、红30至故宫博物院站。
自驾：1、高速公路北上路段，由台北滨江交流道下，走滨江街，左转上大直桥，下大直桥后，走北安路，进自强隧道，于故宫路与至善路口右转即可抵达[8]。
2、高速公路由基隆方向南下，由内湖交流道下，左转快速道路，至内湖路一段，过自强隧道，于故宫路与至善路口转即可抵达。
3、台北市东区（基隆路），经正气桥，堤顶大道，过自强隧道即可到达。
4、台北市南港，经环东，堤顶大道，过自强隧道即可到达。
5、台北市北区（士林、北投等）经中山北路或文林路，至中正路往外双溪（中影文化城）方向即可抵达。[9]
展览活动:先后举办“商周青铜礼器展”、“我国瓷器的发展”、“书画精华特展”、“故宫藏玉”、“中华民国开国史料展”等展览。在建院60周年之际，举办了大型综合陈列“华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关系特展”。还在院内开辟了“三希堂古典茶艺雅座”和仿宋、明庭园“至善园”。为了方便外地民众参观，还举办了巡回文物展览，深入许多市县展出。
该院出版有《中华五千年文明集刊》、《国之重宝》、《惠风和畅》、《文物光华》、《故宫宝藏》、《元四大家》、《唐寅的研究》、《山水画皴法点苔之研究》、《清代通鉴长编》等著作，并影印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院内还有定期刊物《故宫文物月刊》和《故宫学术季刊》等等。
历任院长：（1965年台北建馆后） 　蒋复璁（1965年9月－1983年1月） 　秦孝仪（1983年－2000年） 　杜正胜（2000年－2004年） 　石守谦（2004年－2006年） 　林曼丽（2006年－2008年）
周功鑫（2008年－2012年）冯明珠（2012年—至今）1911年，清帝溥仪退位、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溥仪与中华民国签订《清室优待条件》，使溥仪仍继续住在紫禁城。
1914年，将热河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的文物移至紫禁城的外廷，设立“古物陈列所”开放参观。
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溥仪居住紫禁城这段期间，因赏赐、故臣借观、拍卖点押、窃取盗卖，使1200多件书画精品、古籍善本和大量珍宝流失。随后于紫禁城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整理宫内珍藏文物。
1925年9月，成立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由李石曾出任委员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制定《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组织章程》及《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10月10日，在北京紫禁城建立“故宫博物院”（此时尚无设置院长），为国立故宫博物院前身。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经亨颐提案废除故宫博物院、成立逆产处理委员会处理并变卖故宫文物、建议在南京另设“国立中央博物院”，后来在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长张继的反对下，使经亨颐的前两项计划无法成功。同一时间派易培基接收故宫博物院，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隔年2月接任第一任院长。故宫博物院于抗日战争的前夕，选择重要文物南迁。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国民政府开始计划将博物院文物南运。隔年，日军攻占热河、进逼北平，故宫理事会要求博物院选择院藏文物菁华装箱储置，开始南运。
日，北平戒严，华北情势告急，第一批南迁文物抵达上海，期间南迁文物共五批19,557箱，包含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单位文物的6,066箱。隔年2月，公布《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故宫改隶行政院，命马衡为院长。
1936年12月，南迁文物由上海转运南京。
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正式成立。8月，上海爆发淞沪会战，南迁文物再由庄尚严等人第一批80箱南京文物迁至长沙；隔年11月再转运至贵阳安顺暂置（1944年再运往四川巴县）。
1937年11月，第二批9,369箱以水路，经由长江至汉口；1939年5月再移往宜昌、重庆至四川乐山。第三批7,286箱文物由那志良走陇海铁路运至陕西宝鸡；1939年7月，再转卡车经汉中运抵成都，随后又运往峨眉古庙安置，成立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最后南迁至南京的文物，约2,900箱文物因来不及运送，滞留在南京。北平沦陷后，北平故宫仍留有许多文物，沦陷期间还在继续清点未曾登记的文物，并又广泛征集了一批珍贵文物。抗战结束后，杭立武向日本索回许多珍贵的图书和艺术品，随后运往台湾的精品文物之中就有这部分图书和艺术品。包含了北平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央博物院852箱书画、瓷器、玉器，另外加上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和外交部条约档案等共5,422箱。国共内战后期，杭立武负责抢运这批故宫国宝至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迁运台湾的文物本来计划共运送五次，但因战争形势突变一共只运了三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南迁文物先集中运至重庆。
1947年6月，南迁文物由重庆循水路运回南京，至12月全数运抵。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国民政府令故宫博物院挑选贵重文物以军舰转运台湾。国民政府将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文物、外交部档案开始运往台湾，成立“中央文物联合保管处”。12月27日，第一批文物772箱（包括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物32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212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20箱、中央图书馆60箱、外交部重要档案60箱）由中鼎舰运抵基隆港。南京国民政府还下令留在北平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将留在北平的文物菁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马院长以各种理由推延装箱，以致于后来一箱也未运走。
1949年，1月6日第二批由招商局海沪轮于1月6日运出，1月9日到达基隆，共计3,502箱（包括国立故宫博物院1,68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486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856箱、中央图书馆462箱、北平图书馆明清舆图18箱）。第三批文物由昆仑号军舰于1月29日运出，2月22日运抵基隆港，共1,244箱；第三次原本计划搬运2,000箱（包括国立故宫博物院1,70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50箱、中央图书馆150箱），但军舰一到海军部眷属就抢先上船，杭立武只好找海军司令桂永清解决，最后下令拆除办公桌，但由于运输舰舱位有限，最后只能运出1,244箱（包括国立故宫博物院972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50箱、中央图书馆28箱），剩下的国立故宫博物院728箱和中央图书馆28箱被迫留在南京。至此，总共有2,972箱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物运台，南京还剩11,178箱故宫文物，其中大部分在五十年代运回北京故宫，剩下两千多箱暂存南京至今[10]。为阻止文物迁台，南京中央博物院共产党员陶孟和曾发动群众阻止，但未成功。
日，文物迁入台中县雾峰乡吉峰村，并成立“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隶属于教育部，由杭立武部长兼任主任委员，并于台中县雾峰乡北沟觅地建筑库房（隔年4月落成，文物随即迁入）。11月，战时河南省存放在重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68箱出土文物，亦抢运到台湾并存放在台中市糖厂仓库。
1950年4月，台中郊外雾峰乡吉峰村仓库落成，运台文物随即迁入新库存贮。
1951年6月，成立两院存台文物清点委员会，延聘学者、专家为委员，进行重编箱号、抽查箱内文物，直到1954年才完成。这次清点也编制了《点查清册》，成为存台两院文物的原始清册。
1954年，“国立中央图书馆”在台北复馆，联管处改组，并开始出版重要资料。
1956年，“北沟文物陈列室”正式开放（后毁于九二一地震）。
1957年，在亚洲协会赞助下，在库房之外又建一小型陈列室，公开展览所藏文物。1965年，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现址落成新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岁诞辰，命名为中山博物院。台湾当局“行政院”公布了《国立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规程》，规定设置“国立故宫博物院”，改直属于“行政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由故宫博物院保管使用，将来国家统一后，迁台文物仍交回原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归并故宫博物院后，故宫博物院全部文物由台中运至台北中山博物院，以此作为院址，日正式开幕。至此，运台文物才得到一个适当的保存环境。运台文物主要为书画、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珐琅、雕刻、文具、图书、文献及其他工艺品，初为230863件，“中央博物院”并入后，万件。其中，后来运往台湾2,972箱，占原南迁文物箱件数的22%。
1969年，订定《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品征集办法》，在台湾展开增加藏品的行动。1967年-2008年8月期间，透过其它机关移交1,651件，受赠32,326件册，收购12,751件册，合计46,728件册。
1989年，“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聘请社会学者、专家四十余人组成委员小组，再次进行全院藏品文物的清点检验，至1991年5月完成。此次完成了藏品文物登录号签张贴，文物建卡照片摄照以及文物保存状况的了解。
2000年台湾地区政党轮替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胜接任院长，以去政治化、推动本土、中华与国际兼具之多元文化观，回归艺术文化本质经营国立故宫博物院。在此政策指引下，馆藏方向朝扩大至东南亚、南太平洋文物的趋势，以呼应台湾原住民与南岛文化的传承关系。
2002年，台湾当局“行政院”通过改建案。
2006年，改建后故宫随建筑更新推出“Old is New”概念，以行销方式推广典藏。参考法国国际博物联合会影像授权办法，援用文资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制定影像授权收费规定。
2007年，台湾当局“行政院”提出修正故宫组织条例，将收藏“中国”文物改为“国内外文物”，被立法院否决。
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带团赴中国大陆访问北京故宫博物院，首度开启两岸故宫交流，而北京故宫也将在3月份访台。10月在台北故宫举办的“雍正大展”，将成为两岸故宫合作的试金石。
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率团抵达台北，他们此行将专程访问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也是对半个月前周功鑫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身份首访北京故宫的回访。196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馆开始兴建。1966年，第一期新馆左右两翼扩建工程完竣。
1971年，第二期扩建工程从新馆两翼向前扩建完竣，陈列室面积达到8,777.41平方米。
1983年10月，成立“张大千先生纪念馆”。
1984年，第三期扩建工程故宫新建行政大楼启用。库房和展场建立恒温恒湿、防火防潮、防震防盗等措施保护，又仿乾隆养心殿西室书斋于正馆设“三希堂”。隔年，仿宋明庭园设“至善园”。
199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提出改建构想。隔年，第四期扩建工程图书文献大楼竣工使用，同年又增设“至德园”。
2000年，杜正胜接任院长，计划进行第五期正馆扩充整建，并推动故宫南部院区之规划设立。
2007年2月，正馆扩充整建工程完工，展览空间达到9,613.91平方米、非专业展览用之公共空间则增加至10,656.98平方米、行政空间增至8,852.69平方米。同年，检调侦办故宫博物院改建扩建工程弊案，故宫先后任院长、官员涉入其中，总共15人遭起诉。台北故宫源于北京故宫。亲历者那志良先生所写的《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对故宫文物去台的惊险历程有详细记载。但为免于沦陷日本侵略者之手，被迫“流亡”南迁的国宝远不止于故宫。台北的历史博物馆和郑州的河南博物院都记载着这样一段历史：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为避免苦心收藏的文物受损，河南博物院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往汉口，1938年又运至重庆。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国民政府令故宫博物院挑选贵重文物以军舰转运台湾。原故宫博物院文物分3批运走2972箱。一起运台的还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852箱及其他单位文物。1949年，国民党政府从河南博物院存放在重庆的68箱文物中精选38箱运往台湾，文物以陶器、铜器为主，包括1923年出土的河南郑公大墓中的珍贵器物。
文物落脚台湾初期，秘藏不示外人，社会各界要求展示故宫文物，曾被保管委员会拒绝。1956年，早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建立第一座博物馆“文物美术馆”，收藏来自河南的38箱文物，加上日本归还掠夺的文物51箱，奠定了史博馆的“家底”。1957年，蒋介石巡视“文物美术馆”，并改馆名为“历史博物馆”。
作为1949年后台湾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曾经独享尊荣。蒋介石拨交为他祝寿的礼品270多件，社会各界踊跃捐赠各自的收藏，第一任馆长包遵彭称历史博物馆是社会爱护扶持的产物。同时，史博馆也居于文化艺术活动的引领地位，致力于台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艺术的普及活动，开办画廊，鼓励艺术创作；设置“历史研究室”，辅助学校历史考古课程和研究；1964年推动成立博物馆学会，至今仍然主持博物馆馆长论坛。1965年，在现址建成新馆。新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岁诞辰，命名为中山博物院。后中央博物院归并故宫博物院后，故宫博物院全部文物由台中运至台北中山博物院，以此作为院址，日正式开放。至此，运台文物才得到一个适当的保存环境。
进入20世纪80年代，台湾博物馆业迅速发展，各主题博物馆突出特色，吸引人们的视线。史博馆没有固步自封落后于时代，其品位和实力仍稳居前列。上世纪80年代末，台湾当局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史博馆适时推出大陆探亲摄影展，轰动全岛。随着两岸交流的深入，又陆继推出林风眠九十回顾展、李可染书画展、傅抱石画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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