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发展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二十四孝的传奇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其中“孟宗哭竹”的故事就发生在武昌凤凰山。孟宗是三国时吴国大臣。传说他幼时丧父，寡母做针线活供他读书。有一年冬天，母亲病重，很想吃鲜笋。孟宗四处求购都没买到，万般无奈下跑到住宅旁边的竹林中哭泣。他的一片孝心感动了上苍，随着泪水洒落，地上竟奇迹般生出了许多竹笋。他喜出望外地摘了鲜笋回家，母亲吃了鲜笋后病体迅速康复。乡人得知后，马上四处传说这个故事，孟宗也因此获得了“哭孝子”的美名。这个传奇故事，被记载在《三国志·吴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的《楚国先贤传》中。孟宗的孝行也源于母亲的贤德。传说孟宗后来做了安徽一带监管渔业的官员，孟母非常高兴。为了鼓励儿子为官清正廉洁，她竟坚持3年不吃鱼。有一次，孟宗亲自结网捕鱼，腌成干鱼后寄给母亲，想不到孟母不仅退回了干鱼，还在信中把儿子教训了一顿。孟宗在母亲的支持和感召下，为政颇有业绩。在故事发生地的武昌凤凰山西南麓，古人曾竖“孟宗哭竹生笋处”的大石碑，该碑直到解放前夕还立于原地。一些老武汉说，在大石碑后的不远处，原来还有古泉一眼，据说该泉就是史载“孟井”的遗址。在凤凰山北麓，原来还有一座为祭祀孟宗哭竹生笋而兴建的应山祠。解放后，因大殿遭白蚁侵害，1959年，应山祠被全部拆除。　　　　&
　　好一座武昌凤凰山
　　我国以凤凰命名的山有很多，在某网站以“凤凰山”为关键字搜索，竟有24100项查询结果，其中不乏享誉古今的风景名胜，如福建雁荡“山水清音鸣彩凤”的凤凰山，香港风景秀丽的凤凰山，邓颖超题为“海日石莲”的泰山凤凰山，湖北秭归县搬迁文物汇聚的凤凰山……数不胜数，美不胜收。其实在咱们武昌，也有一座凤凰山，而且来头也不小，只是隐于市井，现在很多人都将其弄错或淡忘了。
　　凤凰山究竟何处？武昌古城墙内素有“三台八井九湖十三山”之说，武昌城里的山多是特色之一，其北边城墙就是依螃蟹岬和凤凰山而建。武昌城北唯一的城门建在这两山之间，原名草埠门，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将其改名为武胜门并沿用至今，其遗址位于得胜桥与西城壕现在的交会处。
武胜门东侧的山丘名叫螃蟹岬，别名也叫黄龙山、炮架山和城山。有趣的是，由于近些年来许多不熟悉武昌历史地名的人，往往随意称螃蟹岬为凤凰山，以致很多人将两处混为一谈。近年出版的一些旅游书籍就有很多把这一点弄错了，现在的公共汽车站牌上，也把螃蟹岬附近错称为凤凰山。而真正的凤凰山，却鲜有人知了。其实，翻阅一下历史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武昌城内的凤凰山历来只有一座，它地处武胜门西侧，即现在武昌实验中学和幼儿师范学校的背后，总面积约两万平方米，海拔高度为44．9米。
凤凰山虽小，但来头颇大，相传其得名与三国孙权称帝凤凰来集有关。如借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句子来形容，那真可谓恰到好处。据1918年的《江夏县志》记载：“凤凰山在县城北，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凤凰来集，故名。贡院、县学宫、县署、都察院署皆在其阳。前有孟母冢，今在贡院墙内，唐岑参诗：‘路指凤凰山外云’即言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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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天动地的孝子文化
　　　　武昌凤凰山与中国传统的孝文化有不解之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二十四孝传奇故事，千百年来家喻户晓，已深深扎根在炎黄子孙的心中。其中“孟宗哭竹”的故事就发生在武昌凤凰山。孟宗，字恭武，三国时吴国大臣，官至光禄勋、司空。传说他幼时丧父，寡母用在江边扳罾和做针线活供他读书。一年冬天，他母亲病重，想吃鲜笋，孟宗求购无着，万般无奈下便跑到宅旁竹林中悲泣。由于一片孝心感动上苍，泪水洒落处顿时奇迹般生出了竹笋。他母亲吃了鲜笋后病体迅速康复，孟宗也因此获得了“哭孝子”的美名。这个“哭竹生笋”的传奇故事，被记载在《三国志·吴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的《楚国先贤传》中。传说孟宗后来做了安徽一带监管渔业的官员，孟母为此非常高兴。为了鼓励儿子为官清正廉洁，她竟不扳罾、不吃鱼达三年之久。有一次，孟宗亲自结网捕鱼，腌成干鱼后寄给母亲，想不到孟母不仅退回了干鱼，还在信中把儿子教训了一顿。孟宗在母亲的支持和感召下，为政颇有业绩，吴侯决定提拔他，令他做掌管国库官粮的官员。他听后痛哭流涕，跪地坚辞不受。吴侯惊问其故，他说：“我当了三年渔吏，母亲三年未食鱼，现在令我管粮官，我母亲今后怎能不食粮呢？”
吴侯等人听后都为之动容。孟宗的孝行，孟母的贤德，受到了人们的尊崇与传颂。在故事发生地的武昌凤凰山西南麓，古人曾竖“孟宗哭竹生笋处”的大石碑，该碑直到解放前夕还立于原地。在大石碑后的不远处，原来还有古泉一眼，热冷四季，水洌汩汩，据说该泉就是史载“孟井”的遗址。文革后，这眼古泉在建房时填埋。从古泉往东直抵山坡的地方，曾是孟母的墓园，周围砌有短垣，墓前立有石牌坊，牌坊上镌刻着“吴司空孟母墓园”的大字，牌坊边还立有江夏县的禁碑。
20世纪50年代，凤凰山被划为军事重地，将孟母墓园平整，建起了驻军的饭堂。时过境迁，现在武昌凤凰山已不再是军事禁区，在孟母墓园及孟宗“哭竹生笋处”的遗址上都建了居民住宅。但值得欣慰的是，该山的山体至今依稀当年模样，植被茂密，浓荫苍翠，仍不失为现代都市水泥海洋中的一片绿洲。在武昌凤凰山北麓，原来还有一座为祭祀孟宗哭竹生笋而兴建的“应山祠”。之后该祠在祠名保留使用的前提下，改成了一处中小型的尼众丛林，其香火一直较旺。解放后，应山祠大殿遭白蚁侵害，为安全起见，有关方面于1959年将应山祠全部拆除。
凤凰山曾是武昌城的军事要塞，历来传有“欲制武昌，先制蛇山，欲制蛇山，先制凤凰山”之说。晚清，张之洞曾在山顶设立炮台，该炮台在保卫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果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武昌起义军开发凤凰山炮台，重新布列了当时最先进的大炮，成功击退了江上的清军敌舰对武昌城的疯狂进攻。
　　名胜开发前景可观
　　武昌凤凰山地处长江大桥和二桥之间，北面紧靠武汉的城市中轴线，其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区位优势，对于发展旅游产业极具潜在的价值。近年来，二十四孝的故事发生地，多数已规划开发成新旅游景点。如孝感的董永故里，虽然国内有几个地方先后引经据典与之争正宗名份，但孝感始终坚持打董永故里的牌子把旅游产业办得红红火火，从而大大提高了自身知名度并优化了区域的投资环境。孝子孟宗的故事，史载详实，历史上不存在名分之争。这个故事寓教化于传奇，美妙动听又发人深省，相比“郭巨埋儿”那种不近情理的孝子故事，两者魅力不可同日而语。武昌凤凰山虽说只是一个小山丘，但它作为儒家孝文化和辛亥首义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能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另外，从武昌区旅游环境整体考虑，凤凰山位于老武昌城之北，开发凤凰山，不仅可以充分挖掘利用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将带动整个武昌北城的开发，使其与老街昙华林、中山舰所在地大堤口连成一片，让整个武昌城旅游景点匀称分布，文化内涵更加丰富。武昌凤凰山就在此牌坊背后。
“吴司空孟母墓园”故址。&
　　涵三宫的“三条龙”
　　武昌老城内有一条小街叫涵三宫。它在蛇山之后，花园山之前，自东到西大约一里多长。涵三宫街道狭窄，民国时地面铺有青石条，石下有下水道，是一条较上档次的小街。旧时，这条街北面是大片花园，一些大户人家往往把家安在花园之间。一些中等业主也不少。与之相对应的是众多赤贫者，如轿夫、小贩、杂役、苦力等。前者高楼车马，丰衣足食，后者无立锥之地。这种两极分化地区遇到历史浪潮，便成为革命家的摇篮。有三位大革命家在这条街住过。一是董必武，他本是红安人，曾追随孙中山入同盟会，后来成为中共建党人。他于上世纪20年代在涵三宫办了一所学校——武汉中学，宣传革命，教导青年。这所学校今天是省重点高级中学。第二个是恽代英，他是中共早期理论家。他住在一个叫马家巷的小胡同里，以涵三宫为基地，联络同志，宣传革命。那时周围邻居不懂，看他整天谈“革命”，叫他“恽疯子”，他也不在意，常与劳苦兄弟抵足而眠。第三个是项英，原名德龙，是土生土长的涵三宫人。他家是个大户，在涵三宫正街上有颇具规模的宅院。他也是读了马克思的书而决心为劳苦大众打天下，人称“项疯子”。这“项疯子”1922年入党，后来任中央苏区政府副主席，新四军副军长，1941年“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
除了“三条龙”，涵三宫的居民也团结而刚强。日本占领时期，一个日本兵到涵三宫找吃的，言谈中辱骂中国人，被一个六十岁的老者一拳击倒，歪在墙角半个钟头挣扎不起。街上居民紧急动员，或一元，或几毛，凑了20多元大洋送老者逃走。
岁月无情，如今的涵三宫已面目全非，老人们纷纷故去，新居民对这些故事却茫然不知。但这条充满传奇色彩的老街，实在是不该被历史遗忘的。
　　谭延闿题刻的“半园”石匾
　　在昙华林老文华校园的南门外、武昌鼓架坡27号的宅院大门上，有一块镌刻着“半园”两个大字的石匾，经拂拭后细看，在“半园”两字的右边还竖刻着一行小字：“民国十七年十月”，左边竖刻的一行小字则是“谭延闿”三字。据在此居住的老人介绍，这座宅院最早的主人名叫胡炽，题刻石匾的谭延闿是胡炽的一位朋友。胡炽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笔者暂时还无从查考。
现在，这座宅院虽已破旧而且住户拥挤，但其五开间的中式厅堂及其朝南面对花园的格调，还或多或少能显现它当年的豪华气派。与这座宅院一墙之隔的是方本仁的宅院（20世纪90年代该宅院拆除后新建了宿舍大楼），1928年有钱兴建宅院的胡炽，能与1929年出任湖北省代主席的方本仁为邻居，想必胡炽当年的名望一定非同小可，再说谭延闿的墨宝，在当时也决不是人人可求可用的。谭延闿，字组庵，湖南茶陵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他出任湖南都督，他的前半生曾三次统治湖南。之后，他还历任过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晚年，他的女儿谭祥，由宋美龄撮合与陈诚结为夫妻。谭延闿圆滑世故，向有八面玲珑之称。因此，他在1930年去世后获得了殊荣。国民政府为他举行国葬，蒋介石亲自执绋并主持祭礼，还把他的墓地建在了南京中山陵的边上，修得气势宏伟，占地达300余亩。
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谭延晚年题刻的“半园”石匾，能完好保存在武昌的小巷子里实在难得。特别有趣的是，在该匾下边的石门框上，至今还保留着文革时期书写的一句口号标语：“向阳院好。”尽管居住在这里的老百姓早已习惯了这些残留的字迹，可让笔者担心的是，因为缺乏妥善保护，或许这些字迹早晚也会消失殆尽，随着这里破房子、破院子的更新，人们谁还会记得谭延?、方本仁跟这块土地的关系呢？　　　　　　　　　　　&
　　育婴堂万婴墓
概况：育婴堂位于花园山2号，建于1928年，为砖木结构建筑，总建筑面积1618平方米，现属市幼育院。
　　沿革：该堂由艾原道主教创设，委托德藉女士何德美主持，开始将收进的婴儿送到堂外，雇请奶妈托养，成活率较高。以后不断发展，集中堂内抚养。1929年，圣若慧善功修女会成立，其主要工作就是管理本育婴堂。1951年该堂婴儿大量死亡事件被揭露，引起社会各界愤慨，6月4日政府接管该堂。修建万婴墓，掩埋在山上搜集的白骨，铭刻碑文。
　　影响：1951年在该建筑附近山上修建的万婴墓，立“死难婴儿纪念碑”，有张平化等省、市领导同志题词，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鼓楼洞非武昌洞
恢复洞名应慎重
　　孙启康《楚天都市报》2003年4月6日24版载：《鼓楼洞有洞无名---市民呼吁恢复洞名》一文中说：武昌首义广场即阅马场附近的鼓楼洞应名武昌洞，因开凿在鼓楼脚下，当地人习惯称它鼓楼洞云云。据我所知：真正的鼓楼洞并不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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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同治八年编成的《江夏县志》有关鼓楼的记载是："今南楼在布政司前，俗称鼓楼"。"楚观楼在布政司前，即今南楼也。为唐年僧儒奇章堂故址"。由此可知，鼓楼（即南楼）的具体地点与清代布政司的位置有关系。
　　　　布政司的位置在今武昌解放路（旧名长街）司门口的北侧不远处，因为司门口这个名称是以地处布政司衙门口而得名的。而处于布政司前的南楼（鼓楼）当在司门口南边不远的地方。1955年以前，在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引桥横跨解放路的这个位置，还保存有一座过街门洞，洞上为一宽阔的平台，就是清代南楼（鼓楼）的基址，此楼毁后，这个台基就成了从蛇山中部通向奥略楼、吕祖阁和原在江边矶头的黄鹤楼的通道，叫鼓楼洞。此洞后因建桥被拆除，人们就把阅马场附近另外一个打通蛇山的洞叫作新鼓楼洞或鼓楼洞了。上文认为阅马场的这个洞应叫"武昌洞"，其实也不太准确。据我所知：洞门上方石额原刻"武昌路"（从右至左横书）三字，上款："民间二年"，下款："黎元洪题"。文革期间，这些字迹虽然被当时省委干校红卫兵组织勒令铲除，但洞前这段街道各户门牌上的"武昌路"三字仍明晰可见。我认为：如果要恢复洞名，就应该重刻"武昌路"匾额（可从黎元洪手迹中辑字），以呈旧观。
　　你知道武汉也有座黄埔军校吗？ 袁继成
　　民国史研究专家袁继成教授带着学生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旧址
　　说起黄埔军校，人们自然想到广州，其实，武汉也曾办过黄埔军校，虽为分校，但影响巨大，走出过一大批优秀中华儿女。可这段足令今日武汉人倍感骄傲的历史却长期掩埋、鲜为人知。几年前，我曾陪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踏访了位于武昌解放路武昌实验小学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旧址，录下了一段由我介绍的关于该校历史的录像。他们听后都大感诧异：只听说过广州的黄浦军校，却不知武汉也有一座，这段在中国军事教育史、中国革命史上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辉煌历史怎么会长期埋没、鲜为人知？这座演绎了波澜壮阔、豪情激荡时代活剧的场所，怎么还藏在深闺，未能得到充分保护和利用？　前不久，我带着选修课的学生又去了那里，一切依然如旧。只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旧址更旧，那段历史似离我们更加遥远。
　　80年前发生在武汉的一段风云历史
　　&1926年10月，北伐军光复武汉，国民革命的浪潮从珠江流域席卷到长江流域。为迎接革命大发展，满足政治、军事人才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先决定设政治训练班，后改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政治科。校址定在位于武昌文昌门、平湖门之间的两湖书院旧址。确定将黄埔第五期政治科学员移往武昌就读，同时面向全国招收新生。招生复试那几天，武昌寒气刺骨，可来自全国近万名青年才俊，把武昌城闹得热气腾腾。蛇山矶头、奥略楼等到处都有他们指点江山、豪气冲天的身影。
最后录取男生986人，女生195人，他们先称入伍生，后成为黄埔六期的正式学员。未被录取的考生，多数进入设在武昌南湖的总司令部学兵团，少数女生被介绍进入设在汉口的妇女运动训练班。
1926年12月，又决定将黄埔五期炮兵、工兵科移来武昌就读。武昌的军校有了政治、炮兵、工兵三科，于1927年1月19日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邓演达任代校长，张治中任教导长兼训练部部长、学生总队长，共产党人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2月12日军校正式开学，宋庆龄、孙科、吴玉章、董必武等出席开学典礼。宋庆龄的祝词由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袁溥之（后为吴晗夫人）“大声转述”，言简而意赅，师生为之动容。
1927年3月22日，鉴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迁至武汉，决定将分校正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取消分校名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前后设过潮州分校、武汉分校、长沙分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又设过南昌、洛阳分校），其中规模与影响最大的当属武汉分校。1936年出版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称：“武汉分校规模之宏大不亚于黄埔本校，有男女学生及入伍生6000余人，实为中国腹部武装革命势力之大本营”。
当年的武昌街头，经常可见一群头剪短发，身着军装，腰扎皮带，打着绑腿的女兵，英姿飒爽地行进。她们是中国第一批军事院校的女兵。长期封建积习的影响，中国少女一般不抛头露面，离家上学已少见，入伍当兵和男兵一样跌爬滚打、刺刀见红更是开启社会风气的创举。恽代英赞扬她们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锋和榜样”。
　　大批优秀中华儿女从这里走出
　　　　汪精卫策动“七·一五”反动事变后，武汉形势骤变。7月18日，黄埔五期学员被迫毕业离校。接着军校整体改编为张发奎的军官教导团，全部移驻南湖营房。从此，武汉军校便不复存在。但是，在这个熔炉里锻炼出来的数千优秀儿女，却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恽代英和几百名分配或转移到叶挺、贺龙部队的师生，包括70多名女兵，参加了南昌起义。陈毅（负责军校党务工作）率领的一批师生没赶上起义，却在江西临川赶上了起义队伍。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陈毅与朱德率余部转战湘南，接着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二方面军教导团后转移到广东，著名的广州起义就是以这个团的1300多名武汉军校师生为主而发动的。起义失败后，又成为叶镛、徐向前（政治大队一队队长）领导的红四师第十团，转移到海陆丰。在这两次起义的师生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陈毅、徐向前，大将罗瑞卿、许光达，上将陈伯钧，及程子华、刘型等都担任过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女兵危拱之、周月华、张瑞华（后为聂帅夫人）也在随后的革命和建设中作出过贡献。胡筠、黄杰（后为徐帅夫人）等返乡的军校学员，都成了各自家乡起义活动的领导者；去苏联学习的李淑宁、王亦侠等，回国后参加了抗日运动。李淑宁就是后来在东北抗日联军任职，在白山黑水高举抗日大旗的巾帼英雄赵一曼。政治教官沈雁冰、第六期学员臧克家后来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巨匠和著名诗人。
六期学员宋绮云后成为杨虎城的秘书，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分校遗址急需保护利用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建在两湖书院的遗址上。两湖书院为张之洞1890年创办，旧址原湖北医院住院部、今武汉音乐学院、武昌实验小学一带。当时两湖书院是军校的本部，六期的男生和五期的政治科都住在这里。五期工兵、炮兵科分驻大东门外华中师大旧址和平湖门外旧骑兵营，女生队驻在与书院一墙之隔的旧两湖中学。书院内原有一个内湖，环境清幽，上世纪80年代还存在，现已被填得面目全非。军校的建筑只剩下位于武昌实验小学内的几幢办公楼，湖北省1982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时曾加以修缮，红色的木柱、白色的墙壁、白色的檐瓦，有一点古色古香的意味。小学的大门侧，立了旧址的标记，但为保证学校的教学秩序，一般不让外人进入。因此，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遗址，只能被长期冷落。所幸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牌，使得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遗址尚存。如果在此基础上，将旧址妥善保护修缮并对外开放，将进一步彰显和丰富我市历史文化名城内涵。
同时笔者还建议，将这里办成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纪念馆和研究中心，陈列有关历史文物，开展有关宣传、教育、纪念活动，这对我市历史文化名城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武昌南望山曾有所罗荣桓创建的学校汪希龄&
　　一九五八年秋的一天下午，罗帅身着便服，与夫人林月琴和谭政大将的夫人王长德来校视察并看望师生员工。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6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原第四野战军政委、开国元帅罗荣桓（）诞辰101周年。由他当年领导创建的“四野”干部子弟学校已有56年历史了。
1957年8月，我被选调至武昌东湖南望山下的武汉军区东湖八一小学工作，任少先队总辅导员。由此了解到这所学校的光荣历史。
1947年，我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四野”前身）在东北战场上，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略决战。我军一大批中高级指挥员已奉命奔赴前线参加战斗，幼小的子女留在后方无暇管教。“联军”政委罗荣桓与夫人林月琴为了解除军队干部的后顾之忧，开始在哈尔滨市南岗为干部子女筹建这所学校，当时只有8个孩子。
1948年初，学生增至18人。同年5月，从各战场送来的干部和烈士子女增多，学生增至80多人。“联军”总政治部正式决定成立“东北民主联军南岗干部子弟学校”。首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为林月琴。
1949年2月，东北全境解放，“四野”大军入关南下，该校随军迁至天津。学生增至289人，一批入伍的年轻大学生调至该校任教。同年4月，该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校长余慎（女）。1949年9月，该校随大军南下迁至汉口上滑坡，改称“中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校长王长德。学生增至500余人，教职工62人。师生大多实行供给制，学生享受战士待遇。按全国统一的课程和教材教学。同时武昌东湖南望山下的新校舍开始筹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派空军飞机常来武汉上空袭扰，潜伏暗藏的国民党特务也常在该校周边骚扰破坏，学校的安全受到威胁。同年冬，该校奉命疏散转移至江西九江的庐山继续办学。我党老一辈领导人邓子恢、谢觉哉、黄克诚、陈正人等来校视察并帮助解决困难。1953年2月，该校从庐山迁至武昌东湖之滨新址。
年，是该校历史上在校学生最多（1000余人）、办学条件最好、教育质量最高、毕业生最多、发展进步最快的兴旺时期。其间，朱德元帅及夫人康克清和叶剑英元帅、谭政和王树声大将等都曾来校视察并指导工作。1955年后，校名改称“武汉军区东湖八一小学”。1956年2月，湖北省军区子弟学校并入该校。1960年，学校增设初中部，改称“武汉八一子女学校”。1964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毛主席关于“干部子弟学校”应与“人民子弟合一”的指示，为了让全军干部子女了解社会，不脱离群众，决定将全军干部子女学校移交地方政府领导管理。同年8月，该校移交武汉市教育局领导。1965年5月，武汉空军子弟小学并入该校。1970年6月，学校停办。该校虽然仅有24年的办学历史，但它对国家、对社会和对在这个革命的摇篮里健康成长的数千名学生而言，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当年的学生们都十分怀念培育他们健康成长的母校。每逢聚会时，总要深情而自豪地合唱着儿时的《校歌》。
我们是革命的小战士，是军人子弟学校的好学生。我们在革命中成长，继承着父母的光荣，爱护学校，团结友爱，尊敬老师，学习要用功。我们是革命的小战士，我们是毛泽东的少年兵。四野”干部子弟学校《校歌
　　图片上的武汉城墙 皮明庥
中国古代城市的历史文化，总是通过城墙传出神韵。不久前听说北京要修复一段城墙，近又在报端上得知，武昌要重建汉阳门、平湖门，籍以彰显武昌历史文化、首义文化。这不使我感到意外，但却带给我惊喜。记得去年在讨论月湖整治时，也有同志动议复建武汉三镇最古老的谷阝月城城墙。真有点所见略同，都期盼老城墙构筑出城市的一道新的风景线。
　　武汉三镇都有过高大的城墙，但早消失在历史中了。消失了的城墙，不可能也不必要都恢复重建，但选择最佳地点复建一段也是别有情趣的。在武昌临江景观整治的基础上，复建汉阳门、平湖门，无疑会给这一带景观平添耐人寻味的历史和文化蕴含。这还使我联想到前几年整治汉口中山大道时，从街面下挖出大量的条石，原来这都是一百多年前所修建的汉口城堡的城基。一时间，传媒上炒得沸沸扬扬，引得市民们纷纷来看这汉口城市之根。笔者也去赶了这个热闹，但看过后，一直在胸间萦绕着一个问题，汉口城墙到底是什么模样，进而又想，武昌、汉阳城墙又是什么模样？为了求解，近两三年内，笔者在研治武汉城市史时，很自然地将目光投视在这些疑点上。通过检寻文献、报章和音像资料，始有所发现，也许对当今建构城市景观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不无小补。
　　　武 昌 城
　　　　起义军攻占武昌后，在汉阳门戒严。起义的直接成果之一是建立了湖北军政府，新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巩固革命，政府立刻派重兵把守各城门及沿江一带，以防清军反扑。
武昌早在公元223年（三国，吴黄武二年）就建立了在蛇山临江处的夏口城。以后屡有变迁，明代洪武年间，由江夏侯周德兴主持重修和扩建武昌城，并全部改成砖城，颇为伟岸壮观。城墙全长3098丈（20多华里），城墙高2米多至3米多，并开设汉阳门、平湖门、文昌门、襄阳门等九座城门。清代后期，张之洞又增辟通湘门。但城墙在1927年后拆除，只留下起义门城楼。198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时，对起义门进行了重建，因此与历史上的起义门真迹有一定差距。可喜的是，近百年前的一位美国摄影师施塔福，在辛亥革命时期到上海、武汉拍摄了一千多张照片，其后人在前几年将照片赠送给了上海历史博物馆。博物馆馆长潘君祥先生在2001年初夏赴武汉，曾与笔者晤谈和辨识这些照片，后潘先生将照片精选五百多张，刊印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印象》画册，其中有两张武昌城墙的照片。这两张照片留住了历史，也留住了武昌城墙真容。当时施塔福登临在城墙之上，似乎在触摸着武昌古城的文脉。
　　　　施塔福在武昌城头的留影。武昌起义爆发时，施塔福是否正在当地，现已不得而知，然而他肯定在那时候去了武汉。
　　汉阳城墙
　　　　汉阳城墙已成残垣断壁。
汉阳在东汉时，就在龟山北面建有谷阝月城，月湖就因滨邻此城而得名。以后屡有兴毁，演变出鲁山城、萧公城、马骑城、汉阳城。明、清时，汉阳城周长719．3丈，设朝宗、南纪、凤山、朝元四门。到民国中期，城墙已残破不堪。1932年，上海的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奔赴全国各省拍照采风，留下了一张汉阳城墙的照片。从这张我所唯一见到的照片中所显示的汉阳城的残破、荒凉，深深感受到旧时代武汉城市的厄运，一种苍桑感沉重的袭上心头。
　　汉口城墙
　　　　汉口最初是不设防的城市，清代中期以前没有城墙。直到1864年才由汉阳知府钟谦钧主持修建了后湖城堡，既为了防止捻军进攻，也具有防洪功能。城墙从硚口到今一元路江边，全长11华里，辟玉带、便民、居仁、由义、循礼、大智、通济七门。1907年，城堡拆除，在城基上改修后城马路，后演变为中山大道。可惜至今未看到城堡照片，有幸者是一些画作上对城墙进行了勾勒。去年笔者看到过一幅武汉三镇图，对汉口城墙、城门精心刻画，称得上是汉口城堡的写真图。这张图留住了历史，留住了城墙文明。笔者经过一翻琢磨和考证，判定此图作于1896年——1907年之间。观看、品评此图，联同武昌、汉阳城墙的照片，笔者陷入了沉思：在当今武汉城市现代化，特别是城市景观建构中，如何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以何种恰当的手段留住城市的文脉，不能不是我们应关注的一个课题。
　　武 昌 城 的 变 迁
　　武昌有城，是从公元223年(东吴黄武二年)开始的。那一年吴主孙权在江夏山(今蛇山)东北筑夏口城．“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险，高观枕流”，实为一座形势险要的军事堡垒，周围仅二三里，为版筑土石城。此城宋时仍存。
汉代有沙羡(音夷)县，治涂口(今江夏区金口)，239年(东吴赤乌二年)孙权筑金口堡守沙羡县，故又称沙羡城。至晋武帝以后，沙羡县治始移夏口城。南朝时宋孝武帝于454年(孝建元年)在夏口城立郢州，故武昌在那时又称郢城。梁武帝时，梁将曹景宗在紫金山与小龟山北筑石城为军事堡垒，北临沙湖、余家湖，南距城约二里。
　　隋文帝于589年(开皇九年)废江夏郡置鄂州，改汝南县(原治在金口)为江夏县，州、县治所均设城内，故武昌又有鄂州、江夏县之称。《舆地纪胜》上说：“鄂渚在县西黄鹤矾上三百步，隋立州以渚，故名鄂州。”唐节度使牛僧儒驻鄂州，改建鄂州城，不仅城的范围扩大了，而且以陶甓为城，武昌有砖城自此始。
　　宋仁宗皇祜初年，鄂州知州李尧俞重修。武昌城基本定型是1371年(明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德兴增拓武昌府城，将城区扩大到黄鹄山(今蛇山)南，该山始包人城内。城周约20里，辟有9个城门，东有大东门，东南有新南门，南有保安门、望泽门，西南有竹转门，西有平湖门，西北有汉阳门，北有草埠门，东北有小东门。
　　1535年(明嘉靖十四年)，都御史顾磷重修武昌城时，改大东门为宾阳门，新南门为中和门(辛亥革命后改为起义门)，望泽门为望山门，竹矧门为文昌门，草埠门为武胜门，小东门为忠孝门。清光绪年间，湖广总督张之洞于中和门和宾阳门之间增辟一门，称通湘门，设车站于门外，以通湖南，故址在今紫阳路东端，靠近武昌火车站。
　　武昌城垣于1927年-1928年拆除，从1371年周德兴增拓武昌府城以来，共存在了556年，其间8次修葺，今仅存起义门，系为纪念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而重建的。
　　武 昌 名 城 今 昔
　　1986年12月，国务院核定颁布了38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武汉市以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显著特色赫然榜上。翻开武汉的历史，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鼎足而立。若论建城历史，武昌城最悠久，迄今她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沧桑历程。
　　据考，武昌最早有城，始于三国时期东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是年吴主孙权在江夏山（今蛇山）东北筑土石城，取名夏口城。该城周仅二、三里“依山傍水、开势明远、凭墉藉险、高观枕流”，实为地形险要的军事堡垒。因武昌古称夏口，故名武昌自古而今都是县、州、府、郡和省治所在地。历史上的古夏口城亦几经变迁。汉代设有沙羡（音夷）县，治涂口（今江夏区金口）。至晋武帝以后，沙羡县治移至夏口城，故武昌一度称为沙羡县。后来因辖区扩大又改称汝南县。
　　南朝宋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孝武帝在夏口设置郢州，并在夏口城的基础上进行城垣的修葺和扩建，这就是古郢州城，至今遗址尚存。武昌在那时又称为郢城。
　　齐梁时期，梁将曹景宗（后任郢州剌史）攻打郢城，在紫金山与小龟山北筑土石城堡，此堡北临沙湖，南距郢城约二里，后世称为“曹公城”。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文帝改郢州称鄂州，改汝南县为江夏县。州、县治所均设于城内。自此武昌又有鄂州、江夏县之称。
　　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牛僧孺为武昌军节度使，改建鄂州城。这是武昌古城历史上继东吴孙权始建夏口城、刘宋时期修葺和扩建郢州城之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改建。当时工程浩大、费时五年方告竣工。经过这次改建，原来的夯土结构改成甓砖结构，不仅大大增强了鄂州城的自身防卫能力，而且城池面积有所扩大，城北面接近沙湖，城南靠近紫阳湖。还革除了因过去土城不坚、每年需筹款修缮，导致官府借机暴敛民财、祸害百姓的弊政，堪称牛僧孺为官古代武昌时的一桩善举。
　　武昌城第二次大规模的改建并基本定型是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时任江夏侯的周德兴增拓武昌府城。他将宋、元时的鄂州旧城向黄鹄山（今蛇山）两侧大大展开，蛇山自始包入城中。整个武昌城周围二十余里，墙体为陶砖砌就，十分坚固，墙高二至三丈余不等。环城挖护城河一道，河盘二丈余，水深一丈余。辟城门九座，东有大东门、东南有新南门；南有保安门、望泽门；西南有竹欵门；西有平湖门；西北有汉阳门；北有草埠门；东北有小东门。明嘉清十四年（1535年），都御史顾璘重修武昌城，改大东门为宾阳门，新南门为中和门（辛亥革命后更名为起义门），改望泽门为望山门，竹欵门为文昌门，草埠门为武胜门，小东门为忠孝门。清光绪年间，湖广总督张之洞于中和门和宾阳门之间增辟一门，称通湘门。
　　据《湖广图经志书》载，明代的武昌城，里巷阡陌，衙署丛集，府学、贡院、文庙等文化建筑遍布，文人学士荟聚，俨然是一座政治中心的城市景观，为当时南方的重要城垣。1927年武昌城开始拆除，除保留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起义门一小段城墙未拆外，其余在1929年全部拆完。
　　民国初期，孙中山在其所著《建国方略》、《实业计划》等书中，对武昌的城市规划及发展有所论述。1912年至1949年，武汉共进行5次城市规划活动，其中1929年制定的《武汉特别市设计方案》、1945年的《武汉区域规划》对武昌城区人口、城市性质及市政建设等均有规划。此外武昌作为湖北省会城市，曾两次单独编制武昌市政工程建设计划。这些规划（计划）大都是在政府当局主持下，由各方面专家开展调查研究而提出的，有一定的科学性、真实性，不少规划思想、原则和功能分区的设想为以后的城市规划、建设所吸收。
　　建国后，城市规划被当作城市建设的龙头。50—70年代末，制定规划和按规划进行管理始终是武汉市政府和市建委的一项重要工作。武昌区在未建立城市规划管理的专门机构前，其工作纳入区城市建设管理部门，长期没有形成比较定型的区域性城市发展规划，主要是遵照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规划管理。1986年10月武昌区建立城市规划管理专门机构（现名为武汉市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局武昌分局）。于1995年，依据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及实施管理办法，编制了《武昌区分区规划》；2000年，该局又全面完成《武昌旧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工作。根据《城市规划法》的规定，依据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和武昌区经济及社会发展构架，以弘扬武昌历史文化为特色，分区规划将武昌区规划结构确定为“两条轴线，七个片区”。
　　两条轴线：一条起于洪山，止于蛇山。它与武汉市的绿化轴线重合，串联了武昌区大部分文化历史古迹和革命纪念地。另一条轴线是规划中的穿城大道，它与长江平行，这条轴线对长江二桥头、和平大道、解放路及白沙洲等商业服务中心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改变武昌老城区面貌，繁荣经济有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两条轴线交汇于黄鹤楼，突出了武昌区的建设特点，同时将七个片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七个片区即围绕两条轴线，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侧重点合理分布，体现武昌城区建设多功能、综合性发展方针。这些片区是：（1）中山路环绕线内的老城区，除重点保证主要干道区域带经济发展外，其它区域以旧城改造为主，建设新的生活居住区；（2）水果湖地区，以行政办公及居住建筑为主，发展新城区；（3）余家头地区，建设以机械、纺织工业为主的工业及居民生活区；（4）白沙洲地区，形成以建筑材料工业和仓储为主的有待发展区；（5）南湖地区，组建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新兴开发区；（6）中北路地区，建设以武汉重型机床厂为主的工业及居民生活区；（7）东湖风景区，维护其自然环境，更具景区特色，使之成为武汉市的一大旅游区。
　　武昌城也是一座具有革命意义的名城。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的缩写。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历史上最为使人振聋发聩的一场大变革辛亥革命爆发。千年睡狮，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从武昌红楼到全国，从中国到世界，都为之振奋了辛亥革命的反清枪声划破长空，武昌首义一举成功。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漫漫长夜之后的黎明，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武昌记下了中国近代史中最光辉的一笔！1920年，武昌城又用重笔书写了光辉千秋的另一章。董必武、陈潭秋等早期共产党人在武昌建立了湖北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等人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陈潭秋及夫人徐全直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革命人才。中共“五大”开幕式就在陈潭秋任教的学校召开。1926年北伐战争时，国民革命军为扫荡军阀、统一中国，北进途中攻打武昌，曾围城激战四十余天。现位于武昌洪山南麓（湖北省军区院内）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北伐攻城阵亡官兵诸烈士墓”，就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为纪念这次战斗中牺牲的营长曹渊等191名官兵而修建的。1986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在陵园内修建了一座牌坊，邓小平同志题写上额“独立团烈士陵园”。1927年，毛泽东在武昌都府堤创办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在此写作完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党的“八七会议”的召开作了理论准备。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邓颖超曾在武汉大学1区27号领导抗日斗争。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设在武昌昙华林湖北省立第一中学（今十四中高中部教学楼），郭沫若任厅长，聚集了张光年、田汉、冼星海等全国文化左翼精英，使“三厅”成为高举抗日大旗的战斗堡垒。
　　武汉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武昌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区政府加大市政基础设施投入，新建、扩建了和平大道、武青三干道、中山路、徐东路等重要交通干道。洪山广场、首义广场、黄鹤楼风景区、东湖风景区等形象工程的实施，以中南路为中心的商务金融区的形成，都极大提高了武昌的环境质量及中心城区功能；长湖小区、东亭小区、九龙井小区、柴林头小区、读书院小区、水陆小区的建成，改变了武昌的旧城面貌，南湖花园、蓝湾俊园、尚隆地球村等一批高品位、现代化的小区代表了21世纪武昌城的发展方向。人文和科技、教育、人才荟萃的武昌，历来是中国著名的智力密集区之一。辖区内有26所大专院校、74家国家、省、市级科研机构。拥有相当数量的国际国内领先科研成果和10多万专业技术人员、专家学者。百年老校武汉大学等4所著名的高校合并而成的新武汉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是中南地区科技教育两强，是武昌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最大品牌。武昌是全省的教育中心，教育水平全省领先，涌现出一批省级名牌重点学校，全国唯一的“少年科学院士”就产生在武昌实验中学。
　　近年来，武昌区又高瞻远瞩，以地区高校、科研院所及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为依托，积极支持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效显著。占地200亩的武昌宝安科技创新园入住企业已达到58家。国家信息安全成果产业化湖北基地、武昌科技工业园等，已成为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载体。
　　武昌是武汉的工商重镇，已形成了以机械、电子（电力）、轻纺、化工、建材等为主的综合性工业体系。从更尖端的科技方面看，它在计算机软件、微电子技术、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激光应用、新材料等领域有了进一步的突破性的发展。武昌又是长江南岸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80亿元。近百个特色鲜明、辐射力强的信息市场年交易额达44亿元，并形成徐东国家级副食品批发市场，小东门建材市场、和平大道家庭用品一条街等。先后引进世界500强的德国麦得隆，英国百安居，美国普尔斯马特，法国家乐福等大型集团。同时，香港金马家私、中国联想集团华中总部等一大批大企业也抢摊武昌。辖区内的60余家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形成发达的金融市场，成为武昌经济发展的支柱。
　　加快旅游基础设施、都市文化景观建设步伐，把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纳入市场化轨道。重点进一步开发完善东湖风景区、黄鹤楼风景区，辛亥首义文化区、沙湖体育文化区、临江观江区等区段。以湖北大剧院、首义广场、洪山广场的建设为契机，突出楚文化、首义文化和革命传统的特色，将其与现代文化结合，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以推动武昌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努力把武昌建成一流的文化旅游中心，再塑武昌历史文化新名区。是本届区委、区政府肩负的重任。（武昌区委党史办王艳华）2003年5月22日
　　武昌古城垣　　　　
　　王昌旺
拆除武昌古城垣的动议最初源于粤汉铁路的兴建。修建粤汉铁路的提议最早始于1890年，因投资难筹，清廷奏准缓办。20世纪初期，清政府以出卖路权为代价向洋人借款修路，于是激发了川鄂湘粤4省的保路运动。1912年5月．民国政府着手粤汉铁路武昌至长沙段(亦称湘鄂铁路)的建设，北端首站原定在武昌鲇鱼套，因该地狭窄，改由徐家棚为首站，鲇鱼套至余家湾Z9公里一段改为支线。因进口材料受到欧战的影响未能如期到达，工程一直延展到1918年8月告竣。湘鄂铁路沿武昌东南的护城壕经过，经徐家棚、通湘门、余家湾、鲇鱼套车站。湘鄂铁路开通使武昌交通迅速发展。
1919年，湖北省议会议员陈士英等62名湖北士绅联名上书省府，倡议“拆除武昌城垣”，欲借粤汉铁路必经武昌的要冲地势，通过拆城修路建商场把城内城外连成一片，从而发展武昌的经济，以解决湖北官钱局因“滥觞官票，银粮吃紧，，的经济之难。陈士英等人陈述了拆除古城垣的5项理由。即“五利”：“拆城修路之利”，拆除城垣，沿城基修马路，多余地皮可值洋元数百万；“开山填湖之利”，可开城内无用之山，开山之土填湖，可得地皮应值百万元；“繁荣商业之利”，川粤汉铁路打通以后，武昌商场必将扩大，在大东门内蛇山建公园与抱冰堂相接，内设图书馆、美术馆、俱乐部，并在通湘门内建舞台、旅馆、书馆、中西餐馆以促商务之进行，沿马路之地皮必价增．可与汉口花楼、水塔一带繁盛相比；“预备善后之利”，拆城工程可让所裁士兵及无业之民做工，有利社会安定，并将拆城之砖石在武昌周边修炮台，以做战备之计；“维持本票之利”，将拆城、修路、推广商场之收入各款，永作官钱局票本，他事不得挪用，以保湖北官票使用，价值必回升，不会跌落。与此同时，陈士英等人还拟出了不拆城的五不利：交通阻滞，行旅视为畏途；检查烦琐，人民出人不便；内外隔阂，有碍治安；空气闭塞，瘟疫易发生；城中商务冷落，居民谋食甚艰辛。在拆城的办法上则建议采取官督商办，经费由官钱局先行垫付，工期拟定五年，注意保存黄鹤楼遗址周边古迹，城内驻军移于城外围，对驻军营房加以改造利用，拆省藩于两湖书院，并由南楼修马路直达于江边，拆城开山之地皮归省议会照章处理，其收人永作官钱局票本等。
由于拆除城垣的工程巨大，带动面十分复杂，加之民国之初，形势极为动荡，多数议员不赞同此议，有的议员尖酸地说：“不拆城放屁不易散去，会闭死人的。"一些辛亥耆宿更是以保护祖宗国脉为由据理抗争，有日此举是装点门面，粉饰疮夷。各种议论纷起，当局曾反复研究未果，终使拆城之议半途而废。
　　1926年，国民革命军广东誓师后克长沙，攻岳阳，战汀泗，越贺胜，直至武昌城下。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见沿途势如破竹，旋令命武昌攻城总指挥李宗仁在48小时内拿下武昌，谁知在北洋军陈嘉谟、刘玉春的死守下，北伐军损失惨重，伤亡无数，北伐军见一时攻不下武昌，就以围代攻，将武昌城团团围住，城内粮食殆尽，饿死者不计其数，在围困41天后破城。郭沫若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亲眼目睹攻城的艰难；在通湘门，他看见横七竖八地堆着攻城士兵的尸体。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把挡住革命洪流的武昌古城描绘为：“包着铁皮钉着乳丁的木门”。在胜利后的一次次会上，郭沫若等力主拆除这一“封建堡垒”。在湖北临时政治会议上，大多数成员建议拆城，一批鄂省人士均不赞同，但是围城之痛记忆犹新，亦不好多语。最终拆城议案形成，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于1926年10月即作出拆除武昌城垣的决定，任命万声扬为拆城委员会主任，并设置武昌拆城办事处，负责办理拆城事项。同时发布布告，知照各界所有附廓民隙地或被烧毁基地不得擅自修建新房，以保证在最短时间内扫清拆城障碍。
整个拆城工程由政府招商承拆。当政府官员到城垣各段实地勘查时，一些辛亥耆宿纷纷建言力保重要遗址。当巡查到起义门时，张难先切齿愤怒地说：民国3年(1914)段芝贵(时任湖北都督)拆毁起义门上城楼，仅留一门洞，并改起义门为中和门，这是痛恨辛亥革命，为北洋张目，这座城门无论如何不能动!随行人员尴尬不已。巡视到奥略楼时，石瑛说胜像塔一段城墙决不能拆，此为元代遗址。张、石二公系辛亥望人，工务局亦不敢硬抗，于是此二处终于保存下来。当时一些辛亥人士提出拆城墙留城楼，但被主管部门叽讽为着短裤穿长袍、不伦不类而否决。之后，拆城工程各段开始陆续动工，但进展随着时局的变化时断时续。1927年7月，仅将城楼和恒善堂到万年闸一段城墙拆去，为了加快拆城进度，武昌工务局将未拆部分划作6段，分为包拆、包销两项办法，登报于1927年7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再行公开招标。拆城工程渐次展开，或招商人包拆，或动用军队拆卸，或扩充营造厂自行拆卸。所拆之砖就地发卖，因明清城砖块体颇大，运输不便，因而多为城内外店铺所购，用于修围墙、建店舍。如天保元等商号的建设，前夏口厅厅长胡贽购武胜门一带的城砖建宅，至今犹存。
1929年，武昌城垣均被拆除完毕，护城壕也被填平。所拆的城基除主道留作修建马路外，僻塞处以官价处理，当年文华中学的教务长、留美硕士卢春荣先生就购地建宅于城北，宅名“梅园”；辛亥元老石瑛亦建宅武胜门城垣下，此处今尚留100余米的古城墙。城墙虽然拆去，然而城基尚未拆完。1931年，工务局又招商拆除，这次招商实属贱卖，同时也半允许老百姓自行挖拆，所得砖石归己所有，故武昌沿城一带民宅多有城砖建屋。至此，一座完整的武昌城终于拆毁。武昌城垣从公元223年孙权建夏口城算起，至1929年全部拆除城墙，共存世1706年，整座城垣则藏砖于民，仅余城门名字供后人凭吊。
　　武昌的城中之城　　
　　3月15日《黄鹤楼》刊发的《破解花堤街老墙之谜》和严昌洪先生的《武昌城的变迁》两文，清晰地勾画出老武昌城城墙的轮廓。其实，在武昌老城墙之中，历史上还曾经有一个楚王城，形成独特的“城中之城”。
今天的武昌，古名曾叫江夏，蛇山曾叫江夏山。江夏的字义在当时如同今天的江汉二字，源自有条夏水在与汉水相汇后入江，所以汉水也称为夏水。《三国志·吴志》记载：“黄武二年（223年）城江夏山。”这条信息就是指武昌建城历史的发端，迄今1781年。历史演变曾使武昌的城墙几次扩大，最后一次的城墙定型，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是由江夏侯周德兴主持扩建而成。这座城墙之后虽不断有过局部维修，但城垣的大小规制始终没变，一直沿用到1928年才被拆除。
据史料记载，楚王府兴建历时8年，于1379年竣工，老百姓称之为“王城”。其城墙高2．9丈，设4门，门以丹漆底色加金涂铜钉铆固，门上建有城楼。王城砌的是砖墙，按现在的地名定方位，其城墙大约是北至蛇山南麓，南至紫阳路，东至阅马场，西至解放路。王城的正门在紫阳路与复兴路交叉处的北边，面对着武昌城的保安门方向。王城的正门匾额镌刻着“镇楚门”三字，老百姓俗称“公衙门”。
王城内的中轴线上，由南向北建有前三殿和后三宫。前三殿分别是：重檐歇山顶面阔11开间的“承运殿”、重檐攒尖顶的“圜殿”、重檐歇山顶面阔9开间的“存心殿”。穿过后三宫即是王城的北门，门上匾额镌刻着“后宰门”三字，面对着蛇山的主峰龙床台。王城内的大殿宫室共有800多间，外加一些与之配套的宗庙、寺观、社稷坛、御菜园等设施，从而形成了在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为庞大的宫殿建筑群。
明初，朱元璋封他的第六子朱桢为楚王，藩戍武昌。1381年朱桢来到武昌就藩，当上了楚王府的第一位主人。他坐镇武昌，统兵拱卫京师上游，征讨南方各地，成为了镇守湖广的一方雄藩。从朱桢开始，先后共有九代楚王住在楚王府。他们的子孙中，还有15人受封为郡王，郡王的封地虽散在湖广各地，但郡王府却都建在武昌城内。在明朝两百多年的岁月里，武昌城一直是楚王府把持的天下。
1644年，张献忠从保安门和文昌门攻破武昌城后，随之又攻破楚王府的镇楚门，将最后的一位楚王朱华奎抓住装进竹篓沉入了长江，同时，楚王府及其城墙亦被全部毁坏。
　　楚王府的辉煌虽然是过眼烟云，但它却留给了武昌城一段厚重的历史。现在，从武昌城内还在使用的王府口、梳妆台、九龙井、后宰门等地名上，还能寻找到一些与楚王府相关的历史印痕呢。
　　 □刘谦定&
　　谨以此文献给建城一千七百八十年的武昌古城
值武昌建城1780年之际，“黄鹤楼”副刊编辑交我几张武昌城门历史照片，嘱加解读。品鉴有时，颇感照片之珍罕，并作阐解。
始建于三国，扩建于明初，武昌城垣伟岸壮观
武昌为著名历史古城，自公元223年（吴黄武二年）建夏口城，城垣兴衰多变。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于洪武四年（1371年）由江夏侯周德兴主持扩建重修武昌城垣。城垣为砖石建筑，长20华里（2098丈），高2—4丈，城外有护城河。城垣辟九道城门，壮观坚实，气象博大。
武昌自元代在全国建立行省后，是湖广或两湖之治所，辖治范围包括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是中国中南部的大区域行政中心。伟岸坚固的武昌城垣、城门，正是这一大区域行政中心的表征。晚清时，张之洞督鄂，为便利武昌南部交通，又在今紫阳路东端武昌服务大楼处增辟通湘门，大东门又称宾阳门，位于武昌东部正中武昌城门由九成十。在历史上，城垣自来是各级政权统治的象征，也是防守自卫的有力屏障。但人们不能生活在“围城”中，因此，城垣建筑时必设置城门。城门有洞，便于交通商旅、车马运行，亦可设岗站哨盘查过往行人。门洞上建有城楼，可以驻兵戍守，弯弓架炮，既具军事守望之功，又以其庄严博大之气势，发挥对周边的镇抚作用。以明代建立的武昌城垣、城门而言，在明清及民国前期的重大兵事中，都发挥重大的战守功能。譬如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中，守城、攻城、爬城、炸城……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血火交炽的场景。武昌发大水被淹时，老百姓还爬到城墙上栖息避水，城垣又成了避难所。由于1926年北伐军攻打武昌时，遇到了城内守军依靠城墙的拼命抵抗，使北伐军久困城下，进行了41天的围城战，才把武昌攻克。
北伐武昌成功后的第二年（1927年），就将城垣、城楼整体折除，只保留了起义门和武昌南部的一段残垣。从1371年武昌城扩建至1927年拆除，武昌城垣共存556年之久。现今的起义门是1981年在旧城门原址上加以重修而成。武昌城垣、城门在整体上的消失，使人们再也难睹其历史芳容，只是在保留至今的汉阳门、平湖门等地名中勾起人们的怀古悠思。
　　首义枪声，北伐洪流，座座城门际会历史风云
　　　　仔细流览几幅照片，从城楼风貌及出入城门人群之姿态、着装，可看出这些照片均拍摄于民国前期。其具体时间当为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之后至1927年武昌拆城之前的16年间。
汉阳门位于武昌城西，面临长江，城门外当年即为长江船码头，时至今日仍为武昌轮渡码头，为武昌、汉口间的水上通道。照片上熙熙攘攘出入城门的人群，显示出民国初年码头区仍然很繁忙的风貌。1926年秋，北伐军围攻武昌时，城中百姓断粮只好吃树皮、老鼠。为解救百姓，交战双方约定打开汉阳门，放出妇孺约4万人。出城时互相践踏，挤死了不少人。所以在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饱受围城之苦的武昌人要求拆城，首先是拆汉阳门。
文昌门在武昌西部靠南，在今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附近。这张照片是从城内拍摄，所以难见文昌门临江景观，而只见城门内两侧的店房、民居。文昌门在历史上是发生过奇迹的地方。1853年洪秀全率太平军从汉阳、汉口架浮桥通往武昌，多次攻击武昌，均被挡在高大的武昌城墙之外。此时，太平军中的能工巧匠在文昌门附近挖地洞，将炸药盛入棺材中，运入地洞，一下
炸开文昌门城墙二十多丈，太平军一拥而入，占领了武昌城。1911年武昌起义时，湖广总督端徵在革命军攻击下，仓皇从总督署后墙破洞而逃，经文昌门出城，逃上停靠在长江上的兵船，从而宣告了清廷在湖北统治的覆灭。
起义门位于武昌南部。历史上称新南门，后改为中和门，照片上显示起义门的城楼已被拆平，只剩下城门洞。起义门的残破很可能是民国初段琪瑞督鄂时，对武昌起义的反动所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时，新军革命士兵在工程营发难，一举占领楚望台和中和门。中和门遂成为武昌起义的象征，故改名为起义门。1913年，袁世凯为占领武昌起义的策源地武昌，消弭革命影响，特派其亲信段琪瑞取代黎元洪为湖北都督。段对起义门的名称很不顺眼，指责这“起义门”的称谓易造成人心“浮动”，下令恢复旧名———中和门。随之，城楼也遭到破坏，以致照片上的起义门被斩去城楼。起义门虽然未被完全拆除，后来也恢复了起义门名字，但破损日甚，后在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时，由武汉市人民政府加以重修，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保安门在武昌南面，与起义门相邻。此照片由城内向城楼而摄。城门内巷道较狭窄，房屋摊棚零乱，不如汉阳门内外繁盛。但在近代兵事活动中，保安门却有不凡的业绩。1926年秋，北伐军围攻武昌，久攻未下。当时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在保安门外看见严闭的城门，感到失望和愤恨，感叹“蒙着铁皮的城门，就和封建余孽一样，到了20世纪的今天还发挥着它们的威力”。在北伐军前仆后继的攻城行动中，终于在10月10日，即辛亥革命15周年之际，北伐军从大东门、保安门爬城成功，打开保安门、大东门，进入城内，
　　破解花堤街老墙之迷&撰稿：韩玉晔　
　　春节前夕，武昌造船厂的余良民先生和《武船报》的黄桂莉、闵凤琴两位编辑急切地与本版编辑联系，他们发现沿武昌花堤街还保留有一段武昌老城墙，据说已被列入拆迁之列，请我们速去看看。这听起来似乎不太可能，因为根据史料记载，武昌老城墙已于1927、1928年拆除殆尽。但他们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并拍来照片，证实那确实是由老城墙砖砌成的墙。
真的还残存着武昌古城的老城墙吗?早春的一个清晨，我们特邀武汉历史研究专家皮明庥先生一起，在余良民、黄桂丽、闵凤琴等同志的引导下，来到武昌实地寻访。一堵老墙延绵：在武昌紫阳路2号，武昌造船厂新建的综合大厦斜对面即是花堤街的入口，从新武船综合大厦顶层俯视花堤街，可见逶迤千米的红瓦民居宛如一条长龙，与长江平行；一堵长约千米的墙壁就隐藏其间，它既是众民房的后墙，同时又是武汉第二机床厂的围墙。历史上老武昌城文昌门与平湖门之间的城墙，应该就在这一段。而如今所见的这堵围墙，会是当年的老城墙吗?或许是当年老百姓利用拆掉的城墙砖为建房子新砌的墙?带着诸多疑问，我们走进花堤街。
从武船高大宽敞的办公区进入狭长幽静的花堤街，时光仿佛倒流了数十年，这里绝大多数居民还居住在普通平房里，许多人家门前随意堆放着一些雕工精致的石礅、石基和柱石，从它们磨损和风化的程度估计，起码都有着百年以上的历史。的确，花堤街可以说是武昌现存最古老的街道之一。“花堤”的得名在江夏县志上有明确记载：花堤在平湖门内，北宋政和年间(公元1111年一1117年)水溢环城，知府陈邦光、知县李基筑之。由此推算，花堤街也有近900年历史了。
花堤街靠二机床厂一侧的平房均依老墙而建。二机床厂的那面由于涂上了一层白石灰，所以看上去就似一堵普通围墙；而从花堤街这面看过去，可以清晰地看到黛青色的一堵老墙，墙砖规格大小不一，显然是老城墙砖。通过一户人家的窗口来丈量。测得墙厚大约为750厘米，比普通房屋的墙壁萼厚得多。墙高约砖园弗刍，谚l|砖头上还保留有铭文，我"1架起梯子上去仔细辨认，依’稀可看到“武昌府”、“武昌县”、“提调官”等字样。这面墙从紫阳路口沿花堤街、花堤后街一路延伸至矿局路中断，长约一公里。沿花堤后街走进去，老城墙砖更是随处可见，有的随意摆放着，有的用来盖了小平房、杂物间、厕所、水池，很多砖上都有铭文，大多为“徐文德”、“胡仕贵”、“武昌县杨时敬”等官员的名字。是否为武昌古城墙尚待证实,居住在花堤街的很多老人都认为，老武昌城从平湖门至文昌门段，花堤街紧挨城墙，现存的老墙就是老城墙。
皮明庥先生在现场反复观察，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武昌老城墙非常高大坚固，城墙上可以行人、推车、跑马，而且它与花堤街之间有段距离，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挨在一起。现在的墙壁可能是人们利用当耐拆掉的城墙砖，重新砌成的。可是当初人们为何要砌这堵长达千米的墙，仅仅是为了依墙建房?这么长的墙又是如何组织筑成的?显然还缺乏合理的解释。另一位武汉历史研究专家刘谦定先生，也到花堤街来考察过多次。他认为，花堤街的围墙是否是老城墙确有疑问，但绵延至花堤后街的那段墙，应该就是武昌老城墙的砖墙部分。
刘谦定先生观察过荆州古城墙，也曾见过重建前的武昌起义门，发现它们的构造几乎一样，都是老城墙砖墙内有土筑城墙，与砖墙相依，砖墙主要起护坡作用，土约有四五米宽，城上可通行。花堤后街的位置比花堤街更接近长江，而且整体要高出许多，观察其土层结构，应该正是老城墙的土筑部分。当初人们在奉命拆除老城墙时，因为这一地段地势较高，适宜居住，所以人们将部分土城墙铲低，留下砖墙部分就势建了件房。
如果刘谦定先生的假设成立，那么花堤后街其实就是当年老城墙的土墙部分。这一观点似乎可以从花堤后街的得名时间得到佐证，因为从历代武昌城区图看，直到上世纪30年代之后，即武昌老城墙拆除之后，花堤后街才得以形成并得名。其实，除了花堤街，武昌的老城墙当年并没有完全拆尽。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起义门，一直保存到上世纪90年代才被推掉重建。近年来，我们还发现，昙华林三义村辛亥名人石瑛故居的院子里，有一段红砂石城墙基；在昙华林一幢曾是瑞典教区附属楼房的后院里，也意外地保留着一面老城砖墙的横截面。
这些保存至今的老城墙，依稀勾勒出当年老武昌城的轮廓和规模，也通过一块块老城砖讲述着一座老城数百年来的兴衰荣枯。老城墙遗物仍有重要利用价值,徘徊在花堤街城砖墙下，那些风化模糊的字迹，那些累累苔痕，那些散落在居民住宅周围的青色砖块，仿佛都在沉重地呼吸和倾诉。它们也在回忆着往日的坚固和辉煌吗?
我们了解到，因为花堤街一带已经列入拆迁之列，有人说这里将开辟为江滩绿化广场和大型公交停车场，有人说将开发为大型建筑群，而且拆迁“大限”为期不远。这使得花堤街老墙将面临历史的选择：是从民居建筑中“脱颖而出”，露出真面目，成为古城武昌悠久历史的见证，还是任其毁损，陈迹除尽，让这些已十分罕见的古城历史遗存从今人的视线中永远消失。寻访中，我们在武昌江滩平湖门至花堤街的景观墙上，看到一幅新创作的“九门壁画”，生动地再现了清代武昌的古城风貌，为武昌新江滩平添价值独具的历史文化魅力。皮明庥先生遗憾地说，武昌至今还散落着许许多多的老城墙砖，当初如果用实物来恢复一段老城墙，不是比这幅新绘制的图画更有意义吗?皮明庥先生认为，武昌城墙自明洪武年间定型，历代维修，如今幸存的老城墙砖可能有各个朝代的。这些城墙砖，还包括花堤街随处可见的老石礅、石基、麻条石等，都蕴含着老武昌城悠远而丰富的历史信息，如今看着它们散落各处，实在可惜。如果将这些物件集中起来，找一处合适的地方加以重塑展示，建一块纪念武昌古城的主题景观带，所费不多，但保护与利用并举，其价值是十分显著　　　　　　　　　　　　　　　　　　　　　　　　
　　资料链接：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市在城区改造成片拆迁工程中，在临近黄浦江岸的人民路上发现一处残存仅有十几米长的古城墙和大境阁古文化遗迹，这段古城墙过去被一些杂乱的民居建筑包围才得以幸存，与我市花堤老墙极为相似。上海市政府果断决策，在这一地段建造人民路绿地工程，从1992年开始，上海南市区经3年的努力，动迁居民3l户，单位9个，耗资900万元，将这段古城墙和大境阁按原样修复供游人参观游览。它与近在咫尺的上海滩和隔江相望的东方明珠交相辉映，成为现代上海剐具一格的美景。
　　王昌旺:老城砖再现武昌古城门
王昌旺近照
　　近日，56岁的王昌旺先生完成了他多年的心愿———用古墙砖雕刻武昌历史上的九座城门（武胜门、中和门、文昌门、望山门、保安门、汉阳门、小东门、大东门、平湖门）。这些砖雕按照画像的风格和三点透视的原理雕刻而成，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考古专家蓝蔚评价说，它们复原了历史上已经不存在的武昌城门，是王先生深入考证、研究武昌城的历史而雕刻出来的成果。“雕刻武昌城城门的想法在我心中藏了十几年。”王昌旺先生向笔者谈起了自己雕刻城门的历程，他说，他在退休之前就起了这个念头，一是因为自己的兴趣所在，二是因为他觉得武昌城的城门很有特色，与陕西西安、湖北襄阳等地的城门有很大的不同———城门不高、城墙不厚，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灵秀之气。打定主意之后，王先生就开始留意收集有关的资料，但是很难找到对这九座城门有具体描写的专著，只能搜集各种史料里边的只言片语。他还走访了很多高龄老人，然后根据自己平生所学的纺织、戏剧、美术、考古学等方面的知识进行多方考证，才在头脑中形成了对这些城门的印象。2000年9月，王先生开始画九座城门的草图，2003年冬开始着手雕刻，直到现在终于完成。王昌旺多年来一直从事武昌民间的文物、遗址、遗迹等搜寻、解读工作，现在已成为武汉颇有名气的“民间文物专家”。这期间他还致力于武昌地区的文物保护工作，促使许多濒临破坏的文物得到有效保护。比如，他与刘文斌、刘谦定一起在废品堆里发现了武昌最早的发电厂（武昌竟成水电股份公司）的设备，并联名提交报告，使之得到保护；他得知辛亥名人石瑛的故居正在被拆后，马上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吁请保护；他还向武昌区委、区政府建议重修汉阳门，其意见受到区领导重视。近日，王昌旺受聘为武昌区档案局顾问，正忙于穿街走巷，为“武昌区城市记忆工程”出力献策。文：徐颖
　　长 春 观 探
　　今日长春观
曾为江南洞天福地、道教十方丛林，近年来的不断修复整治和全新规划，古老名观必将再续风流。长春观位于武昌大东门黄鹄山中部，它以悠久的历史，深邃的文化，古朴的建筑而成为道教著名丛林之一。长春观的道教古建筑群保存较为完整，乃“江楚名区，道子云集之处，黄冠皈依之旷”，是道教文化的荟萃之所。　　
长春观规划图&
　　江南洞天福地
　　　　相传古时长春观一带是一个被水环绕的长长小岛，岛上茂林修竹，环境清幽，人称长松岛。据《长春观志》记载，春秋时期，老子曾云游至此讲道，遂建有“老子宫”。秦汉以后，先后建有先农坛、太极宫。据传，元世祖时邱长春真人来此修真布道。约在1280年前后，其弟子来此建观，取名长春观，距今约700多年。历史上的长春观规模庞大，东起卓刀泉，南含宾阳门，北盖白鹤观，西连黄鹤楼，数十平方公里皆有其宫观、茅庵，其殿宇大多依山而建，金碧辉煌，雄伟壮观，是闻名遐迩的“江南洞天福地”。
　　　　元明时期，长春观香火鼎盛，庙宇数千，成为道教十方丛林。理学大师朱熹曾来此，在《鄂州社稷坛记》中详细记载了长春观的前身即“大洪山瑶祠”“按政和五礼画为四坛”的盛况。清《江夏县志》描述长春观“其庙宇之壮丽供奉尊严，实甲乎一郡”，可惜清末清军与太平军一场激战，使千年古观化为废墟。清同治三年（1864年），龙门派系16代宗师何合春自武当山来此仿明代建筑重修长春观，主要修复了三皇殿、紫微殿、玉皇阁、来成楼及殿后登山石阶，修复后的长春观共五进，坐北朝南，单檐歇式建筑，层层依山递进，从南麓一直升到北域，西南面是连接灵官殿的围墙，长约三百七十二尺，牌楼宽约四丈五尺，后宽五百四十九尺，南北直径约三百四十尺，大致形成了现在的格局。
　　　　民国时期，湖北督军肖耀南捐洋修道藏阁，它将中国传统的宫观歇山式与西方古典皇宫式建筑从艺术风格和色彩上进行了融合，森严雄伟，巍峨壮观，是中西建筑完美结合的典范。北伐战争中，长春观大部分殿堂遭到破坏，道藏阁、来成楼、三皇殿均遭炮击，1931年，侯永德道长对道观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建国后，长春观被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定为第一批对外开放的重点宫观。
　　道教十方丛林
　　　　1982年以后，长春观先后对灵官殿、太清殿、七真殿、会仙桥、三皇殿修葺整建，逐渐形成了现在依山而建，错落有致，中路为主，东西对称的格局。长春观坐北朝南，中路有灵官殿（山门）、太清殿、七真殿、会仙桥、三皇殿等，西路有道德院、客堂、历德祠、吕祖殿、来成楼、道藏阁等，东路有甲子殿、侯爷亭、素菜馆等。整个建筑除灵官殿为悬山式外，其余均为重檐歇山式，宝瓶压脊，重檐舒翼，斗拱朱楹，彩绘雕梁，殿宇巍峨，蔚为壮观。作为武汉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春观近年来的拆迁和环境创新工程尤为引人注目。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多次出面协调并投入资金，为长春观的规划设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2000年，该观邀集全国名家撰联，请书法家书写，制成三十余副木联，流光溢彩，成为观内一景；同时砌好周边约400米的围墙，维修了道藏阁，将中路主要殿堂整修一新；2001年，又建设了曲形碑廊，迎真茶舍，并在原省医学会的旧址上建成了一座两层楼仿明清古肆建筑；2002年重修了灵官殿；今年以来，市区政府再投巨资，收回周边地域，使长春观中、西路形成一片整体，同时还将利用社会捐款，建造西王母殿，使长春观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再续名观风流
　　　　长春观地处华夏中部，道教各派思想融汇其中，其建筑风格既有地方色彩又兼容四方；历史上长春观的建筑格局就是依山傍水，层层递进，呈东、中、西三路。俯视平面，犹如凤凰展翅，中为体，东西为翼。这种格局对未来的发展规划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据武汉市道教协会会长、长春观主持吴诚真道长介绍，长春观的设计总体上是为了重现古长春观的三路四院，“紫府琼台，屋宇千间”的宏伟景观，集中表现道教文化中的建筑、雕塑、武术、医药、养生、素食、茶道、音乐、书画等内容。落实在规划上，就是拟建三个各自独立，但风格与中路建筑相和谐的道教文化风景线。西路主要定位于道教养生、音乐文化，拟建西王母殿，《道德经》碑壁、邱祖画廊、孟宗祠、撞击金钟、道教养生茶寮、荷花放生池、古肆等；中路主要定位于道教朝拜区；东路定位于道教素食，人文风景区、武术文化区，拟在长春观最高处，恢复古观最早的祭祀建筑长春坛，在东侧拟建以“八仙过海”雕塑为内容的八仙湖以及水榭、道教纪念亭、客舍、停车场等。新的规划广泛征求了专家学者、道教界人士和各方代表的建议和意见，以长春观之“春”字立意，主要景观为梦竹春影、茶寮春茗、春满碧池、甘棠春读、五福迎春、春坛古碑、仙湖春波、涵养永春”等“春之八景”，集中反映长春观依山就势，错落有致以及“我命在我”、驻春延寿的生命观。
2000年，在创建优秀旅游城市的活动中，国家旅游总局副局长张希钦评价长春观“地方不大，结构紧凑，很有特色”。长春观近年来的变化有目共睹，其创建优质旅游景点的前景也极为可观。在新规划中，除了“春之八景”将吸引更多的游客外，长春观山门东侧140余米的临街路面将建成古肆，与山门西侧的古肆联成一气，形成古肆一条街，这将大大提升长春观的人气。但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春观的发展仍受到制约，主要是观产土地被挪作他用现象严重，使整体规划残缺不全；周边单位的乱盖乱建也对其整体形象造成了破坏。
　　　　长春观的规划是在结合长春观的历史、现状、周边环境以及地区发展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整体规划，它是浑然一体的，任何一部分的缺失都将是整个长春观景区的遗憾。我们期待着在政府和市民的共同关心支持下，未来的长春观将以其崭新的自然、人文环境和古朴、凝重的文化魅力成为武汉城市景观中的一块“福地”。&
　　　&历史久远的宝通禅寺文／绍六图／郑新元
　　过去的外国游客常常抱怨说，在中国旅游是“晚上睡觉，白天看庙”，这景况当然早已得到根本改变，但并不等于说不再看庙。寺庙往往是历史文化的结晶，尤其表现在建筑上，有些寺庙是不可不看的，例如位于武昌武珞路549号的宝通禅寺。
这里的佛教建筑群，坐北朝南、依山就势地建筑在洪山的南麓，沿中轴线自下而上层层叠起，体现出设计者的远瞩高瞻。进山门，过圣僧桥，两侧有放生池，经钟鼓楼，上弥勒殿，登般若门至大雄宝殿，穿客堂、禅堂，入玉佛殿、藏经楼，东侧有斋堂、香积寮，西侧有伽蓝殿、方丈室；登后山仰见万佛楼、法界宫，东侧有华严亭、华严石洞。楼宇建筑斗拱飞檐，彩绘雕凿，庄严古朴，气势宏伟，掩映于苍松翠竹之间，占地约10万平方米。这里环境幽静，空气清新，四周古木参天，郁郁葱葱，南宋抗金英雄岳飞曾在此登山植松，亦是历代文人墨客驻足留连之地。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早在1982年便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佛教重点开放的寺庙。
宝通禅寺始建于南朝刘宋年间（公元420－479年），距今已有1580余年历史，是我市现存历史最为久远的古刹。它初名东山寺，后曾易名弥陀寺、崇宁万寿寺，明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定名宝通禅寺。后几次毁于战火，又几次重建，现在的规模是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9年）重建的。此后又几经损坏。近年对全寺殿堂、佛像进行了大规模的复原维修，使其恢复了原有面貌。这里的圣迹繁多，在中外颇有影响。寺内有洪山八景，即东岩、云扃、怀樽、翠屏、栖霞、狮子峰、仙人石、寿泉。寺内珍藏着不少珍贵文物，如宋代古钟是我省现存佛教文物中最古老的大型冶炼法器，另外还有一对石狮，雄狮玩绣球，雌狮戏幼子，形态逼真，造型独特，时为江南一绝。值得一提的是独具佛教密宗日本式建筑的法界宫，宫内有一块飞来巨石，给这座建筑平添了几分神韵；彩塑海岛五百罗汉，神态生动，颇具情趣。然而在我的心目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洪山宝塔。该塔屹立于洪山之巅，原名宝通塔、灵济塔，后更名为洪山宝塔，系1280年前后为纪念开山祖师慈忍法师募建。塔高45．6米，砖石结构，分七级八方，设计精妙，为荆楚之最；塔顶系6．5吨紫铜铸就，可见建筑者之立意久远，企盼永恒。由基层拱门而入，拾级盘旋而上，登顶远眺，楚天风光尽收眼底。
　　但说来有趣，宝通禅寺对于我这个普通的市民，是以素菜、素食的饮食文化在我思想上确立影响的。当素食渐渐成为世界潮流之时，当有远方来客时，必定领他们来这里参观游览，少不了要美美地吃顿素餐。
　　黄鹤楼：力塑“天下江山第一楼”
韩玉晔王勇史载，吴黄武
　　大修后的黄鹤楼
二年（公元223年），孙权修筑夏口城，城“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武昌蛇山建黄鹤楼。此后1780年至今，无数名流贤士荟萃于此，留下众多千古流传的诗篇，使古代黄鹤楼“天下绝景”名噪中外。今日之黄鹤楼，是1985年建成并对外开放的。她集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之精华，翘首昂立于武昌蛇山西端的黄鹄矶头，面临长江，背倚青山，控龟蛇对峙，扼江汉合流，渊临鹦鹉，俯瞰晴川，巍然矗立，气势恢宏。历来黄鹤楼有“天下江山第一楼”之誉，盖因它雄峙江左、傲立山关的绝佳的地理位置和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新修的黄鹤楼虽地利仍在，但能否像历史上的黄鹤楼那样激起游人咸集、诗情画意，能否塑造出“天下江山第一楼”的形象和品牌，则成为所有关心、热爱黄鹤楼的人们的最大期盼，也是黄鹤楼的建设者、经营管理者18年来心血所系的最高目标。
日前，见证黄鹤楼重建开放的原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蒲林，新黄鹤楼设计者向欣然，始终关注黄鹤楼建设与发展的武汉市园林局高级工程师陈昌，武汉出版社编审潘长胜以及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俞汝捷教授等专家学者齐聚黄鹤楼公园，共同回顾黄鹤楼公园18年来着力塑造“天下江山第一楼”所走过的不懈历程，并为今后黄鹤楼再现辉煌出谋划策。
　　武汉市第一座五星级厕所诞生在黄鹤楼
　　强化精品意识，彰显人文内涵
　　　　历史上的黄鹤楼因崔颢、李白、毛泽东等伟大诗人的咏唱而为举世瞩目，但越是如此，就给新建的黄鹤楼提出了很高的目标。所以18年来，黄鹤楼的建设者和管理者们殚精竭虑，不敢稍有疏忽，像呵护一个初生的婴儿，一代又一代人把自己的心血洒在这里。
18年前，一座融合了传统文化精要与现代科技手段的黄鹤楼诞生了。它的瑰伟、壮丽，超凡脱俗，一下子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当时的日接待旅客平均在万人以上，可谓盛况空前。但引得来客不等于留得住客，建设者们意识到，千余年来黄鹤楼之所以让人流连忘返，不仅在楼美，还在于它深厚的文化积淀。古时，黄鹤楼为布列有序、构思精妙的建筑群，环楼建有亭、轩、廊、坊。这些后期工程是黄鹤楼主楼不可缺少的陪衬。18年来，按照既与主楼风格和谐又力求多样变化的原则，并充分利用蛇山遗留的大量古迹名胜，黄鹤楼四周已建起楼台亭阁、塔坊廊轩、苑馆池洞、雕塑石刻等60余个大大小小的景点。这些景点，均按精品工程要求，如众星拱月般，拱卫着主楼，既使黄鹤楼的景观范围得以扩展，又使黄鹤楼的人文内涵更加丰富深邃。精品工程的打造带来殊荣连连。18年来，黄鹤楼共接待中外来宾3411．38万人次，这个接待量在全国旅游景点中堪称前列。黄鹤楼公园先后获国家旅游总局颁发的“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全国首批国家AAAA级旅游区（点）等称号。黄鹤楼的楼阁建设获得国家建设部建筑业最高奖“鲁班奖”。黄鹤楼公园精神文明建设也硕果累累，公园获建设部精神文明先进集体，国家建设部、国家旅游总局颁发的“全国旅游单位先进集体”，并且连续四次获得“省级文明单位”，18年来黄鹤楼共获得各种荣誉称号100多个。园林成就奖方面近50个，其中在大连国际花卉博览会中公园的“松涛云涌”获精品奖，在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参展作品获银奖，历届的全国梅花、兰花、菊花展中多次获得金、银大奖。
　　注重文化建设，续写名楼风流
　　　　黄鹤楼从最初孙权的军事望塔，至后来演变为历代文人墨客“游必于是，宴必于是”的风景名胜，以千年诗楼深入人心。这使得黄鹤楼不同于一般旅游景点，除风格雄伟、工艺精致的硬件建设之外，其有形或无形的文化建设更是其显示“天下江山第一楼”的独到之处。
新楼刚建成，附属设施还在陆续施工之际，黄鹤楼公园就把文化建设作为重塑千年名楼的最重要组成部分。18年来，他们收集整理历代与黄鹤楼相关的诗词、碑画、传奇故事等资料，出版了《黄鹤楼志》、《黄鹤楼纵横谈》等十余本旅游丛书；成立了黄鹤楼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立足于传统文化和荆楚文化，收集珍藏了中国当代名家字画近2000余幅，参与“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三国文化”等国际学术研讨会，办起荆楚民间工艺收藏馆、张之洞生平展览馆等展示地域文化的窗口，这些新的文化内容的建设，进一步丰富了黄鹤楼的文化内涵。不间断的文化活动的举办，更让人们直接融合到黄鹤楼的数千年文化氛围之中，感受到历史的和今天的黄鹤楼融为一体。“亚运之光”火炬交换仪式、江南三大名楼书画藏品联谊展、中国武汉黄鹤文化节、重建十周年庆典活动、金秋武汉万人歌会、抗洪赈灾晚会、民间艺术游园会、“民族风”以及自1994年以来一年一度的十月婚典、每年“五一”的广场音乐会等等，这些大型文化活动，使黄鹤楼成为民间大型喜庆活动及节令活动的聚散地；这些活动，也把近两千年沉积在这里的历史文化一次次激活。而黄鹤楼自身，也通过这些常办常新的活动，不断地纳新吐旧，丰富着自己永不落后于时代的形象。专家们评价，黄鹤楼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的传统、韵味和意境，而同时又善于接纳新鲜的事物，在黄鹤楼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以其活泼的内容深沉的内涵映照着参与期间人们心灵的深处，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每个武汉人，都以黄鹤楼代表着自己的家乡，代表着自己的情感和归宿。
　　瞄准世界一流，谱写新的篇章
　　历经18年风风雨雨，怎样让黄鹤楼这颗江城明珠更加闪亮，在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建设方面，真正做到不负“天下江山第一楼”的美誉，黄鹤楼还任重而道远。
　　杨蒲林、潘长胜等认为，事实证明，18年来黄鹤楼公园以精品意识设计、建设和管理的路子目标是正确的，今后黄鹤楼的发展还需进一步坚持这一思路和追求。
　　向欣然工程师提到，从古到今人们都对黄鹤楼有着深深的不可割舍的情感，因此黄鹤楼还应更加注重她的市俗文化色彩，通过举办更多参与性强的大众文化活动，把自己渗入到百姓生活之中，回归她最初起源于民间、服务于大众的本色。俞汝捷教授说，诗文化是黄鹤楼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华，黄鹤楼可以通过举办“诗词大赛”、“诗文化节”等多种活动，把这里形成一个诗人云集、诗人培养、诗歌赏析的中心，建成黄鹤楼出诗人、诗人必来黄鹤楼的诗文化圣地。陈昌工程师认为，黄鹤楼要坚持文化名楼建设的道路，还应加大投入，要瞄准世界一流制定建设发展规划，要建设黄鹤楼文化，铸造黄鹤楼精神，使她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文化品牌。面对社会的广泛期盼，黄鹤楼公园管理处既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同时又满怀信心。市园林局副局长、公园管理处书记兼主任刘汉琼女士说：黄鹤楼公园将进一步借鉴国内及世界成功景点的经验，将黄鹤楼建设与武汉山水园林城市的建设紧密结合，充分发挥黄鹤楼的品牌优势，深化内部改革，打磨文化品牌，做足名楼文章，遵循可持续发展和市场导向原则，逐步形成以蛇山为中心的整体开发格局，将黄鹤楼建设成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这一目标对黄鹤楼而言既是机遇，更是挑战，新的定位将增加黄鹤楼的旅游服务功能，同时也将为黄鹤楼历史文化研究和传播营造更好的环境，产生新的动力。我们将在国际化品牌、集团化规模、现代化装备、标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市场化机制、理性化队伍、最大化效益这个“八化”的要求下，再续黄鹤楼的千年文脉。的确，一座楼能够延续1780年而依然呈现勃勃生机，这几乎是个奇迹。这个奇迹既令世人骄傲，又让人们对今后的黄鹤楼要求更加苛刻。“天下江山第一楼”，黄鹤楼不仅把这个目标刻写在公园大门口，也刻写在他们不断的追求之中。
　　鹤 楼 苦 难 话 当 年
　　今年适逢黄鹤楼1780大寿。人们登临层楼，漫步园区，在浩瀚的大江前领略壮美，在蓊郁的林木中品味清新，感受到的是一派美好与祥和。但若以为建楼之初便是如此，那就错了。1780年前，正值三国鼎立，普通百姓不但没有登楼临眺的权利和雅兴，而且生活和生命正受到两大威胁：一是战乱，一是瘟疫。
　　那时魏蜀吴之间，忽敌忽友，战事不息。219年，先是关羽围曹仁于襄阳，于汉水暴涨之际俘获了前来救援的于禁。接着吕蒙等袭取公安、南郡等地，于阴历十二月获斩关羽，尽得荆州。220年曹丕称帝；孙权为避免两面受敌而向丕称臣，被封为吴王。221年夏刘备称帝，数月后即亲率大军伐吴。222年夏陆逊大败刘备于犭虎亭。同年秋，魏军分多路进逼吴境，要求孙权将儿子送去当人质。于是孙权也改元称帝，临江拒守，打退了魏军；并与刘备重新媾和于白帝。223年春，曹魏再度陈兵，曹真的大军就驻在江陵附近的百里洲。正是在这样紧迫的形势下，为保卫夏口，孙权在江夏山（蛇山）依山就势，修筑城墙；并在城西南临江的黄鹄矶上盖了一座楼，这就是最初的黄鹤楼。显然，这是一座闲人免入的军用楼。它见证的是腥风血雨，而非画意诗情。与战争同样恐怖甚至更加恐怖的是瘟疫。尽管史书对疫灾的叙述往往语焉不详，但细心阅读，还是能获知若干惊心动魄的真相。譬如，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从安帝元初六年到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就暴发过10次大瘟疫。赤壁之战，曹军染病，死者甚多，《三国演义》说是"不服水土"，《三国志·武帝纪》则明确指出是遭逢了"大疫"！吴蜀方面，就在孙权夺取荆州的那一年，亦曾发生"大疫"，以致不得不"尽除荆州民租税"（《三国志·吴主传》）。至于瘟疫带来的死亡则不可胜记。拿著名的建安七子来说，除孔融系被杀之外，徐干、陈琳、应王易、刘桢都于同一年死于瘟疫，另二人王粲和阮王禹也很可能是感染疫病而死。名人如此，平民中的大量死亡更可想而知。毛泽东有两句诗："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可以说形象地描述了旧社会瘟神肆虐的情景。行文至此，自然会联想到今天正节节取胜的抗非典斗争，不由深深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虽然最后胜利尚须时日，但前景已用得上毛泽东的另两句诗：
　　近代兴学工程典范――武汉大学&文／绍六
图／郑新元
　　我是在与作家汪洋先生交往的过程中逐渐认识武汉大学的。上世纪80年代，他在武汉大学生物系工作，住武大教工宿舍，我特别喜欢去那里，一起在东湖边徜徉，一边领略校园建筑之美，一边畅谈文人文事。武汉大学的建筑，深得东湖与珞珈山之灵气，依山就势，傍水成景，或绿瓦银墙，或黄顶玉壁，在参天古树和万丛新绿中，错落有致，绚丽多姿，将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风韵和欧洲近代建筑艺术风格巧妙结合，显得庄重典雅、精美绝伦和气势博大，堪与世界任何一流之兴学工程媲美！武汉大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893年的自强学堂，后改为方言学堂、武昌高师、武昌师范大学、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原校址在武昌东厂口，1928年改名国立武汉大学，迁珞珈山。为建新校舍，特聘李四光、王星拱、曾昭安、张难先、石瑛、叶雅各等人成立建筑设备委员会，李四光任委员长。李委员长以一名优秀地质学家跋山涉水实地勘察的精神，踏遍武汉市郊的山山水水，终于选定了东湖之滨的珞珈山这块风水宝地，并为其勾画出宏伟蓝图。同时，学校又聘请著名的美国建筑师凯尔斯进行设计，另聘缪恩创为校方总体建设监督工程师，分别由汉协盛、袁瑞泰、永茂隆等营造厂及上海六合公司承建。1929年3月破土，多数建筑项目于1935年陆续建成。校园占地200多公顷，主要建筑项目有文、法、理、工四个学院，还有体育馆、饭厅、学生宿舍、教职工住宅等，建筑面积逾7万多平方米，耗资300多万银元。如此浩大的兴学工程，在我国近代建筑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可以想见，李四光等人的宏图大略会遭到鼠辈的反对，这些人主张在原武昌高师旧址上稍事扩充，换个招牌即可。但李四光等人据理力争，认为武汉是历史重镇，首义名城，且地处九省通衢，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国际商业都会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中外观瞻所系，要建新大学，必须从外观到实质上都属世界一流。王世杰于1929年任武汉大学首任校长后，坚持李四光等人的既定方针，完成了这留芳百世的大学建筑群。历史证明了李四光、王世杰等人的眼光，后辈无数学子，无不受益于先行者之科学的眼光与实践！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博物馆日的宣传主题是“博物馆与朋友”。2001年10月1日，气势不凡的武汉新博物馆落成开放，标示着我市博物馆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成为我市重要的文化标志性建筑，加上以楚文化蕴含在全国独领风骚的湖北省博物馆及数量众多的各类专业博物馆、纪念馆、收藏馆，武汉地区的博物馆和纪念馆已达30多座，构成可观的博物馆群，成为武汉博物馆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武汉市民和南来北往的宾朋，您要认识武汉了解武汉，领略武汉多彩的历史文化和独具的个性魅力，这众多的博物馆纪念馆是您不能不去的胜地，不能不翻的大书。这些博物馆纪念馆如同您慈祥而博学的朋友，随时恭候您的造访，为您增知益智，指点迷津，带着您穿越岁月时空，在历史的海洋中去遨游。5月15日，武汉市文化局召集20多位文博专家和学者热烈讨论，对我市博物馆的进一步建设出谋划策。如果我们到一个历史较为悠久的城市旅游，这座城市的博物馆往往成为我们的首选去处，并以此为起点，了解城市的历史脉络，并为自己确定游玩的重点。种种情况表明，博物馆带动旅游业发展的趋势已经相当明显。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建成，使旅游经济成为西安的经济支柱，北京的故宫博物馆更是每年吸引着数以千万计的游客。同时，全国各地还正在加速建设各种类型的博物馆，比如首都北京，2008年将有150座左右的博物馆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各地新建和筹建博物馆的消息，也时常在媒体上发布。可以说，一个兴建博物馆的高潮正在华夏大地形成。在我们武汉，得益于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物，伴随着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市民的热切期盼中，武汉地区相继建立起一座座博物馆、纪念馆，成为武汉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丰富多彩的博物馆，一道闪亮的文化风景线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
　　如果前几年提起博物馆，人们也许会觉得遥远和陌生，大脑中可能浮现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以及罗浮宫、大英博物馆这些经典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