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书店-实体店考古书店 正版 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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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藏至我的藏点论古印度佛像影响中国的三次浪潮--《上海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
论古印度佛像影响中国的三次浪潮
【摘要】：本论文《论古印度佛像影响中国的三次浪潮》,旨在研究中印两国佛教美术传播中的三次浪潮及其具体表县。这三次浪潮,形成于古印度造像高峰时期的贵霜时期、笈多时期、波罗时期,分别对应中国的汉魏西晋、东晋至唐初、唐后期至北宋。第一次浪潮,古印度的佛教美术沿中国西南的滇缅古道传入中国,在长江沿线形成了中国最初期的佛像热潮。第二次形成于笈多时期,古印度的文化艺术达到空前发达的阶段,借助于笈多王朝的强大势力,古印度的佛教美术先从丝绸之路后经南方海路大规模传入中国,在中国掀起了造寺造像念经颂佛的热潮。第三次浪潮是波罗时期,大致与中国的晚唐五代北宋对应。古印度的佛教发展为密教,密教造像与印度教趋同。密宗教义与造遗像的前后两个阶段,先后分别传入京洛地区和中国西藏地区。古印度的佛教消失于公元13世纪初期,此后的中国佛教造像不再受古印度的影响。
古印度的佛教造像,在古印度还受到印度教神像的许多影响,在传入中国的途中还受到中亚和东南亚宗教信仰的某些影响,加之中国僧众对古印度造像的误读和改造,因而，中国佛教造像受古印度的影响通常呈现出复杂的形貌。比较古印度佛教造像影响中国的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的佛像与佛理脱节,主要流行于长江流域,影响较小。第三次流潮的外来因素明显,师仿明显多于创造,甚至有照搬照抄的做法。相对而言,影响最大的笈多艺术,不仅促成了中国佛像的巅峰时期,而且还使得佛像与佛理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佛像接受古印度的影响,既有造像式样的引进和改造,也有依据文本的全新创造。所谓“影响”,主要指师仿与新创两个方面,新创是在师仿基础上的进步发展。从造像仪轨、造像题材、艺术风格三个方面来看,中国接受得最多是造像仪轨,差异最大的是艺术风格。前者可视为中国僧众对古印度佛教的向往渴慕之情,后者可以视为中国文艺传统对外来文化的改造。引进的同时也在改造,引进和创造总是同时并存的。在古印度佛像处于高峰状态时,中国佛像的外来特色相对明显；反之,中国佛像的艺术风格更多地趋同于中国文化艺术传统。
【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上海大学【学位级别】：博士【学位授予年份】：2012【分类号】：J209.1【目录】：
摘要8-9ABSTRACT9-13第一章 绪论13-26 1.1 课题来源13 1.2 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13-15 1.3 国内外研究概况15-16 1.4 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16-21 1.5 研究方法21-26第二章 中印佛教造像的宏观考察26-87 2.1 古印度佛教造像源流26-58 2.2 中国佛教造像源流58-76 2.3 古印度佛像影响中国的三次浪潮76-85 本章小结85-87第三章 贵霜佛像影响中国的个案分析87-183 3.1 延光四年佛像的史学意义87-94 3.2 单尊青瓷佛像与早期金铜佛94-107 3.3 早期华盖图像的初步梳理107-119 3.4 早期楼阁式佛塔诸问题的考订119-137 3.5 古印度圣树信仰与中国摇钱树137-145 3.6 汉晋铜镜圣树崇拜图像辨似145-153 3.7 胡人抱婴器源于古印度药叉153-163 3.8 尼雅棉布女像、青海画像砖及西域佛教初入163-181 本章小结181-183第四章 笈多佛像影响中国的个案分析(上：以地域风格为中心)183-243 4.1 中印交通路线和经像往来183-204 4.2 克孜尔一尊木佛的笈多影响204-212 4.3 东晋南朝佛像的古印度度影响212-228 4.4 凹凸花与天竺遗法228-231 4.5 青州北齐造像与南印度案达罗流派的联系231-235 4.6 曹衣出水考论235-241 本章小结241-243第五章 笈多佛像影响中国的个案分析(中：舍卫城大神变造像)243-335 5.1 舍卫城大神变图像谱系与文本典据243-264 5.2 武昌莲溪寺东吴永安五年佛像的莲花座渊源264-283 5.3 中国早期净土变相的形制与渊源283-295 5.4 阿弥陀佛三尊五十菩萨像源流考295-310 5.5 青州背屏三尊像与倒龙渊源310-322 5.6 千佛图像的中印因缘322-333 本章小结333-335第六章 笈多佛像影响中国的个案分析(下：佛教建筑与石窟造像)335-444 6.1 菩提伽耶大觉塔与金刚座塔335-354 6.2 古印度石窟形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354-374 6.3 倚坐说法印佛像及其流变374-401 6.4 八大菩萨群像与八大菩萨曼荼罗401-424 6.5 观音八难救济浮雕与观音信仰424-441 本章小结441-444第七章 波罗佛像影响中国的个案分析444-543 7.1 从佛顶尊像到大日如来像444-461 7.2 观世音信仰密教化461-472 7.3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472-484 7.4 密教信仰中的灵塔与宝峰楼阁484-500 7.5 金胎曼荼罗的基本构成500-510 7.6 藏密造像与印度教神像的联系510-534 7.7 佛说造像度量经研究534-541 本章小结541-543第八章 全文总结543-546参考文献546-554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成果554-556致谢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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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申：古代佛造像的石料产地问题
泪已成海却不蓝
人物名片 | 金申■联拍在线鉴定咨询专家委员会特邀专家■ 中国著名佛像文物鉴定专家、国学名家、禅画名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佛像专家。在佛教文化、考古、鉴定研究方面著述丰富，对禅意书画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成就斐然。央视《鉴宝》、《寻宝》节目专家。主要著作：《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佛教雕刻名品图录》《佛像的鉴定与收藏》《佛像的系谱》(译作)《历代佛像真伪鉴定》《海外及港台收藏古代佛像珍品》与金申老师考察山西庙宇金申，北京人，回族，自幼习画、通文史。中国著名佛像文物鉴定专家、国学名家、禅画名家，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早年在日本研究佛教考古。归国后多年来，为国家文物局培训班、海内外高校授课；为国内外博物馆鉴定佛像；在佛教文化、考古、鉴定研究方面著述丰富，对禅意书画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成就斐然。古代雕刻单尊石佛像，因体积沉重，一般应是就地取材雕刻而成，不同地区的石料质地和色泽都有差异，这也是我们今天判断流散石佛像的产地主要依据。有的地方因缺乏好的石材，那些做工讲究的石佛像，就要从异地运来，或者在盛产石料的地方订货制作。单尊石佛造像铭文和文献中反映出来的佛造像用的石料来源，可以从中探讨石造像的真正产地。著名佛像鉴定家金申先生在研究单尊石佛造像的过程中，对各地石造像铭文中反映出来的石料来源问题也有所注意。如取自荆山（在今禹县）的造像碑、在幽州雕刻的后进贡长安朝元阁南老君像、在定州的黄山（河北曲阳）雕刻后又运往五台山的白玉像等等，都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决佛造像的产地、样式等问题。河南的荆山 or 金山报德寺七佛碑像北魏迁都洛阳后，继续开凿龙门石窟，单尊佛像及造像碑也一时兴盛。据文献记载和造像的发愿文，石佛像所需的石料往往取自荆山。据《魏书·释老志》：先是于恒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永平）三年冬迎置洛滨之报德寺，世宗躬亲致敬。报德寺创自孝文帝迁洛后不久，据东魏武定三年（545年）《报德寺七佛碑像》（现藏日本，高208厘米）的铭文：大魏龙飞恒代，创基帝业，王有九土。至高祖孝文，定鼎崧洛…广兴塔庙，诏隆三宝，始造报德寺。说的就是报德寺于孝文帝迁洛不久所造的，时间应该在公元五世纪末。碑文后面又说：宣武皇帝剖玉荆山，贾重连城，雕镂莹饰。摸一佛两菩萨，石基砖宫树于寺庭……。可知宣武帝元恪继续在寺庙内雕凿了一佛二菩萨像。此后，寺内继续有营造石造像的活动，《报德寺七佛碑像》即为武定三年（545年）以洛州刺史田景为首的数人出资雕凿的。值得注意的是碑文中之荆山，在北朝的文献中多处出现“荆山”的山名。《全北齐文》卷十有北齐天统三年（567）《宋买等造天宫石像碑》，发愿文中亦有荆山：其像也，乃运玉石于荆山，采浮磬于淮浦……碑文中且有：其天宫也，左临绿水，具有路涧之低徊，….从背望山，伊洛之南地。据此推断，天宫当年应该位于洛阳市区以南。北齐天统五年合邑二百人等造释迦佛北齐天统五年合邑二百人等造释迦佛局部据传原存山西省长子县的北齐天统五年（569）《合邑二百人等造释迦佛立像》（现藏于美国纳尔逊美术馆石灰岩高232.5厘米）发愿文有：唯大齐天统五年岁次己丑三月庚申朔十八日丁未...合邑二百人等采石荆山同併□率引匠东都俱思净土即于寺□造释迦丈六□...荆山，据《古今地名大辞典》在今禹县西北五十里，《通典》云：扬濯有荆山，出玉，齐武帝于此采玉，其下即颖川郡地。扬濯即阳翟，是颖川郡的治所。可知在今河南禹县一带的荆山中以出产适宜雕刻的石料而闻名，故而在造像的发愿文中多次出现荆山之名。但实际上古代发愿文也喜借用典故，可能实际上并非所有的石佛像的材料都出自荆山。在刘碑造像铭（天保八年）中且出现了金山的地名：故能同率缁素异心，共遵等意，采石金山，远求名匠…建像一区。金山据《古今地名大辞典》应该位于今河南光山一带。一说为河南信阳南五十六里之地。《通鉴》“后魏永平元年，梁将胡武城攻郢州。于州南金由之上连营”。总之，在河南地区的造像碑发愿文中多次出现了荆山和金山的山名，这些山中因出产适合雕刻的石材而远近闻名。何地美石远销五台山乃至长安高门村人张氏造二佛并坐像高门村人张氏造二佛并坐像发愿文部分河北地区则以曲阳一带盛产的汉白玉雕造的佛像最有特色，曲阳城南有山名黄山，并不高峻，独兀矗立在河北中部的平原上。《魏书》“地形志”上曲阳：“前汉属常山…有恒山、嘉山、黑山、尧山、黄山”。此山盛产洁白莹润的汉白玉，《曲阳县志》载：城南黄山自古出白石，可为碑志诸物，故环山诸村多石工。曲阳黄山盛产的汉白玉，造就了周围百十里数万乡民人人皆可以持斧凿而雕刻，用汉白玉雕刻的各类物件生地细致，硕大的石狮一人数日可就，技艺娴熟，令人叹为观止。工匠们且四处做工，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石造工程，石工群中必有曲阳工匠。早在北魏时曲阳即已雕刻石佛像，历东魏、北齐时最为盛行。一直到唐依然不衰。曲阳石佛像发愿文中往往称这里出产汉白玉为“玉像”、“玉石像”。《陶斋藏石记》九卷有“大魏□□六年……上曲阳刘兴……造玉像”的铭文。又《高门村人张氏造二佛并坐像》发愿文为：大魏武定五年七月二日，高门村张同柱、张银瓮、张腊等造白玉像一躯，为七世先王，后为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诸刘村邑人刘氏等敬造白玉像《诸刘村邑人刘氏等敬造白玉像》（北齐河清四年，565年，白色大理石，高95.4厘米，美国菲利尔美术馆藏）发愿文：河清四年二月八日曲阳县□城诸刘村邑人等敬造白玉像一区《艺风堂金石目》载开皇十一年《马长和等造一佛二菩萨像》，铭文有：大隋国开皇十一年，易州易县固安陵云乡民，……往诣定州洪山，敬造玉石大像一佛二菩萨，有敢运来。易州易县，当为今河北易县一带，“玉石大像”则无疑指的是特意在河北曲阳定制的汉白玉佛像运往易县了。“往诣定州洪山，有敢运来”洪山似应是黄山的谐音，定州一地，似不可能有洪山、黄山如此发音接近的两座出产石料的山。可知《马长和等造一佛二菩萨像》是在曲阳雕刻完成后又送往易州易县某寺院的。在唐代，幽州地区（今北京市）也出产白玉石，且不远万里运输到长安。原临潼华清宫朝元阁老君殿的白石老君像原临潼骊山唐代华清宫朝元阁老君殿的白石老君像（高193厘米，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老君丰须长髯，表情宁静睿智，衣纹流畅。宋代文学家宋敏求《长安志》云“朝元阁南有老君像，玉石为像，制作精绝。”唐郑嵎《津阳门诗注》云“石瓮寺，开元中以创造华清宫余材修缮，佛殿中有玉石像，皆幽州进来，与朝元阁造像同日而至，精巧无比，扣之如磬。”可知石瓮寺中的玉石像和朝元阁造像是从幽州同日进贡来的。又《津阳门诗注》云“天宝四年，老君见于朝元阁。”《旧唐书》卷九：（天宝七载）十二月戊戌，言玄元皇帝见于华清宫之朝元阁，乃改为降圣阁。以上记载即相传华清宫的朝元阁因唐玄宗两次在此见到老君降临阁内，故而改名为降圣阁，也叫朝元阁。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辑》云：安禄山进玉石天尊一铺，天尊并侍坐，真人、玉女神、天丁力士、六乐童子及狮子、避邪、香炉、五案三十六事，故呼为一铺。据上记可知安禄山为邀宠，借老君降临的神话，进贡了玉石老君像以及天丁力士、六乐童子及狮子、避邪、香炉、五案共三十六事等等一组石雕，且都是安禄山命人在幽州雕好后进贡而来的。关于这些雕像的作者，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据《陕西通志》、《长安志》等写到：命元伽儿以幽州进白玉石造老君像，与福严寺佛殿的玉石像同时完成。姜亮夫《莫高窟年表》在天宝三年条下：取太白山白玉石，命匠元伽儿作玄宗像，侧立玄宗御容于太清宫。以幽州白玉石，命元伽儿作老君像，置骊山清华宫。太白山是秦岭的主峰，在今西安市以西的宝鸡市眉县境内。即玄宗像是用太白山的。至此则老君像有二说，一者云为安禄山命工匠从幽州雕好后进贡而来的，一者是幽州进白玉石，在朝元阁命元伽儿雕刻的。但不管怎样，老君像用的是幽州所产地的石料是没有争议的。幽州即今天的北京，京西房山县至今仍出产白大理石，与曲阳地区的白石质地极为近似。元伽儿的出身据说是西域人，史籍中没有更多的记载。元伽儿所雕刻的朝元阁白石老君像至今尚存，“安史之乱”时，像的一部分台座被烧裂，双手残缺，此像现在移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是唯一被人认定的元伽儿的作品。除了佛道造像外，安禄山还进贡有其它的石雕工艺品。据《明皇杂录》：元（玄）宗幸华清宫新广汤池，制作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凫雁，仍为石梁及石莲花以献，雕刻巧妙，殆非人工。据此可知在唐代长安宫廷的高档石雕佛、道教像及工艺品等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幽州。西安北部汉城乡出土的两尊观音立像1992年西安北部汉城乡出土的两尊观音立像（高69.2厘米，现藏西安市博物馆），涂金挂彩，至今尚鲜，从风格判断应是北周末到隋初的作品。可注意的是石像台座用的是青灰色的石质，而像身是用汉白玉雕刻的，菩萨立像为两部分组合而成。在有着从幽州输入石料的记载的情况下，菩萨像身躯部分的石质，很可能是用曲阳或统称幽州所产的石料雕刻的。但汉城乡出土的菩萨造像身体饱满，缨络、项圈等饰物粗大，是典型的关中风格，与曲阳同时代石佛像的薄衣贴体，不注重立体衣摺和饰物的雕刻风格截然不同，故而说不定是河北地区的石料运来后在当地雕造的菩萨像。因是从外地输入的优质价昂的石料，且石材沉重，为便于运输亦不宜体积过大，故用来雕刻主体部分，而台座则用本地出产的较为廉价的青石。这类用白石雕刻佛像身躯而莲花座是普通青石雕刻二者组合的佛像之例，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和西安市博物馆内还发现了两三件，这些集中见于古代长安地区的佛像与台座是用不同石料雕刻组合而成的情况。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内的释迦佛坐像河北地区的汉白玉石料或石雕除输往长安外，唐代五台山的石雕佛像也往往来自曲阳一带。《古清凉传》卷下记唐乾封二年西域梵僧释迦蜜多罗由朝廷获准礼拜五台山，有司命凉州沙门智才陪同前往，在五台山时释迦蜜多罗发愿在五台山安置石舍利函。下山后，智才向道宣律师述其经过，并云：余便往定州恒阳县黄山，造玉石舍利函三枚，大者高一尺七寸，拟安中台塔内，并作莲花色道，异兽之像，亦尽一方之妙焉。恒阳县，隋开皇七年置，治所在今曲阳县，唐元和十五年改为曲阳县。即梵僧释迦蜜多罗请智才和尚从曲阳黄山造三个玉石舍利函，然后运往五台山中台安置。《唐高僧传》卷二十一《唐五台山法华院神英传》：释神英，罔知姓氏，沧州人也。……以开元四年六月中旬到（五台）山瞻礼。…遂召工匠，有高价者誓不酬之（《清凉传》作“不酬工值，所须随缘”），乃于易州千里取乎玉石用造功德。神英和尚到五台山瞻礼“乃于易州千里取乎玉石用造功德”。从上述两例记载可知，唐代的和尚们到五台山礼拜，往往发愿雕刻佛像、舍利函等作功德，这些法物有些是在曲阳雕刻的，也有的是不辞远途从易州运来汉白玉的石料，在五台山聘请石工雕刻的。原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内的释迦佛坐像，是1950年文化部雁北文物勘察团发现于佛光寺东山后坡无垢净光塔遗址，亦为汉白玉石雕造。佛像体态饱满，衣褶流畅，极富写实感。在台座上刻有：大唐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十五日博陵郡陉邑县西子岁繐村为国敬造台山佛光寺无垢净光塔玉石释迦牟尼佛一驱……博陵郡唐时治定州，距曲阳不远。可知此像是定州附近的村民在曲阳当地雕制的佛像完成后运到五台山的。古竹村寺遗址出土菩萨残像古竹村寺遗址出土弟子像2002年5月，五台县豆村镇佛光村的古竹村寺遗址出土了数尊残佛像，内中有两件菩萨残像，一件弟子残像和一件残佛座。与当年雁北文物勘察团在佛光寺东坡无垢净光塔发现的释迦像及二弟子、菩萨、天王、力士等石佛像风格接近，时代也同在唐天宝年间左右，这些佛像均为曲阳地区所产的汉白玉雕造。从而可知，唐时五台山的单尊白石佛像的石料多来源于河北的定州一带，佛像雕刻也多数出自曲阳的石工之手。综上可知，唐代幽州和曲阳地区所产的汉白玉的石料和雕刻成品，可远销到五台山乃至长安一带。交脚菩萨石雕此外造像碑中还经常可见蓝田这一地名，如北齐武平元年（570）董洪达造像铭：是以都邑主董洪达其人……遂率邑徒四十人等，乃访蓝田美玉，琨璞京珍，敬写灵仪……又武平二年（571年）比丘僧道略等造神碑尊像铭：遂能共邑义三百余人等，托志菩提，建崇弘愿，石出兰田，求工班尔，敬造神碑一所，尊像八堪。兰田县位于今西安西部，境内有兰田山。《汉书》中已有兰田玉的记载，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认为：所谓兰田，即葱岭出玉之别名，而后也误以为西安之兰田也。近年在兰田发现的蛇纹石化大理岩玉料，认为可能就是古代记载的兰田玉。兰田玉雕刻大型佛像遗存甚少，西安市塔坡清凉寺出土的交脚菩萨石像，石质莹润，颜色绿黄，可能就是兰田玉雕刻的。但北齐时，长安一带为北周辖境，上述两尊造像碑是北齐的作品，而北齐境内雕刻佛像的石料是不可能求自蓝田的，故兰田美玉在北朝时也往往作为优质石料的代称。因此之故，从上文所举数例可以得出结论，即佛造像碑文出现的山石地名，有些是确有所指的石料产地，我们可以从地名中考察古代造像的产地与时代风格，甚至古代的经济贸易乃至交通运输等等一系列情况也可以窥豹一斑。赵思礼造天尊像也有的往往是优质石料的代称，并非是真正的产地。例如《赵尊礼造天尊像》（唐开元七年，山西省博物馆藏）在其像铭并序中即有：磨昆山之片石….装丽水之兼金。昆山是指昆仑山，丽水是指浙江遂昌之金矿，亦可泛指江流之畔，则无疑是骈文的借用之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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