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朝鲜战争论文题目阅读
热门志愿军论文参考资料阅读
同类论文推荐您当前的位置： >
志愿军战俘的悲惨下场,志愿军去台湾战俘结局,志愿军战俘回国待遇
　　导读： 志愿军在援朝战争中洒热血抛头颅，为朝鲜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有一群被俘的志愿军却被历史遗忘，战后有的甚至命运悲惨。那些被俘2万多志愿军在战争胜利后何处何从？为什么大多数的志愿军战俘没有返回大陆而是去了台湾？回国后他们的命运又是怎样？接下来小编一一为你揭秘。
这是一群被历史遗忘了的人&&自1950年10月入朝作战，至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共被俘2万余人。其中6000余人通过战俘交换返回大陆，14000余人则被运往了台湾，另有少数人选择去了其他中立国。
为什么大多数的志愿军战俘没有返回大陆而是去了台湾？那些返回大陆的、去了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后来的命运又如何？
返回大陆的战俘们的命运：被俘本身就是右倾怕死
6000余名志愿军战俘返回大陆之后的命运如何？吴成德是原志愿军六十军108师政治部主任，也是被俘的职务最高的志愿军战俘。据他回忆：
&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回国后，全部集中在辽西昌图县。一面学习形势，一面恢复身体健康，所有人员一律享受中灶待遇，团以上干部都生活在归管处招待所。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深感到党和祖国对我们的关怀，从而使我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充满信心，我也未曾想到竟会有新的灾难在等待我们。
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和恢复体力之后，组织处理，交代问题学习开始了。归管处号召我们以抗日战争时期&狼牙山五壮士&对照自己，归管处领导对被俘人员的讲话始终贯串着以下指导思想：第一、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本身就是右倾怕死，就是可耻，为什么不和敌人拼死或自尽；第二、一个怕死被俘的人，怎能和敌人坚决斗争呢？即是有些斗争，也是迫不得已的反抗，因此只能交代过错不准谈有功，功过更不能相抵。第三、只能在主观上深挖错误原因，不能从客观上找理由。&在这种极左思想的支配下，我们拼死回归祖国的6000多人，被认为全是右倾怕死变节。处理结果：除一两人外，百分之百终身控制使用，党员98%开除党籍。&（《美军集中营亲历记》）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　　近日，中石化滨州石油分公司经理助理刘希斌受公司党委的委托，驱车500余公里前往安徽省宿州市泗县黑塔镇探望离休革命老干部姚曙东。为老人送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及慰问金。姚曙东老人紧紧握住刘希斌的手，激动地说：&老家的亲人来看我了。&
　　1944年4月，姚曙东在安徽省泗县老山区二署参加革命，成为一名新四军。革命期间，他坚定共产党的领导，在淮北自卫反击战中参加过苏中、莱芜、中原、济南等多次战役。后来，又参加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淮海大战，在战役中荣获三等功臣。新中国成立后，为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他又成为一名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最终取得战争胜利回到祖国的怀抱。1951年10月，他转业到滨州市阳信县商业局、煤建公司、石油公司，成为一名基层干部，为企业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编辑：李悦&&&&责任编辑：胡立荣
1、凡本网专稿均属于中国山东网所有，转载请注明来源及中国山东网的作者姓名。
2、本网注明“来源：×××(非中国山东网)”的信息，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品内容涉及版权和其它问题，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在核实确认后尽快处理。
3、因使用中国山东网而导致任何意外、疏忽、合约毁坏、诽谤、版权或知识产权侵犯及其所造成的各种损失等，中国山东网概不负责，亦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4、一切网民在进入中国山东网主页及各层页面时视为已经仔细阅读过《网站声明》并完全同意。志愿军遗骸归国与志愿军战俘的命运
&&&&&&&&&&&&&&
归国志愿军战俘的命运
并不比埋骨异国的阵亡战友们幸运
&&&&&&&&&&&&&&&&&&&&&&&&&&
张泽石是一个志愿军老兵，这是他49年刚参军的照片。&&&&&&&&
入朝志愿军人的命运，不仅是政治或历史问题，也是思想史命题。
　　最近，我国派出专机，迎接437具入朝作战志愿军遗骸归国。对于60年前结束的朝鲜战争，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尾声。这场战争的尾声从未完全过去。
　　作者袁凌撰文说，由此想到在板门店谈判期间同样由韩国归还的志愿军遗体和遗骸，当时并未得到归国的待遇，而是埋葬在朝鲜。他们都是我们教科书中耳熟能详的“最可爱的人”，但他们或许并未得到足够的祖国的爱。如今的这400多具归国遗骸，算是对入朝阵亡的志愿军群体的某种迟到的安慰吧。
　　在这些“最可爱的人”的遗骸背后，还有另一群所谓“叛徒”的遗骸，永远不会有得见天日的可能，也更不可能得到“最可爱的人”的名分。它们是埋在济州岛和巨济岛战俘营地下的“叛徒”遗骨，是死于集中营内讧、甚至是自己的战友手下，原因是他们在甄别中选择去台湾或第三国。
　　在烈士或叛徒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归国志愿军战俘群体。他们的命运，其实并不比埋骨异国的阵亡战友们幸运。在板门店的前线奔向“中国”出口后，他们无一例外头顶着“叛徒”的阴影，绝大部分失去了党籍、军籍，在一次次运动的批斗和长年歧视中度过后半生。相比于当初选择去台湾的人，他们“回到祖国怀抱”的代价更为沉重。这些“战俘”甚至叛徒的命运一直是盲区。直到近年随当事人回忆录出版，以及相关的历史研讨，始有零星披露。
　　笔者曾接触到一些志愿军战俘的当事人和资料。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披露历史内情的当事人，既有普通的战士，更有李慎之这样的学者和思想先驱。这也说明，入朝志愿军人的命运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或历史问题，也是思想史命题。它在思想和人性中的意味，远未得以廓清。
　　李慎之的凄恻
　　2011年，笔者结识了李慎之的长女李尔柔女士。访谈中她提到，李慎之晚年对志愿军战俘归国的遭遇念念不忘，未能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成为他的身后遗憾。
　　鲜有人知，从燕大毕业投奔延安，从事新闻工作的李慎之，在建国初曾经有一个今天听来颇为费解的身份：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劝说志愿军战俘归国解释团员。除了起草用于对战俘宣传的口号文件，他还是唯一需要拿着喇叭，越过战线去济州岛战俘营宣传的人，可谓重任在肩。
&&&&&&&&&&
&&&&&&&&&&&&&&&&&&
解释代表团成员合影
李慎之的解释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在手持小喇叭喊话的时候，他曾遭到志愿军战俘投掷小石子。这些志愿军大多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的“解放战士”，很勉强地在一通阶级教育后调转枪口对准自己昨天的“弟兄”和上司，解放后又被送来艰苦无比的朝鲜战场。加上联合国军对于苏联二战战俘归国后遭遇的宣传，使得不少人对回大陆心存疑忌，宁愿选择去台湾。李慎之回国向总政副主任萧华汇报时表示担心，志愿军战俘不容易回来，因为共产党认为战俘是丢人的，是犯错误的。萧华则呵呵大笑称，“哪个中国人不想家？”
　　李慎之的预感变为了现实，近四分之三的志愿军战俘在甄别中最终选择去了台湾。这想必大大出乎萧华等领导层所料。李慎之当年的工作困难可想而知。
　　尴尬的是，相比于美国和台湾方面给出的明确待遇，中方解释团这边拿不出实质性的承诺。李尔柔回忆，李慎之曾经在草拟的文告中提出承诺保留志愿军战俘的党籍军籍，却遭到上级严厉批评而被否决。事后李慎之拿出来的是一份符合中央精神的《金日成彭德怀告被俘人员书》。这份声明对于战俘最切身的党籍和军籍待遇问题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含糊的许诺：“回到祖国怀抱，过和平生活”。
　　这份缺乏实质内容的声明，给归国后战俘受到一系列不公平待遇埋下了伏笔。在说服战俘选择回国的过程中，中方人员往往只能以“你的父母在等你回家”来说服，给不出任何保证。
　　根据邢小群记载，李慎之晚年亲述过他的感受：美国人是拿来录音机对他们的战俘讲话的。俘虏回去是什么样的待遇，按国家法律，说得很清楚；如果不回去要判一年徒刑。战俘期间的薪金照发，回去就可领到手。结果美国战俘只有一个人留在中国。甚至有些战俘回去照样当将军。
　　这对于李慎之刺激很大，“我觉得一个法制的国家，是讲道理的，最后能取信于他的战俘。中国的战俘一回来就完了。我们对战俘太严厉了。”
　　解释团的工作很不成功，被迫提前停止。对于李慎之本人，这段经历除了心理上的阴影和刺激，也成了他以后的某种政治阴影。
　　近年来在香港出版的《李慎之检讨书》显示，在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李慎之一次次地叙述自己的履历，其中必然要涉及到这一段。“反右”风波中，李慎之在起草归国战俘文件中表现出来的“温情主义”，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判。
　　新华社老领导吴冷西批评李慎之“在板门店、日内瓦、万隆，你当时不会觉得有什么立场问题，现在却确实是一个立场问题”。李慎之不得不自我批判为有严重立场问题。如果说吴冷西的批判还是泛泛，那新华社国际部全体大会上同事李翼振的发言，则是直接针对李慎之在对归国战俘解释中的表现了。李翼振称他听李克农讲过，李慎之的广播未起什么作用，他质疑“李慎之在主观上是否争取积极去办交涉呢？是否对敌人的嚣张表示了右倾。”
　　如果不是李慎之有更为明显的“右派言论”即“大民主，小民主”，那他在战俘问题上的“阴暗”和“右倾”可能受到更严厉的清算。
　　晚年李慎之致力于思想启蒙，战俘问题却成了他心灵上越来越沉重的歉疚。他曾对茅于轼、崔卫平、邢小利等人多次谈到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缺憾，想要写文章。尤其是2000年秋季的一天晚上，郝建、崔卫平、徐友渔、雷颐等人在工体一家酒吧聚会，崔卫平回忆，李慎之几乎整天晚上都在谈入朝的中国战俘问题。送李慎之回家之后，崔卫平感到了“一个老人的凄凉”。
　　李慎之晚年的这番内心凄恻，和一个叫张泽石的志愿军战俘有关。
&&&&&&&&&&&&&
&&&&&&&&&&&&&&
志愿军战俘代表孙振冠、张泽石（1953年）
　　张泽石的回忆
　　张泽石是一个志愿军老兵，近年来他出版了一本亲历回忆录《我的朝鲜战争》，记录了本人的战俘经历和志愿军战俘归国后的境遇。
&&&&&&&&&&&&&&&&&&
　　这是国内第一次比较详尽地披露战俘营内情的书籍，有大量战俘营中“斗争”的细节。除了和管理方的冲突，更有战俘内部“去台湾”和“回大陆”两派之间的殊死内讧，甚至远远超过了与管理方冲突的严酷程度。
　　受制于内外部因素，本书大体上延续官方视角，仍旧把更多的人选择去台湾解释为“裹挟”，以及美国的胁迫。但在2012年的看历史杂志举办的年会上，张泽石却披露了另一内情：在战俘营里，也存在着“自己人”对于不愿归国的战俘的肉体消灭。
　　张泽石说，在一个晚上，根据地下党组织统一的筹划，在他所在的以要求回国者为主体的战俘营里，十几个不愿回国的战俘被半夜扼死，就地埋在战俘营下的浅坑里，天亮后管理战俘营的美军无从发觉。这些人就此失踪。类似的情形，在当年济州岛和巨济岛的战俘营里屡次发生。也不排除“去台湾派”对“回大陆派”的类似虐杀。
　　战俘营撤销后，这些人的骨殖仍旧埋在济州岛的海岸近旁，今天去旅游的人难以想见，风景秀丽的海滩之下，埋藏着这些永不能归乡的尸骨。张泽石说，这些人和杀死他们的昨天“同志”之间，也并无深仇大恨，只不过那些人出于害怕或别的原因，不愿回国。
　　几十年之后，两岸开放往来，张泽石见到了一个当年选择去台湾的年纪小的战俘，两人一笑泯恩仇，当初战俘营中的生死敌对，似乎并未发生过。
　　战俘营中坚决要求回国的战俘，归国后随即面临祖国的“变脸”。不仅保不住党籍军籍，普通的劳动者权利也成奢望，几乎每个人为了求得生存都颠沛历尽，还屡次受到政治运动捎带，几乎等同于“叛徒”。当初听到“告被俘人员书”，“热泪盈眶”的战俘们，不会料到在“切望你们归国”的热情后面隐藏的更多是政治得失和国家颜面，而并非对个人忠诚的认同，以及对战俘命运的关心。
　　即使是当初在战俘营中组织地下党、策划升国旗、扣押战俘营长官杜德，以表决心的部队领导，也并未能建立起回国后的政治资本，一概资历清零，受到歧视。在这些违反战俘营规定导致的暴力镇压中，大量战俘死亡，事后却似乎毫无意义。
　　曾经担任坚持回国志愿军战俘总代表的张泽石本人，回国后被开除党籍，剥夺志愿军军籍，发配到门头沟山区劳动，历尽艰辛。幸亏清华出身英语好，煎熬至文革结束后转运，从事翻译和写作，为志愿军战俘群体留下了这份见证。多数沦落到底层的战俘们，没有这个条件，很多人早早过世。1979年张泽石在给全国人大的申诉上写到，“没想到当年敌人的欺骗宣传‘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们六千多人的悲惨现实”。
　　令人恻然的是，一位志愿军战俘李正文1982年听到政府来人找他复查，让他“写份自传，到武装部谈一谈”，这个曾经被打成“叛国投敌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叛徒”、“特务”的老兵竟以为是又一轮批斗，服毒自尽。这和近年来一位国民党入缅远征军老兵得知将要得到国家补助，喜极而亡的事件，堪为重奏。
1980年之后，战俘的党籍军籍虽被恢复，得到某种安置，但战俘营中“对敌斗争”死去的人并未获得烈士称号，战俘营中的地下党组织也不被承认为中共党组织。这是张泽石等人一直在呼吁未果的。
　　在2001年的一次作品座谈会上，应邀出席的李慎之见到了张泽石。据张泽石记载，李慎之在会下对他致歉说：“多年来我一直感到愧疚，我当年起草《告被俘人员书》向你们保证归国后会受到善待，可你们回来却受到那么重的处分，就像是我把你们骗回来的！”张泽石当即表示回国后的遭遇和李慎之没有关系。由此也可见，当年对战俘进行解释和起草声明，在李慎之心中留下了怎样的绳结，使这位思想界旗帜人物暮年难以释怀。
　　战俘的待遇如此，那么当年光荣归来的“最可爱的人”呢？固然，抗美援朝和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样，是一项被政府特别认可的资历，拥有某种政治待遇。但他们很多人不久面临转业，退下了“最可爱的人”的光环，和普通人一样面对生活的压力和政治运动的风波。
　　高尔泰的《寻找家园》记载了被押入夹边沟劳教营的一位“最可爱的人”。这个叫郭永怀的军人因为干活不偷懒，特别卖力气，反而招致别的犯人的仇恨，一心整治他，会上批判他“假积极”。这人跟高尔泰谈到他的经验，就是战场上不能怕死，越怕越会死，因而干活也不能怕累，越怕越会觉得累。
　　但战场上的道理在夹边沟却未必适用，他在一次抬筐时突然扑地死去。这个当年“最可爱的人”，思想品德看似毫无瑕疵，不知如何成为右派，又死在这罪刑之地。
另一位“最可爱的人”的经历想必更有说服力：他转业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文革初起时一路造反，直至爬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被树为“接班人”。以后却一头跌倒，沦为受审判的对象，在秦城监狱中抑郁身亡。这就是“四人帮”的一员——王洪文。
　　战争是严酷的，不论是当初“最可爱的人”或是战俘、叛徒，都不会在一成不变的概念下永远停留。他们将被漫长的时光还原，寻求自己真实的面目。这也是今天志愿军遗骸归国的意义。
&&&&&张泽石：朝鲜战争结束后对我们命运的捉弄并未结束
&&&&究竟何去何从？这是大家在战败被俘之后面临的又一次关键的命运抉择！这次是关系到能否保留住我们自己做人的尊严和回家跟亲人团聚这些基本人权的抉择！但是要回家就得选择共产党，要去台湾就必然选择国民党！历史的安排就是如此。于是，去台湾还是回大陆之争，变成了国共之争，既然事关每个战俘的终生抉择，全体中国战俘就都卷入了那场激烈的战俘营里的国共内战。
日，美军管理当局宣布：全体中国战俘将于4月8日起接受“遣返志愿甄别”。那场国共内战便面临最后决战。那几天，在中国战俘营内反共战俘掀起了对拒绝去台湾战俘的大规模恐吓和镇压，四川大学新参军的外语系学生林学逋被当众剖腹挖心。结果是1.4万人去了台湾，只有7000人回归大陆。
60年后回顾这个历史事件，对于我们这些朝鲜战争的受害者竟然还得去吞下国共两党几十年积累的历史恩怨的苦果，我真是感到极其无奈和沉痛！同时我们也从中看到：人的尊严是维护人性的最后底线！人的尊严一旦被剥夺，人性就会被扭曲、甚至被异化为兽性！我们那些在最后一刻放弃回家跟亲人团聚的难友，大都是在受尽屈辱失去尊严之后，已经万念俱灰，只想“苟且偷生于乱世”了；而那个竟然下手去对自己同胞剖腹挖心的败类，他已经完全异化成为一头野兽了！看来，维护人的尊严也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极其重要的标志。
&&&&&&&&&&&&&&&&
巨济岛战俘营第78号营大门外景
朝鲜战争结束后，那场战争对我们命运的捉弄并未结束。我们这些拼命要回国的7000人，回来后却被看成怕死鬼、变节者、甚至是从敌方投诚回来的敌伪人员。连我这个曾经被美军判为“刑事犯”与“战犯”、曾经被囚禁在巨济岛最高监狱和战犯营场的坚持回国志愿军战俘总代表，归来后竟然也会被共X产X党定性为“变节者”，受到开除党籍、军籍的严厉处分。给我定的两条主要罪名是“有武器不抵抗被俘”和“为敌服务”。我在突围时紧握手榴弹带着七个小宣传队员往沟口跑，遭到交叉火力阻击，一个队员中弹身亡，我们跳进山边水沟里隐蔽。天亮时，美军坦克进沟，后面跟着步兵。我叫大家趴下，正要将手榴弹奋力扔向敌人时，手臂被身边的小队员抱住了。他哭喊着：“您千万别扔呀，扔了我们都得死呀！”这些小宣传队员都是我从成都带出来的，看着他们那充满惊恐无助的神色，我心软了，便带着他们往山上跑，而我们最终都没能逃脱被俘的厄运！这就犯下了“有武器不抵抗”之罪。我的另一桩“为敌服务”罪行，指的是我当翻译之事。在被押往前方战俘收容站途中，一位难友捂着肚子往山根树丛里跑，押送我们的美军对他大叫：“Stop,
or you will be killed!”（站住，你想找死呐！）然后朝天开枪了。我急忙对那位大个子士兵喊：“Don’t
shoot, he is getting
dysentery!”（别开枪，他正在拉痢疾！）我就是这样被他们发现会讲英语的。当美军布鲁克斯上尉动员我去他们第八军司令部当翻译官被我婉拒之后，他请求我协助他们管理中国战俘们的生活。我答应了，最后担任了坚持回国战俘营的“对敌总翻译”。这就犯了“为敌服务”之罪。就这样，我们归国的7000难友，不仅绝大多数党团员被开除党团籍，大多数人的军籍被开除，并且一律受到“终身控制使用”的歧视与惩罚。这就使得我们和我们的亲属在几十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与迫害。“wen革”结束后，我们争取到中央政府宣布给予我们的政治平反，但经济上我们没有获得任何改善，致使多数人仍然陷于贫病交加的困境之中。其中不少难友已经怀着深深的遗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我的那些去了台湾的1.4万个难友，受到的政治待遇比我们强一些，他们绝大多数被编入国民党军，虽然也有些人受到暗中考察甚至在绿岛坐过牢房，其中还有人被判死刑，但没有像我们那样全都受到怀疑、歧视和终身控制。而且随着台湾的民主进步他们也享受到了平等的公民权利。他们不少人通过奋斗成长为受人尊敬的教师、作家、医生、律师、企业家等等。我在台湾南投县探视了一位白手起家创办花园式度假村的难友，完全没料到他已成了拥有亿万资产的企业家。
然而，朝鲜战争给他们留下的伤痛也是深重的。他们不止是跟1949年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老兵一样长期承受着离乡背井、骨肉分离之痛，还要忍受人们对他们的战俘身份的蔑视；因具有战俘身份，他们成家更加艰难，我的大多数难友至今依旧孑然一身，不得不在荣民之家里度过他们凄凉的晚年！同样因为他们的战俘身份，他们不少人回大陆探亲也是有家难归。一位家住辽宁锦州的难友，第一次回乡探亲，他的从未见过面的遗腹子和孙子举着“热烈欢迎某某人”的牌子，在火车站接他。他高兴地给家里添置了电视机、电冰箱、电热水器。临别那天，他的孙子一大早站在床前求他给买辆摩托车。他抱歉地说身上的钱确实不够买车了，明年回来一定给买。在火车站，车启动后，孙子追着他喊：“你当了俘虏、去了台湾，我们为你受了多少罪？你连一辆摩托车都舍不得送我，你算他妈的哪门子爷爷，你别回来了！”这位难友在向我回忆这个经历时泪流满面。
我比我的大多数难友幸运些，我在难友、亲友们的支持下活着熬过了被俘及归国后最艰辛的前30年。在我头上的“变节者”和“右派分子”帽子被摘掉，我的政治名誉与人身自由得到恢复以后，我在众多亲朋好友的关切下，又用了30年时间去追寻、记录我们这个特殊的志愿军战俘群体的苦难历史。最后完成了两部“报告文学”作品：《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六十年回忆》《孤岛——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前者着重叙述我自己与我的归国难友的经历，后者着重叙述我的去台湾难友们的命运。
过了60年我们再来看那场战俘营斗争，有了不少醒悟。前些日子我在台北跟一些幸存的难友聚会，我们拥抱、我们流泪、我们干杯！大家都感觉到：当年在战俘营里，我们这些同胞兄弟竟然会因为跟我们生命毫不相干的什么主义斗得死去活来，实在是太愚蠢了！擦干泪水大家又说：“现在醒悟了，也不算晚，也不算晚！”其实，现在来看60多年前那场内战又何尝不是一场根本不该发生的骨肉相残的争斗？
更多博文：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