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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难相声*****】转自相声吧来源： 李津的日志（标题为转载者加，内容略微删改）“文革”是席卷中国大地的浩劫，对整个社会和各行各业都带来了空前的严重的后果。作为时代晴雨表的文学艺术，可以说是首当其冲，而以讽刺功能见长的相声，其遭遇更是不堪言状。 1966年初，在“文化ge命”的紧锣密鼓声中，林彪和江清互相勾结，密谋泡制了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抛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领导的文艺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打着“破除学信”和“彻底ge命”的幌子，排斥一切中外文学艺术的遗产，摒弃“五四”以来文化工作的成就。文艺界就陷入了浩劫之中。具体到相声界，这场灾难性的浩劫及其严重后患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相声艺术家惨遭摧残和迫害 在“文化**”中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一些相声艺术家，如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马季、何迟等。他们被诬为“黑线人物”、“反动艺术权威”、“***分子”，横遭批斗和迫害。打骂、抄家、肉体摧残、人格污辱，无所不用其极。有位相声艺术家曾感慨地说：“我在‘文化**’中所受的痛苦，有的连我老婆都不能告诉。”在这种难以忍受的折磨下，有的相声艺术家致残、致死。著名相声作家何迟惨遭武斗，被打成重伤，成为残疾， 长期卧床，直至逝世。日，相声艺术家刘宝瑞被迫到房山路村农场劳动，站在烈日下被当场批斗，当天夜里逝世。 “文化**”中对相声艺术家的批判，无非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即使在当时，也是不得人心的。早在“文化**”初期，群众就流传着侯宝林在被批判时的种种笑话。例如，有一则笑话说：红卫兵斥责侯宝林态度不老实，作为惩罚，强令跪下。他却说：既然我不老实，干脆让我趴下吧！逗得人们哈哈大笑，严肃的批斗会场顷刻间变成了相声场子，批斗无法进行下去。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位外国朋友访问侯宝林，曾问起当年流传的种种笑话是否真实，他深有感触地说：斗鬼台是什么地方，批判会是什么场合，谁不清楚？我怎么会说笑话呢？这是老百姓想念我，按我说相声的情形揣摩出来的。显然，这些流传中的民间笑话反映了老百姓对倒行逆施的“文化**”的反讽和抗议，表达了人民的心声。
二、相声队伍消散 在“文化**”中，一些曲艺团体和相声组织被强行解散，一些相声演员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有一次相声演员家的门上竟然贴了这样的“通告”：“地富反坏和相声演员到***报到！”相声演员竟被列为专政对象，心灵所受创伤之惨烈不难想见。这位相声演员曾信誓旦旦地说：“我这辈子无论如何不再说相声。不单是我，连我的儿子、孙子也不能让他们说相声。”然而，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下达位相声演员又以饱满的热情重新登上相声舞台，生动地说明党的春风化雨的力量！“文化**”后期，京、津两地的相声演员，除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外，被迫各奔前程，干什么的都有。直到1972年下半年才陆续返回，重新组织曲艺和相声队伍。
三、相声艺术遭到批判 早在1967年，江青、康生一伙就大放厥词，诬蔑相声“庸俗低级”，“耍贫嘴”，勒令禁演。尤其是相声的讽刺，更被看做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愉。其实，那些所谓的“大批判”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把戏，不妨举例加以揭穿。1962年春节，为了贯彻中宣部“国家暂时困难时期，物质生活贫乏，在宣传上应着眼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使人们充满笑声”的指示，中央电视台（当时名为“北京电视台”）举办以相声为主的“笑的晚会”，“大轴儿”是刘宝瑞、常宝霆、白全福等表演的多人相声《诸葛亮升帐》，相声的“底”由王决设计，是诸葛亮的一盘点心被帐下四员大将吃了，滑稽可笑，颇受欢迎，然而，到了“文革”期间，却被无限上纲，打成“毒草”。那个“底”竟被诬为“恶毒攻击人民饥饿，抢点心吃，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像这样的事例，在“文革”中比比皆是，弄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造成心灵上的严重伤害。
四、装点门面 俗语说：抽刀断水水更流。像相声这样的具有优秀传统而又植根于人民心的艺术，岂是“四人帮”一伙所能禁绝的。早在七十年代初，留学北大的一位南斯拉夫的学生就从香港买来侯宝林的相声录音，悄悄地在宿舍里放，还学会了《卖布头》的片断。一些中国学生也兴致盎然地跑来听录音。“四人帮”一伙眼见相声无法禁绝，就反过来加以利用。他们沟制的一些相声，固然有将点门面，制造虚假繁荣的企图，却也有为其***阴谋鸣锣开道的险恶用心。这类作品常常以“左”的面目出现，公开宣扬“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形式上以正面歌颂为主，成为地地道道的“政治对话”。虽然也曾喧闹一时，但因缺乏生命力而烟消云散。
五、后患严重 “文化**”留下的后遗症是严重的。主要表现在： 艺术失传。长达数年之久的舞台空白和心灵创伤带来的队伍焕散，是导致艺术失传的重要原因。而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金钱干扰，更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常言道：一招鲜，吃遍天。侯宝林的“帅”、刘宝瑞的“卖”、马三立的“怪”、马季的“爱”，都是凝聚相声艺术芳香的一招鲜，曾倾倒多少观众啊！近年来，后继乏人，渐成绝响，怎不令人扼腕！ 队伍断代。目前相声队伍青黄不接，仍然是“文革”留下的后患。随着老一辈相声艺术家的陆续辞世和息影舞台，这一问题更趋严重。如何补足元气，大有作为，仍然是相声界面临的严峻课题。
【马三立改编表演《买猴儿》竟被凑数打成“右派”】1958年反右派运动，马三立被打成了“右派”。关于他为何被打成右派，占主流的说法是他改编并表演了《买猴儿》，塑造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办事马虎、工作不认真的人物形象“马大哈”。1979年平反时才发现，在他的档案里，没有任何“右派”认定材料，完全是因为指标由起初的4个增加到11个，太多了，只好把他报上去凑数。常宝华不久也被打成了***。马三立先生是个豁达、开朗的人，这么多年没见过他有什么愁事。更没见过他掉过眼泪，在家里人、同行、徒弟们面前，他从来不流露内心难过的事情。有时常宝华想跟他说说过去的事，他总是笑容满面地一摆手说：“咱们俱往矣，不谈过去，咱就谈现在。”
【马三立与军粮城农场】来源: 天津日报 　说起相声大师马三立老先生与东丽军粮城农场的那段渊源，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亲历者仍记忆犹新，说得清清楚楚，讲得绘声绘色。　　“劳动改造”　　马三立1956年入党，1957年错划为“右派”。1959年12月，四十六岁的马三立戴着“右派”的帽子下放到军粮城农场劳动“改造”，在农场他和别的“右派”等十几人被分在第二生产队劳动。刚到农场，他干的是体力劳动，如送粪、掰玉米，在大搞万头猪场建猪舍的劳动中，他和工人们一样扛起大麻包背着走；在稻田地里挖沟劳动中，他也一样扛着铁锹，在地里干。他挖沟用一只脚蹬不动，就用两脚踹铁锨，虽然十分吃力，但他干得很认真，很卖力。后来因为身体弱，队里领导就叫他改做送水和田间场院的护卫等轻工作，他对工作很认真，经常一肩挑着两个壶给在地里干活的人送水，从伙房到地头往返不息。做护场保卫时，工人上了场，他便下班了。下了班也没什么事，他就常到马棚给骡马打瞎虻(即马蝇)，拿着苍蝇拍蹲在骡马肚子下边拍打，他对马、骡非常爱护。　　在一次秋收水稻的护卫中，时间是下午1点多，他因吸烟划火柴把整盒火柴引着了，烧了地上的稻草，他急忙用手扒土埋火，抓起着火的草往水沟里扔，可是，火还是越烧越大，结果，把看夜的小草屋给烧了。这时，在一块“改造”的人说：“倒霉，你赶快走吧，看一会儿来吉普车把你逮走。”书记李奎一忙给他作揖求他走。后来因为事故不属于故意，又未烧粮食酿成大祸，所以队里并未给予处理。但为了教育本人和职工，防止事故再次发生，对于着火的事，在食堂开大会时，对马三立给予了点名批评，不许他在场里地里抽烟，只许在宿舍里抽。这件事使他十分感动。　　文化宣传　　马三立在农场劳动期间，把他的相声艺术带到了农场，给广大职工带来了欢笑。　　他经常自己说相声，有时也在会场、文艺演出会上与话剧演员张效禹合说。找马三立说相声，那是有求必应。在劳动休息时，只要工人们喊：“马三立，来一段！”他就说起来，随便讲段故事，逗得大家哈哈乐。他在开会时说相声，经常要说上三段：会前一段，中间休息一段，会后还要说上一段，召集开会时，只要广播里说会上有马三立说相声，大家都会积极到场。　　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马三立被调到场广播站工作。他每天早上6点多钟就开始转播天气预报、中央新闻。接着，广播生产日报、生产进度等情况。马三立做宣传工作富于艺术性，职工很感兴趣，他的宣传对劳动生产和工作起到了很大鼓舞作用。　　农场印象　　马三立在军粮城农场的时间只有一年零几个月，但是，他对农场非常有感情，印象很深刻。他和农场领导、工人们的关系都很融洽。多年之后他仍然记起不少当年同志的姓名来，他很感激农场的领导和工人们对他的关怀和照顾。　　随着落实政策，马三立结束了在农场的劳动，日晚，领导通知他明天回市，他非常激动。　　3月18日一早，农场的职工，赶着马车拉着马三立和他的行李，把他送到中心庄火车站，一直送上火车，从此马立三立乘坐西去的火车告别了军粮城农场，重返天津市文化局从事文艺工作。　　马三立回城后，很难忘怀在军粮城农场的这段生活，他生前曾多次“回场”看望大家。农场领导、工人也都热情地欢迎和接待这位中外驰名的相声大师。文／王双盛
【马三立在“牛棚”遭受文攻武斗】——马三立别传(36)　　工作队队长老李是位老工人出身的宣传干部，为人和气，政策性强，既耐心倾听揪出马三立的呼声，广泛了解内查外调极为认真只是不明确表态，又对是否把“帽子”重新给他戴上不做结论，只让他上班后继续搞卫生然后“入库”学习文件清理思想。马三立心里清楚，这是在当时形势下所能给予他的最佳礼遇了。　　这种待遇一直维持到“史无前例”。1966年“文革”卷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潮，仓库骤然增加大批新成员，连工作队队长老李也因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送入库来。至此，仓库有了正式名称——“牛棚”(即关押牛鬼蛇神之处)。白天马三立与老李等人一起打扫卫生，到楼上平台打煤砖，他对运动总能把不同身份、不同政治地位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们一下子裹挟到一起，又有了一次深切体会。　　随着运动的发展，文批渐渐转为武斗，团部终日杀声震天夹杂着被触及皮肉者的哭喊呻吟，马三立在“棚”里却能安然无事，也算三生有幸。一来他是“死老虎”，对造反派缺乏刺激和新鲜感，况且从1961年回津就采取的“一问三不知”的犯傻策略，也确实使他无油水可榨，二来平日人缘不错，不少**小将竟显得阶级阵线模糊，对他缺乏刻骨仇恨，或许主要还是觉得他对运动使用价值不大，便任他守火炉。　　当时给他带来麻烦的竟是自己的“同伙”。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牛棚”成员增到三十多人就显得队伍不纯。有的人刚一“入棚”哭天抹泪寻死觅活，日子一长就破罐破摔不肯夹起尾巴做人，每天中午去食堂打饭路过专案组门口时，忘乎所以地昂首阔步有时还哼哼个小曲儿什么的。造反派发现以后极为恼火，不知为什么把老实巴交的马三立叫去训了一顿：“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只准老老实实低头改造，不许乱说乱动，懂吗？否则，**群众砸烂你们的狗头，还要踏上一万只脚——哼，看把你们美的！”马三立被骂个狗血喷头也不敢叫屈，心想大概是自己入“棚”最早资历最老的缘故吧，有责任代人受过转达造反派的指示，回去以后就向“牛友”们告起饶来：“你们哥儿几个再打专案组窗户底下经过，低点儿头行不行？也别哼哼唧唧了，躲开那儿，翻跟头、跳‘铁门坎’外带‘蝎子爬’就地十八滚我也不管，行行好，给句痛快话，行不？”“牛友”们见马三立言辞恳切忍辱负重，也觉得过意不去，都说看在他的面子上以后多注意就是了。其实，他们的放肆举动是无意中的疏忽，艺人们的散漫习惯，谁吃饱了撑的故意惹专案组干什么？给马三立面子不过是艺人嘴巧舌能会说话罢了。　　最大的麻烦还是出在家里。儿子志明在戏曲学校毕业后，改行到曲艺团说了相声，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现行***”也被关进“牛棚”。他血气方刚，不甘于同父亲一起被文批武斗，在团里一个老资格的“胡风分子”的鼓励支持下(给了他5块钱两个窝头)，潜逃了。造反派找不到儿子找老子，星夜提审马三立追问志明下落。马三立正为儿子下落不明着急呢，这回是真的“一问三不知”，于是惹恼了造反派，一个在厨房揭竿而起的姓曹的大师傅觉得忍无可忍，扬手给了马三立一记耳光！马三立有生以来挨过两回打，一次是在火车上挨日本兵的，这次是挨祖国同胞的，当时一怔：“你，你怎么打人？怎么……”姓曹的不依不饶还往前扑，被众人拉开了。不知道还是不知道，马三立被打发回牛棚继续交代。他捂着火辣辣的面颊回来，心里一时很气愤，很难过，等到“牛友”们凑过来询问，他才出了一口长气，又笑了：“得，这回总算尝到了武斗的滋味儿，跟几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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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文革中的故事】（—— 一块板砖）——“江青说：马三立就别提他了，他那个马不是你这个马，他是给封资修当牛作马的马，......”文革初期，相声大师侯宝林就首当其冲地被打成了黑帮了。　　造反派开大会批斗他，只见他身穿黑色长袍被押上批斗台。造反派们喊道：打倒侯宝林！侯宝林一听到口号声立马趴下。造反派头子怒斥道：侯宝林，你放老实点，谁叫你趴下的？侯宝林答：你们不是喊打倒我吗？我都被打倒了，不趴下难道还站着？此言一出引起台上台下一片哄笑。　　造反派头子指责侯宝林破坏批斗会的气氛，便振臂高喊口号：誓死打掉侯宝林的***嚣张气焰！同时他命令：给侯宝林戴高帽！侯宝林马上从长袍中取出一顶纸帽，挺精致的，向造反派们喊道：不用找，不用找，我自己带着呢。侯宝林自己戴上纸帽，那纸帽仅有半尺高，造反派头子说：不行，不行，太低了！你这算什么高帽！侯宝林不慌不忙地说：哦，要高的，好，能高，能高……说着，将头一摇，纸帽子便升高半尺。台下又是一片哄笑，连台上主持批斗的造反派头子也忍不住笑了，批斗会的严峻恐怖气氛一扫而光。造反派头子强忍住笑，说：还低。侯宝林又一摇头，纸帽子又长了半尺。于是整个批斗会场全被笑声淹没了，一场批斗会就此流产。造反派头子只好将批斗改为游街示众，侯宝林一上街道，便改成了跑步。造反派头子喝道：侯宝林，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想往哪里跑？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侯宝林说：我不跑，这么长的街道，什么时候游完啊，你们不是说要看我的态度吗？我这就是表态支持**小将啊。　　侯宝林软中带硬的对抗，使造反派对他的批斗会弄巧成拙，只好罚他去打扫厕所了。　　某日，造反派头子来找关押在牛棚里的侯宝林，对他说：快换上干净衣裳，江青阿姨召见你了。侯宝林说：你是听错了吧？我是在黑帮，江旗手怎么会找我？造反派头子说：快走，快走，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侯宝林来到钓鱼台，江青笑迎侯宝林：侯大师，你来了。侯宝林忙说：不敢当，不敢当，眼下宝林是个在押黑帮。江青说：是红是黑，就全看你走的是哪条道了？你跟l少奇走，当然是黑帮；你跟中央文革小组走，你就成了红帮，不，是青帮，不，是青红帮，不，是**的相声演员。主席还是很喜欢你的。主席说过，侯宝林是个语言学家。侯宝林说：不敢，不敢，我如今是关在牛棚里了，哪里还敢指望宝盖头下能有头猪。　　江青说：宝盖头下能有头猪还不容易，只要你跟我们走的是一条道，你要啥都有。忠不忠，看行动。我仔细想过了，你侯宝林的姓不好，侯，猴头猴脑，尖嘴猴腮，你就是等到猴年马月也成不了气候。你得改姓。改什么呢？我也替你想好了，改姓马，马克思的马，你就是百年之后也才有脸面去见你的老本家。侯宝林说：相声界里已经有了个“马三立”，我就不用凑热闹了，我还是姓侯吧。江青说：马三立就别提他了，他那个马不是你这个马，他是给封资修当牛作马的马，你这个马，是我取的，是马列主义的马。这是两条马路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侯宝林说：可这姓是老祖宗留下的，改不得呀！江青说：现在是文化大**了，还提什么老祖宗的。名都能改了，全国有多少人改名为“学江”、“卫江”、“文革”、“反修”的。姓当然也可以改。当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毛主席转战陕北，为了保密，中央军委化名“昆仑纵队”，毛主席也改姓李，叫李德胜。，毛主席很喜欢这个名字。他的两个女儿也改姓为李，叫李纳和李敏。我原本就姓李，名叫李云鹤，我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李进。你看，改姓有什么不好？好得很！难道你不想姓马，你也想姓李？侯宝林说：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如果实在要改我的姓，请你千万不要将我改姓为钱。江青明知故问：为什么？姓钱挺好的嘛，“赵钱孙李”，在《百家姓》中可是名列第二。侯宝林忙说：不，不，姓钱糟透了，眼下不论是戏剧还是电影几乎所有的坏人都是姓钱。你看，《海港》里的阶级敌人叫钱守维；电影《青松岭》里的漏斗富农叫钱广；电影《春苗》里的反动医生叫钱济仁。我确实不是坏人，我可不想姓钱。　　江青一听，脸都黑了。你这姓侯，我说了这么多好话，你油盐不进就算了，还拐弯抹角来嘲讽老娘，你反了你！于是，侯宝林又打回牛棚。
【贺龙女儿忆侯宝林：文革时因他的相声 批斗会没开成】（一）来源:《人民日报》　　发表时间：我认识侯宝林，说起来是26年以前，那是1983年，那时我的老伴李振军还在**总部任政委。记得那是初冬的一个上午，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来到我家中，外间里老伴正在写字，说“捷生啊，你看来客了！”我出门一看，忙说，这不是侯宝林先生的公子侯耀文吗！老伴定睛看时，也认出了这个常在电视露面的相声演员。让座倒水间隙，侯耀文说是他的父亲侯宝林要他登门，向**部队推荐两名青年演员，并说这两人是他的大弟子，如何优秀等等。此时**文工团刚组建不久，眼下也确实需要说唱艺术演员，文工团也确实在四处选人，此刻，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亲自向我们推荐演员，当然求之不得了。老伴李振军与侯耀文聊了半天，笑着说:“小侯啊，你代表你父亲为部队送人才，我们很高兴啊，可既然是你父亲向我们推荐人，那你说他老人家自己该不该来呢？”我已经听出来，老伴这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故意与年轻人搞点小幽默。二是如果侯宝林真来了，也确实需要当面了解一下被推荐者的详细情况。再说自从我们搬来木樨地居住后，虽然与侯宝林住同一栋楼里，但因为上班时间不同，偶尔点头打个招呼，还真没有面对面交流过呢！作为一名将军，李振军从战争年代就喜爱写诗填词，对吹拉弹唱无所不爱，更喜欢侯宝林的相声，正好趁机会也与大师单独聊聊天嘛！侯耀文一听老伴的话，稍一愣怔，马上说“好的首长，我去请老爷子过来”。送走侯耀文，我和老伴想起关于侯宝林的一些往事。50年代，父亲贺龙就很喜爱侯宝林的演出，曾在一次会议上特别赞扬过侯宝林的相声艺术，说侯宝林是穷苦出身，为大众创造欢笑的人，很难得呀！像这样的人才和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政府要认真地加以保护和推广，要将相声艺术普及开来，真正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没想到就这样一句话，“文革”中给父亲添了保护封资修艺人的罪名。我和老伴正说话间，有人敲门，开门看时，一位身着灰色中山装的笑容可掬的老人站在门前，定睛看时，正是一代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此时侯宝林已经66岁年纪，但谈吐说笑间，你很难看出他是一个早过花甲之年的老人。眉宇间那幽默风趣的笑纹，一下子便把我们拉回了舞台的记忆。嘘寒问暖，言语之中，便说及“文革”往事，侯宝林看着我父亲的照片，感慨良多，他说，你看我这张嘴，那时候给贺龙元帅带来多少麻烦哪，想想真对不住老帅啊！让他为我这样一个说相声的，受了那么多苦，遭了那么多罪。我连忙说，侯先生，都是过去的事了，不提了，那时候你不也是被批来斗去的嘛！说起“文革”，侯宝林确实算是受过大苦的人，但不论多苦，他幽默的品格永远不变，啥时候也不忘为老百姓创造欢乐。谈话间，我笑着向他求证一个民间故事，说“文革”有一次造反派要批斗他，结果会是开了，却因为他一到场，开会的人尽说他的相声如何如何了，偏离了会议主题，批斗会没开成，末了他却顺口来了一句:“等了半天，这不白等了嘛！”结果主持会的哭笑不得，群众却满场大笑。侯宝林听完关于他的这段往事笑了，他说:“这叫旧习难改啊，咱一辈子替老百姓解闷逗乐子，一不小心就忘了那叫啥场子了！”
【侯宝林笑闹批斗会】《农村新报》讯 文革”伊始，侯宝林被打成黑帮。一天，他穿着黑色长袍，被押上批斗台。“造反派”喊：“打倒侯宝林……”侯宝林闻声趴下。“造反派”斥问：“谁叫你趴下的？”侯宝林答：“你们不是喊打倒我吗？我不打就倒，响应你们呀。”此言引起台下一片哄笑。“造反派”说侯宝林破坏批斗会，大喊口号：“打掉侯宝林的嚣张气焰！”并命令给他戴高帽。侯宝林马上从长袍中取出一顶精致的纸帽，对“造反派”说：“不用找，不用找，我自己带着呢。”说完，便戴上纸帽。那纸帽仅有半尺高，“造反派”说：“太低，这算什么高帽。”侯宝林谦恭地说：“能高，能高———”说着，将头一摇，纸帽子便升高半尺，台下又是哄笑，连台上参加批斗的人也忍不住笑了。主持批斗会的人强忍住笑，说还是低了，侯宝林又一摇头，纸帽子又长高半尺。整个批斗会场爆发出一阵阵笑声。“造反派”急呼口号，企图扭转气氛，结果高音喇叭中的口号声孤零零地响着，却没人附和。台上再说什么，都被笑声淹没了，一场批斗会就此流产。（摘自《书刊报·参考》）
【侯宝林在五七干校】 在五七干校时，薛宝琨回忆给侯宝林理发时的情景： 这是个礼拜天，人们都在洗洗涮涮，本来有几位老友是该理发的，但一见我的“劣技”便都落荒而逃了。这时，侯宝林已洗过头，他把板凳往我跟前一放，说：“来！”并告诉我推子要一推到底，不齐不要紧还可以来二遍，又说：“当年说相声的留分头我是第一个，相声演员穿西装我也是最早的。现在叫返璞归真，我这个和尚就由你剃度了，咱俩应该记住这个日子。”头很快就推好了，还真是：“虽然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最后他开玩笑说：“现在你只可做男活儿，女活儿你千万别揽。”我问他为什么，侯宝林说：“你看你那只手不是扶持而是搂抱着人家，谁受得了呀？在五七干校，一次大约是初秋，我和他还有马连登先生一起去捣粪，不料马老从高高的粪堆上跌落下来掉进水里，我们开始是大吃一惊，但当看到马老不顾衣湿登上岸又捣粪不辍时，我与侯宝林都迸发了哈哈大笑声。我们一是笑他的落汤鸡样，二是笑他竟不曾想到回去换衣服的“五七”精神。就在我陪马老从宿舍归来时，见到侯正专心致志地蹲在地上盯视着粪堆。并神秘地让我们蹑手蹑脚地走近，并示意我们不要打扰他。原来他是在观察一只屎克螂是如何把一颗粪球儿用它的双爪推走。其神采飞扬的兴奋状态，恰与当年从舞台上走下来相同。在夏收的一次场上，大概他正值午班，有两只公鸡为一群母鸡争食厮打了起来，看样子侯宝林是为败者抱打不平，开始是把鞋子丢了过去，继而是用砖头砍，最后——当我路过场上时，他正在频频地追，并口中念念有词地说：“我让你欺侮人！”“死老虎”与“活老虎”也是相互游移随时转化的。一般说来，“历史”问题属“死老虎”，“现行”问题为“活老虎”，但也可以“拓化”成“定案”或“认罪”的为“死老虎”，“悬案”与“不服”的属“活老虎”。一般“死老虎” 仅仅是参加“陪斗“。由是，“右派”和一切“黑字号”人物也已悟到了“活”不如“死”、“晚死”不如“早死”，不是说“彻底消灭便彻底舒服”了吗！因之，在侯宝林周围，从上到下争当“死虎”便几乎成为黑帮们一时的普遍心理。比如那位“三八式”的总团副团长，当有人揭在盥洗时说：“衣服的领子袖子特别爱脏”，并且质问他是否有影射领袖之意时，这位团长索性承认是，同时还“挖”到他地主出身的阶级根源。这样便省去了许多皮肉之苦与批判之赘。于是，当有人揭发到侯宝林在一九五八年下放时，曾对一段路灯较少、灯泡不亮说过路灯也被“精简下放”的怪话，侯宝林就不仅承认是对“下放”政策的不满，甚至还是对“三面红旗”的攻击。“上纲上线”把一切推向了极致，“对立”反而消逝了。侯宝林确实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死老虎”。 “死老虎”才是自由的，“方死方生”么！侯宝林从“牛棚”放出交团管理之后，只有两宗事要做：一是“陪斗”、一是“劳改”，都是“大松心”的活儿了。麦收之后经拖拉机翻整的土地就要变做稻田了。水已经放满，需用一方极长极粗的木头将泥土拉平。这原是机器干的活儿。但为了综合利用“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的改造良机，上级决定由我们拉地，十几二十多人长蛇排开，班长吹哨协调节奏。但不知怎么搞的，节奏就是无法协调。木杠歪歪斜斜，人也时而落水，眼看任务难以完成。这时侯宝林跳了出来唱起号子，大家开始一惊，这不是侯宝林吗？他的声音那么嘹亮，几百亩稻地无遮无盖无不盈贯；他的音色那优美，高可遏云、低逐流水，似乎比昔日任何演出都更动听；他的韵律那么自由和富有张力，仿佛不是这般人力的总和而是它们的乘积，这声音也一吐人们积蓄已久的郁气。接着，在附近干活儿的农工师傅和他们的家属也赶来了，站在堤头上陶醉地听着、欣赏着，并要求侯宝林干脆放下手里的活：“这比你干活贡献还大！”还说：“花多少钱也买不到这种票。”而侯宝林也豁出去了，居然忘乎所以，满宫满调地站在堤头尽头。幸好干活儿的人里无一“左派”。 但这天晚上还是开了他的批判会。有批他“再次放毒”、“气焰嚣张”的，也有说他“逃避劳动”、“拒绝改造”的，还有上纲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平整了稻地——“打着红旗”也；颠倒了改造与被改造者的关系，瓦解了师傅们的斗志——“反红旗”也。
【相声大师刘宝瑞“清队”后离奇死亡】（一）　来源：《北京青年报》1915年生于北京。自幼家境贫寒，曾向崇寿峰学艺，十三岁拜张寿臣为师，学说相声。十四岁赴天津，与马三立、赵佩茹、李洁尘等在南市联兴茶社相声大会演出，并在广播电台播音，开始崭露头角。1940年从济南回北京，在启明茶社相声大会演出，声誉鹊起。后去南京、上海等地演出，被誉为“单口大王”。四十年代末，赴香港演出，首先把相声艺术介绍给予港澳观众。　　　　 解放初期，他回到北京，参加中国曲艺团，后调到中国广播说唱团，担任艺术指导。　　　　　　他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业务，勇于探索，擅于借鉴吸收独角戏、评话、电影、戏剧等姐妹艺术的优点，大胆革新创造，形成了声、容、情、神兼备的独特艺术风格。刘宝瑞的代表作之一、单口相声《连升三级》被选进中学语文课本，同时被译为英、法、日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1968年刘先生在北京病故。　　　　　　那个该对刘宝瑞之死负直接责任的人，也死了，死前总是梦到刘宝瑞。该是他自知欠了一笔生死债，内心惴惴，夜有所梦吧。真是报应。　　　　　　从京广线一个名叫窦店的小站下车，东行，经冠名琉璃河的一个厂子（水泥厂？记不清了），就到路村。步行一个多钟头的路。　　　　　　1968年9月，我随广播局专政队全体转移到路村，到了那里，才发现已有大批人马先到，尽是熟人，原来他们虽然没进专政队，早已在广播局各部门各单位的“清（理阶级）队（伍）”中立案审查，都是“未决犯”。　　　　　　被“清理”出“阶级队伍”的队伍越来越大。重新编队，我们原先的专政队就打乱了，我不知怎么跟科研所的朋友们分到一块儿去了。　　　　　　有一天，从田间回来，一进村就解散，正往我住的院子走，又过来一支下工的队伍，走在最后的是刘宝瑞，脸色灰白，指着前胸对我说：“心口疼，实在干不动了，你给我说说。”他用期待的近似乞求的眼光看着我，没等我回话，就赶队去了。他佝偻着背，艰难地蹒跚走着。　　　　　　我定在那里，想怎么办。刘宝瑞不顾“不许串连”的纪律找我说话，一是实在忍不住了，二是信任我，从1960年相识，有一阵成天一起整理老相声，至今也八九年了；在1968年这一届专政队，我当队长，劳动，生活，明里暗里有些照应，都是心照不宣的。　　　　　　但到路村，我不是队长了，又不在一个班里，我怎么替他说话？我是跟他一样的专政对象啊，还时时得提防有人打你的小报告。　　　　　　想来想去，晚饭的时候我找到王决（注释1），他跟刘宝瑞比我还熟。他不会视刘宝瑞为偷奸耍滑，更不会说他装病……我说，看宝瑞那样儿，得让他歇歇工了。王决跟他在一个班里，也许能不露痕迹地向谁提醒一下。　　　　　　夜里下起雨，天亮也没停，这样的天气照例是学习，想到刘宝瑞跟大伙儿一样不用出工，我心里也踏实了一点。说不定我们求情没用，老天爷才管用。　　　　　　出屋洗漱，发现刘宝瑞他们那间房子情况异常，小小骚动，却是无声的骚动。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告知“不许乱说乱动”的，平时便缄口不言，彼此不过话不打招呼。这个早晨，不但他们班里的人板着面孔，还有铁青着脸的“干部”出入。发生什么事情了？　　　　　　早饭场上仍然鸦雀无声。但从别的班的嘁嘁喳喳里，模糊地听说刘宝瑞死了，——并且说是吃安眠药自杀的。　　　　　　自杀，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了。他为什么出此下策？要么是看不到前途，一死了之；但也许就是因为“心口疼”，又还得下地干活，难以忍受病痛之苦，自求解脱……
我仿佛又看到他那双凄楚的，绝望中残存着一线期求的眼光。像针扎着我的心。　　　　　　我辜负了他的信任。昨天我本该立马找到他们的班组长，或是他们原单位的“干部”，直截了当地建议，让刘宝瑞休息，不能再带病劳动；受审查归受审查，看病归看病，“发扬**的人道主义”！但我没有这样做。竟是因为自觉被专政的身份！　　　　　　这想法翻来覆去折磨着我。学习文件的时候一直神不守舍。　　　　　　忽然通知我出去干活，班里只叫我一个，带上铁锨！　　　　　　　　走过一片泥泞，到了生产队一块地边，原就低洼没种什么的地方，叫我们四个人赶在午前挖出一个坑来。　　　　　　我看看王决，看看张品兴，大家就都一声不响地挖起来。只有下雨的声音，铁锨吃进土里的声音，带着泥水甩土的声音。　　　　　　雨水顺着衣领流过脊梁。一边出热汗，一边脊梁发凉。　　　　　　任谁都没说什么。　　　　　　下午雨还没停。我们四个人又来这里。　　　　　　这坟坑朝村子一面，已经用淡蓝的塑料布围起半边屏障。　　　　　　我们没有什么活儿了，修修补补，拖泥带水的也做不出什么样儿来。似乎只等把刘宝瑞的遗体抬下来葬了。　　　　　　等到下午四点钟。远远听见有一两声汽车鸣笛。广播局保卫处的老处长一行陪着一位客人来到。刘宝瑞的尸体也适时地抬来。那位客人是法医。人群簇拥着他麻利脆快地在蓝塑料障子里做了一套解剖动作，我们自然只能远远地望望，转过脸去，做出漠不关心的样子。　　　　　　随后刘宝瑞入穴，劈里啪啦往他身上盖土，我内心总以为刘宝瑞会有知觉，土撂在他身上圪圪楞楞，不说打疼也会极不自在；但理智告诉我他不会感到什么了，现在这一切所要折磨的是我们。　　　　　　等到泥土盖住刘宝瑞的尸体，看不见了，我们连忙加快节奏，好赶快从这次受罪的劳役中逃离。完全没顾上那边保卫处长、法医和其他“干部”们在谈些什么。　　　　　　在滤去了当时的雨水、仓惶、愤懑、恐惧、歉疚、恶心多种感觉以后，我记得我们看到一个瓶里装着一个脏器，那是刘宝瑞的胃，法医指出这个胃上有个穿孔，刘宝瑞系因胃穿孔致死，胃里没有食物也没有药物的残迹。　　　　　　法医又被人们簇拥着，到村边上车走了。　　　　　　这里，保卫处的老处长见我们已把坟坑填平，痴痴地等候着新的指令，就过来安抚地说：“没事了，你们回去吧”，然后又正色警告：“今天在这里看到的，听到的，不许说出去！”我们看到了、听到了什么？　　
【相声大师刘宝瑞“清队”后离奇死亡】（二）　　　　刘宝瑞死而不能复活了，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吗？　　　　　　当时，我回到自己的班里，果然没人问什么。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科研所的朋友对刘宝瑞不像我那么熟，何况“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条保密原则，用在专政对象身上，分量更须加码。　　　　　　1968年10月下旬，集中在路村的审查对象陆续撤去，最后我们这支专政队也“原建制”返城，只少了刘宝瑞。他留在路村了。　　　　　　“文革”结束以后，我离开了广播局。我不知道那里人们怎样议论刘宝瑞之死。　　　　　　三十三年过去了。不但刘宝瑞已缄默三十三年，当时主持处理善后的保卫处长也去世了，跟我一起参加挖坑下葬的，王决不在了，健在的只剩张品兴，我，还有一个人，当时印象不深，姓名失记。
【相声大师刘宝瑞“清队”后离奇死亡】（三）　　　　我尊敬的丁一岚（邓拓夫人）那年也跟着专政队在路村。她去世前不久，在电话里还对我说起刘宝瑞之死，她记得张纪明在通铺上跟刘宝瑞紧挨着，他是刘宝瑞那最后一夜的权威证明人。　　　　　　我所尊敬的张纪明，1958年莫须有的“温邹张反党集团”中那个“张”，我原想就刘宝瑞的最后一夜找他问问，后来又想，老人已年近九旬，别再打搅他了。　　　　　　另一位我所尊敬的老人陈庚，原广播文工团的领导，当时也跟专政队一起在路村。他前年告诉我，那个该对刘宝瑞之死负直接责任的人（他没说此人名字），也死了，死前总是梦到刘宝瑞。该是他自知欠了一笔生死债，内心惴惴，夜有所梦吧。真是报应。　　　　　　注释（1）：王决，资深曲艺作家及研究家，“文革”前和“文革”结束后都在中央电台文艺部曲艺组，已故。早年参与过广播说唱团的创建，与曲艺演员们有良好的工作关系和友谊　　《路村，刘宝瑞之死》补记-邵燕祥我的回忆文字《路村·刘宝瑞之死》刊出后，接到广播局老同事徐衡兄来电来信，以他的记忆相告。原来，1968年秋，他也是作为专政对象在路村参加秋收劳动，几十个人住一屋，分成两排睡地铺，他正跟刘宝瑞头对头。　　徐衡提到，路村有六七百亩地，秋收时节天天白日在地里干活，晚上就在场上“剥棒子（玉米）”。这我记得。当时广播局来人有四五百，围坐一大圈儿，那圈有小足球场大。　　他说起刘宝瑞猝死之前那个晚上，在“剥棒子”现场发生的事情。我却全无所知——我搜索记忆，如果目击过这样伤心惨目的场景是不会遗忘的——也许因为人多，嘈杂，心无旁骛地干活，从不“乱说乱动”，进而一切不闻不问，这才什么动静都没往心里去。　　徐衡是这样记述的：　　这天，那个管我们黑帮队的郭XX忽然发现，就属刘宝瑞剥的棒子少。于是大声斥责之后，他就喊刘宝瑞站起来，又找来个大粪箕子，装满玉米，直到起了尖，让刘宝瑞背上，围着四五百人的大圈跑。那个专政的执行者，紧跟在后边，像赶驴一样，不断吆喝：“快跑，快点！再快点！还得快！”　　每当刘宝瑞从我身后过一回，就总先听见他“哼哧！哼哧”大喘气，随后，就是那个专政执行者的吆喝声，盖过了刘宝瑞的哼哧声……那时候，见专政的人也跟着来了，人们都赶紧干活。我心里虽然不是滋味，也顾不得体会刘宝瑞是啥心情了。　　徐衡说，平常，天天晚上干完活回屋，刘宝瑞总是先拿上小搪瓷缸，艰难地一步一步挪到院里开水桶接水，再蹭回来打开几个小药瓶，倒出几粒来，就水吃下去。然后吃力地拉开褥子，慢慢躺下，用夹被盖上，赶紧闭目养神。徐衡见他苍白的脸上，鼻翼不住颤动，费力地喘气。刘宝瑞说过，他血压高，有心脏病，吃的主要是治心脏病的药，还有肠胃也不大好，近来气喘又厉害了。　　这天晚上收了工，回到住处，徐衡见刘宝瑞已经瘫在铺位上，拿起那个小搪瓷缸，伸着颤抖的手，有气无力地哀求：“徐衡啊！你给我倒碗水吧！”　　这天夜时城，听刘宝瑞像往常一样呻吟，声音时大时小，声调却拖得很长很长。熄灯后，夜深人静，哼哼声显得更大了。全屋的人都不做声。徐衡也终于在这呻吟声中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哨吹响了，大家都麻利地穿好衣服洗漱，见刘宝瑞一动不动，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停止呼吸了。　　我那篇回忆文字还只叙述了刘宝瑞黄昏收工回来的劳累病痛，如果没有徐衡所述的当晚这场折磨他是不是还能多活几天？——谁知道？　　刘宝瑞有病不得疗救，又加上超过他体力负荷的劳动，还有如上的身心双重摧残，不死才是奇迹。而在他死后，有关方面即使找人进行尸检，也只是为了推卸（至少是）管理的责任罢了。　　现在人们回过头来，称刘宝瑞为“单口相声大王（或大师）”了，而在1968年，还不是一介专政对象，可以随便用手指捻死的蚂蚁？谁管他怎么死的，死了从专政队花名册上把名字勾掉就是了。
【白全福被撵出艺坛，到一个设备厂看大门】白全福在 “文革”十年浩劫期间，他被撵出艺坛，到一个设备厂看大门，精神上的折磨，使白全福神经失调，成了半身不遂，嘴歪了，耳也聋了。“四人帮”垮台后，白全福以惊人的毅力重返舞台，表现出较高的艺术素养。白老不容易啊,听说文革时没少挨打,但就是没揭发过别人,没有整过别人，这在相声界不易。文革后，“四人帮”垮台后,白全福终于以惊人的毅力重返相声舞台。
【常宝华下放当搬运工】“文化大**”开始后不久，常宝华受到冲击，被分配到“天津机床厂”当了四年的搬运工人。尽管日子清苦，但四年中的经历也为他日后的艺术创作和事业的另一高峰奠定了基础。
【文革中的李金斗】日，文革中的李金斗因受外公是地主的影响而受到批斗，不得不离开北京，先后到京郊的南口农场、团河农场、天堂河农场接受艰苦的劳动改造。4个多月后，他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但此时，因受到外公是地主出身的影响，他被打入了“另类”。曲艺团领导对他说：“今后你必须改行，绝对不能让你再上台说相声了！”1971年中秋节，在养母张罗下，23岁的李金斗与同事、单弦演员张蕴华喜结连理。李金斗决定和妻子一起照顾好养母。然而，1972年3月的一天，赵贵荣忽然被查出患了胃癌。听到这个消息，李金斗只觉得自己的天空彻底坍塌了。此后几年，为挽救养母，他四处求医。1976年底，文革以来第一次全国曲艺调演举办了，但他这个“挖防空洞的人”没有参演资格。他于是终日埋头苦干，让极度的肉体疲劳麻木自己的灵魂，他终于痛下了改行的决心。他认识了“全聚德”烤鸭店的厨师，就跟他学起了厨艺。这意味着他将从此远离相声事业，那份揪心的疼痛让他夜不能寐。但更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养母的绝症需要精心调理静养，他决定潜心钻研做菜手艺。李金斗先从配菜练起，再就是颠勺，不久，“熘肝尖”、“爆肚丝”。赵贵荣手术后，在李金斗的精心照顾和良好厨艺调理下，此后10多年里，病情没有复发。然而，1985年初秋，赵贵荣的病突然复发了，吐了很多鲜血。在医院输血时，医院血浆告急，O型血的李金斗立即伸出双手，请求医生抽他的血……这救命的400毫升鲜血输入后，赵贵荣再次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此后，李金斗不分昼夜守在养母病床前护理她。曲艺团的同事陈涌泉忽然找到他，请他参加“首届中青年演员调演”。这个消息太突然了，让李金斗欣喜若狂，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参加这次盛会！李金斗当时已经38岁，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失去这次机会了。 李金斗手头这个需要修改的段子，就是后来多次参赛获奖的相声脚本《武松打虎》。李金斗一边照顾母亲，一边修改本子。陈涌泉则经常跑到医院来，与他一起研究和修改。经过他们精心细致的二度创作，一部全新的《武松打虎》出笼了。为了儿子顺利演出，赵贵荣强行出院了。她的胃因手术切除，必须少食多餐。为了照看养母，李金斗就让陈涌泉到他家里排练。1986年春，《武松打虎》如期参加了曲艺调演，并分别获得了“全国首届电视相声邀请赛”一等奖和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新曲目大奖赛”一等奖。此后，他与搭档陈涌泉经常参加各类演出、电视转播、广播录音等，他们后来合说的《闯三关》、《怕字当头》、《小胖墩》、《一鸣惊人》等也产生了极大反响。李金斗从此走出了事业低谷。
【文革中杨少华“胆大包天”给工宣队提“意见”】现在许多观众都以为杨少华是一个专职“捧哏”的相声演员，只知道他给马志明、赵伟洲、杨议等人“捧哏”，而不知道其在“文革”前也是一位功力深厚的专业“逗哏”演员。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供职于天津市南开区曲艺团，给他“捧哏”的是马志存。那时候，大众传播媒体还不发达，听相声都得去剧场。当时，是每天下午一点半开场，晚十点散场，中间不休息。观众随时可以进、出，计时收费，十分钟二分钱。这种场合，完全看演员的功力了，如果你一上场观众就拂袖而去，后面的演员就不好演了。那时候的杨少华，靠自己的传统功底和舞台上的机敏，已成为该团的中流砥柱，很多观众愿意看他。在相声圈中，他也是一个乐天派，经常以超乎寻常的“犯嘎”，在相声演员中抖响“包袱儿”。可好景不长，在他34岁那年，一场浩劫降临。“文革”中剥夺了他们上台的资格，他和该团的于宝林、冯宝华、魏文亮、田立禾、马志存等人集体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而且还得随时接受“工宣队”领导的训话和教育。他们太压抑了，即便是相声演员们单独在一起也少有笑声。可杨少华不然，他可以在任何场合犯嘎，并时常显出“专业”水准。　　记得在一次全团大会上，工宣队领导“身先士卒”，非让大家给他们提意见。当时每个演员都心惊肉跳，谁敢给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找毛病呢？可是工宣队太“诚恳”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难道就没有缺点吗？”他逼着让大家提意见。会场安静极了，空气都快凝固啦。这时，杨少华率先打破僵局，忽地站起来，理直气壮，大声地说:“我给你提意见，你们工宣队太不像话啦！”他语出惊人，敢说工宣队不像话，太厉害了！在当时，团内所有的当权者全“靠边”了，工宣队是最高权威的领导机构，他们一句话就能把演员打成现行***。杨少华疯了吗？在场的全体演员都愣了，工宣队一听这话也傻了，心想：“我们怎么不像话啦？”这时，杨少华煞有介事地掏出手绢抹流泪，说：“你们工宣队不像话呀，这么没日没夜地干，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这身体不是你们自己的，是**的本钱呀……”　　有这么拍马屁的吗？！他煞有介事地哭，可一滴泪都没有。工宣队领导这才明白他犯嘎，可人家这是表扬你，所以他急不得，也美不得，太难受了。　　这时在座的相声演员全都忍不住了，捂着嘴儿地乐，虽然不敢笑出声，但这种发自内心的笑，太痛快了！
马三立是因为什么被错划为右派的?作者：倪锺之　　马三立自1953年参加天津广播电台曲艺团后，积极排演、推广新相声， 除演出何迟创作的《孕妇调查表》、《买猴儿》、《开会迷》、《十点钟开始》外，还演出了陈洪凯创作的《公费医疗》、《死里逃生》等，与张庆森合说的《开会迷》还被1956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贺岁片《恭贺新禧》收入。马三立一贯响应党的号召，参加赴朝慰问团，积极上演新节目，为什么被打成“右派”呢？社会上传闻中说是因为他说了何迟的《买猴儿》受到了株连。何迟因写《买猴儿》被打成“右派”，马三立因说《买猴儿》也被打成“右派”。连他的子女在回忆录中也是这样写的(如马景雯、张宝明著《我和爸爸马三立》)。但经事人王济(当时为天津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生前几次声明说不对。后来他回忆说：“多年来也形成了一种误解。不少人以为马三立之所以被错划右派，是因为他说了《买猴儿》。对这一点应当予以澄清。相声《买猴儿》从来没有被判定为“毒草”马三立究竟为什么被错划，说来可笑，在为他落实政策予以平反时，似乎也根本提不出有哪些还可以算得上是‘罪名’的条条来进行‘推翻’。”(见《王济曲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那究竟是为什么被错划“右派”呢？　　 何迟创作相声《买猴儿》是1953年，经马三立修改后演出并在电台播放，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1954年11月在《北京日报》首次发表，随后被多种报刊转载，并出版了单行本。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刘宝瑞、郭全宝也曾演播。当时收到许多听众来信，提出不同意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几度停播、复播、《剧本》月刊1955年3月号又以“相声剧”的形式发表，同期还发表了另一讽刺剧《开会忙》及前一期发表的《葡萄烂了》，也引起不同看法。为此三剧，《剧本》月刊曾召开了“关于讽刺剧”的专题座谈会(日)，该刊5月号发表了座谈会“纪要”。以后又陆续发表几篇讨论文章，其中肯定与否定意见都有，当时并没有得出结论。1956年1月中国曲艺研究会在全国短篇优秀曲艺作品评奖中，评委们对《买猴儿》又发生不同意见的争执，最后采取了折中的办法评为二等奖: 同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对这个作品再次发生激烈的争论。为此《文艺报》开辟专栏对相声《买猴儿》进行讨论，因为这次是对相声《买猴儿》的专题讨论，意见更为集中，最初争论比较激烈，后来肯定意见越来越多。虽然还是没有结论，但最后是以何迟的《我怎样写并认识&买猴儿&》一文作结束，多少带有肯定的意味。倒是何迟被打成“右派”以后，在批判何迟时，有人曾称其是污蔑、攻击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那种背景下的批判就不足为据了。但到1962年2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座谈会的讲话中，还专门谈及相声《买猴儿》。他说：“《买猴儿》讽刺官僚主义，可以演。为什么不演了？”可见《买猴儿》始终没有定为“毒草”，马三立被错划“右派”并不是因为说了何迟的相声《买猴儿》。　　 那么，马三立究竟是为什么被错划为“右派”的呢，这成了多年谁也说不清楚的一笔糊涂账。直到他病危，临逝世的前一天，天津市文化局把我找去起草对他的悼词时，人事部门抱出厚厚的几本他的档案来，我在仔细查阅时才发现：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不但不是因为他说了相声《买猴儿》，也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所谓“右派言论”，而是在全国“反右派”高潮已经过去，他在自己向党“交心”的材料上，向党交待自己在解放初期对共产党曾有过不正确的看法，这份材料几经转抄，层层“提高”，就变成他反对共产党的言论，由此而被补划为“右派分子”的。按说此事马老本人应该是知道的，因为在档案里有马老的签字，为什么他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可能是马老有其难言之隐，如当时单位划“右派”是有指标的；或认为自己为谁作了“替罪羊”；或许马老认为即便是向党“交心”所说的话，也属于自己的错误思想，是应该受到处分的；或许还有其他另外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文革”后为马老的“右派”彻底平反，他已是七十岁的高龄，仍被吸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求的愿望，这不正是对这一切问题的最好说明吗？(摘自《曲艺》2010年第9期 责任编辑/ 刘红英)
【范振钰蹬三轮】范振钰在“文革”十年动乱期间,被下放到天津纸制品厂蹬三轮。“四人帮”垮台后重返舞台。
【文革期间高英培被批斗停发工资】“文革”十年动乱中高英培被批斗，停发了工资。被下放到天津纸制品厂与范振钰一起蹬三轮。此时，在高英培的身边除了有他前妻留下的四个孩子，还有乔凤楼生下的四个孩子。重担全部压在乔凤楼的肩上。乔凤楼对此没有一句抱怨，对待哪一个孩子都象亲生的一样疼爱，对此高英培非常感激。一有机会也总是想着报答。乔凤楼身体不好。在家中，高英培作了个不成文的规定：谁也不允许惹老伴生气。现在，8个孩子都已独立工作，有的在本市，有的在外地。过年过节时儿女们都不忘捎点地方特产来孝敬两位老人。 高英培感慨地说，“这么多年，把孩子们一个个都抚养成人又送出去独立生活，不容易啊。我对她哪怕有一点不好，都说不过去。”
【李伯祥当上了水暖工】　　文革期间，李伯祥被安徽合肥曲艺团辞退，他又再次回到了天津，成为了河东区房建二队的一名临时工，他先后当过绘图工、水暖工。李伯祥说：“当时我特别郁闷，一个相声演员没有相声说，是非常痛苦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单位领导了解到李伯祥是一名相声演员，为了照顾他，队里经常让他去河东文化馆说相声。李伯祥说，那段经历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的，直到现在他依然非常感谢同事和领导对自己的照顾。文革结束以后，天津市曲艺团急需经验丰富的相声演员教授年轻学员，团里找到了郭荣起老先生。郭荣起老先生说，自己已经上了年纪不太合适教学了，并向曲艺团推荐了李伯祥。就这样，李伯祥走上了讲台，同时杜国芝也来到团里作陪教。
谢楼主。。。确实有一些没听说过的！长知识了
长知识了谢谢lz
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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