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血红色的贞节牌坊
　　第十六章：血红色的贞节牌坊
余天云不服，仍然在刘伯承面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刘伯承大怒……战争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事，原本就应当让女人走开。因为，战场上的女人会让男人变得更丑陋，更疯狂……“人民政府不管张主席的黑兵”
　　1、谁逼死了余天云军长
　　在当时两军交恶的情况下，我还是做了一件在很多年后足堪自慰的事情。
　　我帮了朱德的警卫排长白全宗一个大忙。
　　就在总部翻过雪山，向道孚进发的途中，我看见了由红军士兵押送着的“犯人队”，白全宗也在这支队伍里。
　　他头发老长，乱蓬蓬的，双手也和其他犯人一样被反捆着。而且肯定是由于精神上的压抑与伙食太糟糕显得身体十分憔悴。
　　白全宗也看见我了，他并没有求我帮助，可是，我却于心不忍，我们都是同行，白全宗遭难，不是他本身的原因，而是为他的首长受累。我是个行武之人，怜弱之心还有一点。
　　宿营时，我到任后勤部经理处处长的熊国炳那里悄悄弄了几斤炒青稞，两大块掉肉干巴，用干粮袋装了，然后到“犯人队”里给了白全宗。我还给押解“犯人队”的一保卫局的连长打招呼，让他行军时解下了白全宗的棕绳。
　　恢复了自由的朱德和刘伯承分别被张主席委以“重任”，朱德任野菜委员会的主任，他的任务是整天带领这个委员会的二十几名同志去到漫山遍野的野草树林中发现一些可吃的种类，先试吃，证明无毒，再推广到全军。
　　刘伯承则被派到何畏任校长的彭杨军政学校去主持军事教学。
　　红军总部滞留道孚期间，华丽壮观，房多院大的灵雀寺，即成了彭杨军政学校和中央党校的所在地。那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是刘希平，任党委书记的是康克清，教务长是黄火清。
　　本来，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与朱德总司令一样，在4方面军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大家都知道他过去是川军中的著名将领，后来又是在苏联陆军大学读完全部课程后毕业的惟一的中共高级军官，无论学识、资历、级别和经验都令红军各级指挥员们佩服。
　　但是，张主席的一些亲信军官知道现在的刘伯承虽然名义上是红军总参谋长，实际上却是“反张派”，是作为张主席的阶下之囚来这里服“劳役”的。他们对刘伯承心存疥蒂，于是在刘伯承教学的时候，便故意与他为难。
　　彭杨军政学校那时大约有三四百名学员，都是4方面军中的师团营级干部，也有少数军级指挥员，31军军长余天云，在打下寿灵寺后，也奉召到学校受训。
　　在学员中，他年龄小，职务高，聪敏倔强，作战勇敢，深受张主席器重。他当上一军之长时，才刚刚满20岁。少年得志，目不识丁，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听的恭维话多了，也就染上了一些骄横霸道的作风，而且军阀作风十分严重，1934年5月，在德胜山，余天云军长要常毅（建国后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干部部部长，副军职）和他赛马，余的15、6岁的小马夫未将马鞍勒紧，余上马后摔了下来，余拔出手枪，当即将小马夫毙了。
　　对政治上“不可靠”的刘伯承，余天云自然不会放在眼里。他入校后，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军事学术争鸣，倒也罢了，更多的则是出于个人意气和政治背景。
　　一次上课时，他又与刘伯承当面顶撞起来。
　　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碍于军规校纪，出面制止，余天云不服，仍然在刘伯承面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刘伯承大怒，表示，不处分余天云这样的学生，他决不再上课。
　　余天云恼羞成怒，蓦地拔出手枪，对准刘伯承便要开火，幸被其他学员上前拉住。
　　何畏见余天云闹得太过分了，喝令卫兵下了余天云的枪。
　　张主席得报后赶到学校，对于余天云这种目无上级，狂妄自大的行为，他也不便公开袒护，便来了个“挥泪斩马谡”，将余天云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通，命令他当众向刘伯承道歉，然后关进禁闭室反省，对刘伯承，则好言慰勉了一番。
　　而余天云则把这种处理当做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从禁闭室出来后，他一改往日个性，郁郁不乐，碰见刘伯承，则怒目相视。
　　没过几天，军校随总部转移。余天云因仍处在禁闭期间，和其他违纪士兵扛着粮袋行军。路经大金川激流之上的悬桥时，他突然冲出队列，跳进悬崖下的激流中自杀身亡。
　　对这一重大事件，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主席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他多次在会上说到：“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相反，红军高级干部应从中汲取教训，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
　　余天云有个堂弟叫余天生，192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担任过桂林军分区副司令。日接受电视台记才采访时，为余天云抱屈，认为余是因为战功显赫，所以被人嫉妒，受张国焘打击迫害，撤去军长职务。1945年在延安七大上才被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
　　余天云自杀事件并没有就此结束。22年后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主要领导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对刘伯承主持的军队学院工作表示了明显的不满，严厉批评道：“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又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毛说的“他们”，就是“刘伯承们”。
　　最后，毛意犹未尽，言辞尖厉地对刘伯承作了一些十分不公允的评价。
　　毛主席把眼睛盯住了建国后一直埋头于军事教学上的刘伯承，是有缘由的。有人曾向他打小报告：“军队再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
有人更是故作惊人之语：“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这些话，对于已渐生武断作风，行将登上神坛的毛而言，不能不在心中引起高度警觉。
　　这场反军事教条主义运动的结果，是揪出了以萧克、李达、郭天民为首的一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集团”。他们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大校忍无可忍，据理力争，发言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连轰带扭，赶出会场，关押起来。后开除军籍。下放常州劳改。到“文革”时期，又把坚持不承认错误的蔡铁根押上刑场公开枪毙。而年近古稀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则成了这个“反党宗派集团”的后台，颤颤微微地被人搀扶到怀仁堂的讲台前，当着毛主席和1000多张军人神情严峻的脸膛沉痛宣读自己的深刻检讨，为了减轻萧克、李达、郭天民等人的罪过，违着良心尽量把屎盆子往自己脑门上扣。
　　毛主席对刘伯承态度明朗，林彪等人也赶紧发言表态，来了个墙倒众人推。
　　而最令刘伯承难受的是彭德怀的发言。彭德怀一如他平时的为人，直来直去，不留面子。他声色俱厉地说道：“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也有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口中被逼死的“革命同志”，指的就是余天云。
　　从此后，刘伯承数十载兵戎生涯遂告结束，一代战神马放南山。
　　仅仅隔了一年，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刘伯承看到厄运又降临到了彭德怀头上，而且结果比他还惨。
　　1975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时，“刘伯承遗言”在北京官场坊间不翼而飞，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巳经在病床上度过了许多个年头的刘伯承说：“我死之后，只要一个人为我主持追悼会，那就是老邓！”
　　当时也有不少人认为是人民敬仰“刘邓”的威名，希望寄神机妙算的刘帅之口，来表达自己对再次打倒邓小平的强烈不满，以及只有邓小平才能救中国的意愿。
　　但是，据后来公开的资料看，这则消息并不是政治谣言。日本学者竹内实撰文写到：“刘伯承对前去看望他的华国锋说：‘我死之后只向中央提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决不进八宝山，让我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
　　2、红军中的四川女人
　　总部机关加上直属纵队约有7000多人，而妇女独立师就占了2000多。她们中至少有9成是通江女人。
　　四川女人特别勤劳，特别能吃苦，而且，打起仗来也不比男战士差。
　　红4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就是由这样一帮既勤劳又能吃苦还能上阵杀敌的四川女人组成的。妇女独立师的前身妇女独立营最初成立于1933年3月下旬，川陕省委抽调机关女干部200多人加上妇女群众中的积极分子300来人，在通江组建妇女独立营，辖3个连，营长是苍溪人陶淑良，曾广澜任教导员。营部设在钟鼓楼。
　　到5月中旬，刚成立不久的“娘子军”就在粉碎田颂尧的进攻中露了个大红脸儿。
　　当时，“娘子军”的任务是往前线赶送粮秣。
　　一天半夜，她们运粮末经过通江北面的鹰龙山，正在休息，与田部一个被打垮逃跑的营遭遇，当时妇女独立营尚未参加过战斗，除干部警卫人员有枪，战士们全用大刀、长矛装备。但是，送到嘴边的这块肥肉她们不能不吃。陶淑良与曾广澜一商量，决定智取，命令各连战士把粮食担进树林里，作好隐蔽，听到信号声再一齐杀将出来。
　　敌人上山后方向莫辨，也未发现树林里有伏兵，又累又困，大发鸦片瘾，一声“原地休息”，便迫不急待地把枪架到一边，往地下一躺，拿出烟枪就开始吞云吐雾，大过其瘾。
　　忽然枪声一响，全营女战士一跃而出，树影摇动，似有千军万马。众战士手执大刀、梭标，扁担，厉声高喊：“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吓得这帮早巳是惊弓之鸟的“双枪兵”魂飞魄散，以为遭到了红军主力的袭击，纷纷举手投降。还未等到他们清醒过来，所有的武器巳经落入女红军之手，只有少数几个家伙狡猾地伏在草丛里一动不动，趁红军命令俘虏集合时，飞快地往山下逃去了。
　　就这样，妇女独立营没损一兵一卒，就解决了田颂尧的一个营。
　　不少党史资料上都记载了这场“500农妇歼敌1个营”的战斗，而且众口一词都说是张琴秋指挥的。这不对，打这一仗时张琴秋还在王坪红军总医院当政治部主任。她是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团后，才调来担任团政委的。不能因为张琴秋当时的职务高，影响大，后来的命运又令人同情，就把其他人的功劳也加在她头上。
　　红4方面军总部把这次缴获的武器，全部装备了妇女独立营，此后，又在此基础上扩编为妇女独立团，由曾广澜任团长，张琴秋任政委。
　　总部机关滞留旺苍坝期间，从边沿区奉命撤出来的妇女干部们，连同原来的妇女独立团，则被合编为妇女独立师，辖第1、第2两个团，2200余人，仍由曾广澜任师长，张琴秋任政委。
　　西征开始后，妇女独立师直属红4方面军总部。1团为总部机动团，战斗力较强，他们全都是十六、七岁到二十二、三岁的女青年，不蓄头发，全身戎装，赤脚穿草鞋，腿上打绑带，英姿飒爽，俨如男兵。每人还发给一支上着三棱剌刀的三尺半汉阳造小马枪，10板子弹和5枚手榴弹。2团的力量要稍弱一些，十三四岁的小女娃娃，大都被编入这个团里。
　　总部在党坝停留时，离镇数里的大山中有一座喇嘛庙，藏族群众要按时往庙里送粮、纳税，为他们出“乌拉”（服劳役）。去送粮、纳税的群众离庙三里以外就得下跪膝行，无论是酷暑严冬还是大雨滂沱，他们背上背着粮食，或把钱袋吊在脖子上，往前爬几步磕几个头，常有年老体弱者累死在途中。
　　妇女独立师的战士到庙外的野地上采集野菜时，庙里时常有冷枪射出。
　　据调查，得知里面有一股500多人的喇嘛武装，红军前卫部队路过时，他们龟缩在庙里，未敢轻举妄动。红军碍于宗教政策，也未解决他们。谁知喇嘛们竟以为红军软弱可欺，便主动开始寻衅了。
　　妇女师坚决请战，经总部批准，同意该师1团前去解除这帮喇嘛的武装。
　　当这千余名女兵“雌”赳赳气昂昂地出发时，很多机关的同志都站在路两边为她们送行。
　　大家的心情都不好受，打仗应当是男人的事，现在倒好，男人看家，女人反倒去打仗。
　　可当时的情况是作战部队都布署在总部机关的前后左右，离着老长一段距离，总部机关里最庞大的武装力量，就得算她们妇女独立师，这仗不打则罢，打，还真的非她们1团莫属。
　　我当时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曾广澜和张琴秋说：“两位大姐，让你们上去打，我们这帮男子汉大丈夫的脸，都没得地方放喽。”
　　曾广澜笑呵呵地说：“你这小何，都算个老革命了，咋个还一脑壳的封建残余！”
　　张琴秋笑嗬嗬地鼓起眼睛冲我吼：“胆敢看不起我们女红军？我叫帮大姑娘把你扔到河里去！”
　　妇女独立师果真不辱使命，上去第二天就把喇嘛庙打下来了。曾广澜张琴秋还派人给总部送信，叫火速派人到庙里去搬运粮食。
　　黄超组织了几百人由他亲自带去。下午，他们就和妇女独立师一起回来了。张主席亲自带着人到镇子外面去迎接。
　　那次真叫是满载而归啊，缴了600多支枪，粮食10万斤以上，还有大批砖茶、酥油、盐巴、牛、马、羊300多头，差不多够总部人员一月之敷了。
　　那一仗，死了40多个女红军，喇嘛被打死了百把人，俘虏一个没要，经教育后全放了。
　　曾广澜张琴秋几位指挥员来给张主席汇报时，我才知道了这一仗“娘子军”们是怎样打的。
　　她们上去后，根据敌情和喇嘛庙的地形，决定采取前后夹击的战术，对敌人聚而歼之。
　　当晚，女战士们借着夜色的掩护，开始了坑道作业，将一条条堑壕挖到了喇嘛庙跟前。
　　天亮后，红军战士从堑壕隐蔽前进，抵近仔细观察敌人的动向和选择突破口。只见庙门紧闭，鸦雀无声，显然，敌人企图凭险据守。
　　等到太阳升起来后，一部分女红军由曾广澜指挥从堑壕运动到正面，向喇嘛庙发起佯攻，敌人则从围墙眼里向外射击。打了十多分钟后，敌人突然打开庙门冲了出来。女红军们火力远近配合，远的用机关枪猛烈扫射，近的用手榴弹猛炸，打退了敌人的突围。
　　不久，敌人再次集中力量向外猛冲。就在庙门口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曾广澜打出一颗信号弹，早巳由张琴秋人不知鬼不觉带到喇嘛庙背后山上茂密树林里隐蔽起来的女红军一见信号，立即冲出树林，居高临下从背后向敌人发起了猛攻，到处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正面进攻的女红军也趁敌人慌乱攻进了大门，敌人放火烧庙，准备火中突围，女红军们一边救火，一边抓俘虏，不到两个钟头，便胜利地结束了战斗。
　　张主席对妇女独立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可惜的是，这2000多名女战士，后来全部被毁掉了。她们奉命加入了西路军，在和马家军的连番血战中，大部阵亡，剩下的被俘，被俘的女战士的遭遇不忍述说。
　　后来陈昌浩孤身一人跑到延安来找张主席时，我才从他的口中知道了妇女独立师许多领导人的遭遇。连他的妻子张琴秋也成了马家军的俘虏。而当时听说曾广澜师长则牺牲得非常壮烈，连头都被马家军割下来示众。陈昌浩讲的时候，张主席和我都掉了眼泪。
　　但全国解放后我才晓得，这个消息有误。
　　经过十多天的血战，妇女独立师终于被打散了。曾广澜与1团团长王泉媛等3名女战士带着6名孤儿（曾广澜的女儿蔡萍迹也在其中）躲进了祁连山中。20来天后的一个凌晨，当她们在一座破窑洞里醒来时，马家军的剌刀巳经架在了她们脖子上。敌人把她们和100多名被俘的女红军关进了永昌城西的一座大庙里。
　　“七?七事变”后，国共达成合作协议，曾广澜母女获释。她带着女儿沿途乞讨，终于来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但是，办事处人员对被俘女红军的冷漠态度让她寒心气愤，她忍不住顶撞了几句，结果被遣回原籍。
　　曾广澜虽然满腹怨气，但千里迢迢回到离别多年的家乡吉安后，仍然去参加了活动在当地的新四军，被安排在通讯处工作。
　　1940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12月12日，曾广澜回家与女儿一起过年，国民党特务撞上门来将她逮捕，关进马家洲监狱，受了长达5年多的牢狱之苦。两根肋骨被打断，双脚被敌人用钉子钉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签订了和平协议，曾广澜再次得巳跨出牢门。才40多岁的人，巳是骨瘦如柴，满头白发，连巳经长成大姑娘的女儿都认不出这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吉安解放不久，曾广澜找到地委要求工作。地委安排她下乡搞土改，承认蔡申熙女儿蔡萍迹的革命烈士子女身分，并根据蔡萍迹意愿，安排她到北京地质学院读书。
　　土改结束后，地委安排曾广澜担任吉安地区妇联副主任，随后又被调任吉安检察院副检察长，吉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1956年退休后，移往北京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地质研究所工作的女儿共同生活。
　　这是曾广澜一生中度过的最幸福最安定的10年。等到“文革”风暴袭来，曾广澜突然被捕，从此后杳无音信。第一次被抓，落在了马家军手里；第二次被捕，是国民党特务干的。可这一次却不同——谁抓的？为什么要抓她？蔡萍迹一概不知；母亲是死是活？至到今天，她也无法搞清楚。按照中国人的风俗，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可她奔波多年，连母亲的骨灰也没见着……
　　一代巾帼英雄，恍若一缕轻烟随风而逝！
　　1937年元旦前几天，西路军经连日血战本巳率残部突出马家军重围，可中革军委来电要陈昌浩、徐向前继续完成打通国际通道的既定任务，他俩只好率领西路军掉头再打回去和马家军血战。当时董振堂的5军（原1方面军5军团）减员严重，陈昌浩就派曾广澜率领她的战斗力最强的1团增援董振堂去了。
　　元旦那天，妇1团与5军又一举攻下了高台，守敌保安团、民团共14000余人投降，立即被改编为红军，投入战斗。
　　不久，马步芳、马步青部5个骑兵旅，两个步兵团及炮兵团、民团二万余人由总指挥甘南警备骑兵旅旅长马元海率领，蜂拥向红军扑来。他们以大部兵力围攻高台。5军与妇1团在高台城外抗击数日，支持不住，被迫全部退守城内，又坚守了半月余。
　　1月20日，敌人倾全力攻城，先以炮火猛轰，城内巳成火海，城墙多处被打塌打缺，敌人不顾死活从缺口突入。5军与妇1团全体人员，包括炊事兵、机关后勤人员，全部到城墙上投入了战斗。为节省弹药，女战士们用瓦罐装石灰，泥沙，和大小石头、砖块，像冰雹似地向拥到城墙下的敌人脑壳上砸去。夜里，则用袋子装满泥土，填补城墙缺口，再浇上水，第二天凝结成冰，和原来的城墙一样坚固。
　　一月二十日，敌以约五个旅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对高台发起攻击。面对凶恶残毒的敌人，杨克明董振堂镇静自若，认真组织防守，在极为有限的时间内，研究对付敌人骑兵的作战方法。五军指挥员依托墙外工事阻击敌人骑兵。我与敌在城外激战七昼夜，在和占绝对优势和拥有精良武器的敌人的激战中，伤亡较大，弹药消耗严重。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之下，城墙缺口越来越大，敌人从缺口拥进城来，和红军展开了白刃搏斗。地上人喊马嘶，尘土漫天，天上敌机盘旋俯冲，城内火光冲天。一段段城墙在敌人的猛烈炮火轰击下坍塌了，我军在城墙缺口逐一和敌人展开争夺战。五军指战员以一当十当百的苦战着。军部即组织机关人员、女战士、炊事员、马夫全部上城墙，每一个敌兵攀上城头，都被刺刀、大刀、梭标、砖头瓦片戳翻、砸下去。女战士们也十分英勇，剌刀、大刀缺了就用石头砸，甚至和敌人扭在一起，用拳打，用牙咬，直到最后扭住敌人一起滚下城墙同归于尽。
　　在最危急的时候，收编的保安团叛变了，打开城门让敌人冲了进来。混乱中红军被里应外合的敌人打散了，打懵了。有的人趁乱冲了出去，曾广澜和王泉媛也带着6个烈士孤儿突出了包围。没能出城的战士则和敌人展开了一场同归于尽的拼杀。骑匪们挥着雪亮的马刀在街上狂奔乱蹿，疯狂地砍杀红军，女战士们有的拉响了手榴弹同敌人拼命，有的撞墙牺牲。军长董振堂、政委杨克明（即从张国焘屠刀下逃脱的原4方面军33军政委），与几名参谋、卫士被包围在一间屋子里。激战数小时，杨克明中弹牺牲，卫士们也非死即伤。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董振堂宁死不当俘虏，撞墙而亡。
　　满城都是血啊，连厚厚的白雪也变得红通通的了。
&高台城中的尸体
建于高台县的西路军纪念碑
　　半个多世纪以后，杨克明当年的老战友、红33军93师师长王波专程来到高台烈士纪念馆，痛悼忠魂，写下了《哭高台》：“河西走廊寻故人，昔日红军你处寻；一片黄沙埋铁骨，高台陵寝哭忠魂”。
3、血红色的贞节牌坊
在千余名女俘虏里，唯有巳经由妇女独立师政委调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长的张琴秋是幸运的。
张琴秋的幸运是指当俘虏的结局而言，作为当俘虏的过程，她和她的战士一样吃了太多的苦头，甚而更多。
那是个狂风卷着雪花飞舞呼啸的傍晚，暮云四合，到处是枪声和尸体。部队被打散了。一群男女混杂的红军好不容易才从马家军的铁蹄下逃脱出来，一个个踉踉跄跄，累饿交加，巳经迈不动步了。
这时，骑在马上的张琴秋突然痛苦地叫着从马上翻滚下来。女警卫员赶紧上前把她搀扶到旁边的一道垫着厚厚积雪的地沟里。战士们也都原地坐下了。片刻后，一声婴儿的啼哭冲天而起。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为这个不合时宜到来的小生命增加了几分担心。
巳经为人母的蔡元祯赶紧循着啼哭声急步奔了过去。她看到刚刚产下孩子的张琴秋头发眉毛上挂着霜花，冻得全身缩成一团，落地的孩子一会儿就冻僵死去了。蔡元桢赶紧用剌刀割断了脐带，帮张琴秋穿好血迹斑斑的衣服和裤子。
偏偏这时候又传来命令：起立，行军！
蔡元桢焦急万分地盯着张琴秋……天呐，大姐都这副样子了，还怎么走哟？
张琴秋喘息着扬扬下巴：“走不动……也得走……不能掉队……”
蔡元桢和警卫员流着眼泪，把张琴秋架出了地沟。
张琴秋磕碰着牙齿，打着抖，被搀扶上马，鲜血立刻染红了马鞍……
张琴秋沦为女俘后，在被押解途中，她身体极度虚弱，面黄肌瘦，常常遭到敌人的辱骂、鞭打。从张掖出发，一路上敌人不知道更名为“苟秀英”的张琴秋是西路军的领导人。她穿着一身破烂的衣衫，蓬头散发，满脸污垢，以避人耳目。她在俘虏营中仍然进行着斗争，尽管她最后还是被叛徒出卖被敌人认出了身份，但她并不为此而感到害怕，相反倒可以用公开的身份来进行抗争。马步芳抓住她后，很快用飞机把她送到南京蒋介石面前邀功。
后来国共合作时，周恩来亲自出面，才把她救回了延安。她应该是幸运的，因为更多的战友却是在血淋淋的屠刀和阴森森的白色恐怖下挣扎……
图片:红军妇女独立师政委张琴秋
在忍受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生离死别后，她们中间仅有少部分人默默无闻地活了下来。当年参军时她们抱定了“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要做共产党的鬼”的决心。可是命运却偏偏让她们做了俘虏，又给了她们中的一些人生的可能。被残杀的人英勇不屈,活着的也并非苟延残喘，而是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在死神的魔爪下坚强不屈地活下来。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更何况她们中不少人还是些十三四岁的小娃娃。大的也不过20出头，这样的年龄在今天和平的环境里被人称作花季少女，该是多么甜蜜多么温馨。可是，这些穿上蓝军装戴上红星帽的女娃娃呢？，小小年纪，就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且跟着张国焘反反复复地来回折腾了多次，经历了人世间最为残酷的腥风血雨。
战斗中牺牲了的战士解放后被认定为英雄，而被俘的女红军却受到了非人的摧残。她们或是被活埋荒野，或是被残杀街头，或是在斗争与屈辱中悲惨地活了下来。有人说，胜利的历史是露出地面的丰碑，为人们瞻仰、赞颂。失败的历史则是深埋地底的基石，它默默地负载着高大的建筑，却不为人所见。
可是没有基石，哪来的丰碑？！
西路军因被当作“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而长期遭受不公正对待，麾下的妇女独立师的女战士们也同样蹈入苦海，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特别是在“文革”中，许多人备受摧残乃至死于非命。被俘的女战士们比被俘的男战士更惨，她们遭受了三重的折磨：新中国成立前，遭受敌人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新中国成立后，她们被视为“叛徒”而饱受歧视；与此同时，她们还遭受组织和世人封建主义陈腐的女子“贞节观”的折磨——我们这些理应被她们视为同志的人，不但拒绝给予这些受苦受难的姐妹们救治，反而往她们血淋淋的伤口上洒盐。
战争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事，原本就应当让女人走开。因为，战场上的女人会让男人变得更丑陋，更疯狂！
满地都是血，都是残缺的尸体啊……马家军杀疯了！抓到红军，几乎全部枪杀、刀砍、活埋、揭头皮，“点油灯”、剖腹挖心，残酷至极。孙玉清、董振堂和杨克明等军首长惨遭杀害后，头颅还被马家军砍下来巡回示众，拍成照片向蒋介石邀功请赏。
被俘的女红军更惨，没有人能逃过被如狼似虎的马家军蹂躏的命运。有的被赤身裸体地绑在地下，下身被刀子捅烂。有的遭敌人侮辱后，又被活活钉死在树上。对最终能从惨绝人寰的地狱中逃脱出来的女红军，我们活着的人对她们的“失节”是应该满怀同情，还是做出一副圣人模样，道貌岸然地去斥责她们的不贞？
被俘的西路军女红军
半个世纪后,有幸活下来的极少数女红军终于被承认了!
反映红西路军的油画
　　4、两位革命老人的半世情缘
　　组建西路军时才被任命为妇女独立师1团团长的王泉媛生命力无比坚韧，当初做了马家军俘虏能死去活来，建国后身处劣境几十年居然也能熬到现在，前些时候才被人当做古文物似地挖掘出来到处展览。
　　她回忆说：“走进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我还满心以为是回到了党的怀抱，回到了自己的党组织里来了，有保障了，我的生命也有保障了，我的政治身份也有保障了。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不要我！就像一个炸炸雷打在脑壳上，我脑壳都晕了！办事处接待的同志是这样对我说的，一年之内的接收，两年之内的考察，超过三年的一律不要。因为我被敌人抓到以后，没办法逃出来，已经超过三年了。我一再苦苦要求，说组织不要我，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向他们发血誓保证我从没做过一丁点对不起共产党的事。结果接待我的同志说，没有办法，这是政策。当时给了我5块纸洋，说你就自己谋生吧，我们很同情你，可不能违犯政策。我拿着5块纸洋一个人走到大街上，脚杆打闪闪，脑壳里好像不停地打炸炸雷，哭得死去活来!”
　　王泉媛还说：“挨敌人拿枪托打，拿剌刀戳都不算痛，最痛的就是组织不要我的那个时候啊！敌人再咋个收拾我，我没有哭过，我不伤心。伤心的就是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母亲，可母亲再也不要我了，还要把自己的女儿推出门去。我不走啊，守着他们哭，哭得都快背气了……呃，那时候啊，我真想一脑壳撞死在他们面前算喽！"
　　像王泉媛一样有幸活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被俘女红军，长期遭受社会的歧视，不少人在屈辱中默默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仅存的极少数早巳佝了背，白了头，掉了牙的女红军，才终于领到了一张“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光荣证”，晚年的生活也总算有了保障。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些颤颤微微离死不远的老太婆被青春靓丽的主持人请到金碧辉煌的演播大厅里，对着雪亮的灯光和镜头紧张得手脚找不到放处，满是皱皱的老脸上笑得比哭还难看，点头哈腰一迭声感激这个感激那个时，我这个老战士的眼中，就会泪水长淌——因为，我会想到没有能够活到这一天的我的那么多的女战友，好姐妹！我就会忍不住问：“战争有啥子道德可言？凭什么要用‘失节’来歧视冷落她们？她们虽然身体遭到了敌人的蹂躏，但是，她们中的许许多多的人并没有丧失革命信仰，并没有出卖同志，而且还竭尽所能地给与境况比自己更糟糕的战友以帮助。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还能要求她们怎么样？难道要她们全都为了保住所谓的‘贞节’全体跳进黄河喂大鲤鱼，我们才会给她们每人立一座血红色的贞节牌坊？”
　　“真想一脑壳撞死在他们面前算喽”的王泉媛当时的激愤态度肯定不会令办事处的同志心情愉快。办事处的部分同志回到延安后，把她当成个剌儿头当做龙门阵摆，说她发誓再不当红军，还交给“八办”一封信，表示要与王首道一刀两断等等。
　　而此时的王泉媛，依然还抱着重当红军的希望。1939年夏，她第二次来到兰州找“八办”，可这里也是人去楼空。绝望之际，她只好千里迢迢回到了老家。从此，江西吉安的穷乡僻壤处，又增添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妇。
　　解放后，她找到有关部门，但最终的结果是，她的革命经历得不到承认，党籍也得不到恢复。
　　1962年，时来运转，王泉媛人在家中坐，喜事从天降。先是县区领导们带着匠人像救火似地跑到她家里来，到处稀牙漏缝的破墙用紫泥补了，还用石灰粉涮了一遍，弄得来四壁雪白。地面上疙丁暴鼓踩得来像煤球般的千脚泥也认认真真地铲了，整得来平平展展。还给一无所有的家中搬来了几样一般农民家庭看着都羡慕的必备家俱。王泉媛过去让县区领导冷落惯了，现在让这些领导突入其来的热情关怀照顾弄得来莫名其妙，十分的不适应，问为何如此？领导三缄其口。直到把活儿干完，才告诉她，有重要首长要下来看望她，并且委婉地暗示，首长来了，哪些话当说，哪些话不当说。
　　王泉媛几十年前就当过有资格带警卫员的红军首长，知道现在党和政府里的首长多如牛毛，猜不透到底是哪一级的首长，是哪一位重要首长来看望她？问县区领导，原来他们级别太低，同样也不知道马上要下来的重要首长谁？
　　两天后，重要首长由许多不太重要的首长陪着，前呼后拥地来到了王泉媛焕然一新的家。
　　王泉媛一见被首长们围在中间的重要首长一下就哭了。像个受尽委屈的小娃娃似地哭着迎上前去，惊天动地地大叫了一声：“康大姐……你……你可来呐！”
　　康大姐就是康克清。她这次和朱德委员长重返当年他们共同战斗生活过的井岗山时，想起了失踪巳经多年的老战友王泉媛就是这井岗山下吉安县的人，便向迎接他们的省市领导打听。省市领导们不知道，答应立即安排人员调查康大姐关心的人。
　　于是，就有了县区领导们突入其来的热情关怀那一段前奏。
　　康克一看当年英姿飒爽，手提双枪率领上千“娘子军”冲锋陷阵的红军女团长，变成了一个满面菜色的枯瘦老太婆，不禁抱住她失声痛哭！
　　姐妹见面，泪水伴随着往事流淌不止。康克清给她谈起了当年在井岗山上反围剿，打张辉赞，谈朱德在井岗山上熬硝盐。王泉媛虽然就在井岗山脚下，参加革命后她的战场却在吉安城里。她是吉安城的少年先锋队队长，共青团干事，还当过少共妇女部部长。只有敌人前来围剿时，她才会和同志们暂时撤上井岗山。王泉媛则给康克清讲她带着一团女红军如何与马家军血战祁连山，如何落到敌人手中，如何被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人拒之门外。说到伤心处，她哭，康大姐也陪着她哭。
　　好在，今天康大姐找上门来了，这不表明党还惦记着我么？党还把我当自己人看待么？还要什么呢？康大姐带来了党的信任，这就全够了！
　　说到高兴处，两位姐妹还唱起了一首当年她们最爱唱的红色歌谣：
　　红米饭，南瓜汤，
　　秋茄子，味道香，
　　餐餐吃得净打光。
　　干稻草，软又黄，
　　金丝被儿盖身上，
　　不怕北风和大雪，
　　暖暖和和入梦乡。
　　分手时，王泉媛欲言又止，很想请康大姐帮忙，找组织上把自己的党籍给恢复了。可话到嘴边，终未说出口。她不愿意给一片好心登门来看望自己的康大姐找一丁点麻烦。
　　再者，虽是多年来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她的传奇般的经历仍然使她多少仍保持着一些做人的自尊。
　　但是，毫无人性的“文革”，却让她体会到欲保持做人的自尊，会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就像她当年从马步芳的大牢里活了过来一样，这一次，她依然从“文革”的大劫难中熬了过来……
　　1982年夏季的一天，巳经68岁的王泉媛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人活七十古来稀”，她清楚，留给她的日子巳经不多了。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都得以平反了。包括早巳死去的人。有的家属甚至把平反文件拿到芳草凄凄的坟头上，念给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亲人听，而且还化作一团红通通的火焰，把冤死者最渴望的清白送到了他们手中。
　　王泉媛没有儿女，却收养了7个农村孤儿，除一个因病夭亡外，其他6个都巳成家立业。如今，她巳是儿孙满堂，日子和过去比起来有了天壤之别。她年轻时参加革命的目标正在实现或巳经实现。她现在只剩下一个要求，在她闭眼之前，组织上能把党籍给恢复了。下面解决不了她的问题，她只好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来找比她还长3岁的康克清帮忙。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也“顺便”也想看看当年的丈夫王首道。
　　早巳赋闲的康大姐亲切地欢迎她的到来。还把曾志、刘英、邓六金等当年和王泉媛一起走完了长征路的老姐妹都邀来了。而且为了让她和王首道见上一面，见面地点选在了中国妇联大楼的会客厅里。
　　王泉媛和康克清等老姐妹没拉上几句话，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向着她缓缓地走过来了。
　　客厅很大，金碧辉煌。
　　……是他，个子还是那样高，但清瘦的面容巳经变成了老年人的富态，一头黑发也染上了斑斑银霜，额头上、脸颊上布满了饱经历史沧桑的深沟浅壑，步伐也不再像当年那样轻盈矫健。
　　“泉媛同志，你还……好吧？”当年的新郎走上前来，向着当年的新娘首先伸出了双手。平静的声调，掩饰不了他内心的激动。
　　那一刻，仿佛一切都幻化成了历史。然后在最美好的一瞬间突然凝固为雕像。
　　一个是来自井岗山老区的普通农妇、几十年前就当过女红军团长却至今还被党组织拒之门外的不幸者，一个是在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副主席、报纸上和电视里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幸运者。但是，一切人为形成的权势地位贫富尊卑全成为过烟浮云，对历经沧海的老人来说，充塞心中的，唯有特殊战友之间不掺任何一丝一毫杂质的真挚感情才是人世间的永恒之物！
　　王泉媛迎上前去，也同样伸出双手，与王首道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酸甜苦辣，倒海翻江。巳成垂垂老翁老妪的两位革命人热泪滂沱，被历史的风雨锈蚀的心灵之弦倏然间争琮作响，奏出一缕金鼓雷鸣之声。
　　两河口那栋他俩度过最后一夜的木楼，恐怕早巳糟朽垮塌了吧？然而，那分手时彼此的最后一瞥，却依然像铬印一样永远地铭刻在了他们的心中。
　　康克清、曾志、刘英、邓六金等老战友也全都泪流满面。
　　王首道从老战友那里已经听说了王泉媛的遭遇，心中潮涌浪翻，才问了一个“好”字，就鼻梁发酸，什么也说不下去了。
　　她盼望能见到他，她心里一直存着一个巨大的问号。这问号自从她被兰州“八办”拒绝后就如同铁钉一样深深地钉在了她的心头。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王泉媛再也忍不住了，当着几位老姐妹的面急切地说道，“有人说我在兰州‘八办’给你留了封信。”
　　王首道吃了一惊：“我不知道有什么信啊！我在延安一直等了你3年，见你没有回来，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他捂住脸说不下去了，眼泪从他的手缝里渗了出来。
　　这一次短暂的会面，总算了却了王泉媛半个世纪的心愿。
　　日，王泉媛苦苦盼了几十年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党组织给她落实了政策，恢复党籍。可让王泉泉媛气愤的是，党龄只从1949年算起，享受副地师级待遇。她恨不得把这红头文件几把给撕了，党龄从1949年算起，那在井岗山闹革命，以后在红军中的战斗岁月，不就全都不算数了？地师级算个啥？当个老百姓也没关系，只要组织承认自己为革命出生入死的那20多年的历史。她不断地反映申诉，可迄今仍无结果。
　　她一个穷老太婆独立抚养7个农村孤儿的事迹经媒体披露后，她又成了轰动井岗山地区的新闻人物。老百姓都把这个刚刚恢复党籍的老共产党人，看作是当代的观世音菩萨。
　　1995年，王泉媛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家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举办的活动，并受到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94年，为拍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的电视片，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特地邀请王泉媛等几位西路军老战士前往河西走廊故地重游。
　　拍摄工作结束后，王泉媛再次来到了北京，她听说王首道病了，立即赶到了医院。
　　作为一名特殊的探视者，王泉媛来到了王首道的病榻前。
　　她还给病中的王首道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那是她在半个世纪之前的新婚之夜对新郎许下的庄重承诺。
　　王泉媛从随身携带的布包里取出一双手工做的千层底黑布鞋，把手伸进鞋里，用手背把塌下去的鞋面绷了起来，然后郑重地交到了王首道手上，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道：“都老了，好多事都忘记了，就这双鞋子的事，我忘不了。遵义结婚那晚我对你说过，我要送你的。”
　　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浑浊的老泪立时模糊了双眼。
　　“哎！”他也重重地叹了口气——一声历史之叹啊！
　　然后他缓缓说道：“泉媛，我今年88了，我没记错的话，你今年也该满80了吧？见面的日子，恐怕不多了，我们……一起照张相吧。”
　　王首道在女儿王维滨和王泉媛的搀扶下挪下床来，走到窗前，和王泉媛手挽着手并排站在了一起。
　　巧！一缕灿艳的阳光斜射进来，像聚光灯一样映照在他俩的脸上。两位老人努力挺直了腰板，早巳昏花的老眼中，突然射出一束坚毅的光芒。
　　巳经是武警部队大校的王维滨泪光盈盈，按下快门，为两位老人拍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一段旷世情缘，在岁月的风雨中化作绝响！
坠入草根阶层的王泉媛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失散丈夫王首道
　　5、“人民政府不管张国焘的黑兵”
　　前些年，我们大巴山回来了一个当年西路军的女红军。她的经历被报纸披露以后，让我们这些老东西感慨万端，欲哭无泪。
　　女红军叫李自珍，是达县（今四川省达州市）碑庙区石庙场人。
　　1969年，巳经被造反派打得个稀巴烂的四川省，枪炮声总算是停了下来，刚刚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开始清查阶级队伍。
　　家住四川省资阳市临江区(现为临江镇)水井大队一生产队的青年农民赖裕良，被党支部书记指定为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队队员。
　　不料有一天支部书记严肃地对他说：“赖裕良，群众反映，你母亲李自珍来路不明。党支部希望你站稳立场，把你母亲的真实身份查清楚。”
　　支书这话，有如当头一棒，打得赖裕良脑袋嗡嗡作响。心想假如母亲是暗藏特务或是牛鬼蛇神，问题可就太严重了。他不相信有这种可能，他也不愿意相信有这种可能！
　　因为，他最了解自己的母亲。赖裕良的父亲赖发荣，解放前在资阳临江寺“老街子”，现在叫正心街的地方做小买卖。1945年，赖发荣与30岁时逃荒来的李自珍结婚，生了3个儿子，二儿子赖裕良生于1948年。解放后的1952年，人民政府动员城镇居民下乡，赖发荣便举家搬迁到现在的水井一队当了农民。1957年，赖发荣不幸病逝，丢下妻子和3个年幼的儿子。当时，不少人都劝李自珍改嫁，但李自珍执意不肯。她怕改了嫁后继父对子女不好。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的1960年，年仅6岁的三儿子被饿死。再后来，长大成人的大儿子结了婚，并分家另立锅灶，李自珍则和二儿子赖裕良相依为命，艰苦度日。
　　沐浴母爱20年的赖裕良，几乎每时每刻都能体会到母亲的慈爱，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更不敢想象母亲可能会成为阶级敌人。但是他又不得不为母亲的真实身份感到疑惑。因为从他懂事起，他就已经从大人们口中得知，母亲原是逃荒女。逃荒女会不会是潜藏特务，会不会是牛鬼蛇神，如果真是，后果就不堪设想!
　　下了很大决心要查清母亲身份的赖裕良，在一天半夜时一头跪在母亲脚下，说：“娘，你说，你到底是从哪里来，老家有些什么人，你是怎么跟我爹结的婚……”
　　李自珍惊得差点跳起来……这么多年，儿子从没问起过她的身世，今晚，儿子这般模样探询她，一定是在外边听到了什么风声。于是她问儿子，是不是外边有人在说什么啦?
　　赖裕良说：“娘，有群众说你来路不明，党支部要求查清你的身份，查不清，要把你当特务、牛鬼蛇神对待，把你弄去斗争。”
　　经历了若干政治斗争的李自珍，听了儿子的话，明白了自己的处境，看来，不把自己的身世讲清楚，真有可能被弄去斗争，将要像土豪劣绅那样被贫下中农游斗。于是，她从头到尾讲了她的历史。她说，她出生在达县石庙场申家坡5保9甲(现为碑庙区金石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她母亲叫李郑氏，母亲一共生育了6个子女，李自珍是幺女，在她头上有3个哥哥、两个姐姐。1932年，红4方面军在大巴山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大搞扩红，年仅17岁的李自珍就参加了红军，与堂侄女李长秀分配到红4军三33团3连8排当战士。参军后，李自珍所在的部队两年时间在平昌、巴中、通江、南江、旺苍一带，大大小小打了100多仗。李自珍先后10多次受伤，浑身留下无数伤疤。在通江县铁佛场的一次战斗中，李自珍所在班的班长不幸牺牲，战斗下来，领导就叫李自珍当了班长。1935
年，红军长征途中，李自珍所在红4军进入茂县时，川军孙震3个旅前来阻击，土门一战，川军几乎全军覆灭，但红4军也伤亡惨重，死了几百个战士。李自珍也在这次战斗中左肩窝被子弹打穿，负了重伤。她坚持一边养伤，一边行军，于6月间同全军将士在懋功与中央红军会了师。部队在松潘住了一个多月，然后就过草地，走着走着，部队接到命令，叫往回撤，将士们不晓得是啥子原因，只好往回撤，反反复复走了很多地方，天天行军。红4方面军在四川雅安通往成都一个叫百丈关的地方，遭到四川军阀的围追堵杀，伤亡极为惨重。直到1936年，才在甘孜与红2方面军再次会师，共同北上。在甘肃西渡黄河时，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临时架设的索桥被炸断，李自珍落水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李自珍死里逃生后随一支被打散的红军小队伍往西而行，途中翻过了两座大雪山。因缺少给养，没有弹药，流失将士只能躲进深山老林，过着非人生活。战士们白天分散在深山老林，夜晚设法聚集，在芦山、天全、小金等县坚持了一年多的斗争。在一次战斗中，李自珍与敌人拼刺刀，左手被刺伤，滚下悬崖。战友们都以为她死了。受了重伤的李自珍，居然大难不死。她被一位姓王的孤寡老太婆救起，将她藏进山里，精心治好了她的刀伤。她不敢暴露自己红军战士的真实身份，又想设法与失散的红军战士取得联系，便在那位王姓老太婆家住了下来，认老太婆为干妈，并改名姓王。不几年，王姓老太婆不幸病死，李自珍无依无靠，决定回到老家达县。她沿途乞讨，于1945年步行到资阳县临江寺，因疾病和饥饿，昏倒在沱江边，被江边洗衣服的一个叫赖素君的大姐救起。并在赖大姐的劝说下，与赖大姐的弟弟赖发荣结了婚。
　　听了母亲的诉说，赖裕良简直惊得目瞪口呆。他问母亲，为什么她当年不回老家达县，为什么不把她的身份告诉父亲，为什么一二十年都不说出她的真实身份。他一连问了很多为什么。因为，他自小受的教育告诉他，红军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平平常常大字不识的母亲，怎么可能是……红军？
　　李自珍说，当初，她病倒在临江寺，是赖裕良的姑姑赖素君救了她，又是他父亲赖发荣照顾了她。她之所以没有回到老家去，是担心回去后遭到反动派的迫害。她在临江寺留了下来，仍然不敢暴露自己红军战士的身份。解放以后，她本来想找政府，讲清自己的身份，可是却听说当初领导他们的张主席早巳成了大叛徒。她想到自己当的是张主席的红军而不是毛主席的红军，自己又拥护过张主席，喊过打倒毛主席的口号，现在是毛主席的天下，就不敢讲出自己的历史，怕给家人招来麻烦。
　　无论是红军战士也好，或是牛鬼蛇神也罢，母亲终于说出了她的出生地，有了出生地，就能查清母亲的真实身份了。赖裕良请求大队开了个介绍信，于
1969年12月坐火车经广元，又从广元坐汽车到巴中，再到达县。他先到达县武装部，没有查到李自珍的任何记载。工作人员告诉他，说石庙场属碑庙区，到碑庙区可能知道一些相关情况。于是，赖裕良又赶到碑庙区，区干部说，石庙场现在叫金石公社，党委书记叫李天觉，只有直接到金石公社，查到申家坡原来的5保9
甲现在是几大队几小队，这样也许有可能查到李自珍这个人。赖裕良二话没说，迈步就走，一路走一路打听，好不容易步行来到了金石公社。直接闯进了党委书记李天觉的办公室。
　　李书记看过赖裕良的介绍信以后，上下打量了一下来人，说：“李自珍这个红军，我知道，她早就死了。李自珍家里的人全都死光了，一个人都没有了。”
　　有如兜头一瓢冷水，浇得赖裕良顿时浑身透凉。他想，他母亲可能编了一套谎话，冒充了李自珍。这么一想，赖裕良又气又恨又悲哀，竟无法自控地放声大哭起来。
　　李书记劝他莫哭，对他说：“小兄弟，你既然来了，就把你母亲的情况讲来听听，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很，万一你要找的李自珍不是我说的那个李自珍呢？如果不是同一人，我们倒可以帮你找一找你母亲李自珍的亲人。
　　没想等赖裕良把母亲的经历刚一讲完，李书记竟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一把抱住赖裕良，喊道：“小表弟，我是你表哥，我就是你大舅李自凡的儿子，你母亲就是我当红军的幺姑李自珍啊!”
　　闻听这话，赖裕良既惊又喜，想天下竟然有这么巧的事，李书记原来是母亲的亲侄儿！
　　李天觉告诉赖裕良，人民政府早已追认李自珍为革命烈士，祖母李郑氏(也就是赖裕良的外婆)享受烈属待遇。祖母死后，因为李自珍的大哥身体不好，政府就让其继续享受烈属待遇至今。先前之所以说李自珍死了，亲人也没有了，是害怕赖裕良假冒。因为在通南巴地区假冒红属，骗取政府优抚金的事情多得很。
　　赖裕良觉得这事离奇得可以，母亲还活鲜鲜的，咋莫明其妙被政府弄成个烈士了？
　　表哥叫他回家把他母亲及全家迁到达县，迁回他母亲的出生地。赖裕良说他先回家征求母亲的意见，然后就欢天喜地回家去了。
　　等到过了年，离别家乡巳经38年的李自珍，在儿子的陪伴下，回到了她几乎已经陌生的故土。
　　“活着的烈士”回来了，消息不胫而走。昔日的战友来看望李自珍，问起李自珍的现状，都说李自珍应该找政府，让她享受老红军优抚待遇。达县人民政府得知李自珍还活着，便取消了其亲属的烈属待遇。鉴于李自珍不愿回故乡定居，当地政府便出具了李自珍失散老红军身份的证明，希望李自珍能受到资阳人民政府的特殊照顾，使其享受红军优抚待遇。
　　然而，谁也没想到，为争取政府优抚，李自珍竟经历了比她当红军还要艰难的漫长历程。
　　开始，李自珍拿着证明，找到资阳县革委会。没想军代表不仅不给她落实政策，反而还拍着桌子骂李自珍不是正宗的红军，是大叛徒张国焘的反动部队，没把她关起来判刑就算便宜了，还想贪图什么老红军待遇？简直是睁起眼睛说梦话！军代表收去了李自珍的证明，把她训斥了一通，警告她“人民政府不管张国焘的黑兵”，以后不准再来找政府的麻烦，再来，就把她关起来！
　　事情落到这种地步，李自珍也后悔不该找人民政府给自己添堵。她觉得自己以前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毛泽东坐了天下，咋能给张国焘的黑兵好果子吃哩？
　　几十年勤耙苦做粗茶淡饭都过去了，可偏偏，这回却被儿子逼得露了馅。
　　就这样，李自珍又沉默了若干年。
　　1978年，在平反热潮中，李自珍的心也动了。在儿子陪同下，母子俩又来到资阳城里找民政局。民政局的人都晓得她，态度不错，说这事儿他们管不了，请李自珍去找政府。好不容易打听到了政府办公室，这政府里的人又叫她去找民政局。最后是两边态度都好，两边都不管。找的次数多了，接待她的一位办事员终于不耐烦了，还斥责她无理取闹，给政府找麻烦。
　　那一刻，李自珍压抑了几十年的怒气终于像火山一样猛烈地爆发出来了。她猛地一掌拍在办公桌上，把办事员的茶水杯子都震翻了，对着吓得来两颗眼珠鼓得像牛卵子一样大的办事员破口大骂：“你们这帮狗日的混帐，敢轰我出门！老娘是哪个，老娘是当年专干杀人放火的红军！为共产党打天下，打得来周身上下没得一块好肉！老娘给你们添啥子麻烦了？我不过要求政府承认我红军的资格，你们凭啥这样白眉白眼地对待我？没得老娘上阵杀敌，你这龟孙子哪有资格坐在这衙门里头耍威风？不给老娘磕头作揖不说，还敢轰我出门。日妈哟，老娘今天就把你这个烂摊子掀了，看你几爷子敢把我咋个办！”说着她就伸手去掀桌子。办事员这下才知道老红军不是可以随便喝斥的，赶紧陪笑脸，说好话，还搪塞她说：“你去找县委信访办吧，像你这种历史问题归信访办管。”
　　李自珍就到信访办。信访办耐心地给她解释，说她的情况特殊，县里级别低，没资格办，让她去内江找地委。于是，她又来到地委，地委又把她支到地区民政局，民政局说几十年前的事了，要花工夫调查，叫她回家等待消息。李自珍回到家，就耐心地等。等了一年多，没有消息，在儿子陪伴下，她又多次到内江地委询问调查情况，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一句话，“正在调查”。
　　后来，赖裕良听说这种事情找下边恐怕解决不了问题，有人建议他母子俩去中南海找党中央直接反映。又听说资中县水南街有个姓邓的老头和北京的一位大领导有啥特殊关系，专门替人写“通天材料”向中央反映情况。于是母子俩便又专门跑了一趟资中城，到水南街找到邓老头，写了个“通天材料”寄给了北京中央组织部的“落实政策办公室”。
　　邓老头写的“通天材料”果真通了天，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民政部同时致函四川省有关部门，要求调查落实李自珍的问题。
　　这一次，李自珍抱了极大的希望，心想中央都惊动了、过问了，她的问题一定很快就会落实了。然而她的高兴没能持续多久，等来等去，她的问题仍然没能得到落实，而且一晃又是好多年。
　　李自珍想，自己恐怕是等不到哪一天了。
　　就在她再一次绝望的时候，还是川北老苏区的政府对红军有真感情，1987年开春，达县民政局又给李自珍寄来了失散红军的证明，并请求资阳县政府按有关政策落实李自珍的优抚待遇。1990年3月，资阳县民政局终于发给了李自珍一张“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光荣证”，并享受每月优抚补助金25五元正。
　　人活70古来稀，这一年，李自珍巳经72岁了。
　　拿到证，领到钱，李自珍感激得不行，逢领导就点头哈腰地说“伟大”、“英明”，感谢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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