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范若愚
&范若愚：（）原名纯智，笔名如/uFFFD/uFFFD等，山西省五寨县人。
&1932年参加反帝大同盟，开始了革命活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五寨县区委书记，晋绥边区二专署秘书主任（后称为副专员），晋绥边区第二中学校长，一二○师独立二旅参议,中共雁北区党委宣传部秘书，晋绥二地委土改工作团分团长。1948年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政治研究室秘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校教学委员会委员、校党委委员、校委委员，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在党校任职期间，还兼任周恩来总理的理论秘书，刘少奇同志的学习秘书，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兼任研究员，之后兼任《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后，任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顾问，校副教育长、校顾问。是中共八大代表，第四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
早期革命经历/范若愚
范若愚同志1912年3月出生在三岔镇。原名纯智，字若愚。1932年在私立宏达学校上学时，参加了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开始了革命活动。193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秋回乡，组织了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创办了树人补习学校，传授文化知识，引领学生参加抗日活动。1937年11月任中共山西省五寨县三区区委书记，兼五寨战动会三区分会主任和牺盟会协助员。1938年他被党派到当时山西第二专员公署工作，曾任行政人员训练所指导员、视察员。1940年晋西事变后，任晋绥边区第二专员公署秘书主任。1941年任晋绥边区第二中学校长兼晋绥二分区调查站站长及一二O师独立二旅参议等职。1946年任雁门区党委宣传部秘书。同年，任晋绥二地委土改工作团分团长。 树人补习学校的范校长望族苦童&范若愚出生于一个以加工酒业为主的酒主家庭，土改时因没有这个定性名词，他家被确定为。他的母亲因病过早地离开了亲人，留下了年幼的若愚和他不懂事的弟弟范纯信（原太原二四七厂党委书记，现已离休），他们这个家当时在当地是个名响远近，人鼎兴旺，家业厚实的大户人家，按辈分排列父辈共兄弟三人，若愚的父亲排行老三，他按兄弟的分工是给家族在酒坊烧酒。按理说范若愚同志的出生境况，在当时是很优越的，但由于他的母亲过早病故，留下了年幼的若愚兄弟俩无人照看，致使他们过早地失去了母爱和与家族其他孩子一样的优越条件，为了不让若愚兄弟吃过多的苦，他的父亲短时间内没有再娶，整天带着幼小的若愚和他的弟弟在酒坊做苦力，为了制酒和照看若愚兄弟两不误，他的父亲只得把他兄弟俩人带到，父亲一边作酒，一边给若愚兄弟做饭洗衣，就这样父子三人相依为命，吃在酒坊，住在酒坊，所住之处又潮又湿，气味难闻，生活中困难重重，若愚的父亲常常叹气落泪。家中的亲人看他父子生活的困苦艰辛，就让其妹照顾若愚兄弟的生活起居。若愚八、九岁的时候，列强入侵，军阀混战，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他目睹时弊，立志振兴中华，决心上学读书拯救黎民。
外出求学1932年9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宏达私立大学，求学期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投身于革命活动。1933年6月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他联络一些进步青年和革命分子一起跟党闹革命，同年加入共产党。大学毕业后，范若愚同志受党组织指派，毅然返乡，回到自己的出生之地五寨县。在那里，他奔走疾呼，发动群众，积极组织进步力量与当地腐败政府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山西省国民党省党部出于反动本质，百般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枪杀了学生代表穆光政。省内外同胞义愤难平，群起声讨，在的故乡——五寨县，党组织召开了三千多人参加的“穆光政追悼大会”，并冲击了国民党县党部，砸毁了县党部牌子，赶跑了县党部书记周克劲。与此同时，范若愚同志在三岔镇（原）组织了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陈词痛斥国民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滔天罪行，揭露的黑暗统治，并响亮提出“不当亡国奴，收复失地，保卫中华”等革命口号。组织爱国青年积极分子，在三岔镇（堡）的大街小巷贴了“拥护抗日，反对投降卖国”的大量标语，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恐慌和强烈不满，受到了三岔旧区公所的传审。面对反动当局的层层逼供，在传审中范若愚同志情绪镇定，泰若自如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情操和胸怀写出了洋洋数千字的申辩书，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旧区政府只得以查无实据为由，不了了之。 1935年秋，范若愚同志在三岔镇（堡）创办了“树人补习学校”，招收未能升学的高小毕业生二、三十名入校学习，他自任校长。在一没资金二没校舍的情况下，他动员说服了自己周围的亲朋好友，发动三岔的富户乡绅募捐，以解决办学经费。他除聘请部分教师任职外，自己亲自兼任讲学，为学生上政治课，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思想教育。抗战爆发后，树人学校的多数学生投身革命，不少人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7年11月，范若愚同志秘密担任了三区区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区动委会主任。在任期间，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抗日政策，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壮大了党的力量，不少进步青年慕名而至，三区的宣传工作顿时开展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多次受到上级党组织的表彰。以后由于组织的调派，他又打入第二专员公署工作，任行政人员训练所指导员、视察员。再后根据党组织的选配，进入训练所接受党员培训，结业后被分配到旧政府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在此期间，范若愚为我党培养了大量的革命力量。晋绥边区第二中学任校长1941年范若愚同志奉命到晋绥边区第二中学任校长，（晋绥二中的详细情况见《忻州文史》第二辑《晋绥边区第二中学校史记略》一文）其间，他坚决执行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方针，制定了团结、紧张、踏实、活泼的校规。 搬迁校址&晋绥二中是在抗日战争中为培养抗战建国人才而兴办的一所中等学校。开创时，其校址在河曲的海潮庵，后范若愚认为学校驻地离抗日前线和党政领导机关太远，闻不到战争气味，便迁到马家滩村的二郎庙内。为了贯彻为抗战和根据地的建设服务，使教学紧密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方针，他和学校其他领导干部组织师生在岢岚山开荒种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使学生们都学会了一套农业技术。学校还办起各种作坊（粉坊、磨坊、豆腐坊和造纸厂、木器厂、煤窑、肥皂厂、牙粉厂等），实行勤工俭学。为了活跃学校生活，密切师生关系，他亲自带领师生排演文艺节目。1943年编演了《十二道金牌》，范若愚亲自粉墨登台，饰演岳飞，宣传抗战，反对分裂。为了使学生毕业后不辜负学校的教育，不辜负人民的期望，他亲自为《二中毕业歌》填词。词曰：“几年来的情景怎能忘，今天让我们想一想：谁给了我们一日三餐的口粮？谁给了我们寒暑两季的衣裳？谁能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这是新政权对我们的教养，这是共产党的一片心肠。”“几年来的情景怎能忘，今天让我们想一想：我们忘不了人民的愿望。要我们回忆儿时的模样，是怎样的愚昧、贫困、饥荒。谁曾想到能有今天的情况，去吧！到工作的岗位上去吧！” 参加土改1946年冬，晋绥二中停办，范若愚调任中共雁门区党委宣传部秘书。1947年4月，开始，他任晋绥二地委土改实验工作团分团长，分管试点村五寨县杨可庄的土改工作。中的斗争尖锐、复杂，又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他在试点村十分注意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引导群众避免采取“左”的过火行为，使该村的土改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关心学生&范若愚校长不仅给学生讲课，还了解每个同学的思想情况。1942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学员韩斌路经范校长的门前，范校长喊他的名字，他走进办公室，范校长亲切地询问韩斌的学习情况。韩斌说自己由于家庭贫苦，只念过四年小学，在二中学习，困难不少，好在老师和同学们帮助，还能跟得上大家的学习进度。范校长说：是呀！旧社会哪有穷人念书的机会。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给了穷孩子念书的机会。你要加倍努力学习才对。范校长又问：哪些老师讲课好懂些？韩说：你讲课最好懂！袁野老师讲政治课也好懂，黄志刚老师讲太平天国，我记得牢。 &&&&范若愚校长不仅在学业上、政治上关心学生的进步，生活上还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据四川省绵阳市人大离休干部韩斌（神池县人）回忆说：1942年秋天，我生了一场大病，为了防止传染，和同学们隔离，住在校外老百姓的房子里。范校长常去看我，问我想不想家，我说不想，就是不想吃小米饭。第二天，范校长派人给我送去白面吃。 参加土改&1948年冬，根据地实行土地改革。晋绥边区公布了《告农民书》，土地改革中“左”倾错误很严重。神池县县委、县政府被宣布解散，成立了县贫农团，代行县委、县政府职权。韩斌是贫农出身的干部，参加了县贫农团工作。而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干部，大都被关押起来了。范若愚校长由五寨地委派来任土改工作团神池县虎鼻分团长。韩斌和范校长在一个工作分团工作，范校长见了韩斌，分外亲热，问他对土地改革有什么想法。他说，这样的搞法，人人都害怕。神池县四区区委书记苗雨前同志，工作认真负责，又团结同志，因为家庭是富农就被关起来了。唐涧村党支部书记，残废军人，被关在山药蛋窖内。县委组织部长张学古同志，对人说应当给被管制的李清山同志穿上皮袄，结果也被撤职关起来。范若愚校长听了韩斌的汇报，很反对这样做。在他主持下，虎鼻分团很快把原来关起来的干部放出。 保德报告&1942年2月，郝建亮到保德县城参加小学教员集训。二月的保德依然冰雪未化，寒气逼人。一天，参加集训的全体教员集合去听报告。大约上午九时左右，主席台上来了三位同志，教师们经主持报告会的同志介绍，才知道做报告者是第二中学校长范若愚同志，台下顿时响起了一片掌声。30多岁的范若愚校长，面带微笑，稳重朴素，围着一条围巾，缓步走到讲桌前，把帽子脱下，开始作报告。范校长说：今天讲的是刘少奇同志关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特别把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作了详细的讲解，接着又讲我们共产党员，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和推动者。是在不断斗争中去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同时也改造着自己。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一切压迫、一切阶级的革命。共产党所代表的是被剥削阶级，它能使革命进行到底，能够消除一切腐化、堕落的现象。共产党员要始终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革命品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报告会场没有一个交头接耳开小会的，几乎都在记笔记。教师们越听越感到新鲜，因这些关于党的建设的知识，从农村出来不久的教师从未听到过，竟忘记了天气寒冷。在这次听报告中，郝建亮第一次认识了范校长，当时虽相逢无语，但他那报告的新鲜内容却使他争取入党的信念更加强烈了，决心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中授课1943年3月，郝建亮从小学教员的岗位上调到二中师资训练班学习。在二中学习期间，郝建亮经常听范老师讲课，范老师学问渊博，见识多，阅历广，常常引经据典，言之有理。讲课时不照读讲稿，善于用说明问题的典故、名句、诗词来启发学生，从而感动学生，并且激励学生增强爱国、抗日、革命和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思想。 范老师在讲课中还引用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如南宋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诗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西汉爱国将领的爱国名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的“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与妻书》的几段。他用这些诗文，教育学生要有高尚的志气，要以天下人为念，为天下人造福，不怕牺牲自己。据原四川省成都市糖果糕点公司经理郝建亮（保德县人）回忆说：“范老师讲的课，虽已50多年了，回想起来犹在眼前。” 动员入学&1942年春，武进卿调到晋绥二中任副校长不久的一天晚上，范若愚校长来到武家。和武副校长谈起了学校的工作。当谈到学校如何进一步为根据地培养更多的人才问题时，范校长指着武的两个孩子说：“你的两个孩子都这样大了，怎么不让她俩到二中来学习呢！”武笑着说：“学习是好事。可一来，我刚到学校工作不久，这样做别人会说闲话；二来，现在政府这么困难，我咋能再添麻烦呢！再说这两个孩子以前念的书不多，这两年又跟着我躲了几年日本鬼子，丢掉了不少，怕也跟不上……。”范校长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孩子去考试，考上就去，考不上就不去。有什么闲话！你是搞教育的，整天培养人，怎么能耽误自己的孩子！何况现在咱们也很需要人才……。”经过范校长劝说，武终于同意两个孩子去报考二中了。第二天，武校长的两个孩子武鉴轩与武锦轩以及同去的几位小学教员去应试，结果都被录取了。 介绍入党&在二中学习期间，武副校长的孩子武鉴轩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45年冬的一天，武鉴轩在向范校长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况后，鼓起勇气向范校长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范校长听了十分高兴，连声说：“好哇，好哇。我们欢迎你。”接着，范校长详细地向武介绍了党的基本知识，耐心地指出武的优点和不足，鼓励武努力争取入党。从此，范校长更加关心武鉴轩的进步。1946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范校长郑重地对武鉴轩说：“根据你的要求，经组织审查，同意接收你入党了。”并递给武鉴轩一份党员登记表。武鉴轩接过登记表，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她连夜填好表，交给范校长。范校长接过登记表，在入党介绍人一栏中填上了“范若愚”三个字。就这样，在范校长的关心帮助下，武鉴轩终于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范校长不仅对武鉴轩这样关心，对每个革命青年都十分关心爱护。整风中，他经常找同学谈话，了解情况，为一些被“抢救”中错整的同学恢复名誉。在学校的毕业分配大会上，他再次代表组织为这些同学做了结论并赔情道歉，并鼓励他们放下包袱，在新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据武鉴轩回忆说：“文化大革命”中，范校长被“四人帮”关押了九年之久，倍受折磨，健康状况很不好，但他仍十分关心原晋绥二中的同学们。出狱不久，就给武写信询问原晋绥二中同学们的情况。 校长让马1943年秋天，刚刚14岁的杜德保便考入晋绥二中。9月20日考试完毕，22日出榜公布。这时突然传来消息，驻五寨三岔敌人增兵，要来“扫荡”抗日根据地。当时二中校址在保德县马家滩村二郎庙。二郎庙紧靠黄河畔，河对面是陕西府谷县城，驻国民党军队八十六师，他们不到前线去打日本鬼子，专门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作对。三岔在保德县东面，离二中校址仅120华里。校部得知敌人即将来“扫荡”的消息，立即动员全校师生坚壁清野，把全校所有的桌椅窗全部埋藏。 26日，参加考试的新生都在院内答考卷。作文考试题是：“怎样击退敌人这次扫荡”，考试还未结束，敌人就出动了。27日黄昏，教导主任黄志刚把所有来报考的新生召集在一起宣布：“所有新生，今晚跟随学校走，明天都回本地，反“扫荡”胜利后，被录取的学生再来上学，考试还未结束的再来继续考试。” 晚上8点钟听到了紧急集合的号声，全校师生站好队后，范校长亲自宣布：“日本兵已从三岔出发，120华里路，走得快今夜就可能到。我们现在马上开饭，吃完饭就出发。”刚吃过饭，集合号声又响了，站好队立即出发。莫川老师前面带路。走了不到五分钟，跑步前进。杜德保当时年纪小，从未走过长路，再加上那天夜里乌云密布，又下小雨，伸手不见五指。据杜德保回忆说：当时看不清路，不敢快走，没走多远就掉了队，因掉队把后面行进的同学也堵住了。身后的一位大同学批评我：“你跑不动就站在一旁，不要影响大队前进。”杜说：“你在前边给咱赶队，我跟你走。”后边同学拚命跟着前面那个同学跑。在一个拐弯处，前面那个同学不小心跌到沟里，杜也跟着跌到沟里，幸亏沟不深，都未跌伤，爬上沟来又继续往前跑。跑了一阵，才赶上大队。大约走了二十余里，杜已累得满头大汗，脚上打起了好多水泡，加上晚上行军，打瞌睡，稍一停步就睡着了。后面的同学一推，他又醒了，爬起来，再往前赶。 新考生中一位同学，在途中得了急病，肚子痛得大叫，大张着口出气，大同学替他背了背包，另外两个同学拉着他走。正在危急之时，范校长赶上来了，原来范校长沿着队伍检查行军的同学是否有掉队的，当他发现那位同学病了，就让通信员牵来自己骑的马，让那位病了的同学骑。那位同学感动地哭了，说什么也不肯上马。硬说：“我能走。”范校长说：“你病成这样子，还能走，快骑上。”一面说，一面把那位同学扶上马。
具有极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范若愚
1948年,范若愚进入第一班学习,师从、等人,从此确定了他一生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的方向。范若愚学习期间十分刻苦,这也为他后来长期从事理论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春,中央马列学院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入北平,这就是后来中共中央党校的雏形。当时,学院先成立了政治研究室,随后又成立了、、基础、、党建等教研室。范若愚历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以及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政治研究室秘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副主任及主任、校教学委员会委员、校党委委员、校委委员、副校长等职。其间,范若愚以讲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而著称。&在中央党校任职期间,范若愚曾兼任的理论秘书(1956年至1959年)、的学习秘书(1958年初)。他还是中共八大代表、第四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兼职研究员,之后又兼任常务副总编辑。&
&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范若愚任副校长、《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辑,主要工作是在红旗杂志社。他还是当时以北京市委书记为首的中央文革五人(即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小组领导下的成员之一,参与起草了《二月提纲》。&但是他在“文革”中还是被整，身陷囹圄失去自由 。“文革”之后再展辉煌“文革”结束后,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范若愚任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顾问、校副教育长、校顾问。此外,他还是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范若愚是一位具有全国影响的理论家。1985年6月,范若愚因病逝世,他的追悼会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追悼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主持。悼词称其“长期致力于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研究和教育事业,成为全国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宣传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党的理论教育事业,为高级党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特别是理论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将之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革”前,范若愚已先后撰写和发表了百余篇理论文章,结集的有《和青年朋友谈谈学习中的几个问题》、《为什么要学习和怎样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论中国革命》、《〈共产党宣言〉解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解释》等。其中颇有影响的文章有:1951年为配合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建任务日益重要而撰写的《肃清封建等级的思想残余》、《共产党员必须克服农民思想》等;1954年为配合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而撰写的《学习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为实现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列宁论国家资本主义》等;1955年为纪念俄国1905年革命50周年而撰写的《俄国1905年革命和中国》(先后发表于《人民日报》和《真理报》,影响极大,并得到周恩来的表扬)等;1957年为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而撰写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根本变革》等;1960年为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列宁论中国革命》以及《我们为什么废除了封建家长制》等;1961年为纪念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发表20周年而撰写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要求》等。&“文革”结束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范若愚在新形势下又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理论文章,并先后结集出版了《列宁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等。此外,他还主持编写了《》一书。&这一时期,范若愚撰写的一些文章,主要是批判“左”倾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混淆和扭曲(如《试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对修正主义有准确的理解》、《以历史的进步补偿历史的灾难》等),以及在思想理论领域肃清“文革”的流毒,特别是中央党校发生的旧案(如《康生与“十六字”方针》、《决不容许篡改马克思主义——评反党的三篇文章》、《唐晓文吹捧柳下跖居心何在》等)。&见证周恩来一段苦闷的政治生涯& 范若愚最重要的经历之一,是于1956年至1959年奉命调至,兼任的理论秘书。其间的1958年初,他又兼任了的学习秘书。&1956年,范若愚担任周恩来理论秘书赴任前,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叮嘱他,在总理需要时一定要全力以赴地工作,平时则仍在学校工作。后来,有人因此称他是“总理府行走”。当时,周恩来的秘书达20多位。后来,范若愚回忆说:“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时是周总理办公室最兴旺的时期。事有巧合,那个时期也正是我们党的路线正确、全党全国最兴旺的时期。”但是到了1959年,周恩来因犯了“错误”,相应地,他的职权也受到了削减,秘书班子的人数大减,范若愚也结束了他在中南海的兼职。&关于范若愚曾为两位共和国领袖兼任秘书的经历,很少有记载。在有关的档案公开之前,主要还须通过他自己的回忆文字来记述。遗憾的是,他关于兼任刘少奇学习秘书一事,几乎没有记录。范若愚后来结集有《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一书,其中收入7篇回忆文章,主要记述了他当年在周恩来身边所感受到的领袖风范。如周恩来的优秀“学风”,是“实践”、“调研”、“从实际出发”、“认真”、“言必有据”、“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推陈出新”、“阶级分析”、“言行一致”、“谦虚”、“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周恩来的学习方法则是“习作合一”、“抓住中心”、“与不正确的思想作斗争”等。范若愚还回忆了周恩来1957年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有关情况。这一讲话原拟在《红旗》杂志发表,后被康生、陈伯达扣压。范的回忆文章揭示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范若愚对周恩来最重要的一篇回忆文章是《历史最终会把一切纳入正轨》一文。此文记述了周恩来当年因“反冒进”受到的严厉批评而被迫检讨的一些情节。其中的具体描写为其他文献资料所不载,因而弥足珍贵,成为国史中的实录式的记载。&范若愚回忆说:“1956年,我调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当时给我分配的工作任务是,由周恩来同志口授,让我记录或长或短的文件及其他书面材料,有时也查查文献。就在我初到总理办公室工作的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建设工作中发生了冒进的苗头,在某些建设中开始出现了紧张的局面。当时由于钢产量赶不上其他有关生产的需要,周恩来同志为此曾亲自到过鞍钢和太原。具体情况我不大了解,只是有一次周恩来同志要我查找马克思的一段话的出处。这段话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由于周恩来同志要找这段话,我联系到他的鞍钢、太原之行,以及我听到办公室其他同志谈到的一些简单的情况,我意识到,周恩来同志和同志是反对经济建设中开始出现的冒进现象的。”&不久,“反冒进”即遭到毛泽东的反对和严厉批评。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是“右倾”,是“促退”,是“向群众泼冷水,打击积极性”,是“方针性的错误”。“反冒进”经过南宁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后,提法也越来越厉害,几乎等同于政治路线问题。当时,在毛泽东的威严之下,已经没有了争论,党内“一言堂”的格局基本形成。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也比较少了,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对此,周恩来的内心显然是非常苦闷的。&&当年周恩来的苦闷和痛苦 “1958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回到北京后,我就到总理办公室宿舍去住,听候周恩来同志给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由于我没有随他去过南宁,也不了解那次会议的内容,只是在这次谈话中,我才知道。周恩来同志指示我:过去起草文件,是由他先谈内容,由我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只是在文字的连接上做一点工作。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经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同志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他们使用的电话机有增音装置),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录一段。我觉得,这时我如果守候在他的办公桌旁,对他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会妨碍他构思和措辞。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12点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在第二天凌晨2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我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情况讲了以后,邓大姐说:‘走!我带你去和他谈。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阅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前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后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交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后来稿子退回,周恩来同志看过以后,又要我把批在稿子上的话誊写清楚,再打印一次。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较轻了。我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10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不少。”&这一段回忆,把周恩来当时苦闷、难过的心情,以及他顾全大局的伟大人格,真实地记述下来。同时,也把邓颖超心疼丈夫受到委屈的感情披露出来,并把作者自己对党内生活和党史的无知间接地表现了出来,实属难能可贵。由范若愚起草、周恩来亲自修订的长达8000多字的检讨发言稿,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为大会材料印发给了与会代表。周恩来十分内疚,感到自己作为总理“犯了错误”,考虑自己不便继续担任总理了。于是,在随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但会议表示挽留他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草拟了一份会议记录,即: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范若愚作为周恩来的理论秘书,还有一个文献可以说明:,周恩来致信吕正操,说:“昨晚被你考住。今晨与范若愚同志谈,将‘赤悬天’勉强解释为‘赤日当空’、‘赤日悬空’的意思,并托(赵)尔陆同志转告。现取阅主席诗词原本,方知为‘长夜难明赤县天’,并非‘赤悬天’。赤县神州,大家懂得,自不费解。想以电话告,适你午睡,便以书代话,并望转告尔陆。”周恩来与吕正操谈及毛泽东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词,就其中的首句“长夜难明赤县天”有所猜测,周恩来询问理论秘书范若愚,结果也没说对。此外,作为刘少奇的学习秘书,范若愚在1961年还参加了《刘少奇选集》的编辑工作,当时在康生主持下,曾组织了熊复、姚溱、王力、范若愚、李鑫等几个工作人员,收集和查阅了刘少奇的档案和文章,约有300万字,为编选作准备。当时的编辑方针,是按照《毛泽东选集》的模式,所选文章的下限,只选到1949年,并搞出了一个选目。后来因为“文革”发动,自然也就泡汤了。 担任《红旗》真正常务副总编范若愚作为党内的一位“笔杆子”,主要是在《红旗》杂志担任常务副总编辑的时期。&
范若愚手书
日,毛泽东亲自提议创办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红旗》杂志最初的编委有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王稼祥、张闻天、胡乔木、陈伯达、康生、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舒同、李达、周扬、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许立群。范若愚排名倒数第二,但却是编辑部的常务副总编辑之一(总编辑为陈伯达,四个副总编辑分别是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据说《红旗》编委的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拟定的”,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党内几个著名的“笔杆子”。像负责《红旗》具体编辑工作的胡绳、邓力群、王力、许立群一样,范若愚也是长期从事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当时还担任周恩来的理论秘书和刘少奇的学习秘书,并且因为他对列宁主义较有成就的研究,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等的赞扬,被称为是中国研究列宁主义问题的专家。所以,作为党内几位著名的“笔杆子”之一的范若愚,理所当然地就被毛泽东选入《红旗》编委名单之中。&参与了著名的中苏论战&据吴冷西的回忆,1963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3月30日的来信。这以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杭州,要陈伯达起草一个有关“总路线”的提纲。在北京,则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另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乔冠华、、、、等几位“笔杆子”,“还加上戏称‘后排议员’的一些直接参加起草的年轻同志(他们来自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联络部、外交部等单位)”,开了两三天会,“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对陈伯达起草的稿子中间好的加以肯定,对不足的地方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五一劳动节过后,作为“笔杆子”的范若愚等随、、、等飞赴杭州,与各大区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等出席或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反修防修”的问题。当时,毛泽东已经注意和警惕在反对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也存在一个在国内如何防止“”的问题。于是,会议在通过《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展“四清”的同时,也就国际上“反修”的问题讨论了在北京和杭州平行起草的关于“总路线”的两篇稿子。&后来,范若愚对当年的“反修”有一个反思,撰写和发表了《必须对修正主义有准确的理解》等文章。范若愚在大量引证、对“修正主义”的解释之后指出:“‘修正主义’一词绝不容许滥用。只有对那种用‘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有意识地用资产阶级观点修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并且自成一种‘严整的’思想体系的机会主义,才是修正主义者;对那些不是有意‘修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而在理论上实践上有个别错误的人,都不能把他们叫‘修正主义者’。”&当年,范若愚还参加过撰写批判“苏共公开信”文章的工作。后来他在文章中回顾中共从1956年提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以后的斗争过程,指出:这其中,中共发表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如评“苏共公开信”的“九评”,虽然有许多错误观点,但不能认为把集团作为“修正主义者”来批判根本上是错误的。即“九评”对“”的批判,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基本上是正确的;第二种,有片面性,批判过了头;第三种,根本上错了。”“九评”中的若干错误观点,“主要错在对苏联的国内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没有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占有真实可靠的大量材料,没有进行科学分析,却按照我们的观点,轻率地下了许多空洞的断语”。更为严重的是,“九评”中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斗争、的若干“左”的观点,后来被林彪、“四人帮”利用,发展成一条极左路线,或者说,成了他们搞极左路线的“理论”。这一反思,以过来人的口吻,当然是体会得更加深刻了。&《二月提纲》的起草和拟定& 范若愚作为党内的一位“笔杆子”,还参与了“文革”导火线——《》的起草和拟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组长彭真在北京召集文化革命小组会议。参加者除了五人小组的成员外,还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郑天翔等。最后,会议起草和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其内容是:&“从批判《》开始的大辩论,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开展这场斗争的方针,应采取“放”的方针,即“让各种不同意见都放出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的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在报刊上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同时,“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但要“反对自以为是”、“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二月提纲》还决定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组成。&《二月提纲》虽然不免有历史条件下“左”的痕迹和错误,但出发点是试图对已经开展的“大批判”加以适当限制,并将之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反对把它变成集中的、严重的政治批判。&当然,这完全不符合当时毛泽东的意愿。2月7日,五人小组向在京的常委汇报了《二月提纲》。8日,彭真、康生、陆定一专程赴武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不置可否。12日,中共中央将《二月提纲》批发全党。但不久之后,就被毛泽东否定。1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态度,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停止《二月提纲》的执行。随即,对《二月提纲》展开了严厉的批判,范若愚等人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文革”发动之后,范若愚受到审查,被诬陷为“特务”,他的专案组由陈伯达的老婆刘叔晏负责。据称,江青曾称刘叔晏“办案有能力”,也就是想让“范若愚案”越搞越大,让许多无辜者也受到牵连。&不久,中央文革小组还决定让刘叔晏负责陆定一的专案组,而刘叔晏感到陆定一非范若愚所能类比,就有推托的意思。后来,陆定一专案组就由陈伯达接了过去。此时,范若愚已经身陷大狱了。&
&关于批判“合二而一”论在意识形态的批判运动中,范若愚曾参与和写过一些带有“左”倾色彩的政治运动和批判文章。比如在他任职的中央党校,1964年批判的“”论时,范若愚就参与写过批判的文章,说过一些错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献珍的冤案得到平反,那场“哲学‘罪案’”,也被说明是一场“政治冤案”。范若愚在《红旗》杂志撰写和发表了《“合二而一”批判由来》的文章,揭示了整个过程,并着重揭发了那个“理论权威(即康生,系当时的提法)”。&据说,杨献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范若愚是一个有一定学识和写作能力的人,参加革命也比较早。像他这样的人,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和正派首长的领导下,是很可以为党为革命做很多事情的。但如果碰上如、这样的领导,其对党对革命的伤害性也很大。三中全会后,他有认识,承认自己有错,这很好。认错总比那些犯了错误死不认错的人好。”&不过,对当年那场喧嚣一时的批判“合二而一”的论战,杨献珍后来出版的《我的哲学“罪案”》,当事人之一的穆欣出版的《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两部回忆录,以及杨献珍的秘书后来撰写的《一代哲人杨献珍》、《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等,都与范若愚的《“合二而一”批判由来》和吴江的《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等有不同的看法和一定的分歧。&范若愚的《“合二而一”批判由来》一文,是以当事人(副校长等)的身份和口吻来记述的,即“我曾亲自看到一些情况”、“因为工作关系,我和那个‘理论权威’住在一起”,因而这篇文章给人以“权威性”的感觉。&却认为“该文(《“合二而一”批判由来》)所记述的一些情节不符合事实,但却被某些作者(包括《康生评传》的作者等)辗转引用”,因此他才不得不出来商榷和反驳。&在穆欣的回忆中,当年所谓“合二而一”问题的“论战”,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即:“论战”开始时是以学术争论的形式出现的,后来才转为政治批判。&,《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发表了中央党校教师、林青山合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学习毛主席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体会》一文。这篇文章是他们在新疆班听了杨献珍的讲课后得到了启发,从而写成的。&当时,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看到了这篇文章,而黎明又是《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的社外编委,遂把文章推荐给《光明日报》学术部的编辑王愚。王愚审稿后认为可用,由代学术部主任的徐亦安签发,并将小样分别送给了哲学专刊主编、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世英审阅。张世英在小样上批了“可用”二字。&不过,光明日报社内部也有人认为既然已经有了“”论,现在再提一个“”论,虽然表达的是对立统一规律,却不啻标新立异。于是征求杨献珍的意见,杨认为“中国哲学史上早就有人用‘合二而一’表达了”,并不是“标新立异”。&后来,《光明日报》的总编欣就将文章签字付印了。显然,这篇文章当时只是作为一般的学术文章发表的。&岂料文章发表后,穆欣听说民族文化宫的“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当时由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理论组组长康生领导的一个秀才班子)的关锋等人说文章有“原则性错误”,即“合二而一”论的概念是在强调矛盾的统一,同时又把认识论和方法论割裂开来,是违反辩证法的。&随即,“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的写了一篇《“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文章,送到《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一分为二’同‘合二而一’是对立的,‘合二而一’必然调和矛盾。”当时这也未超出学术争论的范围,所以穆欣签发了文章,并连同艾、林的文章一起,交康生审阅。&随后,康生在出席“大会”时,将《光明日报》上的文章请江青转送毛泽东。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的吧。”康生随即开始布置相应的批判任务,但表面上仍是作为学术讨论来开展“论战”的。&后来,武、林青山两人被认为是杨献珍的“代言人”。“论战”也演变成为一场政治风暴。&此后,在康生的指使下,范若愚在党校主持会议,对艾恒武、林青山进行批判,并追究文章是否是杨献珍的“授意”。&7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的文章《为什么要说“一分为二”讲多了?》,公开点了高级党校讲师黎明的名字。&同一天,毛泽东在接见康生、等人时说:“《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的前一段(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段),是我写的。这些话触及到了有些人的痛处,杨献珍就是一个,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高级党校两名学员署名的文章《就“合二而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光明日报》于18日转载),公开点了杨献珍的名字。其实,这篇文章是康生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由“中央反修哲学写作小组”经过反复修改后炮制出来的。&据说这篇文章准备发表时,对用谁的名义发表,有所争议。康生开始想用范若愚的名义发表,范不同意;又要用艾思奇的名义发表,艾也不同意。最后只好找到在党校听过杨献珍课的新疆班的两个人,以他们的名义发表了。&至此,关于“合二而一”的“论战”,也就上升到政治批判的阶段,而不再是一场学术讨论了。&,中央高级党校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认为杨献珍有“十大罪状”:“反对毛泽东思想”、“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攻击‘三面红旗’”、“鼓吹资本主义”、“大闹‘翻案风’”、“同彭德怀一道反党”等。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撤销了杨献珍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注:1955年8月至1961年2月,杨献珍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党委书记,1961年2月至1965年9月任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和校委委员等职务。&随之,一批无辜的干部受到株连,仅中央高级党校就有包括副校长、校党委第二书记侯维煜等在内的154人受到错误批判和围攻,其中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讲师黎明被迫害致死。&穆欣认为范若愚将批判“合二而一”的一些过程搞得更加不清楚了,即“事情本来不是那个样子,偏要说成那样,就难看清它的本来面貌。范若愚的《‘合二而一’批判由来》一文掐头去尾摘引康生说过的话,有些已不同于康生的原意,显然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主要是说范若愚的文章会给人以这样的错觉:“论战”的初期,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学习毛主席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体会》,以及项晴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都是先将文章的清样呈送给了康生、关锋(当时是“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负责人),康生又故意“钓大鱼”而下令发表的。于是,刚开始这就成了一桩事前部署好的阴谋了。&穆欣认为,这样一来,范若愚的文章使许多人信以为真,结果以讹传讹。如记述共和国历史的一部长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影响很大的“年的中国”系列丛书之一的《》(丛进、等编著),也完全重复了范若愚的说法。穆欣还认为,在反思的同时,范若愚的文章又有一些“缺乏根据”的“推断”,“岂非又会构成新的冤案”?
毕生精力献给党的理论研究/范若愚
作为马克思主义、、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为党的理论工作和党校教育事业做出了显著贡献。 自觉工作&范若愚同志是1948年11月到中央党校的前身——河北平山中央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的。当时，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在全党干部和全国人民中普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宣传，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已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他看到了党对理论工作的需要，就自觉地服从这一需要，在学习过程中，便开始讲课，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1951年毕业后，又愉快地留校工作。从此，他就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的理论研究、教育和宣传事业。 范若愚同志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不仅能够自觉地服从党的需要转到理论工作岗位上，而且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研究各种实际问题，为党领导的现实斗争服务。五十年代前期，我国刚刚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他就开始研究国家资本主义，用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来阐述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先是讲课，受到学员热烈欢迎。后又写文章，1958年的大跃进使我国的土地和森林资源遭到了破坏，为此，他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关于如果人们在改造自然过程中违反了自然规律就要受到自然界报复的观点，写了文章，作了分析。既有针对性又有现实感。 为了党的理论教育和宣传事业，范若愚同志主持并组织中央党校的同志编写过《列宁论中国革命》、《科学社会主义概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面的书籍。他十分重视发挥集体的作用，鼓励大家放手大胆地工作。他组织集体攻关，都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并对每个同志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例如查找材料，找什么，不找什么，都讲得清清楚楚，便于每个同志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刻苦读书&范若愚同志刻苦读书，勤奋工作的精神，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中央党校，是出了名的。他认为要做好理论工作，就必须反复认真地钻研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他读过的《列宁全集》各卷中，在每个重要的地方，都作了记号和眉批，最重要的地方，他还在书的上角贴上提要，注明所论述过的是什么问题。仅对《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就作了九十二条眉批，贴了三十六个提要。 范若愚同志还广泛阅读了我国经史子集中的一些重要典籍以及其它书籍，并将自己读书过程中所辑录的名言警句加以注释，编印成书，供青年参考。范若愚同志不仅读书刻苦，工作也异常勤奋。他思考一个问题，抓得非常紧，吃饭睡觉都在想，时时刻刻都在搜集材料。他常说：“晚上工作好，时间可以无限延长。”因为白天的事情多，尤其是六十年代的头几年，他兼职多，担子重，许多教学研究工作只能放到晚上来做。为了写文章和编书，他不但自己经常开夜车，还经常把一些同志请到他那里去，一搞就是一个通宵。中央党校1959年班是培养理论人才的一个重要班次，范若愚同志为办好这个班出了大力。学员写的每篇文章他都亲自过目，并选择若干篇从内容到词章进行评讲，讲得非常细致。 严谨治学&范若愚同志在中央党校严谨治学是他的又一特点。他讲课写文章，都要占有大量材料，在研究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不说空话，力求所提出的观点持之有据，论述合理，并十分注意语言和文字。他还搜集了古今名家如何写文章的大量材料，对文章如何拟定题目，如何开头等，都作了过细的研究。他写文章，都是字斟句酌，反复修改。例如，1955年，是俄国1905年革命五十周年，这年在我国和苏联都举行了纪念活动。范若愚同志接受任务，写一篇学术论文到苏联去参加纪念活动。从定稿后到正式宣读前，他又改了十多遍。他查阅了大量报刊资料，以确凿的事实论述了1905年俄国革命在中国引起的反响，并说明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土耳其等国也先后爆发了革命。由于这篇论文对1905年革命说出了新的观点、新的意思，作者在苏联宣读后，又分别在《人民日报》和《真理报》上发表，不仅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好评，还受到周恩来同志的表扬。 枯木逢春&1966年初，范若愚同志参加了起草“二月提纲”的工作，不久，就受到康生、陈伯达、“四人帮”等的长期残酷迫害。十年动乱，他过了九年非法的监狱生活，身心两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出狱时，已经是一个身患重病风烛残年的老人了。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虽然年高体弱，又重病缠身，但思想却空前兴奋、活跃和解放。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的中央党校里，他努力工作，为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马列主义的篡改，为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为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路线轮训高、中级干部而尽心竭力。他从理论上认真研究和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也总结了自己从事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用实际行动拥护和支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 1985年元旦，他写了“老年迎盛世，髫龄逢良辰”的条幅以志喜，又写了“幸教枯木逢春，但望老而不朽”的条幅以自勉。这后一条，正是他晚年思想和生活的生动写照。 这个期间，范若愚同志认真探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新的重大课题。当胡耀邦同志在1977年提出开设科学社会主义课程后，他为建立这门新学科，倾注了巨大的精力。他强调这门学科中心是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尤其要研究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为这门学科的建立确定了方向。他帮助全国从事这一专业的理论工作者组织起来，共同开展研究；并阅读了国内外的许多有关著作，主持编写了《科学社会主义概论》一书。这一期间，他先后担任党校副教育长、顾问以及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的职务，工作是很忙的，但他还撰写了二十多篇理论文章。作为中央党校的一名教授，他还为学员讲了多次内容深刻、精彩生动的课；又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关怀年轻同志的成长。即便在重病住院期间，范若愚同志也仍然坚持撰写学术专著。 视死如归范若愚同志病逝前不久，他抄了明人黄湛致友人书中的一段话：“凡人阅世光景，无过生老病死。今既老且病，相去阎家不远，须要眼明手快，觑得破，抛得下。腊月三十到日，便不忙乱，不酸楚，更觉有一种逍遥自在之趣。此是真正学力，不可不预办也。”下面并注明他自己的意见：黄湛的这一观点“是可取的，人到了既老且病时，在世无几，乃自然法则。所谓觑得破，抛得下，就是要在思想上做到自觉地适应自然法则，这样，到了生命临终时，便可变忙乱、酸楚为逍遥自在，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由必然王国变为自由王国。所谓此种真正学力，就是自然辩证法的学力。这里存在的矛盾是不可否认的：一方面，生命是令人留恋的；另一方面，自然法则是不可抗拒的。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我们许多老同志曾经以视死如归的精神，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现在仍应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对待自己的风烛残年。这样，就可以保持眼明手快的精神状态，在所余无多的日子里，多做些工作；又可以在弥留之际，心安理得地了结一生”。范若愚同志实践了自己的话，为党的理论研究、教育和宣传事业勤奋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赠送古籍&范老不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同时喜爱古籍、字画。他是北京中国书店的常客，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总要到古旧书店去看一看。范老十分关心山西地方古籍的收藏，每当发现有收藏价值的三晋古籍，他总要收购下来，赠送给山西的有关收藏单位。据赵冬生回忆说:1977年10月间，他同当时的两位领导同志（亦是范老的亲密战友），来到中央党校那幢熟悉的小楼里，准备复印范老收藏的《合河纪闻》。这部书是清人撰写的，它详细记录了晋西北，特别是兴县地区的历史，是一部很有史料价值的地方书史，国内已罕见。范老事先知道我们的来意，他看到我们对山西地方史料这样重视，便慷慨地将自己多年精心收藏的山西地方文献70多种、400多册（卷），连同《合河纪闻》全部赠送给山西省图书馆。
评价/范若愚
范若愚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委员会委员，他因病于日23时8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三岁。中共中央党校于日为范若愚同志召开了庄重肃穆的追悼大会，中央党校礼堂前厅悬挂着范若愚同志的遗像，两侧摆满了花圈，中央党校500多名教职员工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胡耀邦、彭真、邓颖超、胡乔木、薄一波、王鹤寿、吴学谦、董其武、陈再道、吕正操、王光美、蒋南翔等和全国政协、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红旗杂志社、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交通部、山西省委和省政府、五寨县委和县政府等单位送了花圈。参加范若愚同志追悼会的有习仲勋、邓力群、乔石、程子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康世恩、杨成武、赵朴初、马文瑞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范若愚生前好友：张友渔、王从吾、李葆华、张平化、张稼夫、胡克实、舒同、张策、张香山、钱之光、钟师统、李卓然、罗青长、高克林、平错旺阶、戎子和、张邦英、苏谦益、王照华、郁文、王惠德、黄志刚、、赵毅敏、刘火、武靖华、、刘达、段云、贾震、李琦、梅行、张仲实、张震寰、黎澎、许涤新、任继愈、刘大年、冯铉、周秋野、张大中、郝德青、朱其文、刘有光、陈翰伯等同志和中央党校、杨献珍、、、桑子桢、江流、王介山、、等也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场两侧悬挂着“革命五十余载勤奋攻读马列宏论雄健诲一代，历经十年风霜笑唾魑魅魍魉正气浩然贯千秋”。“忆当年晋北穷乡运用马列教导吾辈奔上革命征程，看今朝大河上下桃李满园同悼我师栽培抚育情深”两幅挽联。 上午10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宣布追悼会开始。中央党校副校长致悼词。 悼词范若愚同志1948年到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他刻苦钻研，为后来长期从事党的理论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1年留校工作，先后任政治研究室秘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副主任、主任。1959年12月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他在党校任职期间，还兼任了校外许多重要工作，参加一系列重要活动，主要有：1951年至1952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55年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党校副校长；同年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成员赴苏参加“1905年革命”纪念活动，在会上作了题为《1905年革命和中国》的学术报告，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1956年范若愚同志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参加大会工作；同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社会部研究员；1956年至1959年期间，范若愚同志任周恩来总理理论秘书，其间，1958年初，曾兼任刘少奇同志学习秘书；1960年12月随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苏参加中苏两党会谈和八十一国兄弟党会议；1963年再次随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苏参加中苏两党会谈，同年7月兼任《红旗》杂志社常务副总编；1964年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从1949年到1966年，范若愚同志长期致力于马列主义、毛泽尔思想的理论研究和党的干部教育事业，除出色地完成高级党校教学任务和各项兼职任务外，还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多篇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文章，汇集出版了《列宁论中国革命》等多部著作，成为全国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范若愚同志在建国后长时期内，为宣传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党的理论教育事业，为高级党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特别是理论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范若愚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长期迫害。在九年非法的牢狱生活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仍能坚持原则，表现了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 粉碎“四人帮”以后，范若愚先后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委委员、校委委员、副教育长、顾问等职，先后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文献》杂志顾问，并被选为北京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和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主持编写了《科学社会主义概论》，他还亲自讲课，精心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关怀年轻同志的成长。从而，为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为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即使在重病住院期间，也仍然坚持撰写学术专著，并为向青年同志传授写作和科研经验，连续写了《门外文谈》多篇。追悼会后，范若愚同志的骨灰盒由中央党校负责人江流、王介山等同志及家属护送到八宝山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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