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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欣赏与学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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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位速:256Kbps音频采样级别：44KHZ频道：2（立体声）专辑介绍：《中国京剧有声大考》精选了自1910年中国有现代音响技术设备以来至八十年代间谭鑫培、孙菊仙、汪笑侬、刘鸿声、王瑶卿、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等120位杰出的唱工演员的280个精彩唱段，其中生、旦、净、丑齐全，唱白兼备，名唱荟萃，百花争妍，有的唱段为世所罕见，珍贵无比！谭鑫培（～） 演员，工老生，曾演武生。本名金福，字望重。因堂号英秀，人又以英秀称之。武汉市江夏区（原武昌县）大东门外谭左湾九夫村人。其父谭志道，工老旦兼老生。谭鑫培为其独子，清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九出生。10岁随父到北京，11岁入小金奎科班习武丑，后改武生及文武老生。1863年出科。23岁搭三庆班，以演《神州擂》、《三岔口》、《白水滩》及 八大拿 等武生戏为主。曾傍程长庚演《青石山》马童，得 大老板 赏识，委以武行头。在《同光十三绝》画中，谭鑫培是唯一的武生演员。以老生享名剧坛则是光绪十年以后的事了。程长庚曾预言： 吾死后，鑫培必成大气候。 谭鑫培曾师事程长庚、余三胜，并向张二奎、卢胜奎、王九龄问艺，博采众长化为己有，终成一家，与汪桂芬、孙菊仙被誉为 新三鼎甲 ，并成为京剧史上第一个老生流派--谭派创始人。光绪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与孙秀华、陈德霖、罗寿山四人被选入升平署进宫承差，宫内艺名谭金培。日上午8时病逝于京城宣内大街大外郎营1号寓所，享年71岁。葬于戒台寺栗园庄墓地，界桩上刻 英秀堂 。今谭门已是七代梨园世家。谭鑫培谭派的弟子很少，但私淑者极多，当时几乎“无生(老生)不学谭”，传人分新老两派，老谭派代表人物是王又宸，还有谭小培(其子)、贾俊卿、孟小茹、罗小宝、贯大元、贾洪林等。言菊朋早期的表演，也严格遵循谭的路子。“新谭派”的代表人物是余叔岩。余在继承谭派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老生流派。票界学谭者有红豆馆主、夏山楼主、王雨田、王君直、王庾生，乔荩臣、程君谋等，对谭派的研究皆有精深的造诣。后来的马连良、言菊朋等均受谭派影响很深。其孙谭富英的“小谭派”则基本上是“老谭派”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他行当的演员如武生杨小楼，旦行梅兰芳、王瑶卿等，也受其启发和影响颇大。　　谭鑫培一生创造了为数众多的艺术形象。由于他善于体察人物的身份、性格和精神气质，因而演来无不形神毕肖。熟悉谭派艺术的著名票友陈彦衡说：“谭鑫培演孔明有儒者气，演黄忠有老将风，《胭脂褶》之白槐居然公门老吏，《五人义》之周文元恰是市井顽民。流品迥殊而各具神似。”他在塑造人物时，不仅注意形象的真，而且讲求艺术的美，在唱念做打各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创造。当时的“老生三杰”中，孙菊仙的唱善用“膛音”，以慷慨激昂胜；汪桂芬善用“脑后音”，以雄健刚劲胜；谭鑫培不取孙、汪的实大声宠、满宫满调的实力唱法，而用“云遮月”的嗓音，以声调悠扬婉转，长于抒情取胜，但有时不免略带感伤。同一剧目如《文昭关》、《捉放曹》、《鱼肠剑》等，三人演来，各有特色。谭的唱腔不但集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王九龄、卢胜奎、冯瑞祥等唱法之大成，而用广泛吸取了青衣、老旦、花脸各行的唱法以及昆曲、梆子和大鼓的音调,巧妙地融于老生唱腔中而不露痕迹,又能统一于自己的独特风格之中，自成一家。他还善于突破二二三、三三四的句法，运用衬字、虚字润腔,灵活地转变板眼,因而他的演唱玲珑活泼，变化多端，于平淡中见灵巧，并能细腻而鲜明地表现不同人物的感情。如《卖马》中秦琼的抑郁感伤，《洪羊洞》中杨廷昭的凄怆沉痛，《战太平》中花云的激昂慷慨，《李陵碑》中杨继业的悲愤苍凉等，无不曲尽其妙。他的念白，字斟句酌，清晰流畅，《空城计》的“三报”、《八大锤》的“说书”等，都是他的精心杰作。谭鑫培谭鑫培早年曾演武生，武功根底坚实纯熟，身手矫健稳练，所以无论演靠把戏、箭衣戏或褶子戏，都能做到身段灵活洒脱,干净洗炼,在很多戏里还表现了独特的技巧，如《四郎探母》的“吊毛”、《战太平》的“虎跳”(一说“拨浪鼓”)、《八大锤》的“断臂”、《李陵碑》的卸甲丢盔等,都有独到的功力;全本《琼林宴》的身段繁重，他演来却游刃有余，显示了他的腰腿功夫；《当锏卖马》中的耍锏、《翠屏山》的舞刀等也都有独到之处。 　　谭鑫培在艺术上富有革新精神，所演各剧，在剧词和表演艺术上多有加工改革之处。又能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他面形清癯,因此不常演王帽戏；演《定军山》的黄忠，不戴帅盔而戴扎巾，都是为了掩其所短而发挥其所长。　谭鑫培在艺术上文武昆乱不挡，能戏甚多，其中有代表性的剧目为：《空城计》、《当锏卖马》、《李陵碑》、《击鼓骂曹》、《捉放曹》、《洪羊洞》、《桑园寄子》、《四郎探母》、《武家坡》、《汾河湾》、《定军山》、《战太平》、《连营寨》、《南阳关》、《珠帘寨》、《打渔杀家》、《八大锤》、《琼林宴》、《胭脂褶》、《南天门》、《坐楼杀惜》、《清风亭》、《战宛城》、《别母乱箭》等。　孙菊仙 （）京剧老生，是半途转业、三十岁以后才由票友下海的著名艺人。名濂，一名学年，字菊仙，号宝臣，外号孙一啰，晚年用“老乡亲”为艺名；天津人。生在天津市一位商人的家中。诞辰：日，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正月初一日。逝世：日，农历辛未年六月十五日，卯时自幼悟性很强，喜好音律、戏曲和武术。1858年十七岁时考取了武秀才，当再考武举人落榜后，愤而投军从戎。1861年二十岁的孙菊仙投奔清军陈国瑞的部下，参与了镇压太平军的战役。1867年转到英西林的军队服役。因功保至游击，获三品衔。作过“候补都司”。后来，英西林因涉及某案，被革职，孙菊仙由此弃官来到北京，开始了他近七十年的京剧演唱生涯。孙菊仙从少年时代就非常喜爱程派京剧艺术，来到北京后，便投奔到同治年间最著名的京剧老生程长庚的门下学习京剧。他先是做票友，后来正式进入梨园界，最早进入的是祝成班。由于他具有歌喉洪亮、行伍出身等得天独厚的条件，又善于揣摩，融会各家之长，独具一格，很快红遍京城，成为各戏班争聘的名角。 　　他在北京最受欢迎时期，也是谭鑫培、汪桂芬正红的时候。当时谭鑫培的代表作是《碰碑》，汪桂芬的代表作是《文昭关》，他的代表作是《三娘教子》。这是被观众公认为百听不厌、代表三个不同流派，各自具有特点的好戏。当时北京街头巷尾，时常可以听到有人学着哼孙腔“小东人……”，谭腔的“金乌坠……”，和汪腔的“伍员马上怒气冲……”。 　　1886年孙菊仙被招入清宫的升平署，为清朝“内廷供奉”。在宫廷内演戏同时兼任教习达十六年之久。孙菊仙的京剧表演艺术甚受慈禧太后的称赏，被赐予三品顶带。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后，京城的寓所被毁，全家迁往上海，在上海从事演出和经营剧班十余年。孙菊仙的演唱受到旅沪的天津商人的赞赏，因为同里关系，亲切地称呼他“老乡亲”，此后，这个称呼逐渐在各地叫响，即使演出的海报、戏单上也以此相称。辛亥革命后孙菊仙回到了北京，自民国政府成立后他就很少参加商业演出。但是对水旱赈灾、养老恤孤之事却乐而为之，至老不疲。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年的孙菊仙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天津。返津后，他始终关注着家乡京剧艺术的发展，重视培养京剧人才。积极参加天津票友界的活动，经常到票房清唱。孙菊仙与当时天津的文化名流有很深的交往。1920年逢孙菊仙生日，天津教育家严范孙专门做诗庆贺。1926年天津东门里文庙修缮完毕，应严范孙、林墨青等人之邀，拜谒文庙并合影留念。孙菊仙与当时主持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的天津教育家林墨青在戏剧改革方面志趣相合，曾在草厂庵共同组织京剧团体 ——鹤鸣社。　　孙菊仙的唱腔唱法，以大气磅礴、不拘细节为主要特色，世称孙派，是清末重要的老生流派之一。孙菊仙同谭鑫培、汪桂芬合称老生“新三杰”，他壮年从艺，曾师事中年的程长庚，得其亲炙；又接受了张二奎的影响，继承了程、张两派演唱直腔直调、不尚花梢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孙菊仙嗓音宽厚高亮，音量极大，有宽有窄，有高有低，五音俱佳，每一放歌，浩瀚洪阔有如雷鸣。兼之气力充沛，用尖腔、使嘎调，极其自然。唱腔古朴雄壮，不事雕琢，磅礴充沛而少转折，长腔也不常见，虽粗服乱头却别具魅力，真挚朴实感染力强，令听者动容。孙菊仙的念白，吐字饱满，有棱有角，间有天津方音，又吸收了王九龄既上口、又接近口语的念法，铿锵有力，爽朗风趣，无作戏痕迹。孙菊仙在新三杰中属守旧类型，但也有所创造。他的唱、念纯以气胜，并且善于通过气息的放与收、音量的大与小、声调的高与低、节奏的疾与徐、行腔的曲与直等方面的对比，造成鲜明、强烈的印象，取得感人的效果。如《逍遥津》、《李陵碑》、《乌盆记》等剧目中的大段唱工即是这样处理的。 　　孙菊仙的唱腔与谭、汪两派不同，咬字有力，行腔转折不多而极动听，宽起来如黄钟大吕，细起来非常之细却又是袅袅不断。他独创的孙腔，有一种唱着唱着似离开你的耳鼓，逐渐要消失，而忽然大声一放，震耳欲聋。他的唱腔，有时一波三折波澜壮阔，有时突然直上，鸢飞戾天。他平时为人讲求“侠骨义气”，好打不平，所以他演老头戏，如《四进士》的宋士杰很有特色。他身材硕长，两只大眼睛神采奕奕，形容宋士杰的古道热肠、侠肝义胆，谭鑫培、汪桂芬也不得不退避三舍，而不动演此戏。　　常演剧目有《雍凉关》、《七星灯》、《搜孤救孤》、《搜府盘关》、《完璧归赵》、《马鞍山》、《卧龙吊孝》、《胭粉计》、《善宝庄》（即《敲骨求金》）、《雪杯圆》、《骂杨广》、《洪羊洞》、《三娘教子》及《四进士》等。　　孙派艺术的直接传人不多，双阔亭、时慧宝分别继承了他的高亢挺峭和低回浑厚，天津票友王竹生、李东园等学孙也有似处。他的唱腔、唱法、念白诸方面的特色大多被后来的一些名家吸收，如麒派得其粗豪苍劲，马派取其风趣自然，高派传其慷慨奔放，甚至刘派也取法于他的悲壮激昂。孙菊仙的特色唱腔在丑行演员萧长华的唱段中也有所体现。 　　孙菊仙创造了一些运用“孙派”独有唱腔的戏，如《完璧归赵》、《马鞍山》、《舌辩侯》、《卧龙吊孝》、《逍遥津》、《胭粉计》、《火烧上方峪》、《善宝庄》、《雪杯圆》、《骂杨广》、《戏迷传》等等。后来为“刘（鸿声）派”所宗，继之高庆奎又兼学孙、刘。孙派继承者只有时慧宝，起始很红，后因潦倒以死，传下来的“孙派”艺术，就被高派、麒派、马派等吸收于各派之中了。　　汪笑侬() 　　中国京剧作家，表演艺术家。满族。北京人。本名德克金，字仰天，号孝侬。出身官宦家庭，自幼聪明，1879年(光绪五年)中举，但他无意追求功名。其父给他捐一河南太康知县，因性情刚直，被劾罢职。转而投身戏曲界。 　　他的表演做功细致、逼真，唱功戏也得心应手，取汪桂芬、谭鑫培、孙菊仙之长，融会徽、汉二调，自成一派，在艺术形式上有所创新，世称汪派。 　　他学识渊博，擅长诗词。一生创作、改编、整理了京剧剧本多种，对剧本的文学性十分重视，要求情节合理，情文并茂，而又流畅上口。他创作、改编的戏曲剧本大多取材历史故事，借古喻今，隐刺时政。对清政府腐败，激于义愤，自编自演二十余出戏，来抨击社会，抒发情怀。他满怀爱国热忱，但寄希望于圣主、贤相。　　曾入翠凤庵票房学唱京戏，又得孙菊仙指点，技艺日进。后在上海丹桂茶园用王清波名挂牌演出，正式成为职业京剧演员。他编演新戏，力主戏曲改良。辛亥革命后担任过戏剧改良社社长。1916年再度赴沪演出，因贫困成疾，卒于上海。　　汪笑侬是与老生“后三杰”同时期的老生演员，他的唱腔于孙菊仙、谭鑫培、汪桂芬、刘鸿升之外，另辟蹊径，于清末民初蜚声南北，亦称“汪派”。 　　汪笑侬吸收各家之长，借鉴了孙的豪迈、谭的清隽、汪的雄劲和刘的激越，又采用了徽调、汉调的唱腔、韵味，结合自己的嗓音，创造出一系列独特的唱腔，使人耳目一新。 　　汪笑侬总的演唱风格是突出个性，声情并茂。他的唱腔清越激昂，通俗而不庸俗，虽变化多端而不显生硬勉强，或自高昂处跌宕而下，或于低回处曲折而起，都能传情、动人。 　　汪笑侬的嗓音窄而高，气力稍单弱，因此，在唱法上注意控制、运用气息，突出抑扬、吞吐和收放的对比，用抑、吞、收来反衬扬、吐、放，以造成效果。于唱段收尾时，多在似急流奔泻的行腔之后，强力顿住、然后用全力一放，使尾腔喷薄而出，格外饱满。 　　汪笑侬尤善于驾驭超长的唱段，如《哭祖庙》中的大段反二黄共120句，最长句达40余字，他并不从头至尾平均使用力气，而是将它分为7个层次，每个层次中都由弱至强、由低至高，盘旋而上，形成各自的高潮，7个高潮又依次递进增强，自然地推上顶峰，造成总体上的慷慨激昂，将剧中人悲愤之情宣泄无余，给人以一气呵成的印象。短段唱腔则尽量迂回委婉，重点唱句也有鲜明的特色，如《刀劈三关》的二六、流水板。汪笑侬善于刻划人物，表演有书卷气，能充分体现文人、贤士、书生的气质，如《马前泼水》中朱买臣的寒酸，《骂阎罗》中郭胡迪的狂狷，都能不温不火，恰到妙处。 　　汪笑依能演靠把戏，武打精炼而不花梢。　　汪派特有剧目大都为他自己创作、改编，有的系由其他剧种移植，《哭祖庙》、《刀劈三关》、《马前泼水》、《党人碑》、《受禅台》、《博浪椎》、《骂阎罗》、《桃花扇》、《骂王朗》、《煤山恨》、《分金记》等是他代表作。他演其他传统剧目也往往进行加工、改造，使之别开生面，新颖而有活力，如《柴桑口》、《喜封侯》、《八义图》、《失街亭》、《逍遥津》、《镇潭州》、《四郎探母》等。为纪念他诞辰100周年，1957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汪笑侬戏曲集》。　　汪笑侬的传人较多，以女演员恩晓峰成绩最好，金小楼、石月明、何玉蓉等学汪亦有似处。此外，唐韵笙及北京票友王泊生等亦能演唱汪派剧目。　　刘鸿声()北京顺义县人。早期京剧老生名家，其艺术世称刘派。一作鸿升，又作鸿生，字子余，号泽宝。日故于上海。　　原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酷爱京剧，后入翠峰庵票房学净角。1895年成为职业演员，先后在同春、四喜班为谭鑫培、孙菊仙当配角。改搭玉成班后，主演《八本铡判官》，声名鹊起。1909年赴沪始改演老生。辛亥革命后，回京在广和楼组建鸿庆班，自任主演。他的演唱嗓音响亮、清脆、甜润，行腔挺拔、刚劲、流利，多用京字、京音。以《斩黄袍》、《斩马谡》、《辕门斩子》和《四郎探母》著称。成名后有时还演出花脸戏《探阴山》和老旦戏《钓金龟》等。他曾继谭鑫培之后任北京正乐育化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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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郭德纲 - 老师来了 - 相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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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天津人，相声演员，电视、电影演员及电视节目主持人。 1979年投身艺坛，先拜评书前辈高庆海学习评书，后跟随相声名家常宝丰学相声，又师从相声大师侯耀文。其间又学习了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等剧种，辗转梨园多年。2012出演电影《车在囧途》。2013年蛇年第一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并出演电视连续剧《大宅门1912》。2014年出演喜剧电影《大话天仙》，剧中反串赵夫人；同年又与安以轩、汪东城主演悬疑电影《秘术》。[1]
2015年郭德纲自导自...
郭德纲，天津人，相声演员，电视、电影演员及电视节目主持人。
1979年投身艺坛，先拜评书前辈高庆海学习
，后跟随相声名家
学相声，又师从相声大师
。其间又学习了京剧、
等剧种，辗转
多年。2012出演电影《
》。2013年蛇年第一次登上
的舞台，并出演电视连续剧《
》。2014年出演喜剧电影《
赵夫人；同年又与
主演悬疑电影《
2015年郭德纲自导自演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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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该声音的人(6)京剧：天津最有代表性的剧种
日13:17　　来源：
　　京、评、梆是天津最有代表性的剧种，它们虽不源于天津，但其形成与发展都与天津密不可分。天津戏剧爱好者之多，观众鉴赏水平之高在全国闻名。
　　京剧产生于19世纪中叶，它是随着清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进京和道光年间传入的汉调，溶入京音，又吸收其他声腔艺术而逐渐形成。清道光年间，京剧在天津已广为流传。清末，随着南来北往的名角在津献艺，天津艺人吸收其长，逐渐形成自己的表演风格。当时天津武戏最具特色，如武生三大流派“黄派”的创始人黄月山，不仅武功好，唱功也很出色，还能演小生和老生。
　　20世纪20年代后，京剧界各派名演员竞相来津献艺，他们都把“过天津关”做为检验自己水平高低的标志。戏剧界流传着“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赚钱”的说法，正说明天津在京剧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为此，天津认可并捧红了一批颇有才华的青年京剧演员。如李少春、童芷苓、赵燕侠等。就连李世芳、张君秋、毛世来、宋德珠等四小名旦，也是在天津唱红而名声大噪的。
　　天津专业京剧演员队伍实力颇为雄厚。20世纪50年代，主要演员包括在全国颇有影响的著名演员有杨宝森、厉慧良、丁至云、张世麟、林玉梅、李荣威等。1956年，天津京剧团正式成立，以上演员都成为该团的主演。每人都有各自的代表性剧目，如杨宝森的《空城计》、《文昭关》；厉慧良的《铁笼山》、《艳阳楼》；丁至云的《春秋配》；张世麟的《挑滑车》等。除市京剧团外，还有建华、建新、荣新、塘沽等京剧团体。著名演员有杨荣环，赵松樵、小盛春(“小活猴”)等。
　　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由于政治原因，除市京剧团外，其他京剧团体一律解散。天津京剧团演出的剧目只有“八个样板戏”。直至80年代，天津京剧才再获新生。
　　为培养京剧幼苗，天津艺术学校中还设有京剧班。
　　拜师学艺旧时，拜师学艺有四种方式：即科班学艺、做手把徒弟、请家中传艺和票友学艺等。
　　科班学艺，学员入科后，必须按科班排名顺序，另起新名，并以名字中的某一个字作为标志，显示科班的特点或学艺的先后。学员多是贫寒子弟，入科班目的是学习技艺，以谋衣食。凡进科班，都要履行入科手续，立“关书”(即学员家长与科班订的契约字据)。学艺时间多是7年，有的还外加帮助科班1或2年。科班负责学员的吃穿，但“天灾人祸、车轧马踏、投河觅井、悬梁自尽，各听天命，不与班社相干”。若学生逃走或半路退学，家长与中保人还要赔偿科班7年的损失。科班里教学时采用“打戏”的方式，即“不打不出功”，这是祖师爷传下来的规矩。在科班中，学员最怕的是“打通堂”(即一人犯错，全体挨打)。由于挨打时趴在板凳上，故科班演员都自称“啃板凳出身”。老艺人常将学员的七年学艺称为“七年大狱”。
　　做手把徒弟，即演员在家中收徒进行的个别传艺。学艺时间、拜师立字据与科班相似。生老病死，老师亦不负责。学艺期间，可任老师打骂。演出收入归师。学艺之余还要帮老师做家务。手把徒弟要想搭班演出还要另拜老师，叫“带道师”，否则，同行不予承认。
　　请家中传艺，由于出钱请老师教戏，学生一般不太受罪，老师教授也较仔细。一般家道殷富的梨园人家方能做到。这种学艺与手把徒弟一样，都要借台练艺，即搭科班进行演出练习，早晚仍在家中学戏。票友学艺，票友的家庭条件一般较好，可出钱请老师教戏。他们若以唱戏为生(即“下海”)，也需要拜“带道师”，否则将受到同行的歧视。
　　旧时，拜师学艺有一套程序。尤其是拜著名演员为师，拜师仪式更为隆重。拜师要有引荐人，即“引荐师”，征得老师同意后，方可择定吉日，正式拜师。
　　拜师仪式一般在饭庄举行，学生负责所需费用。仪式开始，学生先向祖师爷磕头，然后分别向师傅、引荐师、师伯、师叔磕头认师。再拜见各位师兄。行礼完毕，设宴款待。宴席结束后，新徒随师回家，拜见师娘、师兄、师嫂等，一一呈上见面礼。师傅也要给徒弟回礼，称为“衣包借牒”。从此，此徒便成了该老师的入室弟子。按传统，这种师徒关系如父子，即“一日为师，终生若父”。
　　茶园、戏园天津早期的京剧演出场所是茶园，出现于清道光年间。当时的茶园比较原始、简陋，随着京剧在天津的日益兴盛，光绪初年，便有了诸多设备比较完善的茶园。其中东马路袜子胡同的“庆芳茶园”、侯家后北口路西的“协盛茶园”、北大关金华桥南的“袭胜茶园”和北门里元升园的“金声茶园”为著名的“津门四大茶园”。
　　在此期间，一些官僚权贵、富商大贾也纷纷在自己的家中修建戏楼、戏台，以备唱堂会之用。
　　另外，外埠旅津商人为便于经商与联谊，也按籍贯自发集资兴建了20余会馆，不少会馆内就设有戏楼。其中建筑水平最高、最讲究的是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广东会馆戏楼(今南门内大街)。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典式剧场。全部为木制结构。舞台坐南朝北，为延伸式，观众可从三面观看演出。舞台顶部用百余根斗拱堆砌接榫，螺旋而上，形成“鸡笼式”藻井，也称“螺旋回音罩”，音响效果极佳。观众席分上下两层，楼上为包厢，楼下是散座。整个戏楼的装饰均用木雕镂空工艺，富丽堂皇，十分壮观。当年著名演员梅兰芳、杨小楼等都曾在此唱过戏。1986年被辟为天津戏剧博物馆，是天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世纪30年代前后，天津京剧演出空前繁荣，几乎所有京剧名角都在天津演出过。为此，天津又新建了几座专门演京剧的戏院。著名的有“春和戏院”(今工人剧场)“天华景戏院”(劝业场四楼)、“北洋大戏院”(今延安影剧院)和“中国大戏院”等。他们设立了预先售票、对号入座制度，是天津较早的正规戏院。其中“中国大戏院”是天津最大的戏院，在全国的戏院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大戏院之一。其建筑上下共5层楼，观众在前3层。可容纳1800多人，视听效果较好，是演出京剧的理想场所。
　　在剧场演出，一般都是营业性质，是京剧演员赖以生存的主要演出场所。
　　京剧在茶园演戏，观众听戏一般不花钱，只付茶钱。并另给找座位的服务员小费。
　　堂会戏指富商士绅在节日、婚嫁、寿诞、生子等喜庆日子里，为招待亲朋好友，在私宅或饭庄、戏园、会馆中组织的专场演出，也属营业性质。演员应邀赴演堂会戏，内行人称之为“外串”。
　　堂会戏又分“全包堂会”和“分包堂会”两种形式。全包堂会要唱整整一天。从中午12点开戏，一直唱到深夜1点，甚至唱到天亮。戏码一般在10出左右，多者可达20出；分包堂会只唱半天，或白天，或晚上。堂会演出常常是几个戏班联合，或以某戏班做班底，再邀其他名角参加，这种联合演出，名角荟萃，演出质量一般高于戏园日常的营业性演出。为此，有些京剧爱好者为听好戏，常有给主家出“份子”或托亲朋及其他关系，以此达到观赏堂会戏之目的。
　　京剧堂会，在未曾上演正式剧目之前，照例先由演员扮成福、禄、寿三星，给主家“跳加官”表示祝贺，主家照例要给赏钱，然后才开始上演正式的剧目。另外，在一出戏演完，另一出戏还未上演换幕的时间内，演员还要跳加官，每跳一次，主家必有赏钱，这已成定例。唱堂会一般先演几出“敬神戏”，俗称“帽儿戏”。如《封相》、《赐福》、《点魁》、《报喜》等小剧目。然后再演出为喜庆堂会的特定内容而准备的“吉祥戏”。如举办纪念诞辰的堂会，多上演《大四福》、《麻姑献寿》等剧目；为婴儿做满月时，若主家生的是男孩，就演《麒麟送子》，如是女孩，则演《观音赐女》、《打金枝》、《状元印》等剧目。
　　堂会戏演出时，在戏台或戏棚的栏杆上贴有剧目长条，演一出戏贴一长条。上面一般写“××人送×××演员×戏”的字样，意为此戏是某位亲朋或富绅出钱送的，点名由某演员主演，这是戏园营业性演出所没有的，故“点戏”成为堂会的一大特点。
　　在戏班的收入中，演堂会戏所得是戏园营业性演出外最大的一笔收入。清光绪初年，每次堂会至少可赚纹银几十两，甚至一二百两。光绪中叶以后，一次堂会戏多者可得纹银数百两。民国时期，一次堂会戏多者可得一二千元。由于堂会戏收入丰厚，故许多戏班的班名都用“福”、“喜”、“寿”等字样以图吉祥。
　　演堂会戏，除正式戏价收入外，还有一些额外的赏钱，如“跳加官”和“堂惠”等。在演出中，如遇达官显要前来观戏。不论演至何处，都要暂停，立即扮一“加官”，手拿“一品当朝”的书轴，到台上舞蹈一番，以示欢迎。到场的达官显要欣喜之余必出赏钱。一次堂会往往能跳十几次，乃至几十次加官。
　　由此赏钱可见一般。另外，每逢好戏出演，好角出台或演至精彩处，台下往往有人喊：“搭钱!”随即一张摆有赏钱的八仙桌便搭于台上，后台即来人谢赏领赏。钱按份计算，每份多少不一。戏、角儿越好，钱数越多，这种赏钱叫“堂惠”，意为“堂会惠赐”。因此，堂会钱往往是演员个人生活中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
　　天津规模较大的一次堂会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富商孟洛泉为庆寿辰而举行的一次盛大堂会。著名演员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以及王以宸、谭富英等都参加了演出，此次堂会共耗资25万元。义务戏是演员白尽义务而不取报酬的一种演出形式，俗称“义演”。举办义务戏演出始于清光绪末年。中国最早的一次义务戏演出就在天津，是天津八善堂之一的南善堂为孤儿院募捐而举办的。邀请在津的著名演员参加演出，义务帮忙，在“下天仙”茶园唱了10天戏。票款收入，除必要开支外，全部捐给了孤儿院。当时组织义务戏只是偶尔为之，后来逐渐形成风气。
　　举办义务戏演出是含有慈善、救济意义的一种演出形式。多为了救助贫穷的同行，或是赈济各种灾荒，再者是社会上的公益、慈善事业的募捐、筹款等。
　　由于京剧是天津的第一大剧种，影响最大，而且名角荟萃，所以每遇社会募捐赈济活动常由京剧演员合作，演出义务戏。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底，在中国大戏院曾举办了4次冬赈义务戏。参加演出的有杨小楼、梅兰芳、苟慧生、尚小云、马连良、谭富英、小翠花、侯喜瑞、叶盛兰、萧长华、马富禄等梨园名角，成为美谈。
　　行会戏又称“行戏”，是京剧戏班专门为各行各业祭祀祖师等团体活动所进行的演出。
　　过去360行，行行都有自己的祖师爷。人们往往在祖师诞辰这一天(祭祖师有固定的日期)举行祭祀活动。每逢此日，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大聚会，并邀请戏班演一场“行戏”，以示庆祝与娱乐。
　　合作戏是由部分著名演员临时联合同台表演的一种演出形式。通常由某一戏班或个别京剧爱好者发起组织，聚集几位著名演员参加演出。这种合作戏往往是著名演员同台献艺，剧目新颖，有竞争之势，可满足观众对名角演唱艺术的观赏愿望。如近年举办的“梅派”、“程派”、“裘派”等京剧流派专场演出，均属该类。应节戏是在节日期间表演的与节日内容、习俗等相关的演出。如正月十五上演的应节戏称“灯节戏”。最常演的剧目是《上元夫人》。二月二为“龙抬头”的日子，演出时要耍龙灯；三月三，传说是王母娘娘的生日，上演剧目多为《蟠桃会》，五月五是端阳节，民间有去五毒之说，故常上演《五判斩五毒》、《混元盒》、《白蛇传》、《钟馗》等剧目；七月七神话有牛郎织女天仙配的故事，常上演《大仙配》剧目；八月十五是中秋节，演出《嫦娥奔月》等剧目。
　　票房、票友票房是指京剧爱好者的业余组织；票友，是指非职业性京剧演员和乐师的通称。他们是京剧艺术忠实的观众和积极的参与者。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前后，随着京剧在津的广为流传，天津出现了许多京剧票友，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演唱练习与交流。一些票友也由一般的演唱进而“下海”(即职业性京剧演员)，成为名伶(即名角，名演员)，如清“同光十三绝”中以擅演彩旦戏著称的名丑刘赶三，就是天津最早下海的一位票友。另外，与谭鑫培、汪桂芬齐名，世称“孙派”，艺名为“老乡亲”的孙菊仙；世称“汪派”的汪笑依以及童芷苓、李宗义、丁至云等，都是先为票友，后成为著名京剧演员。
　　票房与票友，在天津的戏剧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随着京剧在天津的兴盛，天津人看戏、欣赏和研究戏成为一种时尚。广大戏迷爱好者热衷于京剧，从而使票房与票友业日益兴盛。
　　天津最早的票房是雅韵国风社。成立于1900年以前，地点在北门里一个独门独院内。票友多为盐、当商富户子弟，日日高朋满座，谈笑风生。其中有不少票友后来成为京津名票。如被誉为谭派嫡系正宗的大盐商王君直、善唱汪(汪桂芬)派的王颂臣及几十年声誉不衰，须生、铜锤两工戏的刘永奎等。此外，雅韵国风社这一票房还有两位伴拉胡琴的圣手：陈筱鹤和李佩卿，在票友中可算佼佼者。其中李佩卿曾被名角余叔岩聘请操琴，长期合作十余载，而成为名琴师，天津票友引以自豪。
　　民国以后，陆续出现了一些家庭票房。这种票房人员少，组织简单，其家主人喜好京剧，便约些同道定期排练，必要时请老师说戏。票房主人各阶层人物都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家，即李澄甫家和周家票房。
　　李澄甫家票房在东门里天津道衙门西箭道。李澄甫原是小商人，他将自家3间砖瓦房作为票房，并置有戏装行头，每月彩排2次，能演几出“对戏”，如《南天门》、《卖马》、《武家坡》等。
　　周家票房，主人杨慕兰，自幼喜京剧，学唱青衣，唱、做均佳，能演几十出戏，在津享有盛誉。每逢有善举义务戏，当仁不让。她广集人才，在自家成立票房，名曰“吟国剧社”，著名小生兼鼓佬袁文斌和著名净角女演员齐啸云，幼时常在该处学戏。
　　此外，还有盐商子弟李赫生家、开设麻袋庄的李文吉家、三新总经理吕幼才家等众多的家庭票房。除家庭票房外，还有清唱票房、彩排票房、昆曲票房、清音桌等。清唱票房，是以清唱为主的票房。这种票房组织规模都比较小，票友也不多。票友每月须交不过一元的会费，供房租、水、电、茶等开支。较知名的清唱票房有鹤鸣社、遥吟国剧社、中南国剧社、有光堂、华楼小票房等。
　　鹤鸣社，民国十八年(1929年)成立，地址在城里草厂庵。年近九旬的孙派鼻祖老乡亲(孙菊仙)，每逢过排必到，风雨无阻。尚仙肪常随其左右，得其真传，后成为孙派须生名票友。遥吟国剧社，成立于民国初年，创办人冯树霖，地址在河东地道外沈庄子姚家台。票友由铁路搬运工人、小商人、经纪人等组成。每天开锣，各行当都有。著名票友是“李家五虎”，能打也能唱。中南国剧社，地址在南市荣吉大街中南报社后院，票友多为报社职工。著名票友有老生李宗义和花旦雀景云，二人均从票友下海转为京剧演员。
　　有光堂，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末，地址在南市荣吉大街升平茶园(现黄河戏院)北路西。创办人王子庆，能唱花脸、须生、小花脸。每星期日过排，能唱者都可参加。华楼小票房，成立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前后，地址在南市华楼，因票房小，只能清唱吊嗓，不能过排整出戏。名票友有曾一度下海、天津武生头一名的郑敬荪和初次走票、一鸣惊人的武生王益友。
　　此外，还有一些小票房，只能吊嗓唱小段，或练习各种乐器，为少数人业余消遣之地。彩排票房需要租赁宽大房屋，能挂起“守旧”分出前后台。至于修饰前后台，添置桌椅、板凳等，由票友均摊，也有少数富有者自己出资，票友每月酌交会费。著名彩排票房有渔阳社、剑影铎声社等。
　　渔阳杜，20世纪30年代初成立，地址在泰康商场四楼。票友多知识分子，名票有老生刘伯敏、文武老生刘仲敏、彩旦刘秉心(后下海)等。
　　剑影铎声社，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天祥市场四楼。票友人才辈出，尤其是后来下海的陈大C，在上海大红大紫；陈延荪的武生，也名赫一时。
　　机关票房。票友多为该单位职工，在单位的礼堂彩排。著名的机关票房有北宁铁路局“宁友国剧社”(北宁公园大礼堂)、海关票房和邮政局票房等。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天津票界活跃一时，人才辈出，可称黄金(,)时代。当时有3个规模较大的票房：一是开滦国剧社，在开滦矿务局(现市委大楼)俱乐部礼堂，能容500余人，彩排时售票演出，当时票价2角。老牌票友王庾生、朱邵庵为该社台柱子。此外，还有李克昌、陈奇豪、刘子璞、刘秉初、李紫玉等。老生陈奇豪和架子花脸李克昌后均下海，成为专业演员。二是群贤留韵社，原名“竹记”，民国六年(1917年)成立。在大口联昌起卸行楼上，创办人为天津旧宅子弟杨寿民和张筱珊。此票房服装、道具齐全，生旦净末丑，文武场面，各显身手。昆曲、二黄各尽其能。戏目之多(约四五十出)，角色之硬，令各票房望尘莫及。该票房每周六对外彩排，当时票价1角，未响锣座位己满，可见其影响之大。30年代末，该票房移至南市华楼2楼。三是永兴国剧社，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在法租界24号路(现长春道)嘉乐里一所3层楼内。
　　创办人叶庸方和吴谓滨。初办时，参加活动的多为各国洋行的大小职员，后请来老师说戏，又陆续入社了许多票友。刚学戏的童芷苓常到这里彩排。评剧家张聊公、戏剧家马彦祥、上海名票钟启英等都曾到此参加彩排。京津许多京剧演员、名票也常来此说戏。该社能演大小剧目30几出，在津影响很大。
　　昆曲票房。昆曲早年叫“雅部”，文字深奥，板式腔调繁琐难学，无文学艺术修养者不敢问津。民国初年，天津票友开始学唱，或在家私学、或组织昆曲社。比较有影响的有一江风曲社和辛巳曲社。
　　一江风曲社，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主持人是学识渊博的北大关文教馆馆长冯孝绰。社员多教育界人士。聘请昆曲老演员王益友执教。较有造诣的社员有昆曲票友首屈一指的韩耀华、有文学修养又长于诗词的陈中枢和富有音乐大才的刘吉典等。辛巳曲社，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学《玉簪记?琴挑》、《牡丹亭?闹学、游园惊梦》等。
　　此外，天津市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于1957年也成立一个昆曲杜，集以上两社成员约30人，冯孝绰任社长，昆曲老演员田瑞亭为艺术指导。社员各有所长，人才济济。对外曾广播《长生殿?小宴惊变》一折，深受听众赞扬。
　　清音桌。清音桌多安置在茶楼上。到该处唱戏的票友，有的是借地练习，又能向老一辈票友求教；有的是想下海又顾虑重重，生活上又入不抵出的，来此唱戏，挣几个钱；有的则是因生活困难，到清音桌唱戏拿些份钱维持生计。著名的清音桌有位于单街子东口外路西的“东来轩茶楼”和中原公司4楼的西餐部。
　　以上各种类型大、小票房，到20世纪30年代已达到60余处。他们多属社会团体性质，有的是机关单位附设，还有的是以家庭出面组织。其中最著名的票房是雅韵园风、琴声雅集、渔阳社、北宁国剧社、开滦国剧社等，以及“竹记”、“剑影”、“鹤鸣”、“遥吟”等。著名的票友有“名票四王”：王君直、王庚生、王颂臣和王竹生。袁世凯的次子袁寒云也是名票友，他曾与全国著名演员程砚秋、孙菊仙同台演出。此外还有夏山楼主韩慎先以及刘叔度、朱作舟等等。
　　票友的人员组成，早期多为前清遗老、下野政客、绅商富贾等。后来又逐渐增加了自由职业者和一般的平民、小商贩和工人。
　　票友参加戏班的演出，称为“串客”或“清客串”，又称为“玩儿票”、“票班”。票友参加演出时，在海报上的署名，往往在姓与名的中间加一“君”字，观众一看便知是票友串演。由于一些高层次的票友加入京剧演员行列，使演员的组成成份发生了变化，从而提高了京剧演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养，对京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今日，天津京剧爱好者仍然很多。据统计，有票房140余个，票友数千人。而且票房多由各区、街文化活动站代替。业余京剧团颇多，并常有演唱交流和比赛活动。至于家庭中的聚会清唱更是不可计数。不仅如此，在海河两岸、各大小公园，仍有许多京剧爱好者，伴着司鼓、胡琴清唱，使京剧成为天津十分普及的一项群众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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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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