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2002年日本驻沈阳领事馆事件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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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2002年日本驻沈阳领事馆事件的前前后后 　
一、沈阳领事馆事件真相：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三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赞黄星原提供————
(2002年)五月八日十三点五十五分，担负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警卫勤务的中国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八中队执勤哨兵张兆文、领班员孙永涛发现五名身份不明的人(两男两女及一女童)沿美、日领馆南侧墙外人行道由西向东走来，行至日领馆正门约一米处警戒线时，哨兵拦阻并让其出示证件。
此时，其中一名男子突然转身强行冲闯日本领馆大门东侧角门(此时正是签证期间，大门留两米宽的通道)，与此同时，随行的两名女子上前撕扯并抓挠执勤哨兵。当另一名男子继续冲闯时，执勤人员从背后将其抱住，该男子用肘部猛击哨兵面部(哨兵孙永涛鼻子被打伤流血)后挣脱，也从角门闯入日使馆。
哨兵迅速报警。
大、中队接到报警后，大队长尹国辉、副大队长金尧东、八中队指导员吴明宇、副中队长王冶迅速赶到签证处。此时，日领馆副领事宫下谦带领三名中国雇员也来到现场。大队长问宫下谦副领事：“我们是否可以进入馆内，将闯入馆内的两名男子带出？”宫下谦边点头边做了可以进入的手势，并讲了一名日语，经翻译(翁铁军，男，中国雇员)转述告之：“你们可以进入将人带出”。
于是，尹带领四名执勤人员进入日领馆，并经宫下谦指认，来到两名男子前。尹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两人未做任何回答。尹又问宫下谦：“这两人是否可以带出？”宫下谦弯腰点头以示同意，并用汉语说了一句：“可以”。而后，由中国执勤人员将两名闯入日领馆的男子强行架出。
两名男子被中方执勤人员带到武警中队警卫室加以控制后，日领馆马木秀治副领事(安全官)来到武警中队警卫室了解情况，并欲与五人交谈，由于语言不通未果。这时，中国公安派出所民警赶到，欲将五人带走，马木秀治说：“等一等”，并用手机打电话。之后，同意公安派出所将五人带走，并对执勤官兵鞠躬，用汉语连说：“谢谢，谢谢。”对这起闯馆事件的处置结果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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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的外交部、媒体的造谣与无理取闹：
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不问是非曲直，驻华大使高桥首先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指责中国军警“侵入”日本沈阳领事馆。日本外务省次官竹内行夫9日约见中国驻日本大使武大伟，蛮横地攻击中方不理会领事馆官员提出的调查闯馆者的要求就将他们强行带走，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小泉首相也随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的确违反了维也纳公约，我们才提出抗议”。
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郑重声明：“在当前全球反恐的大背景下，中国值勤的警卫将非法闯入日本沈阳总领馆的不明身份的人带走，完全是出于保护总领馆和人员安全的考虑，是符合维也纳领事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的。”
日本方面根本不理会中方的解释和回答，继续对中国作出强硬反应。10日，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召见中国驻日大使武大伟，要求中国就这起事件道歉，将中方带走的5名闯馆者交还日本，并警告中方这一事件将损害日中双边关系。
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就此事发表谈话说，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方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保证领馆的安全。5人未履行正常手续，身份不明，强行闯馆，有可能危害领馆及其人员的安全。我武警的上述措施纯出于责任感，且符合该公约有关规定。中方擅自进入日领馆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日方应冷静行事，善意理解中方举措，不使事态升级。
日本外务省11日否认日领馆方面同意武警进入的事实，召见中国驻日大使武大伟，对此表示遗憾，要求中国方面做出解释。事态果然再度升级。
沈阳领事馆事件中，日本媒体大肆鼓吹“日本主权受到侵犯”、“中国武警突入领事馆”、“强行带人”等等，并且向日本政府施加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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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阳总领馆&事件看中日媒体的不同报道与效果
&&& 得益于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日本的大众传媒也十分发达。说日本信息发达一是说其数量浩大,二是说反应快捷。无论世界任何角落发 生什么突发事件,都能第一时间内在日本看到相关报道。日本信息发达的原因除归功于其有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作为支撑外,还应归功素有“无冕之王”之称的记者与编辑队伍的勤奋劳动。正是由于有了广大传媒从业人员的辛勤努力,才有了日本传媒辉煌的今日。日本传媒同行为办好报纸和电视而忘我工作的精神令人佩服。他们在采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穷追不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和不辞辛苦、连续作战的作风与敬业精神常令人赞叹。而且仅就整体报道而言,日本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报道数量和深度常超过中国媒体对日本问题的报道。这是事实。
日本传媒在其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成了日本民众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日本传媒有关重大事件的报道,不仅影响着日本的政局走向,对民心的向背也产生着深远影响。但近年来日本传媒的表现,使人们对日本传媒一贯标榜的报道必须坚持客观、公正、真实的原则产生了怀疑。
事情的起因始于前几年。记者在日常报道中发现,曾为中日两国复交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日本传媒有关中国的报道逐渐变了味道,不仅负面报道增多,有的甚至不顾新闻道德和报道可能带来的严重社会影响,公然弄虚作假,有意误导舆论,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健康发展播下了苦果。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日。5名不明国籍者试图闯入日本驻沈阳总领馆,并在闯关过程中与担任大门警卫的武警战士发生扭打。由于此前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事件,北京等地也发生过多起不明国籍者冲击闯入外国驻华使领馆事件。出于安全防范方面的考虑,中国有关当局加强了对各国驻华使领馆的安全保卫工作。因此,当沈阳闯馆事件发生时,我武警战士出于职能反应,不仅奋力阻拦了3名女性闯馆者闯关,而且在征得日方总领馆官员同意的前提下,进入领馆内将闯入馆内的2名男子带走。就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件,却被日本传媒拿来作为丑化中国的材料而肆意炒作。
事后得知,这次闯馆事件完全是一次在某一国际人权组织策划下,有预谋、有计划的策动某国难民以寻求政治避难为目的的闯馆行动。对于这样一个所谓“突发”事件,竟有十余家外国媒体事先得到了消息,赶往事发地点进行采访。更为恶劣的是，日本共同社驻北京摄影记者不仅在当天用事先架设在日本驻沈阳总领馆大门对面建筑物内的摄像机拍摄了闯馆的全过程,而且他还参与了闯馆者事先在总领馆大门前进行的踩点和闯馆谋划活动,干下了与摄影记者身份不相称的行为。
当日本共同社记者拍摄的闯馆电视录相片段在日本各大电视台上播放后,立即在日本引起大哗,平时标榜“新闻报道自由,反对报道雷同”的日本传媒一哄而上,众口一辞地指责中国武警无视和违背《维也纳领事条约》,公然侵犯日本外交主权，在舆论导向上掀起了一次反华高潮。日本传媒对“沈阳闯馆事件”的报道可谓不遗余力。据报道,在事件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各大报纸发表的有关“沈阳闯馆事件”的消息、综述、社论、评论等多达五六百条。从当时日本媒体的表现来看,与其说是“唯恐天下不乱”,莫如说是“乘机兴风作浪”。而据横滨大学一教授统计,仅在日本各大电视台反复播放的相关录像带片段更多达1100多次。暂且不说反复炒作相同的报道内容还算得上算不上“新闻”,单凭日本媒体不厌其烦、上千次地反复播放相同录像内容的做法说其是在有意识地进行仇华、厌华、妖魔化中国的“反华宣传”一点也不为过。
实践证明,日本媒体的炒作后果相当恶劣,或者说日本媒体的反华宣传达到了预期目的。在日本传媒的大肆炒作下,日本民众的民族感情受到刺激,上下群情激愤。以小泉为首的部分政客乘机兴风作浪,他们抓住闯馆问题大做文章。小泉指示外务省,要“以毅然决然的态度”处理这一事件。其他别有用心的政客更是上窜下跳,有的指责中国武警的行为是藐视国际法,公然“侵犯日本主权”。有的甚至叫嚣,中国武警私自进入日本外交领地,“无疑于宣布开战”。迫于日本政府和国内舆论的压力,日本外务省不仅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而且提出了要中国政府交出闯馆者,向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和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无理要求。在日本政府和媒体的密切配合下，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将“中国妖魔化”的浪潮,致使已经开始恶化的中日关系急转直下。
由两国政府首脑事先约定的“中日友好文化年”,在沈阳闯馆事件发生后不久在两国相继揭开序幕。日,盛大的中日友好旅游交流盛典在东京隆重举行。由原政协副主席胡启立为名誉团长的中国大型代表团出席了盛典。5000名中国游客在东京与日本各界朋友欢聚一堂。盛典后中国游客将分赴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参观访问。日方以小泉首相、桥本龙太郎前首相和主管观光事业的国土交通大臣扇千景为首的多名政要出席了盛典。由两国政府和民间组织通力合作组织的这次盛典本应成为1985年举办的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续篇,在中日友好交流史上添上新的光辉的一页。但是,由于当时整个日本全笼罩在“沈阳闯馆事件”负面报道带来的阴影中,两国领导人在盛典上发表的愿为推进中日友好作出努力的讲话和两国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都显得与当时的气氛格格不入,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
而随后在东京举行的另一大型国际活动——“亚洲未来国际问题研讨会”上,沈阳闯馆事件报道的负面影响表现得更为明显。由《日本经济新闻》主办的“亚洲未来讨论会”每年举行一次,目的是集中亚洲地区的各国精英,共同探讨共创亚洲未来之大计。每次讨论会,东亚地区的主要国家都派重要代表团参加,代表团成员多为政府要员、学者、企业家和知名记者。日举行的是第8届讨论会。参加本届讨论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本届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是《变化的中国,变化的亚洲》。赵启正主任应邀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经济与亚洲”的重点发言,详细介绍了近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并且着重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会对亚洲国家构成威胁,只会提供机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洲,亚洲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 赵启正用事实驳斥日本媒体的不实报道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出席会议的听众和对会议进行采访的日本媒体记者似乎对赵启正主任讲的经济问题不感兴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中国武警为什么要进入日本驻沈阳总领馆捉人,中国能否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等。尽管赵启正主任耐着性子一再向与会者解释事件发生的经过和中国政府的立场,但在场的记者和听众却不依不饶。类似的质问依然不断。赵启正主任最后不得不严厉地问道,在美国“9&11”恐怖事件发生后,中国武警出于保卫外国驻华使领馆安全的考虑,阻止不明身份者闯馆和在征得日本驻沈阳总领馆官员同意后进入馆内带走闯入者究竟有何不妥。日方借题发挥,借“闯馆风波”大做文章是否想借此表明日本已经改变了历来不接受外国难民的政策,改为愿意接受非法闯入日本驻外使领馆的“外国难民”了。讲到这里,赵启正主任提高语调问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日本不妨明言,中国武警可以改变做法,改阻止难民闯馆为为难民放行。这样一来,闯入日本驻华使领馆的外国难民将不仅仅是这次的5个人,也不会是50个,而可能是500个,5000个,甚至是50000个,请问日本政府接受得了吗?”听到赵启正主任义正词严的质问,宽敞的会场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起来。
早就被日本记者对赵启正主任的无理纠缠搞得不耐烦的日本前驻华大使佐藤嘉恭先生此时再也坐不住了,他在听众席上主动举手要求发言。佐藤大使的发言的中心内容不是有关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是对日本媒体借闯馆风波对中国发难的行为表示了强烈不满。我想,若不是因当时的会场气氛过于压抑,作为一位资深外交家,佐藤大使是决不会作出如此举动的。
然而就是这个问题成堆的录像带却在当年9月被日本权威的新闻协会评为了当年影像部门的最佳新闻作品奖。对于日本新闻界的上述反常现象,记者曾在日的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项不光彩的新闻奖”的评论予以抨击。指出,像这样一部经过事先策划,后经人为制造,严重违反客观、公正、真实的新闻报道原则而又社会影响极坏的新闻作品竟能在日本获奖,人们不能不怀疑作为评奖单位的日本新闻协会的评奖原则与标准是否出现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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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暧昧：５?８沈阳总领馆事件 -- 作者：刘柠 200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的年头，但这一年的两国关系却可以用“一波三折，如履薄冰”来形容。而5月8日的沈阳总领事馆事件令本来就动荡不已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变得更加波谲云诡、暗云密布，充满了不确定性因素。 “事件”的缘起 毫无疑问，至少就中国方面来说，“沈阳日本总领事馆事件”完全是一个突发性事件。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的话来说，“其实事件并不复杂”，5月8日下午，“5个人（两男两女一女童，后被证实均为朝鲜张吉洙家族成员——笔者注）硬闯日本总领馆，未能成功。中国武警战士拦住了其中3人，并在日方同意（日领馆负责签证的副领事宫下谦点头首肯，并通过在场的中国雇员翁铁军做翻译告诉值勤武警“你们可以进入将人带出”——笔者注）的前提下，把闯进（签证大厅）去的2人拉了出来”，旋即打110报警。在得到匆匆赶赴现场的日方另一名负责领馆安全保卫的副领事——马木秀治的同意之后，5人被随后到来的公安人员带出领馆进行调查。赵启正强调说，“中国武警战士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他们拉出来，完全是为了确保日本总领馆的安全。”尤其在9?11以后世界反恐的大背景下，“我们有不得不为的理由。”“他们（武警战士）忠于职守，冒着有可能牺牲的危险。这不是危言耸听，这种事情在中国有过先例。我对这些战士感到钦佩……相反，如果中国武警对擅自闯馆者不加阻止、任其所为的话，将会造成怎样的事态？难道这是日本方面所希望的吗？”但是，对于一个本来是基于极其单纯的动机（保卫领馆安全的职责）的简单行动（阻止闯馆者进入并在得到日方责任者许可的前提下将闯入者带出），“为什么要夸大为抱有敌意的行为呢？为什么要把事情的性质搞颠倒呢？为什么一些媒体要大加炒作呢？”
事件发生后的5月13日，旨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的“中日媒体研讨会”在东京的日本俱乐部举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率中国媒体代表团与会。他在做完基调演讲后回答日本传媒关于不明身份者强闯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事件的提问时，说出了中国人的苦衷和疑惑。毕竟，我们不想把日本驻中国的任何一个使、领馆变成第二个1996年12月的日本驻秘鲁大使馆。 日本反应：异乎寻常 回顾事件发生后迄今为止的整个过程，日本的反应大体上经历了几个阶段。 从北京时间5月8日下午13点55分——5名身份不明者闯馆伊始，到15点30分左右——中国警方征得日本沈阳总领馆马木秀治副领事的同意，将5人带离领馆现场之后，又经过了约40分钟左右的“空白时间”——这不到2小时的时间为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绝对时间虽短，但可以看成是事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段时间内，沈阳总领馆的两名在现场的副领事（“签证官”宫下和“安全官”马木）分别通过手机与因北航5?7空难善后处理事宜正在大连出差的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冈崎清和驻北京日本公使高桥邦夫取得联系，并通过他们甚至与日本外务省也取得了联系，就应急处理的方针听取了来自北京（大使馆）和东京（外务省）方面的指示。可以说，在这短短的“第一时间”里，日本方面不但完成了对这个突发事件的紧急反应，而且沈阳——北京——东京的“协调”工作也大体完成，从何时起以何种口径、何种方式、何种规格向中国发难的“方针”基本得到确立，甚至连“后援体制”的调整都已经启动——绝对是日本式的效率！ 这里有两个细节尤其值得玩味。一是在值勤武警与闯馆人员发生肢体接触的时候，帽子掉到领馆大门里面的地上。这时，从领馆的签证大厅里走出4个人（宫下签证官和3名中国雇员），其中一位身穿白衬衫系领带的人很绅士地将帽子从地上拾起，掸掉灰尘交还给武警。从日本共同通讯社配送的录像上，可以看出这位绅士就是宫下谦副领事。后来，这个细节虽然被日本国内的一些鹰派政治家和在野党抓住大做了一番文章，指责说“本应作为侵入领馆证据而加以截留的帽子居然交还给中国武装警察，到底想干什么？”但是在随后发表的日本外务省的正式《调查结果》里却变成如下暧昧的描述：“……副领事为了把握事态的确实状况，一边拾起散落在地的武装警察的帽子、女人穿的鞋子和圆珠笔等物件，一边走近女性（5名闯馆人员之一），并用中文对他们说了好几遍‘请镇定’之类的话。”至于是否将帽子交还给了武警没有提，基本上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主要矛盾。后来面对来自中日双方的质询，这位可怜的官员又辩解说什么“当时在慌乱中没有意识到那是武装警察的帽子”云云，完全莫名其妙。 第二个细节是马木秀治副领事在用手机请示北京的高桥公使，得到“不要勉强，他们（指中国警方）要带走那5个人，就让他们带走吧”的指示之后，示意警方可以将5人带走，并用中文对武警和公安人员道了谢。但在正式发表的《调查结果》里，日方断然否定曾有过“向中方表达谢意的事实”。但据日本共同社5月16日的报道，为调查事件真相来到沈阳的日本民主党调查团从辽宁省外事办公室获得的证词显示，事发当日的8日下午，在现场处理该事件的日本驻沈阳总领馆负责签证发放的副领事曾向该外办打电话表示感谢，称“事件得到了解决”。 既然引擎已经启动，车子当然要上路。从“第一时间”结束到5月13日，事件进入第二个阶段：日本走强硬路线，一味非难中国。得理不让人，不得理也不让人——一辆叫做“日本”号的跑车，在执政党、在野党和大众传媒的操纵下，从沈阳出发经北京、东京，开足马力，开始了它狂野的“暴走”。在沈阳，5月8日北京时间15点40分，总领馆马木秀治副领事依次走访沈阳市公安局、辽宁省公安厅和辽宁省外事办公室，抗议中国警官未经同意擅自“侵入”日驻外领馆的“违反国际法”行径，要求引渡5名被带走的北朝鲜人员；在北京，17点40分，日本驻中国使馆公使高桥邦夫照会中国外交部，指责中国违反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要求中国将5名朝鲜人交还日本；在东京，5月9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会见记者时表示，因为中国违反了“维也纳公约”，所以日本才提出抗议，希望中国对抗议做出“有诚意的应对”；同一天，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也受命向中国提出抗议，认为中国武警在未得到许可的情况下，擅自进入领馆重地并带走要求政治避难的朝鲜人，明显违反“维也纳公约”中关于使领馆馆舍不受侵犯的规定，要求中国就此道歉并“恢复原状”——即向日本方面引渡5名朝鲜人。 与此同时，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和政治家利用右翼传媒，开始别有用心地大造舆论。据日本时事通信社透露，5月8日在日本驻华使馆和外务省之间的往来文件中，提到该事时，不明身份人员被认为是“侵入”领馆、有“不法行为”之虞的“可疑者”，而中方值勤人员是“进入”领馆的。到后来，5名朝鲜人被说成是“政治避难者”，而中国武警的保护外国领馆的合法行为则成了“突入”和“侵入”行动，日本外交当局的“审时度势”令人困惑。日本各大电视台轮番播放由共同通信社配送的全长2分35秒的录像带，大部分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的措辞都十分强烈和刺激。《读卖新闻》发表社论，认为中国的行为是一种侵犯；《产经新闻》刊出大字标题，“强烈抗议（中国）侵害主权”。一些日本极右翼的阁僚、政治家，纷纷登台亮相。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村井仁、前自民党政调会长龟井静乡公然骂中国武警的行为是绑架，自民党参议院委员长鸿池祥肇居然说，“这跟领土侵犯没有两样。如果是在其他国家的话，早就爆发战争了！外务省仅仅做出这样的反应，说明还站在战后对华软弱政策的延长线上。”甚至威胁要撤换外相，召回驻华大使，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一方面是风声鹤唳，得理不让人，一方面是闪烁其辞，做欲言又止状。一位政府高官表示决不听信中国的“一面之词”，要派遣副外长级官员去中国调查“事实真相”：“反正事实只有一个，一切等调查结果出来再说。” 暗示事件背后似乎有什么了不得的背景。至此，日本政府在极右势力和传媒煽动性宣传的压力下，对此事的态度也开始升级，张口 “国家安全”，闭口“国家利益”，终于把一件本来并不复杂的事件酿成沸沸扬扬的所谓“沈阳日本总领事馆事件”。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一直通过外交途径呼吁日本方面的冷静与克制，并希望媒体尊重事实，对事件做公正和客观的报道，在政府和民众之间起“稳压器”的作用。
但是，在这种高烧不退的态势下，难办的却不仅仅是中国。5月13日，日本发表了外务省对事件的《调查结果》。这份“调查”长达4200字，措辞晦涩，描写抽象，文风暧昧，被称为典型的外务省风格的“官样文章”。在对事件具体细节的描述上，不但与中方前此的澄清全面对立，而且与沈阳总领馆做出的“事前说明”也多有出入。对此，沈阳领馆方面的解释是，因为“事实关系本身就很错综复杂”（潜台词是多少有所出入也属在所难免）云云，明显给人留下“狡辩”的印象。 13日晚，中国驻日大使馆新闻发言人、新闻参赞黄星原在东京都召开记者招待会，对日方所谓的“调查结果”予以全面驳斥，再次重申了中国对此事件的一贯立场，要求日方尽早平息事态，不要给中日关系造成影响。指出“使事件升级的责任在日方”。至此，双方从相互对峙进入正面交锋——事件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与此同时，日本的雪线开始后退。有的媒体自曝家丑，逐渐抖落出一些诸如阿南大使曾在事发前4小时召开的北京日本使馆例会上对全体使馆工作人员做出过指示——“如出现从朝鲜出逃的难民进入日本使馆的情况，应将其视为可疑人物轰出去”等猛料，致使国内舆论大哗。谎言被重复三遍，终于没能成为真理。而日本的借题发挥、拿“维也纳公约”和对外国难民的人道主义处置说事儿的表演明显难以为继，开始出现一些低级错误。 也许是出于为了尽快摆脱僵局，挽回面子的考虑，从5月15日起，饥不择食的日本又放出了两道美丽的烟幕：一曰主权侵犯和对难民的人道主义处置可“分开考虑，单独进行，人道主义优先”；二曰日中两国在使5名朝鲜人进入第三国的方案上已“达成一致”，问题不日即可解决。对此，5月16日，中国驻日使馆新闻发言人黄星原对日本媒体澄清：“不知道这些报道的消息从何而来，我倒想请大家告诉我日方什么人和中方的谁在什么地方就该事件达成过什么样的‘一致’？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制造这些卑劣且一戳就穿的谎言，其背后是谁？居心究竟何在？”关于对5名朝鲜人的处置问题，他强调说：“闯馆事件5人的身份仍在调查中，对他们如何处理完全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与日本无关。我们会按照有关国际法、国内法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加以妥善处理。” 从最初的过度反应到陷入被动的僵局，日本聪明反被聪明误。 中国应对：不卑不亢 在事件发生以后，与日本方面的激烈反应、大肆炒作相比，中方的应对自始至终保持了冷静和克制，力求以事实为依据，有礼有力有节地沉着应对，其不瘟不火、不卑不亢的气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一种基于“成熟外交”的大国风范正在形成。
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和第二个阶段（5月13日之前），中国政府保持低调并非自觉理亏，而是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此事涉及与另一友好邻国朝鲜的关系，尤其在两国共同签署的《遣返非法入境者条约》依然有效的今天，关于闯馆者的身份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在同朝鲜方面落实之前，中国不便就相关问题立即明确表态；二是今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国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不愿刺激民间中本来就存在着的反日情绪的潜流，使今年以来由于日方原因已经屡受挫折的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从而破坏我们一直在努力谋求的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的利益；三是这次的事件虽是突发事件，但在两国关系史上并不是惟一的。1998年5月，就曾发生过日本多名警察擅自进入中国驻日使馆主楼，强行带走不明身份人员的事件，而当时我国从“尽量不使事态升级”的大原则出发，低调冷静地进行了处理。对这次事件的处理，完全可以按照先例来进行。可以说，中国方面也在期待和考验着日本的肚量。这一点，在5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就“5?8沈阳总领馆事件”的谈话中已经说得明明白白：“日方应冷静行事，善意理解中方举措，不使事态升级。”
但遗憾的是，中方的这种不得已的无奈，被日本当作是理亏辞穷的表现，并加以利用，借题发挥，恶意炒作。岛国的所作所为至少可以被看成是有失厚道。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日本的媒体也开始批评政府。中方5月13日发表了沈阳总领馆事件的调查真相后，日本舆论一片哗然。《产经新闻》头版刊登其记者发自北京的报道说：这样一来，日本的“侵犯国家主权”的拳头不知道该挥向何方了。“两国政府的调查报告正面交锋，公平地说不能不判中方获胜。因为中方公布的调查结果中有真名实姓，并且重现了当时的情景，有说服力。相比之下，日本方面的调查结果则充满了暧昧。”中方的调查报告中所写的内容日方却没有涉及，“是日方故意隐瞒事实呢，还是调查不够呢？令人疑惑。” 难民政策：不收难民 在这一场外交风波中，被日本政府拿在手里“说事儿”的材料主要有两个，一是《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还有一个就是闯馆的5名朝鲜人的作为“政治难民”的人权。所以一再要求中方“恢复原状”（即把5名难民交还给日本），仿佛非不如此，就无法实现对5名朝鲜难民的人道主义关怀似的。随着事态的发展，在对中国“恢复原状”的期许已基本断念之后，又自找台阶、自说自话地炮制出所谓中日双方已经就5名朝鲜人的“第三国方案”达成了“一致”等，完全是欺人之谈。 这里有必要重温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在中方发表调查报告中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针对日本外务省的“调查结果”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都曾提到过。5月8日下去，在值勤武警征得日总领馆副领事（宫下谦）的同意之后，将闯进签证大厅中去的“两名男子强行架出，带到武警警卫室，宫下跟在后面。在宫下打电话后约15分钟，马木秀治副领事来到了警卫室，用中文问（其中一名男子）：‘从哪里来？’男子用中文回答：‘北朝鲜人，我们是一家的。’并递给马木一封信。马木看了一下，又交还给该男子……过了一会儿，马木说‘可以带走了。’警察将人带走。”后来证明，“男子”递给马木副领事的是一封用英文写的要求政治避难的信函。但是，5月13日发表的日本外务省的“调查结果”中，将“递信”的细节“省”掉了。可是后来，这个细节又被媒体给抖了出来。对此，马木本人和沈阳领馆方面的解释是“因为（马木）不懂英文”，所以没有接信。是真的“不懂英文”，还是佯装不知，令人困惑。 5月14日，日本《读卖新闻》再次曝出惊人消息：每周三日本驻华大使馆都举行例会，政治、经济、领事等方面的负责人在会上通报情况。在谈到关于加强难民的警备工作时，阿南惟茂大使重申了日本政府的难民政策是“原则上不接收难民”。所以对于要求避难者，不问其理由，“一旦发现一律赶出使领馆”。而阿南大使这番指示，是在“5?8沈阳总领馆事件”发生前的4个小时做出的。所以，作为北京日本驻华大使馆派出机构的沈阳总领事馆，当突发性事件发生时，在闯馆者的“难民”身份已经得到基本确认的情况下，坚决执行国家的“难民政策”和上级机关的“指示”，把难民轰出领馆才是惟一顺理成章的选择，而不是什么所谓的“不同意中国公安部门将其带走”的荒唐逻辑。 再让我们看一看日本“难民政策”的执行情况。从1990年起的10年里，相对于德国的15万6千7百人、加拿大的13万1千8百人和美国的8万2千3百人，日本的“难民认定人数”仅为60人。这与在政治、军事等领域正在实现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全面过渡的日本的国际形象反差不能说不大。对此，日本法相森山真弓辩解说：“2000年日本的难民认定比率为14%，与英国的12%、德国的15%、荷兰的7%和瑞典的2%相比，绝对不算低。”但无论如何，日本——一个拒绝接受难民的“经济大国”的形象已经在国际上得到确立。甚至日本自己也感到了尴尬，在5月13日召开的政府——执政党联络会上，公明党代表神崎武法向政府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希望充分讨论一下，依旧保持事实上不承认政治避难的国家形象是否合适？” 历史常常惊人地相似。笔者不由得想起一件往事：整整6年前的日，朝鲜科学家郑甲烈，参加于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发明展”，在途经北京回国的归途，突然进入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当时日本使馆的官员对这个早年从日本回国、亲属多在日本、并且讲一口流利的日语的45岁的科学家说，因为“没有接收政治避难者的先例”，所以无法对他实行政治庇护。最后在中、美等国的斡旋下，好容易经第三国辗转去了韩国。 一个人民网“中日论坛”的日本网友，在谈到日本外务省对此次事件的“调查结果”时评论说：“日本领馆的人对于日本人以外的人的‘人权’居然如此一本正经和热心，着实令人感到意外。”更何况，这一次被“关怀”的人好像是来自一个与日本有着解不开的世仇、早就被日本定位为“无赖国家”的国度。如此说来，日本真的很“宽容”呢！ 事件真相：扑朔迷离 随着国内外新闻媒体的曝光，“5?8沈阳总领事馆事件”的整个过程已大体浮出水面，有人和组织在幕后操作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仍有一些细节迄今还在云雾笼罩之中，令人费解，诸如日本使馆和领馆事先是否曾得到过（闯馆）事件将要发生的消息，为什么选择沈阳日本总领事馆等。据日韩媒体报道，为此次行动提供后援的一些民间组织（NGO）在事发的前1、2天已经对韩、日使馆发出了“可能性警告”（事实上等于进行了通报）。不过，也有消息说，NGO认为“日本政府难以相信，担心（如果事先通报）他们会将大门关上，或向中国政府通风报信”，所以没有对日本使领馆进行通报。但无论如何，一些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美联社、日本共同社、韩国联合新闻社、法新社等）肯定事先得到了消息，所以才会有我们后来看到的录像、照片等“第一手资料”。那么，这些新闻媒体会不会通过某种方式和渠道在“最后时刻”将消息通报给至少是自己国家的政府或使领馆呢？这也是一个疑点。
毋庸讳言，在这次事件中，相当多的迷雾是日本政府自己制造的。这不仅仅是指“调查结果”等文件文风的晦涩和暧昧，还包括公然的欺骗和恶意的炒作。跟日本人打交道“搅不清”，这是很多中国人共同的感觉。 而立之年：命途多舛 今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但遗憾的是，“而立”之年的中日关系却屡遭伤害：教科书问题、贸易战、可疑船事件、冯锦华事件、有事法制的通过、首相的靖国参拜、多国联合军事演习……我们不禁要问，2002年的中日关系，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演出？ 还是让我们看一看那位人民网“中日论坛”的日本网友对“5?8沈阳总领事馆事件”的评论吧：“……这毕竟是一个性质单纯的事件。如果真的是“友好国家”的话，绝不可能酿成如此之大的问题。看到在这次事件中日本政府和媒体的态度，还能说是“友好国家”吗？与对驻日美军造成的暴行、事故，“爱媛丸”被撞沉事件等的反应相比，（日本）在这次事件中充满恶意和挑唆的态度，令人愕然；我想，在日本政府这种态度的背后，恐怕是存在着“有事法制”和修改宪法（的背景）吧。以第三国的“人权”为幌子，谋求自己目的的实现、逼迫（自己的）国民选择什么“到底相信哪一个政府”（即日本还是中国），还能说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吗？我无法对到底相信哪一个政府立即做出判断。但是，从“哪一个政府真正致力于日中友好”的观点出发，我更理解中国方面的态度（原文为日文，笔者译）。” 也许，铭记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话不是无益的：“不要轻信日本人，对日本要有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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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就会造谣和不负责的狗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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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5楼的发言：
日本媒体就会造谣和不负责的狗吠
这不止是日本媒体，而是日本这个国家体质所致，日本对华的政策所致------- 者可以在此以后所谓的饺子时间，詹其雄船长被抓事件中，皆可以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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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4楼的发言：
日本的暧昧：５?８沈阳总领馆事件&--&作者：刘柠&200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的年头，但这一年的两国关系却可以用“一波三折，如履薄冰”来形容。而5月8日的沈阳总领事馆事件令本来就动荡不已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变得更加波谲云诡、暗云密布，充满了不确定性因素。&“事件”的缘起&毫无疑问，至少就中国方面来说，“沈阳日本总领事馆事件”完全是一个突发性事件。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的话来说，“其实事件
铭记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话不是无益的：“不要轻信日本人，对日本要有戒心。”
大江更懂得日本人的阴损，才有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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