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野散人:为政不难，必得罪于巨室
　　曾被尊为“亚圣”的孟子的确有民本思想，例如他引用并肯定了《书》经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名言，而且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一直被视为民本思想的又一典型表述。孟子的这一民本倾向是孔子所没有的，所以后来曾有人认为“孔孟”并称是个误会。
　　孔、孟的确从气质上讲就有明显不同，孔子的学究气很重，而孟子则有些狂士气；在民本这点上孟子也不同于孔子；而且孟子也比较肯定法治，如《离娄上》中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但在其它一些方面，如不言利、不谈兵、夸大“仁”“礼”的作用、盲目复古等，孟子与孔子又是一致的，而且孟子盛赞孔子之“圣”，所以“孔孟”并称也是有道理的。不过与后来的董仲舒、程朱等相比，孟子在孔门中的确有些“另类”，这也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
　　同我们每个人一样，孟子的言论中肯定会有正确的，也肯定会有不那么正确或者错的，只不过比例、深浅、粗精各人有所不同就是了。在孟子错的、影响非常负面的言论中，他的名言“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无疑在其中，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绕着难题走的怯懦、油滑主张。这反映出孟子和孔子一样，骨子里都有几分欺软怕硬，尽管都善于用语言掩饰。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巨室”往往比君主更难得罪；而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得罪这些“巨室”。春秋战国时期凡是国强民富的诸侯国，都是通过变法成功抑制了旧贵族势力的国家，反之就衰落贫弱。
　　春秋战国之后的历史也是这样。我们分析秦代以后各朝代灭亡的原因，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君主昏乱暴虐，如秦二世、王莽、隋炀帝、宋徽宗等；另一种则是由于朝廷抑制不住权贵、军阀、豪门势力的膨胀，形成国弱民穷而“巨室”独大，既平息不了内乱也抵御不了外患，因而亡国的，如东汉末、唐末、南宋末、明末等。
　　以明末为例。明代是一个对宗室藩亲非常仁厚的朝代，这些人拥有的土地是免税的。到明代中期的弘治十五年（1502年），全国田地总数为835.7万顷，实际征收田赋的土地只有422.8万顷，仅占50.59％。明朝君臣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作了一些改革，这一改革到张居正时达到高峰。张居正加强管理、清查隐瞒土地、改革赋税，得罪了一大批“巨室”，但国家财政状况显著好转，出现“中兴”。张居正死后被抄家，之后再没人敢干得罪人的事，君臣上下因循苟且，国弱民穷而“巨室”独大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例如天府之国四川本来是国家重要的粮仓和赋税来源地，可到明末四川的土地“为王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国家越来越重的财政负担都压在越来越单薄的小民身上，小民能不造反吗？
　　李自成以“迎闯王，三年不纳粮”为号召，三年不纳粮几十万大军吃什么？吃官仓，吃大户。打下一个地方来，当地的官仓、富户就够大军粮饷了。如果打下一个藩王所在地，财富更是几年用不完。要是朝廷多几个张居正，得罪得罪“巨室”，让他们多少也负担点儿租税，让小民能过得去、有碗粥喝，是不是不至于到处造反，“巨室”们的荣华富贵也损失不了多少？
　　明代是礼教道学思想居统治地位的朝代，这种思想的弊病之一就是把“义”与“利”、“理”与“欲”对立起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士大夫大多讳言財利，朝廷尽量让利于民，因此明代的商业税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据有关资料，万历时每年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这个数字有多可笑，研究者作了对比：唐朝仅从两淮地区每年就可得盐税600万缗，宋代仅盐酒茶三项专卖收入就在2400万贯至4700万贯之间。（一缗和一贯与一两银子基本相当。）这些每年数千万两的巨额利润去哪了？老百姓没得着，都流向了少数权贵和富商腰包。从明代的一些笔记和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明代权贵富商们的豪奢。
　　可相形之下，朝廷军饷连年发不出来。边防前线的士兵们有些连衣服也没有，常常光着身子穿铠甲，兵器装备也多生锈腐坏。小民们在生存线上挣扎，一遇天灾就是饥民遍地。朝廷要筹饷，始终就只有“加征加派”这一个办法，生生把小农们逼反。要是朝廷用几个理财专家，实行一下盐酒茶专卖，适当收点工商税，给军队发发饷、补充补充装备，给灾民们运点粮，明朝是不是亡不了？等明朝亡了，无论是农民军来还是满洲人来，这些富可敌国的权贵富商们也都好不了，身家性命全没了。
　　明朝是崇祯十七年亡的，崇祯十三年时，内乱外患两面要饷，国库又真的没钱了，再加征加派又怕出新的乱子，崇祯于是打算向殷实的皇亲勋贵们筹些款。崇祯选了相当富有的武清侯李国瑞，要他带个头，借给朝廷十万两银子。李国瑞哭穷，说自己没钱，看在皇上面子上，答应借给朝廷一万两。崇祯火了，把他下了大牢。这回皇亲勋贵们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一致，都为李国瑞作后盾，四处活动替李国瑞说情，行贿的银子没十万两也差不多。对具体情况有不同说法，但最后的结果是李国瑞生病死在牢里，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钱一两也没筹上来。崇祯在位十七年，对内阁宰辅、兵部尚书、领军大员说换就换、说杀就杀，但对皇亲勋贵却不肯得罪，朝廷财政也再没有办法了。
　　到李自成兵围北京时，守军兵饷已很久未发了。崇祯再次下令这些公、侯、伯们会商议事，准备筹些款，结果只来了两位皇亲。其实就凭抗旨不来，崇祯就有充分理由治这些人的罪，但崇祯竟然只是自己发顿火也就算了。都说崇祯勤政，还算个好皇帝。但对于最高领导人来说，勤政并不一定是优点，关键事情抓不住、处理不好，别的小事再忙活也没用。到该打仗时，每个守城士兵只发了十几个铜钱。守城士兵站在城楼上冲着围城军队大骂朝廷，你说这城有法守吗？
　　有人说这时北京城内闹鼠疫，削弱了明军守城能力。但即使真的闹瘟疫，也不会是失守的主要原因。据有资料讲北京守城军队四十万，也许实际没这么多，但总会多于李自成十万左右的攻城部队。就算一半人得传染病，守那么高、那么厚的北京城问题也不大，更何况还可以从市民中招募。实际上，李自成进北京根本没费劲，在进城“战斗”中总共就死了两个人，北京等于是“和平解放”的。
　　李自成大军进城后，这些明朝的皇亲国戚高官勋贵们绝大多数思想非常开通，一点也不僵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纷纷表示要为新政权效力。李自成真对得起这些人，早就定好了“助饷”指标，设立“比饷镇抚司”，由头号大将刘宗敏主持，拷掠京师诸公臣僚，“冤号之声不绝于耳”，打死者不在少数，据载仅白银挤出了七千万两。当初崇祯要是心硬手硬些，从这些人身上挤出一两成家产来，或是这些人仗义些，拿出一两成家产来，北京是不是能守住？这些人的性命和大部分家产是不是也能保住？
　　（二）
　　现在人们在普遍谈论“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的概念，意为在摆脱了人均GDP两千美元的低收入水平之后，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经济增长进入长期的停滞徘徊状态，甚至有所下降、倒退。
　　现在世界上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和地区有三十多个，这些发达经济体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它们都有适度的“均贫富”、“抑豪强”、“与权贵豪民争利”、“得罪巨室”的有效措施，使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被控制在0.4以下。或者反过来说，只有通过适度的“均贫富”、“抑豪强”、“与权贵豪民争利”、“得罪巨室”的有效措施使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被控制在0.4以下，才有可能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
　　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讲：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但这种说法很可能并不正确，因而影响了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在现实生活中，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并不总是不可调和的，国家的政策、措施也不总是符合某一个阶级的利益。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英国大选中，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纲领的工党大获全胜，竟把丘吉尔给顶下了台。工党领袖艾德礼成为英国首相，他领导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主要内容是：银行、矿山、交通运输、钢铁及社会服务性企业实行国有化，使经济领域中的国有成份达到百分之二十；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总收入的五分之二通过税收由国家实行再分配；采取“全民福利”的方法，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年老、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险，并对所有的人提供免费医疗；中小学生享受免费教育。艾德礼说：“工党政府正在英国建立一种优于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英国工党在20年代就曾执政，他们的政党纲领基本源自英国19世纪后期兴起的费边社会主义传统。英国工党的这种政经主张影响了欧洲几乎所有的左翼政党，这些左翼政党在多个国家多次、乃至长期执政。我们很难说这些左翼政府是完全代表了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美国是纯资本主义的代表。相比之下，美国基本没有国有经济、税收政策近几十年也一直向有利于富人倾斜，确实比大多数西欧国家“右”一些。但美国也一直是在左右翼思想博弈下发展起来的，对代表私人大资本利益的右翼势力也一直是有抵制制衡的。远的不讲，2000年6月，美国民主党的时任总统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现任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在多次演说中讲：“这场危机（指08年金融危机）提醒我们：没有监督时，市场发展将失控；当市场只偏爱有钱人时，国家无法永续繁荣。”
　　不过，美国私人大资本操纵经济、政治、社会的能力要比欧洲国家强，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也许是最强的、至少是之一，所以美国的贫富差距也是偏高的。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和以色列收入最高的10%人口与收入最低的10%的人口收入差距最大，为14：1；英、法、日、加等国为10：1；德国和北欧国家这一比例最低，为6：1。德国和北欧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性一直好于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多项经济和社会指标都位居世界前列，这同他们的贫富差距小应该有直接关系。
　　（三）
　　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六月的一次调查显示，占中国人口10%的最富有人群掌握着国家45%的财富，而占人口10%的最贫困人口只拥有国家1.4%的财富，这一比例差距是多少？美国基尼系数曾长期处于0.35与0.38之间，近年有所上升，达0.45；据201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我国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而有些学者认为早超过了0.55。中国前400位富豪的财富占GDP的比重在2010年就已经达到10.45%；而美国前400位富豪占GDP的比重到2011年才超过10%。美国即使是共和党这一右翼政党的最右翼，也不会反对累进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房产税等，只不过要求税率低一些；而我国至今还在为是否开征这些税众说纷纭、威胁狡辩、举棋不定。
　　近年来，看到有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如林毅夫、宋晓梧、华生、刘纪鹏等，积极主张开征富人税，但响应者似乎不多。一些右派人士敢于指责权贵、指责权力寻租，但唯恐私人资本发展壮大不够快、不够顺，唯恐讲税收让这些人不高兴。一些左派人士对迅速发展的私人资本深恶痛绝，但小心翼翼地避免“权贵”这一话题。
　　大约自去年年中，全社会热议养老基金缺口问题。这一缺口有多大？今年年初人社部有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政府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金额“已从1998年的20多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2100亿元”，当然以后还会增加。
　　怎样弥补这一缺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已是一种必然趋势”。有些人主张到年龄退休、但延迟领取养老金，有位教授想得很具体：50岁退休后“男人做园丁，女人洗衣服”十五年再领养老金。还有些人这时想起了国有企业，主张用国有企业上缴利润补充养老金（不知这些人里有没有平时骂国有企业的）。总之，三十六计都是围绕着怎样使老实的小民和国有企业进一步勒裤带、勒脖子。
　　但另一方面，今年3月16日，央视主持人劳春燕在《焦点访谈》“问计‘两会’数评”节目中，在谈到工资改革时，用图表显示，工资支出占企业运营成本比：发达国家50%；2011年中国10%。这种情况国企、私企应该都有，而私企恐怕更严重些，因为私企的职工待遇普遍不如国企。近两年不少私人老板移民西方国家，但不久基本都回来干了，因为在西方国家要找到年利润15%以上的项目基本不可能，要逃税也基本不可能。
　　我国情况呢？中国房地产业平均利润率30%，世界第一，其它行业恐也不乏暴利的企业和个人。但我国的累进税实际只是工资税，对多数富豪基本不起作用，因为他们的个人名义收入普遍不多，开支多列入公司企业成本；我国个税的65%来自占个税缴纳群体80%的中低收入者，相比之下，美国普通工薪阶层只承担了联邦所得税的5%，10%的高收入者承担了个税的65%，其中1%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30%（如以前所述，这已经是比几十年前大大优惠富人、在发达经济体中贫富差距最大的税收结构了）；而遗产税、资本利得税、房产税等富人应尽的义务我国还一件也没落实。
　　我国税收占GDP20%，美国占28%，法国占41%，德国占40%，英国占39%，巴西占36%。中国GDP现为50余万亿，税收占比增加一个百分点就是5000多亿，弥补养老金缺口用不了。我国的税收结构和水平只要向现在美国看齐，还不要说欧洲和美国若干年前，全民福利也能接近欧美水平。
　　据位于美华盛顿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2012年12月发表的非法资金外流报告指出，年，中国因逃税、贪腐或犯罪而产生的非法资金外流达3.79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3.6万亿元），占发展中国家非法资金外流的近五成，是非法资金流出最多的国家。把这些非法外流资金追回一半、三分之一、甚至只是亡羊补牢，我国养老、社会保障、医疗都不是问题。
　　权贵豪民人数虽然少，但势力大、操纵能力强，不好惹。小民好欺负，但小民日子如果太苦，经济也发展不起来，再逼急了也会造反。
　　如果我们的领导层像崇祯那样心软手软、不得罪巨室、不能抑制权贵豪民特权、甚至沿着“国穷民穷豪强富”的斜坡继续下滑，如果我们的权贵豪民不仗义、千方百计地逃避责任和义务，如果我们的理论界、舆论界大V们昧着良心、花言巧语地维护权贵富豪的眼前利益，那我们会因为迈不过贫富差距扩大这道坎而始终陷于“中等收入陷阱”。
美国如果也像英国工党这样做，也不会有美国政府负债上限一再突破的事。要知道这16.7万亿美元的国债是从克林顿下台后的10年时间迅速积累出来的。（&&&到2001年年底，美国联邦政府欠公众的债务约为3.2万亿美元，那13万亿美元国债大头都是这10年的时间欠下的。）
只可惜上海自贸区的推出，给中国权贵资本外逃开了更方便的通路，财产税、遗产税、房地产税等平衡两极分化的二次分配都还遥遥无期，等到要征税时，只怕大多已变外资了。
美国已开始全面申报海外资产和征收海外资产的税收，中国的富豪移民美国，获得美国国籍或绿卡，都要申报财产和为美国纳税（2011年年底美国国税局（IRS）发布新规定，要求美国所有在海外拥有金融资产的纳税人申报其财产，这是2010年度通过的“海外账户税务法案”（FATCA）的一部分。符合要求的个人需要在17日前填写新的8938申报表。根据这份规定，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的海外资产若超过50000美元，美国海外资产申报须在每年报税之际向国税局如实申报。而拒不申报者，一经查出最低面临10000美元的罚款，若在国税局通告后仍未申报或是缴纳相应税金，罚款将升至50000美元。），而中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对这些富豪可以算是减少了双重赋税的负担了。
昨天看了央视记录频道的一个节目是介绍洞庭商帮的，是讲太湖边上苏州的洞庭商帮如何成长为掌握近代中国金融与工商业的买办资本的。与其对应的是支持中国政府的晋商和徽商的没落，只怕这也是未来中国的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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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网｜【走近大师】钱谷融：从山野散人到文学泰斗
　　编者按：世界知名城市都有他们的文化象征。其中最深入人心、最具有城市个性具象意义的，往往是城市名人。即日起，我们推出“上海文学艺术奖”获奖者专访，走进大师的日常生活，并请他们为青年人开出书单，对青年学子谈谈他们最想说的心里话。图片说明：长风公园的那片湖水是钱谷融先生最爱的，每天下午他都会拄着拐杖，精精神神地来湖边散步。（朱恬 摄）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北王南钱”声誉卓著，“南钱”指的正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钱谷融先生。钱谷融先生1919年生于江苏武进，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理论家和教育家，著有《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魅力》、《散淡人生》、《&雷雨&人物谈》等。不久前公布的中国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钱先生的名字赫然在列，再次印证了先生在当今文坛德高望重的地位。　　如今，这位96岁高龄的文学理论界泰斗，家住长风公园附近的老式公寓，安静地享受着四代同堂的天伦之乐。　　先生爱笑，而且中气十足，这是见到钱先生的第一印象。对于笔者的登门拜访，钱先生很开心，客气地招呼吃茶，还很贴心地询问“我坐在哪里好？”“不开灯会不会太暗？”精气神完全不像一位近百岁的老人。图片说明：钱先生爱笑，特别是抱着重孙的时候，笑得格外开怀。（朱恬 摄）　　钱先生的一双儿女都在国外，目前家里还住着外孙一家三口。于是，每天看书、听戏、逛公园、逗重孙，成了生活中最大的乐事。钱先生笑言，我一生爱自由，懒懒散散、无所用心、随遇而安，如今这样没人打扰的生活才最自在。　　智者乐，仁者寿。二者兼备，钱先生是也。　　被批判38年，淡然以对　　曾经，无心插柳的两篇文章让钱先生遭到批判，一批就是38年，而他也因此当了38年的讲师。散淡的性格帮助他度过了这段难熬的时光，“做老师其实很幸福，上课的时候看到学生很专注的听着你，觉得特别幸福。”　　“我这个人的确是无能懒惰、得过且过，喜欢是喜欢的。不是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也并不好名，我就是要过的自由自在，文章也是逼我写才写。《散淡人生》那些都是大学作文。大学读书的时候，老师要求两个礼拜写一篇作文，之外自己主动写的文章很少，基本不写。《论文学也人学》也是华东师大要开科学讨论会，系里动员一人要写一篇文章，这也是我的第一篇论文。那时候学术气氛好，因为我对文学一直有看法，自己也很喜欢的，那么就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那个时候气氛也比较活跃，也没想到那么厉害，我一下子就被抓住了。”钱先生回忆起当年，淡淡地说道。　　1957年，“双百方针”提出不久，华师大举行科学讨论会号召教师提交论文，钱先生就写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当时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一提人就觉得是人性论，所以立刻就被批判。“只有一个大四毕业班的学生，我的学生陈伯海最后站出来反驳，为我辩护了几句，我感到很敬佩”,他回忆说。受批后，钱先生曾经几次胃出血，他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第一次受批判特别受不了，特别在开始的时候，甚至想过自杀，许多年纪比我大很有威望的人都在被批判，就想开了。”　　批判的浪潮持续多年，后来他评论当时的话剧《雷雨》写了《〈雷雨〉人物谈》，结果又遭到“宣扬人性论”的批评。在这些批判中，钱先生却依然坚定，他相信自己的观点，在风暴中淡然以对。钱先生认为，做学问和做人一样，第一要正直，第二要诚恳，做人不能弄虚作假，读书尤其不该弄虚作假。　　最终，时间证明了他这些理论的正确性和预见性——中国文学三十年的变化，茅盾文学奖等一大批新时期以来的获奖作品，皆可见文学的以人为本。　看书全凭爱好，无欲则刚　　钱先生对于学问的坚持，也表现在对学生的“挑剔”。在钱谷融先生看来，文学不可无“我”，他带学生时尤其重视这点。“我收学生最看重作文，作文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才情，有没有培养前途都能看得出。所以别人都不会考作文，我就会考作文选拔学生。许子东的作文就很不错。”钱先生坦言会出宽泛的题目，让学生自由发挥，从文章里看看他们是不是有“灵气”。　　谈到如今做学问的环境，钱先生认为大概是对名利看得更重些，“做学问一定要真的爱好，爱好了学问才能做的好，不爱好那做出的只会是假的一套，为了趋时。”图片说明：在家的时候，钱先生喜欢看书、听戏。（朱恬 摄）图片说明：几年前因为房子重新装修，钱先生将几千册藏书送给了学生们，只剩下这个书架上的这些。（朱恬 摄）图片说明：这两本《世说新语》是钱先生最常看的书。（朱恬 摄）　　在先生看来，好的文学作品不外乎“情理”二字，不能单纯说教，因为文学艺术最忌说教，这点和教书不同。然而，如今“情理”兼备的好作品越来越少，因此先生更愿意看解放前买的原版英文书，此外，就是留在身边一直翻阅的两个版本的《世说新语》。　　“看书主要依照个人的爱好，我比较喜欢托尔斯泰的小说，俄国的小说。看得比较多的是英文原版的书，因为中文翻译很多翻译的不好。现在经常看的是《世说新语》，它是一段段的，适合平时翻翻。”钱先生拿起桌上国学大师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他说余的版本有眉批是最好的。　　“世界范围内20世纪的东西我都不太喜欢，我觉得文学作品的思想感情应该融为一体，现在是思想力量盖过感情的力量。”钱先生认为20世纪文学家中鲁迅和周作人比较有代表性，当代文学如莫言的《红高粱》，他认为“莫言放得开，有他可取的地方”。　　做一辈子的“山野散人”图片说明：钱先生常常自嘲“懒惰”和“无能”，向往闲云野鹤的生活。（朱恬 摄）　　钱先生从小爱读书，四五年级就开始看《水浒》和《三国》，常常沉浸在故事里，连吃饭都忘记。他回忆道：“当时在农村里，夏天乘凉的时候大人都来听我讲故事，我把书里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他们觉得很有劲，我也很高兴。”那时他对隐居卧龙岗的诸葛亮尤其向往，小小年纪就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叫“山野散人”。　　如今，长风公园的那片湖水是钱先生的最爱。每天下午步行十分钟走到公园，在湖边坐一坐，这个习惯坚持了几十年。采访的当天阳光甚好，钱先生愉快地邀请笔者一同去公园散步。图片说明：出门前，先生习惯先去信箱里拿上当天的晚报。（朱恬 摄）图片说明：公园门口，钱先生熟络地与门卫打招呼。（朱恬 摄）图片说明：钱先生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朱恬 摄）　　“过去这里人很少，我喜欢一个人坐在湖边放空，目无所见心无所想，风雨不改，觉得很好。”多年来，钱先生有固定的长椅，夏天阴凉、冬天避风，他坐下指着湖对岸说道，“那里从前是田地，现在全是高楼，再远就看不到了。”图片说明：钱先生望着这座湖，说它原本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碧萝湖”。（朱恬 摄）　　同大多数老人一样，钱先生也常常会陷入回忆里。他说这座湖原本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碧萝湖”，是动员了华师大全校师生挖出来的人工湖，1958年钱先生在师大教书，于是响应号召一起来这里挖湖。他又指着另一侧的山丘说道：“这是湖里挖出来的土堆成的，以前叫铁臂山，取自毛泽东的诗词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不过现在都不这么叫了，大家只知道那个山、那个湖。”在钱先生看来，美好的名字就应该被记住，可是社会变化太快了，就像湖对岸不知什么时候竖起来的高楼，再也没人有空在乎“那个湖”到底叫什么了。　　钱先生没有再想下去，而是抽出刚刚从信箱里收到的晚报，靠在长椅上细细地读起来。图片说明：钱先生还喜欢靠在湖边长椅上安静地看报纸。（朱恬 摄）来源｜东方网　记者｜朱恬　编辑｜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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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Creativity, Character, Community[转载]唐太宗与隋炀帝有十大惊人相似
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一个是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一个是万人敬仰的贤君明主；一个被钉上了暴君的“耻辱柱”，一个被戴上耀眼的“光环”；一个被骂作“万世暴君”，一个被誉为“千古一帝”。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他们的人生历程却有着极其惊人的形似之处。
第一，他们都是英武将才，一统中华；第二，他们都通过“夺嫡”手段登上皇位；第三，他们都对父皇不忠不孝；第四，他们都广开四边，拓展中华版图；第五，他们都让北方的突厥族胆颤心惊，俯首称臣；第六，他们都颇具文采，都有名篇千年流传；第七，他们都亲征高丽，均无功而返；第八，他们都通过“谶语”屠杀大臣；第九，他们都有过服食“仙丹”的荒唐经历；第十，他们都英年早逝。
在年代接近、环境相仿、机遇雷同的历史条件下，其所作所为又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隋炀帝和唐太宗的各自人生经历，犹如一部小说的上、下两部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显得极其连贯而紧凑。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唐太宗是隋炀帝的“翻版”，也未尝不可。但是，历史对他们的认可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这固然有“短命王朝多暴君”的历史因素，也存在“亡国之君名声差”的人为因素，但最重要的他们在执政细节上，具体一点讲就是在争取民心方面，有着天壤之别。
如何获取民心，关键看执政者对臣民什么态度。隋炀帝自恃其才，随心所欲，既没有把大臣们放在眼里，更没有把百姓放在心上。一句“我性不喜人谏”，一下子冷了大臣们那拳拳报国之心；几次横征暴敛，终于激活了人民的反隋怨气。平心而论，隋炀帝的历史功绩并不比唐太宗逊色，他一统中华，结束了中国接近四百年的战乱时代；他修通运河，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两个文明连为一体；他打通丝绸之路，使大西北地区融入中华版图……然而，他在建立千秋大业的同时，因为丝毫不顾及百姓的切身利益，也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就在他第三次攻打高丽的时候，民众趁机造反，国内烽烟四起，在如火如荼的起义浪潮下，他和他的大隋帝国很快全线崩溃。
李世民上任之初，就意识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接着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因为明白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所以他一再节制徭役、安抚民心，广施善举、笼络人心，礼遇大臣、固其忠心，从而形成了内有忠臣倾心辅佐，外有顺民安居乐业的“贞观之治”。在没有电台、电视机、互联网的年代，唐太宗的“亲民”暖流依然能够从长安散播到五湖四海。同样是远征高丽，同样是一意孤行，同样是劳民伤财，同样是无功而返，深受皇恩沐浴的百姓们却没有因此而表现出过激的言行举止，照旧一如既往的拥戴他，仰慕他，支持他。人无完人，皇帝难道就不能有失误，有过错吗？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正如温家宝总理说得那样：“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刘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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