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三国谋略》mp3有声版全集 - 懒人听书热门搜索： &&&&&&&&&&大话三国谋略推荐在百度中搜索“”进入本站。如果觉得懒人听书还不错的话，请牢记新域名和告诉你身边的朋友吧。播放列表支持安卓手机、苹果手机、电脑，无需安装任何插件倒序↑顺序↓你可能会喜欢的：为什么当代社会，那么多人不幸福？ 　　为什么我们已渐渐不知道，什么叫幸福？ 　　幸福者相..智商与情商，看似简单的词语，却与我们每个人的成功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在对智商和情商的研究..本书是刘心武先生继《刘心武揭秘》系列作品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探佚红楼心得巨著。 ..这一本书中写到，作者意外救了一只小白象，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类似花格子大象艾玛）。当我们..在大清王朝的历史上，鳌拜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名字。少年康熙皇帝智擒鳌拜的故事早已经广为流传。..从古到今，酒是中国饮食文明十分主要的构成局部。无论是一些严重的政治事情，照样人们日常生涯..《王立群读宋史》以北宋都城汴京为中心，以北宋帝王为经，以北宋军国大事为纬，将北宋著名的文..8./全集9./全集10./全集11./全集12./全集13./全集14./全集15./更新至26集16./全集17./全集18./全集19./全集20./全集21./全集22./全集23./全集大话三国谋略介绍友情提示您：大话三国谋略是由懒人听书网收集整理首要为您讲评了曹魏、蜀汉、东吴，三国交战不休；阴谋、阳谋，仇敌尔虞我诈。三国人物，英雄辈出；三国谋略，精美纷呈。诸葛亮，千世纪来被神州入称作聪明 的化身，他的足智多谋可谓到达了人类聪明 所能及的巅峰。可是，其中多少是有史可依的？刘备死后，诸葛亮大权独自把持，锲而不舍地北伐，这违后的念头是什么？他决胜于千里之外，令众多好汉甘为手下打了败仗的将领；他挟天予以令诸侯，却始末没有成为一代帝王。曹操，1个备受争议的浊世诸侯，如何在错综庞大的东汉末年立于不败之地？ 刘备、孙权、司马懿等人，也都在三国这个特定的汗青戏台上崭露头角。可以说在神州的汗青长河中，三国时期是1个各路谋略家纵横驰骋的时代，那么，谁才配摘取皇冠上最璀璨的宝珠呢？谁才是三国谋略熬头大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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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如何评价对《大国崛起》的各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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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48 发布在
（作者：胡平）中央电视台推出12集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引起轰动。论者蜂起，众说纷纭。我们很容易发现，在文本、编导者自己对编导意图的说明和观众的评论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观众的评论尤其五花八门，这中间除了一般的见仁见智之外，又免不了有指桑骂槐，借题发挥，各取所需的成分。这就构成了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如何评价《大国崛起》，一是如何评价对《大国崛起》的各种评价.应该说《大国崛起》拍得还不错，其论说大体摆脱了马列教条和毛主义，文字也不浮夸煽情，多少反映出当今中国学界对近代世界史的研究成果，对一般观众不无教育和启迪作用。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譬如讲英国而不提洛克，讲法国不提孟德斯鸠，讲苏联不提大饥荒、大清洗和古拉格，等等。不过我以为，《大国崛起》的最大问题是出在题目上。诚然，讲述大国的兴衰不失为一种读史的方式，但这也很容易引起误解，以为成为大国就是好的，没成为大国就是差的，大国崛起就是好的，衰落就是不好的。首先，成为大国未必就是好事，大国未必比小国好。东方西方的先哲们所设想的理想国都是小国寡民，那不是没有道理的。其次，例如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它们的崛起都带来了大灾难，类似的崛起是我们要防止的，而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第三，今日英国早已不再是日不落帝国，但是发源于英国的现代社会三大支柱――宪政民主、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却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和效仿。这岂是“衰落”二字可以概括？《大国崛起》引起轰动，也因为它触动了我们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大国情结.犹记少年时，学历史学地理，常常会涌起一种自豪感。不为别的，单单为自己出生于一个堂堂大国。有时，我忍不住要替中小国家的人民发愁：自己的国家命中注定不能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强国，那该是何等的不幸。然而，我后来读到了一位著名的学者、荷兰的物理学家洛仑兹的一句话：“幸好我的祖国太小，不足以作出太大的罪恶。”我深受震撼。我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不过推想起来，此话确也有它几分道理。强国当然并非都是恶国。但问题是，在追求强大的愿望和争取强大的过程中，人们难道不是很容易无视平等、忽略自由？爱国主义倘不是建立于珍重每个人的个人权利之上，它就很容易反过来成为压制个人权利的有力藉口。这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在谈起百年来自由民主迟迟未能在中国扎根的历史原因时，李泽厚将之概括为“救亡”压倒“启蒙”。我对这种观点颇有保留，此处不论。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如果说在这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是什么因素有意无意之中构成了对“启蒙”的压制的话，那么这个因素并不是“救亡”，而是“强国”。包括毛时代，毛泽东发明大跃进，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一时间能得到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的热烈响应，那也是因为它激发起我们的大国情结.在今天，中国大陆经济增长而专制依旧，多多少少也可以解释为“强国”压倒“启蒙”。尽管在《大国崛起》电视片的最后一集《大道行思》里，编者在总结成为大国的各种因素时也讲到了制度的因素，文化的因素，甚至也提到了自由民主的因素。但问题是在这里，自由民主仅仅是被当作崛起的手段，崛起才是目的。这就意味着，为了中国的崛起，我们可以要自由要民主，也可以不要自由不要民主。这就为“强国”压倒“启蒙”大开方便之门.《大国崛起》中有两集是讲美国的。我们正好拿美国作例证.美国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一般人也都承认，美国的强大是和它的自由民主分不开的。但这并不是说，美国人是为了追求强大才采用自由民主的。其实，美国人本来追求的就是自由民主，早期的移民离开繁盛的欧洲来到荒芜的新大陆，不是为了追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幸福。早在美国进行革命与制定宪法之初，美国人就打定主意，创建一种崭新的制度，确保人民的自由，确保人民对政府的控制。人权是美国立国之本，强大不过是其副产物。因此，我们最应该关心的不是如何促进中国的崛起，而是如何促进中国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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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大国崛起」纪录片近期在中国大陆大热，北京一项最新调查发现，大陆民众对中国是否已经是「大国」，认同度不高。香港有评论认为，在此刻播出大国崛起，或许与明年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有关。日前北京中央电视台二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大国崛起》，在社会上迅速引起很大反响，不过，据「中国青年报」星期一发布民意调查显示，中国人对中国是否已经是「大国」，认同度不高，只有在人口大国和体育大国获得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支持，其它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自然资源、军事等领域是否为大国，都只获得百分之二十至四十的支持。北京异 见人士周国强向本台表示：＂一提到这个大国梦，我觉得特别可笑，很多人忽略了在二次抗战之后，中国其实是世界五大国之一。但由于国共两党发生战争，一蹶不振，然后又搞毒菜统治。＂=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该份调查也显示，有超过百分之九十五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国民素质方面还与大国形象相去甚远。香港东方日星期二署名郭平的评论文章当中提到，该项民意无疑是对「大国梦」泼了一盆冷水，显示绝大部分民众的清醒明白，作为大国「蚁民」，「崛起」只是少数人的「崛起」，「盛世」也只是少数人的「盛世」。他说，十三亿人口的绝大多数至今仍身为草根阶级的「蚁民」，依然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举目社会皆是声色犬马、纸醉金迷，贪官特权腐败横行，农民土地不断被侵蚀，香港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阎洪向本台表示:”现在大陆老百姓需要的是很现实的东西，他认为「大国崛起」在此时播出，不排除北京当局想在此刻释放某种讯息:”我们都知道中共十七大快要开了，是否现在要释放某种信号，有人要鼓吹现在中国要崛起，我觉得这有点言之过早。＂其实除了大国崛起之外，中国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谢百三最近发表《盛世中的牛市》文章说，中国处于和平时期、政治空前稳定、经济高速增长、市场无限大等因素使得中国处于5千年来最大的盛世。文章发表之后，许多网站纷纷转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争论，也有许多人问：“盛世在哪里？”阎洪认为，胡锦涛、温家宝提出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是强国的纲领，倘若能真正全面落实，中国「大国崛起」才有希望，也才有真正的盛世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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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20 &&
在大学生们纷纷涌入招聘市场，一个个为花了几十元入场费却发现很多企业连一份求职书都不想接的时刻，在年年整顿今年年底又频发矿难的时刻，在全国工薪族莫名其妙被扣去几十、几百元方向不明的捐款的时刻，在80%以上的民众表示维持往年的“生活水准”成本高多了的时刻，在环境恶变信号空前强烈的时刻，在腐败大戏越唱越响的时刻，在各界维权人士遭遇新一轮打击的时刻，一部叫做《大国崛起》（下简称《大》片）的电视片正播得热火朝天――幸亏是说别人的故事。维权早已一把辛酸泪了，更主要由民众的血肉昭告了“无权的痛苦”――“非政治的政治”被政治嘲弄、虐待、践踏得惨不忍睹。也正是所谓“和平崛起”、“强国梦”最慷慨的注脚了，“负责任的大国”不过是庞然大物、大话西游的“大国”。那么，据说“应观众要求”o在央视二套一播再播的《大》片，有没有反映诸大国民众如何争取权利、运用权利、官方又如何因应民权运动的内容呢？有人说，《大》片堪与《河 殇》媲美。这当然首先需要放在1989前后的政治比较中来看了，也就是：1989之后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开明时期的《河殇》一播后立即遭到封杀，套用《大》片的解说词：“席勒问：”德意志在哪里？‘“我要问：”尊敬的《河殇》主笔苏晓康先生在哪里？中国在哪里？“回答是：”不义在权痞暴富集团手里；道义在内外流亡的苏晓康们心里！“的确，《大》片有丰富的史料，前后有上百位中外学者的插叙与点评，也够学术了，比起恶搞娱乐化的电视来可以称得上严肃了。但是，目睹了17余年的恶质蜕变，仅仅近20年的光阴耗费，我也要毫无苛求地说：《大》片太小机灵、小心眼、小算盘了。如果你还算是一个有点思想的读者，那么，你o要看看任何一位中国进步学者、新闻人、言论作家的哪怕任几篇文章，而且是在大陆发表、出版的，你也能得到比《大》片给你的更多益处。我这样说偏激了？要求高了？不知道“拱卒”的苦心与意义了？是的，我完全不必回避种种“稳健”的批评，但我看到的苦难与危机告诉我：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基准决不能放松、撤退，面对“搬动一张凳子”、“打开一扇窗子”（借用鲁迅的隐喻）还要流血的中国，《大》片o是充满知识、资料的大而无当之物。作为严肃的历史知识普及读物，它充其量o能打59 分。我当然知道：不可能说的可以不说，但可以说、说透的一定要说到位；当详则详、当略则略，可《大》片呢，有无、详略都大多失当。一，一部“历史宣传片”我o看了该“历史宣传片”关于德国、俄国的各半集，是偶然看到的。长期来除了吃晚饭时看江苏电视台的《孟非读报》（就5分钟时间），和无聊、休息时随意看看央视科教频道、经济频道、体育频道和（碰到的话）“新闻调查”、“经济报道”、“海峡两岸”（毕竟可以看到多少有些可亲的异域场景）等栏目，其他电视节目我都不看的。有几个朋友跟我说“不妨看看《大》片”。于是通读了一篇解说词.总体印象是：价值杂乱、思想暧昧、所涉史实剪裁基本落在官方需要内，但有一定的知识价值（这本身当然无害甚或有好处）。我所以称之为“历史宣传片”，而不是“历史资料片”、“政论片”，是因为透过知识、学术的包装，就不难看出它为巩固“权痞暴富集团新秩序”服务的马脚来 ――不管编创人员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当然需要从中国常识来看）。好谈不上，o能算是相对不坏的“宣传片”，但愿在没有各种自由（包括经济自由）的当下中国，观众自发的再解读应当不会比《大》片本身的局限更糟糕。否则的话，被《大》片俘获的观众，会淡化对苦难的感受、远离对自由民主的诉求，不经意地就会陷在官方话语圈套中。我归纳了《大》的主题词，一级主题词有：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强人政治、军事实力、重商主义、有限开放、经济强国、国情路径、文化自本；二级或三级主题词有：闯进（像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和西班牙的伊莎贝尔女王支持探险那样？）、官民互信互谅、拥戴“伟人”，增强权威吸引力、内部凝聚力、文化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妥协、和平，教育、科技、市场、创新、自主新产品……基本上没有宪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共和、公正、平等，有的主要o是在总结性的最后一集中的一闪而过、一带而过.按照主要编创人员说的，片子主要说的是现代化是几百年来的世界主潮流。但是，如果说近代化主要是技术家（其实少得可怜）、商人、新式权贵（例如日本下海经商的“首相”――《大》片基本没有说日本的官商勾结）们致富的事情，而民众主要是从农民转为（我不说沦为，因为农奴的日子想想例如中国被征地、拆迁农民的惨像就知道了）雇佣工人，那么，现代化是无论如何不可不谈各种民众权利运动的。可是，我没有能够看到普通民众的政治身影，尽管有马克思、福利等等字眼出现，但难道福利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吗？难道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实践贡献的无产者运动，就真的对现代化毫无积极作用吗？连罗素都十分敬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其（其实是自治的）运动都可以忽略掉吗？至今也应当说与社会主义密切关联的社会民主主义，就真的可以视而不见吗？是的，《大》片是说到了法国的《人权宣言》，也基本正确地说到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贡献，但整个法国一集突出的大革命中的血腥、拿破仑、戴高乐，启蒙运动与百科全书派连字眼都没有出现，伏尔泰的面貌则模糊不清。巴黎公社难道就不值一提？俾斯麦的福利政策完全是从铁血中的开明恩赐而来？英国的费边主义不是很温和完全可以作为妥协的经典解释一下的么？可以介绍人家曾经残酷使用童工（“最小才4岁”的是一独立雇员吗？我怀疑这一史料的真实性），但难道就不必介绍美国工人对八小时工作制的贡献吗？是的，《大》片是说到英国的《大宪章》、法国的《拿破仑法典》、美国的制宪会议，但没有说到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美国的权力分割与制衡；需要而且很需要说到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振兴强国中的官商勾结、财团垄断，但为什么对几十年与腐恶、不公战斗的普利策避而不提？是的，《大》片说到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但却没有强调、突出权力的守夜人思想，没有交代斯密并没有市场万能论，尤其是不该忘记斯密也强调发财致富的道义性、公正性。对美国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和罗斯福新政说得算是比较好的了，但不该o是强调政府干预这o“看得见的手”，尤其不该闭口不提当年美国顽强的独立工会运动，好像凯恩斯给罗斯福的一封信有了决定罗斯福决策大转弯的“蝴蝶效应”了，又好像“苏联的一枝独秀”（《大》片作者的中为苏用、今为古用）其发出了罗斯福的新政，借用秦辉先生的话，这o是《大》片作者脑中“中国伪凯恩斯”存在的“反映”使然――尊敬的《大》片学者们，历史当然不是这样的呢！即便是《我有一个梦》，也o是民权运动的一个符号而已呀。《大》片作者不是以意在推动中国的政治妥协自许吗？很好；《大》片作者不是以期盼中国国内的和平自期吗？也很好。但是，忘记或回避真实的他山民权运动之玉是攻不了中国一党专政之顽石的。《大》片主笔麦天枢先生在接受《亚洲周刊》记者江迅的采访时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的目标应该是在内部，社会不能再有大波折，要学习历史妥协，建立历史理性，因此《大国崛起》重点突出了大国内利益集团妥协、合作的过程。”“这部电视片最初提出是总制片人、总编导任学安……2003年6月，他找我说想拍这部电视片的念头.他的直觉很好，最初的动机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正在崛起，世界大国崛起的经验对中国无疑是有价值的。……过去指和平崛起的概念是对别人没有威胁的，是在世界各国友好中的崛起，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的目标应该是在中国自己内部，社会不能再有大波折，世界市场和经济秩序已经建立，那种弱肉强食、你争我夺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在世界和平的大格局调整下进行的。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政治变动的方式是震荡的，目前还没有理由，也没有经验说，我们已经走出了这个怪圈。中国社会和平崛起，根本的任务是国内不能出现大的政治震荡，不能消耗已经有了的改革成就，各阶层、各利益集团，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改革的目标。西方在寻求妥协的过程中，毅力非常顽强，极有历史耐心，这种理智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不仅是民众缺乏，知识分子也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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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50 &&
看看吧，将“和平崛起”诠释为“和谐社会”，这本身当然很好，可为什么不说说党国的官僚最缺乏“妥协”，“为富不仁的周正毅”（秦辉语）们压榨民众总不肯 “让步”呢？如果我是记者，我是一定要问问麦先生的。像威权主义者萧功秦o说中国有暴民造反传统一样，聪明的麦先生o说“民众”和“知识分子”缺乏妥协智慧。写过好几位中共政要评传的麦先生好像不知道，中国的“民众”和“知识分子”连妥协的机会都没有，而o有奴隶般地忍气吞声、牛马般熬日子的份呢！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同样富有语境意识的麦先生的老同行卢跃刚、李大同们，他们或许就是“缺乏妥协智慧”的？事实当然根本不是这样的。《大》片的宣传主题其实在他的学术指导钱乘旦先生那里早已确定。细心的人们当然不会忘记，日，SARS阴霾刚刚散去，有着众多学术头衔、政府奖赏的钱乘旦先生被请进了“中南海进讲院”――钱乘旦教授在电话中对记者说：“这是一次让我终身难忘的讲解。”“就9个国家近代以后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及这9个国家兴衰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讲解。……中央领导的提问，非常敏锐，非常有洞察力。”记者的报道没有提到钱教授夸奖的具体“提问”，但概略介绍了钱教授强调的9国三大经验，这就是：重商主义、稳定、开放。闹了半天，9国不如1国，无数人不如一个人，邓小平在据说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孤岛般的局面下，摸着石头过河地三两下就弄出了学术权威说的9国三大经验了。顺便说到，当时我看到报道便立即给南京大学一位师友打电话说：这位钱教授鼓吹的重商主义是投怀送抱啊，连几百年前的重农主义都不如了。二，《大》片的隐衷――中国式暴富户心态为了巩固“改革成果”――我多年坚持揭露的“权痞暴富集团新秩序”，《大》片作者中体西用地说到：“有历史学家认为，近五百年来，真正意义上拥有过世界霸权的o有三个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接力棒式的创新和发展。学者们还认为，英美两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制度保障。”为什么说这是一种中体西用的说词呢？当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者“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啦。那么，三国的制度保障究竟是有哪些呢？大致排一排，不过说了专利（《大》片前后有大篇幅重复）、股份制、银行、国王与新贵议会的游戏规则、福利（俾斯麦）、反垄断（美国；这是好的）。就这些。显然，《大》片的解答比诺思、杨小凯们，比秦辉、肖雪慧、何清涟们差远了，甚至比文艺界的吴祖光、沙叶新们也不如，不客气地说比太多我这样的“非专家”也相形见拙的。单说国王与新贵议会的游戏规则吧，实质是英国的保护私产制度，但《大》片却不肯说学界已耳熟能详的“无代表不纳税”。这是为什么？想想吧，这样说让普通工农观众听懂了不麻烦吗？联系多年来人们要求提高富人税率、改变普通工薪族是主要纳税群体局面的呼声，我猜《大》片既强调保护私产又不说“无代表不纳税”的意图是：暗示中共开明派要尊重若干年来富人缴税相对太少的利益格局，甚至像例如最近胡德平先生对原罪缺乏分析的说法那样，对已有的不法财富睁o眼闭o眼含糊过去，甚至干脆如张维迎、厉以宁们说的那样一纸赦免令算了。顺便说一句：据我观察，“民运圈子”或“维权圈子”、“基督教圈子”、“异议知识圈子”中，类似的声音越来越多了（如果不是占了多数的话）――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权痞报复集团”的为“万一出现情况”（小振荡；大振荡自然他们一定无可奈何）准备的“渗透与控制”，基本到位了！别看表面上有多热闹吧，“圈子性局面”越来越黑暗了！“中国式新自由主义”与“中国式伪左”的言行乖违越来越两极相逢了――认真、再认真地想想秦辉先生深刻揭露的“右派还是左派得势”的“国情”吧，再想想各种“圈子人物”有几个真正认同“共同底线”的吧。再说专利吧，在中国有多少人脉匮乏、官商不顾的发明者真获利的？有多少侵权得到了有力矫正的？穷得温饱堪忧的发明人多的是啊！再想想学术腐败、学位腐败、职称腐败吧！一个专利又需要多少制度的保障配合？《大》片为什么不请一些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作学术指导呢？一个中南海进讲能指导多少呢？《大》片是够大的，但大在经费、大在话题、大在接受访谈、被“断章取义”、“七支八离”地糟蹋的学者的数量上（我就不相信例如资中筠先生就o可保留那么三、四句话）。而它的主创班子何其小也！《大》片凡12集，每集50分钟，介绍的大国就是钱教授进讲的9国，其中英、美各两集，但即便是麦先生想努力表现的妥协文明，以我有限的知识论，《大》片连轮廓都没有交代清楚。依我的观察力判断：它也不可能说清楚，除非它不屑在央视露面，或者除非它不想按照不可或缺的预先预后总会有的指令露面。第一集告诉观众的主要是：强大的王权使葡萄牙人有了强烈的民族归属感；西班牙航海探险家发财成功，无敌舰队威镇四海。葡西靠了掠夺殖民地而崛起。看了第一集，一般观众相比都会带到“强者打人、弱者被打”的历史观中去。感谢《大》片让我知道了，原来首先说“落后就要挨打”的恰恰是率先发起“社会主义大跃进” 的斯大林。但这至多o部分反映了前现代历史，与主创人员想要表达的和平崛起的现代化主旨南辕北辙，反倒给观众太强烈的感触：“中国也要崛起、将来也要……”这一突出强权、霸权为财富护航的军国主义视野，至少在德、日、俄（苏）的专集中有同样集中的表露。第二集讲荷兰，说到一个渔民发明了一刀除去鱼肠加腌制的办法，使荷兰的鲱鱼能够在全欧洲畅销，由此演绎到荷兰的一系列现代商品经济制度的创造，“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跨越式发展”这一今日官方“大跃进”的翻版，也是《大》片多处呈示出的暴发户视域。对此，我当然然深不以为然。我对荷兰却有另一种肯定更为现代的印象，那就是：在天主教、加尔文教疯狂实行极权统治的时代，荷兰是宗教迫害最轻微的民族，这里常常是一些别国异教徒的避难地，很多后来逃向新大陆的异教徒，就是首先来到荷兰的。比荷兰鲱鱼更珍贵的应当是最温和的宗教改革家爱拉斯谟，和富有博爱、自由、科学精神的草根思想家斯宾诺莎，以及作为文艺复兴骄子的一代荷兰油画家。其实，中国古代近代的民间经济创造也很可观，而四大发明绝不比荷兰鲱鱼逊色，对人家的鲱鱼或者有限责任公司之类的创造过多注意，恰恰是缺乏反思意识的表现，需要有的反思主要不在从轻商、抑商到重商、崇商的物欲视野，而必须首先懂得荷兰鲱鱼时代最重要的是“文艺复兴”――这在中国至今还没有出现过呢！《大》片从西班牙国王宣布荷兰是西班牙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荷兰人将自己的国家托付给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讲到荷兰东印度公司、17世纪中叶海上马车夫的全球商业霸权牢固建立――“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乃至1688年9月，一支载着荷兰最高执政官威廉三世和两万名荷兰士兵的庞大舰队，前往英国收获光荣革命的果实，所有这些张扬的都不过是经济主义、黩武主义.我注意到，《大》片最要害的地方是强调各国崛起道路的各各不同，散发出来浓烈的相对主义气味。这当然呼应着左支右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党国说辞.讲到现代化有其普适原则的o有一处，而且很笼统，并且是日本学者说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依田熹家：日本实现了现代化，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现代化不是西欧独有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有普遍意义”不是普遍主义（绝对主义），各国的现代化过程当然有一些非基本（可能很有些重要、紧要）的特殊性，但相对主义肯定是谬误.特殊主义、相对主义当作消极的时候，是要拒绝公义、外来正义；当作积极的时候便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别人（国）头上，例如德国军国主义者叫嚣、推行的“德意志人天生就是上帝派来统治世界的。”这个对外的“积极”其实早已在内部发作，那就是统治者将其意志强加到民众头上。这中间，正如美国一位人类学家所说：文化相对主义常常为权力的血腥统治提供辩解。所以，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是一体两面的。但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付诸实践的现代普遍性，则是不容拒绝的，因为它将每个人的平等权利等作不可侵犯、消减的天条.而相对主义在实践上无不显示为少数统治者的权力至上主义，多数民众则被当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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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田熹家教授为什么没能在中国的《大》片中把现代化的普遍性说具体一些呢？三，闪光点和补救性的末集依田熹家的话是在堆砌着泛泛议论的最后一集中出现的。最后一集从思想性看是《大》片中最好的。《大》片分述各国诸集中写得相对较好的是关于英国、法国、美国的五集，遗憾的是这五集缺少切当的评论；写得最差的是关于德、俄（苏）、日的三集，差的原因是隐欲（有太多的“自我镜像”）和现实外交忌讳共同作用使然，甚至更缺少必须的评论。限于篇幅，这里o指出有基本知识的读者一定会感到遗憾的，战后德日振兴的根本、东西德统一的实质、苏联解体的致因（连出现在《大》片中的俄共现书记久加诺夫都从未回避过）诸端，就够了。大概《大》片的最后一集正是出于学术良知作出的有限补救吧。学术指导钱先生说了这样一段很好的话：“英国最早地确立了现代的国家制度。比如说我们现在熟悉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两党制、政府对议会负责等等这样的一套政治制度，在英国都是最早地确立。这样的政治制度能够使得这个国家长治久安，长久地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所以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如果将这样的史识连同相关史实夹叙夹议于英国部分，而将该部分例如有关瓦特、牛顿、工业革命的技术细节、“日不落帝国”的牛气等等，作一些精简，换上这段概括所对应的事实，难道不是更合适吗？平心而论，主创者们的知识量有着很好的积累，全部解说词的风格也很出彩，尤其是片中很有些思想、价值取向上的亮点，例如能够包容莎士比亚的女王、德国洪堡大学的学术独立、彼得大帝隐身求学荷兰、日本学习西方的扎实――当年出访、留学欧美的日本人归国后出版了众多著作，日本的严复竟是成批出现的，相比之下，尤其邓小平访美以来，中国的官员们与公费旅游的观光客无异，甚且丑态百出、劣迹斑斑，丢尽中国人的脸面。有一个临沂市的现任书记倒是写了一本不坏的书，o是以陈光诚为人格标志的临沂民众的维权困苦，永远记录了他的罪恶！作为本土观众，《大》片中我最欣赏的一段话是现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当教授的郑永年先生说出的“所谓的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在一个内部，自己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也不是可持续的。”引起我警觉或者反感的话则很多，例如应当由麦先生作为主要责任人的一段解说词是这样说的：“历史一再证明：没有永远的霸权国家。大国的兴衰交替，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历史也同样告诉我们：从大国崛起到持续强大，然后转入衰退，是一出需要耐着性子观看的历史长剧。”这段话的前面说到了大国的崛起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又有现在很走红、有时也有些开明气象的吴建明先生的话，意思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必须是由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型的。我要问吴先生的是：当年的北美洲落后吗？五月花号所彰显的北美自治，难道不一直是美国生机的“遗传基因”吗？“要耐着性子观看的历史长剧”是一党专政的中国果真能够超越列强，称雄世界吗？出于慎重，我在发稿前上网看了看相关评论，我认为有些重要的学者基本上没有出手的，o见到尊敬的袁伟时教授接受采访的报道。有一篇署名为“《南都周刊》副主编”，称“来源”于《南方都市报》的评论文章，不客气，题目就是《“大国崛起”的命题太势利》。文章说道：“这部纪录片的效果，全然‘功夫在诗外’，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解读.假如它的名字叫‘西方的道路’，而且放在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它一定不会引来热烈反响。播出频道和时段的重要，不仅是观众多了，更重要的是，大家会从中揣摩其意图，并相信这不仅仅是中央电视台的意图.”是的，仅仅从文理看就该叫“西方的道路”。因为，次第出现的9个大国有过起伏、波折甚至沈沦，但正如《大》片本身所呈示的那样，如今连俄罗斯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振衰起弊呢。解说词说什么大国像中国的皇帝一样，黄袍轮流穿，明天上我身，并不是这样的，不是兴衰轮替，而是都走在了民主宪政持续发展的大道上。 “崛起”既名不副实，小帽子罩在大头上，又暴露了“它们总会衰落，看我崛起吧”的轻薄狂妄。袁伟时先生的评论很温和，但也强调指出：这部“政论片”很多地方说得很不到位。如果南都报的文章说到了要害，袁先生看到的“不到位”就是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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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47 &&
楼主谈的正是以“自由世界史观价值观“，代替愚昧的“民族国家史观价值观” ！！！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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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02 &&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演出舞台上那些战士的面孔，一排排电脑桌，贵阳市警察们的1200辆摩托车，广东一家工厂的职工的宿舍楼阳台，一家胡椒厂的黑色的原料缸、一家购物中心的扶手电梯……这些人与物，数量庞大、整齐划一、每个个体模糊不清。将这组照片命名为“中国模式”，在这个标题下是一句简单的说明：“A unique look more than a billion overlapping lives”。 这组照片给我的感觉既清晰又复杂。我们早已熟悉了西方媒体热衷象征手法，在网络热席卷中国时，杂志的封面上一个绿色军帽，原来的红色五角星，被置换成@；在ＳＡＲＳ流行时，则是戴上了口罩的毛泽东画像；在形容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情绪时，是一条红色的大龙和一条绿色小龙的纠缠…… 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形象的认识，和一个旁观者的看法往往截然不同。我记得日本历史学家梅桌忠夫关于世界地图的有趣发现，在美国出售的世界地图，是以北美与拉美这块大陆为中心的，或者以大西洋为中心来描绘地球形象的；而在日本的世界地图上，日本跑到了中央位置，英国和北美则被安排到边缘。而在中国，我们都知道，那只雄鸡才是世界的中心。 我对于外来者对中国做出的过分概念化的描述，不再感到不安。因为我们也在粗暴的理解对方，谁能说我们对于美国、对于日本或是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看法不充满著深深的偏见。人们总是容易把握住那些最显而易见的元素，尽管很有可能，这种元素在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眼中，早已习以为常，甚至进行某种自我欺骗式对此视而不见。我可以想象，中国人在第一次看到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时的震惊和愤怒――我们将你视作中国人民的朋友，你呈现出的却不是那个火红的革命热忱，而是在一个包裹在蓝色服装下刻板的中国。因此，重要的是，你如何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观察自己，获得对自身的新见解。我知道这组照片在表面的戏剧性背后的真实性，在告别了那个全民一致性年代至少３０年后，集体主义、趋同的、单调的思维模式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著主导作用。我们在欢呼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出现，却发现这种表面的多元化，在本质上存在著多么强的一致性。我们的社会的确像是一个个雷同的复制品的集合，几乎每个城市都修建了空旷、却无人使用的人民广场；几乎每家电视台都在进行某种选秀活动；在江浙一代的富裕起来的乡村里，每一户的小楼上都有同样的圆形的加顶；我家楼下的一家餐厅的员工每天早晨要集合、喊口令，与学生时代的军训一模一样；一家公司在进行一场商业活动时，采取的方式像是电影中的解放战争，销售区域被划分为华北区、华东区、华南区；当我们的国家认定需要创新时，所有的人就开始谈论创意，以至于“创意”这个词变得泛滥和陈旧…… 你可以说我的观点和上那一组照片同样充满了偏见，对于中国人的这种看法，自19世纪以来，始终是西方世界的主流看法。我记得1938年的美国一幅漫画，它的主题是“从前，中国有五兄弟，长的一模一样”，我也记得狂妄的历史学家斯宾格勒也说“他们处在整齐划一观念的同样永恒的环圈中，没有变化，也没有改良”。 是的，这些观察被证明是过分表面化，并充满了“政治不正确”，但偏见并非总是全然错误的。我不得不说，在我们日渐相信中国正在震撼世界时，中国给予世界的首要影响是来自于数量上的，而非其他什么原因。“印度+中国”的狂热在全球的媒体与学术讨论会上的蔓延著，但到目前为止，人们一想起印度仍是她的呼叫中心的印度英语，而中国则是沃尔玛超市里的海量廉价商品，它们可能让人惊诧，却不会引人尊敬。当然，历史的进程经常出人意料。17世纪的法国人相信只有专制主义才能促进社会进步，他们不会相信那个由斤斤计较的小店主构成的英国日后会领导世界；19 世纪的英国人也不会相信，那个粗俗不堪的美国，日后会成为世界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即使到了1960年代，日本的产品还是廉价与质量差的代名词，人们不会想到她将创造新的消费潮流…… 中国必然在这一序列中吗，她的发展将为世界历史带来某种全新的启示吗？一部叫《大国崛起》的专题片正在中国社会激起了广泛的讨论，人们想知道中国有何种经验可以借鉴。因为很有可能，中国正处于某种历史的十字路口，她像一个蒙著眼的巨人一样，匆匆的赶了几十年的路，它取得的成就可能既伟大，也充满了致命缺陷，一些时候，她比人们想象的更智慧，但在另一些时刻，她可能愚蠢得自己也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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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8 &&
现在大多数人、包括一些进步的右派人士，头脑里依然奉行的是民族国家价值体系。 试金石就是台/湾问题。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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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08 &&
=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最近，《光明日报》发表长篇文章透露：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和平发展”目标，具有战略“破题”意义，开始向寻求“社会正义”的立场转向。而原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曾为胡锦涛访美发表了反击新左派的《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一文，已经为此作好了理论准备。该文指出：“是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共产党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文章还结论性地指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国崛起”的话题一度风靡中国，这就为11月13日至24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隆重推出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并引发较大的社会反响，提供了深远的台后支撑。因而，我不能不说国内一些学者淡化此片的背景因素，实在是缺乏事实性分析。《大国崛起》电视片，着力探讨了葡、西、荷、英、法、德、日、俄及美国等9国在不同时期，特别是在资本的世界性扩张中崛起历程，尽管其知识老化，线条粗糙，且“半抱琵琶半遮面”，有意回避就本质性的政治制度问题联系中国现实，但其寻找“蓝色记忆”的幕后动机与轨迹，竟与“红色记忆”反其道而行之，首次客观介绍了中共主流意识形态一向批判的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着力描述了欧美大国崛起的非马克思主义化历史，放弃以往“掠夺”、“罪恶”“血腥的原始积累”等妖魔化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陈词滥调，转而从知识、欣赏的角度，正面介绍世界强国的崛起之路，这对缺乏人权和自由价值观的中国社会来说，是一次很好的事实澄清与观念更新。它的潜台词就在于：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寻找的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的强国途径，更重要的是寻求和借鉴欧美大国崛起的政治制度因素，才能实现社会正义旗帜下的“和平崛起”。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郑必坚式“和平崛起”的文本解读。由此可见，《大国崛起》是继《河殇》之后，又一次再现了“蔚蓝色文明”的海洋色彩，堪称为“6、4”后首次借“蓝色记忆”语话，问鼎“央视”高端画面，对正在泛滥成灾的“红色记忆”进行冲洗。为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解读为中国红色意识形态的一次“蓝色破题”，其政治韵味，将在相伴而来的渐进式的社会变革中层层品嚼出来。人们不该忘记，从今年5月份起，大型专栏《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由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和各省区市主要新闻单位一起，共同强档推出了，以红色革命战争与起义为主旋律，包括大小战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百色、龙州起义、平江起义等各类暴力事件。随后又借纪念“红军长征”，在全国各地大搞“红色记忆展览”，由此形成铺天盖地的武装暴动红色大潮，正在全国上下泛滥。当下，央视每晚“新闻联播”仍在上演大型专栏《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所谓“红色记忆”，就是暴力围堵资本世界性扩张和自由主义价值观普世传播的共产革命记忆，它所召唤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用80多年的“浴血奋战”，追随“苏维埃式大国崛起”的暴力革命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却在根本无法遏制的资本全球化面前塌陷了。中共暴力取得政权后，本应卸下陈怨旧结的政治包袱，致力于发展民主，专注于经济建设，但却一直受“极左”路线支配，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追随斯大林主义，大搞政治清洗运动，坚持对抗哲学，继续闭门锁国，妄自尊大，致使“世界革命的圣地”，远远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当发达国家的孩子们早已把电脑当成手中的宠物，借以遨游于多种语言、文化、价值观的世界，驰骋于全球网络化的“信息高速公路”之上时，我们的父辈们却还在给孩子们买玩具手枪，教他们牢记“红色记忆”，学说：“不许动”。如此南辕北辙，中国岂能不落后。今天，面对全球经济一体、政治合作、意识形态淡化、阶级分野模糊，世界进入电脑加谈判的资本世界性扩张无法遏制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还在刻意宣扬“红色记忆”的旧文明对抗史观。这种“红色记忆”宣传与“建构和谐社会”如此南辕北辙，已为胡温时代“和平崛起”理论蒙上自我矛盾的意识形态阴影。所谓“和平崛起”的理论，最初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授意提出的，其目的是要使其成为“胡温新政”的国家发展战略。这一理论的着眼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想防堵国际社会面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日益盛兴的“中国威胁论”；另一方面是为中国的崛起赢得国内和谐、两岸和解与国际和平的环境。早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时，胡锦涛以国家最高领导的身份明确提出，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温家宝也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依赖外国，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就是说，我们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就在于此”。这是中国最高层首次用“和平崛起”描述中国的未来形象，首次以“和平崛起”作为中国发展角色的定位。这标志着中共决策者开始在为回答中国要怎样崛起与崛起一个什么样的大国做舆论上的准备。央视官方网站曾报道，中共高层已为此进行了9次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世界上9个主要国家自15世纪以来的发展兴衰史。此后，关于这段历史的学习在其他各级党政部门多次进行。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动态发展的社会背景，《大国崛起》才炮制出台的。《大国崛起》是一部以世界强国史为题材，先后在多个国家摄制的大型电视系列片。此据筹划出台这部大手笔电视片内幕资料透露：该片从筹备到制作完成历时近3年，分7个摄制组，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9个世界舞台的大国，进行实地拍摄和深入采访，分别诠释了各大国500年的兴衰史，可谓蓄谋已久，巧借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东风，发起了一场横扫当下正在对全民煽情的“红色记忆”的“蓝色冲击波”。《苹果日报》曾发表过张华的文章称：《大国崛起》为政改作舆论准备？他认为：中央电视台第二台的纪录片《大国崛起》讲述15世纪以来，9个大国的崛起经过及其影响，一改中共对这些大国的偏见，颠覆中共的历史观，为这些国家的崛起，说了很多好话，播映以来，口碑不错。但《大国崛起》的“客观”背后，隐藏了很多政治目的，为中国同样的崛起方式辩护。《大国崛起》能通过央视高端新闻检查，委实令人耳目一新，其引发的热烈反响，在国内网上各大论坛中都可以见到。多数人认为，不管官方允许播放《大国崛起》的主观意愿如何，由于电视本身的巨大传播力，在客观效果上无疑具有很大的启蒙作用。中国的崛起，决不能再走德、日、苏的“独裁崛起”走向没落之路，而必须不失时机地走英美式常盛不衰的“民主崛起” 之路。然而，该片子所采取的中道手法，也令一些认为不够刺激的观众有所失望。作者认为，主创人员为通过新闻检查，藏其锋芒，用心良苦，策略迂回，虽回避了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但细嚼起来，仍令人产生不少联想，其背后的图新动机已跃然荧屏。更为重要的是，该片对“红色记忆”在形式上的冲击，也远远大于实质内容上的意义。然而，电视片《大国崛起》也并非没有缺憾。它的问题并不在于激烈程度不够，而在于本质上没有升华。即这样的“蓝色记忆”，是否真正寻找到了大国崛起与衰败的历史规律；如何透过“红色记忆”虚构的历史谎言，用事实去伪存真，展现一场真实的时代性发生。现代大国崛起的历史，也是国际力量消长的历史，大国兴衰都有其合理性。例如美国为什么会至今称雄世界，前苏联为什么会分崩离析，中国为什么必须变革才能和平崛起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大国崛起》并没给出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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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03 &&
其实总结世界千百年的历史，能把鸡犬难闻、老死不往的各国串为一体，形成世界秩序，并在秩序中优胜劣汰的真正动力，是自然法则作用下的生产工具革新所推动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产生，本能地要求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国际化。这一革命导致了资本机制必然要进行世界性扩张，使不同国家的原料按同样的方式得以加工，将工业产品提供给不同的国家共同消费。大工业的国际化发展，在不断加深国家之间交往的同时，带来了世界性的贸易磨擦和政治冲突。而资本的自然力量，又本能地会创造出一种能适应和保障其自由发展的国际机制。这时，体现历史正面发展方向性要求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也就应运而生了。就近现代历史来看，所有的工业大国崛起，都离不开变革图新，节约发展的战略选择，并顺应了这一历史趋势。然而，社会的辩证运动并不是按正题的发展方向简单、直线演进的。历史的进步是合力的结果。在一种代表社会运动方向的正题力量诞生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会招之作为它反题运动力量的出现。由此一种反资本自由扩张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形成扼制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国家联盟，也就不可避免地登上了世界舞台，这就是 “红色记忆”的历史。而“柏林墙”的倒塌，恰恰正是电脑、卫星为标志的生产工具全球化所推动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世界化趋向，在消解、融合、扬弃了作为资本扩张反题的共产主义运动后，为“暴力消灭私有制”社会实践画上的一个句号。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都使用相对先进的生产工具体系，是实力超强的工业大国。然而一个真正代表、体现了生产工具创新体系的发展方向与要求，维护人的自由本性，适应了资本扩张的自然发展规律，按市场法则建立和完善起自己的财富创造与分配制度，因此，即使冷战也未能完全扼制它的科技发展、信息进步和经济领先的势头；一个却在使用先进生产工具的同时，逆生产工具创新发展方向与要求而动，借长官意志推行计划经济，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扼杀人的自由创造性，致使国力衰退，民不聊生，国家分崩离析。人类社会自19世纪末以来至20世纪末的百年发展史，从经济运动的角度理解，就是资本扩张与反资本扩张的历史；从政治角度理解，就是管理民主化与反管理民主化的历史；从文化角度理解，就是崇尚人性自由与反人性自由的历史。世界冷战产生、发展与结束的历史，无可置疑地宣告了这样一个真理：受自然法则支配，反映人类智能水平的生产工具发展及其生产方式的变革，从不需要政治领袖的“设计”与“引航”。人类一旦拥有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体系，就得按它的原理去应用、去管理、去创造，去形成适应它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由此才能促进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更快、更多、更好地创造出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需要；反之则会受到惩罚，惨遭失败。这就是世界大国之所以能崛起与为什么衰败的历史性科学答案。因此，中国只有否定“红色记忆”，才能由“蓝色破题”导航至“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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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02 &&
VOA记者齐之丰/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继续引起争议。与此同时，有评论人士对《大国崛起》所宣传的弱肉强食的世界历史发展逻辑以及无视人民基本需要的国家崇拜主义提出了批评。*宣传口径？*从去年11月中旬开始，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控制的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12集系列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观察人士指出，在中共一度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国“和平崛起”之际，系列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显然是配合中共宣传口径的宣传品。*历数9国兴衰史*该系列电视专题片通过份析过去500年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这九个强国的兴衰史，引导中国观众对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进行思考。在新闻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被执政党共产党宣传部门严密控制、中共宣传部门反复强调中国新闻媒体必须发挥“舆论导向”作用的今天，《大国崛起》向中国公众宣传或者暗示的价值观自然受到中国国内外观察人士的注意。很多人评论说，《大国崛起》有一种明显的先入为主的逻辑，这就是强权胜过公理。*余杰：令人担忧*在北京的评论人士余杰认为，在中国当局压制人民基本政治诉求、全力打压民主活动的今天，当局宣传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自然会让中国国内外的人感到担忧。余杰说：“对于全世界来说，一个没有基本的自由、民主的政治架构的国家崛起，这对世界究竟是祸还是福，究竟会带来更多的、更大的和平力量，还是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危险，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余杰认为，中国军力强大、外汇储备庞大，并没有给广大的中国人民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中国如今占人口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政治经济地位如同当年南非、美国种族隔离制度之下的黑人，他们起码的社会政治权利没有基本的保障。余杰说，中国当局与其大力宣传不着边际的大国梦，不如进行一点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严元章：痴人说梦*宗旨是为中国劳工阶级说话的中国工人网编辑严元章认为，在中国权贵对人民强取豪夺、劳工大众朝不保夕、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的今天，中国当局宣传大国崛起梦，如同痴人说梦，十分可笑，让普通劳工大众觉得很无聊。严元章说：“老百姓可以饿着肚子坐着你的战舰去崛起吗?老百姓有病看不了，孩子想得到应当得到的教育也得不到，居住条件也很差，甚至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担心物价上涨。我跟老百姓谈起来，他们都是一种担忧、无奈，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大国崛起的基础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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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1 &&
=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魏城/“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内部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也不是可持续的。”――这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郑永年在中国电视片《大国崛起》中说的一句话。“强国都是由内到外”自从去年年末《大国崛起》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以来，郑永年的这句话在海内外中文网站上被网民广泛引用。新年伊始，郑永年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又复述了这句话。郑永年随后又向我详细阐述了这句话的含义，他说：一个国家内部制度的健全，包括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健全。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确实是在高速发展，但单纯的经济崛起，还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全面的崛起。郑永年说，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又开始了社会改革。近30年来，虽然中国并非如外界所言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任何政治改革，但也应当承认，中国以往的政治改革都是辅助性的。郑永年强调说，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是否能维持下去，主要取决于现存政治体制能否应付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类问题和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而只有整体性的政治改革才能应付今天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年龄、背景、工作地点、研究方向等方面，74岁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余英时与44岁的郑永年显然有很大差别，但他们在大国崛起原因的看法上却不谋而合。余英时在接受我采访时说：近现代强国的崛起，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济上占上风，二是内部有很好的制度。近代史上最早崛起的国家，主要是一些海洋国家，他们靠着海洋贸易先起来了，实现了亚当?斯密所说的“国富”；但能否维持这种“国富”，则要取决于内部的制度。近代以来，那些比较长期地维持国力富强的国家，即使尚未实行完全的民主，也至少有宪政和法治，内部秩序比较清楚。换句话说，强国都是由内到外，绝对不是仅仅靠有钱，就能发展起来的。余英时不久前刚刚获得素有“人文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克卢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生成就奖”。在电话中，年逾古稀的余英时，思路和口齿却非常清晰：“我想强调的是，大国崛起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内部秩序要比较安定，比较合理，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例如，英国如果没有那么好的制度，它也不可能在海外扩张和发展。”“政治制度创新”？虽然《大国崛起》讲述的是近现代其它强国崛起的故事，但无人否认，该片的潜台词却是为中国崛起这一未来“大戏”而草拟的。那么，中国怎样才能实现余英时所说的“比较安定、比较合理”的内部秩序呢？郑永年认为，中共要承担起政治制度创新的历史责任。他强调说，政治制度创新并不是说要仿效任何西方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仿效不来的，并且也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民主政治模式，尽管民主政治是个大方向，但民主只能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创新的结果。中共只有通过政治制度创新才能实现国家内部的长治久安，进而实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全面崛起。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李成看来，中国最高领导层正在探求这种“政治制度创新”之路，《大国崛起》电视片的播出就是这种探求努力的表现之一。《大国崛起》总策划之一麦天枢早些时候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曾否认这套片子的出台有什么“政治背景”，但当我把麦天枢的话转述给李成时，李成却直率地说：“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不过，李成是从更为宽泛的角度理解“政治背景”这一词语的。他对我说：“麦天枢说此片的制作不是上面授意的，他说的可能是事实，但是，此片显然是在一种大的政治背景下孕育和诞生的，其最初的起因就是因为总编导任学安听到了一则新闻广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钱乘旦等人为中共政治局讲述历史上九个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政治局请人讲这些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讯息，后来中共中央又同意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大国崛起》，这就更不是一件轻易简单的事了。”李成经常去中国调研、讲学、访问，也经常接触中共上上下下各层领导人。据他透露，中共最高层对“政治制度创新”的探求，早已远远超出了请人讲课或批准《大国崛起》播出这类行为。“两个月前，我参与的一个代表团见了中国总理温家宝，非常有意思的是，他这次主要讲的就是中国的民主化问题，”李成在电话中对我说，“温家宝从三方面来定义中国的民主：一是选举，二是司法公正，三是对政府的监督，包括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与普适的民主定义是一致的。”我马上追问李成：“那温家宝讲的选举是不是仅仅涉及基层选举？”李成回答说：“温家宝谈的是两种选举：一是直接选举，即人大选举，二是间接选举，也就是党内民主。他谈的并不是很多，但概念是非常清楚的。在谈到基层选举时，他说，这种选举如果可以在县一级进行，那未来也可以在市一级进行，也可以在省一级进行。他谈的两种选举，也许是中国渐进民主的一个比较可取的方案。”谈到如今中共高层忽然毫不避讳地大谈民主的内在原因，李成分析说：“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共领导人意识到，虽然中国现在并非处于一个革命的阶段，但是如果不改变政策的走向，如果不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和民工，社会就会出现问题。当然，中国社会目前还不会马上出现问题，所以，胡、温执政时期出现的一些政策变化，都是一些预防性的政策变化。也许目前中国国内知识界和民众当中呼唤民主的声音并不是很强，但是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因为一党制的国家在当今的世界上只有不多的两、三个，而且由于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由于中国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变化，由于中国和世界非常密切的联系，由于中国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也由于中国媒体的商业化，这些变化都会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有所冲击，所以，谈民主是迟早的事情。非常有意思的是，实际上，是中国的中央领导人、地方领导人比中国知识界更早地谈民主，当然，他们谈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有区别。”余英时教授也认为，“中国如果仅仅发展经济、开放经济，但不改革政治制度，那不是真正的崛起，将来甚至还会造成大混乱的，因为如果中国不改变目前的政治制度，它就很难妥善地解决地区之间和阶级之间的贫富不均。”在李成看来，“中国的中央领导人、地方领导人比中国知识界更早地谈民主”，也是《大国崛起》电视片最终能够播出的广义“政治背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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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视率已经可以精确计算的今天，电视片《大国崛起》播了再播，自有它的道理―――有人爱看。爱看就看吧，这有什么问题吗？有。就是它的制作者担心我们这个大国的人民看不懂。他们惴惴不安地再三呼吁人们不要 “误读”。他们有两个担心：一是对于这个片子有政治上的弦外之音的猜测。这样的“误猜”需要澄清一下，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关于民主自由的价值取向。他们矢口否认有这样的初衷，说人们若从这个方面去看《大国崛起》，纯属“误读”，进而告诫人们，要客观地理性地看待历史，不可以简单化。应该说，如何“正读”西方强国的历史，在中国是一个真实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证明：如果它不是一个问题，3年前就不会有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的新闻，因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堂堂大国的领导人，不可以说他们根本不了解西方的强国史，我愿意相信他们是在探讨一种强国的历史逻辑，正确地解读这一巨大的历史存在。同时，如果这不是一个问题，也就没有《大国崛起》的电视片。中国人习惯于“误读”西方强国之道。如果允许我们“误读”3年前的那一个新闻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党和国家领导人从自身做起，带头学习这一段历史，正是希望中国主流社会改变过去的“误读”。大致说来，以前我们对西方强国的逻辑有这样两个读法：一是他们发展了几百年(从资本主义革命算起)，而我们才几十年(从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算起)。靠两种对立的社会形态在发展时间上作简单对比的逻辑，来运算这道算术题，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其二，西方强国的财富，来源于世界范围的掠夺。这种看法，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有一定道理，但还得解释他们最初何以获得在世界范围开展掠夺的能力，而且其中有些国家是很小的，它们凭什么“做大做强”―――是因为坚持封建专制呢还是摆脱了封建专制？进而要问如果坚持专制是否可能崛起，崛起是否有可持续性？当人们用上述两个简单化、不客观的世界史观“解释”了人家为什么崛起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崛起的时候，同时也就遮蔽了自由民主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还刺激了民族悲情。掌握了这个悲情的“世界观”的人们在面对世界时，会自动拒绝西方强国创造的政治文明；在面对世界和面对自我的时候，在“国情论”和“与世界接轨”的两张王牌之间切换自如；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真的应该抓住机会，和党中央一起，认真学习、正确领会“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可是，当这段历史落到《大国崛起》的制作者手上，仿佛读不出民主自由的因子才够客观和理性似的。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固执地说，对于重大的世界历史，“误读”也是误读者的权利，真“误读”了也不需要电视剧制作者们负责。何况，电视剧的“理性和客观”还没有把“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叙述成一个始终坚持专制暴政，只在专制暴政体制下发展经济的历史，而不是一个逐渐废除暴君专制走向自由民主的历史。例如，说到英国的崛起，就说到《大宪章》，他们并没有把《大宪章》丢进贬斥的篮子里。就是说，《大国崛起》这个显然相当费事的电视片，基本尊重了历史。这也是人们看重它，乐于“误读”它的原因吧。尊重了历史，是一个荣誉，不应该不好意思的。也许，人们正在等待某个“误读”的机会。一段时间以来，充斥荧屏的作品似乎就是逃避现实，其潜行的秘诀就是精心选择尽量不可能让人对现实产生任何联想的题材。它带领人们逃向历史，从清朝明朝秦朝，一直逃到虚拟的朝代。人们果然从那些地方一厢情愿地找到了“盛世”。在这个话语平台期，人们不知道再说什么的时候，《大国崛起》来了。我们应该相信它的制作者们苦口婆心的告白，它其实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新东西，它甚至没有超过我们的前辈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它之所以受到如此巨大的关注，恰恰在于它正好可以被期待中的人们一往情深地“误读”。它是不应该受这么大的关注的，它是担不起这么大的荣誉的。问题在于，它出现的时机。它没有“打破历史”，却“打破”了文化现实。“大国”而又“崛起”，是许多怀着民族复兴梦想的中国人的梦想，于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华人社会，甚至西方世界，一派误读纷呈。《大国崛起》的价值，正在于适合被“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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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19 &&
“中国崛起”，是一个被过度解释的概念，蕴涵了过多的期望与联想，急需软着陆。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开篇即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套在大国兴衰上，也可以说，大国崛起的模式是有章可循的，正如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所揭示的；而大国衰落，却各有各的模式，无法捉摸。因为前者蕴涵了诸多必然，而后者更多是一种偶然，至少没有前者那么容易把握。这说明，相比探究大国崛起的原因而言，我们更应关注大国衰落的变数。大国衰落有三大定律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大国衰落是有定律可循的，并且可以归结为三大类：第一类，衰落原因蕴涵于崛起之中。典型的例子是俄罗斯。农奴制度对俄罗斯而言，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农奴制度难道成了俄罗斯兴衰的咒语？荷兰成为“海上马车夫”，在于其掌握了新的游戏规则――国际海洋贸易的信用体制，而其人口与地理局限终究玩不转日益增长的海上贸易，最终不敌其竞争者。第二类，衰落原因是偶然因素导致。比如，拿破仑帝国衰落于兵败滑铁卢，而滑铁卢战役只是入侵俄罗斯战略错误的结局，或者滑铁卢兵败还与拿破仑没有把握好天气因素导致的战术失误有关。美国如今深陷伊拉克泥潭，应该也是未来衰落的战略迷失吧。除了战略因素外，引领潮流的强势领导人、变革者的突然去世或其他天灾人祸也常常改变一国崛起的方向，乃至走向衰落。比如，大久保利通的遇刺就调整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方向、影响了日本崛起的节奏；俾斯麦的解职是与后来德国的衰落分不开的。第三类，衰落原因是生命力使然。大国崛起于引领时代潮流，及时把握全球生产力转移机遇，产生重大技术和制度创新，就能在大国角逐中脱颖而出；反之，不能引领未来，或者过度扩张内耗实力，面临积累的内外矛盾而力所不及，不能做到始终代表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时，衰落就是迟早的事。大英帝国霸权向美国转移，充分揭示了这一规则，其海外庞大的殖民地耗尽了大英帝国的元气，致使其不能再引领全球产业革命与制度创新，而让位于没有历史和殖民地负担、代表新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兴强国――美国。大国兴衰律反命题不成立其实，仔细思考起来，以上三大定律也好，更多的历史经验总结也罢，似乎不能穷尽大国衰落的定势，至少不能回答大国的气数和兴衰之周期，只能笼统给个说法。更重要的是，大国兴衰律逆反命题并不成立，亦即大国衰落原因并非崛起原因的反面。换言之，竭尽全力避免崛起失误、小心翼翼避免重蹈衰落覆辙，并不能确保实力永世。日本崛起于向西方学习，而其衰落却并非不向西方学习，而恰恰是向西方学习在亚洲推行殖民掠夺政策。俾斯麦的德国更是典型的例证，他在欧洲列强间玩弄势力均衡实现德国统一和振兴，但晚年尽管小心翼翼不冲撞列强容忍的极限，还是不能确保其继任者破坏其势力均衡的艺术，引导德国走向扩张和战争道路，最终走向衰落，导致国家分裂。俗话说，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但是，打天下的时候明白守天下的难处是否可以避免大国兴衰律？不见得。常常是天算不如人算。大国崛起的神话难以诠释大国衰落的悲剧。这就是国际政治的魅力之所在，也是世界历史的诡谲之处。大国兴衰史是当代史大国崛起原因可以总结，但脱离一定条件却很难效仿；衰落原因无法捉摸，因而也无法拷贝或避免，研究、探讨大国兴衰岂不愚蠢？的确，当我们思考大国兴衰时，只是在偶然中追求必然――而且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必然被我们神话的悲剧。远的不说，苏联的解体，原因众说纷纭，是偶然还是必然，恐怕盖棺定论仍为时尚早。大国兴衰，五花八门，尽管有些看起来类似的方面，但绝非本质原因。正如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鲁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样，大国兴衰史也是当代史。对于已总结出来的大国崛起经验，我们不能迷信，更不能指望照搬模仿就能实现崛起梦想。中国崛起的两种解释破除了大国兴衰律的神话，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崛起。有关中国崛起，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中国崛起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恢复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应有的世界地位；二是中国崛起是全球化的杰作，得益于以庞大的市场、人口和正确的改革开放战略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前者更多从历史观出发，内在地看中国的发展；后者更多从时代观和比较优势观出发，注重中国崛起的外部因素。葡萄牙崛起于第一个民族国家诞生，大英帝国崛起于第一个现代国家的诞生，美国崛起于第一个全球性国家的诞生，总之都是国家兴亡律起作用，这些国家不过是演员。但是，中国崛起是民族复兴还是全球化使然？如果是前者，难以逃脱国家兴衰的定式，即便复兴了也很难保证不会再次衰落；如果是后者，崛起只是一种幻觉――是全球性产业转移借助中国的躯壳承载而已！更一般地说，中国的崛起，是亚洲崛起或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的体现，是后西方全球化时代诞生的第一声啼哭。“中国崛起”并未定性、定型历史上，美国崛起超越了西欧民族国家崛起的任何一种模式，是全球财富和创造力向美国的集中；今天，中国崛起也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大国崛起（中国甚至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全球产业向中国转移的结果。中国崛起是全球化的阶段性产物，并未定性、定型。中国崛起，是一个被过度解释的概念，蕴涵了过多的期望与联想，急需软着陆。要对中国崛起作超越历史法则和全球化神话的全新解释。否则，我们是难以看清中国的未来，也难以逃脱大国兴衰律咒语。崛起和衰落，不过是一枚大国神话钱币的两面。中国崛起，如果不是中国例外论的演绎，也是时代例外论的佐证。（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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