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博爱《蹉跎坡旧事》书摘：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
来源：凤凰网读书日 18:38
总之抗战胜利后的农村，特别是这深山僻壤、聚族而居，以潘家盆为中心的上下不足十华里的地方，别有天地。说它安宁，可是有很多人加入了张生部队，成了驼子兵，地方不得安生。说它乱吧，有很多乡党名流在这里来来往往，都是威震一方的头面人物，谁也不敢乱。　　我的潘魁吾先生，授业一个星期的启蒙老师，违背孔老夫子克己复礼的宗旨，卷入这一流了，竟然也成为了张生部队的一员。可叹我的先生变成了驼子兵。　　等到土改时的一天，我站在九龙山的壕基墈上，忽然看到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被从石江陂陈氏宗祠里推出来，一直押到祠堂门口的河滩上，突然一声枪响，犯人倒下了。我跑到河滩上，看到脑髓和鲜血喷散在砂石上，插在犯人背上的牌子写着“死刑犯潘俊良”，原来倒在血泊中的竟是我的教授“昔时贤文”的潘魁吾先生。　　祖父几年经营染坊并没赚到钱，还要靠喂猪种田来辅助基本生活。于是在土改前搬回了大地坪的老宅，辞走了租住的徐腊霞家人，清理打扫环境之后，就把我和祖母送回到这个老屋住下来，他自己在灵官嘴留守了一段时期，处理财务账目后也回到老家。祖父说，这段开染坊的日子好像图利不多，但也没亏账，混了一家三口的生活而已。　　回老家的第一件事就是送我到宝乔祠的淳化初级小学启蒙读新学。　　沿桃美洞大地坪老宅南侧的小山嘴，向东延伸到一百米，尽头叫团山嘴，山嘴下的平地上有一栋三开两进的建筑叫宝乔宗祠。这个祠堂是四十一世浏阳北乡始迁祖远宁公的四十五世玄孙世诚公、世海公后裔所建的一个支祠。世诚公居其长称宝公房。世海公居其弟称乔公房。故宝乔宗祠是宝公乔公的合祠。　　南侧附设的大房子就是众姓合建的淳化初级小学，我就在这里受到启蒙教育，度过了三年半光阴。　　难忘的事是打屁股。我读初小一年级，启蒙老师姓陈。他经常参与地方活动和应酬，学生无先生管束，不可能自觉规矩。何况是四个不同年级的复式班，年龄差距很大，小的还在流鼻涕，四年级的已经接近成年。　　在一个晴朗日子，两个社会青年和我校大同学在室外草坪打了一场热闹的架。第二天老师上课时板着脸孔来处理，大家都怕得要命，只能哆嗦着身子听候发落。陈老师从讲台里拿出一根四尺长没有抛光的竹片条，搬出一条长板凳，这就宣判了打屁股的处罚。　　挨打次序是从肇事参打的大同学到观看呐喊的小同学。都是自己脱下裤子光着屁股，俯卧在板凳上，两手抱住板凳的木脚，两腿分开夹住板凳。老师没有宣布谁该打多少板，也没宣布该打到什么程度。当打到老师认为可以收手的时候，白嫩的屁股当然也就皮开肉绽了，至少也红肿得很厉害了，或者是“哎哟”的叫哭声慢慢微弱了。总之老师不想打你就不挨打了。老师自知失职，当然以“打个满堂红”来出气。我也没能幸免，一个多月才长好结疤。　　此后，我们视老师如老虎。“严”师并未出高徒，只有陈赞黄、陈意龙、陈凡宋三个人后来学了铁匠，成了本地技术较好的打铁师父。可事情很凑巧，到土改时，陈老师也被关进了土改法庭，审讯时也是惯用打屁股的刑罚，当年挨打屁股的大个子学生中，有的当了民兵，充当了行刑手。　　陈老师被打屁股的程度比他的学生要严重得多，不只是红肿皮烂，而是死去活来，直到招供认罪盖上指模为止。我想也许不是学生长大了有意去报复老师，而是在暴风骤雨的土改运动中，青年民兵在阶级斗争中的一种积极表现。　　住在宝乔宗祠的最后一年，我读四年级，换了一个叫焦梅生的老先生，憨厚老实，同学们上课总是专心看他那个向左边歪斜的鼻子。我在上课时偷着雕刻皮影人物、描画各种脸谱，他也不怎么批评我。　　他还在课余时间教我学了一些关于丧礼的应酬。因此我常与几个同学在三善祠里练习祭奠仪式，那里有口庞大的吊钟和大鼓，还有铁磬。把神位当灵位，把香炉当香案，把蒲团当拜席，我们学会了家祭、客祭、成服和夕奠、绕棺等丧仪。大人们也认为这是正经的行举，于是每逢正式参加丧礼时，我就成了一个小礼生。住在宝乔祠的住户必须负责三善祠的敲钟击鼓和焚香点灯，因此我也朝三暮四地管了几年香火。其实是敲钟打鼓吸引了我，纯粹是好玩，并非一个虔诚信士。　　难忘的印象是宝乔祠前面的跨渠木亭子。亭子中的几块大青石又光滑又平坦，是我们经常驻足的地方。青石板上练习圈空心字、画画、下六子棋和五子飞。下棋时发生争执，就脸红耳赤打闹一通不欢而散。1962年我回到老家时，宝乔宗祠改建成猪场，三善祠夷为平地，青石板搬走做了桥板……留下的唯有童年的依稀印象。　　小学第一册的国文课本，第一课内容是：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去去去，去读书，大家去读书。朗读也不再是读昔时贤文的土话，而是读汉音。所谓汉音，既不是长沙话，也不像普通话，可能是一种官话的发音。第一天，我拗不转从土话到汉音，急得哭了。　　还有生计问题，祖父早出晚归，从老家北上到欧公塅，进鹰嘴洞，翻耙头岭，下杉树山，过小河，到廖家码头上的廖全兴老板那里去当染工师傅。　　这段打工的日子没过多久，祖父还是回到老家，一边耕作那四亩二分稻田，一边与赤马乡的辜仁寿合伙在宝乔祠开染坊。　　经营这个染坊是相当原始的染印方法。染料取材于植物色素，例如捣取蓼蓝叶汁可染青兰两色；蒸煮化香树的果球可染棕色；山毛榉的叶子浸在黄泥水里能染灰色；发酵的淘米水等含淀粉废液能脱脂去污；用倒八字形石灰岩石料压在卷着染色布料的木滚上，来回辗动，抛光出色，等等。　　染印花布就更复杂。一种是用刻花纹的油纸板压在白布上，用豆浆石灰糊在雕孔部位，待染色后再刮掉石灰浆块，清洗后现出白色花纹叫印花布。另一种就是在白布上连续结扎死结、染色，清洗后露出菊花状的白色花纹，这是很廉价的扎染花布。　　我们一家三口也就住在这个祠堂里，祖母纺纱织布搞茶饭，我读书下雨不打湿脚。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提心吊胆的奔波生活，算是安定下来了。　　1949年后，我只从灵官嘴路过一次。那栋有吊脚楼的染坊，在1954年被山洪冲走了。东家江吉盛划了地主，邻居江文盛也划了地主，与祖母一起去钓虾子翻螃蟹的新婆婆也已经去世多年。只有潘先生的儿子潘汉昆读书考出去了，当了吃国家粮的科技干部。他和潘家盆的族人们一直没有联系，是因为房族的亲属都不愿去石江陂沙滩上，收殓他父亲的尸体。至于那些用薯丝饭向我换白米饭的孩子们，都是70以上的老人了，没有一个从这里走进学堂飞出去的。　　自大跃进起，灵官嘴划归社港镇管辖，现在叫杨源村。扶贫款帮他们修了一条简易公路，经廖家码头，翻过深坳，进入了杨源村的源头——枫树坡。（灵官嘴复原图/沈博爱 绘）　　糊涂赴考过蕉溪　　随着祖父搞农业生产是1951年的事情，也是仅有的一年。因为这年我没随曾荷民、寻南生两位同学去考湘北中学。也因为我看到年迈的祖父，干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心里很是不忍心，加之他是个“改锹子”。他虽有八十岁学吹鼓手的决心，但已很难鼓起痰袋子吹响唢呐。我只好帮他打些敲边鼓，做起事来也勉强合拍。　　祖母扭着那双三寸金莲，喂一两头猪，操持家务。自那次换来一皮撮金圆券倒票子后，祖母的纺织就落了气，再也无法起本纺纱织布了。　　祖父踩碾石也放了一些赊账，不过数目既小又分散，也成了烂账。祖父说善财难舍也无可奈何，碰到这种长鼻子（地方对无赖的称呼），只好打个“视如”（即好比，视如给贼偷去了，一种精神胜利法）。况且我家在土改时划了个自中农，也不是十分团结的对象，犯不着与长鼻子们发生纠葛。　　当土改结束时，我自动从农村剧团退出，开始复习功课，重点放在算术中的解应用题方面，例如鸡兔同笼、和倍和差、工程、年龄、植树及比例分配问题等。语文方面只复习成语应用；此外再了解一些政策和时事。　　有时也练习毛笔字，临摹何绍基的“道人胸中水镜清，万象起灭无逃形。独依古寺种秋菊，要伴骚人餐落英……”。这本字帖是我读初小五册时，祖父带我到龙伏尚友堂买来的。我临这本老何体大概有三年时间，一直没多大进展。大人们说这种字体会把我的手练呆板，没有一种流畅感。此后再也没有写何体字了，因为再也没有写毛笔字的时间了，同时社会也完全进入了自来水笔时代。　　祖父母也支持我读书，他们说将来做个教书先生或郎中先生也好。大户人家几代不解脚（不打赤脚），都是斯斯文文的先生。办起大事来，不要摆桌抹凳，不要担水洗碗，也不要一个围裙系在身上油巴滴水，做在前头，吃在后头。　　祖母又说：阿公是染匠，老阿公是长工，祖宗八代都是与泥巴坨打交道。邻居天吉堂的上几代都是读书人，礼胖子当三大团的团总，橘猫狸（天吉堂沈皆遂的祖父）当绥和团的团总，皆遂的父母也都是浏阳县立中学毕业，只是死得早，冇做得用。　　到了皆遂手里，读了高小毕业，也算是个读书人，可惜土改划了地主，再想去读也蛮难了。如果要去读书，丢下个孤零零的阿婆也难生活下去。你呢，上次曾荷民、寻南生邀你去平江考湘北中学，冇去得不要紧。还是复习功课，做好去考学堂的准备，我们暂时还能支持得住。　　我看到祖父这个“改锹子”的艰苦耕作，心里非常不忍。想凭着自己这个小改锹子来帮他耕作这四亩二分稻田和几块旱土。可是我也有点反悔失去了考湘北中学的机会。　　又看到一些比我年龄大的同学去当了工作队，穿上一身灰色制服，成了供给制的国家干部。可我还只十五岁，既不宜参军，又不宜招干。只能走读书的路，或许能当上一个什么先生之类，圆圆祖父母所期盼的梦。　　有一天，沈福厚和陈淡如两个上届的大同学邀我去浏阳考学堂，我没有问考个什么样的学堂就答应了。于是三人就准备如期出发，这是1951年冬天的事情。无需什么准备，只要一只水笔就行了，听说考场有蓝墨水供应。　　本地人叫去浏阳县城叫上县，去长沙省城叫下省。我就琢磨着上县的路途一定是往高处走，听说要爬过蕉溪岭，县城一定比蕉溪岭的地势还高。大人说到县里要走九十里路，卯时出发申时到。我对蕉溪岭感到很神秘，说岭上的青石板上留有仙人的脚迹，又说上七下八有十五里路。有的大人还说第一次进城的人，要拜城门，要打包封（红包）。　　头天晚上，祖母煎了盐干豆腐和一个鸡蛋，夹在米饭中间，用一个棉布索头袋盛着，好像一个鸡食袋。祖父给了我几万元钞票，当时一万元相当于现在一块钱，并把上县的路线念给我听。　　祖父四十年代在县城太和昌染坊（现在的新文路家润多地段）当染工时，一年要往返几次，路上的大小地名如数家珍。我的记性很强，几乎能全部记下。特别印象深的，也是最感兴趣的，就是那个打禾镰刀的洞庭滩，那个仙人脚印，那个刻着字的石碑，那个鸡婆岭，那个磨石街。一夜未睡好，重复记住这些陌生的地名，县城的模样也一直在脑子里揣测捉摸着。　　次日天刚亮，就起床吃完眼屎饭，提了那个鸡食袋，三个人沿着祖父口授的路线图踏上陌生的旅途。这是首次走长途，首次离家出远门，也是首次进城。　　一路验证了祖父口授的路线地名是正确的：洞庭滩的叮当声也听到了；蕉溪岭的仙人脚印也看到了；只是那块石碑届满了苔衣和灰尘，无法认出文字，有无难以定断。后来回家问了秋波阿公，说这首诗的内容是：　　蕉溪峻岭似云梯，一步高来一步低；　　十里不闻鸡犬叫，三山唯听鸟雀啼；　　马行半路双膝跪，人到中途半寸移。　　任是金袍紫带客，停车下马过蕉溪。　　这是一首比较工稳平实的七律，除一个雀字和膝字应换平声字外，其他都合乎平起入韵格律，都押新韵齐。不知是哪朝哪位老先生之作，对蕉溪岭之高险陡峭幽静描述真切。（蕉溪岭北坡古道残迹/沈博爱 绘）　　走到黄昏时节进城时，已是寸步难移了，小腿和脚趾、脚跟又疼又胀。睡在文庙的厢房里，直着身子不敢动弹。半夜口渴得很，摸到了鼙亭里的水缸，喝下几口凉水。次日早上才发现缸里的水长满了衣藻，一股异味。真是饥不择食，渴不择水。　　次日报名应考。报名只登记填表，没有面试政审体检等项目。考场设在文庙对面的师资速成培训班的教室里，记得只有算术、语文两科考试，是否考了政治时事没有印象了。后来有人说这次共招四十八名学生，分两次招考，有的第一次没录取又可参加第二批招考。我一个姓杨的同学先后两次参考都没考取，后来还是去考取了初中。　　第三日，我们三个人沿着原路线回家，途中出了一个很大的差错，致使当日没能回到家里，走到黄荆坪就借住在一家极简陋的茶铺里。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共盖一床烂棉絮，扯来扯去谁也没能睡好，一身冻得冰凉。次日起床才知道，昨夜下了一场大雪。三个人都说身无分文，老板也就未收住宿费了。　　三个人饿着肚子回到家里，因为布鞋被雪水浸湿，起了血泡的脚全被冻伤，脚跟也溃烂了，两个月后才愈合伤口。　　次年开春，我们三个人都收到了录取通知单。这时才知道，这是考取了浏阳简易师范学校。看来还是遂了祖父母的心愿，圆了一个先生梦。殊不知，先生后来又成了“改锹子”，传承了祖父的衣钵。　　七年以后，这三个同时赴考的老同学，终于分道扬镳。一个提着黑色公文包跑红运；一个是自动离职放弃了教师的饭碗；一个是饱经磨难、家破人亡受煎熬，但他毕竟走到了教书育人的终点站。原本是：志同道合，风雪与共。到头来：分道扬镳，泾渭分明。　　上学　　1952年，壬辰岁，一个龙年。祖父母因我考上浏师有着光宗耀祖的荣幸，认为祖宗八代没有出过读书人，这回要出个先生了。祖父最好胜，上学的前天晚餐，是要准备几个好菜的。少不得传统的冬笋炒腊肉、油炸尖角豆腐、蒸米粉醡鱼、蒸鸡蛋、炒冬苋、粉皮汤。这是祖母会做的拿手菜，荤素搭配，水旱各半。　　祖父说，要隔四个月才回家，明天要吃天光饭出行，夜饭吃饱些。担着箱担上县，恐怕要两头黑，求起是个好天。祖母连忙插嘴，明天一定天晴，我蒸的鸡蛋是平的，中间冇现水氹。我想，祖母真是气象专家，以前说她的三寸金莲能预报晴雨，现在又说蒸鸡蛋也能预测天气。以前芦仙寺关老爷行香，不但冇求到雨，反枪冲掉两个脑壳。宝乔祠打清醮，也冇求到雨，一点钱被和尚道士赚走了。明天就看祖母的蒸鸡蛋灵验不。　　饭后，祖父把一只篾龟纹（蜂窝形纹路）箱子搬出来，把祖母为我准备的棉被盖和衣服等用品放进去。还有那口被日军戗烂的木皮箱里装了书籍文具和两瓶辣椒酱、霉豆腐，还有薯糕、炒米等。次日天了光，东方现了鱼肚白，祖父叫我起床吃了一顿眼屎饭（眼睛睁不开），灌了一肚子茶水。祖母就又交给我一个鸡食袋，说里面装了米饭和炒蛋，这是中饭。　　祖父挑起头重脚轻很不平衡的担子走在前头，我挟着红色油纸伞走在后头，他说，走路不怕慢只怕站，走到石洞岭吃中饭。上午要斩劲走一大半，下午那一小半最难走。一是要爬蕉溪岭，二是人已经老火了。我后来才知道“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道理。我跟着祖父按去年他说的路程走，一点不错。到下午黄昏时刻，才到了县立中学所在地——文庙。我们睡在大成殿左边厢房的木板床上，把脚拉直，就像一截原木树筒子，一动不动睡了一夜。　　次日办清了一切入学手续之后，祖父临走时，说要去街上买一蔸金白菜（卷心黄芽白菜）和两个汤罐底大萝卜（浏阳白沙洲的平底萝卜，很脆甜）。那时的家乡只有满园花小萝卜，又硬又有苦味。只有不卷心的、很不柔软的土白菜。对于祖母来说，卷心金白菜和汤罐底大萝卜都是顶好的贵重菜，很难吃到。　　祖父走了，我很感激他，也很同情他，更很可怜他。祖父是1894年甲午出生的，已是58岁的老人了。为了孙子的成才，为了八代祖宗有个读书人，他不辞劳苦，肩挑重担，足行百里，送我读书。我很难过和内疚，这是继潘家盆、宝乔祠、南普寺、永兴寺之后的第五次送我读书了，其中后三次是挑着篾龟纹箱子和木皮箱。　　浏阳文庙即孔庙，也有叫夫子庙的。坐落在磨石街，斜对着圭斋路上的梅花巷口。磨石街与圭斋路平行，两路之间有邮政所、中学附小及一些零落的民居。文庙坐北朝南，一堵红色的“万仞宫墙”成为文庙的屏风，有照墙的作用，使得路人不能看到文庙的建筑格局。文庙的后山长满葱郁高大的古樟，形成一大片荫地。奎文阁建在古樟掩映之下，谭嗣同举办的“兴算馆”就设在奎文阁内。　　现在文庙门口没有磨石街，只有以后整修的圭斋路中路。磨石街在大跃进修穿城而过的人工河时挖毁了。文庙的西侧隔磨石街上的火官庙只有200米左右，东侧距操场坪的县政府、公安局和武圣庙也很近，这是我到文庙读师范时，对文庙地理位置的印象。　　浏阳文庙是我国保存最好的文庙之一，参照山东曲阜孔庙的规格而修建的。天下文庙一个面孔，一种风格。都是在一条中轴线上展开，自南至北依次为宫墙、泮池、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御碑亭、奎文阁等主体建筑。营造一种层次递进、雕梁画栋、黄瓦红墙、富丽堂皇的庙堂文化。　　但开在宫墙中间的仰圣门，浏阳文庙是不能建的，平时出进都走宫墙两边的侧门。据说要殿试钦点了状元，才能开建此门，把对门黎家大屋拆掉，修条大道至通阳街（人民东路），让状元打马游街，笔直经此仰圣门，过泮池上的状元桥，经棂星门、大成门、神道到大成殿去祭拜“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神位”。　　然而浏阳从来没有中过状元。据南京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资料载，清代在112次科举考试中，共钦点状元114名，其中江苏中了49名，浙江20名状元。而湖南的两个状元不知出在哪州哪府，如果浏阳有，就会宫墙洞开仰圣门的。(浏阳一中校门旧貌/沈博爱 绘)　　读书会　　1956年暑假，分派到高田小学的湘潭师范同学沈福厚特来找我，说以前在潭师读书时的文学小组成员已多散四方，不能再进行文学活动。他想把本地的文学爱好者，重新组织一个文学自学小组。我本来在自学生物和美术，没有时间去搞文学，但又喜欢版面艺术，于是就允诺了这件事。　　沈福厚说他负责写出组织章程和约稿通知等。不久，他写好了这些，我们一起到县教育科去请示批准。教育科一个姓李的干部（都称李科长）接待了我们，他说爱好文学是好的，可通过自学方式进行，不必搞自学组织。意思就是不支持不同意我们的自学小组。　　于是我俩就到检察院找了罗瑞华同学，帮忙油印了这个章程和约稿通知。回家后，我们向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邮发了自学小组章程和约稿通知，只收到了在北盛田山完小工作的焦七海的稿件。后来沈皆遂从潭师病休回家，也找了一份代课工作，在杉树坡初小教书，他也参加了这个读书会。另外那个在三中休学回来的青年王继启，因常来花桥完小玩，和我关系密切，也参与进来。　　我们一起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叫《求知通讯》，组稿和刻印都由我负责。我在组稿时，都认真考虑了刊出的内容是没有政治问题的。记得第一期第一篇，转载了一篇批判流沙河《草木篇》的文章，发刊词是我写的。以后几期的内容以转载报刊文章为主，沈皆遂写了一篇《印旺阿公》，反映孤老沈印旺晚年的生活情况；焦七海收集整理了一些民间山歌；王继启写过几首新诗。《求知通讯》到1957年，共刊印了三期，此后因为精力、时间和稿源都有限，也就停止了。　　没想到，这件事情已被人举报到公安部门，我们的言行早已在暗中监视之中，“莫须有”的文字狱即将降临。　　但读书会的始作俑者沈福厚，其实并没真正加入进来，《求知通讯》里也没有他的文章。因为此时他写的《小白兔》已在《少年文艺》上刊出，他认为已打开了进入文学殿堂的大门，就向教育科写了离职报告，并办了自动离职手续，准备自己去闯文学艺术之路。加之我们几个人与他的个性有些难以融洽，于是大家与他分道扬镳。　　因此，在日读书会案发时，沈福厚与本案无关，只有我、沈皆遂、焦七海等三个人被捕入狱，王继启拘留监控。是年6月4日，浏（58）法刑字第568号刑事判决我五年有期徒刑，焦七海、沈皆遂各三年有期徒刑，王继启训诫处分。　　日，浏（62）法刑字第100号刑事判决，改判非法组织教育释放。日，浏（82）法刑复字第6号判决书，宣告无罪。因此，读书会一案，经历二十四年的漫长岁月，才得以彻底平反，没有留下尾巴。　　1978年，我和焦七海按浏阳县革委会文教局10月19日通知，于27日赴县参加安置对象学习班，被安置回教育部门工作，复职从教。4年后的1982年，沈皆遂也以在籍学生的身份平反安置，参加教育工作。王继启没有安排工作，因案发时他是浏阳三中辍学学生，没有判刑劳改。　　而沈福厚也几次到教育局和法院要求平反复职。教育局邓乾坤副主任说，从公安局、法院和教育局的档案里，没有找到他与读书会有牵连的材料，只有一份申请自动离职的报告，所以没有平反的依据。　　有关因此冤案所受的磨难在以后详细叙述，以重现当年极左路线带来的重重灾难。　　审判长的巴掌　　犯人在令人窒息的监牢里蹲久了，要说要写的都已说了写了，只求快些判决，快些调到劳改单位去，至少能见天日，能呼吸新鲜的空气。我也知道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要想无罪释放是异想天开的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同样指望着快判决，铁定是要去劳改的。　　终于，这一天到来了，记得应是1958年5月底到6月初的一段时间里，一日，我和焦七海、沈皆遂三人被押到浏阳县人民法院，对“读书会”一案开庭审判。记得当时的法院设在圭斋路石板巷内，即现在的中医院后面，院长是杜克强。审判庭的气氛十分森严，按常规的组庭有审判长陈文鹏，有公诉人，书记员和陪审员。出了五块钱请了个律师叫易炳坤为我们辩护，以充分体现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检察宣读公诉状之后，审判长对我们三人分别进行了问话。我知道这是无法争辩的。在反省时，已经对组织读书会的整个经过和目的都做了详尽的交代，根本找不出半点反革命言论和事实。现在硬要强加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的罪冠，也无可奈何。何况起诉内容也是一串大帽子，都是空洞无物的。所以我没有回话。已是俎上鱼肉，笼中之鸟，只有任其宰割了。只有焦七海和沈皆遂争辩了几句，结果惹发了审判长陈闻鹏的火，拍桌厉声说：法律掌握在我们手里，想怎么判就怎么判！　　律师易炳坤的辩护也是徒劳无益的。他表明了对此案判处反革命组织是不妥的态度后，就退庭走了。审判长即宣布休庭合议，最后还是宣布“读书会”是反革命组织，判处我五年徒刑，焦七海和沈皆遂各判了三年徒刑，强迫劳动改造。王继启判处训诫处分。　　1999年3月，沈皆遂突然脑淤血去世，我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他写自传中未完稿中有这样的描述：　　“在反省监蹲了一百一十八天，我流了一百一十八天日夜的眼泪。到底晕倒过几次我自己也记不清了。在审判庭上，我和焦七海据理争辩，审判长陈文鹏，手枪一拍，手一指，你们有什么多讲。法律掌握在我手里，我想判，可以多判你几年！律师易炳坤表示：‘我认为读书会一案，作为反革命罪判处，在法律上不符。’并宣布退庭。但是，还是以反革命目的罪判处了沈博爱五年，我和焦七海各三年徒刑，强迫劳动改造。”　　不久，我被提讯出监，来到那个像戏台一样的亭子里。法院派来一个叫刘冬青的人，叫我坐在桌子的对面，问我是沈博爱吗？我说是！其实我和他是湘潭师范的老熟同学。他是平江人，毕业分配到浏阳教书，改行进了法院。可是这时的刘冬青对我而言，已不是同学关系，成了敌我关系。只能如此，这是法律的严肃性。他严肃宣读了“（58）法刑字第568号浏阳县人民法院判决书”。之后，说了一句，好好改造吧！把判决书交了我。从此，我就以日为起刑首日，对一千八百二十五日进行倒计时。　　焦七海、沈皆遂接着我后面同样接到了判决书，也同样在进行着“倒计时”（日）。这一冤案已成了铁案。读书会铁定为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的现行反革命组织，我三人就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冠。　　这一巴掌就把我从20世纪50年代打到80年代，整整经受了二十四个春秋零一个月。即从日被捕到日浏阳县人民法院（82）法刑复字第6号无罪判决书止，这是一个多么难熬的漫长岁月。我已经从二十一岁的青年时代进入到四十六岁的中老年时代了。　　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不上诉！我说在当时的疯狂极左路线席卷全国的形势下，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个。作为定罪反革命组织的读书会，不杀头能幸存下来，也是大难不死。我很感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恩光普照，感谢胡耀邦为彻底改变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极“左”路线，为平反冤假错案作出旋转乾坤的搏战。　　雕虫小技小自由　　一日上午，监门的小窗门突然打开。露出半个警察的脸孔，问监里有谁能画画？坐在我对面的周声振老头即抢着回答：有！沈博爱这里画了一列火车。于是那列在草纸上飞驰的火车就从小窗口飞驰而出。那警察把火车带走了，啪啦关上了小窗门。　　监内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的说，可能是为了破案核对笔迹。有的说是看守所要找个画画搞宣传栏目的人。有的说，不会有麻烦，可能是件好事，不会是凶多吉少。　　周声振说，你能在这样粗糙的手纸上，把我的像画得蛮像蛮真，可见你的画画本事蛮高。若是要你出监画画，就比坐在小监里要自由多了。不过，我们现在的屁股是坐在牢房里，牢房就时时袋在屁股上，就一定要千万小心！写字画画最容易惹祸的。划了右派的人，都是写写画画出了政治问题。还是要提高警惕。疮疤上的肉，不能再受伤了。黄友国最后说，不要过于敏感，也不要过于恐惧。可能明天会来找你的。　　我的思绪也在波动，只能静静回忆我画的那列火车。火车从左侧绕着曲线，向正前方飞奔，产生一种即将逼近的感觉。火车头上吐出的青烟向左上角飘去，显然我选择了从右向左的风向，表示了强大的东风在压倒西风。这一点我是可放心的。火车头上画了一个五角星，也应是符合政治标志的。　　只是一点，用钢笔作画，只能一色青，不能体现“闪闪红星放光芒”的热色政治效应。如果找麻烦，只怕问题就出在这里。另外，在这种纸上画钢笔画，还是第一次，不能拖笔画出线条，更不能急速快衬，只能点画成线，又一次重温了点的轨迹。大家的议论使我增添了一些阴影。不管预兆着什么，反正今晚是做画火车的梦，是梦见因画火车而惹出了麻烦！　　第二天上午监门打开了，警察叫我出监。口气不凶，凭感觉不会是惹出祸来。又是来到那个亭子里，一个叫什么某班长的，把桌上的一张大纸摊开后对我说：现在要画一个评比竞赛栏。左边竖格写评比项目，上边横格画进度图样，进度特快的是画上火箭，最快的是飞机，快的是火车，较快的是汽车，慢的是马车，最慢的是板车，极慢的是乌龟。中间的空格是个人和小组插红旗的地方。　　我很快理解了他的指示，脑子里也立即呈现了一个红旗飘飘的评比栏。对于这种表格式的栏目我是很熟悉制作的，但那些表示进度快慢的图像，从超音速的火箭到半寸爬行的乌龟，还是第一次听说过。这时，我并不知道伟大的祖国正以超凡的大跃进速度，通过人民公社这座桥梁，通向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天堂。真是“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我要求的6B和BH铅笔、毛笔、墨汁和水彩、直尺等工具都很快送来。上午制作好了表格和写好项目文字。栏头“评比竞赛栏”几个大字是做了黑体字，特别显目。我的中餐也在亭子里吃的，由生活组送来的饭菜很温热，数量也比监里多。这是几个月第一次吃上这样饱的饭菜。　　饭后，送碗筷时，打上大碗开水。又能自由上厕所，这是几个月来获得的小自由，精神上有点温热的感觉。但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岗楼的眼皮下。我的小自由，都要预先喊声报告，说明做什么，得到“去吧！”的允许后才能得到这何等珍贵的小自由。　　剩下的几幅彩色图案是下午画的额定工夫。抓紧时间可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但我舍不得这小自由很快结束，只想拖到开晚餐时完成任务。这种比比划划的工夫，是没规矩定额的。到这几幅图全部画好时，即评比栏全面做好了。开我出来的某班长也来验收了，表示很满意，还要我剪些小三角红旗，留作评比时写上姓名贴上去。我如数剪了小红旗之后，他叫生活组的邱亮成送来了晚餐。我吃了一顿饱夜饭之后，他才把我送回了一号监房。　　我没有坐定下来，大家就问是否为了画火车的事写反省了。我说火车运来了两餐温热的饱饭菜，运来一些小自由。于是我把白天的事情详细向他们叙述了，连喊报告上厕所的事都讲了。　　是夜，仍梆声凄戾，但我比往夜睡得好。　　过了不久，一个姓钟的指导员（犯人把带领劳动的干警称指导员，把平时的警察称班长），把我带到法院。来到一个小厅里，光线很明亮，摆着很多方桌椅子。有好几个人围在一张大桌上作画。我发现他们的眼神异样。可能他们已经知道一个犯人来这里画画。所以他们边画边谈笑着，有时也轻声议论着什么似乎这个陌生人不存在一样。我就选择远离他们而靠近窗户的桌子前面坐下，只等钟指导员的发落。　　不久，一个干部来了，手里拿着一本写满文字的材料本对我说：这里面写了很多反应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现在要办个展览会，你根据这些材料把它画出来。他们是从一中、浏师和剧院调来画展览图片的，你可向他们参考学习。　　这个干部走后，我即去观看他们的几张图片。从仅有的几张图片看来，画幅大小不一，画法多样，有水彩画，有水粉画，也有国画。他们当然不会理睬我。我也不敢开言说什么！就回到桌子开始筛选内容，写出几十条图片提纲，每个提纲即是我作画要表现的内容。上午就写完了提纲，等待干部来审查批示。　　中午时分，那个钟指导员来了，特地为我做中餐而来的。炒了两个菜，一大碗米饭上放两个蒸熟的红薯。这顿饭吃得很饱很可口。与画评比栏时吃的囚饭不大一样，感到一种家常饭特有的温馨。因为这是在法院食堂里做的饭菜，调料的香醇是看守所所没有的。　　下午，调来的人员继续作画。我要来了铅笔水彩直尺之后，也就按提纲顺序开始画起来。我采用黑白对比鲜明，近似素描的方法，表现出每个提纲的突出情景。然后用极淡的水彩着色，产生一种明快的效果。并且尽量用环境衬托人物，达到突出显眼的目的。　　当天下午我就画出几张，画幅纸幅都做了统一的规划，下面的文字也很简要确切。收场时，我出了四张成品。有个调来作画的人员过来一看，很吃惊，认为我画的又快又好。不是他们五颜六色的画法。其余几个也过来看了，表示默认。我在这里吃了晚饭，钟指导员才把我送回看守所。　　第二天来到这个地方，就剩我一个人作画了。以前调来的几个人都已辞退。就这样，我在这里画了一段时期，虽早出晚归，生活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并且，这里的干部都认识了我，对我产生了一些好感。　　在这里结束展览图片的绘画以后，公检法的有关布置场面都要我去做事。很长时间里，我常往来于看守所与公安局之间。当时的公安局长万晓阳、法院院长杜克强和检察长孙涌泉都认识我。有时也来看我做事，有时叫我一个人去他房里拿这拿那，似乎很不介意。但我非常谨慎。我想到这是考验我的，不能乱动东西，更不能偷看公文。要一针对着一线地行动。　　有一次，杜院长对我说：你的案情我们正在研究审查，你安心等待吧！我听了心里虽然很明白杜院长的意思。但我更明白在这个极左路线几乎处于绝对神经过敏的时候，政治犯是不会轻易放过的。现在把我提监出来搞些文字绘画劳动，其性质是劳动犯人做事，对我的真正意义，是得到短暂的小自由，是生活上得到善待。我不怀任何侥幸的希望。每天早去晚归，还是伴着梆声度过漫漫长夜。　　忽一日，检察院的周检察长提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首先问了一些认罪服法和劳动改造的情况，我很担心又出了什么问题，暗地反省着以前在公安局那边的整个写画经过。很难猜测他葫芦里倒出什么药来。　　他突然话锋一转说：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任务，看你能不能完成？就是，因为浏阳的政法工作评了全国的先进单位，要到北京去参加全国政法工作先进工作单位表彰大会。你要根据我们提供的材料画出来，而且要画得逼真美观，这是一件细致认真的工作。画好后还要用照相机拍下来，带到北京去的画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还有，第一幅不用纸画，要画在丝绸上。画的内容是一个政法干警骑在一匹高大的骏马上，手举飘扬的红旗，紧勒缰绳，骏马要向前奔腾飞跃……我们给你充分的时间、最好的颜料纸张和作画工具。看你能否完成这个任务，这也是积极改造的表现。我说发挥自己的绘画水平，尽我的最大努力，争取做好这件事。　　他说，明天再来找我，暂写个购物清单交他。其实，我接受这个任务，并无争取减刑宽大的幻想，我只打着我的小算盘。一是获些小自由，二是吃饱肚子，保住这条命回家去孝顺孤苦伶仃的祖母，三是莫生疏了手艺，或许将来有点用处。俗话说，艺多不压身，我说有艺可养身，甚至在危难之时，有着救命生存的作用。　　近年读了美学家高尔泰写的《寻找家园》。他是因划了右派，被充军到玉门关外的夹边沟劳动教养，在那风沙弥漫，寒气逼人的戈壁滩挖沥水深沟。那年他才二十一岁。（P95）有这样一段文字：“那时我正在戈壁滩上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因为疲劳饥饿，周围的人都在纷纷死去。我也极度衰弱，到了临界线上。突然被两个警察带到了兰州画画，得以死里逃生。”　　这时我也是二十一岁，是最认真的一次作画。　　我安排在王家祠堂进门的一个房子里。这里是我的一个窄狭的小天地，也是获得小自由的空间。一日三餐饭由生活组安排。喝茶用水上厕所也方便自由，只是晚上回到监里睡觉。这次画图，我不是拖时间，而是要认真细致，色彩线条都要规范，特别要慎重处理那些敏感的细节。大约花了二十多天才完成任务。他们展览了这些图片，并拍照带进了京城。　　我不图有功，只怕加罪。这次画画，总算是“清吉平安”，监里人说：笔杆子既惹祸，有时也救命。我说：如水之覆舟载舟也！　　无罪判决　　这年10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中共浏阳县委摘帽办一份通知：　　中共浏阳县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文件　　浏摘办（1978）33号　　关于重新录用沈博爱的通知：　　根据中共中央中发（1978）55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并报经县委同意，决定将你社江美大队长兴生产队沈博爱重新录用，安置任教，工资级别定为小教七级，月工资三十九元，从批准之月起执行。特此通知。　　中共浏阳县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公章）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日　　报：省地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　　发：中共社港区委、中共龙伏公社委员会、江美大队党支部，沈本人。　　县革委会文教局、劳动工资局、粮食局、民政局、县公安局、双核办、银行　　抄：县委各部、委（共印26份）　　这个重新录用的通知，与3月9日的摘帽通知，整整相隔7个月。与日被捕相隔整整二十年，也就是我从二十二岁的青年变成了四十二岁的中年。即是从移交司法部门处理到重新录用，已度过了二十年艰辛苦难的日子。其实早在1959年冬，就已摘掉了少数右派分子的帽子，称之为“摘帽右派”（《中共地方史》第87页）。而我的右派问题随读书会一并移交司法处理，转瞬二十年后才在摘帽后重新录用。　　不几日，又接到浏阳县革命委员会日的通知：　　沈博爱同志：　　经县委批准，你被安置回教育部门工作，经请示县委宣传部同意，举办安置对象学习班，统一分配工作，时间三天，十月二十七日到县委招待所报到，希你按时参加，特此通知。　　“同志！”这是二十年来第一次看到对我的称呼。这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称呼！正是祖母说的：一个原人，过去先生变成右派，现在右派又变成先生，世事险恶，难以料定！　　10月27日上午来到这招待所报了到。我们龙伏公社有沈藏修、焦贤志、张雅颂、焦七海和我五个人参加了这个安置学习班。这五人都是“龙五”分子，以前常在一起开改造会，今天又在一起参加录用学习班，真是三生有幸。我和焦七海又是读书会同案犯，又是同学和同乡，也可算得五生六生有幸了。其中我年龄最小，沈藏修年龄最长，个子最矮，都叫他藏矮子。散会那天拍了一个五人合影，说是“龙五”留念。当写这文字时，健在的只有我和藏矮子，其他三人都在上世纪末作古了。　　大会期间只有三个议程，先是听县委宣传部和统战部的报告。其次是分组讨论报告，第三日是去文家市参观秋收起义纪念馆。另外搞些填表登记等。　　参会人员只有三十多人，还不到原划右派总数（561人）的6%，而当时教师划右派有452人，占总划右人数的80.57%，占教师人数的18.2%。所以这次参会的摘帽右派可能全是教师队伍的。我在填表选册时，发现有两种安置对象，一是收回归队，一是重新录用。我和焦七海的划右处理是在开除公职移交司法处理的。依此推论，重新录用对象应是维持原开除公职处分。据说右派处理按极右，中右和一般右派做不同程度的处分。我和焦七海日就被捕入狱劳改去了，对于右派结论都蒙在鼓里。这次能重新录用，已是圣上开恩了，也没敢去问“收回归队”与“重新录用”的本质区别。　　小组讨论会有专员听取和记录，大家发言很谨慎，没有一个像二十年前大鸣大放一样的口若悬河。每个发言都在重复报告内容，大家都对“言者无罪”有了家破人亡的教训。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右派是划了，耳光也打了。现在安置工作，其身份还是个右派，不过是摘帽右派，取消戴帽处分的右派。　　会后有人心有余悸地谈论着：政府也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能全信，只能半信。还是要谨防火烛。一个无形的右派尾巴还在跟着，一个历史的阴影还没驱散。抓辫子踩尾巴是各个政治运动惯用的手段。只有等真命天子出世，把尾巴割掉了，才是真正的平反。也有人说：中国历代皇帝只有一个唐太宗能广纳忠谏，不然魏征就是超级右派。可是，天呀，大家都老了。已等了二十年，再要等多久？只能信天由命。　　29日，五人领着介绍信，直奔社港文教办报到。一路也谈论着会议。张说，报告讲得天衣无缝，只是打了耳光又摸脸皮止痛。焦说，能去参观文家市秋收起义会址，也是给了很大的政治面子。能住进招待所，吃到县级会议的标准伙食也是二十年来做梦也想不到的。沈说，不要想多了，暂时有了个教师名分，拿着每月39元莫嫌少。工龄从零算起也无可奈何。还是等圣上开恩布德，圣人出则黄河清，大乱之后必有大治。雅颂发着脾气说：等了二十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再等黄河清，我的骨头也变成泥巴了！　　到了社港，龙伏公社文教办负责人沈利国当场宣布我们五人回龙伏原籍，沈藏修到新开完小当总务，管理后勤。张雅颂和焦贤志分配到南岭完小，焦七海分到龙伏初中教初一语文。要我到石江学校去教初三的理化课。　　我已在江美小学当民办，江美大队支部书记和宣委向文教办提出要求，还是留下我教完了这半年书。年终下拨了四十三天的民办工分，并发了民办补助金。自10月14日起，我便是月薪三十九元的小教七级的公办教师了。　　1979年上期我调到石江学校任课，这年3月21日，一位落实政策的专干送来一份《浏政260号关于沈博爱原划右派给予改正的通知》。从此，我不再属于重新录用的教师，教龄从1956年元月统一分配工作算起，工资也从每月39元提升了几级。　　1982年收到浏阳县人民法院、法刑复字第6号判决书（4月14日）：　　浏阳县人民法院。（82）法刑复字第6号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现经再审查明：一九五七年沈博爱、沈皆遂、焦七海等人组织《读书会》，出刊“求知通讯”是为了学习文化知识，无反革命目的。原判定为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该案虽于一九六二年六月经本院平反纠正，但仍留有“非法组织是违法行为”的不适之词。据此，特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58）法刑字第568号刑事判决及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三日（62）法刑字第100号刑事判决。　　二、对沈博爱、沈皆遂、焦七海、王继启等四人宣告无罪。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四日”　　至此，我的右派处理，经历21年多才得到彻底改正。我的读书会刑事处理，经历24年多才宣告无罪。　　这时，我已是46岁的中年人了，整个二十多年的黄金时代就被葬送。唯一的收获是修炼了三皮，割掉了两个无形的尾巴。　　所受宝贵光阴的损失和精神上的创伤是无法补偿的。而经济上的补偿也是“香附子不是药，只顺了一下气”。　　坐了五年无罪班房的代价是，浏阳法院派李广武庭长送来了一百元安家费。其右派问题，也发下了为数不多的补偿金。于是我同案三人向浏阳市人民法院呈了一份关于补发服刑期间的经济补偿和要求销毁档案材料的报告。不久收到浏阳法院复函：　　“沈博爱、沈皆遂、焦七海同志：　　你们向本院提交的上诉状收悉。从诉状的内容上看，是要求解决劳改期间的报酬及销毁档案材料，并非对判决书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不服，因此不能作上诉案处理。档案材料，有明文规定，要长期保存，不得随意处理；经济问题，本院已于一九六二年九月，给与了你们适当补助，现在国家困难，不能再增发。望你们顾大局，向前看，努力工作，为四化多做贡献。　　此复　　日（浏阳县人民法院章）　　从1978年到1982年，这四年间先后一共六个环节：宣布摘帽、重新录用、安置学习、右派改正、无罪判决，到最后这份关于补偿问题的法院复函。至此，右派改正了结，判刑无罪了结，补偿、国家困难了结。二十四年的光阴也如此了结，家破人亡的悲剧也了结了！　　写到这里想起了张思之律师回答采访的话：“不是恨，抱怨只是一点。我可以跟你坦率地讲，划为右派我没有骂过娘，你给平反我也不喊万岁，绝对没有。但是有一样，我只是感觉到，我这十五年时间浪费得太可惜了。因为这十五年不是一般的十五年，是三十岁到四十岁，人生当中最精彩的十五年，可惜得很。”　　金圆券　　在湖南和平解放的前夕，大人们闲扯的时候，都说风潮蛮紧。我地是国统区，对于共产党、解放军方面的消息封锁得水塞不通。祖母千手万手纺出的棉纱，千梭万梭织出的土棉布，都堆在那厚实的木板凳上，上面压着一块平滑的青石板。祖母把这纺织出来的几十匹棉布，看成是家里的一笔财富。如果真的共了产，她的劳动成果就白做了。如何处理这一担多（四十匹）棉布，成为祖父母目前的紧急大事。　　长沙的风潮更紧，祖父别无选择，只身挑着这担土布，两头黑才赶到浏阳城。但街上已经是满目萧条，找到原来的行业熟人也无法帮忙，都是唉声叹气的说：这么紧的风潮，谁敢进货哟。无奈的祖父只好又挑着这担土布直奔大瑶镇，但这个距县城四十多华里的工商名镇也是死一样的气氛，祖父成了一条死蛇，只好雇了挑夫担到江西上栗。　　上栗是一个小小的山城，还是有一部分做纱布生意的经纪老板。这是人到地头止，货到地头死的结局了。祖父狠心把这担土布低价丢出去了，把收进来一扎一扎的金圆券严实包好，又踉踉跄跄步行了两天才回到那个大地坪的老家。祖父有气无力地躺在那张刻着“长生不老”的竹椅子上，把一个包袱交给祖母，叹气说：脱货求财，卖了，是金圆券票子。　　自祖父挑着那担土布出门以后，祖母几天来心急如焚，一种可怕的气氛充满老屋的每一个房间，祖父的可怜形象一直在我脑子里萦绕着。祖母说不要对外人透露阿公去卖布的事情，我和祖母两个只是火烧乌龟肚里痛。当时听到的消息是这里失守那里失守，这里有人被打死了，那里有人被捉去了。我生怕祖父的布被人抢走，祖父的钱被人劫走，甚至做起了更可怕的噩梦。现在阿公安全回到家里，本是件清清吉吉的好事。谁知道只隔了几天，金圆券突然变成了一钱不值的倒票子！祖父只好把这堆曾令他欢喜一时的金圆券，都丢到一个篾制皮撮里，放在楼板上的烟窗斗缝里。　　祖父沉默着，他的内心一定是很痛的，可能像针一样刺着他的心。他来回走了四百华里旱路，肩头还压着百把斤布匹。这是走冤枉路，走闭气路，早知道脱货求财只求回来一堆废纸，何不把棉布留下来，留了黄金有时价，何况这土棉布是做内衣和被单的好材料。　　祖母躲在屋里暗哭了几天几夜，慢慢地抽泣着。她只能一天吊十二回颈，自宽自解，或许阿婆她老人家想到了“退财折灾”这句俗话。她不想上楼去看这堆金圆券，但又痴想如果金圆券还可以流通就好了——这当然只是自我宽慰。到土改时，她亲手把这一皮撮金圆券烧成了灰，原因是她怕民兵查出来，划一个有变天思想的反革命分子，那是“发长子杀鸭子，抖都不要抖！”[2]。　　果然在土改划成分时。有人检举我家有几亩田，有几担布，有好宽的房子，可以划个地主。经过土改工作组的调查，童养媳带走了一坵田，人平田亩不够划地主；清查家里也没有几担布，只有祖母起本时的烂絮棉花，更没有发现啥可分的胜利果实，于是只好划了个中农成分。祖母也终于想通了，退财真的折了灾。　　当时流通的货币除了金圆券外，还有关金券。老百姓不相信这种走水的纸票子，手里有了纸票子，马上就囤货。最硬扎的货是食盐，其次是稻谷和茶油。日军占据时，两块光洋籴一担谷，一担谷换两市斤食盐。光洋又分大脑壳和细脑壳两种，还分开了堑的和没开堑的两种。当时的行情是一担谷换十斤茶油或者十二斤猪肉，所以好户头都囤货不留钱，而我的阿公阿婆，却把布匹换成了金圆券。这种既不囤货，也冇得到钱的做法，是坏事变成好事，无意中顺其潮流，避免了三十年的灭顶之灾。　　还有一种只在本地流通的手写纸票子。这是本地开铺子的财东们发明的一种调节流通的缓冲措施。票子是竖式的，用毛笔写出大小不等的面额，盖上一方条形印章，如徐益和兴号、尚有堂号等，平时可到地方各商店去购货，不讲信用的票子有时也购不到货，到了年关只好到发票子的财东们那里去兑现金。祖父手里也存了一些这样的票子，花不出，也兑不到现金，叫做烂票子，可能也起到了退财折灾的作用。这种地方流通的商家票，只流行了几年，大约是1944年到1948年之间。　　在这段时期，也出现了不少花纱布行，一些做花（棉花）布（棉布）生意的经纪人活跃在城乡之间，如龙伏的付志仁、寒沙塘的戴宇朋、打泥塘的焦志田、杜公塘的刘少锦、米龙嘴的刘次和等。他们都与纺纱织布的村妇们打得火热，把从村妇手里收来的棉布送到浏阳城出售，把得来的现金带到湖北朱河购回棉花，又将棉花去兑换土布。人一熟，就可做无本生意，即先赊走布，等赚了钱再给棉花。　　祖母的盈利经验是靠赚浆水和手工。如果棉花上了潮或者夹了沙子，一定重量的棉花就做不出规定长度的土布。祖母她们就先看花，再给布。每匹布赚几两花，几次兑换后就能赚一匹布。为了使得布织得有手感，还要用米汤来浆纱，织成厚墩墩的布。好的纱手和织手，用三匹布兑换来的棉花能织出四匹布，而且织出来的布边整齐，布面平滑，手感板扎。祖母在当地可算是纺纱织布的通家，金圆券使她成为输家，最后划成分又使她成为赢家。　　祖母纺纱织布的尾声，是在哭金圆券之后。她重整旗鼓又积累了几匹布，不幸被石江陂那个翻皮打卦的赌徒陈某翻摊子翻去了，陈同时在祖父手里赊走了四只小猪崽。这两笔账是钱落了英雄手，米进了叫花子袋。祖父把陈某家的门槛都跑出了个氹还是没讨回这两笔账。地方把这种无赖叫做强鼻子，到社教时，陈吊颈自杀了，这笔账就烂到了死人身上。　　这是祖父母哭金圆券之后的最后一场输局。金圆券藏在楼上一扎一扎原封未动，都是号码未乱的新票子。当时饱了一下眼福，随即从眼眶里付出沉痛的泪水代价。祖父的染业不可复兴，祖母的纺织业也彻底落了气。家里翻箱倒柜也寻不到一块光洋，连铜毫子和穿眼钱都很难找到了。从此，家庭经济每况愈下，处于危急境遇。　　如果祖母不烧毁那些金圆券，能闯过多个社会政治运动的生死关头，留到如今，或许能成为古董市场上旧票证收藏商的珍品。但如果冒险冒到文革时期，被红卫兵清查出来，将是戴个三尺高的尖帽子，背上五十斤的木牌子，得个游村上台坐班房的下场，甚至吃粒花生肉，脑壳开花。　　还是莫哭金圆券了，祖父祖母九泉安息吧。　　改锹子　　土改后，农民都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特别是分到胜利果实的贫雇农。佃户无田可佃，就专注在精耕细作上。　　这时，祖父因是个染工出身，无奈弃工归农，学着做犁耙功夫，地方都叫他“改锹子”（把阉割后的母猪饲养而成的肉猪叫改锹子，喻为因外力而改变人生方向后的吃力适应过程）。地方人把栽禾、甩牛（犁耙功夫）、筛米这三项功夫视为真正农民的标准，而其中筛米最难，是一种手技工夫。　　可是祖父还是掌握了筛吊筛的技术。当时没有碾米机，把稻谷加工成大米的过程叫做整米，每个工整出一担米是标准。首先用土砻推破除谷壳，再用碓舂去糙米皮，然后用风车吹去粗糠头，最后用吊筛筛去细糠，筛面上的米粒在双手挪动下做圆周运动，等未破壳的少量谷粒随着漩涡集中到一点，就用手攫除。　　至于栽禾（插秧），祖父不会劈页（在田中央随手载四行又直又快又匀的秧，作为标准），只能栽傍页（傍着劈页栽）。不过他不要紧，就着每年农历四月十六生日那天，几个亲戚帮忙，一天就完成了。以后只要管水追肥和擂禾。　　那时都不知道治虫，把蚜虫叫做蜒虫，把螟虫叫做钻心虫。一旦发现病虫害，祖父就到南普寺关老爷庙里去求一叠纸钱，用竹签穿上插在稻田里。严重时关老爷的关刀也杀不死那些半毫米大的蚜虫，不几天禾苗就穿个眼，祖父只是望虫兴叹。　　祖父犁田，总是留下很大的湾角，我只好用锄头帮他挖翻过来。因为祖父不会开页（犁田时下犁首沟），过路的老农就说：啊哟，骟牛的人骟不得马，苍老板你只做得染匠师傅啊！可是祖父就说：我这是八十岁学吹鼓手，只求打得响，不求打出调子来。　　本地只有栽一季中稻的条件，这样也就避开了上半年冇水整秧田的干旱，下半年的二十四只秋老虎。等到收割时，我和祖父把箱桶（短长方形的木桶，俗称扮禾桶）抬到田塍边，先割开一个桶位，把桶拖到田里，插上扮折，围好三向，敞开的一边斜放打稻谷的竹栅子。　　然后把一坵稻子全部割倒，禾把子整齐地横向搁在禾蔸上。我伴着祖父扮禾，他拿他割的大禾把，我拿我割的小禾把。祖父教我把枯禾叶顺向包好，双手握紧，大拇指把禾把子掰开略呈扇形。说这样能把谷子扮干净，不然就包成烟包把子打不净。每扮完一次，祖父就把两个禾把子合起来，抽几根稻草扎成一个稻草人，用力一甩，稻草人就直立站住了，这样就方便风干。　　祖父说扎稻草人也是技术：尾子一扎，脑壳一压，左手一扯，右手一甩，既要快又要紧还要站得稳。这套工夫如果手脚太慢，别人就不会与你合桶干活的。　　十几年后的六十年代，我回老家改造时，这套技术也派上了用场。这是不能忘记祖父教诲的。　　收完早稻后，就要准备种各种秋粮了。首要任务是犁翻都是禾蔸的硬板子田晒土坯，其实也就是晒垄。经过冻晒的土坯，耙起来土块容易松散，秋播冬种就轻松多了。不然，耙来耙去，一些土坯耙成了圆球，要用锄头一个一个去打烂，才能整土开沟打氹。因此，老农说：七（月）金八银九铜十铁，犁板田一定要赶季节，越早越好。　　祖父背着“改锹子”的名声，在这两亩八分稻田里一直耕作到1958年春天，通身浮肿，得了水臌症。农历五月初八日，他躺在一张从灵官嘴带回来的竹躺椅上咽下最后一口气，终年六十四岁。　　当了十年“改锹子”的祖父忧病交迫，苦劳成疾，临终时他没有瞑目，因为此时的我关押在浏阳看守所已四个多月了。　　后来祖母对我说：“阿公到死还喃喃地说，博爱几时能回来呀！他是死得太苦了，太凄惨了！把个孙养大到参加工作，落到一个坐班房的下场！生不能见面，死不能行孝，连一个孙媳妇也不能穿白行孝端灵牌。真不值！后来只好请益友（侄子）代替你端了灵牌！”　　“你婆娘又离婚去了湖北，剩下我一个空巢老人，苦得死我苦死了，急得死我急死了！可是我相信你不会犯法。有个姓陈的造谣，说你某日解到龙伏来冲掉（枪毙掉）。有的人幸灾乐祸，准备踮起脚来看险。有的好人同情我，来安慰我。我不相信，我的博爱冇犯到那一步。好人天照应，你还是回来了。只是你的阿公冇望得到，真作孽！”　　我很痛苦地听者，我的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淌。祖母更加悲伤地哭诉着：“好得你婆娘在四月十二日生了一个曾孙女给他。他好欢喜啊！真是灵醒的家伙，只想捧她，可是他无力抱她……只带了八个多月，到十二月二十四日，她也……冇要得……”　　“我……我到后山岭上哭了几次，我用擂槌把坟堆打紧，怕……怕野兽刨她的坟。你阿公还是看到了这个曾孙女，只是冲了喜也冇救得他的命！你关在班房里，一眼都冇看到，可怜也做了你的女，你只是捎信回来为她取了个名字——一红（我被捕前准备报考华东美术分院，取三元色之一）。”　　我抱着祖母痛哭了一场。这是日改判释放回到大地坪老宅时，祖母诉说的一段辛酸往事。　　写到这里，是日晚上10时10分。我的头沉重地低下来，眼泪滴在稿纸上，笔从酥软的指间掉下。我只得在卧室里静坐下来，抑制住无限的痛苦，我还得继续圆好这个“蹉跎坡旧梦”！　　祖父的碾石房在大地坪老宅私厅的老厨房里，扶手划机依旧，碾石岿然屹立，蛛网密布，灰尘封蔽。祖父在十年“改锹子”生涯中，并未丢了这个伴他几十年的行头。　　在劳苦耕作之余，他也为附近农家碾踩一些青蓝棉布。当时穿洋布的极少，靠家织棉布解决穿衣问题的居多。祖父本来有脱肛的老病，还是咬着牙关摆动着碾石，只是为了赚几个油盐钱。　　我很担心祖父摔倒受伤，他总是说：你站远些，我踩了几十年，自己有把握，会招架的。　　1963年，生计处于困境。我和祖母商量把碾石行头卖给了暗塘里的刘师傅。把祖父的遗物出卖始终是个遗憾，写到此时，我只好到浏阳民俗步行街拍下残存的碾石照片，绘出立体图，以作为对祖父遗物的弥补，以表纪念之情。　　1962年到1978年的十六年里，我在监督管制下劳动改造。全劳力拿十个工分一天，我只能拿八个工分。从一个知识分子改造成一个农业劳动者，是要蜕一层皮的。于是我也传承了祖父的衣钵——做了“改锹子”，首先锻炼了三皮：手板皮、脚板皮和肩膀皮。　　一年后，我在挑长途担子和推土车子（独轮车）两个项目中，取得了冠军。以后又在牛功夫、扯秧插秧等项目中大有进展。我推土车子能把五百多斤的石头从采石场直接推进保管室；我能从石柱峰担回一百二十斤的竹木不歇气。其他男劳力也无可奈何，因为这是按重量记工分的。　　体力和耐力使得我度过了难关，站到了十个工分全劳力的行列。不过，别人认为我是改造对象，不是地道农民，还是鄙视我为“改锹子”，与祖父无异。　　我想，这不是遗传，这是畸形社会的产物。大凡社会剧烈大动荡的时代到来，就必有“改锹子”出现。但求蹉跎坡的后代，不要再出“改锹子”。　　相依为命　　老尹走后，我迫不及待地去察看老屋的每一房间，每一个角落。虽然只有五个短短的春秋，但对于我和祖母来说应算是漫漫的长夜，度日如年，是五个残酷的春秋，五个悲痛的春秋。　　祖母指着我曾经的洞房，也是书房说：这里是你婆娘带着“红妹子”住的，自“红妹子”冇要得（夭亡）以后，她很少住。大多时间住在毛家嘴（娘家），后来她与你离婚走了。就只剩下一张空床和一张空书桌。这床上的铺盖是邻居巧生的，她离婚回来，暂住一下。　　说到这里时巧生进来了，把铺盖衣物拿去了。我回来的消息像放石灰线一样很快传开，邻居们都来看我这个落魄的人。房子空荡荡的，楼板下的吊脚扬尘和窗台角的“八卦阵”（蛛网）更增添了一分凄怆景象。　　祖母从她住的隔壁房里搬来了蚊帐被盖和一个单人枕头，把空床也充实得显点人气。屋角的木衣箱，也寻来旧衣服垫在底部，徒然表示不是空箱而已。是夜，我就在这床上度过了不眠之夜。千思万绪，感慨萦回。正是俚语“九江鱼儿归了九江”，离燕归了老巢。　　我把带回的书籍杂志塞满了书桌的几个抽屉，桌面上摆上仅有的一只烂水笔和笔记本，寻来一个竹筒代做笔筒。不过后来我在笔筒上刻上：　　日出而作，日没而息；　　食足衣丰，自食其力；　　利尽三余，荷耒自习。　　这种不伦不类的所谓座右铭，既不言志，也不表情，仅作为今后耕读为本清高度日的打算。可现实并不能这样清高度日，社教时有人抄下来密报了醴陵工作队。虽然没惹出很大的祸来，但往后的日子更加艰难曲折。证明了我期望的清高是天真可笑，何谈丰衣足食乎！况且这个书房也不能振兴，已是毫无生机，太伤元气，不过是夜眠八尺之地的一个栖身之所。每晚在煤油灯下一番折磨之后，倒在单人枕上于溟溟中入睡，不知度过了多少这样的长夜。　　这房的后门朝着长满钩藤的高墈。回想几十年前，一张楼梯日夜靠在高墈上，时刻准备着从这梯子爬到后山上去躲兵。祖父母带着我去新塘冲躲日军，就是从这里黑夜逃离的。靠厅堂一面的墙上曾挂着一副写着“双手推开窗前月；一石击破水中天”的婚联，现在只留下几口钉在墙上的锈钉子，挂着几件旧衣服。　　住房的前间是沧桑的客房，只剩下刻着“长生不老”四个字的竹躺椅。祖母说，你阿公就睡在这竹椅上落气的，落气时还睁着眼睛望着你回来，真作孽！到死还惦记着你！　　我的住房有门道到内房，那是祖母的住房。她说大跃进办食堂时，这个门钉死了，只留着墙角的一个猫眼（洞）冇封。我的住房做了保管室，正厅打灶办食堂，其他房子都占了，侧屋做了吊茅厕。她就缩在这间房里，也只剩下这一间了。　　我家的小私厅，其实是餐厅。自1958年带来的家破人亡，餐厅已是名存实亡了。结满灰尘的餐桌推到角落里，当年天伦乐聚，杯盘狼藉的情景，在俯首之间皆为陈迹，岂不悲哉！　　祖母在祖父的碾石房的角落里架起炉灶，这就是她现在的厨房。　　碾石是祖父遗留的手泽，已蒙上一层厚厚的尘土，无人问津。余下的空间是一个角落。祖母的灶台是用三块土砖架在一个衣箱架托上，灶膛上的小铁锅，开的坼缝延伸到了锅底，只能用没开坼的一边炒菜，看起来边高边低，炒菜时能看到坼缝下面的火苗。祖母说菜少油也少，半边锅也可以用得。　　灶台旁吊着一根留有竹枝短桩的竹梢，挂着煮饭的尖底小铁炉罐，提手用铁丝扭着。还挂着汤罐、筅把、丝瓜络、抹布等东西。靠灶台放的吹火筒和火钳铗是祖母最重要的烧柴工具。一台手推磨也搁在灶台左侧。她说若是捡到一点稻谷穗子和麦子，甚至是稗子，也连壳皮一起磨成粉，简称糠麸粑粑也算顶好的东西。　　小餐厅门口的小花园夷为平地，因为餐厅侧边的房子改成了食堂的吊式公厕，出入的人很多，花木自然就蹂躏成了一块硬土了。只有下水坑边的无花果和丝瓜藤还幸存着。祖母说，这两种东西还救了她半口命。透过小院能望到的古枫还直插蓝天，不过它也只是暂时的幸存者，虽然没在不久后的大炼钢铁洪流中葬身高炉，在“社教”文革破四旧的运动中最终凄然倒下。　　祖母住房的楼板上是书纸狼藉，满楼板的书和纸是几次抄查留下的现场。还发现几封我从看守所寄回的信件，有的内容被浓墨涂盖掉。抄查时翻遍了所有的书本，当然是为了找到反革命罪证。不过我从这些乱纸堆中，清出了十四卷木刻的《聊斋志异》和四十本装的木刻《康熙字典》。到“社教”时我为了避祸把聊斋泡在水里销毁了，只留下《康熙字典》沿用至今。这是劫后唯一幸存的有用的书籍。　　祖母说：楼上的陶罐里的米粉腌的旱鸭肉和半斤茶油，还有几升大米，留了几年，是给你回来吃的。我有把握，我心里还镇定。我一个人守了这几间空房，我是有望头的。我知道你不会犯到那种田地。我没死，还是等到你回来了！望到了这一天！　　救命的猫眼洞　　我对糠粑粑很想尝试一下，原因是糠粑粑使那个年代的人充了饥，祖母当然是经常食用的。而那时我恰好在谭家山监狱里衣食无忧，于是想搞个忆苦餐，体验吃糠粑粑的滋味。于是祖母把少量米拌在谷糠里，用麻石手磨转了几十个圆圈，一堆糠粉就磨成了。　　祖母说；“不加点米磨出的粉，不能调成糊，糠粑就做不成，并且要用油煎，不然堵在肠里走不动，屎也屙不出来。很多人吃了糠粑粑要挖屁眼，也有把屁眼都挖烂了的。不过那时连糠粑也冇得吃了，屁眼也不用挖了，只好饿死。”　　“像秋长子两公婆、五麻老、华麻老他们都是饿死的。云公祠和刘家祠堂住满了水肿病人，煮点黄豆枞毛（松针）水喝了，有的度了命，有的在劫难逃。该当是这个劫数。你阿公是水鼓症（腹水）死的，不病死也要气死，不气死也要饿死，都是遭这一劫的。”　　我吃了两个糠粑粑，进口很香，可只能囫囵吞下。用牙齿一嚼，糠尖子就塞满牙缝牙床，两边痰袋就像沾满沙子一样的难受，不敢往下吞了。我深知这糠尖子不但阻塞肠道，还有导致盲肠炎的危险。“再不要吃了！”我说，“怕糠尖溜到岔肠（阑尾）里去！”祖母说她的老肠不要紧，宁愿做个饱死鬼，不想做饿死鬼！“那年在边坵打醮，抛好多的斋（米粉粑粑），就是给饿死鬼吃的。”　　我说饿死一些人，你都能活下来，也是福大命大！她就摸着两只耳朵说：“大跃进一来，你阿公一死，你女儿一死，你婆娘一走，我是该急死的。你又关在县里，剩了我一个老婆婆。我又急又气，我的两个耳朵都干枯了。都说我要死，我也蛮怕死。你回来失了几个人，只剩几间空房子。你一定受不住。所以我还是要撑住，撑到你回来。天老爷保佑我冇死，也保佑你救了口命回来了。好了！不会死了！还要看看你的下半本，就是一出戏！”　　“食堂就办在上厅里，对门屋场的马头源和石江陂的人也要跑来这里吃饭。大食堂要跑好多空路，浪费时间，又挤又吵！后来才把食堂分开改小了。我只能等到最后去领饭菜，怕现世露眼，自己是反革命的阿婆。不过我没有白吃饭，大队安排我带个小孩，就是楼里屋场的异伢！你的女儿也一起带，其实是带两个。吃累不要紧，就是怕出事，只能带好，不能带孬。并且只能把异伢子带好，不能分彼此。只好把自己的曾孙女疏忽一点，多哭几声。后来食堂的定量不断减等，最后就只有几两薯丝一天了。到吃光的时候，食堂也办不下去就解散了。”　　“一个猫眼洞（猫洞）也救了我的命。”她又说。　　“你的睡房做了保管室。徐灿霞当粮油保管员住在这间房里。到我房里的门虽然钉死，但门边的猫洞还留着。我从猫洞里看到床底下有一堆生红薯。我就打了做贼的主意。从楼上寻到了你小时扎泥鳅的针扎，换了一个长把杆。每次从猫洞里伸进保管室，到床底下扎两只红薯，就解决一餐。这也是救命的机会。后来食堂解散，就冇得红薯扎了。到了无法可想的时候，只好把小院子里的无花果叶也吃了。后来种了一蔸丝瓜，到了秋天，吃完丝瓜吃叶子，吃了叶子吃瓜藤瓜蔸。那次是硬要死的，可是没死，又过了一关。”　　“还有一桩事，也把我吓死了！就是地方传谣说你要解到龙伏来枪毙，有时间有日子！地方也瞒着，我一个人蒙在鼓里！只有尚友（姨侄女）怕我着急，专门来做劝解安慰工作，把这个消息直接告诉了我。我很有把握，我说我的博爱没犯到那个要命的地步！我不相信！我能预料到！要枪毙一个人，也要通知家属的。后来等到那个枪毙的日子，也风平浪静。原来是上个屋场一个姓陈的造的谣。如果真有那样的事发生，我只有跳塘上吊，留了我口老命有什么用！可是谣言没有吓死我，又过了一关！”　　“食堂解散后，你舅阿公迁住在芦仙寺，偏僻的内山里，见缝插针，偷偷搞点小自由。肚子保得住了，也节省一点来接济我。算是牙齿缝里剔出来的。搭帮他，我的生活也就混得过去了。总算是过了几关，保住了这口老命。只等最后一关了，就是望着你回来。”　　我说食堂解散了，用水和柴火也是挺困难的，小脚女人走路都困难。挑水要到张家井，烧柴要上山。她说，“顺钦、锡钦（娘家的两个侄孙）要到龙伏读书，顺路来帮我挑几担水能用好久，有时他们也从芦仙寺带点柴来。这是你舅阿公安排的，还有土改前在宝乔祠出生的沈神山，说小时候我带过他，也来帮我担水。算是有点情谊。现在还留着的几升米和一点茶油也是你舅阿公送来的，一直留着你回来吃。你看那用米粉酢的鸭肉都化成米粉了。几年了！”（1961年狱中画祖母图/沈博爱 绘） 　　十月怀胎辛酸泪　　妻子怀孕了是全家皆大欢喜的事，但她要忍受十个月的折磨。记得以前海瞎子唱的评弹，就有众所熟习的“十月怀胎”，诉出了母亲妊娠期的苦楚，教育儿女们要孝顺母亲，图报母恩。自文化革命以来，农村就很难听到瞎子唱评弹了。后来电视的兴起，唱评弹的事就消声灭迹。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有时也提起“十月怀胎”的评弹。偶尔在地摊上也能发现唱“十月怀胎”的手抄本。　　妻子生了五个孩子，按每个孩子怀胎280天计算，妻子则要受1400个日夜的折磨，占用了她一生中一段宝贵光阴。俗语说袋肚（怀孕）婆，吃一箩。可她每餐吃一碗饭都是用开水咽下的。紧张的劳动，营养的缺乏，心情的忧虑，把她折磨得肌瘦如柴，脸黄如蜡。由此也导致了胎儿的营养不良，严重影响孩子们的体质状况。　　她的厌食，她的呕吐，她的形容憔瘦，也得到了一些东家的同情和关照。也煮些清淡的瘦肉鸡蛋汤给她补充营养。市主东家说，你们不吃，餐桌上的肉食都是我们东家自家吃完的，叫做“神明为（由）头，弟子享福”。　　三个农忙季节，必须压倒一切，各行各业让路支农。她也得挺着大肚子去参加农业劳动。割禾插秧是她最难受的苦差事，然而这又是妇女们的“必修项目”。　　有一次双抢季节，在井塘垅的烂泥田里，收割早稻，女伴们照顾她莫做弯腰割禾的工夫，要她去抓割好的稻把子送给踩打稻机的男劳力，认为这样可以少弯腰多走动。结果没想到好心没图到好报，她抓着稻把子在烂泥里来回跑动的速度自然要稍慢一点，但还是咬紧牙关跑着赶上去，怕稻把子接济不上，累得满头大汗，脸呈青色，一身被泥浆水喷个透湿。下面蒸发头上暴晒，拖到午间回到家里时，就有气无力地坐在门槛上，身如软带，气似吴牛。而祖母做出的饭食，烂得像鸭食一样，她一点也吃不下去。只能喝点菜汤充饥，嚼点辣椒刺激一下肠胃。下午还是要饿着肚子去出工。　　那次是怀了老四亚郯，孩子在肚子里也跟着受折磨。晚上在团山嘴晒谷坪里开社员大会，她还是挺着肚子去听了会。我是五类分子不能去。她回来哭着对我说：　　“那个大队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我是地主子弟，右派分子家属，有劳不劳，抓禾把子死颜搭气不急性。其实我尽了最大努力，有时慢了也跑着补上了，并没有耽误他打谷。背着这个名声要受一世的劲（打击）。自己受了折磨，吃累带呕气，连肚子里的孩子也跟着受罪受气。”　　我只能安抚她几句，好像说什么也没有作用！拿起石头打天，无可奈何。她呜咽着倒在床上，想着未来可怕的日子如何承受。但她次日照常去出工，对昨夜大会的批判还要装作没听见一样，不能露半点声色。否则，在双抢总结大会上，会上台当“演员”的。这是1971年夏天的事。到农历八月底，孩子正常降生人间，真是苦命人天照应。　　她长期头痛，痛得挡不住，就用拳头敲打头部和前额。为了坚持日夜的缝纫劳动，只好大量服用“解热止痛散”。这种白色的粉末含有咖啡因、非那西丁和吗啡等，对大脑神经有麻醉和镇痛作用，大量的服用产生了依赖性和抗药性。由于长期服用，也可能影响她晚年患眩晕症和三叉神经痛。怀孕期间也对胎儿产生一些不良影响，老三的长期头疼可能受到母体的服药影响。　　她虽然体质很差，既不能休息养胎，也没吃什么补品保胎，而是在紧张劳动和恐怖忧郁的心境下受孕怀胎，但没有出现难产的分娩。她多次说过，能安全分娩的重要原因是每天早晚跑乡赶路，农忙时天天劳动。富贵人家的孕妇难产的多，劳动妇女难产的少。抱着婴儿早夜在路上走，有时遇上刮风落雨打雷公，也不受惊吓生病。这是经风经浪才能经打经撞。不是老天照应菩萨保佑了，而是劳动锻炼的原因。　　她怀的五个孩子，都是临时临月还在市主家里做衣。有的白天在外做衣，晚上就生了崽；有的是上午做衣，下午就生崽。她回忆说：“生老大那天是正月初七，本来预约去党上刘家普时尹家做衣的。早上准备出门时，觉得肚子里有些异常，怕把崽生在市主上，就托了个倒信说家中有事今天去不得。结果在午后就分娩生下老大。虽然受了袋肚（怀孕）的罪，但没有受过生崽的罪。像鸡婆下蛋一样，快得做手脚不赢。”　　“托倒信为什么不说要生崽，只说有事呢？”我问她。　　“托倒信不能说真话，怕坪上女子生崽——半路里收场（这是句地方俗语，坪上是龙伏镇下面一个村子名，传说坪上村有个女子的肚子大了，就到处张扬说要生崽，袋了几年肚没见个崽的影子。就挖苦她是‘超羊婆’，说是‘只见娘袋肚，没见崽行（音房）路’）。这是打屁要屎交的。何必要张张扬扬呢！”　　妻子生崽，除生老大喊了接生员，生后面的四个孩子都是祖母接生。都没遇上难产，都是像母鸡下蛋一样的快速分娩，都是临产前仍在劳动。祖母接生只是剪断脐带，包扎一下。老二、老三、老四三个孩子出生的情况都是这样的。　　记得最清的是老五这个晚崽的出生。农历九月二十日，在刘文第家做衣收工时，预约次日去做衣的户主要我们明天一定去，切莫超天（撒谎）呀！妻子说不一定。敏感的户主说：难道明天要生崽吧！冇咯快！　　回家路上，听说福源村的欧公塅玩把戏（杂技）的来了，妻子说她不能去看把戏，要我一个人去，我就折向欧公塅去了。等我回家时，妻子还在为邻居用手工做痰枷（围在孩子脖子上遮挡口水用的圆形布围枷），接着又准备尿布和脐带布，说是今夜恐怕要生崽。我就立即把断脐的剪刀磨快后，与棉花、苎麻丝、及医用胶布等挂在水壶里用蒸汽高温消了毒。　　到半夜零点时，妻子躺在床上，连垫被都没来得及用薄膜垫好，老五就降生了。我即把祖母喊起来，她慌忙得倒穿着鞋子跑过来，又高兴又埋怨我没有早点告诉她。仰在床上的孩子唧呱唧呱哭起来，并仰天撒了一泡尿。祖母说剪脐带肠要留一拳一指（大拇指）的地方剪断。我用苎麻丝照读书时札篮球内胆气管的方法把脐带肠重复反折札好，用酒精消毒后涂上紫药水。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当接生员。　　我和祖母忙于为孩子穿衣裤，系脐带布、垫尿布等事去了，没有去照顾妻子，妻子等后衣（胎盘）下来后，自己爬起来去清洗身子和斢换衣服。她实在是太吃苦了。我疏忽了对她的关心，至今很是内疚。　　妻在怀孕期间除受了身体和饮食的折磨外，还有为牵挂父母，没有尽其孝顺而感到极其难过，这使她受到精神上的巨大折磨。怀老三时她母亲去世，怀老五时是她父亲去世。对于她父母而言，她是无法弥补的，一直是难以释怀的痛苦。　　当我写这段文字时，她深有感慨地说：劳动上的压力，身体上的压力，政治上的打击和精神上的忧虑，都没有被折磨死去；还能怀上五个孩子，并且清清吉吉生下来了。这真是信天由命。偏偏五个孩子都立家立业有成，都很孝顺，这是最大的安慰。现在无悔十月怀胎辛酸泪，唯祈百年树德子孙贤。　　天口崖下的冤魂　　我的岳家保寿山所在地浏阳县山田乡原是106国道上的一个乡，现合并到淳口镇。山田塅西面的陡峭山崖叫天口崖。枫林峡谷的溪水从崖下静静地流淌着，只有从崖下那座彭家坝向岩下潭冲泄时才发出可怕的声音，溅出的水花在坝潭里随着漩涡消失。自106国道在崖下修通后，我和妻子不知多次从这里坐在车上经过。但不敢面对这峥嵘的坝石和阴沉的坝潭，更不忍听那凄戾的流水冲击声，只好掩耳面壁，痛心地躲过那一段叫彭家坝的可怕路段。因为往事未如烟，触景生情，一幕永不能忘的凄惨景象涌上心头，锥心刺肺，不堪回首。　　按天干地支的五行属相，丁未年是个红羊之年。虽不遭兵燹之难，但人祸却降临岳家。一个阴沉的早春上午，社员们都在翻犁绿肥稻田。我扛着板锄刚到田里去灌水犁田，路上就碰上从山田来的堂妻弟戴腾龙，说是到我家找陵姐有事。他的突然到来，我顿感不祥。　　二人刚近大地坪老屋，妻子很惊恐地追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妻弟说四婶（即我岳母）病了蛮严重，马上回山田去看看四婶吧。这时妻已有身孕，于是一行三人马上往山田进发，身重脚轻，心急如焚，三步当作两步走。一路很少讲话，心事沉沉，硬是在中午前赶到了保寿山。　　穿过古老的官厅大屋就到了保寿山，庙门外有一小群人围在山门右边的屋檐下，檐下用竹晒簟斜搭在墙壁上，晒簟下的台阶上傍墙放着一个黑色的长方形物体——很快认出这是一具瓦棺材。妻子捧着大腹冲到台阶上，一眼看到躺在瓦棺中的就是心爱的母亲，哇的一声伏在瓦棺上抚着妈妈嚎啕大哭，痛不欲生。　　我不能不把妻子拖开，因为她拖着沉重的身子步行了三十里路，已是非常疲惫了，又这样涕泪交加痛哭一场，给她的身体和精神是个沉重的打击。这种突然的打击她是难以承受的。　　她想起妈妈为她“辍学从师”、“参师进厂”和“三过铁树坳”、“抱养外孙女”等大恩大德，却没有给妈妈半点回报，没有尽到一点孝顺之心。妈妈无私地操办了自己的出嫁，自己却没能帮助改变娘家的生活，使妈妈无法走出窘境，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深感内疚，痛心不已，无法报恩于九泉之下的妈妈。　　岳家本是出自“二礼家声”的大户人家，现蜗居保寿山，何谈及遵礼丧葬呢？！生不能厚养，死不能厚葬；只能陈棺阶檐之下，不可陈棺庙堂之中；不能鼓乐闹奉，惮其“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吾母，生我劳瘁”之词。　　是夜，我和姨夫姨姐妹们带着小舅子守坐山门内外，春雨霏霏，寒气袭人。屋檐水的滴答声打破死亡般的寂静，在幽咽地倾诉殁者的窘境和存者的悲哀。　　次日早上，草草把岳母安葬在对门山上。送葬时，我看到十二岁的小舅子穿着麻衣，扶着桐杖的情景，更是心痛。　　原来，有人说看见岳母朝天口崖下的河边走去，以为她是去拔小竹笋；不谅她投在彭家坝的水潭里结束了短暂的一生，年仅四十四岁。　　后来妻子后悔莫及地对我说，“妈妈走这条无情路，实在走投无路的生活窘境下造成的。除紧张的政治运动的压力因素外，我们子女们也有责任。”　　“当时祖母年高，父亲是个体弱多病的改锹子。生下的第十胎才是个弟弟，也是个秋瓜，还只十一二岁。大姐嫁出去了，夫家也是地主成分，自身难保，也是牵挂的；大妹孟林自己找了对象也飞走了，小妹孟熊不肯在我家过日子也回来了，我能赚点钱也出嫁了。剩下的五个人，没一个劳力，也没人赚钱，生活怎么过？没有一点指望的情况下，她走这条路，也是无可奈何的。”　　“我家的社会关系都是高成分，连姨爷也划了右派，她是想不通的；她是受过传统教育的大家闺秀，很要强，又无法支撑这个家。以前地方都称她易生娘（岳母姓易名依庭，淳口易应龙之次女），后来喊她易嫂子，又后来直呼她易婆婆，最后喊她地主婆了。她在内外压力之下能支撑住这五口之家吗？！”　　“她一共怀了十胎，其中两胎是男双胎，共十二个，但其中的四男三女都夭折了。剩下五个又飞走了三个女。自己身子拖垮了，却得不到一个护阵兵……。她没有留下一个字，也没交代一句话，就这样走了，真冇得救星。假使有人发现救起了她，一定会劝她的。”　　妻子这样痛心疾首地哭诉着。　　“假使我们注意关心了她的苦楚，或她被人救起了，我一定把她接到龙伏来过生活！”我说。　　“你这是董永婆娘打天讲。她走了，剩下的四个人吊起来喝西北风吗？！治保主任能准地主婆逃避管制吗？！何况我是地主子弟，你是右派分子！这是走到绝境，天不绝曹也要绝！妈即使活下来，也是活受罪，打活磨头的。反悔的只是不该出嫁，该多帮她几年，等老弟大一点，经了力（成了年），生活有了指望，也可能救了妈妈的命！”　　“我们只能面对现实，妈去了就莫想她！希望在你弟弟这个“秋瓜”上，想通些！想远些！你急坏了身子，我们也不得了！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我只好这样安慰她。　　写这文字时，“秋瓜”已五十二岁了。虽还未到“双柑风味”的晚景，但已露了“二礼家声”的端倪；也是托了祖荫，岳母含笑九泉吧！　　（摘自《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语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