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甲上小太阳越少身体越差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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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甲上小太阳越少身体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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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蒙难天使
　　 人类认识到人自身价值的时间并不算晚。
　　“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东西，但是没有比人更伟大的了。”
　　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早在公元前四百多年就悟出了这个道理。
　　我国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也有一句名言：“间于天地之间，莫贵干人。”他那至今仍在现代社会光芒四射的军事思想，原来是建筑在这个伟大的思想基础上的。
　　一代伟人毛泽东也用现代语言表述过他对人的看法：“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
人类社会，经过千万年血与火的洗礼，经过阵阵剧痛的进化，发展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按说关于如何对待人，如何对待人的价值，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可遗憾的是，在现代社会，哪怕是发达国家，蔑视人的价值，摧残人的尊严的事件依然经常发生。成人中的种族歧视、阶级压迫、剥削、贫富悬殊等自不必说。十七亿儿童中的童工、雏妓、失学现象相当普遍。绑架、拐卖、虐待、残杀儿童的事件也时有所闻。
　　这是现代社会的痈疽，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看来，历史的长河在向前流动中淘汰这些泥沙还需要时间。
　　我们现在还是回过头来看看人贩子手中的儿童吧。他们从落入魔爪的那一刻起，便异化为“商品”。失去了人的自由，被剥夺了人的尊严，丧失了人的价值。剩下的只有商品的价值与价格了。他们成了能换取货币的活物。
　　　　　　　　　　　　　　　　一个男孩与三瓶罐头
　　陕西临潼。
　　盛夏炎热的天气，把人们逼得来去匆匆，谁也不想在太阳底下多呆一会儿。
公共汽车，在这个西北小城，依然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当然，这同那闻名世界的秦代兵马俑有关。
　　上公共汽车时，由于人多车挤，一个农民花十多元钱买了三瓶罐头，被另一个带小孩的人给挤碎了。当时两人便吵了起来，农民非让那人给赔，开始他不肯，说没有钱，后来实在拗不过对方，便说：“好吧，我赔你个孩子够了吧?”说罢，便将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交给了他。开始。那位农民还半信半疑，后来，看那人真的到站下车了，才瞪着一对吃惊的大眼将留在车上的孩子领回家。
　　这个孩子说他叫朱拴拴(音)，说话东北口音，会唱《可怜的小山羊》。孩子便被那位农民收养了。这个村在临潼河北，孩子一九九一年已经六岁多了，不叫这家两口子爸爸、妈妈。养母经常叹着气说：“这孩子白养，将来是人家的。”
　　这场口舌“官司”了结得如此迅速，如此大方，令人目瞪口呆。这虽是一个特例，但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被拐卖的儿童在人贩子眼中的价值。
　　　　　　　　　　　　　虎子的遭遇
　　这个说不清自己籍贯的小男孩，几年时间似乎把他这一辈子的苦全吃了。
　　他长得虎头虎脑，比一般男孩都淘气、顽皮，一分钟也不闲着，闹起来没完没了。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搞不清是什么人把他弄出来的。糊里糊涂，他被拐到了河南信阳。
　　当地农民陈小六花二千元将他从人贩子手中买回家。他家只有两个女儿，缺儿子。陈小六指望他长大之后为他传宗接代，养老送终。谁知妻子徐淑琴不欢迎这个“新成员”，张口就骂，举手就打，还不给孩子吃饱。有一次，徐淑琴给自己女儿烙了几张饼，小家伙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偷偷地咬了一口，被回过头来的徐淑琴看见了，上去就是一巴掌。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这时，她就趁机伸手去抠那块没来得及咽到肚子里的饼。孩子急了，咬了她一口。徐气急败坏，找来钳子将他的四颗下牙拔掉，孩子满口鲜血直流，疼得差点昏了过去。
　　徐淑琴毒打孩子的办法还有很多，棒打手拧嫌不解恨，有时还用烧红了的铁器烙。孩子被人解救出来时，左腿已被打断，走路一瘸一拐，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真正的体无完肤。头发就像麦田里的麦苗一样，一撮一撮的。为给孩子治伤剃光了头，有人数了一下，这个小脑袋上竟有三十多处伤疤。徐淑琴因此被判刑三年。
　　正在这孩子受苦受难的时候，陕西省三原县一个丢孩子的家长得到了一个信息：河南信阳有一个男孩，约五六岁，是从陕西拐去的。这个消息一下子在陕西一些失踪孩子的家长中传开了，六位同那孩子年龄相仿的失踪儿童的家长，火速赶到信阳，他们的心情是相同的，盼望这孩子就是自己家丢失的儿子。结果使他们大失所望，他们流着泪看了半天，都确认不是自己家的亲生骨肉。但这孩子的悲惨遭遇使他们痛心疾首，寝食不安。
　　西安市去的一位家长给秦川机械厂的孙长安带回一个好消息，说那孩子很像他们家丢的虎子。孙长安也迫不及待地赶到信阳，在买主所在的那个乡里，他碰到一个人，自称他可以帮长安将这个孩子弄出来，但要四千元报酬。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孙给了这个人七百元。等见到这个孩子时，长安觉得他不是自己的小虎，但看到孩子被折磨得实在不成样子了，就决心先将他解救出来，之后再帮他寻找亲生父母。
　　就这样，孩子被接到了西安。他看上去五岁左右，满口河南话。据买主所在村群众反映，他在徐家已有两年多。原来什么口音，谁也搞不清。当问及他家中有什么人，都是干什么时，孩子只说：“我爸爸挑大粪，妈妈开商店，家中还有一个小妹妹。”爸爸、妈妈、妹妹叫什么，全答不上来。
　　问他是怎样被拐卖到信阳时，这孩子只能断断续续介绍如下情况：
　　“太阳刚出来，我在俺家门口玩沙子，一个叔叔一个阿姨把我抱走了。我们坐了很长时间火车，一天没吃饭……后来就到了这个家……，，
　　其它情况，一概不知。这孩子被拐卖时，恐怕还不到三岁，他能记住什么呢?
　　但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却深深地埋下了对人贩子仇恨的种子。有一次孙长安同一个女同事开玩笑。他对这孩子说，“小虎(孙长安找不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小虎，干脆也叫这个孩子小虎)，她是人贩子，就是她把你拐卖到河南去的。”小虎听罢，当时在地上拣了块砖头就去砸那位女子，边砸还边骂：打死你这个人贩子!”不是长安拦得快，就会出事故。
　　后来，广州的《家庭》杂志刊登了孙长安同妻子及这个孩子的照片，远在云南省的孩子的父亲看到后，找到了西安。父子相见，抱头痛哭。
　　原来，这孩子也是虎年生的，也叫虎子，同孙长安家丢的儿子同年生，同名。他爸爸给孩子买了身新衣服就走了。他说：“我们家我父亲属虎，我属虎，这个儿子也属虎，三虎相聚，必有一伤，这孩子，你们养着吧。”
　　虎子的亲生父亲就这样只身走了。
　　　　　　　　　　　　　小刘磊的悲剧
　　 小刘磊的命运似乎更悲惨。
这孩子四岁半时，在陕西省商县县城被两个女人贩子拐走，时间是一九八八年一月七日。
　　“货”到手后，这两个女人贩子将其快速运到河南，以五百元的价格匆匆忙忙地卖给西峡县一个娶不起媳妇的光棍汉。他因经济原因，这辈子没法得到亲生儿子，但他也同其他男子一样，需要儿子延续香火，养老送终，他也想尝尝当爸爸是个什么滋味。
　　这是一块贫瘠的土地。穷山恶水，人口素质低，缺少商品观念，这些恶性循环的不利条件紧紧把这里的农民束缚在温饱线上，脱贫，是他们的神圣理想。
　　这个光棍汉四十多岁，看上去像已经步入老年。本来一个人的日子过得就紧紧巴巴，再添一个孩子，生活更拮据了。不幸的小刘磊陪他在贫困中挣扎。
　　一个偶然的机会，小刘磊的父亲刘宝民得知河南西峡县一位农民买的孩子很像他的儿子，便急忙赶去解救。时间，一九八九年一月。
　　到达这个光棍家时，天已漆黑，他家仍舍不得点灯。见来人了，惊慌失措的主人才颤抖着手划了根火柴，点亮了那小如黄豆般昏暗的小油灯。
　　借着微弱的光线，刘宝民一行看到的，只有一盘土炕，几块破席片，一小堆烂棉絮，还有一口锅，两只破碗而已。房子是透着天的，抬起头来，便能从屋里看到星星。
　　机灵活泼的小刘磊也面目全非，肥大的破棉袄下蜷缩着骨瘦如柴的小身体，在冷若冰窖的屋里冻得瑟瑟发抖。蓬头垢面，眼窝深陷，明亮的眼睛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脖子上的小脑袋就像一个放干巴了的雪花梨。见了刘宝民，直往墙角里钻，两只小眼睛呆呆的，不敢说话。
　　买主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把一切都如实讲了。“孩子是从两个女子手里买来的。她们说，这孩子的爸爸妈妈死了，没人管，我看孩子怪可怜的，我正好也想要个儿子，可是没有钱，她们说便宜点五百元卖给你，我不用说五百元，就连五元也拿不出来。是求人说了许多好话，贷了五百元款才把孩子买过来的。这孩子要是你们的，就领走吧。”
　　整个解救过程很顺利。刘宝民也觉得这个光棍很可怜，给了他五百元钱，让他去还贷款，就把孩子接走了。
　　到家后，儿子既不叫爸爸，也不喊妈妈。陌生的小眼睛整天发呆，就像丢了魂似的。他不爱说话，也不怎么吃饭。父母觉得不对头，便抱他到医院检查治疗。医生诊断：严重营养不良性贫血。当时便收下住院。
　　后来做进一步检查，孩子肺部、肾脏也有病。虽然经过两个多月治疗，小刘磊终因病入膏肓而在病床上结束了他不满六岁的小生命。
　　　　　　　 　　　　　　　野外血案、命案
　　陕西户县是因那里的农民画画得好而闻名于世的。
　　李超才三岁，他就是户县人。那一天，他跟着卖冰棍的外婆在街上玩。对面走过来一个约七、八岁的小女孩。“小弟弟，跟姐姐玩一会儿吧。”小超超当然高兴，他们边走边玩，等外婆回过味来，孩子早无影无踪了。
　　人贩子当即将这个孩子送上火车，运到河南。当时正是十二月份，天寒地冻。到目的地一时找不到买主，人贩子就将他放在野外的一个破窑洞里。
　　人贩子从野外找了一些干草铺在地上，就让小李超在那上面过夜。这孩子在家娇，一直到被拐走前还没断奶。加之旅途颠簸，孩子又饿又累又冷，哇哇直哭，人贩子就打。实在哭得不行了，就扔给他几块生红薯啃。没几天，孩子的手脚、耳朵全冻破了，鲜血直流。到出手时，脚指已冻掉一个，奄奄一息，连哭闹的力气都没有了。
　　还有比这更惨的。
　　有一个由山东、湖北、河南三个地方的人组成的人贩子团伙，偷到了一个不足一周的男婴。当抱至轮船上时，小孩子得了新生儿热，他们又没经验处理，也不敢到医院去就诊，估计一时脱不了手，就用破布一裹，趁天黑时扔入江中。
　　郑州市郊白庄有两个女孩被拐，因几次无法脱手，人贩子怕罪行败露，就将她们溺死在粪池内。
　　还有一个人贩子，一次偷了两个约两岁的男婴，趁夜色装入麻袋放在自行车上。怕孩子哭闹，临行时给他们喂了点安眠药，嘴巴里又塞上毛巾。走到半路打开一看，一个已窒息而亡，就丢在野地的枯井里。
　　一九九0年十二月，紫阳县长兴村农民武兴仁被人贩子打昏，其一岁半的儿子被抢走。三天后，群众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孩子被野兽咬得残缺不全的尸体。
　　　　　　　　　　　　　　“逍遥津”的小女孩
　　 安徽省合肥市东北隅有个逍遥津，古为淝水上津渡。东汉末年，吴主孙权被曹操大将张辽击败于此，差点丢了性命。逍遥津因此名传千古。
　　《 合肥晚报》的编辑们很有心计，他们也开辟了一个叫“逍遥津”的专栏，为读者排忧解难。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二日，这个专栏刊登了余林明的文章，题目是《杨杨的父母，你们在哪里?》，文中写道：
　　姨妈从乡下来，说她抱了一个小女孩。姨妈虽然四十不到，已有三个男孩了，一心想要女孩，现在终于如愿以偿。我们为此向她道喜，她却说，是花钱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姨妈一口认定这女孩是城里人，说她来时穿了几套毛线衣，织得很漂亮，是乡下人绝织不出来的。说她小小年纪，不过四、五岁罢了，早晨起床要刷牙，吃饭要用专用碗，用餐时要坐桌子。姨妈说，按我们乡里规矩，孩子是不给上桌的，可对杨杨例外。
　　杨杨?为什么名叫杨杨?我们问道。姨妈说，一开始，问她叫什么名字，她死也不说， 于是邻居孩子们就戏喊她小丫头，一听喊她小丫头，小女孩恼了，大叫道，我有名字，我叫杨杨！对姓，小女孩则未保留，干干脆脆地说自己姓高。姓这个字音很明确，姓高就是姓高。而名这字音到底是哪两个字，却令人费解了。是“洋洋”?还是“阳阳”?还是“杨杨”?不得而知。联系到是不是父姓高，母姓杨，父母姓合一而命名，故权称“杨杨”。
　　杨杨到姨妈家前，已辗转了一段日子。姨妈领她去家的那天，小女孩说：路错了，还没坐船！姨妈家在岗上，自然没有船了。而从这个小女孩口中吐露出来的似乎是关于自己家乡的记忆，肯定是一个与水与船有关的地方了。
　　小女孩一到姨妈家，就发起高烧，幸亏姨父姨母寻医及时，才好转起来。但病后很少说话。估计到姨妈家前，人贩子没少恐吓她，致使她不敢说话了。
　　姨父姨母待这个小女孩都很好。姨父有天到合肥城，说要带点苹果给杨杨吃，后来因事忙忘掉了。傍晚，等来空手而归的姨父，杨杨伤心得大哭一场。姨妈为此而一夜不安，第二天一早，便步行四里多路，赶到集上称回一斤苹果。杨杨接到苹果，喜笑颜开，一会儿就吃了个尽光。
　　期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对丢失孩子的父母(据说是父在医院住院，家离病房很近，母叫小女儿送饭，途中被人贩子截走了)，闻听我姨妈家收养了一个女孩，特地从城里赶到乡下去探视。夫妻俩装作过路人，从门口望了一下。妻未看清，又借口讨水喝，进到屋里抚摸着杨杨的头，眼泪刷刷而掉。见不是自己的女儿，大失所望而去。因此，姨妈联想到杨杨的父母，丢了宝贝女儿不知急成什么样子。
　　姨妈姓郑，姨父为这个小女孩取名郑玉霞。可姨妈为了保存小女孩的记忆，仍坚持叫她杨杨。姨妈说，我很爱这个小女孩，但若是她父母找来了，我还他们!
　　是的，这个生在城里的杨杨，由于被人贩子拐卖到乡村，关于她的户籍、教育、医疗，包括前途等等，都将面临另一种命运。可杨杨的父母又在哪里呢?
　　看得出，该文作者余林明和他的姨妈、姨父都是好人。他们同情被人贩子拐卖的小女孩，更同情那丢失女儿的父母，愿意找到杨杨的亲生父母，使她一家骨肉团圆。这，大概就是余林明写这篇文章并登报的目的吧。
　　可天下之大，人海茫茫，怎样才能找到这个小女孩的亲生父母呢?
　　　　　　　　　 　　　　　　　宁城两姐妹
　　不要以为儿童只是指不懂事的颃童。
　　世界《儿童权利公约》明确指出：“儿童系指十八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十八岁。”
　　前文中，我们对婴幼儿的被拐卖情况披露较多。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较大儿童，特别是女性儿童被拐卖后的痛苦遭遇吧。
　　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某村农民之女杨晓丽和杨秀丽的不幸经历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河北省遵化县某村农民李万朋家。
　　“救救我!快来救救我!我想妈妈!我要回家!”
　　一个少女稚嫩而又微弱的声音从李家的地窖里传出。这凄厉的呼救声仿佛是从地狱发出来的。
　　十四岁，在妈妈跟前还是撒娇的年龄。可此时的杨秀丽却受着非人的折磨。
　　窑外数九寒天，北风呼啸，冰天雪地。窖内漆黑一团，冰冷似铁。光着身子的杨秀丽蜷缩的身子一动不敢动，她的身子周围满是带刺的枣树枝，她已经被扎得遍体鳞伤。这是李万朋想出的最原始却极其残酷的刑罚。因为杨秀丽拒绝同这个大她十几岁的粗鲁男子“结婚”、同居。
　　杨秀丽终于被李万朋治服了。
　　十六岁的杨晓丽是杨秀丽的姐姐。她同妹妹一起被人贩子拐卖到遵化县。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姐妹俩到镇上卖粮，卖完粮，想到县城玩玩，顺便找在县城工作的表哥，看能否给她们介绍个工作。表哥没找到，当晚回不去了，就住进了一家旅店，在店内，被人贩子盯上了，连蒙带骗把她俩拐卖到遵化县。在杨秀丽被迫同李万朋“成婚”前几天，杨晓丽被人贩子以二千八百元的价格卖给另一个村的光棍王兆海。
　　姐妹俩就这样糊里糊涂、连哭带叫地做了“新娘”。
　　一个多月后，杨晓丽想办法给她父亲拍了封电报。
　　经宁城县和遵化县公安人员的密切配合，杨晓丽被“抢救”出来，回到了宁城。姐姐走了，妹妹杨秀丽的日子过得更悲惨了。李万朋怕她逃走和被解救，像抓猫一样强行将她装进一个大黑布口袋里，用拖拉机拉到了一百多里外的一个亲戚家藏匿起来。为了防止杨秀丽逃跑，李万朋让她赤脚上山砍柴，光着身子做家务，不给她吃饱饭，晚上加紧蹂躏她，想让她快点生个孩子，把她永久拴在这里。
　　后来，杨秀丽怀孕了，一九九0年七月生下一个男婴，可怜的孩子就这样做了孩子的母亲。李万朋一家把这新出生的婴儿看成是一把锁，认为杨秀丽离不开孩子，从此就不会再跑了，便放松了对她的看管。
　　杨秀丽也将计就计，装出十分老实、服从、安心“扎根”的样子，在全家人放松警惕的情况下，于一九九一年三月上旬的一天，以交电费，顺便上街买袋洗衣粉为名，才逃出虎口，回到了宁城，回到了父母的怀抱。
　　杨晓丽、杨秀丽虽然结束了奴隶般的生活，恢复了自由，可是，这段非人的生活留在她们心灵深处的创伤，何日才能痊愈?投在她们人生道路上的阴影何日才能排除?
　　　　　 　　　　　　　“三朵金花”落难记
　　 不知什么时候，香港的人体器官贩子也加入了大陆人贩子的行列，明目张胆地千起了拐骗、残害儿童的罪恶勾当。
　　《西安法制报》曾报道过这么一个案例：
　　在姜太公曾经钓过鱼的渭水河畔，有一个美丽的村庄――白杨寨。
　　寨子不大，总共不过百十户人家。村里有个老实农民马福禄，他家有三个女儿，老大香花，老二香草，老三香株，三个姑娘似洛阳牡丹，如出水芙蓉，一个比一个漂亮。自从村里演过电影《五朵金花》之后，村里人就称她姐妹三人为“三朵金花”了。
　　“三朵金花”的父母本分勤劳，他们带着三个姑娘种粮种菜，栽烟叶养丝蚕，日子过得很富裕。
　　一九九0年秋天的一个晴朗的早晨，香花、香草、香株三姐妹背着三包蚕茧到县城交售，在汽车上，她们听人议论，西安市东大街北柳巷有个劳务市场，在那里可以经人介绍在城市里找到工作。姐妹仨心动了。她们从电视、电影里看见过城里人的生活，她们多么向往，恨不能立即生出翅膀来飞到日盼夜想的古都――西安。
　　春节的爆竹声还未停息，“三朵金花”便兴高彩烈地上了西去的列车，去寻找她们的梦……
　　西安市东大街北柳巷口的劳务市场，人头躜动，好不热闹。到这里来的，有求职的，有雇人的，有别有用心的，也有不怀好意的。那一道道目光，期待的，渴求的，贪婪的，阴险的，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复杂的小社会。
　　涉世未深的三姐妹哪里知道，这里是龙潭，也是虎穴，是市场，也是陷阱。她们在一处比较显眼的地方站着，等待有人过来为她们介绍一份既能开眼界、又赚钱多的好工作。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歪着头，眯缝着眼睛笑嘻嘻地走过来，围着“三朵金花”上下打量了个够，开口了：“姑娘，你们在此是找工作吗?”三姐妹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你们去过深圳吗?”香花摇了摇头。这时，这位男子从口袋里拿出一沓彩照分给她们三人。照片上是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大楼和装饰豪华的房间。三姐妹都被这从未见过的照片上的世界惊呆了。中年男子做了自我介绍：“我是深圳一家贸易公司的人事部经理，姓吴。”并指了指一张照片上挂有招牌的大楼讲，“这就是我们公司。我们公司专做丝绸贸易，很愿意聘你们到我公司工作。你们如果同意，一会儿就跟我去见总经理。”三姐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十七岁的香草和十六岁的香株都把目光落在了姐姐香花脸上，她毕竟比她两个妹妹稍大一点。香花又仔细询问了一些问题，那位“吴经理”都做了满意的回答。最后，香花点头答应了。
　　当即，“吴经理”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她们送到了城外一家中档宾馆。一顿丰盛的晚餐也是“三朵金花”从未吃过见过的。餐桌上，“吴经理”指着一位年长的男子对三姐妹介绍说：“这是我们公司的许总经理，对你们姐妹三人印象满好。”许总经理”当即对着她们三人满意地直点头。三位姑娘高兴地吃着，喝着，好奇地看着，开心地笑着，这时，她们只有一个感觉：她们追求的幸福生活马上就要降临了。
　　酒足饭饱之后，天已经黑了。三姐妹被领到了客房，每人又送上了一杯饮料。那饮料，色好艳，味好美，她们一边喝着，一边欣赏窗外的城市夜景。可不知怎的，姐妹三人几分钟后便都歪头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当她们一觉醒来时，发现两个“经理”不知什么时候钻进了她们的被窝，发现自己又都全身一丝不挂地被他们抱着。她们一切全明白了，又哭又闹，到处找衣服……最后，还是被三张招工录用登记表和每人一百元人民币止住了。那位吴经理对发呆擦泪的香花说：“你是当姐姐的，应该明世理，想过好日子就好好带个头，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失掉了你和两个妹妹的前程。”香花自知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她们默认了。
　　一列从西安直发广州的274次列车启动了。车窗外旖旎的风光像西洋景似的一幕幕飞掠而过。车箱里，“三朵金花”目光呆滞，离开家乡赴西安的那股精神再也打不起来了。而两位“经理”却好像昨天夜里什么事也没发生，在交头接耳，眉飞色舞地谈论着什么。
　　夜幕又一次降临了，天黑得吓人。列车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停了下来。两位“经理”告诉三姐妹，他们必须从这里下车，换乘另一次直达快车才能到达目的地深圳。三姐妹顺从地下了车，五个人沿着一条田埂小道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大约一个小时后，来到一处房屋前。“吴经理”上前敲门，一个五十多岁的秃头人开门把他们迎进院内。“许总经理”对“三朵金花”说：“开往深圳的车明天早晨六时才能到达，这是我的一位好友，我们在这里吃点饭，睡一会儿再去赶车。”此时的三姐妹已只剩下被人摆布的份儿。
　　几杯茶水下肚后，姐妹三人只觉肚里一阵灼热，几分钟后又一次进入了昏迷状态。
　　大约鸡叫头遍的时候，香草从昏迷中醒来，发现姐姐和妹妹不见了，便偷偷溜下土炕，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门。当她路过一间亮着灯的房子时猛然看到地上的一块石板上赤条条地躺着两个人，她仔细一看，那是她的姐姐和妹妹。那个秃头老家伙正蹲在姐姐身边，用一把亮闪闪的小刀敲打姐姐的肚子，双手粘满了鲜血……香草吓晕了，瘫软在地，几分钟后，她才挣扎着立起来，半爬半跑地逃出大门。
　　香花和香株在痴迷的憧憬梦中被杀害了，她俩的几件器脏已被装入六个大瓶子中。她们哪里知道，这两个自称是深圳某贸易公司“经理”的家伙竟是香港来的人体器官贩子。
　　一列开往广州的274次列车再次经过昨天那个小站时，两个“经理”手提两个大箱登车启程。此刻的香花和香株不是随他们到深圳，而是要去香港，只是她俩再也无法看到和体验她们向往的理想了。
　　幸运的香草逃出那个杀人的魔窟后，已无法寻到来时的路了。她迷迷糊糊地顺着田埂朝西走了很久很久，天亮的时候，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小镇。走出镇子，她在一个好心的豆腐商人的救护下，辗转两天，才爬上了西去的列车。
　　终于，香草回到了生她养她的白杨寨。听到爹妈问姐姐和妹妹哪里去了时，她只是嚎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后来，她才把这不幸的遭遇告诉了父母。
　　那以后，香草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姐姐和妹妹鲜血淋淋地躺在石板上的情景。没几天，她疯了，整天满身满脸的泥，整天衣衫褴褛地跑……
　　后来，白杨寨的乡亲和香草的父母得到一个好消息：杀害马香花、马香株的凶犯党远朝、梁启孟、周乔已被处以极刑。
　　马家悲痛之余，总算得到了一点安慰。
　　　 　　　　　　　　　从“小天鹅”到“丑小鸭”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中学教师沈长如丢失的女儿沈晨找回来了，这在众多丢失儿童的家庭中实属少数幸运者。这个喜讯不胫而走，顿时传遍了沈长如和他妻子颜秀凤所在的单位和田家庵区，传遍了几乎整个淮南市。亲人，熟人，朋友，同事，有关领导纷纷登门祝贺，看热闹者也不乏其人。
　　找到小沈晨的简要过程是这样的。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和四月二十二日傍晚，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两次来到沈长如家，说他知道沈晨的下落。来人还说，他是看了三月四日《中国妇女报》上关于沈晨丢失的报道后找上门来的(一九九0年十二月，沈长如为寻找沈晨，曾到《中国妇女报》上访，笔者接待了他，并于三月四日以题为《救救孩子》的通讯报道了沈晨及另外两个丢失儿童宋杨和胡劲松的情况)。五月一日，沈长如就按送信人提供的情况，来到了涡阳县楚店，找到了收养沈晨的王大娘。这位老太太说：“去年夏季吃西瓜的时候，两个女人从淮南带来一个小女孩，她们不喂养，就交给我了。我这么大年纪了，有孙子，有孙女，不想养，但孩子是无辜的，没法子就收养了。孩子说不清确切地址，没办法送还，只好带到现在。”当时，孩子被一个亲戚接走了，沈长如立即赶到那位亲戚家，一看，那个小女孩确实是他丢失的女儿
　　沈晨，不过，王大娘为她起了个新名字：彬彬。
从一九九0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时沈晨丢失起，到沈长如找到女儿的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止，这孩子离开父母仅九个多月。且涡阳是安徽本省的，距淮南市也仅仅一百多公里，可沈晨便由一只“小天鹅”变成了一只“丑小鸭”。
　　沈长如详细讲述了他找到女儿的情景和心境。
　　“我们骑自行车赶到了王大娘那位亲戚家一看，这孩子正是我女儿沈晨。她确实胖了，头发很长，显得头更大了，脸黑黑的，很粗糙。穿着棉裤、棉袄(不要忘记，此时是五月)，又破又脏，完全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她一点也不认识我了。我一阵心酸，很不是滋味。我强忍着泪，拿出很多她丢失前照的照片给她看，不管我怎样提示、引导，她总是茫然?认不出照片上的她自己，她的爸爸、妈妈，经常带她玩的姐姐(即我的外甥女)，以及她最喜欢的玩具――黑猫警长……她不但不认我，反而有点怕，直往她‘姨姥’的怀里躲。我终于忍不住掉泪了。她幼小的心哪里解得了这人间沧桑。我真难过，她妈妈想她死去活来，我一直跑在外面找她，而她却把我们全忘了。哎，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们同去的三人要把她带回王大娘家去，她只要她三叔(即大娘的三儿子)，看到我和小胡就害怕，我心里又是一阵难受……我朝思暮想的女儿找到了，我多么想亲亲她，抱抱她，可是不能。是因为她幼小的心灵受过创伤，生怕‘别人’再把她抢走呢?还是因为她在生爸爸妈妈的气，怨恨我们没照看好她，让她受这么长时间的苦呢?我不想再让她受到惊吓，只好忍着，我不知是喜是悲，眼泪禁不住地往下流……
　　“我们回到了大娘家，已是傍晚了。回淮南不可能了，我上街买了些菜和酒，回到大娘家。大娘家门口人来人往，都知道‘彬彬’爸爸来认女儿了。有人要照片看，有的人问孩子是怎样丢的。也有人夸‘彬彬’很聪明，会说这会说那等等。‘彬彬’在外面和小朋友们一起玩，一点儿也不敢靠近我。有人把她拉到我面前，她就硬往她‘奶奶’面前跑，拉住奶奶的手跟前跟后，好像只有‘奶奶’是惟一的亲人。
　　“第二天一早，我们要走了。大娘的大儿子抱着‘彬彬’，大娘跟在后面，一直把我们送上汽车。当我们接过‘彬彬’时，她哭喊着要奶奶，我们只好骗她：别哭！你奶奶在后边车里，马上就来。拿东西给她吃，她也不要，不管怎样哄她，都无济于事。她仍然哭着要奶奶。我看她那受惊的样子，仿佛看到她被人贩子抢走时的情景。而我现在明明抱着自己的亲生女儿――沈晨，但她却变成了‘彬彬’，好像我就是人贩子在拐骗她。哎，真叫人啼笑皆非!
　　“‘彬彬’一路上哭闹，哭够了，哭累了，她睡着了。但她在梦中仍喊：‘奶奶!奶奶!’我抚摸着她，默念着：‘晨晨，你丢失的时候，是否也像现在这样喊：妈妈，爸爸!’我拨弄着女儿的头发，上面有许多虱子。脖子上、手上、身上、脚上……到处都是黑色的污垢，像膏药油一样。我不知不觉地又掉泪了。要不是公共汽车上人多，我会放声痛哭一场。
　　“我们把她抱回家，她的妈妈、奶奶及全家看到她后，都哭成一团，她奶奶急忙去烧香，她爷爷去放炮……她妈妈想抱她，她不让，她被吓哭了，并且不住地要找‘奶奶’!
　　“整个家属区的人听说沈晨找回来了，都半信半疑地来看，还有我和妻子单位的同志、亲戚、朋友都来贺喜，一连十多天，人都没断。
　　“晨晨回到家，好像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没有笑声，没有话语，好像只会说：‘我要奶奶’。原本一个天真活泼、能说会唱的孩子(丢失前，她会唱《我们的祖国似花园》、《小燕子》……会讲《小猫钓鱼》、《三只美丽的蝴蝶》等故事，会背儿歌《过了新年长一岁》、《小板凳》、《小鸭子》等，会背古诗《静夜思》，会跳舞，会做操……)，现在竟变得这样痴痴呆呆，原本一个‘小皇帝’，而现在变成了‘小奴隶’，她胆小怕人，与世无争，买吃的东西，给她就要，不给也不敢吱声，只是盯着看；把她手里的东西拿给别的小孩吃，她也不声不响；她的玩具，其他小朋友玩也行，拿走也行；小朋友打她，从不反抗，只是无声地掉泪；吃饭不要菜，给什么吃什么；她不知道罐头是什么，她说巧克力是黄豆……丢失前她讲文明，懂礼貌，见女的叫阿姨，见男子叫叔叔，见老头老太太喊爷爷、奶奶，见小朋友叫姐姐、哥哥、弟弟、妹妹，而现在不叫了，只会说女人，男人，老头子，老妈子，女娃子等方言，还会讲脏话、粗话；丢失前爱干净，讲卫生，而现在爱坐地，怕洗脸、洗脚；东西掉在地上拣起来就吃……
　　“为了让她熟悉环境，增加我们父女、母女之间曾经拥有的那种感情，刚接回来的那几天，我和她妈妈天天带她到公园、游乐场、体育场、商店等，凡是能玩的地方都去，每到一个地方，给她买吃的、穿的、玩的，凡是她喜欢的，尽量满足她。我们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我们只是想补偿欠她的父母之爱，只是想让她高兴，只想让她早点喊我们爸爸、妈妈。但她还是不喊。大约一周左右，有人来看她时，指着我们对她说：这是你爸爸、妈妈，她点头默认。当我对她说：‘我是你爸爸，她是你妈妈’时，她有时笑，有时点头，但仍然不喊。大约十多天后，她才开始喊我们爸爸、妈妈!她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有时还给我们讲讲她在涡阳生活的一些情况。
　　“她说，‘那边的奶奶喜欢我，爸爸(王大娘的二儿子)好打我，小慧妈(大娘的二儿媳)用眼翻我，她不叫我喊她妈妈，她不叫我到她家去，叫我滚!小慧、囡囡、大兵(小朋友的名字)都打我；我在那里天天吃玉米糊糊’……
　　“渐渐地，沈晨习惯了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关系也亲密了。谁要是开玩笑要把她送到涡阳去，她就跟谁闹，她再也不想离开我们。她上幼儿园了，有人开玩笑地说：沈晨，你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表现得好，现在又调回幼儿园‘工作’了。有人说，沈晨，你从‘地狱’又回到了‘天堂’，你由一个‘丑小鸭’又变成了一只‘小天鹅’。
　　“真的，过去的，就像一场可怕的噩梦……
　　沈长如的叙述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为他庆幸，为他祝福，为了失而复得的小晨晨，也为了这个骨肉重新团圆的家，为了他们的现在，也为了他们的将来。
我更希望华夏大地上所有丢失儿童的家庭都像沈长如家一样，尽快将残酷的现实变成一场可怕的梦……
　　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儿童刚生下来时，大脑重量为三百五十至四百克，相当于成人的四分之一。第一年发展最快，可达到九百克，到了四岁时，相当于成人大脑重量一千五百克左右的百分之九十。这表明，人的智力及性格的发育最重要的时期是四岁之前。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早就说过：“教育的基础主要是在五岁以前奠定的。它是整个教育过程的百分之九十。在这以后，还要继续进行。人的进一步成长、开花、结果，而你精心培植的花朵，在五岁以前就已绽蕾。”
　　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也说过：“人的整个日后生活，即使到他要离开人间的时刻，他的渊源都在儿童早期。假如这个时期受了损害，假如未来之树的胚芽受了损害，他则要以最大的困难，做最大的努力，才能成为强健的人。”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讲过这样的话：“凡人生所需要的重要习惯倾向、态度，多半可以在六岁以前培养成功。换句话说，六岁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培养得好，以后只需顺势培养下去，自然成为社会优良分子，倘使培养不好，那么习惯成了不易改，倾向定了不易移，态度决了不易变。”
四岁以前也好，五岁、六岁以前也罢，都是讲同一个科学命题：儿童早期，是决定一个人一生的最关键的决定性时期。这一时期儿童成长的环境好，教育得法，孩子可以培养成人格健全、智力优良的人，否则，不良后果将影响其终生。
　　可我们的小天使们，这么多被拐骗离开亲生父母，离开优良的生活环境，被当作“活商品”拐卖，摧残，虐待，这对他们智力的发展，性格的塑造，良好习惯的形成，会造成多么大的损害啊!真是人道难容!天理难容!
　　人，不论他是一个国家的总理、总统，还是普通工人、农民，不论他是科学家，还是一般劳动者，都是从婴幼儿时期培养起来的。开始初来人世时，都是只知吃奶、哇哇啼哭的不懂世事的孩子。他们的差别是不同的生活环境、教育状况、以及历史机遇等造成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美国前总统里根刚出生时，他的父亲跑上楼来，欣赏了一下他的新生儿子说：“他的样子好像一个胖小荷兰人，但谁知道他有朝一日会不会当总统呢?”后来，里根真的当选美国总统，姑且就算历史性的巧合吧。
　　在千千万万被拐卖的儿童中，包括在拐卖过程中被折磨致死的孩子，谁敢说他们将来就不是祖国的栋梁之材!可惜，不知有多少本来是科学家、军事家、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或者可以委以重任的政治家们，过早地被扼杀了！
　　这是作践祖国的现在!也是摧残祖国的未来！
　　愿这些人为的悲剧能早日绝迹。
　　　　　　　　　　第四章
　　 孩童时代，我曾提出过这么个问题：这个世界千吗要有坏人呢?要是没有坏蛋，只是好人，该有多好啊!那样，就没有奸臣害忠良，就不用抓小偷流氓，就没有拐骗和欺诈，就没有争斗与战争。人们相互关心、爱护、谦让、体谅，那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到处充满温暖和爱恋的永久太平盛世。
　　我慢慢长大了，生活给我上课了。从国际风云的变幻中，从国内的政治斗争中，从自己的生活中，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我读到并读懂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这才觉得，我那孩童时的想法只是幼稚而又天真的幻想。
　　这个世界是两极的，到处充满了矛盾。哲学上叫对立统一。没有丑就无所谓美；没有黑就没有白；没有坏，就显不出好；没有恨就没有爱。有南极就有北极；有热带就有寒带；有光明就有黑暗；就成绩就有问题；有月亮就有太阳；有白天就有黑夜；有生必有死；有男就有女；有上就有下；有进就有退；有好人必有坏人；有高尚必有卑鄙……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正是在相互对立统一中存在，在比较中鉴别，在斗争中发展。这一切本是正常现象，无须大惊小怪。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在对待被拐卖儿童家长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两极世界吧。
　　　　　　　　　　　　　　　　　神秘的电话
　　关于人，关于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是否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人和人不一样，人和人差不多。在本章的上半章里，我们先来看看人的特殊性，即“人和人不一样”。这差别真是大得很哪!人，有舍己为人者，也有图财害命者，有救人于水火者，也有趁火打劫、落井下石者。
　　看到失踪孩子家长的“寻人启事”后，特别是看到“重金酬谢，绝不食言”的词句后，社会上有一类人动心了。他们思钱若渴，蠢蠢欲动，绞尽脑汁，甚至不惜以身试法，向受害者家属伸出了贪婪、罪恶、肮脏之手。
　　就在毛寅丢失后的第三天，全家人心急如焚、痛不欲生的时候，毛振平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对方是个男的。
　　“毛振平吗?”口气很傲慢，就像上级领导要批评下级。
　　“是。你是……”毛振平很客气。这是他为丢失儿子做广告后收到的第一个电话。他本能地觉得这个电话跟儿子有关。
　　对方没理会毛振平的问话，只顾自己说下去：“你们的儿子是不是丢了?”
　　“是，儿子前天丢的。”毛振平急忙回答。
　　“你儿子现在在我们手里!”
　　“是吗?你们……”毛振平想接着往下打听，喀嚓一声，对方将电话挂断了。
　　毛振平将这个消息带到家，全家人立刻转忧为喜。大家认为孩子是被人绑架了，恐怕是想诈点钱。他们分析，这个人还会再来电话的，都让毛振平到单位守在电话机旁等候进一步的消息。
　　果然，第二天，神秘电话又来了，不过这一次换了一个人，还是个男子。
　　“你是毛振平吗?你的儿子在我们手里，你速准备2000元钱赎人，接头的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没等毛振平问话，对方又将电话挂上了。
　　得到这个消息，毛振平一家坐卧不宁了，他们急忙给孩子准备衣服、食品以及日常用具、玩具，2000元钱也如数备齐，只等“另行通知”了。
　　第三天，电话又来了，仍然不透露姓名、地点，只是告诉毛振平：“今天晚上11点，将2000元钱装在一个信封内，放到西华门的男公共厕所由东往西数第五个花墙洞里。我们将孩子还给你，否则，后果自负。”
　　不容毛振平多问一句，对方又将电话挂上了。
　　当夜十点五十分，毛振平将2000元钱装入了信封内，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指定位置。他及同去的人躲在一旁，暗暗观察动静。
　　大约十一时过五分，一个黑影溜进了男厕所，取到钱撒腿就跑。毛振平等一行急忙围上去问：“我的儿子毛寅在哪里?”这时，他们看清了，取钱人是个小伙子。他不答话，还要挣脱包围逃跑。这时，几名公安人员也天兵降凡般突然出现了。他们抓获了取钱者和在不远处等待接应的另外三个小伙子。经审问，他们是一伙的，并不知道毛寅的下落，只是看了“寻人启事”想借机诈点钱花。
　　这是李麦琴家接到的第三个电话了。打电话者是个男性，河南口音，声称他知道他们家丢失的儿子陈晋的确切下落。条件是准备一万元现金。问李麦琴这边要什么条件?李家说，你的话，我们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孩子找到，一万元给你，一分不会少，但你接头时先得提供陈晋的物证，照片也行，孩子穿的衣服也行。对方满口答应，说当晚就将孩子的衣服送到家。李麦琴一家当晚等啊等，一直等到天明，也没有见这个河南口音的男子露面。第二天，第三天，他们始终未能等到……
　　在我采访到的几十个丢失孩子的家庭中，每家贴了“寻人启事”，在电台报刊做了“寻人广告”后，都收到过类似的匿名电话，搅得这些家庭或喜或悲，劳心劳身，平添了许多麻烦、烦恼，白白浪费了不少钱财。
　　　　　　　　　　　　化名电报匿名信
　　一封来自安徽省嘉山县自称叫尚明的人写的信寄到了淮南市洛河发电厂工人宋廉手中。
　　信称：他知道宋廉丢失的儿子宋杨的下落，收信后让他速寄500元，钱收到后告知准确线索，事成之后还需再补2500元。如不照上述条件去做，一切作废。
　　宋廉接信后，立即按信上提供的地址寄出500元，随即同厂保卫科的同志以及公安干警赴嘉山县找孩子。他们先后去了三趟，才找到了那个化名叫尚明的人。原来这是一个拄双拐的残疾人，他供认：“根本不知孩子下落，只是想趁机诈骗点钱。”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二‘日，宋廉又收到一封迟迟才转交到他手中的匿名信。信这样写道：
宋廉同志：
　　你好。如果你想要你的儿子，请于六月三十日中午十二时，带3000元钱，到灵壁县灵西闸里西北一百米处的小树林里，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不许你报告公安局，更不许你带人来。否则，你只能见到你儿子的尸体。
　　由于收到信已过了时间，宋廉未能如期赴约。他也说八成是骗局，可对此仍有几分懊悔。他说，就算这九千九百九十九是诈骗钱财，可是万一是真的呢?
被拐卖儿童的家长找孩子心切，总是从“万一”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接到电话、信件，有时候分析可能是骗局，但还是怀着一丝希望按条件准时赴约。
这不，一九九O年三月二十三日，宋廉又接到一封来自河南故县的加急电报。电文：
　　为了孩子，接电速来。
　　　　　　　　　　发电人：翟光明
　　虽多次上当受骗，宋廉这次仍像接到喜讯一样，有点兴奋，当然更多是不安。不论如何，第二天，他还是带着复杂的心情上路了。
　　从安徽淮南，到紧靠陕西、位于秦岭东延的崤山脚下的故县，相距两千多公里，须换乘好几次火车，下了火车还得坐长途公共汽车，下了汽车还得步行。宋廉下了车，又穿过了几条黑黝黝的火车隧道，又爬过了几座冰雪覆盖的小山，天黑了，不得不借宿当地山脚下的一个农民家。又经过了两天的辗转奔波，才在约定地点见到了发报人，这才知道翟光明是假名。
　　一见宋廉来了，他十分高兴，也很“热情”。他说，你的儿子现在不在此地，在安徽省萧县，要宋廉随他前去认领。宋又陪他返回本省到了萧县。发报人说。“你儿子在张庄寨东风旅社，我先走一步，但需要钱，太少了不行。”宋廉只得将身上仅剩的300元钱交给了他。谁知这家伙接过钱一去不复返。
　　宋廉人财两空，又气又累，病倒了。他无钱吃饭住店，更无钱治病，躺在床上，三天没进食了，泪水不住地流，浸湿了衣袖，浸湿了被角。后来，求人帮助打了个长途电话，家里来人才将他接了回去。
　　　　　　　　　　　　　　　不速之客上门来
　　 一位看上去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找到了李静芝单位――陕西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他是安徽省某地一个乡卫生院会计。一见面，他先紧紧握住李静芝的手，表示了他对一个丢失儿子的母亲的极大同情，然后掏出工作证让李静芝看，证明他是个有工作的好人，绝不是无业骗子。
　　坐定之后，一杯热茶在手，这位不速之客侃开了，称他是安徽省的一个民间组织“七星帮会”的头头，他们这个组织以“扶危济困，救人急难，替天行道”为宗旨，是专门帮普通老百姓办事的。他们有许多人，在社会上很有些能量，一定要想方设法帮李静芝找回丢失的儿子，付出多少辛苦，多少代价也在所不惜。
　　李静芝被这位“义士”的热情和诚恳感动了。相信他所言是发自肺腑，并能付诸行动的。接着，这个小伙子又“不好意思”地提出，回家的路费不够了。李静芝当时拿出50元相助。“义士”十分感动地走了，从此杳无音讯。
　　一九九0年十月的一天中午，一个电话从旅馆打到沈长如所在的学校。这位神秘的来客称知道其女儿的下落，让速到旅馆去接他。沈长如像待贵宾那样把这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接到家。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固镇县园艺厂的，现在张公山公园门口开了个百货店。他前不久回老家看望父亲，得知他家对面一对温州理发夫妇，买了一名三岁女孩，和他们丢失的晨晨长得一模一样。他讲得头头是道，有鼻子有眼，沈长如一家喜出望外，觉得这下真是他们丢失的小晨晨了，于是热情款待。这当儿，小伙子又说，他来报信时，包被人偷去了，里面有钱和粮票等。沈长如一家信以为真，当场就给了他100元补偿费，并答应孩子找到后还将重重酬谢。
　　他们怕在家里招待不好这位“贵客”，又特意将他请进饭馆，设宴款待。酒足饭饱之后，小伙子带他们乘车赶到固镇。此时夜幕已降临，这家伙佯作找人，三转两转便溜之大吉。第二天，沈长如还不死心，又到张公山公园附近去找，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百货店”，连这个人的影子也没看到。仅这一次沈家就花费300多元。
　　沈长如痛心地说，在他们丢失孩子的半年多时间内，通过不同手段骗吃、骗喝、骗钱的就有数十人之多。“在我们全家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日子里，竟有这么多毫无人性的不法之徒，利用我们找孩子的急迫心情上门搞诈骗，在我们滴血的心上再捅刀子，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上门诈骗有得手的，也有栽倒进了公安局的，全看被拐卖儿童家长的警觉性了。
　　一九九一年四月的一天上午，全景常接到从宣城来的一个长途电话。一位男子称，他知道其丢失的孙女全欣欣的下落，要专程上门来为他们当向导，把孩子解救回家，并将他乘多少次车，何时到马鞍山火车站等都告诉了全景常，要他们准时派车接站。
　　全景常全家十分高兴，他们觉得“救星”来了。过了几天，他们按预定时间用小卧车将这位不速之客接到家中，好酒好菜，热情款待。酒足饭饱之后，这位黄裤子、黑皮鞋、留着小分头的小伙子提出，他要乘当夜十一时的火车离开马鞍山先回宣城，让全景常家人随后赶到，他们约个地方接头。
　　全景常没同意他这个方案，当夜派了两辆小车，晚十二时出发直达宣城。一百五十公里的路，车到宣城县城，天还没亮。“小分头”说：“我还得去找一个人，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会儿。”全景常不同意他一个人去，就让儿子全海涛同另一个人相随前往。“小分头”领着他们在城外转了一圈，也没找到一个人。这时，全景常父子对这个人更加怀疑，就将车又向前开了一程，还由全海涛等跟着让他继续找人，又找了好几圈，人还没找到。也许是“小分头”骗术太不高明，也许是因为全景常父子警觉性太高，这家伙的如意算盘并没有能按自己的计划去拨弄。黔驴技穷之后，他又被乖乖地拉回到马鞍山市，请进了公安局。
　　类似上门骗吃骗喝骗钱敲诈的勾当，不少失踪儿童的家长都遇到过。来信、来电话、来电报诈骗的就更多了。这些被拐卖儿童家长痛心疾首地呼吁：不要再对我们趁火打劫了。他们还说：“在我们寻找失踪孩子的同时，也希望那些财迷心窍的不法分子，寻找一下他们做人起码必备的良心。”
　　　　　　　　 　　　　　　亦知患难亦知情
　　眼泪怎么这么多!
　　在采访过程中，我记不清有多少失踪孩子的家长多少次泣不成声；也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不得不挥泪搁笔……
　　至今历历在目，那是一位看上去比她实际年龄年轻七、八岁的母亲，戴一副眼镜，讲起她寻找儿子的过程时，眼泪在她的镜片后面汩汩地流淌，从正面看去，就像两条清澈的小溪。
　　不能忘记，那是一个晚上，同事都下班回家了，我在办公室陪着一屋子丢失儿童的家长。一个长满胡子的中年父亲捂着脸失声痛哭，而周围与他有着相同遭遇的难友们也以泪相陪，整个屋子一片喘泣声……
他们真诚地告诉我，这眼泪中，不仅有对亲生骨肉的思念，对家庭不幸遭遇的痛心，也有对人贩子的强烈控诉，更有对数不清的从祖国四面八方伸来温暖之手的相识者及陌生人的鸣谢。
　　他们说，找孩子，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他们看清了整个世态。尽管钱欲物欲泛滥，有少数不法之徒趁火打劫，但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许许多多相识不相识的人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给他们送来了安慰、同情，给了他们生活的勇气、找孩子的力量。他们再三叮嘱我，不要忘记为这些好心人写上一笔。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人和人差不多”吧。
　　孩子失踪，最先伸出援助之手的是这些家庭的邻居、同事、亲朋好友、单位领导。他们顾不上吃饭，顾不上睡觉。男人们，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女人们，守候在哭昏了的家属旁，为他们看家、送饭、请医、取药。单位领导为他们筹款、派车，并派人同家属到外去地寻找。马鞍山钢铁公司第二土建公司的职工们，听说本单位职工冯秀华丢了女儿，寻找孩子需要钱，他们自发地为冯秀华捐款，时间不长，1400元钱就送到了这位不幸女工的手上，她双手接过钱，感动得泣不成声。单位领导还派了两名女工照顾她，帮她买菜、做饭、洗衣服，前后跟了她两个多月。
　　淮南市洛河发电厂工人宋廉的感触更深。他说：我儿子宋杨丢失后，厂长董炯明先后多次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听取情况汇报。从孩子丢失到接受你采访止，十八个月来，厂里为寻找我儿，出动车辆上百次之多，经济花费三万多元。我本人还收到全国各地的安慰信和提供查找孩子线索的信件上百封……”
　　宋廉还说：“我儿子丢失的事，不仅厂里、邻居、同事、朋友关心，淮南市领导也十分重视。宋杨丢失和我家庭的悲惨情况，很快传到了淮南市政府领导的耳中，深受淮南人民敬爱的好市长宋长汉同志，在百忙中连夜召开公安、妇联等各部门联席会议，成立联合专案组，侦破查找。虽然孩子暂时没找到，但他们是十分尽力的，他们的心意我全家都领了。”
　　中国有句老话：“患难识知己，烈火见真金”。一个人，一个家庭，当他们在丰衣足食中正常生活时，他们并不能深刻地体会人类同情心和爱心的可贵。当他们遇到不幸需要帮助时，当远远近近、男男女女在关键时刻向你伸出热情的手时，你才会对这股暖流刻骨铭心。
　　这是人类最值得珍视的文明成果，宝贵财富。
　　　　　　　　 　　　　　　　相逢何必曾相识
　　南京市西霞区东阳饭店。
　　这是一个由个体户开的小饭店，人来人往，生意兴隆。
　　店外门口，放着一辆轻骑摩托车。店内餐桌旁，一位老头疲惫不堪地坐在那里手托下巴发呆。
服务员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她走过来和气地问：“老同志，您要点什么?”
　　半天，这位老同志才从沉思中抬起头来，他看了看服务员，什么话也没说，眼泪先掉下来了。服务员见状，慌了，连忙把店主人和他妻子叫来了。周围吃饭的顾客也都过来了，他们围着这位老同志关切地问：“老同志，您有什么困难?我们能帮助您吗?”
　　这位老同志就是马鞍山十七冶华丰公司副经理，高级工程师全景常。他被深深地感动了，连连说：“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我的孙女全欣欣丢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寻人启事”分发给大家。小饭店的气氛顿时变了，同情的叹息声不断，都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在此就餐的人都愿为寻找全欣欣出把力。
须臾，两菜一汤、一碗米饭端到了全景常面前，请他用餐。后来，店主人干脆将他们一家的饭菜也都端到了这个桌子，他们像招待贵客一样，一个劲儿将肉菜往全景常碗里夹。一边吃，一边劝他想开点，为他宽心。
　　饭后，全景常去算帐交钱，店主人说什么也不要，说：“你有困难，我们应当帮助你，吃顿饭有什么关系。一定要留点什么，那就请留几张‘寻人启事’吧，我们将其贴到屋内屋外，来人吃饭就向他们宣传，帮你收集线索。”
　　全景常千恩万谢，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东阳饭店。他说他这辈子都不会忘掉这顿午饭和这个小饭店。
　　全景常到家不久，就收到了东阳饭店主人的来信，为他提供了一个线索。后来，经查找核对，这个同全欣欣遭遇相同、年龄相同的小女孩不是全景常的孙女，但饭店主人这种热心助人、言而有信的为人，又一次深深地感动了全景常及全家。这位老同志对我说，等我孙女找到后，一定要给这位热心的店主人拍电报报喜。
　　“到处都有好心人，这类感人至深的事就像秋天的葡萄一嘟噜一串的，几天也说不完。”全景常又讲起了另外一些故事。
　　那天早晨，全欣欣刚丢没几天，全景常和老伴、儿子、几媳来到某市一家电视台，想做个寻人广告。可电视台的同志说，他们有规定，不让播放此类广告，过去曾经播过，但挨了批评。听了这番话，全景常的儿媳妇冯秀华再也支持不住了，当时就双膝跪在地上。这时，过来一位男同志，扶起了冯秀华，果断地说：“播，播，我宁愿再犯一次错误。”
　　有关同志翻开广告价格，播一次1200元。可全景常他们没带那么多钱，怎么办?还是电视台的同志们热心帮忙，“寻人启事”很快播出去了，最后只象征性地收了他们200元广告费。
　　为了寻找丢失的儿童，孩子的照片用得很多。全景常来到马鞍山“写真彩扩社”，一听是找孩子的，这个个体户很慷慨：“老同志，优惠你，别人扩一张五毛五，你扩一张四毛钱。”全景常一次扩印了300张。
　　一寸黑白照片，马鞍山国营曙光照相馆加洗一张两角，可全景常洗一张只收一角，优惠百分之五十。他一次就加洗了1000张。
　　为了帮助失踪儿童家长找回他们的孩子，发行量很大的广州《家庭》杂志开辟了“迷失的花朵”专栏，免费为丢失了孩子的家长刊登“寻人启事”。
　　“到处都是火热的心，到处都是温暖的手。”全景常一家深深地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他将所到之处这一桩桩感人的事都一一记录下来，包括他们的地址、姓名。他说：“等我孙女全欣欣找到的时候，我要给他们寄感谢信去。”
　　按照一个热心人来信提供的线索，一位丢失了儿子的母亲来到了河北省某县，找到了这个好心人。原来，这是一对退休的老干部。这位母亲同他们素不相识，非亲非故，但他们待她如亲生女儿一般。不但为她提供线索，还留她在家中吃住，教她讲当地话，给她提供当地人的服装，同她商量怎样才能安全保险地看到“目标”。
　　经过这对老夫妇的指点、帮助，这位母亲看到了那个同她丢失的儿子差不多的男孩，这不是她的亲骨肉，但她对这两位亲如长辈的老干部满怀感激之情。
　　就要离开这个住了几天的“家”了，这位母亲恋恋不舍，百感交集，不觉又一次落下泪来。这对老干部为她送行。临分手时，他们拉着她的手说：孩子，你还年轻，一定要挺住。人活着不容易，你的儿子一定能找回来，全国各地的好心人都会帮助你的。”
　　他们把她送出去老远老远。汽车开出好一截子了，他们还向她招手呢。
　　这些阳光春风般的人间情爱，温暖了一颗颗冻僵了的心。这人间最宝贵的感情，是所有丢失孩子家长的精神后盾和生活支柱。
　　　　　　　　　　　　　　远方遥寄颗颗心
　　 李静芝的那个箱子里放得满满的，都是信，来自全国各地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素不相识的朋友的来信，有300多封。
　　来信人中，有工人，有干部、教师、农民、解放军、售货员、个体户，也有报刊、电台、电视台的记者。年龄最大的70多岁，年龄最小的有小学学生，年仅9岁。
　　他们从不同的渠道得知李静芝丢了儿子。有的是从“寻人启事”上发现的；有的是从报刊、电台、电视台“寻人广告”中得知的；有的是从报刊上发表的关于她丢失儿子的报道中读到的。
　　他们虽然身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地方，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共同的责任感、义务感：“应该帮这位不幸的母亲找回她丢失的儿子，使他们尽快骨肉团聚。”
　　这是一封封多么热烈而又感人的信啊！透过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一颗颗跳动着的滚烫的心。
这一封是河北省临清县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教师来的。
李静芝同志：
　　我从当地电视台看到了你的“寻人启事”，我为你丢失了这样一个漂亮可爱的儿子撒下了同情之泪。我第二天就发动我的学生为你寻找儿子，努力了一段时间了，虽然一时没有找到，但我决不灰心，还要继续想办法寻找。在我的有生之年，要为你们的骨肉团圆尽绵薄之力。
　　我很喜欢你的儿子。找到他的那一天，请给我拍封电报，我要认他做我的孙子，以了却我的夙愿。
李静芝哽咽着说：“孩子找到后，我一定要带他去看望这位奶奶。”
　　 这封信来自华北某省。
李静芝同志：
　　全家好，我怀着一种说不出的心情给你，给你一家写这封信。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一九九二年一月六日的《中国妇女报》上，看到了《儿啊，你在哪里?》这篇作为母亲想儿子的撕心裂胆的呼唤（这篇报道是笔者为她写的），我们流泪了……整个夜晚都不能入睡。作为一个稍有良知、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社会是复杂的，要救你的孩子，风险很大，这一切我们顾不上了。现就所知情况介绍如下……
　　 这封信是辽宁省本溪市一位编辑写来的。
李静芝同志：
　　您好。
　　读了一月六日《中国妇女报》发表的《儿啊，你在哪里?――一位寻子母亲的痛苦呼唤》一文，为您的不幸遭遇深感震惊，也痛恨人贩子灭绝人性的凶残。我也是一个母亲，有一双儿女，作为一个母亲，太理解一个有此遭遇母亲此刻的心情。如果您的儿子现在回到您的身边，怕也有六、七岁了。看到报上同时登出的你们母子离散前的合影，您那幸福、温馨的微笑，我感到发生在您身边的，好像就是一场噩梦，我的心也要跟着碎了。
　　我能帮您什么忙呢?
　　我是辽宁《本溪日报》政法部的编辑。我爱人在本溪市委办公厅工作(综合处副处长)，也是业余作家，曾在辽宁省大型刊物《鸭绿江》、《春风》，国家级刊物《民族文学》发表小说多篇，现在是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他对你的不幸遭遇也深表同情。他同我商量，希望借助于手中的笔，把您的遭遇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写出来发表在国家级大型刊物上。通过这种宣传媒介，更广地传播这个信息，说不定会有哪位好心的知情人把好消息送到您面前，把您的儿子送还您。当然，这只是我们夫妇的初衷。我们采访的一切费用自理。如果你同意，就请回信。
　　祝带给你的是好运!
　　　　　　　　　　辽宁省本溪日报 杨淑云
　　　　　　　　　　　
　　类似的来信，李静芝和其他失踪孩子的家长还收到不少，限于篇幅，不多摘了。正是这些寄自祖国四面八方的真诚的爱，温暖了这些受害者家属冰冷的心。
　　是啊！正如一首歌唱到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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