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许嘉璐先生-牛bb文章网
我心目中的许嘉璐先生
可以这样说，从我初识许先生，他二十多岁始，直到今日，这些印象从未改变。所以，我印象中的许先生，总是当年的年纪。我心目中的许嘉璐先生永远是二十多，至多三十多岁。凭我对先生的了解，我想这是由于他对教育事业的挚爱并进而产生的使命感、责任感所致。世上万般事业，教书育人最好，他是这样想；“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他是这样做。而教书育人，却也正是一种可以使人保持青春活力的事业。其次，他身上有一种长久保持不变的对新事物的兴趣、追求和探索，还有对青年人耐心认真地倾听，感同身受的理解和知无不言的交谈。最重要的，这里面没有“作秀”的成分，而能让你切切实实地感到诚恳，故而使你能够打开心扉。再者，无论上课还是闲谈，他对学生后辈的教诲都是聊天谈心，这样他的传授和言行便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人记忆于思想深处。可以这样说，从我初识许先生，他二十多岁始，直到今日，这些印象从未改变。所以，我印象中的许先生，总是当年的年纪。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便如喷涌的江水滔滔不绝。大约在60年代初，许先生便常到我家来。当时他是师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住校内。祖父陆宗达是语言教研室主任，居城南琉璃厂。系里或教研室有什么事，都是许先生来。后来又发展到他时不时来家中问学，师生相处十分融洽。但好景不长，“文革”爆发，这种“说文解字”的雅好没了容身之地。但即便在“文革”爆发且在“史无前例”地进行时期，他也常到家里来。这个“常”，应该有些时代的标记――那是相对有些人那时已经不来或很少来，所以“常”来的他给我印象很深。一般他来后，首先是与祖父久久交谈，一连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然后是从书桌挪到饭桌，谈话的“家常便饭”变成真正的家常便饭。祖父吃饭时必得喝酒，而喝酒最怕的是一人喝闷酒。我不会喝，因而没法儿陪，所以祖父生前常说这是他最大的遗憾。不过这遗憾许先生一来便填补了。同时喝酒的人必要聊天，每聊必长，这时我便可以趁机插进来，不仅听他们说，而且自己也说，有无拘无束的快感。许先生虽是老师，我却没有将他看成“师”。有时他在卧室里和祖父谈话，我不能进去打扰，就在外面客厅里注视连接客厅与卧室的隔断的花玻璃，希望那上面能映出许先生起身告别的身影，因为这表示他将到我住的房间来和我聊。有时我会听到祖父说：“走了?嘉璐?”回答则是：“我到小昕那儿坐会儿。”每到这时，我都非常高兴。那时我作为一个少年、青年，凡是青春时代一个年轻人所特有所能有的想象、梦幻几乎无所不有，有些甚至离奇古怪荒诞不经，而这些，还有些对人对事对世界人生的看法观点，甚至是偏激的观点，都可以向他谈，向他讨教。他也总是安安静静地听你讲，不论你讲多长，似乎总有耐心。他也常常反驳你讲的话，有时甚至让你感到有些失望。可事后回想，却又因有所收获而高兴。这就让我想起祖父生前一次闲聊中对我说：“俩人谈话，最怕的是你说完一大通儿，对方一点反应也没有。也不说对也不说不对，那你算是白说了。”有时与许先生聊完，高高兴兴送他走。走到院里，父亲却会从他住的南屋里迎出来说：“嘉璐，要不着急，到我这屋坐会儿?”记忆中，每当许先生来家，家中便总有欢声笑语。我和我妹妹都喜欢他来。我们喜欢的原因，一是因为虽然相对我们来说，他是大人，当时三十岁出头，而我们还是十多岁的孩子，可他并不因此而轻视我们，好像特别能与我们合到一块儿，就像是我们的大朋友。而其他绝大多数客人即便与我们交谈，也常让我们有“客人”和长辈的感觉，因而拘束，自然也就敬而远之了。二是他善于诱导。有不少祖父的朋友、学生到我家，若与我们谈话，总爱说：“你有这么好的条件，要好好学习呀，把爷爷的学问继承下来。”人家这当然是关心，但也总隐隐露出一种自上而下的教诲。给人以沉甸甸的压力，听后让我诚惶诚恐。许先生则不然，记忆中他没讲过这样的话，但是在我们山南海北的闲扯中，每当我向他请教或他纠正我话中的错处时，便总会旁征博引许多古代文化知识，因势利导，最终在“润物细无声”中将我导人到求学的途径。许先生的专业是古汉语，从祖父学《说文》、训诂之学。但他多才艺，这也是他与人容易沟通的原因。记得这样一件事，80年代初，卓别林的电影风行一时，有部电影名叫《舞台生涯》，里面有这样几句台词：“黄昏时的暮色像梦一般美，天空中弥漫着丁香花的气息……”我那时正当青年，尚未婚娶，因此满脑子玫瑰色的浪漫，对这两句话非常喜爱。有次我到许先生家给祖父办事，闲谈中提到这部电影，我就把这几句台词背了出来，并说翻译家潘耀华翻得真好。许先生笑道：“那是我写的。”细问，原来潘耀华也住北师大，离许先生家不远，且二人十分熟悉，所以潘耀华每译一部卓别林的电影都要请他润色修改。许先生从祖父学习的事，很多人都知道，没有必要再说，还是说几件记忆中的琐事。祖父好吃，是美食家，这一方面是人的天性，另一方面，更主要的一方面，是由祖父的老师黄侃所传。由此，祖父“文革”前就带许先生下馆子，边吃边聊边谈学问。同时，祖父在外地及在北京与朋友聚会，也时常让许先生参加。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黄侃先生的侄子、武汉大学教授黄焯先生来京，与祖父和祖父老友赵元方先生聚会。祖父从市政协要了辆车，同时邀上许先生。大家先去照相，照相馆在楼上，而赵先生褪脚不利落，正当为难之际，许先生自告奋勇，和司机小申轮流将赵先生背上背下，完成了老人们的一桩心愿。然后大家来到菜市口的“美味斋”吃饭，又是照此办理，才得以聚餐。祖父去外地开会，许先生经常陪同。有时他也给我讲一些陪祖父去外地开会时发生的趣事。有次他陪祖父去武汉开会，时在冬天。他说，“到饭店把爷爷安顿好，我又出去办住宿登记。回来一看，二百八十岁的老头正帮爷爷找棉裤。”世间哪有二百八十岁的老头?他解释说，有四位老先生去看爷爷，都已七十多岁，合起来不是二百八吗?四个人到处找也找不到，他了解爷爷，往爷爷腿上一摸，说，您不是穿着呢吗?祖父年老后，腿脚、精力大不如前，难得像以前那样各处下馆子吃美食，然而口腹之欲依然，常需家人采买。有次许先生来家闲谈，祖父无意中谈到羊肉泡馍如何好，以及做与吃的方法。许先生知道新街口附近新开一家店，名“西安饭店”，主打就是羊肉泡馍。于是自己提了饭盒去，买了送到我家，亲眼见我祖父品尝。还说：“这个馍一般是饭馆里的人给顾客掰好。我瞧他们掰出的块儿太大，不够碎，这馍又硬。于是我跟他们要了馍，自己掰，可以掰得尽量碎，好消化。”第二天一早，我接到他电话，问，吃完怎么样?没事吧?听我说没事，他才放下心。原来他还是担心馍太硬，怕祖父的肠胃受不了。记得有段时间祖父不在家，被“专政”住进“牛棚”。许先生虽然也自顾不暇，但还隔三差五来家看我祖母。有一次我从外地回家，看见他手里拿了两包油纸包裹细麻绳捆扎的点心，正和祖母来回推让。只听他说：“老师不在，做学生的应该。”祖母说：“什么应该不应该，你也不容易。拿回给你孩子吃吧。”祖父去干校后，每月送工资都是许先生来。祖父回来后，除去与许先生论文治学，文稿的出版、交涉，稿费的支取、收领，书籍的拿取、邮寄也主要是他奔走。除去这些，许先生还帮我们收拾藏书。祖父藏书丰富，虽经“浩劫”，残存倒也不少，但皆七零八落，狼藉于各处。祖父虽有心收拾，但已力不从心，这副担子自然也落在许先生身上。第一次整理时我还依稀记得是个温煦的秋日，他带着我在北房的廊下整书。线装书的书名、卷次全标在书根，弯腰捡看十分费力。我也不知怎么干，老是从堆得又乱又高的书堆中挑拣同一种书来配，费时费力甚多且不见成效。这时他过来教我，说：“你看，像我这样，把一种书的首页翻开，露出书名，然后你把捡到的同一种书都先放到这书下边，别管卷次顺序。把书按种类分开后，最后再给这套书顺前后，看看是全的还是残的。”记得那次我们干了一整天，从日出到日落。以后十来年中，又收拾过几次。总而言之，先生“有事，弟子服其劳，”这话在许先生那儿算应验了。祖父晚年多病，每次住院，许先生去探望是不能少的，并且常常带上“夹带”――烟卷儿，以防祖父需要。因为医院不准抽烟，而祖父抽了一辈子，与烟须臾不可分，有时向许先生要两支，趁护士不在过过瘾。一次二人正在过瘾，护士进来了，见状责问，当时正好是夏天，许先生便答以“熏蚊子”。说到吸烟，正好说一说我所了解的许先生的个人生活。他嗜烟，这点上和祖父的共同语言大概不少于学术上的共同语言。所以祖父有了好烟总要留出几支，说：“等嘉璐来了抽。”“给嘉璐留着。”有一次许先生说：“其实我也不是烟瘾特别大。我备课常常到夜里一两点，为防困，手里夹根烟熏着，提精神。”他吃东西非常随便，从不挑拣，吃饱就行。但每逢星期日，必睡懒觉。因夜里做学问，早晨起不来。平日有客或有事，不准不起。一遇假日，便高卧东山。平常虽不讲究衣饰――其实那时的环境也不允许讲究，但干净挺括，看上去总带出年轻人的朝气和麻利劲儿，精神抖擞，腰板笔直，举止洒脱，言语幽默，不见许多知识分子的未老先衰之态。在儿女面前，许先生也很随和。尤其是女儿，可以与他开玩笑，有时甚至“没大没小”。所以，我的观察，儿女对他与其说是敬重，不如说更多的是爱护。所以他的家庭总呈现着一派欢乐祥和。许先生也是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好养花种草，客厅里当年有两样东西最惹眼，一是满架满柜的书籍，一是高高低低的花草，家具则是陈旧的。在花香与书香的熏陶中，坐在那时刻要留神挂破裤子的破沙发上，与他天南海北地闲谈，真是一种享受。许先生和我们都喜欢小动物，我家搬去师大后，丢了只猫，这猫十分可爱但呆头呆脑。丢了后，许先生还帮着找过。一天他十分高兴地来我家说，看见那只猫了，成野猫了，但很胖，不用担心，看来环境一变它生存能力倒强了。闲暇时，他并不拒绝看闲书。一次我去他家，看见沙发上扔着一本《济公传》。这倒让我想起祖父生前也是《济公传》的爱好者。祖父有次生病住院，便指名要这书。虽说祖父不会把这爱好传给学生，其实对于语言研究来说，其中的市谚俚语很有用处，更不用说其语言幽默，情节诙谐，犹如清明上河图一般宏大的市井风俗画卷令人流连，常令老北京人读后情不自禁地笑起来。说到这儿，我倒觉得他与祖父除了学术外，还多了一层老北京的兴趣嗜好。有时闲话老北京人的生活习俗，他们也聊得十分起劲和热闹。祖父最后的那段日子，是在友谊医院度过的。许先生时任中文系主任，自然少不了操持。祖父的病情反反复复很不稳定，我们精神都很紧张，不知什么时候发生不测。为了及时与医院联系，他把我家、他家和中文系的电话都留给了医院。我和他也保持着电话“热线”，一两天便联系一次，互通情况。有次，他口气有些紧张地打电话给我，说：“小昕。你先别紧张。友谊医院刚才来了个电话，我刚巧没在，也不知道有什么情况。我往回打，可傅大夫(祖父的主治医)又不在。”于是我们决定一起给病房打电话。我给“友谊”一打，“友谊”说并没给我们打电话。我正疑惑，许先生的电话来了。他如释重负地说，“刚才真是个误会。是有个人姓刘，叫友余，给我打电话。我没在，传话的人也说不清，友余就成友谊了。我心里一紧张，就给你打了。没事就好。”这些年里，每当我从书刊上、报纸上、电视里或是电话和相见中，看到、听到许先生讲述他的学术生涯、治学途径、人生道路，都会首先并一再提到、回顾我祖父对他的影响和教诲。其实，一个人的一生，名师的教诲是必要的，甚至是方向性的、决定性的，这自不待言。然而，路，毕竟是自己走出来的。在根本上，还是自己决定一切，决定未来。回想50年代时，古代汉语算作过时的封建时代的那套学问，在全面向苏联学习的狂热中，一些古代文化的课被砍掉，祖父自然“失业”了，于是改行去教现代汉语，还带出一届现代汉语研究生。那时有多少青年人不愿追随时代当弄潮儿，而去学无用的腐朽的“八股”?而50年代后期毕业留校的许先生就选择并爱上了这门在它未遭贬谪时就被视为“枯燥”的学问。五六十年代他便从祖父习《说文》、训诂，从未中辍。“文革”爆发后，迫于形势不得不中断。然形势刚刚有所缓解，祖父从师大山西临汾干校奉调回京，每日到师大化学系(原辅仁大学)的《新华字典》编写组(后来移到校本部)上班。编写词典，许先生一星期便有两个上午去词典组，利用一间小屋从祖父“偷学”《说文》。周末，又常来家里讨教。记得某次祖父吃饭时说：“嘉璐不错，现在这种时候还跑来跟我学《说文》。”就这样，水滴石穿，终成方家。正如祖父对他的评价“嘉璐这个人，聪明，天分高，肯用功。”前几年，香港凤凰电视台录制了对许先生的访谈，节目最后，主持人吴小莉问许先生，你现在有这么多职衔，最看重哪一个。答曰：“先生。”先生即教师。当教师，说易也易，说难也难。冬烘八股，易也，饱学深思，难矣，更何况还有“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训诫令人不敢懈怠。正因为做教师，做一个受人爱戴的教师不容易，因此也无上荣光，桃李满天弦歌遍地，是我中华文明的根基所在。由此，我祝愿许先生以永不衰竭的朝气开拓无限广阔的未来，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使中华文明、文化的种子绵绵不绝，将前辈先贤的事业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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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川：给许嘉璐先生的公开信（未定稿?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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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许嘉璐先生的公开信（未定稿•修改稿）肖川尊敬的嘉璐先生：&&& 您好！&&& 当我在北师大求学时，您是北师大的教授；当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时，您是北师大的副校长；当您是民进中央主席时，我加入了民进。从师生到同事再到同志，这三重关系使我斗胆就“中华文化标志城”一事向您进言。&&& 最近，从媒体上得知“中华文化标志城”这项工程光论证就历时七年，花费近千万，从中不难看出，作为“中华文化标志城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的您以及相关人员和机构对这项工作是审慎的。只是在我看来，参与论证者大多也就成了这项工程的利益相关者，而“利益”这东西往往会蒙蔽人的眼睛。我私下里和我身边以及全国各地许多的学者讨论这件事，他们都非常一致地反对这项工程，而这些人在我眼中都是有头脑、有见识且正直和磊落的知识分子。&&& 精神家园是不可能存在于某个建筑之中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争论了近百年，这一争论也还将继续下去。我只想作个提醒：如果存在所谓优秀的文化传统，那何以使得中国近代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全面落后？而且这个落后还不是一点点。有人会说，是由于皇权至上的专制统治，是由于列强的入侵，是由于连年的战火狼烟……可这一切又是什么导致的呢？难道先进国家是由于他们“人种”上的优越吗？是由于上帝特别的眷顾和庇佑他们吗？非也！是由于他们内涵理性精神和民主政治的文化传统。　&&& 人们常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有文明以来，在这块土地上延续了5000多年。不错，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至于我们的祖先是怎么生活的，我们也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史实：直至几十年前，中国人除了少数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之外，普通的老百姓那过的是什么日子呀！民不聊生、饿殍遍地、卖儿鬻女，甚至易子而食，生灵涂炭，水深火热，这可是白纸黑字记载着的历史。&&& 在您面前，我甘愿冒无知、浅薄甚至“反动”的恶名，直言不讳地告诉天下人：中国历史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这可不是我的发现，我们不妨一起回忆一下鲁迅先生眼里的中国：“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痛，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宴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宴席的厨房。”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在我看来，任何美化中国历史与传统的企图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如果认定这个项目的谋划者、经营者真的就是单纯为了宏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那未免过于迂腐和幼稚。依我看，其基本思路仍旧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瞄准的是海外（包括境外）的捐助资金。“标志城”作为一个招商引资项目的确可能吸收到部分海外资金，但300多亿中本土资金恐怕还是要占大头。问题是如此巨额投资的项目能否收回成本姑且不说，光以后设施的维护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定会不是一个小数。弄不好当地政府和人民会因此背上沉重的包袱。另外，流向中国大陆的海外资金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常量，用在此多必用在别处就少。今后当真有什么事需要海外援助时，而可以利用的资源已经非常有限。这都是我们不得不顾及到的。&&& 今天我们的国家还非常的不富裕，甚至还有很多的国人没有摆脱绝对的贫困。这二三十年来我们的确取得了不小的经济成就，但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可以去投巨资建设与人民生活的改善无关的项目，更何况我们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以资源的巨大消耗与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如何确保大量的中低收入阶层能够“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住得上房”，真正体会到社会的温暖和发展进步，政府还需要大量的投入。任何真正的爱国者，任何一个有智慧、有责任感的公民都不应该无视这一事实。可正如于德清先生所指出的：“有些官员、地方政府天天口头上、文件中，到处都是‘情为民所牵，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如今物价上涨、社保不备、医保不全四海皆叹民生多艰之际，投入巨资搞如此浩大的形象工程，是何居心？”现在许多所谓的传统文化复兴工程，不过是“政府掏钱，官员作秀，民众买单”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败家子工程。对政府来说，有时候“乱作为”比“不作为”为害更大。历史上由于大兴土木导致民怨沸腾，甚至兵连祸接、生灵涂炭的事并不少见，“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在我们国家从来就不缺乏有识之士，只是“官本位”的无穷威力下造弄的污泥浊水使得任何真知灼见都如暗夜中萤火般微弱。我给您写这封信，只是想向您表达一下我个人的浅见，如有可能让更多的有良知的国人今后能够对类似于“标志城”的动议和工程变得更为审慎。资源匮乏、人口众多的中国需要更多的是忧患意识，而不是奢靡浮华。在有些地区奢华之风有愈来愈盛的苗头，这需要我们格外警惕。&&& 许先生，我是从媒体上得知相关信息的。等我知道时，这件事情好像已成定局。我知道这封给您的公开信不会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我只是尽一个公民、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点责任，向您陈述我的一点感想。当我们的子孙后代走进“标志城”时也许会问：“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很富裕吗？为什么耗费巨资建设这样一个人造景观？当时就没有人提出异议吗？”那时，负责任的历史学家会告诉人们：“有人提出了异议，并且向‘中华文化标志城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许嘉璐先生写了公开信表示反对，但看来没起到作用。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对这项工程提出了异议”。我也知道，这件事也不是您一个人能够左右得了的。但我相信，您的意见会很有影响力。至少可以让人们在一些事情上更加谨慎，更为低调。&&& 我也特别想通过您向有关的院士们转达我的一个建议，一点提醒：希望他们能够珍惜国家和人民给予他们的崇高荣誉。院士不过是自然科学某一领域的杰出专家，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硕学鸿儒。人文领域的事情比自然领域的事情要复杂得多，隔行如隔山，每个人的局限性都很大。由于社会上一些人对于院士的盲目崇拜，使得院士们的一言一行都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正因为这样，我恳请院士们能够特别的自重自爱，否则就可能好心办坏事。&&& 言不尽意，有不妥之处，望您海涵。&&& 祝您幸福安康！　　　　　　　　　　　　　　　肖川　　　　　　　　　　　　　２００８年３月８日。&&& 注：据２００８年3月3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山东省拟投入超过300亿元在曲阜、邹城一带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工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受聘为标志城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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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北京师范大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虽然职位不断变更，但在讲台上他已整整坚守了47年。作为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是他将训诂学这门看似陈旧的学问发扬光大，并在现实生活中彰显出巨大的魅力。著名语言学家、学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做客《大家》，还原一位学者的本色。
&&&开“祝涸诓煞眯砑舞聪壬埃颐切闹性嗌儆行╈忑不安。因为许先生对所有的采访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采访时间必须非常精确，四十分钟的节目，他绝对不会给你更多的时间进行采访。但是当我们真正面对许先生，开始对许先生采访的时候，我们心中所有的不安和忐忑，突然间都烟消云散了。
　　访谈：
　　许嘉璐：我真不愿意接受你们的采访，我丝毫没有客气的意思。因为在我脑子里大家是有榜样的。
　　主持人：您觉得大家应该是什么样的？
　　许嘉璐：比如说，冯友兰。
　　主持人：您觉得他是？
　　许嘉璐：他是大家。诸如此类的。启功先生是大家，钟敬文先生是大家，我简直是小巫和大巫，比都不配。
　　主持人：为什么您会这样觉得，您觉得跟他们有什么差距吗？
　　许嘉璐：我作为一个学者，我由于工作的需要，怎么说呢，就是几乎我的专业变成我的业余了。
　　主持人：但是我觉得，您的心里可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您不愿意丢掉您的专业。当然您是领导，您说不是，我也不能说是。
　　许嘉璐： 不不，在这一点上咱们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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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嘉璐在地方调研
　　解说：在公众视野中，今年69岁的许嘉璐先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民进中央主席，身居高位的他常常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媒体采访中。但是，许嘉璐作为学者的另一面却鲜为人知，他的研究领域更是一门冷僻的语言学科——训诂学。
　　训诂学是阐释古代典籍的工具学科，东汉许慎撰写的《说文解字》是训诂学的经典著作，古往今来，有不少文人雅士热衷于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不断追寻古代汉语语音和语义的演变轨迹，章太炎、胡适、梁启超等等。然而，二十世纪以来，随着时代的巨变，训诂学似乎成为一门远离社会、封闭在书斋里的学问，但在许嘉璐看来，这门学问却是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
　　访谈：
　　许嘉璐：古代的语言绝大部分是没有死的，是化在方言里了。只要是有心人，只要接触实际，不要老在象牙塔的塔尖上待着，只靠文献过生活，你会发现大量生动的东西。生活的活，为什么一个三点水，一个舌？
　　主持人：是不是有水才…我猜的。
　　许嘉璐：这叫望文生义。
　　主持人：这就不叫训诂学？
　　许嘉璐：这个舌是声音，这个字的声音，这个字应该念gua。
　　主持人：gua，您说光是“舌”字这一个字。
　　许嘉璐：不是，是“活”字，他最初是一个什么意思？是水流的声音。这个活，是水流的声音。
　　主持人：那应该是象声的。
　　许嘉璐：带有象声。为什么变成生活的活呢？我始终找不到。八十年代，有一次我到云南去讲学。我的一个学生，他说我给您带一点牛干巴回去。
　　主持人：是一种菌类是吗？
　　许嘉璐：不是，牛杀了以后，阴干了风干它。当它水分充分干了以后，就可以存很久，切的时候很硬的，挺好吃的，叫牛干巴。他到一个摊上问，那个牛干巴活呢？人家就说，不活，你看看，哪里活吗？就是活。结果他认为这些牛干巴的肉都不好。我说你看，我说你已经送给我一个礼物。我问你，那个牛干巴活呢？什么活。他说他的肉活，什么肉活，水分大，晒得不够透。哎呀，我说谢谢你了。水声，就演变为一个东西含水分大，谓之“活”。这刚好是人活着的必要，人干了就是木乃伊，那就成了人干巴。有水才能活，就是这样演变过来的。
　　主持人：从水声？
　　许嘉璐：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古老的东西都在生活里活着呢。当这个豁然开朗的时候，那个喜悦比学生送我两块牛干巴还高兴。
　　主持人：实际上您完全改变了我对训诂学的看法，很多人都认为训诂学是查经据典，在这个书里寻找脉络和线索，实际上您这么一谈，我们发现训诂学是在生活当中。
　　许嘉璐：当然也有只在故纸堆里去考据的，也需要，我们要读懂古书嘛，把古代的文献搞清楚嘛。但是都这么搞，也有失训诂学的本意。训诂学就是活生生的东西，解决古代和现代的桥梁问题。
　　解说：与以往的训诂学家不一样的是，许嘉璐更多地在实践着如何将训诂学与当代社会学、文化学结合起来。在他的大力推动之下，这门传统学科被赋予了更多时代气息。许嘉璐，也被誉为是当代训诂学领域“立足传统、开拓创新”的领军人物。
　　解说：许嘉璐的母校是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名校。52年前17岁的他考入中文系第一次戴上了北师大的校徽。当年，这些国学大师还都是中文系的教师。正是从他们身上，许嘉璐感受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治学精神。而其中引领他走上训诂学道路的，是语言学一代宗师陆宗达先生。
　　访谈：
　　许嘉璐：我的恩师陆宗达先生，他的内侄是我的同班同学，高中同学，非常要好的同学。这样从他那里，我就知道了陆宗达。那是了不起的人，中国的活字典，那学问太好了。当我入学以后，看到了教研室门口贴的名字，我就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不久，我这个同班同学就带着我，当时是大学一年级，就去拜访了陆宗达先生。到他家，陆宗达先生那种宽厚、和善，纯粹那种老学者的样子，从此就结识了。
　　解说：陆宗达１９２８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他的老师是国学大家黄侃，黄侃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章、黄二人共同开创的章黄学派是训诂学中非常重要的一支。陆宗达也被认为是章黄之学在当代的重要继承人，尤其精通《说文》。而许嘉璐向陆先生讨教学问不是在课堂，却是以一种特殊的形式。
　　访谈：
　　主持人：我知道，他喜欢美食，在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教你不少东西。
　　许嘉璐：他不是有意教，的确像你所说，陆先生是美食家，他在家里吃饭是很讲究的，不在于好，不在于多，而在于做的细。陆先生有一个习惯，从不留人在家里吃饭。唯独我例外，每去必须留下吃饭。
　　主持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例外？
　　许嘉璐：可惜陆老已经仙逝了，无法去问他了。但是说实话，在他家吃饭，很难吃饱，你想我二十多岁，我饭量多大？陆先生家吃饺子，是这样小的饺子，五个五个煮。
　　主持人：五个五个煮？
　　许嘉璐：这样汤才清，美食家嘛讲究嘛。五个五个煮，五个煮上了，我一口能把五个都吃掉，但他要慢慢吃，我夹两个没了，那儿还没出锅呢。他是什么呢，就在这个时候，没有想到讲课的时候，他随便，酒酣耳热，这样聊天，而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把学问偷来了。
　　主持人：偷来了？吃饭的时候偷来的学问。
　　解说：许嘉璐现在回忆，幸好那个时候自己不会喝酒，否则和先生一块喝醉了，什么也学不到。有时候，他也趁先生微醉之时问一些早就准备好的问题，每每此时，先生总是会露出一丝略带得意的笑容。至今，许嘉璐还能模仿得惟妙惟肖。
　　访谈：
　　许嘉璐：也有的时候，是我有意地要掏他的东西。
　　主持人：偷师也要有办法。
　　许嘉璐：比如说，他的老师是黄侃。我说，有人批判黄侃怎么怎么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呀？我并不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你要掏他的东西你就要装着什么都不知道。
　　主持人：越是这样，他就越爱说？
　　许嘉璐：就越容易勾出他的话来。先生就…一说到和先生的交谈，我就不由得自己做起来了，端起酒杯，“这个嘉璐你问我就对了，别人还真不知道”，于是就跟你叙述。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语言所的丁声树先生，在研究现代汉语的时候得出一个结论来，看来黄侃先生的结论是对的。你不妨去访问访问丁先生，看他是怎么得出的结论。
　　主持人：这就是他当时给您上课时的神态？
　　许嘉璐：就这样的神态。他给你指出一条路来。有的时候我说，这个问题我查了半天我查不到。他说，你看《周礼正义》了吗？我说我没查。你去查查看，就这么两句话，我就记下来了，回家赶快看这个书，答案在上面。所以老师给学生的点拨，不在于车轱辘话来回说，不在于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有时候就是画龙点睛。但是当然也需要学生的悟性，要知道这句话的可贵，剩下的工作你去做。
许嘉璐在授课
　　解说：从入学到留校任教，许嘉璐向陆宗达先生一点一点偷学问、掏学问，前后持续了三十年之久，陆先生对许嘉璐的影响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许嘉璐的研究，被认为是弘扬“章黄”学派的重要原因。对于先生的润泽之恩，许嘉璐常常以“不知如何回报”来形容，1988年先生离开人世。他的文章结集出版，许嘉璐所作序言饱含了对先生的怀念之情：
　　“这本论文集里的内容差不多我都聆听过先生的口授，有的还反复听过，现在读来格外亲切。”“论文集里的个别文章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犹如《中国音韵学》。现在文章是看到了，却已在先生身后，即使有所疑难，却无处请益了，不禁令人怅然。”
　　访谈：
　　主持人：是不是您在饭桌上向陆先生偷师。所以可能影响您以后在生活当中，很多的细节里面，也包括饭桌上的时候，也会把它当做一个学习或者传授的场合。因为我也听说过，您在饭桌上指出过说菜单这个字错了，来历是怎么怎么回事儿。您还记得吗？
　　许嘉璐：那次是在一次宴会上，我是江苏淮安人。淮安菜系就是所谓淮扬菜系。那个菜单上，有一个菜名叫软兜长鱼，软硬的软，口兜的兜。我就把经理叫过来，开玩笑啊，我说软兜，这个兜是什么？他说这个软兜就是什么什么，我说你别跟我讲，这个兜字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不晓得。我就用家乡话跟他讲了。做长鱼是我们淮安的特色（做黄鳝是我们淮安的特色）全国只有淮安把黄鳝叫长鱼，我说这个字错了。应该是肉月边一个豆腐的豆。他说，这个不晓得，委员长，什么意思呀？我说这个字你去查，见于《说文》，公元100年汉代许慎编的《说文解字》，这个dou(月边加一个豆，该字打不出)它的解释是项也，项羽的项。
　　主持人：脖子是吗？
　　许嘉璐：不是脖子，是颈后也，颈才是脖子，项是脖子后面。我说长鱼用的是什么？长鱼这道菜是非常有名的一道菜，是一条黄鳝，只取黄鳝头后面背上一条黑，把它片下来。
　　主持人：这个就是？
　　许嘉璐：dou(该字打不出)。因为它是软的，所以是软dou(该字打不出)。
　　主持人：实际上这个经理他早已经不知道这个dou(该字打不出)是怎么回事儿了。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许嘉璐：对。训诂学的原理仍然适用于今天，解释今天的语言也要用它那一套方法
　　解说：从1959年许嘉璐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已经有47年。虽然其间他的行政职务跨过好几个台阶，但作为一名老师的这个角色，他却从没有放弃过。现在，许嘉璐仍然在北师大汉语文化学院带博士生，无论多忙，他都保证至少每个月为博士生讲一次课。他说，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教书是他最大的爱好。
　　访谈：
　　主持人：爱好？
　　许嘉璐：当然我没有任何嗜好，除了抽烟。
　　主持人：采访您之前，一个工作人员就在嘀咕，说许主席两个小时不抽烟行吗？
　　许嘉璐：我五个小时不抽烟没问题，在大会堂开会开几个小时不抽没关系。真正的爱好，教书这个爱好，也算职业病无法克服。不管我身体如何，或者最近有什么工作上的烦心的事情，我只要一到讲台上，一开讲全忘了。而且受我老师陆宗达先生的影响，面对一个人讲课，我也是和一百人，二百人一样，提高声调来讲。
　　主持人：这个其实不容易的，很多老师是看着学生多的时候才来情绪，您是一个人也行？
　　许嘉璐：一个人也行。因为我有的时候是把博士生叫到家里面谈的，面谈也是，以至于老伴儿过来说，今天不是大课，你不要那么激动。不行，一到讲课情绪就上来了。
　　主持人：您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呢，讲课的时候？。
　　许嘉璐：这个恐怕需要心理学家给我（分析一下）。
　　主持人：所以说才是爱好，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欢。
　　许嘉璐：因为有这么一股抑制不住的情的迸发，表现出来，外部的表现就是在台上的张牙舞爪，眉飞色舞。其结果是两三个小时讲下来，回了家，特别我年岁大了，已经虚岁70了，就瘫了。
　　主持人：非常疲劳？
　　许嘉璐：非常疲劳。因为呼吸整个打乱了，伤气了，就判若两人了。但是恢复过来，或者是我正在疲劳，又来了学生了，神又来了，就像吸了鸦片一样。这是一种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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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来源：央视国际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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