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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城东拉西扯--香港《九十年代》杂志阿城作品座谈
  你知道阿城为什么要写《棋王》吗?  你知道阿城如何写小说吗?  你知道,文化大革命影响了阿城什么吗?  你知道阿城是怎样一个人吗?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阿城从大陆去了香港,和徐克、施叔青、张朗朗、刘汉成、李怡等文艺界人士举行一场座谈,谈到自己的生活、写作和思想,内容非常精彩充实,本文即使该座谈会的记录。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中,阿城到港一行,参加书展,出席讲座,会朋友,逛书店,买书。十二月十四日星期六,《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特别邀约了几位朋友,与阿城摆龙门阵,他们是:      徐克:擅导擅演,谈吐举止富于电影感,正计划把《棋王》搬上银幕。  施叔青:小说家,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也写艺术评论。  张朗朗:阿城老朋友,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原来是专修美术的,现居香港。  刘汉成:默默的编剧和影评人,正在改编《棋王》为电影剧本。    阿城是个聊天高手,六个人的龙门阵一摆就是一个下午。谈了些啥?记录如下。    自从小说棋王面世之后,它自然、朴实、深刻而有别创一格的故事及内涵几乎打动了她的每一个读者,他的作者阿城亦以文坛新星的姿态崛起。这位思想敏锐,个性独特的新锐作家,对自己的介绍是:    我叫阿城,姓钟。一九八四年开始写作,署名就是阿城,为的是对自己的文字负责/王婆出生于一九四九年的清明节。中国人怀念死人的时候,我糊糊涂涂地来了。半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传统的说法,我也算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这之后,是小学、中学。中学未完,“文化革命”了。于是去山西、内蒙插队,后来又去云南,如是者仅十多年。一九七九年退回北京,娶妻。找到一份工作。生字,与别人的孩子一样可爱。这样的经历,不超出任何中国人的想象力。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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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自己写的,不要让人误会是自己写的就行了,哪怕是无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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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先讲讲你写棋王的动机。      阿城:稿费,就为的稿费。当时生活还比较困难,我就大概算了一下有多少稿费,应付家里特别急需的,如冬储菜马上要买一百多斤,这个钱就有了。      徐克:冬储菜是什么?      阿城:就是在立冬之前必须先储存起来的菜,要一大批钱来买,大概五十多块钱吧。像我们这样三口人,二十到三十块钱也就够了。它是定量的。      李怡:这篇文章什么时候发表的?      阿城:去年四月。(李怡:四月怎么是冬储菜呢?)四月只是发表。稿费是我心里现有了底,第二年四月肯定有这个稿费可以还,才敢跟人借的。    徐克:出来以后呢?      阿城:在《上海文学》印出来以后,我个人认为这篇东西是没人看的。因为一般人看的东西我拿来一看,发现和我的东西都不一样。后来慢慢的就有很多人打听是谁写的,知道了是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我也认识,但是他好像不会写小说。因为这东西在国内算是高档的……        张朗朗:就是在国内对文学有类似爱好和经历的人。他们一看到他的东西,就到处奔走相告。先只是口头传而已。我和他早就认识了,我也是属于不相信是他写的那一类。阿城会写小说?我以为他是画画的,因为我们是星星画展已开始的时候认识的。文章出来后的第一个方向就是人人都在争说这篇东西。最早和我提的是写遥远的清平湾的史铁生,他也是北京知青。后来周围所有认识的、认为中国应该有点文学的,就开始普遍重视棋王了。        李怡:说来倒很奇怪,他写出来,认为没有人会要看,我在登了一篇评论后拿到这篇小说,看了以后,自己很喜欢,也以为我们的读者可能不会看,但还是刊登了。谁知道发表后却产生了非常奇怪的反应,香港那些专栏,也写了很多有关棋王的东西。连徐克看了,也打电话给我说想拍成电影。因为它是很知道香港观众心理的导演,以前拍的电影大多相当卖座。他都觉得好,觉得会有人喜欢,我就感到相当奇怪。我们的预期,同看的人的了解,这中间好像有点距离。        阿城:得确实这样的。我自己也是有这种感觉。原来我是认为没人看的,谁知大家就哄了起来了说这东西好。我就好像那种很笨的女人,突然一个男的说:哎,你好漂亮!我就问,我真的漂亮吗?的确是这种感觉。我说这个笨女人没有给香港这边的人看一眼,如果看了,不知是不是也是说:好漂亮喔!        徐克:你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情况与方式有什么特别的?情绪呢?      阿城: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比较随便的场合……也就是,我很好讲故事,平常如果大家一起喝酒,就叫我讲故事。      徐克:今天应该弄一点酒来喝。      阿城:不行,一喝酒就开始胡说八道了。我们还是就瞎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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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克:我对你的小说感到很好奇。因为我以前对国内的小说虽然看得不太多,总还是觉得脱不了那个框框。看你的小说感到很过瘾,很容易投入,人物很清楚,有点像武侠小说,比如谁见谁,做什么事情,等等。你自己感觉如何?        阿城:我本来也没什么想法,只是觉得稿费来了挺好的。但是文章四月发表,到了秋天以后,形势就不得了了,尤其是王蒙写了篇东西以后。我就开始想这个事情了,怎么回事?有人说我长得漂亮。是不是我真的漂亮?后来渐渐的我就感觉国内的文学和小说圈子开始向我靠拢,把我包围了。按照传统的问法,就是:你的语言是怎么来的?你的构思是怎么进行的?当中的人物是不是有真实的模特呢?其实平常我看人家小说的时候,都不从这儿看得,讲的就是一个感受而已。要不然就是他们太专业化了,看小说随时和它有距离,看它的构思是怎么进行的,语言或文字是怎么练的,还有主题是什么。我觉得他在看小说的时候是隔岸观火,那边烧得挺厉害的,这边却很冷静。我读小说却不一样如果这个小说好的话,我就跟着它走,什么都不想,就好像听一个人讲故事似的,不会眼神冷冷的没点交流。但现在这事儿轮到我了,我要和我的小说产生距离,尤其在这么多人问我,说它好以后,我钟阿城就开始看、研究阿城的小说。有的评论家说阿城炼字,但是后来我想,我只写了三个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涂改。我想我没有炼字的这个过程……        李怡:构思呢?      阿城:构思也没有。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一个家境不太好的年轻人,当他进入社会的时候,他首先要解决的是温饱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才找到另外的一点寄托。就这么简单,所以也没有什么构思。再说拿笔在纸上炼字,我的确没有,这完全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问题。后来我给自己的结论,就是一种变成自己的状态。好比我插队到山西,山西这个地方我一去觉得很新奇,他们有很多话会让你很注意的去听。就像你们的广东话,假如我听懂的话,也会觉得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但是对你们来说却很平常。这即是你的状态和我的状态,以及你的语言习惯和我的语言习惯是有差异的,有差异的时候你铁习惯就变成我的习惯,你的状态也是我的状态了。这之后,我就是按照自己的语言习惯把它复述下来。但是一旦成了我的习惯,读者相对于我的习惯,使有差异的,他们会觉得奇怪,阿城怎么会用这种字?会用这个词?用这样的方式?反过来说,假如我用张贤亮的句式,或是产生他这种语态,我肯定很累,肯定要炼字。这么想通了之后,我觉得还是按自己的语言习惯好。        张朗朗:用比喻来说,就是他没练过外功,只会内功,就是采百家之言,但是他自己当时也没有留心去采。有人说是受了儒林外史的影响,有人说是鲁迅的影响,肯定这些影响都在,但并不一定当初特别去学。最近国内一些评论家也说,阿城能在目前小说这么多、讯息爆炸的时候争得一席之都,这是为什么?我想,这不是一个争的问题,实际上你看国内的小说好像很多,但是大同小异,真正有风格的没有几个。      刘汉城:你小说中的语言有些是比较文言的,如倪斌和老人讲的话。中国真有人这么说,还是只是一种文学的写法?      阿城:我自从写小说以后觉得很累,太多的问题使我不得不研究自己的东西究竟是怎么回事。事实上我认为就是气氛的需要,同时这种语言经验我也有过。比如说作为我个人的语言习惯,我知道今天下午我要到《九十年代》来,大家是说比较高雅的事,我用的语言就和刚才那些朋友不一样。然后再回到国内后和我那帮卖冰棍的狐朋狗友们又是另一回事。所以气氛和谈话的圈子会使语态改变,各种各样的语感和句式,我多多少少都能掌握一点。比如你说的脚卵,也就是倪斌,他这种书香门第出来的子弟,用的是上海国语:“蛮好,蛮好。”的。这些语言实际上国内是有,尤其那些宗族很大或传统很深的大家族,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很多都特意保留这种语言甚至生活习惯,以示区别。    举个例子,我插队的时候是找了几个朋友,大家到同一个地方去插队的。去了以后,我们先在一个朋友家里聚合,这朋友我以前不认识,是很有点家底的。当我们都坐在那里大声谈话的时候,突然间听到了外面玻璃上有那么轻轻的三声响,很细的敲门声。我们通常不是这么敲法的,一般是根本就不敲,脚一揣就进去了。这三声敲门声跟那个时代真是太不符合了,给我们一种很奇异、像外星人来的感觉。大家往外看,看见门上挂着窗帘,带着个灰影子---一米八高的一个人。朋友说:进来吧!门就推进来了。这个人右手靠着前胸,食指是举着的,左手扶着门,先看见谁就朝谁轻轻地点个头,一个个点下去。后来发现这绝对是他的习惯。进来以后他就望着那位朋友,意思是说我可不可以坐下来。朋友说就坐那儿吧!他走过去坐下来,脚翘起来,我一看皮鞋,从没见过这么亮的。    后来大家就开始安排计划。我这个人是有点上不了台面的,我说我小便急了,要撒尿,厕所在哪儿?我那朋友听见了就站起来,手整个是S型的向我一招,我一下就意识到他这是叫我去告诉我厕所在哪儿。他走了两步看我不动,又招了一下,这时我才明白上厕所跟着他。结果他走到拐角的地方就停下来回头看看我,把一条手绢掏出来先往鼻子上一捂,另一只手往厕所的方向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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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汉:文革的时候全国都在破旧,还有人故意去保存旧的东西或生活习惯吗?      阿城:这种人根据我后来的体会,有一种心态。就是自己非常习惯的生活破灭了,但是新的生活和文化距离他太远,他根本不甘心。这类人就好像倪斌一样,无论说什么他都觉得很自然,好比说要吃燕窝,或我们家的倪云林这些东西,都是很自然说出来的。但是在别人听起来,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这就和我们刚才说的语言习惯有关。      李怡:知青下乡那段时间好象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不同家庭的人都集合在一起。最近的《WM(我们)》也是说起个从不同家庭里来的人,搞成一个集体户。这种机会在文革之前和现在都比较少了。      张朗朗:所以客观的来说,文革还是有好的一面,这就是其中之一。      施叔青:而且培养了这么多作家,四十岁上下的都很厉害的。      张朗朗:或许说产生比较恰当些。      徐克:回到前面的话题,你喜欢看小说,但怎么想到要写呢?      阿城:刚才不是说喝酒的时候拉住我去讲故事吗?说是有我在气氛好些。有一天我编了棋王这么个故事给大家听,后来不知谁就说写出来吧!(徐克:怎么编呢?是事先想的?)不,临场编的,还居然能把全场的人缠住。说了半天天,他们就说:你是说我嘛!反正我是瞎编的,当时有人说写成小说挺好的,我也没仔细去想。后来那几天正好有点空,晚上我就试着写。从那“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写起。因为没学过小说作法,就按着一股气。我这三个王全都是两万七千字。我是写到那里没气了,所以赶紧收。      徐克:是内功用完了。那你讲的和写的有什么不同呢?      阿城:很大的不同。讲的时候是有交流的,还有表情和动作,整个是一个环境气氛。但写的时候把这小灯泡一开,别的地方都挺黑的,把纸铺下来,没交流。则麽办呢?后来就自己交流,等于自己给自己讲故事。具体到写的时候,第一个晚上结束时觉得这个气还能延续下去,上床歇息以前又翻回“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看一遍。因为我还是念过书学过语法的,一看有一段觉得有点不大对,但我还是给自己找理由,就算了。我有位忘年之交,他看过后说:阿城你这整个都是病句小说嘛!我一听,赶紧请他帮我瞧瞧。他说已经瞧了。拿出来一看,全画满了,都是病句。幸亏在这之前我自己想过了,我就说咱们的语法不同,您这是按句号、分号这些符号来决定一个句子的结构;我却是以一整段来成为一个语言结构。这是我为我自己的语言狡辩。      李怡:我想这是受水浒、三国以来说书文学的影响吧!技巧、语言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可不可以讲讲整个创作的意图?讲故事时候的动机?      徐克:还有你一个人写故事的时候,和平时听、讲、看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张朗朗:这个我想稍微插一句。香港或者海外的思维习惯和国内拥有一些差异,因为国内不仅像阿城这样搞创作的人,甚至于每一个知识分子,自然的一开始就有一个对整个人生的考虑,有一种使命感,或是我这一生干什么的想法。包括他讲故事,都渗透了这些哲学。所以写书的时候就无需重新再想这个问题了。这也就是我和阿城平常聊天时候说的“道”,因为他有一个道在这儿,不是写小说的时候才去想:我发现如果我这个小说宣什么道。      阿城:照我说就是像那天有个什么电台访问我一样,我发现如果我一不注意的话,两边的意思就像(京戏)“三岔口”那样,谁也摸不着谁,一下就错过了。      施叔青:只有和海外才这样吗?国内也是吧!因为你和他们太不同了……      阿城:我和他们太同了……      张朗朗:这点倒很有意思。大家觉得他与众不同,原因就是你们过去看的中国文学大多数是虚构的,我可以非常尖锐的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写小说的时候就和你在看中国电影一样,他在写的时候已经戴上了面具,摆出了姿势,都忘了真话该怎么说。阿城只不过是一个讲真话的人。所以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对阿城和我们这些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这些人到了真正的底层,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有一个反躬自省和重新认识自己和社会的机会。认识社会只能从两个角度可以看清楚:一个是你真是释迦牟尼,站在上面俯瞰宇宙;另外就是你干脆沉到底,从底下往上看。如果在中间,就像阿城说的,就乱了性了。      施叔青:我最佩服的,还是在一个很普通、很现实的故事后面的东西就是你刚才说的“道”。像孩子王里头的字典、棋王里头的棋、树王里头的树,东西都很宽广,有哲学、有自然、有生命的探索。所以我觉得阿城是一个天生的作家。      徐克:自从文化大革命以后,说是文学方面要改革,手法、内容方面都要改。但是我觉得事实上还是离不开那个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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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我正想讲这个话。比如说,它们里面也写很多悲剧,写伤痕文学,或文化大革命及现在社会的很多问题,但总是离不开一个使命感和革命文学的框框,都是想暴露一些东西,引起社会改革什么的,先有一个主题。这个影响还是从五四文学和苏联文学来的,就是先有一个主题,要表现什么东西,要给读者什么样的教育。悲剧也是悲得很离谱,很煽情,就是要你挤眼泪、难过。但是其实生活中最大的苦难有时候就是没有电、煤油灯、没有书刊、猪饿得像狗一样,诸如此类。这就是生活。但他们过这个日子的时候,并不会流着眼泪去过的。不会说没电就哭,没书读就哭,有时还开开小玩笑,下下棋的。苦难本身并不是要成天嚎哭的那种。生活真正的苦难是很平常的,比如五钱油什么的。所以我看棋王,就觉得突破了这一点,完全不感到受以前苏联文学或五四文学的影响。      张朗朗:我们在国内有一批很喜欢看文学的朋友看了很多小说,客观地说,也读到不少让大家感动的东西。但是总还是觉得不着急,现在还没有真东西出来。等到阿城的小说一出来,给大家的感觉就是:糟了,这回真有人写了一个比大家高了一级的东西了,如果你写东西再不往那高度上写,那你就掉到地下那群人里去了。当然才气也重要,但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人品。我们常说,艺术最后的比赛不是比技巧,不是比外功,是比人的格调。      施叔青:这个太抽象了。      张朗朗:不,可以解释的。因为他也进行文学创作,也就是笔和纸接触的时候。就像阿城平时说的,它要有一个我跳出来关照这个我。一个我要进去,一个我要出来。出来这个我,你本身品格的高低就决定你在创作、叙述的时候一切的准则。所以它容易被人误解是不是学谁,是不是道家、佛家,其实都有,也可以说都没有。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所有过去他吸收的东西可能在这里那里闪现一下,最主要的是它真实地把自己的人性、对于这个大千世界的反省描绘出来。如果你的人品不到这个高度,你可能开始想:我是普罗米修斯,我为人类呕尽了心血,救了他们,但是他们不知道,我现在受了苦了。这时候他就要倾诉,要说他委屈的地方。现在很多中国文学为什么你一看就觉得别扭、觉得受不了呢?因为你觉得他救你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不承认他是那个普罗米修斯。上次我和李怡谈到一位作家,就是写北大荒青年的那个。他一手老按在胸前,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肩负着一代人的痛苦。那怎么办?一代人的痛苦都让你肩负了。它有这种心态,写出来的东西能不做作吗?        徐克:最要紧的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中国文学的创作一直在一种恐惧的阴影下,很怕冒险去讲一些刺激的话,不敢乱来,只敢讲套着说。棋王就不同。对过去的文章,你有没有那种恐惧感呢?其他人都有恐惧感,它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刘成汉:还有你的语言基本上很幽默,对过去好像很乐观……(李怡:这不叫乐观吧?)      徐克:我感到这种阴影还是存在的,平时讲话好像都不太敢说真话。    阿城:你说的是一般场合。但是在邪的时候,你可能动真的。    徐克:必须要有才写的出来,没有怎么可以?是不是这个阴影太大了,令到每一个人相处、讲话和关系上那种形式好像也是很表面的,和平时说话没什么不同,还是那个框框。但是看你写的东西好像跳了出来,很真,这和以前有什么大关系呢?你以前的遭遇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      李怡:如果是和其他作家的遭遇比较,我想其他作家有一段时期是不错的,然后反右或者文革突然间就垮了,倒霉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恐怖、痛苦的经历。有很多老干部就是这样。      张朗朗:最主要是这个过程还没完,后来打倒四人帮他们有好了起来。历史证明他们对了,所以他们现在写东西就麻烦了。阿城不一样,他虽然是黑五类。也倒霉,但没像他们一下子倒得那么惨。但是四人帮以后这么多年了,现在也没好。现在阿城家就是一个挺破的平房。他来香港以前家里有一桶水忘了倒,回去肯定冻冰了。他平常就是弄一书包烧饼,好的时候燉一锅肉,搁那里可以吃好几天。      李怡:你自己说呢?徐克刚才的意思是,你的遭遇对你的影响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      阿城:如果涉及到艺术的时候,我觉得就不能像徐克这么讲。(李怡:他是说,为什么么你能排除恐惧感而来真的。)我知道,但我觉得这和我们在国内说的,感觉上又是“三岔口”我是说对艺术家而言,他自己具体的生活经历或物质经历,不太紧要,重要的是他的心理经历。史铁生生病以后下肢瘫痪了,你说她以后还怎么写小说?但他有很多事情就是听人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他能把他写成中篇,靠的是什么?靠心理,靠想象。所以我觉得心理经历是最重要的,而物质经历是不会变的。比如我和施小姐同样坐在这儿,看着这部录音机,咱们想的不会是一回事。如果我们写出自己的心理经历,也一定是两样东西。所以我在国内常开玩笑说我坚持现实主义,但却是心理现实主义。这说得不好听是编小说。比如说这蛇肉,我就不知道碰铁腥不腥这回事。      施叔青:原来是唬人的。那你会不会下棋呢?      阿城:也不会。但是行家们一看就说:这阿城胆儿可不小,他敢写下象棋?他根本不会下。当然,马走日,象走田这种规矩,我是多少知道的。平常同学们下棋都老是大声叫什么“当头炮”,再笨的人也记住了。但是我只写简单的,接下去只要有第三第四步,我就岔开写,回避一下,写象棋只是借题发挥,找辞儿说事罢了。回到刚才的话题,艺术家的第一点是要心理经历。第二,在艺术创作中,我是不太注意灵感的,也搞不清它是怎么回事,我比较能够掌握的就是个人的状态。写棋王也是一样。朋友说可以写成小说的时候,其实这话已经进入我脑子里,只是可能我个人没有意识到。直到下班、回家,吃过饭看点闲书,听到隔壁邻居打架,突然间就感到很无聊,就觉得人家还有事干呢!虽然打得乒乒乓乓但总还是在干事,我也干点什么事吧。这就像水满了,慢慢漫上来,于是开始从火车站写起来了,什么构思都没有,只是那么一点把它写下来的状态。三天后气没了,状态也没了,连修改都不行,因为没了气,死活不能再撑下去了。      施叔青:像台湾的小说家白先勇他们,一篇短篇小说可以琢摩修改十几次,你觉得你不可能有这种耐心?      阿城:这种掂斤捻俩的功夫靠的是学问,我靠的只是状态,所以不行。有人向我开玩笑,说我可以继续写下去,写八个王,然后出个集子叫《王八集》。但是不管我怎么想再赚一笔也不行,状态没来,就是出不了《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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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叔青:《孩子王》是最后一个王?      阿城:也不是,没准儿今晚回去状态又回来了。但到目前为止孩子王是最后一篇。(李怡:也不想赚稿费了?)是赚不着。所以我想我这个人要靠小说赚钱养活自己,是很危险的。      施叔青:你刚才说你不相信灵感,但是灵感和状态有什么分别?      阿城:听大家伙说灵感好像是啪的一下火化一闪的感觉。这么一个灵感怎么可以支持这么久,写上几万字呢?      施叔青:灵感可以维持三个晚上的。(阿城:可以吗?)      徐克:这样说来,和情绪又有什么不同呢?      张朗朗:状态、灵感、情绪在广义的概念上可能都差不多,我想还是留给写作心理家去研究吧。      李怡:回到棋王这部小说,一般人怎么看他的现实含义呢?张朗朗你对大陆生活也有类似的体验,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觉?对哪一点特别产生共鸣呢?因为现在很多评论文章和专栏,对它的现实含义的看法角度都不一样。      张朗朗:我看棋王以后,第一个感觉就是受到感动。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替普通人说了真话。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吃字在棋王里面是很重要的。一开始故事里的主人公我就和王一生讨论吃的,后来讲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也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吃,最后写到王一生的吃相。等我到了劳改农场,那里吃的环境就是“猪瘦得跟狗一样”,还有为了请客把一个月的油都用掉、吃完肉用骨头来熬汤,每个地方对吃都有一个交待。这些东西为什么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呢?因为世界上的馋人比较多,饿人并不太多。除了伊索匹亚等地,真正懂得饿的民族就数中华民族算是一股重要的力量了。      阿城:我到香港来以后,有人说我的饿写得特别精彩。但我认为香港的读者不会了解这种感受,我怀疑他们到底知不知道饥饿是什么,街上吃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想吃就走进去,永远等不到饿的时候。      张朗朗:香港的确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在中国,我想不仅仅是过去或现在,甚至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估计饿都是个大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才真正懂得饿呢?就是下去以后。而故事中写的王一生,是那种早懂得饿的。棋王里有一段重要的对话:有人说王一生下起棋来有时忘了吃饭,“我”替他打圆场说,有些人干起重要的事时对吃饭是无所谓的。王一生马上回答说,我可不是这样的。可见两人在概念上有个误差。一个说的是吃饭的精神享受,一个说是要维持一定的卡路里,这个“我”在当时是不懂得饿的。许多宗教要人们悟道时,最后总要让他们饿一下,因为饿的时候头脑特别清醒......      阿城:而且眼睛特别亮。有时候饿到连石头你也要拿起来试一试,想着它可能也能吃。      张朗朗:其实我们这些在文革中才懂得饿的知识分子,和那些已经饿了几辈子,以后可能还要再饥饿几辈子的人比起来,实在是好太多了。了解了这些,你才会感到人间真实的痛苦,除了死就是饿。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哪些是属于欲望的要求。阿城对饥饿的描写之所以可以打动人,除了他个人的功力,很多人就算自己没挨过饿,祖上也挨过,很能体会这种物质短缺的痛苦,所以看完了棋王,对知识分子会产生一个净化的作用,可以把自己身上多余的东西舍弃掉。还有一点特别的,阿城写饿和其他人不同。张贤亮的绿化树也写饿,也很精彩,但他是史坦尼斯拉夫式的写法,像西洋画一样一笔一笔用力往上涂,讲得清清楚楚。阿城却是中式的,他画中还留有许多空白,很多东西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毫不侨情、做作的。我们常说,现在中国流行文学最大的问题,是悲观式浪漫主义的弥漫和泛滥,如果拍成电影那更可怕,年纪一大把的爷儿们站在那里呜呜的哭真是让人受不了,生理上就觉得肉麻。事实上,真悲真喜最后都会变成白的、平的,只要你真,你有道行,就能看得出来。这东西说来好像很玄,其实一点也不。      阿城:有时我看很多小说,觉得有点腻。我认为一位作家应该要相信读者的智力,给他发挥智力活动的余地不要老是生怕读者不明白,总要说得一清二楚。      张朗朗:这里的“不明白”还包括两种,一是情节上的,不过更难受的还是怕你看不懂道理,老要告诉你怎么做才对。你写小说到底是给人上课还是跟人谈心呢?中国文学在传统上虽然一直都负有教化的功能,但是劝善的方式还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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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徐克,你为什么要拍棋王这个故事呢?      徐克:最初是别人介绍我看这部小说的。它给我很奇怪的感觉,电影感很强,画面很多。故事一开始是火车站,然后是车厢,跟着王一生出现,有人来倒水,要收棋盘收缸子......    这个故事给我非常现代的感觉,这是我看国内的小说从未有过的。它既现代、又中国,也很直接、爽快。以前有很多小说我实在看不下去,因为他是在跟你没有心理沟通。但看棋王,却很容易把我带进故事的情景。讲到饿的问题,外面可能很难身同感受,但讲到吃,人们很能认同。中国人对吃是特别能了解的。王一生饿起来吃东西的怪像,看起来很好玩。以往的小说很多写制度与人的关系,没有从吃这个角度去写。其实,我们在外面也是吃的问题,只不过是换一个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广东人说揾两餐,就是找两顿饭吃的意思。为什么要工作呢?就是要找两顿饭吃。解决了两顿饭,才是其它的生活要求,房子呀,车子呀,诸如此类。棋王最精彩的地方是在吃之外来个下棋,是精神奋斗。我比较喜欢反制度的东西,这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制度常常令人不痛快,无法说真话。棋王中的王一生和脚卵是英雄人物,取代了讲制度那一对东西。这个小说,我们在外面也看得懂,看得很投入,因为他很真实,很特别,很戏剧性,很生活化。尤其是吃的问题,这是中国非常重视的。      张朗朗:那是迫得人们不能不重视,不但饿的人重视,不饿的人也重视。当然,按照王一生的逻辑,那是馋。      李怡:有个医生跟我说过,如果嘴馋,就不要把东西吞到肚子里去,因为好的感觉都在口腔里胃是没有感觉的,吃进去反而对健康有害。你要嘴馋,嘴巴动完之后吐出来就是了。不过,也有人说,最痛快的感觉是吞下去的一刹那,要从喉咙过一下。      张朗朗:可饿过的人,最痛快是胃胀得微微有点发疼,那才是最舒服的。我记得有个中央首长的儿子,当时跟我们一同下去的。他又一次跟我说:这辈子就想一件事,有一个大的青花碗,饭盛得冒髻,小豆、大米满满的一碗饭,摆在面前。还有,很多农民想的就是吃上一顿干饭,吃别的不解恨。      阿城:我们那时大家最愿意打的赌就是赢吃的。有一趟来了一些肥肉罐头,完全是肥肉,罐都锈了,估计有六、七年,都是战备罐头,支援我们来了。那时小卖部来了两箱,一箱十二个吧。有个昆明的青年一看,肉呀,这是我的,就掏钱买。别的人没买到,就跟他打赌,要一口气吃十二个。如果输了怎么办?就赔二十四个。不是赌赔多少钱,而是全在吃上面。那人就拿了罐头,啪的打开,七秒半就吃了一个。大伙儿给他计时间,要是五分钟吃完十二罐。大伙儿看着他啪的又是一罐,都很羡慕,说这小子真能吃。吃到第九个,他很不舒服了;第十个,非常痛苦。到第十二个,才吃了一半,哗的一声全吐了。大伙儿怎么办呢?就拿来晚上炒饭吃。后来问他那时候感觉怎样了,他说:比他妈的屎还要臭。说起那些罐头,特别有意思。它存在的时间太长了,里面的肉都腐了,买来搁在屋子里,上山干活去。太阳照到了罐头,就发胀了。我们在山里听见轰的一声,就说谁家谁家怎么了。跟着有人说,你们都没说对,那是我的罐头炸了。回到山沟去,整个山沟都是臭味,像屁那样,进屋子里一看,炸得墙上,哪儿都是一塌糊涂。      李怡:施叔青,你觉得除了技巧方面,他的故事在内容上又引起一些什么共鸣呢?      施叔青:我常到大陆,看见里面的作家,我问他要书单,看什么小说是最好的,找来了棋王。我最初是躺在沙发上看,看不了一半,赶快坐起来。这个小说在叙述方式上是很传统的写法。很少人可以把白话文写得这么好看,阿城的文字是鲜奔活跳,可以听到声音,还有色彩感,为中国文学创造了新生命。故事的结尾中,大家拿着火把的情景,好像回到了初民的民族魂里去,很朴素,很平实。作为一个也是写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没得混了。阿城的味道,使我这种六十年代到处流浪的虚无鬼所没有的。小说里支撑人活下去的理由,都是中国的。      徐克:故事中的王一生和其他知青,都是小人物,没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理想,他豁出来只是要争一口气,很接近我们。    阿城:我一直和一般人生活在一起。一般人都是这样,都很实际,不要求达到什么。但是,有时会有特殊的事件,使自己都没预料到,会做出一些事,连自己都吓一跳。所以,说英雄是预谋的,我很反感,那是假英雄,国内宣传很多英雄都是预谋的,徒有英雄行为而已。王一生只不过是好下象棋,跟高手比试一下,交流棋艺,没想到这个报名,那个也报名,围上一大堆人。他有些抖了,低低地说:你们看好,一有什么事,你们带我跑,不是那种一拍胸脯说:下,不怕你们的人。但当他一进入状态,就不让了。因为下棋就是这么个规律,不是你胜了就是我败了。虽然说他下棋不当饭吃,但他投入战局,就到了忘我境地。身心的紧张,使他僵在那里,最后提起他腿仍直不了。这也是从生活经历移过来的。我们在山上时,有个人脚下一滑,差点没掉进山沟里,正好抓着些东西悬在那里,下面非常深,也没有人知道。他不能撒手,一撒手就完了,只能耐心地等人来。当时他内心有什么激烈的挣扎,我们不知道。后来有人问谁他妈的掉了队,才找到他,把他弄上来。结果,他的手三天都直不过来。      施叔青:王一生下完棋的那种描写,是他完全虚空了,什么东西都掏空了,气也完了。      徐克:你开始这个故事时,人物有点悲剧的味道,但看下去又不像。他不为这种生活而悲,不是抱怨一个月只有二十多块,很快就用完了那种。像王一生脚卵这样的恶悲剧性背景,都摆到一个特殊的角度去。      施叔青:就是让人物自然地活着。不是像其他作家写的那样,矫情得一塌糊涂。      李怡:那是因为其他作者本人不在里面,总流露出悲天悯人的调子。      张朗朗:那些人的心理是:我开始就是打下去的,去的时候就有点公子落难的情绪,觉得是现在倒霉了,要跟你们受苦了,后来历史证明我还是应该回去的。这种心理后来写作时就呈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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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城:有一段时期我也是在都市生活的,感觉也有点相同。上山下乡嘛,也是下去的。(李怡:你是什么时候下去的?)一九六八年,本来在北京。      施叔青:你在这本书(国内出版的文学新星丛书中的阿城小说棋王)的自序中说,中学没读完,就到山西、内蒙插队。)      阿城:对,正如序言所说,下去仅十多年。有人对我说:你那个仅字用得好,那感觉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感觉是:哎呀,我耽在那里,时间太长了!(施叔青:你还在自序中说自己是旧时代过来的人。)这是开一个玩笑。我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份生的。不是常说要忆苦思甜吗?要讲那些在旧社会过来的贫下中农控诉地主老财怎么样压迫他们吗?我想,我不也是旧社会过来的吗?      张朗朗:我本来也写小说,阿城未写小说之前我们早就认识了,但我真正认识他却是通过他的作品,所以说文艺作品不可能藏住人品。当时的一些公子哥儿也有人下去,后来跟大家变成一样了,但回来后又不同了。这主要看人的本质。      徐克:我觉得棋王看来很真实,国内有很多小说太文艺了,文艺得有点不必要。      阿城:我大量接触的是状态。譬如说,你走过一个小地摊,见到一个人不管刮风下雨都是摆那几样东西在卖,你说这个人挺惨的。但他却一点不觉得苦。说他惨,只是我们一厢情愿。譬如说,我最近画画了,听人说画画特苦。但你问画画的,他却不觉得苦。有些人打听到别人说苦,于是自己也就说苦,听说艺术家是痛苦的,他自己就皱眉。别人不在,他累了就躺下来休息;人家一敲门,他就爬起来装出痛苦的样子。      张朗朗:作品中这些东西显露出来,就叫人看不下去了。现在是装蒜的小说太多了,有不同地方、不同程度的装蒜,有国产的,也有洋的。真正不装蒜实在是很难的。      李怡:我想棋王是在内容和手法上都有所突破,而主要是内容上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能够受到阿城的小说感动,需要我们也有真性情在内,才能有深刻的体会。      施叔青:可是好的作品不是应该使虚伪的人和做假的人都感动吗?      李怡:应该说,只要是真正的人的话,就应该有作为人的反应,应该会感动的,因为这个作品本身是非常自然的。      施叔青:因为他写出的是人类humancondition,到了人性的根本。      张朗朗:对,为什么说棋王会更能被海外读者理解呢?就是因为他是从最基本的人性来写的。反过来,在国内呢,除了真正了解的人,还有些是跟着假装懂的,还会有些所谓权威性的评论家说这还够不上大家手笔,只是雕虫小技。      阿城:我以前也写过别的东西,最激动的时候写的,写完后第二天一看,不是东西呀!所以,我写的时候就要平静,不平静就不写。我认为这是状态。我很难把状态说得清楚,但绝对不是激动的那种状态。      李怡:也就是所谓狂歌当哭,总要在痛定思痛之后,才可以用狂歌来代替吧。如果痛得很厉害那就只有哭了,不会成为歌。      阿城:就好像街上的老娘在骂街,激动地哗哗地骂,其实内容特别少。一个写作的人也是,激动的时候,会变成了骂街那样。      施叔青:你可以把棋王和其他作品,跟树王、孩子王比较一下。      阿城:写完棋王之后,大家都说好,等于外界的压力要我写。我想不出来要写什么,就想到了以前讲的那些烂故事。我觉得孩子王比树王好。孩子王是个不能讲的故事,如果就这样讲,是没有人要听的。你写出来的东西,虽然用铅字印在纸上,但它的活力在于当一个活人去阅读时就会传到另一个生命身上去。假如用逻辑去解释生命,必然是很简单的;其实生命是很鲜活的、丰富的、交叉的、多元的。孩子王写了很多枝节,目的就是把主角“我”(当乡村教师的知青)写活,只有写活了“我”,故事才显得真实。      施叔青:写小说对你来说,是不是技巧并没有生活那么重要?      阿城:我看别人的小说时,第一遍决不会用技巧去感受,第一遍看完了,才再从技巧上去评,看它是怎样写的。我写小说时也是一样,因为生活外界太丰富了,永远在刺激我。      刘成汉:我也像徐克一样,首先被棋王的画面所吸引,想到王一生为捡烂纸的老头儿撕大字报,以及后来棋场人头涌涌、沙尘滚滚的场面。风格方面,我喜欢他的幽默、轻松,而又有民族特色。国内很多小说太严谨,缺乏幽默感。棋王表现出人们在很艰难的环境,还是很有生命力,把很简单的东西搞成吃的东西,譬如故事中吃蛇就是,中国人是能吃的东西都吃的,蛇呀,鼠呀,都吃。    可是我听说,丁玲在北大荒那么多年,蛇、鼠都是不吃的。      阿城:北大荒没有那么苦,北大荒吃是没有问题的,吃好的是不可能,吃饱还是可以的。还有,现在你看那是只老鼠,可是肚子饿的时候,你看它就是一块肉。我下去时,是到山西的雁门,那地方是太苦了,我去了不久,也和当地的人的状态差不多少了。我想,这太苦了。可是一算,那些人祖祖辈辈几千年就活在那里。中国这个民族普遍这么苦,但至今还有十亿人,一定有种什么东西在内,知识分子把这归结为哲学,但他们就是状态,就是实际地对付生活。他们也不是认命,这些观念他们都没有,只是旁边的人往他们身上投射的。慢慢你也这么过了几年,就会像他们一样。这不能用简单的悲喜来投射,而是要反省他们的状态。如果自己有这种状态,就反省自己。其实棋王里面很多是我自己的心理经历。国内要求关于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就是发现别人是典型,却不知道自己的心理经历也在不断变化。一个人的心理经历足够丰富的话,他就会不断有可以写的材料,不会受到题材的限制。写棋、写教书都无所谓。      刘成汉:你看过台湾的《棋王》吗?      阿城:没有,如果我知道张系国写了个棋王,我大概就不会起棋王这个名字了,因为这等于是题目抄袭别人了        李怡:他们打算拍的就是棋王—大陆和棋王--台湾,就是两岸的棋王。我们介绍你的棋王,是因为杜迈可Michael    Duke的一篇介绍。杜迈可是美国人,现在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教中国文学。我们看到他的评介后,才找到你的棋王。      阿城:我是昨天才看到杜迈可的东西。我想起一件事,就是我从云南回到北京时,有人说:阿城,有部电影你的看一下,不看就等于白活了。那就是现代启示录。我总算想方设法看了。我觉得那是美国这个富足的国家,它的人民受到了惊吓,然后就把它上升为哲学了。我觉得这和我以前观察的状态有点接近。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受点儿痛苦,就叫起来:哎呀,要咱们受罪了!农民是一辈子苦,他们的反应是:你怎么啦!来,坐下来喝一杯。      徐克:你对外国电影的印象怎样?有哪些令你印象特别深的?      阿城:我看了一个苏联的电影,叫源泉,是内部电影,进去要规格的。我和艺谋去看了。看了十几分钟,就看到有人往外走,最后几乎只剩下几个人。完了,艺谋对我说:咱们哥儿们过去搞的东西太火爆了。(施叔青:黄土地也叫火爆呀?)对,太火爆了。源泉这个电影是根据一个小说,叫带钢盔的乌兹别克人拍的。电影是纪念反法西斯四十五周年,讲西边边疆打起来了,但东边乌兹别克的一个村庄却很平静,人们割麦子,拉电线,女人生孩子,非常普通的生活。战争远极了,从电影开始到结束,根本看不到战争。但你觉得战争破坏的就是这种平静的生活,战争的阴影也一直压着你。听说这个电影在苏联第一次放映时,所有人,有战争经历和没有战争经历的,全站了起来。      李怡:那为什么你看时,观众都一个个走掉呢?      张朗朗:这也难怪,他们是受惯了那些煽情电影,真正想看的东西都没出来。可这些观众还是有规格的,包括国内电影界的一些精英。      李怡:我想大陆很多小说,总是跟现实生活有点隔。作家有种使命感:主题是什么,要控诉什么,要讲什么道理。整个来说,就是徐克所说的,没有跳出那个框框,尽管过去不可以批评的,现在可以批评了。阿城讲的底层就不一样:你控诉什么?我不懂呀!那种苦难和不幸,早已是他们的生活,是每天都接触到的。他们不会每天告诉自己这是苦难。我认为很多人还是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总是要以一些什么来教育人民。作家不一定要奉命,不一定是迎合领导,但他们从来觉得文学就应该是这样的。      徐克:这样就脱离真实了。我看其他小说,总觉得有一个模式,一开始就是predictable(可以预知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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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朗朗:那不叫创作,那是设计。      施叔青:像阿城你这一派的人,包括那些比你更年轻的人,在国内有什么影响呢?      阿城:我想交流比较少。棋王印在杂志上才不过一年。(施叔青:读者的反应呢?王安忆不是说她一个月收到几百封信吗?)这个我不知道。我也接过这种信,但十封信都不到,都是很偏僻的地方寄过来的,信上尽是错别字。      徐克:那有关方面又有什么反应呢?      张郎郎:看来,党从正面上还是肯定这个小说的,认为是对当年知青生活的反戈,是对文革的批判。而且中华之道毕竟不颓,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是建设四化的精神动力嘛。所以,才会印阿城的书。可见,从不同的角度看这本书,每个人得到的东西不一样。      阿城:他们可能觉得,如果所有青年都学王一生那样,环境那么艰苦还能奋斗,而且为一个抽象的东西奋斗,这种精神力量可以应用到建设上。      刘成汉:棋王的背景是六八、六九年,文革的高潮刚过去,知青上山下乡后还有很多学习的运动,你写的是不是会被认为不典型呢?      阿城:国内也有人提过,说我写的不典型。但我所强调的是心理现实。我觉得我在当时的整个氛围就是这样。      张郎郎:还有一个因素是,到了农村之后,整个气氛也弱了很多。文革是城市中比较激烈的。      施叔青:你对以后的写作有什么打算呢?      阿城:没有预测,还是要看状态,用吐的办法。因为到某个时候,你不吐不舒服呀!但你没有状态的话,迫着写,也写不出来。      刘成汉:你在树王中把主角写死了,是不是有点禅和道的味道?      阿城:我以前看不懂道和禅的书。但下去之后,就有一个真实的自然环境。你在那里,脑子里的活动,天人合一。这时候再反过来看禅和道,一下子就悟过来了。到了小说里,人和自然就成了一体。自然壮观的毁灭场面,人也承受不住了。树王中萧疙瘩的死,也有象征意义。树墩象人跌破后留下的疤,白花有如肢体被砍伤露出白白的骨。自然和人受到伤害,在意和象上是结合的。    禅我是从北到南、从南到北走的时候接触到的。有一次,我见到有人拿本破书来铰鞋样,残破得很,但还露出一两句话,有一搭没一搭的,看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就忘了。可是看了这东西,按咱们现代的说法,是进入了潜意识,在人的具体实践活动中突然开悟。我没有系统地做过学问,总是看闲书杂书,老觉得好像失掉了很多好东西。所以我到香港,就天天到书店里去翻。      徐克:你看过日本楢山节考这个电影吗?      阿城:看过,看完之后有点说不上是什么感觉。我想,那只是流,源是在中国。可是流在那里却能这样发挥。      徐克:你觉得这个电影在性方面的刻画怎样?      阿城:我想和生活当中的性相差太远了,而且在电影中可能有点猎奇。你感觉到导演有点儿往那里使劲。其实我们在底层和野蛮地区看到的,是非常坦然的、正常的。在中国写小说有个麻烦,对于怎样限制性这个题材,没有人知道。很可能,如果不能写文化大革命,一大批作家就没有东西可以写了。其实,题材对我并不重要,我写别的,一样说这个就是了。      徐克:一般中国人对这个问题,都套上一种很奇怪的道德观念,觉得很羞耻。今村昌平到北京去的时候,很多人问他,为什么他把人拍得这么丑陋,不能美化一点,尤其是床上戏,好像是刻意哗众取宠......      阿城:对中国观众来说,以前是没这种电影的,这还是内部放映,严格控制的。      徐克:这种情况我觉得很奇怪。我想,如果我把棋王拍成电影就是想写人,如果想写一个很直接、很能表现生命力的东西的话,很容易就碰到这些问题。今村昌平那时候告诉他们,这时、是人的一部分,丑不丑陋是你的观点,如果写的是人的生命和活力的话,它就是美的,尤其是那些没有刻意经过包装的。结果大家都坐在那里,没有人讲得出话来。我觉得现在整个国内的小说和电影就是这样,都是经过包装的。      阿城:小说还是可以这么写,电影却绝对不能这样拍。所以,基本上我们根本就不费这个劲去写。比如楢山节考里面只有一个参照系......      徐克:什么是参照系?      张郎郎:参照系就好像数学上的坐标系统。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系统,按一定的动力,在一定的轨道上运行。      阿城:楢山节考的参照系就是一个村庄里的人对生、死和性的看法,他是一个用性来把生死贯串起来的故事。这种完全是同一个环境里的故事,中国有一箩筐。中国有的是更多更精彩的、几个参照系互相交叉的故事,比它复杂多了。        徐克:我觉得楢山节考是把人的这种关系变成自然的一部分......      阿城:太自然了实际上我是反对的。因为人类创造文化,文化也在创造人类。你必须承认,这个被人类创造出来的文化反过来也会制约人类,所以你必须在这种制约和反制约的关系上,找到一个最后的定位。      徐克:你觉不觉得中国社会普遍禁欲得太过分了?      张郎郎:在城市和知识分子系统里是这样的,但是这和政治也只能在这个系统里提出一样,这种道德规范到了边远地区后就不行了。      徐克;我看书上说国内三十几岁的大学生们,尤其是女孩子,都不敢交男朋友,有这个事情吗?      阿城:他不是不敢,他是不会。城里也没有这个环境和机会,所以现在只能强行组织这类的舞会,让大家见面。过去整个形势都是大家坐在单位里学毛选,你怎么说呢?      施叔青:那也不见得,像杭州西湖边,晚上有多少人在那里?(张郎郎:那是现在。)      阿城:那是南方。      张郎郎:咱们今天这样聊,发现有几次三岔口,原因就是大伙在国内说话的机会太多了,常常一说就是一天一宿的,把事情越说越复杂,很多概念和词语,外边的人都不知道,表述方式不同,思维方式也有一些差异。不过,能像今天这样,经过交谈找出彼此的差异,也是挺有意思的。      李怡:我们已经谈了一个下午,应该解决吃的问题去了。      徐克:好,一起吃饭、喝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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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街上的老娘在骂街,激动地哗哗地骂,其实内容特别少。一个写作的人也是,激动的时候,会变成了骂街那样。
很有意思,阿城这个人真是进入生活状态中,然后从那种状态中走出来的作家。跟那些自觉不自觉的奉命文学作家很不一样。也只有他才能写出能为所有人都理解的小说来。
他们说的有一点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文革其实真是起到了一个改造知识分子的作用,不然像那些世家子弟,可能永远也不会有接触下层的机会,肯定就留学去了。
徐克版《棋王》最终还是把这个故事改得主题先行了一点,太注重其中的传奇了,反而是那种贴近真实生活的状态没出来,陈凯歌的《孩子王》在这一点上就很好。
--------------------浮云游子意 波多野结衣
棋王树王孩子王,最爱还是棋王啊……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这篇收了。
裸云转载文章的时候,注意在标题前边加(转)字样。
--------------------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一个(转)字很不和谐呢 ^_^
--------------------一代人不是担负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和重负,便是在时代的压力下死于荒野。-----哈罗德·罗森堡
总比被押到执法堂被十八铜人痛扁来得和谐吧?穿云,你不知道,打在你身,痛在我心啊!
--------------------浮云游子意 波多野结衣
俺的粉拳已经准备妥当,就等当家的一句话啦……
这个小云不爱转,已经不是初犯啦,现在有惯犯、屡教不改之嫌疑啦
忽然觉得和名字很贴切,不爱穿裤子的云,喜欢裸奔的云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小云这孩子哪方面都很好,就是不爱穿内裤,在家里不穿也就算了,住了学校,要面对大众(寝室的10位8位室友啥的……其实米有这么多拉),仍旧死性不改,觉得穿了就有束缚感。作为家里的兄长,我们一定要万众一心,将其恶习改掉,将来到社会上,才不会危害社会,影响和谐社会的安定团结,繁荣昌盛哈……
--------------------神父对我说灵魂的价值比得上全世界的黄金,而商人们却说连半个破银币都不值
..........汗。。。大家真好。。。我被感动了。。八卦堂堂主真能八啊 。。
--------------------一代人不是担负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和重负,便是在时代的压力下死于荒野。-----哈罗德·罗森堡
。。。。。。豆大的汗。。。。。俺现在是八卦炉了,呜呜
--------------------神父对我说灵魂的价值比得上全世界的黄金,而商人们却说连半个破银币都不值
大赞头图,香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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