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水皮年终系列评论(6)：国有企业该有什么样的命运
水皮杂谈程恩富教授关于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最重要的两项建议和国务院国资委的取向是相吻合的。日，国资委宣布，面向海内外公开组织招聘的25家公司的高管已经落听，首批20名高管被国资委录用。其中包括华源集团的总经理和中国建筑工程设计院院长这样的正职，而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和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总会计3个职位则空缺。这样的招聘已经是国资委成立以来的
　　程恩富教授关于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最重要的两项建议和国务院国资委的取向是相吻合的。
　　日，国资委宣布，面向海内外公开组织招聘的25家公司的高管已经落听，首批20名高管被国资委录用。其中包括华源集团的总经理和中国建筑工程设计院院长这样的正职，而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和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总会计3个职位则空缺。
　　这样的招聘已经是国资委成立以来的第三次。
　　此前的8月19日，国资委首次发布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的业绩考核结果。在179家企业中，有25家被定为A级，B和C级的有141家，而中煤能源、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等三家央企则受到降级处理。
　　10月9日，国资委副秘书长刘晓滨在重庆透露，上海宝钢集团等七家央企将率先建立董事会。刘晓滨是在中国?欧盟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据刘透露，第一个设立的宝钢董事会将有9名董事，其中5名来自外部。新组建的董事会将被赋予足够的职权，其中包括重大投资融资的决策权、挑选经理人员、考核经理人员、决定经理人员薪酬的权利。董事会不是一年仅开一两次会，而是必须设立董事会办公室和董事会秘书，并在董事会中设立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内部审计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
　　据水皮掌握的信息，由国资委选派的外部董事大都来自已经退出一线的原中央企业的一把手，包括像联通董事长杨贤足和中粮前总裁周明臣这样的老总，他们将参与企业的决策，但按规定又不能在一个单位上班的时间超过30个工作日，兼职的单位不能超过三家。
　　此前，对于国资委的角色，媒体已经再三提醒存在扩权的误区。因为人们发现，像招聘高管这样本该由各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事情，居然全部由国资委在操刀，国资委的角色难道是“老板＋婆婆”吗？
　　当然不是。
　　李荣融本人在此后出席中央电视台对话录制时承认，国资委的角色有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开始的时候，难免还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的时间要求，在他接任之时已经明确向中央提出并得到认可。这种过渡将随着国有大中型企业董事会的建立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成立而宣告结束。
　　大中型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董事会，就是程教授所谓的“双向进入”以党政干部互相兼职的法人治理结构的一种形态。截至2003年底，中央企业所属三级以上子公司中已经有48％进行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
　　宝钢董事会的亮相，引起媒体的关注。
　　上海的每日经济新闻发表署名叶檀的文章，题目是“国企改革终于向郎咸平理论屈服？”
　　叶檀认为，虽然从实践论的角度看，此轮实验能否成功仍属未定，但从国资委的表态看，显然认定这是央企改革的最好的也是惟一可以选择的道路。这种拷贝于新加坡现有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方法并不出乎人们的想象，而另一方面，目前改革的客观条件也限制了产权改革这一道路的可能性。郎咸平对于“国退民进”的抨击以及中国国有企业缺乏信托责任的指责应者云集，MBO受到一边倒的批评，都说明，中国或者尚不具备产权改革的时机，或者已经丧失了时机。
　　叶的结论，国资委已经抛弃了产权论，对于李荣融模式能否在中国取得成功表示谨慎存疑。
　　网上的跟帖表明，大部分的读者并不认同叶的观点。
　　李荣融模式是否就是新加坡淡马锡外壳＋郎咸平的理论内核呢？
　　在水皮看来，国有企业的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社会主义的中国。欧洲国家，特别是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北欧国家，在社会福利建设上与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也有一个治理问题，中国和欧盟之所以会联合在中国召开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国际会议，就是因为有共同语言。
　　而就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看，新加坡的模式的确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国有企业治理模式。叶檀在文章中提及的总体法制和经济环境不可复制的顾虑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能成为否决新加坡模式在中国大陆实践的理由。来自国家不同职能部门的党政干部参与央企董事会会形成一定的制衡，是有利于改变现有董事会成员惟国资委马首是瞻局面的，而不会是强化。
　　那么，国资委是否是屈从了郎咸平理论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郎咸平有什么理论。
　　郎咸平是以研究东南亚家族企业而起家的，转向大陆资本市场以后，切入的角度也是类家族企业的德隆。水皮早就说过，郎咸平先生对于“国退民进”过程的丑恶的批判是有历史价值的。但是对于过程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于出发点的否定，更不意味着由此逆推理产生的所谓理论能够成立。
　　郎咸平的理论，特别是关于国有企业的理论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所谓的大国家主义需要论。一是所谓的国有企业信托责任的缺乏论。
　　大国家主义的产权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是一致的。从逻辑上讲并没有错。但是郎咸平显然忽略了这么一个现实，那就是28年的中国改革实践实际上一直探索的就是对传统所有制形态的突破。社会主义公有制究竟以什么样的形态实现一直是中国本土改革家和理论家孜孜以求的课题，国家独资还是股份合作，不管是主流经济学家还是所谓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其实正在形成共识，那就是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有效实现途径。
　　否定产权改革事实上是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否定，说白了也就是对改革的否定；但是产权至上又导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简单化，一卖了之的后果不仅是贪污腐败，而且更可能导致贫富分化的加剧，反过来，成为清算“私有化”的原罪。
　　即使本土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也未必认可郎咸平的“大国家主义”。
　　而郎咸平的信托责任缺失论倒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中国国有企业在管理上的弊端。
　　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同国有资产出资人缺位不一样，郎咸平认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从来就没有过缺位，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就是政府，怎么能说虚化缺位呢？问题是出在管理者缺乏信托责任，就好比主人请来的保姆，本来是为打扫卫生的，但是保姆却要做主人。做厂长的，做经理的，企业做好了，回过头来就想方设法要把企业变成自己的才甘心。通用的韦尔奇接任时，通用的市值不过300亿美元，卸任时，市值已经达到5000亿美元，怎么就没听说韦尔奇要把通用的资产MBO给自己呢？
　　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当然是政府，当然一直没有缺位。但是郎咸平不清楚的是，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前，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一直呈现多头现象，政府作为出资人实际上一直没有到位。以央企为例，人事按干部管理权限或归中组部或归人事部，资产按隶属关系或归财政部或归各大部委，经营则按各大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作为企业，居然没有一个机构要求有指标考核！这是企业吗？
　　在出资人不到位的情况下，谈信托责任未免过于书生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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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价值取向
作者：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 9:00:49 点击数：194
原标题：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价值取向
　　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与党中央是真正一致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理论方面，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简称新马派）与党中央是真正一致的。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创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地位。当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指导思想的提法有所不同，越南是以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为指导，古巴以马列主义与何塞?马蒂思想为指导，朝鲜以金日成的主体思想为指导。中国在指导思想或行动指南的提法上应该统一为一句话――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而不是越来越长，引起某些中外人士反感甚至讥笑。
　　第二，在政治制度上，创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必须坚持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现阶段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制度，而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正确处理党内外各种关系的政治准则。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合理调整政党、人大和政府三者关系以及基层单位的党政关系，充分发扬政党民主和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不宜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法律体系，而是要真正创新和实现“人民至上”而非西方“寡头至上”的制度超越。
　　第三，在经济制度上，创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社会总资产和经营性资产中形成质与量的优势。维护和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要具体体现在就业、资本、 GDP等结构和比重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具有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结构，以质与量都占优势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并以此为基础实行“公私共进”而非“公退私进”的战略调整，这种以公有资本为主的混合经济和混合所有制，对于强国富民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四，在奋斗目标上，创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必须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制及其剥削，消除贫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并最终要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无（生产资料）私有制、无商品经济、无阶级和无战争的共产主义。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制度创新历程。
　　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第一代表人物是中国社科院特邀顾问、学部委员、原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笔者也被认为是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等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杂志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刊物，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摘》、《海派经济学》季刊比较集中反映新马派的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研究网等也及时反映了新马派的理论动态。
　　笔者认为，中国理论创新、理论研究或政策制定最终根据国情而定，但还须对“世情”有所了解。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涉及发展的重要举措，应该是先了解世情和国情，再作一定规范，然后去试点或推行。如果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比如先进行心中无数的试点，或者根据长官已有意志进行肯定性的所谓试点，那么很有可能处于无法、无规章的境况，推广起来往往会留下一大堆让人头疼的后遗症和弊端。总之，创新马克思主义要在“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学术原则下，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进行“综合创新”。
原标题：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价值取向
　　中国必须重点发展和完善“制度体系”
　　在认真研读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党的十八大及其三中全会等一系列文件的同时，我们强调，中国在21世纪发展的社会主义及其科学方向，必须重点发展和完善“制度体系”：
　　第一，在经济制度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型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和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这“四位一体经济制度”。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尽管由于目前中国生产力不发达，还不能实现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发展各种私有制经济的同时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有坚持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以此为基础实现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才能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为人民民主提供经济基础，加速实现进入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第二，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五位一体政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创新和发展，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要维护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改善民主集中制原则，改进政党、人大和政府等各种重要关系和权力制衡，圆满实现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高效有序领导。
　　第三，在文化制度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包容多样性的文化传播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权制度，以文化产业为主体、发展公益性文化的企事业制度，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开放制度，以党政责任为主体、发挥市场积极作用的文化调节制度这“五位一体文化制度”。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完善用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实践，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应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占指导地位。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就是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结合起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科学体系，具有强大的持久的学术生命力和实践引导力。
　　第四，在社会制度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为特质的社会管理制度，以均等化和城乡统筹为基石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以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和可持续为内涵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国家主导、多方协调与个人维权为特征的群众权益维护制度，以预防和应急并重、社会化和市场化协同、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结合的公共安全管理制度这“五位一体社会制度”，继续共建共享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环境。
　　应当指出，由于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还不够完善，使得社会上一些对社会主义缺乏了解，又对中国现实不满的人在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社会主义与专制或极权之间划了等号。如果我们仅仅去批判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虚伪，而不去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制度，那我们永远都不可能铲除西方自由民主在我国存在的土壤。超越西方自由民主的武器之一，就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在人民自由民主、社会公平正义和国强民富等方面持续作出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成就，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最后应当指出，新马派与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复古主义、“新左派”、折中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等均有本质或重大区别。中国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能否在学界成为主流，将反映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命运！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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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中共霍城县委员会办公室 承办：霍城县信息化管理办公室 新ICP备号-1联系电话： 邮箱：xj_ &
地址：新疆伊犁州霍城县 邮编：835200人口政策决定民族命运(系列) 第217节;迅读网
人口政策决定民族命运(系列)&&作者：&&分类：[历史]&&
　　E提案第4965号 已立案 　　案由（提案主题）： 从用工荒看停止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姓名：水寒
会员编号：7616 　　　　提案人： 水寒
政治面貌：群众
　　主办（上报部门）：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协办： 国家发改委
　　提案类别： 时政类提案
　　　　.cn/proposalPostDetail.do?id=89989&boardId=2&view=1　　　　请大家去联署、支持！　　当年超生户当下的生活现状　　　　文章提交者：万里长空 　　　　我小时侯在老家，当时有一个周二，他从82年开始，到88年，连续生了4个儿子，他两口子打算如果第二胎是个女孩就不生了，可是连续生了4个儿子也没有生女儿。　　　　记得人们都是笑话周二，认为他的儿子长大后肯定打光棍。其他家庭有的相应号召生一个，有的超生一个，在80-90年代周二过得确实艰难一些，整天下乡给人家补塑料盆补塑料桶。四个儿子都不好好学习，成天打架斗殴，这样一来，大家更加看不起周二了。　　　　可是前几年开始，他带领大儿子和二儿子到浙江打工，走了好运，第一年爷三个挣回来5万多元，第二年挣回来8万多元，第三年挣回来十几万元，他们家的小洋楼早就盖起来了，共有房间近二十间，上下三层，装修华丽，给大儿子和二儿子娶媳妇用。这两年三儿子和四儿子也出去打工去了。周二对我说：我还可以再干几年，等再盖起一座洋楼，我就回来不干了，让四个儿子养我，我也该享享清福了。　　　　我问他家老三，你大哥二哥的楼房你喜欢吗？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叔啊，我要向你一样在城市生活，我打算打两年工之后自己开个饭店，在城里买房子，不在乡下住了。我说：有出息。　　　　现在我们村那些相应号召的家庭都羡慕周二，因为他们 的老年生活预期肯定没有周二的幸福。　　　　我还有一个同学春节回来对我说他小叔家的事。他小叔有四个女儿一个小儿子，当年也是不生儿子誓不罢休。同学对我说现在就应该多要几个女儿，那是真享福。我问为什么。他说：我小叔的大女儿和女婿在东北开饭店做生意，去年买了两辆小轿车，第一辆是福特，开了3个多月感觉不好，就换了一辆奥迪。　　　　第二个女儿和女婿在新疆做医药生意，去年一年挣了200多万元。今年过年回来，他们给我小叔拜年，带回来很多很多东西，有穿的，还有吃的，我小叔和婶子吃几个月也吃不完。看到我小叔家的楼房刚盖好还没有装修，大女婿和二女婿一商量，每人给了5万元，用于装修。　　　　我同学说完后，感叹说：还是应该多要几个孩子啊，我们村现在没有不羡慕小叔的，特别是那些相应国家一胎化号召，现在后悔的肠子都青了，真是悔之晚矣。　　程恩富、田雪原连古代的太监都不如　　　　作者：易富贤　　　　几年前程恩富从经济学角度抛出了“奖励丁克”的观点，我在《大国空巢》中国已经驳斥过他的谬论。2009年程恩富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要实行比现行计划生育更加严格的“全面一胎化”的政策，我在《全面一胎化还是停止计划生育？――与程恩富商榷》（/content//content_.htm）已经驳斥过他的观点（程教授还是有点雅量，将我的反驳文章收入他主编的一本书中）。　　　　2010年两会期间，程恩富进一步抛出“应先控后减到5亿人”的观点。程恩富说：“最近中国科学院的一个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报告里就指出，中国在本世纪末，要进入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只有5%。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很吃惊，我们好像进入发达国家机会不大，实际上不是GDP总量不大，而是人均国力，人均资源占有量，到本世纪末也很难达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我主张中国应当是先把人口控制在15亿左右，先控然后再通过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较快地递减人口，递减到大约5亿左右。那么才能在一百年内赶上发达国家。”　　　　程恩富曾经多次到中南海给高层上课，并因此“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现在已经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号称是中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除了用通畅的渠道将其观点递交高层，并发表在人民日等主流媒体外，现在又以人大代表的身份直接提交提案。　　　　与程恩富身份类似的还有中国社科院另外一位学部委员田雪原，此人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又长期担任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这三十年来多次给最高层上课，当年正是他与宋健提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不会出现老年化，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不会出现男人多于女人”，最高决策层才下决心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现在出现用工荒了，田雪原不但毫无羞耻感，反而在媒体大放厥词，说“我们需要一场民工荒。民工荒并不可怕。我希望它继续荒下去”。因为他认为“中国劳动力相当于发达国家的总和”，“中国的人口问题，毫无疑问属于劳动力过剩的现象”。　　　　程恩富、田雪原的观点从学术角度看不值一驳，在网上也是不堪一击。作为中国最高国家智囊机构--中国社科院的学部委员，程恩富、田雪原的水平如此之低，让我大惑不解。大概他们是道家学派，以老子的“复归于婴儿”为人生理念。由于他们贵为帝师，垄断着决策，因此我不得不一次次不厌其烦地用小学老师的耐心来给这两位智力上已经是“复归于婴儿”的学部委员进行人口学和经济学启蒙。对于我这种耐心，很多网友大概都已经不耐烦了。　　　　程恩富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这是采纳“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简称《报告》）的结论，但是近几年的实践早已宣示《报告》破产。根据《报告》的预测，2006年到2009年每年大致应该增加、万人口，但是国家统计局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表明，、年人口增量分别只有692万、681万、673万、672万人。如果采纳客观调查数据，实际上近年每年只增加400多万人口，接近负增长。　　　　我们姑且就认为中国人口会如《报告》所说的那样到2033年增加到15亿。那么程恩富如何在67年内将人口从2033年的15亿降低到2100年的5亿？到2100年的时候，2033年之前出生的还有2亿多还活着，那么2033年到2100年这67年总共只出生两亿多人口。如果降到5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口结构？　　　　程恩富要将人口减少到5亿的目的是提高人均GDP，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我这几年已经多次分析，这是不可能的。这里再重复一次： 　　　　1、统计局资料显示2005年底中国人口是13.0756亿，“十一五规划” 的2010年人口控制目标是13.6亿(平均每年增加1049万，以每年死亡900万计算，这5年需出生9744万)。　　2、2010年人口只增加到13.4亿(平均每年增加649万，这5年出生7744万)。　　3、2010年人口增加到14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平均每年增加1849万，这5年出生1.3744亿)。　　4、2010年人口降低到12.6256亿(一个孩子都不生，每年死亡900万)。　　　　2000年我国人均GDP是7086元，到2010年翻一番的话，达14172元。以13.6亿人口计算，2010年总GDP为192739亿元。这192739亿元，13.6亿人口来分，人均14172元；13.4亿人口来分，人均14384元；14亿人口来分，人均13767元；12.6256亿人口来分，人均15266元。第2个方案比第1个方案人均GDP只多1.5%，但却少生2000万人口；第3个方案比第1个方案人均GDP只少2.86%，但是却多生4000万人口(他们今后创造的财富是多少？)；第4个方案比第1个方案人均GDP只多7.72%，但却少出生9744万人口(数千万家庭今后将老无所养)。由于人口刺激消费和生产，实际GDP差距还不会这么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 Sen也认为中国计划生育并不能提高人均GDP。　　　　再说，GDP分子是人口分母创造的。减少人口分母，哪来的GDP分子？巴西资源丰富，气候良好，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分母只有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6%（用购买力计算也不到22%）。　　　　程恩富要将人口减少到5亿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人均资源少。不可能像日本那样从国际进口。我在《大国空巢》已经分析，中国的人口过多只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由于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世界平均”意义不大，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除了资源丰富的少数几个国家（如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外，中国人均资源并不处劣势，比如，除中国以外，全球40.9%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多，59.1%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少；全球16%的人口人均矿产资源是中国的8倍，但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却是另外84%的人口的1.56倍。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人均资源远远超过美国的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的社会发展水平却反而不如美国，而与中国差不多。因为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是中国最大的优势资源。　　　　程恩富号称是中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创立了海派经济学，近年又在海派经济学的基础上挂出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牌子，并自任会长。我问过一些真正的经济学者，他们对所谓的海派经济学不屑一顾，说：“什么海派经济学”，应该叫做“水货经济学”才是。　　　　田雪原认为中国人口多，劳动力比发达国家总和还要多，因此劳动力过剩，需要通过计划生育来减少劳动力。　　　　什么叫劳动力过剩？美国有1.5亿劳动力，而阿根廷只有1600万劳动力，难道能说美国是劳动力过剩？我在《大国空巢》中已经分析，劳动力过剩是因为产业结构，而不是因为人口过多，所谓劳动力过剩是相对于消费人口，通过计划生育减少年幼消费人口，只会加剧“劳动力过剩”。全球其他国家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都在50%，而中国由于计划生育减少了上亿年幼消费者以及年轻劳动力，从而额外“过剩”了一亿多劳动力（中老年劳动力）。如果说中国人口过剩，那么过剩的只是田雪原、程恩富这样的混帐学者！　　　　田雪原、程恩富这种水平竟然被评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我真为中国社科院感到汗颜。田雪原、程恩富这种水平的人竟然能够给最高层上课，影响国家政策！说明我们的决策渠道有很大的问题！　　　　东汉和唐朝都是因为宦官专权而灭亡。程恩富、田雪原其实就是现代版的宦官，是精神上被阉割了的学术太监。肉体上被阉割的毕竟还有一些有作为的，比如郑和、高力士。但是精神上被阉割了，那等于是废人一个！对于人口政策来说，田雪原、程恩富相当于东汉末年的张让和赵忠为首的十常侍宦官（蔡P、胡鞍钢、曾毅等人也应该算得上“十常侍”成员）。在很多方面，程恩富、田雪原的伎俩并不比十常侍高明，他们的观点能够大行其道，是因为他们掌握话语权；而在网络媒体，相对比较平等，他们的观点不堪一击。如果决策层不被这群学术宦官愚弄，只需要正常的政治智慧，完全应该做出立即停止计划生育的判断。现在影响决策的渠道完全被程恩富、田雪原等人垄断，学术宦官当道，难怪人口政策纹丝不动。　　　　而知识精英在这民族千年的存亡继绝问题上也毫无洞察力，觉醒远不如网民快。知识精英还在小圈子里就一些小事情在争论不休，就像《霸王别姬》的袁四爷一样在争论“霸王回营究竟是走五步还是七步？”误国、卖国的往往是精英，而民族救亡的往往是草民。草民是没有能力卖国、误国的，但是有能力救国。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规律。　　　　两千年来，中国的政治智慧没有进化，而是退化了。目前的政治智慧至少远远达不到西汉时期，当时对政策辩论是很公开的，比如盐铁之争。并利用天人感应来启动政治改革，汉武帝自己还下罪己诏。当时知道利用清君侧来舍车保帅（现在却是舍帅保车）。历史仿佛又回到了东汉末年和唐朝末年：朋党之争，宦官（学术宦官）专权。　　　　需要在学术上清君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