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篇“亲聆”1957年“毛罗对话”回忆的追踪调查
[摘要]周海婴在其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曾听人说毛泽东在1957年曾与罗稷南有过一次对话，对“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毛的回答是：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就是一度流传的“毛罗对话”。有学者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得出了不存在这个“对话”的可能，其内容属讹传的结论。后黄宗英发表《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简称《黄文》）一文，以亲历者身份为此传言作证。但据查，当时参加了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召集的座谈会的各界人士共36人，有9位在《黄文》发表时仍健在，但黄宗英并未向他们求证。经笔者查访，他们多人表示未曾听说毛泽东当时说过这种话。同时，对比《黄文》和黄宗英当年座谈会结束三天后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回忆文章，作者对参加座谈会感受的描写前后矛盾，也与20世纪80年代依据黄宗英回忆撰写的《赵丹传》中相关描述差距甚大。察看由摄影师拍摄的现场照片，可以发现黄宗英的回忆多处失真，以当时的座次、会场安排，她是无法“亲聆”所谓毛与罗之间的对话的。更为关键的是，甚至她所指证的照片中的罗稷南也并非罗稷南，而是漆琪生。这是漆琪生的学生及亲朋辨认并指出的。另外，查核罗稷南的口音，以及2002年7月4日黄宗英写作该文时的天气实况，可知她在文中的相关描述亦不真实。总之，黄宗英关于“亲聆”的回忆多处失真，无法为当年曾发生过所谓“毛罗对话”提供证据。
[关键词]毛泽东；罗稷南；“毛罗对话”；鲁迅；黄宗英
2001年9月，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书中提到，作者在1996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听一位朋友说，他作为学者罗稷南的学生曾经听罗说过，1957年，毛泽东曾前往上海小住，请几位湖南老乡聊聊，罗稷南也参加了。在此会上，罗稷南向毛泽东提了一个大胆的问题：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回答：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周海婴从未听说过此事，非常吃惊，遂将此写进书中，以“请读者判断”。周海婴这个听来的故事发表出来后，引起了社会关注并流传开来，有人称之为“毛罗对话”甚至“毛罗秘密对话”，对其真实性众说纷纭，有人相信是真实的。
后来，有学者查阅史料对此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史实考证。首先查清楚了罗稷南并非湖南人而是云南人，无资料证明他与毛泽东有较近的关系。可考的1957年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机会，仅有当年7月7日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毛泽东同上海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这一次。查阅有关该会的资料，尽力还原当年的场景，也看不到毛泽东与罗稷南之间有这样一种“对话”的可能性。
而毛泽东在1957年确实不止一次谈到过鲁迅。3月上旬，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宣传文教部长和各界知识分子代表共数百人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3月8日召集的文艺界代表座谈会上，毛泽东就谈到了鲁迅，说他的杂文有力量，并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是写不动了。”“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在3月10日召集的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会上，毛泽东又谈起了鲁迅。他说：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毛泽东的这两次谈话内容，均已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社联合编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由此，读者可以对周海婴听说的这个对话发生的可能性作出判断。而之所以会有周海婴听到的传言，有可能是毛泽东3月在北京会上谈到的“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话，在场的上海文艺界、新闻界人士回去后有所流传，由于很快历史转入反右运动中，罗稷南等在辗转耳闻和转述间发生了偏差。相关考证详见陈晋《“鲁迅活着会怎样？”――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一文。
这样的考证是比较符合逻辑和情理而有说服力的，笔者也曾发表文章赞成这个观点。
但依然有人认为，以上“只不过”是一个“学术考证”，对于传言仍“宁愿相信其有，不愿相信其无”，反过来还质疑毛泽东在3月的会议期间谈话历史记录的真实性。后来，又有人发表文章，证实自己当年确曾听罗稷南本人讲过这个故事。2002年12月，黄宗英在三家媒体同步发表了一篇3400字左右的文章《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以下简称《黄文》），以1957年7月7日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与毛泽东团桌座谈的亲历者身份，提出这个对话确实是存在的，她亲耳听见了。
此文一出，立即引起关注，不少“宁愿信其有”的人认为，有了亲历者回忆这样的“铁证”，“毛罗对话”便具有了不可质疑的真实性。
笔者不这么认为。亲历者的回忆的确很重要，是可资佐证的宝贵史料，但它必须和其他史料包括其他回忆材料互参，经过甄别证明是可靠的才可采信。对黄宗英的回忆材料，也需要结合其他史料及相关人员回忆，包括黄宗英本人与此相关的其他回忆材料，作一些严谨的考证和甄别。多年来，笔者多方查核，多次调研，发表了若干相关研究成果。现将这些成果作一个简要的梳理和呈现。
一、2002年仍在世的“亲历者”是否仅黄宗英一人？他们是怎么说的？
《黄文》称：她因“想不起还有哪位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而担心“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出于这种对自己回忆说服力的疑虑，她专门咨询了一位律师。结果那位律师鼓励她：“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
于是黄宗英明知自己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有“孤证不举”的不利之处，却未认真做点调查，就“先写下来再说”，匆匆抛出了这样一篇东西。当年参加此次座谈会的人员，查当年新闻报道，共有文教工商界人士共36人。【1957年7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的新华社电讯稿：《毛主席接见本市文教工商界人士，在中苏友好大厦与大家亲切地围桌交谈两小时》：“毛泽东主席七日晚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并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参加这次谈话的有漆琪生、谈家桢、笪移今、孙怀仁、周煦良、李锐夫、殷宏章、汪猷、应云卫、沈浮、郑君里、赵丹、金焰、黄宗英、陈鲤庭、章靳以、罗稷南、丁善德、陈大燮、武和轩、钱宝钧、傅于琛、丁忱、徐子威、蒋学模、刘念义、吴中一、李国豪、王元美、黄晨、苏德隆、陈铭珊、叶宝珊、聂传贤、束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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