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转载自老道消息（微信 ID：laodaoxx），原标题 ，转载时已获得作者授权。

2011 年 5 月 1 日起，醉酒驾驶正式作为危险驾驶罪被追究驾驶人刑事责任，8 天之后的晚上 10 点 26 分，刚和朋友三人喝了一瓶白葡萄酒，又和另一人喝了瓶威士忌的高晓松，开着自己的白色越野车追尾了路口等红灯的出租车，引发了一场四车追尾的事故。

几天后在庭审现场，法院判高晓松拘役 6 个月、罚款 4000 元，他诚恳服罪，拿出张纸条大声念 “酒令智昏，以我为戒”，深刻检讨说这次酒驾是他长期浮躁自负的结果。

虽然他出事后态度诚恳，但和他相关的综艺节目、商业计划都受到了影响，自己也错过不少机会，甚至错过了亲自执导的电影《大武生》的上映。据说那半年他的损失可能有 7 位数，之后的负面影响也无法估计，身在看守所的高晓松只能干瞪眼。

好在那时候有个人跑进去看他，给了他希望。

在高晓松酒驾发生之前，恒大集团的大老板许家印曾经找上来谈合作，说要在音乐领域布局做公司，邀请高晓松一起推动。一开始高晓松觉得这事不靠谱，那时候做音乐公司是不赚钱的，一个外行跑来掺和肯定是为了赚钱，这事会落得大家都不高兴，所以就没答应。

结果在失去自由的监狱里，高晓松迎来了陌生人的探望，这人是许家印专门找去递消息的，告诉他 “这件事没任何影响，等他出去后，之前开的条件还照旧”。这就让高晓松很感动了，不管事情靠不靠谱，愿意雪中送炭的人总不会太差，所以出去之后他就拉着自己的学长宋柯，认真和许家印面对面聊了几次。

那几次的交流，可以说直接影响了两位音乐行业老炮儿之后的职业生涯。做房地产起家的许家印，在饭桌上提出把音乐公司当服务平台做，让宋柯高晓松俩人忍不住放下筷子鼓掌。“许老板提出以垄断大型演出场馆的方式进入演出市场，不是从内容开始，而是从演出资源开始，这样的计划我们都不敢想。”

后来二人离开恒大主动去了阿里，也是坚持从做平台的想法出发，可见许老板的影响有多深远，只是可惜高晓松宋柯的两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至于是想法有问题还是执行出了偏差，就都是后话了。

当时二人对这件事都持非常乐观的态度，仿佛看到了音乐行业的未来。2012 年正式宣布成立恒大音乐的时候，站在宋柯身旁的高晓松笑着对媒体说，“我们希望能建起一家百年唱片公司”。

经过二十多年的搭档，高晓松和宋柯早就有了一套相处方式，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大部分时候都是默契的。偶尔高晓松对外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宋柯如果在现场就会稍作阻拦，如果不在现场，也就是背后说学弟两句，不会大动干戈。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模式，大概是基于二人的定位。高晓松在自己 2000 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里就说到，他的理想是成为门客，做什么事都是 “一只手用力，另一只手留着”，而宋柯虽然没对外说，但很明显他更喜欢做生意。

所以喜欢做生意的宋柯偏向幕后，高晓松就坐在了幕前，好让这门生意走的更加平稳，这也是现在高晓松人气、名声都高于宋柯的原因。不过在他们的大学时期，两人的知名度正好相反，也正因此，才有了现在他们这样的组合。

高晓松第一次知道宋柯，是在清华校园内的一片草坪上。那天他坐在绿地上抱着吉他弹唱，本是想招揽女孩的目光，结果路过的学生跟他说，“你知道宋柯吗？就在这弹琴”，语气里满是对宋柯的崇拜。就这么着，高晓松记住了一个长他两届的学长。

之后在上学的时候，高晓松和宋柯并没有机会接触。那时候宋柯既在校足球队踢球，又写出了在北京各高校都传唱的《一走了之》，是十足的大人物，风流倜傥女朋友换不停，而还没写出歌的高晓松，只是清华音乐圈里的普通人。

不过这不妨碍高晓松了解宋柯，因为太有名，宋柯有点什么新动作，都能广为人知。比如宋柯自己开的吉他班，教同学弹吉他，一个人一学期 5 块，一堆人报名，最多的时候有 40 多个学生都跑去学弹琴。再或者宋柯带着同学兜售高考模拟试卷，目标受众就是那些弟弟妹妹要参加高考的同学，一份 5 块钱，也卖了不少。

宋柯的这些行为，都被记在了高晓松心里。没机会接触的时候，高晓松就默默记着学长的生意 “天赋”，一次已经毕业了的宋柯回学校参加饭局，高晓松也刚好在饭桌上，看到机会来了，他就主动认识了这位学长。“每个人都以跟宋柯吃涮羊肉为荣，就仿佛大哥回来了，小弟特兴奋。”

不过那时候俩人也没什么联系，宋柯对他的印象就是 “溜边的”、“不出众的”，到后来高晓松退学、写出了《同桌的你》，倒是成了清华的新名人，但宋柯已经在美国念书工作了。出名之后高晓松就自己开了个广告公司，快速挣钱快速花，每周坐飞机去厦门看自己的女朋友，虽然听着这日子过得很是厉害，但对于随性惯了的高晓松来说，做公司其实挺累的。

那时候的宋柯呢，到了美国发现身边的同学、街边店铺老板，弹琴都比他弹得好，猛然意识到了自己的音乐才华不过尔尔，出国前还动过做唱片公司心思的他，干净利落地放弃了音乐，专心做起了珠宝生意。只在 96 年回国的时候，随身行李里的那把吉他和一摞唱片，表明他曾热爱音乐。

巧的是这份热爱，刚好被跑到新大都饭店看望师兄的高晓松碰见了，他一句 “要不咱们开唱片公司吧”，说得宋柯心痒痒，结果就把珠宝首饰送人，投了 20 万，高晓松的广告公司正式成了 “麦田音乐”，管理者也从高晓松变更到了宋柯。

高晓松肯定是乐得清闲了，再也不用担心公司能不能继续，生意由懂门道的学长打理，自己只要拍电影搞创作享受人生就好。宋柯其实也乐得进入音乐行业，后来他接受采访时说，要不是高晓松叫着他，这辈子音乐就只是个爱好了。

这些年，有人说高晓松真的像个门客，不停更换自己效劳的公子，但其实真正的门客是高晓松和宋柯的这个二人组合。早就在 20 年前，他们就认定了彼此，不管什么音乐行业的兴衰，还是互联网圈的尔虞我诈，能真正提供安全感的都是自己的好学长、好学弟。

1994 年，从台湾来的团队做出了魔岩三杰，让大陆人在港台流行乐的支配下，听到了自己人的摇滚精神，虽然当时的大人们并不能接受摇滚乐，但 2000 年前后组建的摇滚乐队，基本都受到了唐朝黑豹的影响。

如果那时候有人继续去做摇滚乐的推广，也许《小苹果》《我的滑板鞋》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市场，可台湾的张培仁做了场红磡演唱会，发现大陆的土壤不知道要培育多少年才会接受摇滚乐，就痛快的回台湾了，毕竟他没有义务用滚石的钱培养内地市场，而且那时候滚石也过得不太好。

在张培仁推魔岩三杰的同一年，香港老板收购的大地唱片找到了更适合本土市场的音乐。当时是大地唱片制作部主任的黄小茂，在办公室里听到了校园歌手沈庆投来的作品，发现了机会，就找来沈庆录音，但出歌不能只有一首，所以他就开始搜罗校园作品，经过沈庆介绍他找到了高晓松，又是谈音乐又是聊情怀，才说服高晓松把《同桌的你》、《谁在我上铺的兄弟》交出来，录制了合辑《校园民谣 I》。

其实黄小茂也算是个罪人了，那时候大地唱片正在大力推广艾敬的《我的 1997》，把其定位为城市民谣，为了增强公司整体的品牌性，黄小茂就给学生合辑定下了 “校园民谣” 的基调。但实际上，艾敬的歌确实还属于民谣，可高晓松的歌就是披着民谣外衣的流行音乐了，结果《同桌的你》比艾敬火的多，让还没怎么听过民谣的中国人，认识了所谓的民谣。

有专业人分析半天，为什么现在流行的民谣不是南方就是姑娘，和 Bob Dylan 传递出的价值观差别那么大，又是怪创作者又是怪听众的，但其实就应该怪黄小茂，如果当初没把抱着吉他的流行音乐冠上 “民谣” 两个字，现在年轻的民谣歌手们估计也就淹没在流行音乐里了，反倒能留给 “民谣” 一个清静。

不过黄小茂也有一点值得肯定，正是他的发现，把高校的一帮才子拉到了音乐行业，才有了后来一些本土音乐创作人和歌手的声音，不然在当时那个所有唱片公司都鄙视大陆音乐人的环境下，朴树应该也是出不来的。

那时候朴树还愿意为了音乐理想主动与人接触，从北大退学的他，跑到高晓松宋柯创立的麦田音乐推销自己的音乐，本来只是卖作品，结果一番弹唱被高晓松看中，把人也留在了麦田。随后在校园民谣势颓之时，麦田推出的 “后校园民谣” 朴树一炮而红，参演的《那时花儿》虽没能上映，但他唱的主题曲《那些花儿》成了金曲。

不过朴树并不能挽救不懂唱片产业的麦田音乐。在给朴树和叶蓓各出了一张专辑之后，麦田在 2000 年就被华纳收购了。其实想来也是，高晓松宋柯有音乐审美，能发现优质人才，但俩人都不懂唱片工业，根本不懂控制成本，据说朴树正式专辑之前还废了一版，等于重新做了一张，这么看公司不赔也是不可能的。

宋柯也想过，“我学工科的，做什么买卖不行，一定要做这个？”，可见对做音乐生意这事也是没心气了。据高晓松回忆，那时候他自己已经去干别的了，宋柯也准备去荷兰银行上班，结果当时五大唱片之一的华纳要进中国，他就牵头把麦田介绍给了华纳，随后华纳把麦田收购了，宋柯也跟着成了华纳的一员。

那时候开始，这俩人就转变了心态，从为了好音乐不顾成本的莽撞，转变到重视商业规则的稳重。期间借着华纳的能力，继续做老狼、朴树之外，还给那英、孙楠、周迅等人出了唱片，但也没出多大的成绩。

在和华纳学习了四年之后，麦田在 2004 年脱离了华纳，接受了太合传媒的投资，变更为太合麦田，算是有了一定唱片工业基础的重新开始。不过说是学习，顶多就是知道了唱片公司大概是什么架构、怎么运转，真要说到唱片公司是怎样维持百年不倒，现在看来谁也没学会。

世界级的大唱片公司根本不花时间、资源培育本土新人，都是直接拿成熟艺人到大陆收割，现在有业内人士形容那时候就是 “唱片业的八国联军”，但当时五大唱片都被当做大哥，所以搞得国内没人学会怎么补充音乐行业的新鲜血液，只学来怎么把拿来主义发挥到极致。

宋柯在 2004 年签下了李宇春的唱片约，就是一个这样的 “成功” 案例。那时候因为李宇春不停上涨的势头，让她的粉丝都知道了天娱传媒和太合麦田，宋柯还挺高兴，甚至说 “一个唱片公司老板的职业生涯里，这样的艺人有一个就够了”，但李宇春的名气也是人家天娱捧起来的，只出唱片的太麦不过是捡现成。

所以后来在老歌手被消费的要没价值、互联网盗版音乐又已成大势的时候，受到冲击的唱片业，干脆就把锅一股脑甩在了百度身上，那些没有根基的唱片公司都高喊盗版是杀手。可话说回来，人家海外唱片公司经历了盗版之后，很快就借着互联网推出了 Ed Sheeran，这种例子他们倒不对外说了。

那时候高晓松早就跑到了美国过悠闲的生活，搞搞创作，偶尔飞回来在选秀节目上露个脸，宋柯也早在  2004 年就把 CEO 的位置给了詹华，后来在 2011 年说了句 “唱片已死”，就转身去做烤鸭生意了。

中国的音乐产业就像个可怜的孩子，换了一拨又一拨监护人，但没几个对它有责任心的。宋柯的那句 “唱片已死” 是真影响了不少人，一些正准备投唱片公司的投资人，吓得赶紧收了手，倒霉了正在融资的唱片公司，搞得整个音乐行业的收入都偏低，留不住优秀人才。

后来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时候，宋柯才坦白那句话其实是为了压压版权的价格，好抄底入市，这让当初收手的投资人找谁哭去，现在手握版权的唱片公司，成了这个产业链上来钱最轻松的环节。

2011 年宋柯做了半年烤鸭生意之后，就被学弟高晓松拉着见了许家印，然后就有了恒大音乐，鉴于之前自己说过 “唱片已死”，所以这次他们不做唱片，做演出。

记得恒大的星光音乐节从立项到首场演出，只用了 3 个月的时间，当时这个执行力惊得人人称赞，而且他们还不是只做一场，2013 年全国一共做了 22 场，完全开创了音乐节新模式。那时候宋柯对外说一点都不会赔，赞助收入已经过亿，但在 2015 年恒大文化挂牌新三板的时候，公告显示  2013 年、2014 年音乐节赞助收入分别 3818 万、3314 万，加一起也没过亿。

可是 2013 年没人知道真相啊，房地产商们听着这收入，再看了下办音乐节的实操难度，都纷纷拍板决定做音乐节，结果中国音乐节市场经过这么一闹，瞬间注入大量泡沫，根据小鹿角智库的数据，2011 年全国才  69 场音乐节，到了 2014 年一共 148 场，而到了 2016 年一下降到了 90 场，一堆公司团队就这么死了。

其他人跟着潮水走，宋柯高晓松并不糊涂。在 2014 年他们就看出来用做电影的方式做音乐节是不行的，一张门票 80 块，一场也就 1 万多人，可一场音乐节的成本就在 300 万左右，赞助单场收入不到 200 万，所以马上在 2015 年停下了脚步，开始思考怎么继续做平台。

那时候俩人觉得许老板要做平台的想法没错，但恒大只能做内容，后来他们发现了一家更有实力的互联网公司，也有做音乐的倾向，就觉得要想为音乐行业再做些事情，只能跳槽了。

据说，那时候俩人商量未来的方向就用了一个小时，没多久就决定放弃了原本要成为百年唱片公司的恒大，主动找上了那家互联网公司的老大马云。

之前二人的每次转身，都是高晓松起得头，从成立公司到并入华纳，从与太合牵手到进入恒大，高晓松都是穿针引线的人，所以这次去杭州，也是高晓松领着宋柯去的。

那天见到马云后，彼此客气一番就直接进入话题，宋柯开始给马老板算账，说中国年音乐产值在 2700  亿，去掉 KTV 的几百亿，也还有 2000 亿，既比电影市场大，也还都没有互联网化，所以得出结论，阿里音乐是可以做成 600 亿元的大生意的。马云听了特满意，很肯定的说了句 “对！”，之后天天动听成了大交易平台阿里星球，何炅也被拉来一起做了同事。

在阿里的那段时间，高晓松和宋柯是真的一改曾经的行事作风，高晓松说去阿里之前以为是钱多事少的美差，结果到了之后甚至会熬夜加班，宋柯看着以往很少参与执行的高晓松，在这家公司都充满干劲，忍不住感叹 “阿里能改变人改变到这个地步”。

但变化归变化，本质上的问题还是存在。因为一些不难想到的原因，经过半年时间阿里星球没能成为音乐版阿里巴巴，马老板想看到的 600 亿连 600 分之一都没有，只好低调地把其改造成偶像粉丝社区，阿里音乐被充进阿里大文娱进行整体架构调整，二人的头衔也进行了明升暗降。

不过对于二人来说，在阿里的这一年没什么损失，更改头衔后高晓松继续进行自己的综艺脱口秀，收割年轻粉丝，宋柯继续自己一周看两个项目的投资节奏，休闲养老，无非是没那么忙了。所以实际上，无论是埋头苦干还是随性而为，都是二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在 50 岁的档口，他们选择为理想进行了一次尝试，只不过尝试失败而已。

不过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二人已经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标杆，干什么都有人跟着模仿，就像那时候宋柯一句唱片已死，一帮人就离开了音乐行业一样，现在音乐行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盲目迷信互联网的能量，在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都想互联网化。

明明有钱做专辑非要玩众筹搞预售，让人以为音乐众筹是个需求，结果苦了真去做众筹平台的创业者。明明进入音乐行业是需要门槛的，非要搞互联网造星，你看互联网造出来的星，哪个能活跃超过半年的？要不是前段时间华晨宇改编了《我的滑板鞋》，怕是都没人记着庞麦郎了。

以前音乐行业不行，大家总是怪政策不支持，现在互联网音乐的版权有人管控了，也没见音乐人们过的多好。后来又觉得是资本没到位，说没钱怎么做生意，现在摩登天空一年多拿了两轮投资，网易云音乐拿了 7.5 亿，其他公司不是在融资就是准备上市，结果呢，连首传唱的好歌都没出现，就算是老腊肉赵雷凭借电视平台唱火了首《成都》，首先它不算多好，而且也跟音乐行业没半毛钱关系。

从多年前开始，音乐行业的头部公司和大佬，就都是明白人，人家敢于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来大陆就是赚钱，人家敢于说自己的理想就是成为门客，可活在地上的人总是向往天上的生活，忘了自己要脚踏实地。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中国的音乐行业成了现在这样，我肯定说是这届从业者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