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音乐有限公司（种子音乐集团）(Seed Music Limited)，是台湾历史最久的第一大音乐品牌。成立于1995年，曾为EMI（科艺百代）旗下品牌，后独立成为专业音乐公司并发展为种子音乐集团。业务涵盖音乐制作、发行、演艺经纪、数字授权等，覆盖中国内地、台湾地区、新马等所有华人地区。成立20年来，种子音乐以其专业和成就，被誉为培养天王天后歌手的摇篮。经过14年在内地的发展，种子音乐成为最熟悉内地市场的台湾音乐公司，拥有专门的新人培养机构，以精于发掘和培养新人著称。现今拥有教父级歌手、阿杜，暖心情歌王子，音乐小霸王，唱作才女，新生代歌手、、、等。

2013年吴锋先生再次出任种子音乐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以其对数字音乐趋势的独到见解，且更着重全球化的商业模式探索及发展策略，并坚持优良音乐制作本质，领导种子开创新局，迎接数字音乐全方位时代的来临。

一 南洋公学的文化社团及其活动

三龙华监狱墙头诗的来历

五 中共地下党电影领导小组与进步电影

七 汪伪政府在“庆祝大会”上的爆炸事件

一一记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地下党领导的斗争十一 战斗号角

……记“新音乐社”及其活动

十二 建国前境内著名人士进行的文化活动；

3．陈碧岑营救革命志士

8．许彦飞掩护李白烈士

十三解放前在民校内开展的文化活动

十四 交大民众夜校出版《民众》报

南洋公学的文化社团及其活动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消息传来，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学生首先揭竿而起，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的爱国学生抱着对于社会“着实做一番有益事业”的信念和“使得人民都觉悟”的牺牲精神投入“五四”运动。为实现这种信念和精神，他们组织演讲团，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演讲。宣讲团每四、五人组成一个小组，在街头巷尾定期进行演说、宣讲。11月2日，在老西门一带城隍庙附近，宣讲者不下百数十人，听讲者前拥后挤，道路为之堵塞。这是上海演讲从未有过之盛况。

校学生会以舆论宣传推动“五四”运动专设的编辑印刷部（后改为出版部）在出版发行《南洋日刊》之后，于7月15日又正式出版发行了《南洋周刊》。

1919年学生组织与发行《南洋日刊》和《劳动界》两种刊物。前者，日出八开纸一张，内容大都是评论国家政治及社会状况，振奋民气的文章或学生活动通讯等。后者由学校学生中的十入团主办。这两种刊物到同年7月中旬，合并为《南洋周刊》，每周出版l册。

《南洋周刊》重在评论国内外时政、探讨救亡之路。与此同时，也注重学术研究及教育方针的讨论，介绍过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军阀的文章，宣传爱国救国的思想。

《南洋周刊》的栏目有：言论、社会状况、劳动界、记事、时评、思潮、随感录等，颇受人们欢迎。后因经费困难，一度停止出版。

1921年，学生印凌云、吴达模、陈荣、陈广源等，发起组织恢复南洋周刊社，全社分总务、经济、编辑、广告、营业、出版6部，编辑部下分社论、校闻、小说、科学、校景、常识、译丛、文苑8 股。

从1922年3月出版的第12期开始，《南洋周刊》改由学生会主办。第2卷第1、2期《南洋周刊》的封面“南洋”两字，系孙中山先生的亲笔所题。1924年1月出版的第13和14期的广告页里，刊登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目简介。

《南洋周刊》的发行，从1919年创刊起，先后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广州、成都和甘肃等23个城市和地区，设有代办处、所。1921年后，周刊的发行量，逐年有所增加，从每期500份增到800份、1200份，最多达1800份；不仅在国内发行，还发行到国外。南洋公学毕业留学国外的同学，都以能订阅到《南洋周刊》为快事。

1922年2月7日成立。上海各大日报差不多每天都有该校的新闻，各主要报馆也按日将报纸赠送一份给通讯社。1924年后，《申报》、《时报》、《新闻报》时常登载该校稿件，并给以较好地位。南洋通讯社成为上海高等学校中十分活跃的新闻单位。

由学校爱好音乐的王守恒、李能果、陈体钦等在原有音乐会的基础上于1923年11月组建的。开始时会员三十多人。聘请校外音乐家任教，每星期练习两次，并参加一些集会的演出。

1924年社员发展到五十多人，校方为此提供钢琴进行练习，还补助津贴。1925年选举叶贴东为社长，会务活动更活跃，会员增加到六十多人。并与校内外音乐团体联系，举办音乐会。1927年歌社改属学生会艺术部领导，改名为雅歌社，聘请毛月爱女士为教授，在孙中山诞辰（11月12日）纪念会中，演出第一曲《伏尔加船夫曲》。

五、南洋学会（游艺部）与南洋剧社

《南洋学会》于1915年1月成立，至19 24年，会员发展至450多人。1921年10月该校新成立的课余俱乐部并入学会下设的游艺部。

游艺部分新剧、昆曲、中乐、西乐、京剧、幻术六股。元旦举行游艺会演出节目，如新剧股编演的《社会阶级》（鸣不平）寓讽意于滑稽，刻画淋漓尽致，受到师生员工称赞。

1940年《南洋剧社》成立，先后上演过田汉编的《湖上的悲剧》、曹禺的《蜕变》、《白茶》等剧。

交通大学从创办到1949年，许多著名人士应邀到校演讲，如张元济、严复、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黄炎培、章太炎等，演讲的题‘目各异，但内容都包含着宣扬爱国主义思想，振兴中华等。1911年12月6日，孙中山先生被推选为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同月底，他在赴南京就任前夕，到校发表重要讲演，他用英语讲2个小时。1924年，学术研究会先后数次邀请恽代英、叶楚伦、刘华、汪精卫、郭沫若等著名人士到校演讲，对同学影响极大。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学校举行的追悼会上，邀请恽代英、章太炎、叶楚伦到会演讲。1926年春，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前后，中共党组织以学生会评议部和学术研究会的名义，邀请了当时国民党左派、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学术界著名人士到校作各种讲演，如郭沫若讲

七、陆定一上街宣传演讲

1925年，共产党员顾正红领导工人群众与日本资本家斗争遭枪杀后，激起了上海工人和广大人民的反帝怒潮。

5月29日下午，南洋大学全体学生举行大会，请刘华作报告。30日停课，结队前往南京路游行示威与演讲。

陆定一来到南京东路北面天津路浙江路口，站在凳子上向群众宣传演讲，揭露帝国主义屠杀顾正红、逮捕学生的真相。共产党员张永和等4位同学负责接送宣言传单，并将传单转送给同学们沿途散发。传单内容有反帝爱国及“告工人书”、“告巡捕书”等，呼请国人“一致起来为中华民族争国体，为中华民族争人格。”并为日商纱厂罢工工人募捐。

陆定一同志在校内还秘密组织马列主义读书会，请上海大学教授施存统到校辅导学习马列。他在校内《南洋周刊》上发表《敬告一切热血青年》和《纪念孙中山先生》等文章，驳斥右派言论，肯定国共合作的三大政策是“给中国之国民革命打下铁的基础。”

五烈士（四男一女）1931年2月7日晚，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他们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员：柔石、李求实、胡也频、冯铿、殷夫。均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牺牲时年龄在21～29岁。

1931年1月17日、18日他们在上海东方旅社参加集会时，（注）因叛徒告密先后被捕。营救 失败，同年2月7日晚，被国民党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集体惨杀。

以下记述他们生前主要活动经历，及主要作品、译作等。

注：一说：他们是出席即将在革命根据地举行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推选会议被捕的。

柔石(1902～1931)作家，原名赵平福，后改平复，又名少雄，柔石是笔名。浙江宁海人，出生于清苦小商家庭，九岁进小学。1917年小学毕业进台州中学，因学费昂贵，二月后辍学。1918年考取免费入学的浙江省第一师范。五年师范教育，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对文艺产生浓厚兴趣，加入新文学团体“晨光社”，开始创作诗歌、散文。1923年6月毕业后找不到合适教育岗位，迫于生计充当家庭教师。1926年秋受聘到浙江镇海中学任教，不久被提拔为数务主任。1927年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柔石目睹反动派倒行逆施。愤而辞职返乡，在宁海中学任教。1928 年在宁海县地下党和进步力量支持下，被推荐任县教育局长，正当柔石在任教育局长时，同年5月发生宁海县农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暴动，宁海中学的部分师生也因参加暴动遭到反动当局搜捕和镇压，柔石早就引起敌人注目，不得不离家出走。1928年6月柔石孤身来到上海，寄居在老同学家里，闭门读书作文，将长篇小说《1日时代之死》稿整理成文。一个偶然的机会，经朋友介绍，他结识了倾慕已久的鲁迅先生，得到鲁迅热情的培养和帮助，结下师生之谊，并成为鲁迅从事革命文学活动的得力助手。

柔石从事文学活动主要职务，著作及译作等：

1924年 长篇小说《疯人》集处女作自费发行。

1928年10月 柔石等人在鲁迅积极赞助支持下，成立朝花社，当年12月《朝花周刊》问 世。

1929年1月 鲁迅请柔石接替《语丝》的编校任务。

1929年3～4月鲁迅和柔石合编的《近代木刻选集》(1)(2)，

1929年10月 柔石在鲁迅的引导下，积极参加筹备左翼作家联盟活动，成为上海革命作家行列中坚人物。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经鲁迅推荐由北新书局出 版。

1929年11月 柔石的小说《二月》由上海春潮书局出版，鲁迅为该作品写《小引》，对书中主人公肖涧秋作了精辟的分析。

1929年冬 柔石在《希望》自序中说：“我只希望，以后自己有更好作品，供给买我书的读者。”

1930年1月 柔石参与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

1930年3月 柔石在“左联”成立大会上，被选为执委，后又仔常委和编辑部主任。

1930年5月 柔石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以“左联”代表身份，与胡也频、冯铿、殷夫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

1930年6月中旬柔石就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的感受写了长篇通讯《-个伟大 的形象》，刊于1930年9月版《世界文化》第一期，次年译成曰文介绍到国外。

李求实(1903～1931)文学翻译家，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原名李国玮，字北平，笔名李伟森，卓如等。湖北武昌人。1917年小学毕业越级考进武汉高等商业学校，并利用业余时间在外学习英文。1919年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恽代英在武汉成立学生会，带领求实和同学们一起罢课上街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宣传抵制日货，严惩卖国贼，鼓动商人罢市。1921年7月求实和恽代英等20余人，在黄岗成立共存社，决心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走十月革命道路，求实于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李求实主要职务及著作、译作等：

1922年 主办《日日新闻》在该刊发表文章揭露军阀混战的罪行，反映工人疾苦，鼓动工人运动，指出“唯一有效的武器，便是联合。”

1923年 “二七”大罢工后被军阀通缉，到安源工人夜校教书，主编《安源路矿工人 俱乐部罢工胜利纪念册》，同年8月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团代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年底调上海团中央宣传部参加《中国青年》编辑部工作，发表几十篇文章，吸引了大批青年，成为共青团早期领导人之一。

1924年夏天 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五卅”运动爆发，求实回国在上海团中央工作三个月。

1925年秋 求实调河南开封任豫陕区团委书记，和肖楚女等一起组织河南书店发行 《中国青年》，扩大宣传，使分岐对立的青年联合成河南青年协社。

1926年初 求实调广州任广东区团委宣传部长，主编《少年先锋》，编写《革命歌曲》。

1927年1月 求实调湖南工作任团省委书记。他经上海时应陆定一之邀，写了《1日调重弹——革命尚未成功》发表在《中国青年》152期，并由陆定一译成英文，在《密勒氏译论报》发表。

1927年11月 求实从广州回到上海，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他从翻译俄国文学入手，介绍 苏联情况。一年多的时间内，译了《妥思特夫斯基与屠格涅夫》，《十年来的俄罗斯》等书共几十万字。同时他化名林伟同鲁迅接触。鲁迅于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后，他是共产党内与鲁迅接触较早的一位。

1928年夏 求实再次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并在中央党报委员会工作，主编《上海报》。 坚持出版到1930年8月，党中央决定《上海报》同党的机关报《红旗》合并为《红旗日报》。求实主编该报副刊《实话报》，协助全总创办了《工人日报》。在办《上海报》时，又翻译《动荡中的新俄农村》，还编辑《俄国革命画史》。现已发现他的文学作品有16篇（部），有的是万余字的小说，有的是几百页的译作，多以李伟森笔名发表，这些作品使他跻身于“左联”作家的行列。

1930年5月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求实担任了代表大会准备 委员会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为大会作了大量工作。

胡也频(1903～1931)，作家。原名崇轩，又名培基，笔名沉默等。福建福州人，幼年家境衰落，失学进金铺当学徒，18岁不堪忍受店铺中屈辱，不告而别来到上海．在浦东中学念书一年辍学。通过其父关系免费进大沽口海军学校攻读机器制造专业。第三年海军学校停办；胡也频濒临生活困境，来到北京以冀考上官费大学，结果落榜。20年代初期的北京，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青年学生的思想十分活跃，促使胡也频技术专家梦破灭，转而步入文学的殿堂。

胡也频从事文学活动的主要职务及著作：

1924年12月 胡也频与友合作，共担《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的编辑工作。

1925年1月 胡也频第一首诗歌《昨夜入梦》在《民众文艺周刊》第5号上发表。他以悲愤的激情控诉旧社会的罪恶。此后，胡也频写的诗歌、小说、戏剧、杂文等 各类体裁的作品，相继出现在《京报》、《晨报》、《现代评论》等刊物上。其中刊在2月2日《民众文艺周刊》第49号上杂论《雷峰塔倒掉的原因》， 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因此写下了著名杂文《再论雷锋塔的倒掉》。在鲁迅笔下，胡也频文中“愚民迷信挖砖，导致塔倒景毁”的观点得到高度升华，矛头直指日夜偷挖中华民国柱石的奴才们。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5年5月 胡也频写成著名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对献身无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作了正面歌颂，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

1927年 大革命失败后新文化运动中心从北京南移到上海。胡也频也来到上海，

当时中国文坛一场关于革命的论争，促使胡也频阅读了大量鲁迅和冯雪峰翻译的苏联文艺理论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书籍，使他对革命有进一步理解和接受。

1929年11月 自筹资金建立红黑出版处，出版的《红黑》月刊，前后共出7期。同时还编辑出版《人间》杂志。来自社会底层的胡也频与劳苦大众有共同命运。在小说《便宜货》、《船上》、《珍珠耳坠子》和戏剧《绅士的请客》中，以一个青年的坦率，斥责世间的庸俗，控诉社会的不平，揭露外国船主在中国作威作福，肆意欺压中国人民的丑恶嘴脸。尤其对妇女在封建思想和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悲惨命运，寄于了极大同情。

不久，艰辛创办的红黑出版处因负债倒闭。胡也频远走山东济南，在省立高中教书。他在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革命文艺理论，深得广大同学的拥戴。由此发起领导的文学研究会，参加者多达四五百人，影响日益扩大，招致地方当局的忌恨。胡也频被省政府通缉，被迫离开济南。1930年5月重新回到上海。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最初参加的有鲁迅、茅盾等50 余人。胡也频一到上海就参加了“左联”，并被选为“左联”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成为鲁迅先生光辉旗帜下一位杰出文化战士。

同年5月又和柔石等一起代表“左联”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使胡也频不顾“左联”内务工作繁忙，艰辛创作了《光明在我们的面前》这部小说。作品揭示出畸形社会和病态人生的总根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1930年11月胡也频加入中国共产党。

冯铿(1907～1931)女作家，原名岭梅，笔名绿萼、占春等，生于广东潮州，祖籍浙江绍兴。出身颇为富裕的家庭，15岁在读中学时，即能文学创作，1926年毕业于汕头友联中学高中部。在中学时代，她就热情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在学联领导下，从早到晚忙着印传单、编刊物、排话剧，组织游行，参加领导汕头教会学校师生反对外国教会的学潮。1929年到上海进持志大学读书，不久辍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坚持自学英语和日语，并从事文艺创作。19 30年3月加入“左联”。是“左联”刊物《拓荒者》的主要联络员。她日以继夜勤奋写作，并经常参加暨南、复旦、大夏、光华、中国公学等大学的读书会或文学小组活动，积极引导同学走向革命的道路。

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与会者50余人，代表各红色根据地及大城市红色工会革命团体等。冯铿和柔石、胡也频、殷夫等作为“左联”的代表出席大会，并在会上致祝词。冯铿根据会上所见所闻，结合以前的生活积累，写成小说《红的日记》和《小阿强》。这些作品与柔石的《-个伟大的印象》，胡也频的《同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批直接反映和热烈讴歌革命根据地红军战斗生活的文学作品。

冯铿作品有短篇《乐园的幻灭》、《突变》，中篇《最后的出路》、《重新起来》。独幕剧《胎儿》等。

殷夫(1910～19 31)诗人，原名徐祖华，曾用名文雄，笔名徐白、白莽等，浙江象山人。1923 年至1926年曾在上海民立中学求学。1926年秋，用徐白名越级考入上海浦东中学。参加了共青团，即与共产党有了联系，并创作诗文。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捕，囚禁三月，几被枪毙。他在1927年6月写于狱中的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充满为革命献身的坚定决心，后由其当参谋处长的大哥保释。他在1927年秋考入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学习德文，经过刻苦学习英、德、俄三国文字，俄文靠自学达到能翻译的程度，从俄文书刊译了不少作品。殷夫经常阅读《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奔流》、《太阳月刊》等进步刊物。1928年1月他在《太阳月刊》第4期上发表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得到著名作家、翻译家蒋光慈和著名文艺评论家钱杏邨（阿英）的赏识。1928年加入革命文艺团体

1928年秋因参加革命活动，与同济大学国民党特务公开争论而第二次被捕。那时其大哥去德国留学，由其大嫂托人保释，殷夫又一次回到家乡象山。在其姐主持的学校任代课老师，其间为学生排练话剧，到街头演出，扩大革命宣传。

1929年初殷夫离开家乡重到上海。摆脱了家庭羁绊，继绝了家庭经济关系，又没找到组织关系，过着极为艰苦的流浪生活。这加深殷夫对帝国主义统治下半殖民地大都市的认识。在他的创作中开始出现《无题的》、《梦中的龙华》、《流浪人的歌》一类的诗，描写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下的“上海是白骨造成的都会”那样阶级尖锐对立色彩强烈的诗篇。

1929年6月殷夫开始用白莽的笔名同鲁迅先生发生联系。向《奔流》杂志投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传略译文及诗篇。殷夫多次书信来往，及几次拜访鲁迅，成了忘年知交。同年7月，殷夫在上海丝厂罢工斗争中第三次被捕，衣物等全被没收，囚禁一时期被释放，但遭到严刑毒打。出狱后即去探访鲁迅。鲁迅热情接待，并在经济上给以资助。殷夫恢复工作后，参加共青团中央机关工作，从事青年运动，是机关刊物《列宁青年》的负责人之一，又是青年反帝大同盟机关刊物《摩登青年》的主编之一。还经常给《萌芽》、《奔流》、《拓荒者》等“左联”刊物写诗。关于“生命、爱情、自由”的裴多菲译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就是在殷夫译文中首发的。

1930年3月，殷夫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了鲁迅等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5月殷夫以“左联”代表身份，出席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

生前著有诗集《孩儿塔》；小说、随笔、戏剧集《小母亲》；译作《苏联的农民》等。龙华监狱中墙头诗的来历

1931年2月7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反动派在龙华秘密集体杀害了林育南、李求实等24位烈士，这次大屠杀发生以后，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牢内尚存的难友，在墙上写下一首七绝诗：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这首诗，当时在同狱难友中广为流传，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革命斗志，有一些难友后来被转移到国民党漕河泾监狱，诗就在那里传开了，一直流传到上海解放。中国青年出版社在50年代出版的《革命烈士诗抄》收录入册，作为《龙华狱中殉难者遗诗》诗集出版后，经了解以往情况的同志反映，才知道诗的作者是王文乔，也就是解放后曾任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政协主席的张恺帆同志。

1933年下半年，张恺帆等同志在上海被捕囚禁于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时为悼念19 31年2月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的24位烈士，也为了激励自己而集体吟成了这首狱中诗。1934年春抄写在狱墙上而被传诵下来。当时，同狱难友秘密组织了一个诗社，常在一起联吟唱和。有认识胡也频烈士的沈蔚文为纪念烈士在墙抄录如下一首：

铁窗无语近黄昏，坐拥寒衾哭也频。

墙外桃花红十里，长留颜色兴英灵。

据同狱难友讲，在殷夫牺牲的第二天，敌人在他所居监狱墙上用刀刮去殷夫所写：“黑暗和风暴终要过去，你呀！圣洁的光芒！永存！”这些诗句充分表现了革命志士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酷刑和屠刀之下，坚贞不屈的高尚情操，抒发了共产党人誓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崇高理想。

我欲凌天风 冲向光明处

1934年3月，张恺帆被押往漕河泾监狱。临行前，作《自度曲》留别拍虱社诸友：狱中方酣唱和，迷梦骊歌惊破，依依不忍行，热情相煎似火。无尔、无我、青春莫让空过。

张恺帆一关进漕河泾监狱，就被钉上了大镣，编号为“662”。狱卒喊犯人不喊姓名，只叫编号，于是“662”就成了张恺帆的“代名词”了。狱中与外界完全隔绝，无法知道准确日期，真是“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了，人们只能凭着寒暑的变化，来判断节令。记数流光。这时，因天气渐暖，估计大概是暮春了，张恺帆作《清明》以述怀：

无数流光入暮春，铁窗风雨失清明。

天涯多少无名冢，血与春潮一样深。

监狱囚室是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编号的。当时，方毅（化名方静吉、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桂蓬（原安徽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王若望（上海作家）关在“甲”字临，张恺帆被关在“庚”字监。

大约是1935年7、8月间，他们进行了4天的绝食斗争，提出了四条要求：一、打开大镣；二、准许用纸笔；三、改善伙食、饭中不准掺砂子；四、除两天外，每月放风。在这场斗争中，张恺帆斗争坚决，因而受到了严刑拷打。但敌人终无所获。敌人的暴行在报纸上揭露。引起社会舆的关注。知名人士沈钧儒等挺身而出，亲往临狱探视，迫使监狱改善了政治犯的待遇，绝食斗争胜利了。

张恺帆因为带头参加绝食斗争，被关进了单身监狱，与难友们及外界完全隔绝。在单身囚室中，张恺帆作了三首五言绝句：

斗室不见天，短窗少月到。

不闻人语声，但闻蚊蝇噪。

风雨震天怒，势拨牢笼去。

我欲凌天风，冲向光明处。

寂寞锁重门，蛙声独夜听。

不为憎黑暗，底事不平鸣？！

斗争还在继续、诗章还在哦吟。1936年10月，张凯帆他们50多人又被押上了囚车，关进了苏州军人监狱。他不幸得了伤寒病却得不到治疗，拖了一年余才慢慢痊愈。一天，他听到墙外爆竹声声，想到春节快到了，乃作

爆竹噪囚窗，声闻欲断肠。

故园今日夜，是否旧风光。

《病中过春节》一诗，却展示了“无情未必真豪杰”的襟怀：

一病缠绵一岁更，家书欲寄笔难擎。

遥知父母新年里，酒未盈樽泪己深。

对张恺帆的这一段峥嵘岁月，敌人在他的狱中档案上，批了八个字：“冥顽不化，不堪救药。”

1937年8月18日，在党的营救下张恺帆终于获释了！

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张恺帆又踏上了新的战斗征途，吟涌着新的诗章：

不信阴霾能遮日，东方晓色还朦胧。

（注：张恺帆同志于1991年10月29日因病在合肥逝世，终年84岁。）

五、中共地下党电影领导小组与进步电影

20年代始，上海私营电影厂“明星”、“民新”、“大中华”、“天一，，、“联华”、“艺华”、“新华”、“昆仑”等厂在徐家汇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当时，中国电影充满着封建思想、才子隹人，蝴蝶鸳鸯派色彩，严重地毒害群众的思想。1931年“九·一八”和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事件，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侵略中国，激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浪潮。面对这一严峻的政治形势，中共地下党组织，于19 33年组成了党的电影领导小组，成员有夏衍、阿英（钱杏村）、王尘元、石凌鹤、司徒慧敏共5人，由夏衍任组长。

当时明星电影厂因拍摄过多武侠片，观众厌倦，造成厂方经济拮据。明星创始人之一周剑云找同乡钱杏村解决电影剧本问题，钱当即将电影领导小组夏衍等推荐给明星厂。在地下党电影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夏衍等几位剧作家编写了很多优秀剧本。《狂流》是他第一次编的电影剧本，也是中国第一个进步电影剧本，内容以水灾为背景，写灾区农民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写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它是第一部现实主义的影片。《春蚕》是夏衍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将“五四”之后新文学作品搬上银幕。作者忠于原著的精神和风格，展示出30年代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农村经济破产的真实情况。

在中共电影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田汉、孙瑜、蔡楚生等编导进入联华厂，拍摄了《共赴国难》、《三个摩登女性》、《都会的早晨》、《母性之光》等影片。在艺华拍摄了宣传抗日救国、鼓舞抗日斗志的《民族生存》、《肉搏》、《中国海的怒潮》等。这些影片都具有较为鲜明的立场。有着较强的现实感和时代感，题材面较前大大开阔，多方面地反映了不同阶级、阶层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值得提出的是，描写农村破产和城市工人斗争的生活题材，这时开始进入中国电影领域，开始从狭小的上层社会题材圈子里走了出来，面向大众生活，接触和表现了工农生活及其斗争。此外，也拍摄了《民族生活》、《肉搏》一些旗帜鲜明的抗日反帝题材影片，暴露城市贫富悬殊、阶级矛盾，以及描写知识青年和妇女题材影片。电影小组把“左翼联盟”盟员为主的新文艺工作者陆续介绍到各影片公司。如沈西苓、郑君里、舒绣文、魏鹤龄、王莹、艾露等都是这样参加到“明星”、“联华”、“艺华”去的。

1934年，《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新女性》、《渔光曲》、《铁蹄下的歌女》等电影歌曲，都以激越的时代感和民族气节赢得了人民的喜爱。在社会上很快流传开来，产生巨大影响。

抗日胜利后，1946年在中共地下党的电影小组领导下，进步的电影工作者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孟君谋、郑君里等在上海组成联华影片社（今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江春水向东流》受到观众欢迎。1947年与昆仑影业公司合并。改组后的昆仑公司，为进一步充实和扩大创作力量，将陈白尘、蓝马、赵明、严恭、沈扬等从戏剧界转移过来。原中央电影摄影场、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沈浮、陈鲤庭、孙瑜、赵丹等也先后加入。昆仑公司继承和发扬30年代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电影的革命传统，建立编导委员会，由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陈白尘、沈浮、陈鲤庭、郑君里等任委员。拍摄了《万家灯火》、《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等影片。这些影片以思想内容的进步，艺术处理的精湛、赢得了广大的观众。昆仑一共摄制了9部影片，大都在思想上、艺术上有较高成就。它继承和发展了中国30年代左翼电影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关键时刻，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为目标，创作出了一批中国电影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作品，标志着中国电影已步入成熟的时期。 六、南洋中学的社团活动

南洋中学地下党，通过“南中团契”，利用四川北路基督教青年会的合法活动场所、在高中二年级学生中，成立“海燕”读书会的课外文艺活动组织，在校外开展学生群众工作。地下党党员和进步学生，团结学生群众积极参加文娱体育活动，举办读书会、诗歌朗诵会、排练演出《升官图》和《法西斯细菌》等话剧，开展“大家唱”歌咏活动以及打篮球、打乒乓、游泳等文体活动。“海燕”读书会成立后，将收到的会费用于购买进步书刊杂志供大家阅读，鼓励和组织爱好文艺的学生在“文汇报”、“时代日报”等文艺副刊及《文艺学习》等刊物上投稿并与沪新中学等几所学校学生，联合组织图书馆，动员一部分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家中藏书较多的学生，自愿购书捐赠或借给联合图书馆供大家借阅。南洋中学地下党还发动一部份爱好文艺和从事写作的学生王维睿、凌寿鹏、洪钟亮等10多人，参加“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这是地下党市学委和市文委领导的一个青年文艺团体，成立于1946年2月，主要活动有：开展文艺理论、小说、戏剧、诗歌、漫画等小组活动，举办文艺晚会，阅读会刊《文艺学习》。举办星期文艺讲座时，邀请叶圣陶、许杰、胡风等先生讲课。除此之外，参加“海燕”读书会的学生，从高二班级发展到其他班级共有正式会员60多人，其中培育了一些文艺新人从事写作，用文艺武器积极参加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政治运动。

二、传播革命理论知识的《鸡鸣社》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洋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党员毕业离校。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学校地下党支部委员会由林义萍、王兆昆、朱鸿兴等同志组成。1945年8月至1946年8月，在地下党支部领导下，秘密组织了“鸡鸣社”。

“鸡鸣社”成员活动，不定期地在林义萍或李颐民同志的家里，举行读书讨论会，传阅革命书报杂志，如《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西行漫记》、《萍踪寄语》、《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代日报》等，启发和指引大家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利用学校场地举办读书会和诗歌朗诵会，排演《升官图》和《法西斯细菌》，还开展打篮球、乒乓、游泳等体育活动及交朋友等形式，介绍进步学生、积极分子和党的培养发展对象，参加“鸡鸣社”，如毛德明、华国柱、张仁昶、朱珍英、吴文燕、陈明珪等同志。这些同志经过“鸡鸣社”活动的教育与培养，先后在南洋中学或升入大学后参加中共党组织。

1944年秋，学校举办的“消费合作社”，深受学生群众的欢迎。中共地下党支部研究决定：利用这“消费合作社”的合法组织，广泛发动高年级学生把读过的旧教科书，以捐赠、借阅、低价出售等多种形式，帮助低年级的清寒学生解决课本。消费社在经营文具用品及其他商品活动中所获得的低微利润用来救济一些清贫好学的学生。1943年11月，地下党支部发动进步学生和清贫学生，团结其他学生群众，参加全市学生开展的义卖助学活动。在八仙桥（现在的西藏南路）和四川北路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义卖市场，展出广大学生义务捐献的家庭的日常生活用品，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取得良好的政治影响和较好的经济效果。1946年2月5 日、6日，南洋中学中共地下党组织又一次发动学生群众参加全市学生助学活动，走上街头进行宣传和义卖自制的学生章。4月24、25日上街义卖敬师章。通过助学活动，帮助全市（包括南洋中学）解决了4000余名清寒学生的困难，提高了广大学生的政治觉悟，加强了进步学生与学生群众的团结，锻炼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

三、俞昌准烈士遗诗-《一柄朴刀》

俞昌准烈士，1907年生，南陵县人。1922年--1925年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经受“五·卅”运动的锻炼和考验。由恽代英同志介绍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心潮起伏，热血沸腾，写下了表达革命抱负的诗篇：

摒弃了我一切梦幻的欲念，

澄清了我一切颓唐的绮思，

我将我冶成一块百炼的精钢，

我将我制成了一具完美的器械，

一这具完美的器械，就是一柄锋利的朴刀。……我的亲爱的主人呀！

你使用我吧，充分地使用我吧！

使用我勇敢地去为那无产阶级的利益冲锋陷阵！。

1927年春，组织上按照他的出身籍贯，派俞昌准去安徽担任中共芜湖特支委员和共青团芜湖特委宣传部长。这时国民党革命军由武汉沿江东下。俞昌准同志参加了市党部工作。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俞昌准同志因叛徒刘怡亭告密，于1928年11月22日晚被捕入狱，12月16日被杀害，时年仅21岁。

七、汪伪政府在“庆祝大会”的爆炸事件

中国中学在孤岛时期学生张志炘为爱国抗日牺牲的侧记。

张志斯，男，上海人，牺牲时19岁，为中国中学高二班学生。1941年8月1日，侵华日军与汪伪政府正在上海沪西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召开所谓“纪念”日、德、意轴心国建立一周年暨德、意政府承认南京汪伪政府庆祝大会。大会开始进行时发生了炸弹爆炸。举事者是中国中学三名爱国青年学生张志炘，李某某，达世清。举事前，三同学秘密进行了研究，决定以实际行动，打击法西斯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严正警告汉奸卖国贼。具体行动：由李在兆丰公园门旁拉响炸弹（手榴弹），张志斯紧随李后担任掩护，达世清在较远处望风。结果，行动时，炸弹刚出手，即在不远处爆炸。李在炸弹爆炸时当场身亡，张志炘肩中弹片、达世清安全逃脱。

张志炘负伤后径直去海格路（今华山路）红十字会医院医治时、因医生告密、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旋即引渡给沪西警局、稍后张志炘又被羁押在日军宪兵司令部受刑讯，约三个月后死于狱中。牺牲时年方19岁。根据张志炘在中国中学读书期间的好友凌贤骅、（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中退休教师）的回忆，在举事前几天她曾偕同张志炘一起去兆丰公园散步、观察地形；在1941年上半年还曾多次掩护张志炘在美琪电影院散发抗日传单。另一位幸存的同学达世清（现卢湾区政府干部，退休）回忆起举事时他在较远处望风，脱身后逃回家中。不多天捕探先到中国中学搜查，拿走学生名册和家庭地址、随即押着张志炘去达家指认捉拿达世清。这天达和邻居正在门外乘凉，张志炘瞥见后不动声色，迳直将捕探引向三楼达家空房，达再次脱身幸免于难。达世清脱险后，潜往南京隐姓埋名谋生。直到上海解放后回沪，先后在长宁、卢湾区人民政府工作至退休。

《大众歌声》出版与活动

1936年10月19日，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不幸逝世。惊人的噩耗使人们都沉浸在悲恸之中，一批词曲作者不约而同来到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仁安坊7号冼星海家（因为这是“歌曲作者协会”经常集会的地方），周钢鸣传达了以蔡元培为主席的治丧委员会的决定，要在22 日为鲁迅举行送葬。时间非常仓促，大家没有多讨论就立即投入挽歌的创作，许多同志彻夜不眠，把无限悲痛化作诗歌和音符。21日经治丧委员会选定，张瘐、任钧、周钢鸣等作词、冼星海吕骥、任光等作曲的三首《鲁迅先生挽歌》供送葬时组织挽歌队唱，孟波与麦新就到印刷所连夜赶着排印活页歌选，22日中午，这些活页歌选就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前分发给为鲁迅送葬的群众，同时在马路边和附近弄堂里设立教歌站，由孟波和麦新等分头教唱挽歌。

冼星海，中国现代作曲家。广东番禺人。生于贫苦渔民家庭。自幼爱好音乐，擅长箫笛等乐器。曾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上海国立音乐院学习。离校后参加田汉组织的“尚国社”。1929 年赴法勤工俭学，向小提琴家奥拍多费尔和作曲家杜卡学习。次年入巴黎音乐学院。1935年回国，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和新华电影公司担任配乐和作曲。为《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夜半歌声》等电影配曲。同时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赴内地，相继创作《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歌曲。1938年11月赴延安，翌年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写成代表作《黄河大合唱》以及《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重要作品。1940年赴苏联考察，病逝于莫斯科。作品有歌曲（现存二百五十余首），还有独唱曲，独奏曲数十首，以广泛的题材和形式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对全国军民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此外尚有论著

当年有关冼星海的演出报道：中国音乐家冼星海将在兰心演技番禺冼星海君富有音乐天才，曾任岭南大学音乐系主任二年，民国十八年赴欧考入巴黎世界最高学府，专作曲、指挥、提琴三种，坚苦力学，数年于兹、今春已毕业归国，冼君作曲名师，如俄之蒲氏．(dYoKofiess)，法之包氏(PaniDuKas)均为世界新派音乐家之权威者，其提琴教授渥氏( obeYdoessey)亦为世界第一流演奏名手，至于冼君作品，别具风格，历年所作中外名曲甚富，日前与上海工部局乐队指导梅旧器相遇。受与梅君所重视，闻将于下月初在兰心大戏院演奏其作曲，并由冼亲自指导。

据上海市出版局《编辑参考》(1980)第18期报道，上海文艺出版社于四月十三日邀请在沪的音乐界著名人士以及冼星海同志生前的战友举行座谈会，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和星海同志逝世三十五周年。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有孟波、黄贻钧、王云阶、梁寒光等同志。

星海同志的夫人钱韵玲同志也在会上发了言。她亲切而生动地回顾了星海的一生和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对星海从思想到创作乃至生活上的关怀，引导。她说；在武汉时，有一次周总理看到星海的胡子、头发很长，又听星海说没空去理发，总理就把理发师请到星海的房子里，叫理发师自己认理发的对象。理发师一下子就猜准是星海理发。总理对星海的创作思想、创作道路有很大影响。星海到延安后，注意革命理论学习，改造自己。他曾亲自听过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报告，他还对我说：“假如你不弄通马列主义，你的艺术造就是有限的。”星海对聂耳非常崇敬、热爱。每当聂耳逝世纪念日，他都参加组织工作，并写悼念文章。他离开延安时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希望你们要坚持聂耳的道路。

座谈会上，不少同志建议有关部门和出版社组织一个得力的班子，趁熟悉的老同志健在，抓紧搜集、整理、编辑、出版星海音乐著作，抢救这部分珍贵的左翼革命音乐史料。他们还建议成立聂耳·星海研究机构；梁寒光、黄贻钧等同志还建议以这次座谈会的名义向市委、市人民政府建议，在上海建造聂耳、星海雕像。他们说世界各国首都，都有许多艺术家雕塑，上海也曾有过普希金像，“文革”中砸掉了。希望有关部门在上海有纪念意义的适当地点建造聂耳·冼星海的雕像。

——记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地下党斗争

（一）国立上海音专在1927年11月27日成立，校长肖友梅。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进入租界，原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迁至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代校长李惟宁，于1942年改为国立上海音乐学院，李仍任校长。抗战胜利后，1946年冬，重庆音乐院分院迁到上海与国立上海音乐学院合并。又恢复原名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以下简称音专），校长戴粹伦，校址迁到江湾。

1945年3月建立了音专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由大学区委委员张耀祥领导。音专党支部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开展了活动，广泛交朋友，团结教育同学，用读书会形式组织积极分子学习、传阅进步书籍，搞团契活动，开展义卖、助学等活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前夕，为迎接新四军，党支部就组织进步同学到各校宣传、教歌。瞿希贤写了一首《欢迎新四军》的歌，后因新四军暂不进驻，此歌改为《欢迎、欢迎抗日军》，歌声一时传遍各大、中学校。

在日寇统治下，宣传所谓中国人民“安定共荣”的生活。李惟宁强迫同学拍摄纪录片，并规定同学不参加的要开除。戴天吉同学因拒不参加而被开除。1942年春，李惟宁又要学生去南京为汪精卫祝寿而演出，李又宣布不去的学生要开除，但陈皓和司徒兴城俩抵制不去。其后，李又要为日本人捐献飞机而开音乐会，当时因拒不参加演出独唱节目而被开除的有沈湘、茅爱立二同学。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音专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组织了学生自治会，李珏任主席，准备开音乐会庆祝抗战胜利。李惟宁摇身一变为“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当时他想抢旗帜，将学生音乐会纳入他领导下的音乐会之中，学生群起反对，并提出反对李任校长。于是他贴出布告。开除学生会主席李珏、及黄伯春、瞿希贤、张民权、陈皓、俞瑞、司徒兴城等7人，还宣布：不承认全校学生的学籍。同学和老师极为气愤。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学生自治会再次召开全校大会。选举了李德伦、陈良两同学为代表，向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和接收大员提出控诉。由李德伦起草发表了一份宣言，再联合校友，发表校友宣言，签名的有丁善德、谭抒真、陈又新、钱仁康等教授，还化钱登广告，把这两个宣言登在《申报》、《新闻报》头版的显著地位。国民党慑于众怒，不得不在学校宣布：“即日起，不准李惟宁到校”，并宣布“李开除学生无效”。音专师生斗争胜利了，个个扬眉吐气。

1945年9月26日，国民党召开会议制定“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甄审办法”。当时宣布音专为上海6所“伪”大学之一，音专学生竟会被宣布为“伪”学生，成为祖国的“遗弃者”，同学们异常愤怒。1945年11月初，在党组织领导下．6所大学联合起来成立秘密的“学生协会”，公推交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周寿昌负责。并在1945年11月6日举行了一次无声大游行，这次是全国所谓“伪校”“伪学生”的一致行动，取得了社会各界舆论的同情，上海各报呼吁支持学生“要读书”的要求，批评了国民党的政策。音专通过反附逆、反甄审斗争，不但锻炼了音专地下党本身，而且团结教育了广大同学和教师。

（三）上海音专与新音乐运动

陈良等经常训练各校的小指挥和教唱《欢迎、欢迎抗日军》的歌曲．很受青年学生欢迎。开始，教唱《插秧谣》及一些西藏民歌、如《烈火·猛虎·钢铁》、《傻大姐》等。

1946年初春，在音乐会上唱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贺绿订的《游击队之歌》、《嘉陵江上》、《垦春泥》、黄自的《抗敌歌》、《旗正飘飘》和群众所喜爱的健康而朴素的各地民歌。

1946年在上海市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3万多女工和女大学生，在兆丰公园（今中心公园）参加由上海妇女联谊会主办的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为了游行的需要，陈良编写了一首《姐妹进行曲》在游行时唱。调子昂扬，感情激荡。

1946年6月，在天蟾舞台数千人的尊师运动庆功大会上，为了揭露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

把庆功会变成反内战动员大会。学团联请音专陈良上台指挥，以“打倒列强”的曲调配上新词，全场高声齐唱：

1947年5月13日春游后，交大为反对更改校名以及停办航海·轮机两个系．要求增加教育经费而举行罢课，并集体到南京去请愿。陈良应交大“山茶社”合唱团的要求、与交大同学一起去南京。国民党反动派为阻挠学生去南京，就不让买火车票，不开火车。交大同学发挥自己的专长，自开火车。陈良当场用这首大家熟悉的《打倒列强》的曲调即兴配词，指挥交大同学唱：

在火车上同学们一遍又一遍唱，情绪非常激动，经过反复斗争，反动当局不得不答应学生提出的要求，交大同学终于取得了胜利。

1946年12月，美军强奸大学生沈崇的消息传到音专，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立即就在本校江湾礼堂开声讨大会，支持全市同学的正义行动，参加罢课游行。音专95%以上同学行动起来，到外滩参加万余人集会，会后参加大游行。音专同学张月当场写了一首歌：《起来，把美军赶出去！》十分有力。学生在游行时一路上高唱《起来！把美军赶出去！》和《赶不走那美军心不甘》的歌曲，这两首歌是成为革命群众向美帝斗争的有力武器。音专同学还到各校教唱。同学们通过斗争，情绪高涨，意气风发，思想又跃进了一步。

1947年2月9日，为抵制美货，爱用国货，梁仁达被害，职工22人被打伤。在“二·九”惨案中，大家高唱由陈良创作的“一人倒下，千万人站起来”的《铁流进行曲》鼓舞群众继续斗争。

（五）反饥饿、反内战的最强音

1947年5月，国民党因打内战，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真是“大炮一响，物价飞涨”，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大学生每月的伙食费，只够买两根半油条。党指示每天向同学们报告米价上涨的情况，学生会还组织谢明、刘诗荣、李润华3人演出了独幕讽刺剧《万元券》，讽刺米价上涨之快、一天多变等事实来教育同学，痛恨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不久，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提出“反饥饿、反内战”，举行罢课。消息传到上海，上海各国立大学相继举行罢课。并成立“上海市国立学校学生联合会”，决定派代表进京请愿。音专以张民权、陈皓为代表。5月19日，音专与其它6所国立大学7000余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先欢送36人到南京去请愿。在队伍中，音专同学到各个队伍中教歌。

欢送完后，举行盛大游行时，遭到马队拦路，大家更高昂地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它象一把利刀，划破了警察的防线。学生们踏着整齐有力的步伐，在庄严的歌声中继续前进！

5月20日，全国各国立学校组织示威游行，遭到反动当局镇压。南京珠江路发生血案，国民党怕事态扩大，不得不撤退宪兵，由邵力子出面交涉。党组织决定部分代表立即向沪传达。同学们愤怒已极。一致抗议南京罪行，决定继续罢课。同学们赶写了反映南京惨案的歌曲，派出陈良、欧阳鑫到各大中学校去教歌。歌曲有：《珠江路上的血没有白流》、《铁流进行曲》、

音专同学分头到各大、中学去教歌和演出同学自己创作的活报剧和表演唱，有杨与石创作、谢明和欧阳鑫演出的活报剧《万元大钞》，谢明、刘婉的表演唱《王大娘补缸》，李克曙独唱的《老天爷》，关兴丽独唱的《老母亲刺瞎亲子目》（内容反抗抓壮丁打内战、由瞿希贤创作）等节目。这些节目都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刘婉同学还到女工夜校去教唱《朱大嫂送鸡蛋》、《你这个坏东西》等歌曲，鼓舞群众的斗志，造成强大的斗争声势。

（六）关心群众生活，开展救饥救寒

“五·二O”以后，学运转入低潮。党的工作转入校内，做深入细致的工作。罗忠熔等同学搞了油印刊物《音乐学习》，编写革命歌曲和进步的音乐，出版后寄往各学校及外地各音乐组织，使音乐在学运中的作用得到很好的发挥。

学生自治会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举行各种民歌演唱会，组织同学搞创作和各种庆祝活动。刘诗嵘作词、朱镜清（桑桐）作曲的《狗仔小调》，带有表演唱性质，在学运中起了作用。罗忠熔创作的《山那边呀好地方》在学运中广泛传开，和《我们的队伍来了》一起流行，效果特别好。

1947年12月，寒流不断，冻饿死的人每天都有。学联发出号召，组织同学参加抢饥救寒运动，募寒衣、散传单，举行多次民歌义演。节目有歌曲演唱、快板、活报剧等。到军工路的几家大工厂去露天演出，受到了工人的热烈欢迎。

1948年4月，“学联”发起各校到杭州进行春游活动，音专大部分学生和进步教授都参加了，在杭的其他学校师生一起参加了公祭于子三烈士。后来还开了音乐会。葛朝祉教授指挥合唱，龚隆昆、刘婉两同学演唱了《九龙城对唱》。通过春游、公祭和开音乐会，同学们深受教育。

1948年5月4日，学联号召全市学生“纪念五四，要反对美帝扶植日本，争取民主独立解放。”1万多学生在交大举行盛大的营火晚会。金希树、司徒汉等用小旗指挥全场歌唱。由罗忠熔、杨与石编写了“从五四——五四”的大联唱，其中有：《打倒列强》、《抗敌歌》、《在太行山上》、《垦春泥》、《黄水谣》、《古城颂》（延安颂）、《游击队之歌》，新创作的有：《你是灯塔》、《团结就是力量》、《你这个坏东西》、《狗仔小调》、《天老爷》、《山那边呀好地方》等等，演出效果强烈。

音专地下党的同志从支部成立起一直到解放，以音乐作为武器，针对形势和学运斗争需要，创作不少富有战斗性的歌曲，把歌曲传播到大学、专科、中学、甚至工厂、商业等许多单位去，以音乐团结群众、团结教授、团结各界音乐工作者，密切配合学生运动，配合民主革命运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新音乐社”的诞生

1946年初，陈良一面在上海国立音专读书，一面在中学教音乐课。年初音专同学瞿希贤告诉他，内地来了一位音乐界前辈李凌同志，想找陈谈话。陈良曾读过他的《略论新音乐》等文章，自然很愿意见他。在一家旅店里见面时，李告诉陈，这次来沪目的之一是要和上海的音乐工作者一起建立“新音乐社”。回来后，陈立即向党组织负责人朱良同志作了汇报。组织上同意建立，作为地下学联的一个外围社团。于是，这个团结、教育学生的群众性音乐社团正式宣告成立。当时参加“新音乐社”的有：陈良、茹炜、杨今豪、肖英、任策、张瑜民、李长安、庄枫、黄旧春、赵纪舜等同志，并推选杨今豪同志当社长。编辑出版了刊物《新音乐》，发行到各大中学校，便于各学校开展新音乐运动。交大、之江、同济、复旦、建永中学、储能中学、上海女子、务本女中，爱群女中等几十个合唱团加入了该社。

他们为这些学校的合唱团训练了小指挥，每逢示威游行，这些小指挥分散到队伍中去宣传鼓动，碰到开大会，就到会场上去指挥、教歌。这些同志，后来大多成了学生运动中的骨干。记得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有句话：“不怕你人多，就怕你唱歌”。

在党的领导下，“新音乐社”成为推动国统区新音乐运动的阵地，它冲破了国民党的禁令。传播了解放区的和白区的各种进步歌曲，开展了群众性的歌咏活动，促进了新音乐创作的发展，在学运中发挥了战斗号角作用。

（二）《黄河大合唱》的排练

新音乐运动的中心环节，是发动并组织群众性的民主歌咏活动。在上海最盛时期至少有三百个以上的歌咏团体，遍及大、中、小学和银行、百货、交通、水电、纺织等工厂企业。

为了使各校的音乐骨干在业务上有所提高，他们在慈淑大楼（今南京路山东路口东海大楼）楼上借用了一个大房间，作为排练场地，请来了原抗日演剧队的邬席零同志帮他们排练《黄河大合唱》。排练时，邬席零同志生动地讲了黄河上的船夫号子和渡河情景，以及星海创作和演出的真情实况，排了《黄河船夫曲》、《保卫黄河》、《黄水谣》、《怒吼吧！黄河》、《河边对口曲》、《黄河怨》。参加排练者都很受感动，纷纷带回本校合唱团去排练，一时间，“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啸……”的歌声传遍了各校。上海歌咏工作者就象《黄河在合唱》中最后一句所唱的：“向着全世界受难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

（三）《铁流进行曲》的由来

1946年7月中，当闻一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消息传来时，上海各界人士及工人、职员、学生一万余人，在天蟾舞台举行追悼大会。会上，邓大姐代表周恩来同志朗读了一封悼念信，信中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勾结美帝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热烈赞扬闻一多，李公朴先生为了民主、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的爱国精神。欧阳山尊同志当场写了一首歌词给陈良，内容是：“民主的树在人民心里栽，民主的花在人民的血里开，反动的逆流再猖狂，也压不住民主的浪潮澎湃，倒下了一个我们的朋友，千万个朋友站起来，抓去了一个我们的朋友，千万个朋友跟着来”。陈良立即谱了曲，命名为《铁流进行曲》，到学生中去教唱，鼓舞同学不畏强暴，继续投入斗争。后来在1947年梁仁达烈士遇难的“二-九”惨案发生时，群众又自动高唱着“倒下了一个我们的朋友，千万个朋友站起来”这首《铁流进行曲》，坚持同残暴的特务搏斗。

1946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上海各界在辣斐大戏院（今长城电影院）举行纪念大会。

那天，大家很早就到剧场去了。剧场的台上挂着鲁迅先生的大幅画像。郭沫若、叶圣陶、沈钧儒、茅盾等著名人士都到会参加。会上周恩来同志针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严重局势，号召大家要学习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他说：“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象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大家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深入浅出、生动感人的精采报告，真是兴奋极了。发言结束后，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演出了秧歌剧《兄妹开荒》。在这白色恐布笼罩的上海，能看到、听到这解放区的秧歌演出，是件多么令人激动的事呀！剧中的兄妹是欧阳山尊、李丽莲两位同志扮演的。演出极为成功，旋律是那样新鲜，富有生活气息。这是周恩来同志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出现的崭新作品第一次献给了上海人民。会后，“雄鸡、雄鸡，高呀末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的歌声及“锵锵切锵切”的秧歌调，一下子就传遍了许多学校。

在四川路桥北堍有一排楼房，门窗都装着铁栅栏，用电网密密地围着。这是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监狱。九十七个学生被关在这里，楼上关着女生。楼下关着男生。”当这些同学被押进监狱时，他们一路走，一路唱着《反对内战》、《团结就是力量》，顷刻间，整个监狱都唱了起来，唱得那么有力，大有把牢房唱倒之势。

晚上，“笃笃笃”墙上传来了几下声音。

“谁？”马上在墙上出现一个小洞，于是谈起话来了。

“我们编了一首歌，要听吗？”

于是歌声随即响了起来……

这首根据舒模《跌倒算什么》改编的歌曲，是在火线上同反动派展开面对面斗争的被捕同学们中唱出来的。从它短促的乐句，回环的结构和蕴含着坚定意志，昂扬感情的旋律中，人们仿佛看到了一个个具有正义与热血的民主战士，在敌人的监狱里昂首挺立，坚贞不屈。

他们唱、他们叫、他们跳！看，天不是快亮了吗？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年青人鬓发斑白。但每当大家唱起这一曲风暴之歌时，就象又回到了那战斗的青年时代。

于右任，原名伯循，以字行、笔名神州1日主、太平老人等，国民党元老。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与陈望道，钱君匋巡视战场，回到太原路监察院官邸，张灯小酌，后钱君匋为于右任治印二方、于右任自作七律回赠，诗为：

南国急雨北园晴，载酒西园月又明。

天上风去原一瞬，人间成毁不须惊。

高坟玉碗儿孙盗，曲治金鱼将士烹。

凄绝泡公孤塞主，力尽西北泪纵横。

郁华，作家郁达夫之兄，原名庆云，字曼陀，浙江富阳人。早年留学日本，获法学士学位，回国任京师大理院推事、朝阳大学等刑法教授。

辛亥前夕，参加“南社”，他不怕敌人威遭，坚持民族大义。民国21年任上海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厅厅长。为营救廖承志出力。何香凝绘制一幅《春兰秋菊图》赠送郁华，并题词“1933 年承志入狱，其时得曼陀先生帮忙，特将此画纪念”。

上海沦为“孤岛”时，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被暗杀遇难。郁华在审判此案时，不顾自身安危。当庭痛斥被捕获的刺客、汉奸曾某，并判以极刑。敌伪恨之入骨，寄恐吓信，郁处之泰然。敌伪又许以高官厚禄，郁严词拒绝。仍坚守自己的司法岗位，从事爱国活动。民国28年11月23日上午九时，他从善钟路（今常熟路）住所出门上班时，被预伏的特务枪击身亡。郁华被害事件引起社会义愤。上海、香港等地均有悼念活动。

民国36年4月，高阳人士在鹤山建造郁华烈士的血衣冢。郭沫若撰写“郁曼陀先生血衣冢志铭”，碑文为：“石可磷而不可夺坚，丹可磨而不可夺赤，谁云遽然而物化耶？凝血与山川共碧！”

郁华著有《判例》、《刑法总则》、《静远党诗画集》、《郁曼陀陈碧岑诗抄》等。

陈碧岑，安徽泗县人。幼年刻苦自学，郁华之妻，民国2年（1913年）随夫及夫弟达夫赴日留学。次年回国移家上海。八一三抗战，陈投身前线救护伤员。其夫被害后强忍悲痛，抚养子女，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上海沦为“孤岛”时期，其家作为中共地下党员联系地点，曾赴天津营救一位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

日本投降后，她调查搜集敌伪特务丁某的罪证，赴南京法庭作证，以丁某的被处决告慰夫郁华英灵。她一如既往，多次掩护中央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协助中共地下组织向解放区输送医药和物资。

建国后，参加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任市第三消费合作社主任，为解决烈军属的生活困难，竭尽全力。“文革”期间身遭迫害。1982年1月3日病故，诗作收入《郁曼陀陈碧岑诗抄》。

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三省，激起人民反抗怒潮，1932年廖承志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经郁华（任上海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厅厅长）的干预和多方努力，廖承志得以交保释放。何香凝为表示谢意，亲自绘制《春兰秋菊图》-幅赠送郁华。民国43年2月在画上补写题词“1933年承志入狱，其时得曼陀先生帮忙，特将此画纪念。”同年5月，郭沫若见到画和题词，又在画端题诗一首：“难兄难弟同殉国。春兰秋菊见精神，能埋无地天不死，终古馨香一片真。”

郁华著有《判例》、《刑法总则》、《静远堂诗画集》、《郁曼陀陈碧岑诗抄》等。

注：①“难兄难弟同殉国“句，指郁华之胞弟郁达夫()文学家、诗人。早年随兄去日本留学，回国后从事文艺、出版工作，宣传抗日爱国思想。1945年9月为日军秘密杀害于苏门答腊。

杜重远，吉林怀德人。出身贫苦，勤奋好学，曾留学日本。“九一八”事变后，他放弃实业救国的初衷、南下京沪，与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组成救国会。该年底与周恩来绝密会见，在周的启发下，坚定了抗日决心。

1934年创办《新生》周刊，次年因发表《闲话皇帝》-文，以“有碍日皇”为罪名，被判刑14 个月。

他虽身陷囹圄，积极配合党的抗日主张，连续撰写《狱中杂感》7篇文章，揭露日寇侵华，抨击国民党亡国政策。在狱中认真阅读马列著作，和党内有关资料。潘汉年、孙达生受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委托前往探监，分析当时形势，传达中共的救国主张，这使杜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

邹韬奋从美抵沪，当天即去探望。张学良、杨虎城来沪专程望杜。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杜重远竭力说服张、杨两人联共抗日，这对不久发生的“西安事变”和国共第二次合作，起了一定作用。

自杜重远被押江苏第二监狱上海南郊（今漕宝路原少教所）后，每天有学生、职工、文化界、民族资本家及各地友人探望慰问络绎不绝。国民党政府慑于《新生》周刊案引起巨大反响，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给予杜以狱中学习和会见等“优待”。后杜在监患病，由家属请求交保就医，经高二分院指定改押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原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徐汇区中心医院），进院时间已是1936年春。是年9月8日出狱、10月即去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晤谈商讨抗日救国大策。

在党的教育下，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他毅然决定去新疆工作，1943年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残酷杀害。

邓颖超高度评论：“杜重远是一位最热忱的爱国主义者，最坚定的民主战士，是党患难与共的亲密朋友，也是知识分子光辉典范。他的一生，是苦难战斗的一生，也是光辉灿烂的一生。”

1941年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中共工作人员和爱国民主人士横加迫害。誉为“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1943年初因患癌症由苏北抗日根据地秘密来沪治疗。

曾耀仲是韬奋30年代的挚友，曾是《生活周刊》的医药顾问，拒绝敌伪强行接管上海医院，为了生计与其他医师集资创办上海医院（今岳阳路区结防所）曾耀仲被公推任院长。

由曾耀仲安排邹韬奋住进红十字医院，虹桥等几家医院治疗。当时日伪得悉韬奋在沪治病，便对特务下令：“活的邹韬奋捕不到，死的也要。”四出打探搜查。在白色恐怖下，曾院长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邹住进上海医院，将韬奋乔装成农民，化名季晋卿，亲自护理治疗。敌伪特务数次传讯曾耀仲，妄图探查韬奋下落。曾院长镇定自若，守口如瓶，敌未得逞。

韬奋不顾病魔缠身，奋笔写作《患难馀生记》，文章开首第一句写道：“这本书是在流亡的病苦中写的。”“我现在尽管流离颠沛。病体危殆，在九死一生之中，我只须一息尚存。必须秉笔直书。将顽固派反动派违法摧残进步文化的残酷而卑鄙的手段呈诉于海内外公正同胞之前，并把他们的罪状宣告于天下后世”。

当时韬奋癌症已经扩散，病情日益恶化，只得注射高价进口的杜冷丁麻醉，后病情转入晚期，韬奋也预感在世时间不多，每感头痛稍止，即坐在病床上挥笔疾书。据曾耀仲回忆：“邹先生即笔不停挥，企图从短促之时间完成著作，常常废寝忘食”。韬奋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在生命之尽头写完了《患难余生记》，直至1944年7月24日在医院病逝。为了掩人耳目，韬奋亲属将其遗体移至上海殡仪馆后，也以一般市民的习俗，请老人念经举丧。曾耀仲亲自签发的韬奋“死亡证明”上明白写着：“病人季晋卿死于肺炎”。巧妙地避过了敌人耳目，将韬奋的遗体保存了下来，院内无人知晓“李晋卿”的底细，日伪追捕韬奋的企图完全落空，这是上海医院史中引为自豪的光辉一页。

丁惠康，江苏无锡人。民国16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先后主编《中西医学报》、《德华医学杂志》。民国17年创立上海肺病疗养院。民国23年创建上海虹桥疗养院、任院长。

民国28年，创设中国防痨协会，自任医务委员，主编《第二届防痨运动特刊》。

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时，人口激增，疾病蔓延。丁惠康父子重开办一所新虹桥疗养院（今徐汇区中心医院）。延请名医合作，开创了中西医合作的先例。

民国32年．开办中国保健协会，免费为清寒的大、中、小学生和教师检查体格，为贫苦肺病患者免费治疗。

汪精卫妻陈璧君当时会见丁，拟以巨款捐赠，请丁出任伪卫生署长均遭拒绝，因而有“三拒汪伪”的美谈。

民国25年夏，杨虎城偕夫人住院疗养，丁给予优待和悉心医疗；同年秋，爱国名人杜重远刚从国民党狱中释放就受丁邀请。住院治病一切免费。民国37年，罗隆基已住院疗养，张澜前来探望，立即被丁留院疗养，对他们进行掩护。

解放后，丁热心支持宋庆龄的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幼儿园工作。

建国初期，丁将许多珍贵文物和稀世国宝全部献给国家，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嘉奖。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迫害。1979年8月25日病逝于上海。

许彦飞，号念慈，湖南长沙人。20年代任《湖南日报》编辑，结识中共党员龚饮冰，受到进步思想影响，30年代任《华报》、《新闻报》记者， 。

民国26年，龚饮冰在沪，负责上海秘密电台与延安通讯联系任务。民国31年夏，龚收电台迁至福履里路福禄村（今建国西路384弄10号）许彦飞家中，报务员是李白夫妇。9月1 5日深夜，日本宪兵侦破电台，李白夫妇被捕。绎党组织多方营救和许彦飞大力担保，李白夫妇先后获释。许集资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141号开设一家良友糖果商店。以李白为店员，继续进行掩护。

民国37年春、中共上海局以他的福禄村住宅为掩护，作为机要译电重地。译电员朱志良夫妇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刘长胜夫妇先后住进此处，使它又成为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络点和指挥所。为配合渡江战役，搜集国民党沿江设防情报，及时完成任务。

解放后，任《新闻报》总经理。他将大部分家产捐献给国家，1955年肃反受到审查，19 57年反右时被开除党籍，19 81年初彻底平反，1984年病故。

解放前，在民校开展的革命文化活动

一、裕德路第11民校的革命文化活动

1946年，地下党员张克己受组织委托，到裕德路11民校担任校长兼教师，开展办学活动·并以地下党的宗旨“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办好民校。校址在裕德路陈家宅1号（今汇南小学）。民校设初、中、高年级，学生有150余人，来自华丰钢铁厂、仁余染织厂、南洋电线厂等单位的工人、地区大年龄失学儿童，以及近郊小闸镇的农民。上课时．对学生进行一些时势教育，启发学生的阶级觉悟。夜校建立学生自治会。自治会主席由学生许生华担任，下设文艺组，不定期的举行联欢会，演出文艺节目。1946年5月，全市民校组织文艺节目汇演，教师张克己亲自创作了表演唱《工农商学兵，大家要和平》，组织学生参加演出，被评为第2名。从此，该校开始了文艺活动：唱京剧、话剧、常锡文戏、歌咏、活报剧等。学生许生华根据当时《文汇报》登载的社会新闻，将陈白尘的大型话剧《升官图》改编成独幕滑稽短剧，揭露当时社会黑暗，政府腐败、贪官污吏横行的恶劣行径，进行讽刺、鞭达。节目排好后，在夜校内的广场上，以联欢会的形式进行演出，附近的居民前来观看。他们又运用说唱、独脚戏、双簧、唱歌等文艺形式，演出了《你这个坏东西》、《牧羊姑娘》等，联欢会的人数达到500余人，这些节目深受学生和群众的喜爱，使学生们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教育，对认识国民党政府的真面目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龙华地区民校的革命文化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龙华区地下党领导人陆康常等同志，为了重新打开龙华地区局面，根据当时条件，决定从办学入手，除继续办好龙华镇小学外，还开办民众夜校以利开辟农村和工厂地区党的工作。

龙华镇沿黄浦江向南到港口镇一带，有龙华兵工厂、龙华水泥厂和泰山砖瓦厂，地下党以民校为基地，开展革命文化活动，对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宣传直到上海解放。

龙华镇民校有4个班级，学员来自龙华兵工厂、龙华飞机场、大明火柴厂的工人以及镇上店员计100余人。当时民校教师杨幼生（中共地下党员），原是搞戏剧的，所以民众夜校每周有两节戏剧课，主要讲述怎样演戏，如何化装以及道具设置等。每晚文化课结束后，有二、三十名思想上要求进步的学生留下来开展文化活动，并且十分活跃。根据当时形势，排练了女声小合唱《牧羊姑娘》、《你这个坏东西》，表演唱《茶馆小调》和舞蹈《哑子背疯》，讽刺方言剧《借靴》等一台文艺节目。这台节目先在龙华镇演出2场，观众人山人海全镇轰动。其时还向驻镇国民党军队作专场演出。接着他们到水泥厂外民校和长桥小学演出，也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学生课后除大唱进步歌曲《山那边呀好地方》等外，还学习扭秧歌，准备迎接解放军解放上海。

水泥厂民校设在厂外江境庙，后迁至附近孙家宅。学生来自该厂工人和当地失业工人计60余人。民校由地下党员严庆龙任专职老师，领导学生扭秧歌，开展歌咏活动。学生们专爱唱革命歌曲《朱大嫂送鸡蛋》、《山那边呀好地方》。每天在夜校时，学生们热情唱着：“山哪边呀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你要吃饭得做工的．没人为你做牛羊。大鲤鱼呀，满池塘，织青布做衣裳，年年不会闹饥荒”。歌颂解放区人民群众丰衣足食，生活安定。学生孙进福、吴继华（中共地下党员）自编自导自演方言剧《李家村》，宣传在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农村地区，农民与日本鬼子作斗争的事迹，号召人民群众保家卫国。活报剧《自由谈茶馆》，演出时茶馆内外贴满“莫谈国事”标语，揭露国民党假民主的真面目。该剧由学员陶根菜扮演茶馆老板，孙进福扮演流氓，茶客和来往行人等均由民校学生扮演。此剧演出约半小时，效果很好，先后在当地演出2场，还到长桥小学演出，观众达600多人（次）。

1948年夏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泰山砖瓦厂办民校，有2个班级，由民校教师苏渔溪（中共地下党员）先后组织学生同乐会，演出文艺节目。他们自编自导四大家族活报剧，在演出晚会上，由教师带领全厂200多职工，高唱“月儿弯弯照九洲”等革命歌曲和陕北民歌，并放映苏联电影《斯大林格勒大战》等片，厂外农民和附近居民也前来参加，观众最多时一次达500 余人次。

一上海交通大学民众夜校出版

《民众》刊物系油印8开4版。从1949年3月11日第四期起至1949年4月19日止共出版10期。由上海交通大学民众夜校出版。

《民众》刊物辟有专栏：长篇连载、转载、三日一谈、学习与生活、地园、民众生活、民校通讯、校友通讯、简讯、信箱、读者意见等10多个。

长篇连载的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转载中的《打开眼睛看看》（《大众》第4期）第廿九节（歌谣）如下：

我们是在太阳光里锻炼出来的，

要放出太阳的光芒…．．

《民众》第八期中的《妇女大众战歌》：

捣毁足镣手铐的旧礼教，

揭下欺骗民众的假面具，

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

剥下倒下去敌人的军衣，

在“读者意见”栏中．有篇《测字》。作者：小孔明，刊《民众》第四期：

工字不出头，出头就变土，意思是工人没有出头的日子，除非到死了才能出头；但是现在好了，农民一生都不能离开土的，所以土字可以代表农民。那么，土字和工字连起来，不是一个主字吗？因此，工人和农民就快做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