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张宗昌有三个数不清：兵数不清、钱数不清、姨太太数不清。这并非坊间传言，而是他自己亲口所说。

有一次，张宗昌对友人说：

“我也有主义，叫‘三不知主义’，也叫‘三多主义’。我一生不知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

张宗昌这个名字，已经被后世贴满标签：白脸奸臣、独夫民贼、乱世枭雄和跳梁小丑。

说实话，这些词安在张宗昌身上，可谓字字精准。但也必须承认，张宗昌能混到雄霸一方，肯定不是靠这些“能耐”。有一个记录在案的故事，可以让我们看到他的另一面。

一次，张宗昌招纳了一支杂牌队伍加入自己，为了安抚这些人，张宗昌同意拨付“筹办费”一万大洋。

谁知到了领钱的时候，这支流寇的首领居然擅自在“一”字上加了一竖，变成了“十”万大洋。军需处发觉不对，随即去向张宗昌核实。

张宗昌知道后，竟对军需处满口称是，最终拨付十万元了事。

隔几日，张宗昌在召见这位头目时拍拍他的肩膀说：“老弟，幸亏你笔下留情，只添了一竖。你若添上两竖，不就成了二十万吗？（一字加两竖为“草字头”，同廿，意为二十），那时只怕军需处还拿不出这许多大洋呢。”言罢，哈哈大笑。

张宗昌又说：“钱嘛，咱们以后有的是。你老弟可得好好干那。”自此之后，这个头目对张宗昌一直感恩戴德，忠心耿耿。

张宗昌在山东做大后，前来投奔的土匪流寇很多，他也随意任命官职。时间一长，他麾下的官员数量变得数不胜数。济南城的老百姓因此讽刺道：“副官满街走，差遣多似狗”，没过多久，就变成了“司令满街走，参谋多似狗！”

身边有人劝张宗昌裁员，他却不同意，还说出了自己的一番道理。

“现在这20多万人，还不都是冲着我张宗昌来的吗？他们之所以投我，就是因为我不吝啬封他们官、给他们钱，能满足名利之欲。假如我也和别人一样，既吝官又吝钱，天下这么大，他们又何必非投我不可呢。更何况，我所有的名和利也是靠这些人捧来的，我‘取之于人又送之于人’，能有什么损失呢？”

身为乱世枭雄，他的这一套江湖逻辑的确笼络了不少人。比如那个“东陵大盗”孙殿英，就一直对张宗昌死心塌地。

不过，在普通劳苦大众眼里，张宗昌就是另一幅面孔了。他要给人封官加爵，只能不择手段地横征暴敛、极尽盘剥。

在张宗昌“督鲁”期间，他制定各种法律、巧立名目自行收税。他曾经发行“山东地方公债”一千万、“赤地亩附加捐”一千万、“军用票”一千万。

这还不算完，张宗昌在山东的苛捐杂税更是多的难以计数，其中有“名目”的就有六、七十种。除了田赋之外，当时山东还有烟酒税、矿税、筵席税、渔船税、青菜税......还有各种“费捐”，比如营房捐、军鞋捐、军械捐、娼妓捐、人头捐、锅头捐、狗捐、鸡捐等，不一而足。

更夸张的是，张宗昌还开征了“大粪捐”，这个收税的名头和他的“诗作”一样，成了后人讽刺挖苦的口实。

1927年2月10日，张宗昌给自己的继父操办76岁生日。他一声令下，山东军政各界的“公务员”就被扣薪3-5成作为贺礼。面对手握重兵的军阀，众人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当时济南有一首民谣：“张宗昌坐济南，也要银子也要钱，鸡纳税来狗纳捐，谁要不服把眼剜”。

在张宗昌酷烈的统治下，仅1927年济南就有700余家商号倒闭，1928年冬天有100万人逃离济南，移民去了东北。

身为山东人，张宗昌对自己的家乡山东毫无乡土之谊，盘剥之狠远超一般军阀。这也成为他死后被人口诛笔伐的原因之一。过去相声界有很多讽刺韩复榘的段子，其实真正的原型是张宗昌。相比之下，身为河北人的韩复榘，对山东倒还有几分怜惜。

张宗昌生性好色、妻妾成群。他的姨太太到底有多少？究竟姓李还是姓张？谁也搞不清。就连张宗昌本人也是稀里糊涂。

因为姨太太多到连张宗昌自己都记不住，所以他干脆就给这些姨太太都编上号，或者再加一个地名。比如，住在奉天的“24号姨太太”、住在苏州的“苏州夫人”、住在杭州的“杭州夫人”。此外，他还有很多外籍小老婆，比如白俄太太、高丽太太等。

张宗昌娶姨太太，简直“任性”到不行。

每到一地“张大帅”必逛窑子，只要有看上的就马上租间房，挂上一块“张公馆”的牌子，再派个当兵的往门口一站，这就算又多了一位姨太太。没过两天，他就会把这位新娶的姨太太忘得一干二净。

这种姨太太最后的结局，往往是门口卫兵跑路、姨太太重操旧业。有市井之徒再去窑子时，往往调侃：“走，找张宗昌的老婆睡觉去。”这种事传到张宗昌那里，他也一笑置之，毫不在意。

张宗昌念过私塾，但识字不多。掌权以后，他也和其他“大帅”一样，喜欢附庸风雅。

在山东时，他曾请来清末最后一科状元王寿彭，让这位状元教自己写诗。说起张宗昌的诗，可谓惊世骇俗、影响颇大。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张大帅的诗都广为流传。以下摘录几首他的代表作：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跶。

趵突泉、泉趵突，三股水，光咕嘟，

玉皇爷爷也姓张，为啥难俺张宗昌？
三天之内不下雨，先扒龙皇庙，再用大炮轰你娘。

“张大帅”爱钱、爱色、爱写诗，不过他最“爱”的还有一样，那就是自己麾下的白俄军。

张宗昌对这些能打仗的“老毛子”视若珍宝，对他们的态度和中国兵大不一样。当时普通中国士兵只能吃到高粱面主食，平时就点儿咸菜或者菜汤下饭。但白俄兵们却每天都吃牛肉、面包和青菜，军官顿顿必吃西餐，好酒好肉顿顿不落。

对张宗昌豢养白俄军，张作霖也很支持。

1924年9月，苏联政府向张作霖交涉，谴责奉系收编白俄军的行为。张作霖不愧是枭雄，略施手段就轻松化解了这个外交危机：他给这些白俄官兵搞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入籍仪式，让这些人全都加入了中国籍，还给了个正式的名号叫“入籍军”。

张作霖任命张宗昌为“入籍军”总司令、俄国人米罗夫为“帮办司令”，在济南设了“入籍军”司令部。

二、三十年代，流落在中国的白俄人数很多，因此张宗昌从不发愁能否及时补充到兵员。为了招募白俄，张宗昌在哈尔滨、天津设立了“入籍军”招兵处，派两个白俄中校担任“招兵处”负责人。

继承了俄国人“军纪差”的传统，在中国的这支“入籍军”同样如此。这些老毛子虽然打仗勇猛，但经常残害中国平民。

作战时，他们每到一处便喝得烂醉，招摇过市。轻则殴打百姓，重则奸淫妇女。那时妇女往往都是小脚，步履蹒跚，因此很容易被白俄兵捉住，“从则淫之，拒则杀之”。百姓都对这些白俄兵恨之入骨。

张宗昌也不是不知道白俄兵的恶行，但他只看重白俄兵作战勇猛，对其违法却很少追究，甚至故意包庇。他曾规定：军事法庭不许判白俄兵死刑。这是对白俄兵的公开纵容。

右一为戴着张宗昌袖标的白俄兵

张宗昌的白俄兵大都不会讲中文，但是人人都会说两个词：“张宗昌”、“老毛子”。打仗的时候，每当友军问白俄兵口令，他们就用中文回答：“张宗昌、老毛子”。有人跟他们开玩笑问，你爸爸是谁？白俄兵就回答：“张宗昌。”

这些笑谈传到张宗昌耳朵里，他也一本正经的说：“他们亡命海外，我收留了他们，不是爸爸是什么？”

虽然张宗昌倚重的铁甲列车和白俄兵一贯所向无敌，但他们却在孙传芳手里吃了大亏。

1925年，为了和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一决雌雄，张宗昌在山东调集6万大军前往徐州。打头阵的还是聂卡耶夫率领的白俄军“先遣第一梯队”。

张作霖为了打赢这一仗，也精心做了人事安排。他委任张宗昌为直鲁皖苏四省防御总司令，所部成立五个军，其中主力三个军：张宗昌兼第一军军长、施从滨为第二军军长、孙宗先任第三军军长。

名义上三个军要齐头并进，但其实他们的实力相差却很悬殊。施从滨所部并非奉军嫡系，而是原先驻扎山东的地方部队，也就是鲁军，从兵员到武器都不如张宗昌。

战前，张宗昌和施从滨、孙宗先还“桃园结义”，拜了把子。施从滨最长，孙宗先居次，张宗昌排行第三。结拜完毕张宗昌放出豪言：“有咱兄弟三人守此，哪怕孙郎百万兵。”但骨感的现实却给了张宗昌当头一棒。

张宗昌打算先动用施从滨的部队在蚌埠附近和孙传芳接仗。临战前，张宗昌、米罗夫和施从滨三人在徐州共进晚餐。饭后张宗昌召来葛斯特劳夫，专门讨论铁甲车队如何配合施从滨。

葛斯特劳夫信心满满的对张宗昌说：有铁甲车队在前，我们能一口气打到上海。

但作战开始后，聂卡耶夫率领的白俄军却没能和施从滨协同前进。施从滨进入蚌埠时，白俄军还远在蚌埠以北，这让施从滨陷入了孤军深入的境地。

孙传芳也是久经沙场的老手，他抓住机会派出两路大军形成钳形攻势，向蚌埠市区猛攻。施从滨所部本来就是缺少训练的老弱残兵，一入困境就毫无斗志。稍作抵抗后，施部纷纷败退，蚌埠被孙传芳占领。

那边蚌埠都丢了，这边白俄军却还在蚌埠以北的顾桥镇烧杀淫掠。而且，白俄还做了一件令人不齿的事，他们丧心病狂地虐杀了50多名孙传芳部队的俘虏，这些俘虏被白俄兵挖眼、割鼻、取心。

消息传到孙传芳部队，瞬间引爆了孙军，激发了他们的士气。孙军主力立即向白俄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

白俄士兵也不示弱，很多人脱掉上衣赤膊作战，据当时的目击者称：白俄军一手拿酒瓶，一手拎着上好刺刀的步枪，一面喝酒一面冲击，异常凶猛。

不过，孙传芳部人数多，而且还集中了所有重机枪和火炮，此战最终以白俄的惨败而结束。战后，白俄兵也被孙传芳活捉了一大批。

面对被虐杀的先头部队尸体，孙传芳的士兵们异常愤怒。为了给被杀官兵报仇，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对这些白俄兵施以酷刑。被俘的白俄兵有的被吊在树上活活烧死，有的被吊在建筑物上当靶子。直到旅长李俊毅赶到，这些野蛮行为才被制止。

一仗下来，涅卡耶夫的“第一梯队”伤亡超过800人，被折磨致死300多人，从此元气大伤。

至于施从滨，他在蚌埠战败之后意图整军再战，张宗昌也把铁甲战车拨付施从滨指挥，试图扳回一局，但这一次铁甲战车却没能像之前那样所向披靡。

因为张宗昌的白俄铁甲列车名气太大，因此孙传芳对它们格外关照，不敢轻敌。作战时，孙传芳先命人拆毁了铁甲车前方的大段铁路，再迂回包抄，把返回的铁路也破坏殆尽。离开铁路就动弹不得，这正是铁甲列车的软肋。

等到乘坐铁甲列车督战的施从滨发现进退两难时，他已经被大批孙军包围了。

施从滨急于突围，下令铁甲列车向北急驶。到了固镇南面准备横跨铁桥时，他们发现桥上挤满了沿铁路往北逃窜的部众。铁路被堵，施从滨只得命令“长江”号铁甲车向南开。但刚开出去十几里，就看见孙传芳的大部队冲杀而来。铁甲车只好掉头向北再回固镇，但这时桥面仍然挤满了溃兵。

生死关头，施从滨也顾不上这些人的死活了。他横下一条心，通过翻译向白俄军官下达命令：冲过桥去！

当时挤在桥上的官兵估计有上千人，“长江”号铁甲车拉响凄厉的汽笛，开始冲桥。于是一幕人间惨剧开始上演，在列车的碾压下，大量士兵被卷入车轮。桥上顿时血肉横飞，惨叫声惊天动地。

有些士兵下半身被齐齐碾断，上半身却还完好，口中涌出鲜血，重伤的人中还有不少中高级军官，这些半死的人哀嚎着：“求求你了，给我一枪，给我一枪。”见此情景，随军的文职人员吓得浑身发抖，痛哭失声。

冲过桥的施从滨最后还是没逃掉。孙传芳的军队早已拆毁了固镇桥以北的铁路，铁甲列车冲到离固镇桥不远时，火车司机突然看见铁轨被拆，再想刹车已经来不及，列车终于冲出铁轨，倾覆在铁道旁，施从滨和他的随从全部被俘。

被俘后的施从滨，以60岁高龄被孙传芳斩首在蚌埠火车站南边的旷野。死后又被残忍的暴尸三天三夜，首级挂在蚌埠车站示众。孙传芳还命人在白布上写下：“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几个字，悬挂在尸体旁进行羞辱。

孙传芳的毫无底限，坏了北洋系“不杀政敌”的规矩。

北洋时期，“不杀降”是当时大家都遵守的一条公理。兵败的将领，一般只要通电下野，退出政界，通常并无性命之虞。在当时的中国，凡是“杀降”的军阀，最后均无善终。

多年后，孙传芳在天津被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刺杀，横尸佛堂，想来也是一场因果报应。

就在“长江”号倾覆不久，葛斯特劳夫指挥的“长城”号铁甲列车也遭遇厄运。

在奉系大军被围后，葛斯特劳夫指挥“长城”号试图向北突围。但刚过午夜12点，他们就在固镇附近触发了被埋设在铁路上的地雷，剧烈的爆炸让铁轨和车身都遭破坏，铁甲车顿时进退不得。

早已埋伏在附近的大批孙传芳的士兵包围上来，白俄兵唯一能做的只有在铁甲车里拼命用机枪扫射。

最终，铁甲车弹药耗尽。在对方火力封锁下，白俄兵又无法下车修复铁路。眼看回天乏术，有着极强军人荣誉感的葛斯特劳夫举枪自尽。

他的副手布克斯知道，他们这些人平时无恶不作，无论是中国士兵还是民众早已愤恨难平，如今一旦被俘，定难活命。于是他也率领残余的白俄兵，全部自杀在铁甲列车上。

单从技术上看，铁甲列车虽然曾经风靡一时，但毕竟有难以克服的短板，那就是离不开铁路，而铁路又很容易被地方破坏。因此在兵器发展史上，铁甲列车属于“昙花一现”，生命力并不长久。它在一战时风靡一时，但到二战时就已基本销声匿迹了。

两个铁甲车队被全歼，张宗昌心痛不已，他和米罗夫大吵几次，两人互相指责。米罗夫指责步兵没有跟上去，以致铁甲车失去掩护；张宗昌则指责铁甲车队不派侦查兵了解敌情，只顾逃跑。

这边张宗昌在捶胸顿足，那边孙传芳却意气风发。他集中起被俘的1万多名张宗昌部下，向他们训话。孙传芳说：“张宗昌是土匪！我们山东老百姓被他害惨了（孙传芳是山东泰安人）。我们一起干，把张宗昌这个土匪赶跑！让咱们老家的百姓过上太平日子！”

被俘官兵一致高呼：“愿跟孙大帅走！”接着，这些被俘士兵被改编后发还枪支，掉转枪口开始对张宗昌作战。

11月8日，孙传芳占领徐州，张宗昌向北退去。

返回山东的张宗昌，第一件事就是重建自己的白俄军。

通过设在天津的招兵处，张宗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补齐了先遣军第一梯队的名额，白俄兵总数再次达到2000人。

为了重振声势，张宗昌改变了白俄军的番号，不再称“先遣第一梯队”，而是升格为师级编制，番号变为“奉军第六十五独立师”，就是大家所说的“白俄师”。

张宗昌还在2000多白俄兵的基础上，再招募1000多名中国士兵，编成一个中国旅。两个白俄团，加上一个中国旅，合称为“第六十五独立师”。

此外，张宗昌还成立了一个“独立骑兵团”。这个团有300人左右，清一色的哥萨克骑兵。他们作风彪悍，战斗勇猛，团长金钟仁是俄籍朝鲜人。这个骑兵团经常承担偷袭、包抄攻坚的任务，是张宗昌的制胜法宝。

张宗昌甚至还成立了一个白俄军飞机队，拥有10余架单翼飞机。指挥官同样是一个流落东北的前帝俄航空队上校，名叫安德烈修克。此人又从前帝俄军队人员中招募了一批飞行员、投弹手和射击手，一起加入飞机队为张宗昌服务。

不过，张宗昌最想办的一件事还是重建他的白俄铁甲列车队。

1926年，他花费巨资终于又请来白俄工程人员为他设计，津浦铁路机车厂用大马力机车造出了四列装甲列车，分别命名为“泰山”号、“山东”号、“云贵”号、“河南”号。

这次他们吸取了“长江”号、“长城”号失败的经验，采用了新工艺。新造的铁甲列车由8节车厢组成。第一节是材料车，采用平板货车搭载铁轨、枕木和修路器材，准备铁路被破坏时立即修复；第二节是炮台车，用货车加装装甲，分为上下三层安装野战炮、迫击炮和重机枪；第三节是机枪车；第四节是火车头；第五节为指挥官坐车附带餐车；最后三节和前三节相同。

在这八节车厢之后，再挂一节闷罐车搭载两个排的步兵，作为掩护部队。

每一列铁甲车都配备奉天造三八式野炮七门、迫击炮两门、重机枪24挺，是名副其实的“铁甲堡垒”。新建的铁甲列车同样交给白俄军官指挥，每列车载有白俄官兵百余人。不过，穷兵黩武的张宗昌，并没能逃脱被北伐军消灭的宿命。

1926年5月，北伐军正式从广东肇庆出发，挺进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北洋军阀的终结之日已经近在眼前。

北伐军一路北上，连战连捷。

吴佩孚在两湖被北伐军击败，仓皇退守河南，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1927年1月孙传芳秘密前往天津，他想和张作霖尽释前嫌，共同对抗北伐军。

为了安全通过张宗昌的地盘，孙传芳化装成一名商人，身穿灰布大褂只带两支手枪只身北上。在路过山东时，他并没有被密探发现。孙传芳到天津后，马上从英租界给张作霖挂电话，电话接通后孙传芳说：“我是孙传芳，由南方来，有事面商。”

两人见面后，孙传芳对张作霖行礼，说一声：“对不起大帅。”张作霖则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二人遂化敌为友，孙传芳从此依附奉系。不久，张宗昌就接到张作霖的命令：火速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孙传芳。

南下之前，张宗昌为壮军威，检阅了自己的这支“直鲁联军”，没想到却被气得大发雷霆。

检阅当天，张宗昌军服笔挺地在主席台就座。受阅部队出场后，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士兵们军容不整，官佐们也跑步不像样、敬礼不习惯。终于有个戴眼镜的军官竟用左手敬礼，张宗昌怒不可遏，拿起面前的铜墨盒就砸了过去。

一直到白俄军上场，张宗昌才转怒为喜，白俄兵个个精神饱满，训练有素。独立骑兵团的哥萨克表演马术挥刀时，张宗昌忍不住用俄语大喊：“哈拉少！哈拉少！”

在65独立师的白俄兵表演射击时，一个白俄兵卧倒时裤子竟然裂开，露出了肉。张宗昌看见白俄兵的军服如此破旧，当场骂娘。他对着参谋长吼道：“你tmd这总参谋长咋当的？让他们的衣服破成这个样子！”接着又回头大骂中国旅的旅长赵亨宝：“你看看你，把我的老毛子弄成什么样子了。”

检阅结束，张宗昌对高级军官训话：“你们这些司令都是狗屁！什么大学生、举人秀才，念书人都是狗屁！打仗不顶用。我张宗昌没念过书，是从血里爬出来的，你们要是占着茅厕不拉屎，就都给我挪窝。”

最后，张宗昌下令赏给白俄兵每人4块大洋，其他兵每人2块。

1927年初，张宗昌调集10余万直鲁联军进驻南京、上海，援助孙传芳。即便如此，也难以阻挡北伐军。曾经把持中国军政的北洋军阀此时大势已去，北伐军完全占据主动。随着北伐军向华东进逼，各军阀都先后归附。

孙传芳见大势已去，率部逃往扬州；张宗昌的第十一军也遭到惨败。

3月，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随后又渡江北进，直鲁联军节节败退；5月，北伐军攻下蚌埠，张宗昌率残部退回济南。

1927年6月18日，为了把北洋系团结起来抵御北伐，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正式行使中华民国最高统治权，坐上了最高权力宝座。孙传芳被任命为“安国军副司令”兼第一军司令，张宗昌被任命为“安国军副司令兼第二军司令”，这也是张宗昌一生中得到的最高职位。

但在随后和国民革命军的战斗中，张宗昌却败多胜少。

张作霖趁国民党宁、汉分裂的机会，命张宗昌开赴陇海线迎击冯玉祥的国民军。但在徐州附近的战斗中，张宗昌的白俄铁甲车却并没能发挥效力，“泰山”号和“河南”号被国民军缴获，“山东”号和“云贵”号勉强逃回山东。

铁甲列车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第六十五白俄独立师也在和国民军的战斗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师长聂卡耶夫受伤后被迫截肢。不过，张宗昌对给因伤致残的聂卡耶夫也算仗义，不但赠予其一笔巨款，还在青岛买了一处别墅供他养老。

退出徐州之后，张宗昌在兰考获得一次小胜。这年10月上旬，在和冯玉祥激战时，张宗昌诱使国民军旅长姜明玉倒戈，趁机逮捕了国民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军长郑金声。当郑金声被押解到济南后，张宗昌不顾幕僚劝阻将其枪毙。他的这个举动，也在日后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1928年春，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奉军节节溃败；1928年5月，北伐军击败张宗昌，攻占了济南。

失去山东，张宗昌再也无力继续豢养白俄独立师，不得不予以遣散，任其自生自灭。白俄兵被遣散之后，因为一贯胡作非为，被中国士兵群起而攻之，很多人被杀，其余流散各地不知所终。这支在中国存在了相当长时间的白俄部队，从此销声匿迹。

至于白俄军的铁甲列车队，也在经历了一系列哗变和内讧之后，被北伐军先后缴获。车上的白俄兵有的逃亡，有的也被就地遣散，白俄铁甲车队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1928年6月初，坐镇京津的张作霖知道华北也行将不保，于是决定退出关外。6月4日，即将返回奉天的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

张作霖死后，张宗昌悲痛万分。他手下还有五万人马不知何去何从，他向张学良请求出关，却被婉言拒绝。9月，北伐军占领北京、天津，白崇禧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包围了张宗昌。

这一年，中国局势巨变，“大帅”们几乎在一夜之间树倒猢狲散。张宗昌眼见自己这点儿人马无力对抗，于是化装出逃。他先乘坐渔船从滦州逃往大连，接着东渡日本隐居。

张宗昌逃跑后，他的残部5万人向白崇禧投降，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8军。

张宗昌虽然流亡日本，但并不甘心，他一直在寻机卷土重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矛盾公开化。张学良担心张宗昌在日本当汉奸，发电报要他立即回国，日本人也极力拉拢在东京的张宗昌。一直在密切观察国内形势的张宗昌决定，回国寻找机会。

临行前他在日本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拒绝当汉奸。他对记者这样说：“咱可不会钻烟囱。（意为做汉奸）”。三十年代，日本人一直在拉拢北洋下野的元老，但其中大多数人都和张宗昌一样拒做汉奸。与溥仪、汪精卫之流相比，北洋系的民族气节还是有一些的。

不久，张宗昌返回国内，暂居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回国后的他，最想做的事就是重返回山东。

1932年8月，张学良召集华北各将领开会。这次会议上，张宗昌结识了现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会后石友三再次举办酒宴，张宗昌和韩复榘应邀赴宴。酒酣耳热之际，张宗昌凑在韩复榘耳边说：“俺的老部下现在都散住在山东各处，只要招呼一下，就可以汇成一支队伍。”

韩复榘闻听此话后嘴上陪笑敷衍，心中已把张宗昌当成一个威胁。

返回济南后不久，韩复榘给张宗昌写了亲笔信，邀他到济南“共谋大事”。张宗昌很想去山东，但他所有旧部，包括下野的北洋元老吴佩孚、孙传芳等人全都反对。但一心怀念自己人生高光时刻的张宗昌，东山再起的心情太过急切。他最终一意孤行，在8月底和原参谋长金寿昌一同返回济南。

张宗昌不知道，就在他出发之前，韩复榘已经亲自拜会了冯玉祥。二人密商后决定，要在济南除掉他。

到济南后，韩复榘每天盛情款待张宗昌，但就是不提如何“共谋大事”，这让张宗昌感到很失望，只好强打精神，每日应酬。

有一天，韩复榘请张宗昌看戏，张宗昌到晚了，当他进包厢时韩复榘夫妇已经落座。见张宗昌进来，韩的夫人纪甘青起身给他让座，之后自己去了另一个包厢。

看着纪甘青离开，张宗昌对韩复榘开玩笑说：“你在山东顶了我的窝子，我今天也顶了你太太的窝子。”言罢，他自顾自地哈哈大笑。

此言一出，更坚定了韩复榘的杀张之心。

隔几日，韩复榘又请张宗昌赴宴。酒席宴前韩复榘奉承张宗昌说：“听说效坤先生精于枪法，今天能否让我等开开眼界啊？”张宗昌满口答应，拔出随身携带的佩枪，连发数枪，弹无虚发，引得满座宾客纷纷鼓掌叫好。

表演完毕，意犹未尽的张宗昌将佩枪放在桌上，韩复榘借机把玩起张宗昌的手枪，连连称赞：“这支德国造手枪果然精妙。”

张宗昌本就豪爽，此时又客居门下，因此对韩复榘说：“你若喜欢，张某就奉送给你怎样？”韩连忙称谢，遂将此枪收入囊中。把自己的防身武器送人，这又是一次不祥的预兆。

韩复榘在和冯玉祥密会时，已经物色好了杀手人选。这此人就是冯玉祥旧部将领郑金声的养子——郑继成。郑金声当年被张宗昌下令枪决后，郑继成一直发誓为嗣父报仇，如今机会来了，郑继成欣然领诺。

9月2日，在北平的张学良得知张宗昌已经南下山东，心中十分着急。于是假借张宗昌姨太太之名，给张发电报假称张母病危，要他马上返回北平。张宗昌接到电报后十分焦急，立即向韩复榘辞行。韩复榘也顺水推舟，派人给张宗昌订了第二天下午5:37的火车票。

9月3日当天，杀手郑继成和好友陈凤山埋伏在济南火车站内，等张宗昌挥手送行、人群嘈杂之时，陈凤山一跃而出，大骂一声举枪就射。不过，因为子弹卡壳，竟然击而不中。

张宗昌躲过第一枪后，拔腿就跑，但最终被年轻力壮的郑继成和陈凤山追上。郑继成连开数枪将张宗昌击毙。

事后郑继成举枪高呼：“我是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为父报仇！现在大仇已报，我投案自首。”

张宗昌被杀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郑继成被报纸称为“侠士”和“英雄”。山东各界纷纷电请赦免郑继成，冯玉祥等人也多方奔走，鼎力相助。第二年，郑继成被赦免，接着被保送进陆军大学将校班学习。抗日战争期间郑继成在冯玉祥麾下担任军法总监。

张宗昌被刺之后，尸首横在露天。他的参谋长金寿昌在济南四处花钱，也请不到人搬运尸体。就连棺材铺的老板都不愿卖棺材给他殓尸，由此可见山东人对张宗昌的切齿之恨。

最后，还是韩复榘出面替他收了尸。1932年9月11日，张宗昌的灵柩被一列闷罐车送到北平，张学良将其葬于西郊香山。

张宗昌如今已被影视、小说、评书描写成了一个“脑笨如猪，骄奢淫欲”的乡巴佬军阀形象，但这些描述都过于脸谱化，有悖于他的豪强身份。能在乱世做到出人头地，雄踞一方，张宗昌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当然，他身上也带有那个时代军阀们的明显烙印。

林语堂先生对张宗昌之死，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狗肉将军”张宗昌死了。然而“狗肉将军”的死，却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它是现代所有显著的、传奇的、封建的、和不顾羞耻的统治者中，最显著、最传奇、最封建的，而且我必须说，是最率直而不顾羞耻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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