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４年，我应时为《古典文学知识》责任编辑姜小青的邀请，写过一篇《我的学术经历》，其中有一段话，是说我攻读两个研究生学位的经历。后来我经常提起这段话，作为研究生“古典文献学”第一课的讲课提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它频频受到大家欢迎。我想其中大概有三个道理：第一，这些话是讲自己的经验，向听众提供的不仅有知识，而且有获得知识的方法，因而有一定价值。这价值就是老话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第二，这些话说的是大家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一些“老话”。而老话的意义就在于它“平常”、“经常”，涉及某种普遍性。《玉篇》卷二七《系部》说过这个道理。它说：“经”就是“常”，代表“经纬以成缯帛”，也代表“法”和“义”。第三，这些话讲的是我作为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时候的经验，其实也就是讲１９８０年代初期的研究生教育，可以反映某种传统。大家是不是知道，当我们“与时俱进”到２１世纪以后，我们也丢失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为此，需要用“反思”的方式——回过头来学习传统的方式——进行总结。总之，这些话讲的是个人的经验，也许有独特性，也许又有片面性，可以供大家批评、参考。

现在，我就打算把这些话再讲一遍。方法是，先介绍这段话，然后从中概括出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逐一作点解释。下面就是这段话，请大家注意括标阿拉伯数字的那些文句：１９７９年，我作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提前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被复旦大学录取（１）。从此以后，由王运熙老师引导走上了学术道路。那时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按导师要求，对《史记》、《汉书》、《论语》、《孟子》、《诗经》、《楚辞》、《文选》、《四库全书总目》等经典著作及其注疏书作了反复阅读（２）（３）。我很崇拜王老师，对他的只言片语铭记不忘。于是在阅读上述作品的过程中，注意加强自己在文史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也懂得了客观而完整地掌握历史著作的重要性（４）。这时我也读了许多学术名著，例如清代学者的考据学著作、近代几位史学大师的论文集，以及王师所著的《六朝乐府民歌》、《乐府诗论丛》等，这使我注意到传统文学研究之外的一些学术领域，对王师习惯使用的“读书得间”的方法（５），或者说重视从历史条件和事物联系方面来研究古代文学艺术的方法，有所领会。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明曲本色论的渊源及其在嘉靖时代的兴起》（６），即曾尝试在较广阔的历史视野中，联系作家生平及其文学创作实践，来对文学思想之变迁加以考察。

１９８２年，在完成硕士阶段的学习之后，我又师从任中敏先生，成为扬州师范学院隋唐燕乐歌辞方向的博士生（７）。这三年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一方面因为任师的要求严格，另一方面也因为更换了一个专业，必须付出加倍努力：三年的读书量远远超过了过去的想象。那时总是凌晨五时起床，往任师处报到，然后紧张工作到深夜；一年里只有春节那一天可以休息。当然，天道是酬勤的。由于任师以他在“唐艺发微”方面的巨大建树为我的工作提供了资料基础，又以他勇于开拓、勇于批判的宏伟气概鼓舞了我的学术自信，我获得了一次超常发挥的机会。从技能培养的角度看，任师注重博大的学术作风迥异于王师注重精审的作风，这也恰好在我身上形成了一种互补（８）。我按照任师的指导及其工作习惯，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之前编辑了一部资料考订性质的作品《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借此对隋唐五代音乐文学资料作了一次全面清理（９）；同时也按照王师的习惯和方法，注重运用目录学的成果，注重专书研究，比较细致地探讨了清商曲与相和歌的关系、琴曲发展与《胡笳十八拍》之年代的关系、《乐府诗集》的史料来源等问题。总之，幸赖两位好老师的指导，当六年研究生生活结束之时，我毕生的学术事业便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一、从事实出发，而非从原则出发

我在家乡读大学（江西师范学院南昌分院）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有一种特殊的冲动——迅速把握知识世界的冲动。好像只有对世界进行比较简便的解释，并且在这种解释中获得某种自信，内心才会平衡。所以，在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年，也就是大学一年级，我把朱光潜、宗白华先生翻译的书、编写的书，比如《西方美学史》、《美学》、《判断力批判》，基本上都读过一遍了；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的愿望是学美学。

但命运有时候是很照顾人的。报考的那年，恰好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招美学研究生，相近的专业只有两个：复旦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和另外一所大学的“中国古代文论”。我糊里糊涂就选了复旦大学。现在看来，这个糊涂之选，是我一生中最走运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和“中国古代文论”看起来相似，它们的研究对象相同——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但在实际 上，这 是 两 个 完 全 不 同 的 专 业，它 们 在方 法 上 有 很 大 区别。——大家是不是这样认为：专业的区别往往表现为研究方法的区别？复旦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专业，是从中国文学史等本土学术中产生的专业，倾向于从中国文学的实际运动出发来观察理论现象，加以研究；而古代文论专业却不大相同。它是在外来因素的推动下产生的，倾向于依靠某种认识框架，直接对古代文学理论进行分析和解释。关于以上这一区别的来源，说起来话很长。简单说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是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分支；而古代文论却不是这样。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苏联文艺学的影响下，北京办起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讲习班。中国古代文论这个专业，就是由这个班的学员们在后来创建的。其基本路线是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批评的资料。如果从方法角度来看这两个专业，那么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是重视归纳的专业，讲究从事实出发来取得理论认识；古代文论是重视演绎的专业，讲究用某种理论框架——比如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模式——来解释事实。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有两个比较著名的学术命题，一叫“论从史出”，二叫“以论带史”。两个专业的区别也正好对应于这两个命题的区别。在那个时候，尽管也有人讲“实事求是”，搞“论从史出”，但“以论带史”却是一个更加时髦的潮流。

有一句老话说：“郎怕选错行。”我很庆幸，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没有进入“以论带史”的专业，而走上了一条比较务实的学术道路。为此，我愿意把我的宝贵经验推荐给大家，这经验就是“从事实出发，而非从原则出发”。我的意思是：现在学术界学科林立，但“学科”不等于“科学”。若要对这两者加以判别，那么你就要看，这个学科的理论是不是能够解释经验事实。换一句话说，要看它的方法论：是从事实出发，还是从原则出发。马克思本人就表述过这个意思：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语中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现在的学术界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永远都有从原则出发的人；永远都有人喜欢制造缺少真实性的东西，就像制造海市蜃楼。为什么呢？因为海市蜃楼不光美丽，而且制造起来非常容易。因此，制造海市蜃楼的工作很容易诱惑青年人。怎样破除这种诱惑呢？我想，大家不妨观察一下、注意一下两个浅近的事实。第一是注意自己的经验。我们认识事物，是不是从事实开始的？让我们放心的那些认识，是不是和经验相契合的认识？做学问同样如此。那种轻易产生的认识，决不会是真理。第二是注意学术史。

２０世纪学术史有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用科学的认识、经分析得来的认识、同经验事实相联系的认识，代替了笼统的认识——例如古典哲学的认识。学术史的这一成绩巩固下来了；事实上，在学术史上，也只有同经验事实相联系的认识才能巩固下来。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文学研究界出现过一种新方法的思潮，也就是主张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的思潮。这一思潮不像５０年代的“以论带史”的思潮那样幸运，没有得到政治的支持，于是在实践中遇到很大阻力。从积极方面看，它被各种传统的方法消化了；从消极方面看，它变形了、消失了。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只有从事实出发，我们的认识才能接近真理，而这种认识也才有生命力。在学术研究中，当我们遇到困惑而无法抉择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去寻找新的事实。尽管归纳与演绎都是思维的方法，都是学术工作的方法，但它们有主次之分。从事实出发的归纳法，通过归纳而获得认识，是进行演绎的基础。

在研究生阶段，按照王运熙老师的要求，我对《史记》、《汉书》、《论语》、《孟子》、《诗经》、《楚辞》、《文选》、《四库全书总目》等经典著作及其注疏书作了反复阅读。这样做，最大的收获是熟悉了原著，也懂得了读原著的必要性。与此相联系，我还懂得了学习的方法和道理。我们的必修课有四门：一是中国文学史，二是中国思想史，三是中国历史学，四是文献学。这些课程都是围绕原著展开的。比如，中国文学史课从仔细阅读《诗经》、《楚辞》开始；中国思想史课从仔细阅读《论》、《孟》、《老》、《庄》开始；中国历史学课从仔细阅读《史记》、《汉书》开始；文献学课从仔细阅读《四库全书总目》开始。这样做，就把现代的教育同传统的国学教育贯通起来了，也避免了在知识传授上支离破碎的毛病。我们学校管理研究生教学的老师，是否也能按这一方式作安排呢？

在以上四门课中，最基础的应当是文献学，因为它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学科的材料学。所以王老师多次强调了《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性。我在工作中对这一点体会越来越深，因为《四库全书总目》的意义就是可以指导读原著。研究生年轻，脑筋好，只要用心就能学好，这时候更应该读好原著。因为研究生阶段的阅读有决定意义，它达到了什么水平，我们这一辈子的知识素养也就达到什么水平。研究生阶段一旦结束，那种纯粹的读书生活就很难得到保证。所以在这个阶段大家一定要努力读书，好好读几部原著。这是治理文史之学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围绕读原著来进行课程考试，那么考试的方式会很不相同，即主要考察对古代经典的熟悉程度。比如我后来给研究生上《史记》课，考试中就有这样一项：找一段原文，翻译成现代白话，看你能不能理解；或者反过来，提供一段白话文，让你复原为《史记》原文。很多同学上过这门课，成绩不错，基本上都达到８０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大家从四个角度读懂了《史记》。首先是语言学的角度，把《史记》当作古汉语的典范作品来读，读懂了，熟悉了最经典的古文；其次是历史学的角度，把《史记》当作第一部中国通史来读，读懂了，了解了汉以前的中国史；再次是史学史的角度，把《史记》当作第一部纪传体史书来读，通过比较而认识了其他史学体裁，比如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最后是文学史的角度，把《史记》当作文学叙事法的经典和文学典故的渊薮来读，读熟了，具备了很好的文学基础。大家看看，读原著是不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

三、寻找材料、阅读材料、分析材料——关于学术能力的三句话

提一个问题：在各位看来，所谓“学术能力”指的是什么？是逻辑能力还是记诵能力？事实上，很多老师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有人认为是记诵能力，所以要求学生背诵原典——有的背诵《史记》，有的背诵《说文解字》，有的背诵《资治通鉴》，有的背诵十三经。这样做是有道理的，符合远古时代训练巫师的传统，古代人一直是这样学习的。另外有人认为是分析能力，所以强调思维训练，要求通读西方哲学史。现代学者喜欢这样做。从西方学术的角度看，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西方学术面对的古文献不多，思考更加重要。不过在我看来，进行文史研究，最基本的学术能力却应该是三句话的综合，即王运熙老师说的：找得到材料，读得懂材料，能够分析材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于文史研究者来说，学术工作就是一个找材料、读材料、分析材料的过程。

以上这三句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并不容易。要找材料，就要熟悉中国古代的文献学，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要熟悉图书馆，了解资料的有无，以及资料的分布。要读懂材料，就要有尊重古书的态度，同时有读古书的丰富经验，掌握基本的语言学知识，起码认识繁体字。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分析材料。

正如上面说到的那样，现在人喜欢片面地讲分析材料——只讲分析材料而不讲其他。这样做，就好像在造空中楼阁。这种习惯，在我看来就像造海市蜃楼的习惯一样，出发点是某种浮躁，缺点是不踏实。

其实，只有建立在找得到材料、能够阅读材料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才是可靠的。正因为这样，王运熙老师才用刚才讲到的方式来安排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学和中国文献学这四门课程。这四门课程可以归纳为两个类型：中国文献学主要解决找材料的问题；其他课程解决读懂材料的问题，以及分别从文学、史学、哲学角度分析材料的问题。
我们当时的课程结构就是这样的。按现在的研究生管理制度，这样做可能很难了。有关方面今天来一个教材，明天来一个检查，大家学会了应付，却难有时间练习基本功了。

不过，妨碍我们亲近原始资料的因素，却不能只归结为制度，而首先应当归结为思想方法。比如有人认为，我们要培养天才式的青年，也就是培养鲁迅、郭沫若那样的人，所以要重视思想，而不是资料。我看这个观念就有问题。首先，教育必须面向普通人，而不能面向天才。因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天才是不可能用人工方法制造出来的。其次，即使聪明人，也需要笨功夫，需要基础教育。鲁迅、郭沫若那样的人，同样作了很扎实的基本功训练，比如鲁迅在青年时代抄了大量古碑，整理了《古小说钩沉》等大量古籍。再次，只有联系于经验事实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理论，天才的卓越之处正在于他们熟悉资料和事实，使他们成功的路线同样是从资料和事实出发；倘若他们不这样做，他们也会犯错误。所以有句老话说：“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的思想力量。”总之，若是不讲找材料、读材料，而只讲思想和分析，那么，培养出来的人其实是一些只会玩弄巫术的人。

四、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完整地掌握历史著作

如果我们给中国传统学术作一个总评，那么，它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呢？据我看，就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即类求书指的是以目录学为治学门径。古代目录学讲究分类，用分类的方式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就是通过分辨古书的部类及其源流来说明一门知识的结构。以这种结构为背景，无论是寻找材料还是治理学问，都很方便。这种情况，我想大家是容易明白的。在图书馆里面，书是分类排列的；在商店里面，各类物品也是分类排列的。为什么要这样排列？既是为了方便挑选，也是为了方便比较，可以收到触类旁通之效。在面对资料、面对研究对象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有分类的意识。
不过，关于因书究学的道理，一般人却了解不多。因书究学是指通过研究一本书去建立一门学问。这最初是中国经学的特点，也就是把六经作为课本，对它进行解释，并建立解释的系统。后来，因书究学成为中国文献学的主要内容，进而成为国学各部门的常用方法。这是很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因为因书究学代表了一种充分尊重原始材料的方法论思想。它认为，对认识的客观性的强调可以落实为对古书的尊重。具体说来，既要注意古代书籍在年代学、史源学上的意义，又要尊重它的完整性。

２０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研究者是不太在意古书的完整性的。例如《文心雕龙》研究，通常就没有把《文心雕龙》这本书看作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而采用“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的研究方法——有的人通过它研究创作思维，有的人通过它研究风格，有的人则研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如此等等——通常从现代概念出发，而违反了尊重古籍完整性的原则。当然，也有人不这样做，而是把《文心雕龙》这本书看作一个有机的系统，充分尊重它的形式，尊重由它的篇章结构所包含的信息，进行“因书究学”式的研究。复旦大学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这样。

孙晓晖博士《两唐书乐志研究》出版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序文，其中讲了一个考古学家的故事。我说，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充其量不到一百年；在此之前，另一种考古学家早就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了。这种考古学家是一些暴发户。他们一手拿着铁钎（考古学的名称叫“探铲”），一手拿着竹竿，每发现一个古墓，就用铁钎打出孔道，然后顺着竹竿滑入墓穴，迅速取走一切可以取走的东西。

这让现代考古学家总是觉得沮丧，因为在他们到达现场之前，好东西都已经捞完了。这种古代考古学家是以“挖宝”为目的的，他们造成了一批被称作“存世文物”的可怜的宝贝。这些宝贝可以像艺术品那样供鉴赏，供摆设，供拍卖，却不方便用作历史研究的资料，因为宝物身上的年代信息、地理信息都被破坏了。可见挖宝纵然痛快，却很糟蹋学术。现代考古学家与此不同。他们讲究发掘工作的科学规范，讲究按单元全面地揭露遗址，注意地层，注意遗物的位置、布局及其变迁，还注意对遗物作类型学研究。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完整地保存遗址和遗物的历史信息，以全面再现人类历史的真相。在他们看来，前一种考古学家只能算是“盗墓贼”。实际上，所谓“因书究学”，它的思想是和现代考古学的思想相通的，它的目的也是尽可能多地保存古文献的历史信息。

举个例子，当我们研究中国史学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要研究史学体裁的形成。比如《史记》，从组成部分看，它先是“本纪”，其次是“表”，再次是“书”，再次是“世家”，再次是“列传”。《史记》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结构？其历史文化原因是什么？《史记》体裁为何会影响到其他史书，以至于形成一个“正史”系列？这些问题是中国史学史的重要问题。同样，每一部古代典籍，其结构本身也是有意义的，不能在研究中忽略。王运熙老师在年轻时候写过一本很出色的书——《六朝乐府与民歌》。它实际上就是对《乐府诗集·清商曲辞》八卷的研究成果，是采用“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方式完成的。王老师写过一篇《研究乐府诗的一些情况和体会》，附录在《乐府诗述论》一书当中，介绍他的研究心得。他说到这样几点：第一，学术上的进步“首先得归功于懂得一点目录学”；第二，“要把力量集中在主要的资料上”，比如“仔细阅读《乐府诗集》中的清商曲辞”；第三，“要理解乐府诗，必须懂得乐府诗的体例”。这些说法，合起来就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

五、读书得间——两种比较：同背景比，同相近事物比

在座各位是不是知道“读书得间”这个词？回想起来，这个词大概是在１９８０年代初流行的。那时上海古籍出版社为陈寅恪先生编辑出版了一套论文集。大家谈到陈寅恪治学特点的时候，喜欢用“读书得间”这句话，意思是说他能够从一本书的字里行间读出旁人认识不到的意义。这话和“读常见书”的说法有关。陈寅恪先生就是主张读常见书的。“读常见书”的说法流行于２０世纪前期。那时出版印刷事业大大发展，普通图书不足为奇了，稀见书被人视为珍宝，于是造成一种倾向——以稀见书自炫的倾向。正是针对这种倾向，学者们提出读常见书的主张。比如钱穆说：“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陈寅恪说：“中国书虽然多，但值得读的不过几十种，其他无非是抄来抄去。”按照这种观点，书读得好不好，就要看你能不能读出深刻的心得，是不是能够“得间”。

对于现在的文史研究者来说，是不是应该提倡“读书得间”呢？我认为应该提倡。这一方面是提倡一种学习策略：读常见的书，也就是读古代知识分子反复阅读的书。这些书是其他各种书的基础，代表了民族文化的重要积累，当然是我们阅读的重要对象。另一方面，它也是提倡一种学习方法：要从常见书中看出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能够被证明是真理，那么，我们就对知识有所贡献，建立了实在的学问。

从学习方法的角度看，如何才能“读书得间”，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得间”的要点，是要学会在比较中读书。“比较”的要点则有两方面：一方面要注意同背景比，另一方面要注意同相近的事物比。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上述两种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比如，我们之所以能看清对面的人，是因为那人的身体同背后的景色有反差。又比如有句老话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意思是说要把相近的事物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得出认识。总之，我们是在比较中看清楚事物的。陈寅恪读书也是这样，读一本书的时候，他总是要去找很多相关联的材料——背景材料和类似的材料——进行比较，先是反反复复地写眉批，然后把眉批写成书。《元白诗笺证稿》就是这种采用眉批或注解的方式完成的书。看看其中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归纳出“读书得间”的要点：其一，是和背景材料作比较；其二，是和相类似的材料作比较。

中国另外有一句老话，叫做“不动笔墨不读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在读书的时候要点句逗，要校勘，要写眉批，这样才能读懂。这不同于现在人的读书，只是在书上划很多平直的或波浪的下划线。这种下划线，只代表你对书中的内容被动地接受了；而前者那种点、校、批，则是主动地寻求理解。由此看来，“读书得间”既是一种读书的方法，也是一种文献学的方法，因为在读书过程中要运用版本学、校勘学的手段。一旦了解了古人的读书习惯，我们就知道，中国的版本学、校勘学等等，也是在读书过程中产生的。——古人的习惯是：每当他得到一部好书，就要去寻找最善之本，来校勘它、补正它，使它成为真正的善本。这种做法正是“再造善本”。这和现在图书馆的“再造善本”工程不太一样。现在的方式是影印古书，是一种工艺行为；古代的方式则是通过校勘来追求古本，把较晚的版本恢复成最早的版本，是一种学术行为。

除掉以上所说的那些意义之外，“读书得间”还有一个意义，也就是把读书上升到游戏的境界。实际上，所谓学术，也就是进入游戏境界的读书——通过读书来发展自己追求真知的本性，完善自己。不知道在座各位是不是同意我的看法。我想，对于古代人来说，这种看法是很容易理解的；也就是说，会有很多人把学术看成是一种游戏、竞技和自我完善。比如古代学者讲究“以不知一事为耻”，认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前一句话有竞技的意思，后一句话则是讲读书以完善自己为目的。陈寅恪也有这种心态。他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做无用的事，怎么去打发自己的一生呢？这说的就是学术的非功利性，也就是游戏性。陈寅恪这句话，人们一般认为他想表明某种谦虚，但在我看来却不是这样——实际上表明了一种自信。因为以自己的一生来做“无益之事”，这是一种高超的境界，需要很高的能力。大家是不是比较过大学和中专的区别？是不是知道，中专教的是手艺，是明显有用的知识和技能；而大学教基本理论，教不那么有用的知识？如果再把大学部和研究生部作一比较，这区别就更明显了。总之，有用的知识是有限的，而未知（包括未知其用）才是无限的。我们读书，越读到后来，就越需要探索，学到的东西就越是无用了。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无益之事”，也就是超越现实之事，庸人是不懂得它的高妙的。

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明白以上这个道理的人不太多；但在其他地方却不是这样。我在韩国教书的时候，曾经让汉阳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讨论什么是“学术”。一个同学说：“学术就是研究地学习。”说的对吗？对。第二个同学说：“学术就是对事情问一个为什么。”说的对吗？也对。到第三个同学，这说法就不同了。他说：“学术就是研究没有用的知识。”这话说的对吗？我认为，说的更加透彻。高超的学术是自由王国的活动：看起来是研究宝塔尖里的事情，其实是在思想认识上实现不断的超越。怎么能够拿有用、无用来限制它呢？真正的学者自然懂得这一道理，不去追求有用于世；相反，他们愿意为兴趣而工作，愿意在无益之事上消耗自己的一生，同时也借这种无益之事检验自己的水平。陈寅恪晚年的时候，双目失明，这时他却写了一部考据性的著作《柳如是别传》。这事引起了很多争议。有些人批评他说：你有这么大的本事，怎么为一个妓女作传呢？怎么不去写一本中国通史呢？甚至有人说：你这种学问，同现实斗争有什么关系呢？这些批评是很可笑的，完全不知道搞政治同搞学问的区别，甚至不知道学术起码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在我看来，这本书其实是“读书得间”的一次实践。除了“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之外，写这本书还有两层意思：一是要表明考据学的力量，它能够超越双目失明的限制，而达到如此精密的程度；二是要从汗牛充栋的典籍里，从文字的缝隙当中，找出一个卑微而伟大的人生。我相信，这书是会作为２０世纪的思想财富流传下去的。

许多好学者都有小题大做的经验，这一经验甚至上升成了研究工作的策略和原则。讲小题大做，其实质是讲透彻地解决问题；其相反一面则是大题小做，讲宏观。当然，做学问既要有显微镜又要有望远镜，也就是说，既需要微观地看问题的人，也需要宏观地看问题的人。不过，我们日常的研究工作，主要任务还是解决问题。那么，能不能深入地解决问题呢？这往往取决于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小题大做，还是大题小做。
关于小题大做，有一个常见的误解，也就是认为它在视野上过于狭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这样。打一个比方，人们灌溉农田，需要引水，常见的办法是开渠；但还有一种方法，也就是打井。把井打到十米深，也许方圆一百米的地下水就流过来了；若打到二十米深，那么，流过来的水可能就是方圆几公里。这就是说，深和广是不冲突的，博大和精深往往可以兼容。这也就是我理解的做学问的诀窍。按学术界的通常表述是“掘井式的研究”，按我的经验是通过深度可以追求广度。尽管不采用这种“掘井”方法也可以成功，比如梁启超；但历史地看，能够更久远地留下来的学术成果，还是通过“掘井式研究”获得的成果。各个领域的真正的专家，都是喜欢作掘井式研究的人。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为《明曲本色论的渊源及其在嘉靖时代的兴起》。它就属于小题大做式的研究。我是在１９７９年夏天开始攻读研究生的。前面说过，按老师的要求，一进校就阅读《史记》、《汉书》、《诗经》、《楚辞》、《四库全书总目》。接下来几个学期也是阅读原著，只不过换成了《昭明文选》、《乐府诗集》、《文心雕龙》，或者唐宋时代、明清时代的总集和别集。读到三年级第一学期期中的时候，眼看其他专业的同学都在写学位论文了，我不由得着急起来；但王老师提也不提论文选题一类事情。有一天（大概是１９８１年１１月）我觉得不能再等，便利用师生见面的机会，硬着头皮问：“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写硕士学位论文？”王老师的回答很干脆：“要写。”不过他指导选题的方式是让我回忆近几年来的读书收获。我在阅读宋代文学书的时候，曾经注意到词家讲“本色”的现象；在阅读明代文学书的时候，又注意到曲家讲“本色”的现象；我并且研究过这两件事的关联。考虑到“本色论”是我近几年阅读中比较有体会的问题，我于是就在王老师的指导下，选择词曲本色论作为学位论文研究的方向了。

为什么说是“方向”，而不说是“题目”呢？这是因为，我一直到这个学期结束，才把题目确定下来。起初是发现词本色论和曲本色论的材料很丰富，若自由发展的话，学位论文将写成《中国文学中的本色论研究》。这样写未尝不可，但词和曲两方面都不可能深入。我于是在这个大题目上砍了一刀，砍去了词本色论部分，打算重点研究戏曲的本色理论。但一旦这样做，我又发现问题仍然太复杂，因为不同时代的戏曲本色论各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内涵。为此，我在自己所积累的资料中找到两个最有发掘价值的问题：一是戏曲本色论性质如何？它同词本色论有什么关联？二是戏曲本色论为何在嘉靖时代兴起？找到这样两个问题以后，我又在论文题目上砍了一刀，砍去万历以后部分，决定重点研究嘉靖时代的戏曲本色论——其实是嘉靖时代最后十年中的本色理论。表面上看，我的硕士论文选题的过程，是题目不断改小的过程；但在实际上，它是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因为，只有把题目改得足够小，我们才可能立体地观察事物，才可能“尝试在较广阔的历史视野中，联系作家生平及其文学创作实践，来对文学思想之变迁加以考察”。

从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这件事中，其实可以得出两条经验：一是要讲“厚积薄发”。研究生学习，最重要的事情是“学”，是打基础，决不能人为地揠苗助长。那种违背事物成长的规律，盲目提倡“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做法，既危害科学，也贻误青年。二是要讲“小题大做”。在我看来，研究生论文选题，无论如何都不嫌小，就怕大。大家或许都认识陈铭道教授——他既是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又是成都人——那么，知道他是怎样选择论文题目的吗？他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川剧高腔帮腔中的语气词拖腔研究》。他通过语气词拖腔来研究帮腔，通过帮腔把川剧高腔最重要的特点说清楚了，说深刻了。这就是一个极小也极好的题目。

七、看起来难的事情容易做

１９８２年，我在完成硕士课程以后，报考了任半塘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为什么选任先生呢？原因是：我在写硕士学位论文的时候读了他的书，非常敬佩，也很惊奇——在扬州那样一个不通火车、不通飞机的小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的大学者？有这样鲜明的学术个性呢？当时《光明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说他要招收“隋唐燕乐”专业的博士生。我一看到消息就决心报考了。不过，等到复习迎考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有点鲁莽：隋唐燕乐是一个我根本不懂的专业。甚至可以说，什么叫作“燕乐”，我也不明白。不过我也知道，中国各高校都不存在“隋唐燕乐”这个专业；其他候选人和我一样，都没有在这个领域作过研究；如果报考，那么，大家都面临专业转换的问题。这样一想，我就不怕从零开始作准备了。

事实上，在报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遇到过相似的问题，也就是要报考一个陌生的专业。那时我的想法是“临阵磨枪，不快也亮”。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有道理的。这一次，我有更大的信心，我的想法于是上升成为“知难而进”。其中的道理是：看起来难的事情其实容易做。因为这种事情难在表面，难在开头，不用害怕。我们把最大的困难克服了，接下来不就容易了吗？而且，害怕困难是人的天性。如果难的事情大家都不敢去做，而你去做了，那么，你不就成功了吗？

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里面，我做了很多过去没想到或不敢想的事情。三年的容量，可能相当于通常情况下的五年到十年。除博士学位论文以外，我编定了１２０万字的资料书——《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博士论文也使许多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例如唐代音乐文学体裁分类的问题、大曲各类型之起源的问题、词如何产生和演变的问题、敦煌舞谱释读的问题、《胡笳十八拍》的创作年代问题，等等。所以我说：“由于任师以他在‘唐艺发微’方面的巨大建树为我的工作提供了资料基础，又以他勇于开拓、勇于批判的宏伟气概鼓舞了我的学术自信，我获得了一次超常发挥的机会。”所谓“超常发挥”，其实是指一种人生的高峰体验——一个人忽然发现自己成了新人，远超过以前的想象。这种体验是很难得，很珍贵的。正是它进一步鼓励我去知难而进。因此，我很乐意向各位推荐这一经验。说朴素一点，这经验就是“看起来难的事情容易做”。

１９８５年５月，我在福建泉州遇到一些音乐学界的专家。在他们帮助下，制订了一个系统学习民族音乐的计划。当时的打算是：用一年时间在西安学习吹拉弹打；用一年时间去新疆做田野调查；再用一年时间去北京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于是，１９８５年１２月，从扬州师范学院毕业以后，我立即坐上火车，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向黄翔鹏先生提出了攻读音乐学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的要求。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计划和愿望最终都没有实现。不过，它们却持续地影响了我的学术发展，让我成为这样一个人——和中国音乐学界联系最紧密的外行学人。这仍然是有意义的。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知难而进的精神，如果没有“看起来难的事情 容 易 做”的 认 识，那么，我就不会和中国音乐学以及其他学科结缘，也不会有 那 些 关 于 超 越 的体会。

八、天子狩猎和大禹治水

我经过王运熙、任半塘两位名师的指导，有一个重要收获是：了解了他们的学术风格。如何描写这两种风格呢？我觉得，可以采用“天子狩猎”、“大禹治水”这两个词语。用“天子狩猎”一词，可以概括王运熙先生的学术风格；用“大禹治水”一词，则可以概括任半塘先生的学术风格。

“天子狩猎”一词，描写了一种有计划地选择范围，但自然地捕获猎物的活动。王老师的学术工作就是这样：第一，他总是依靠目录书的指引，选择阅读范围；第二，他随后仔细阅读这个范围中的书籍，边读边作索引；第三，到了某个定量，从阅读和书籍索引当中产生研究的方向和题目，他再做研究。王老师对六朝乐府民歌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他编写的《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书目提要》一文，展现了他所采用的“天子狩猎”的方法。

２０世纪的新史学有一个观点，要注意研究长时段的事物，注意研究在历史上重复出现的事物。这意味着，做学问有一个诀窍：可以特别关注历史资料中重复出现的事情。这是因为，凡是这种重复，一定有特殊的原因；只要把这个原因找到了，那么，你就发现了新的知识。这个道理很简单，但一般学者却不这样做，他们总是追逐热点。追逐热点的人，往往是缺少自主性的人，因为热点是众人造成的，追逐热点意味着从俗。至少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追逐热点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若要自己发现问题，那么，自己就要变成一个首创者，而不是附和者。各位是不是知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这句话？这话见于《论语》，是孔子的话，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像风一样，可以改变草的方向；道德不高尚的人像草一样，只能被风吹倒。一个研究者，当然应该有风的品质。为此，我建议大家采用我刚才提出的方法——注意研究长时段事物和在历史上重复出现之事物的方法，用来代替从俗的方法。所谓“天子狩猎”，正是对前一种方法的概括。通过王老师的著作，我们可以了解这一方法的优点。王老师不常写书，而重视写作论文，每篇论文都能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等论文积累多了，编成论文集，我们就看到，他在学术上的发现仍然形成一个系统。由此可见，“天子狩猎”是一种符合认识规律的学术方法。

同“天子狩猎”相比，“大禹治水”更富于计划性，同时也比较富于主观色彩。它的基本涵义是：设定一个研究范围，然后作穷尽式的研究——既穷尽这一范围中的问题，也穷尽这一范围中的资料。任半塘先生的散曲研究、唐代文艺研究，都具有这种“大禹治水”的特点。

１９５０年代，任先生居住在成都水井坊，住在一个四方形的大院当中。大院很吵闹，他就建立了早睡早起的生活方式。每天早上，他背上一个背篓去图书馆，背篓中有热水瓶，有午饭，也有许多旧日历纸。他依靠这个背篓在图书馆读一整天书，随时把有关资料抄在用旧日历纸做成的小卡片上。到第二天，他利用早上安静的时间来整理这些资料，把日历纸贴上一本用旧报纸订成的大厚本。大厚本的页边上事先就用毛笔写好了章节名，比如“第一章、范围与定义”、“第二章、构成条件”、“第三章、形式”等字样。这样一来，他一旦把图书馆里的书读完，也就完成了著作的雏形——不仅做完了资料分类工作，而且大致确定了一本书的篇章结构。他于是以大厚本为草稿，一口气就写完一本大书。这就是“大禹治水”法的具体操作方式。

可以说，“大禹治水”是一种富于个性的方法，对其他人并不适用。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是，它要求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计划。这不太符合学术的本性。因为学术本来就意味着不断发现，不断改变自己，其过程因而是不断推翻原定计划的过程。但任先生有两个优秀的学术品质，使这一方法获得了成功：其一，他有很好的学术直觉，他通过长年积累，早就确立了立体地观察文学事物的习惯；其二，他有“竭泽而渔”的思想准备，这种工作重在进行资料梳理，而不是观点论证——或者说，是把观点体现在资料排比当中。四川教育学院龙晦教授告诉我：任先生在图书馆看书，是把古书一架一架全部看完的。因此，当他完成《优语集》这本书的时候，曾经自负地宣告：如果有人能在书中找出一条失收的资料，那么，他就赠送一圆大洋。从这件事可以知道，所谓“大禹治水”，其实是一种全面占有资料的整体研究。

我在写博士学位论文《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之时，借助任半塘先生提供的资料，编完了《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这是按照导师要求，作为论文准备而编辑的一部资料考订性质的作品。由于它和博士论文构成相辅相成的关系，既具有理论先进性，又具有资料的坚实性，也因为它代表两代人的合作，所以，这部《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获得了很多奖励，包括中国图书奖的荣誉奖、全国优秀古籍二等奖，等等。可以说，它的成功意味着一种学术方法的成功。这种学术方法就是资料与理论并举。
“大禹治水”的方法，其特点就是资料与理论并举。任先生每做一项研究，都是从资料搜集和整理入手的。比如在写《敦煌曲初探》之前，先编纂《敦煌曲校录》；在写《唐戏弄》之前，先编纂《教坊记笺订》和《优语集》。事实上，《敦煌曲初探》不过是对《敦煌曲校录》的理论总结，因为《初探》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在《校录》工作中提出来的。

资料与理论并举，这也是我向学生传授的最重要的方法。我在指导博士生的时候，通常会设计一项合作工作，即资料工作。做完这项工作，就放手让学生独立写学位论文。比如，我和博士生马银琴合作编写了《诗三百年表》，马银琴则独立写了《西周诗史》（后来扩充为《两周诗史》）；我又和博士生何剑平、周广荣合作编写了《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周、何两位则分别写了《梵语〈悉坛章〉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敦煌维摩诘文学研究》。这些论文都具有资料翔实、思路新颖的特点。它们证明：资料与理论并举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资料与理论并举，事实上还意味着一种工作秩序。我们在进行一项研究的时候，如何开头，通常有两个选择：其一是考察学术史，也就是先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其二是阅读原始资料，也就是考察对象。前一种做法自然是必要的，因为任何研究都要从前人的基础上做起，都要有学术史的基础；但在实践中，我通常偏向于后者。我的做法是：先粗略了解前人的研究，主要了解他们所掌握的资料，然后马上进入对原始资料的阅读。一直到完成了作品初稿之后，我才重新阅读别人的成果。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致力于阅读、分析原始材料，避免在阅读论文方面浪费时间。这不仅因为原始材料永远高于他人的学术成果，而且因为相当一部分论文是“抄来抄去”的。这个道理大家都理解：写作之前，如果把别人的成果都看完看透了，可能就会像鲁迅所说的那样，让别人的思想在自己的大脑中跑马了。

有一句话说：“发展是硬道理。”这话很对。我理解其中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在生活中，人们都会喜欢做加法，而不喜欢做减法。做加法是人的天性。但是，有一件事，却让我懂得了做减法的必要性。

在读大学之前，我在农村劳动了十年，是在江西省贵溪县——在龙虎山北边不远——的一个农场种梨树。我们种的是出口的梨树，要求很高，比种水稻田还累，因为一年四季都有事情，只有农忙，没有农闲。不过，这农活项目不多，除收摘果实之外，无非是四件事：春天疏果，夏天施肥，秋天喷药除虫，冬天剪枝。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四件事情中，只有施肥是做加法，其他都是做减法。比如疏果，是要把所有果台上的多余果子都摘掉，每个果台最多只留下一个果。而在剪枝的时候，每根枝条上都要过刀，留下向外发展的树芽，让整棵树保持一个疏朗的形状。特别重要的是，剪枝时要把多余的树干锯掉，每一棵树只留下一根中央树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通俗的说法是集中资源。不过，当我们把这些事情做完以后，我们的果树便的的确确不同于野生的果树了。

野生的果树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特点是高大；第二个特点是丰满；第三个特点是果实繁茂。如果碰到一个外行，那么他一定会说：“这真是一棵好树。”但是懂行的人知道，这种果树徒有其表。树上的果子像是满天星斗，虽然多，但没有一个可以食用。这正好和我们的果树形成了对比。我们的果树不张扬，精干，年年结果子，而且结下的果实饱满甜美。这就像是训练有素的学者。而野生的果树呢？就像是另外一种人了。

我的意思是：做学问和种果树一样，也有做加法和做减法的问题。人们大多知道做加法，总是片面强调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多出成果，总是追求眼球效应，于是造成了学术上的浮躁。但真正的学者却不是这样。他们不抢眼，愿意潜心研究；虽然默默无闻，但学术却主要是靠这些人推动的。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在研究生教学方面。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好的老师，他的主要职责，应当是给学生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道理就是前面说过的：每个学生都有发展的天性，越是聪明的学生越是具有发展的生命力。但正因为这样，越是聪明的学生就越是需要管理，需要一个好的“树型”。不同的老师教学风格不同，有的宽松，有的严格。经验证明，宽松的老师可以让一部分好学生继续发展；但只有严格的老师，才能让所有愿意学习的学生都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因为每一个学生都是需要规范的。
今天，我在这里宣传做减法，主要目的是鼓励同学们自我剪裁，主动去尝受学术的甜头，也尝受学术的苦头。事实上，每一个成熟的学者，都尝受过苦头，甚至经受过失败。我们从事的是科学的事业，怎么可能只有成功而没有失败呢？何况学术的本来目的未必就是追求成功，它也可以当作人生经历来实现其意义。从这个角度看，通过某种成功、某种进步而习得学术规范，或者通过某种失败、某种退步而习得学术规范，这两者，对于我们都是很好的事情。为此，我愿意这样来概括我的经验：不管什么样的学生，都要注意在成长过程中做减法，剪裁自己，而防止自我膨胀。因为一味讲自由生长，一味追求膨胀，势必违反规范，也违反规律。而没有规范就不能进行学术对话，不遵循规律就会造成学术上的浪费。总之一句话，只有注意做减法，才能保证学术发展的质量。

以上十条，主要是我在攻读两个学位过程中的经验。这个过程，也就是我开始掌握古典文献学的过程。所以我把它们作为进入学术工作的必要准备介绍给大家。这样做也意味着，在我看来，古典文献学不仅是一门知识，不仅是文史各学科的基本技术；而且，它是一种思维方式，是我们民族的优秀的学术传统。要掌握文献学，首先要掌握这个思维方式，掌握这个学术传统。以上十条，大概可以代表它的要点。现在，让我们再把这些要点复习一下：

（一）学术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从事实出发，包括从文献对事实的记录出发。
（二）文史学者必然要面对古代史料，因此，其基本功是读熟若干种古籍。
（三）学术工作就是寻找、阅读、分析材料的过程，只有学好文献学才能具备独立研究的能力。
（四）中国传统学术重视文献学的运用，其基本方法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
（五）做到“读书得间”的诀窍是在比较中认识资料，首先同背景资料比，其次同相近资料比。
（六）“博大精深”四个字，关键是“深”。小题大做和做减法，是取得学术深度的重要途径。

如果大家记不住十条的话，也可以记住以上六条。至少要记住两条：一条是从事实出发；另一条是学会做减法，注意小题大做。为什么强调这两条呢？因为这两条可以节制不合理的欲望，也可以改变不合理的习惯。年轻人总是想方便简捷地驾驭世界，但慢慢会发现，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只有具体细微的认识才能成为坚实的认识。另外，认识的过程就像登山的过程，每一步都要踩稳，一蹴而就的想法只会导致摔跤。从这个角度看，文献学是一门绿色学问，它可以保证我们持续地、健康地发展。

音乐考研经验贴——中西音乐史篇
喻意志《音乐考研复习精要》
杨九华《音乐考研复习精要》
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
凌宪初《西方音乐史与名作欣赏普修教程》
自己整理的音乐史背诵资料
基础阶段（3到6月）：我的中西音乐史复习得比较早，正式开始是在19年三四月份。书籍我用的是音乐史考研精要的两本黄皮书以及两本中西音史教材。我每天会看一两个小时的音乐史，教材和精要同时看，看教材是为了更加了解史论背景也方便自己理解。这个阶段不要求你记住多少内容，把内容过一遍即可。我边看边按照时间轴顺序画出框架图，从远古夏商一直到近现代音乐，看的时候根据时间框架来看。不必要去追求背诵多少的内容，大致过一遍并且圈记重点知识就可，为后面的阶段打好基础。
强化阶段（7到9月）：这个时候我在长沙租了房子，报了一个音乐史大班的课，但由于我的和声曲式没开始，政治也才刚开始，白天时间全部用来上课以后，没有太多时间来复习其他的。我就白天听课晚上回去整理上课的知识点。首先我按照不同的时期，以标题为主要方向，梳理出大概内容，建立知识框架。然后按照每一章节的复习，把重点知识用红笔标记，次重点用蓝色标记，非重点用黑色罗列在框架图上，再把具体的知识点按照出题形式来整理。
师大的音乐史最近几年考名词解释、简答、论述这三个题型比较多，当最后整个内容整理完了，我在音乐史的背诵以及考试答题的时候思路也都清晰多了。也算不枉费我手写整整70多页的中音史和40多页的西音史吧！不过还好我西音史学聪明了，在电脑上把重点一字一字敲出来的，不然我的手都要废掉去~因为这个时候我的和声曲式还没开始，我也知道越到后面我要做的事情也会越多，为了方便后期啥事儿也不想，直接拿着自己整理的资料背就完事儿。
冲刺阶段（10到12月）：我整理音乐史一直整理到10月17号才开始认认真真的背，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时候的我有点慌，问了一下学姐，刚还特地去找了聊天记录看了下哈哈哈。大家千万别学我，因为这个时间开始背到考研前是背不完的，我当时快考试了音乐史还没背心里真的急死了，想着考研可不能死在音乐史这一关啊！我前期可是过了很多遍音乐史的，不然老天爷太不公平了！内心真实os呀！！也应证了前面那句话“前期花太多时间过遍数有时是做无用功”。我这里所说的认真背诵是指一个字一个字能在纸上完整写出答案的那种效果，所以背诵的时候我会把昨天背诵过的内容今天再巩固背诵一遍，或者一周花一次时间来把一章的知识里面的遗忘的巩固一下，只有这样才会记得牢固一点，到考前和考场上才能心中有答案，脑海里有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