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天分、寿夭、婚姻与迁徙
对于一种文化现象的阐释，可以有不同途径，按照潘光旦先生的意见和进化过程由低到高，时间由远至近的顺序，可以排列为：无机的（如地理的或自然环境的解释），有机的（如生物学和种族学的解释），心理的（主要指未经理论概括的较为原始的大众心态），社会的（指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社会活动、制度建设、行为习惯等），文化自身的（指经过理论升华的社会意识形态）。[1]潘先生认为用社会的原因与心理的原因解释文化，固然方便，“因为它们与文化现象最接近，要利用它们的势力来左右文化，也很容易，也是因为彼此接近的关系。但是这种解释，这种人力的支配比较要缺少基本性与固定性。例如改变社会组织，提倡教育，自然可以叫文化有一度的兴奋，但是要是聪明才智的程度有限，这种兴奋是不会持久的。反过来，理化的现象自然是最基本的了，但是它们比较的最不受人力的左右，寒带的奇冷，热带的酷热，日本的地震，中国西北方的沙漠化，是绝对没有多大办法的，人类生活只有迁就它们，很难叫它们来迁就人类。在一切现象之中，能够比较受人力的转移的，同时也具有充分的基本性的，是生物学的现象。”在潘先生看来，“所谓生物的原因有三：一是变异，二是遗传，三是选择或淘汰。选择有两种，因了自然势力而发生的叫做自然选择，因了社会与文化势力而发生的叫做文化选择。选择所由发生的途径有三：一是生产，二是婚姻，三是死亡。如限于某一地方或时代说话，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第四个途径，就是人口的流动或移植。”[2]但他同时认为，在所有的解释途径中，中国文化界对于生物学的解释是最为漠视的。有鉴于此，他利用生物遗传学中的有关理论，对中国社会文化做了广泛而有开拓性的研究，他的《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1年初版）、《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初版）都是运用生物遗传眼光观察中国人才的开山之作。虽然对潘先生的一些理论我们持有保留的态度，但他注重从遗传、婚姻、死亡及人口流动等生物学角度出发探讨问题却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现代遗传学研究成果表明：“在人类中，的确存在着智能等方面的差别，这种差别是指一个人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的内在因素，它既反映社会生活的环境影响，又显示了先天遗传素质。实质上，像智能的遗传问题，决定于遗传和环境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3]但我们的研究界思考问题时却存在过于注重后天环境的因素，如政治地位、经济状况、教育培养等，相对忽略了先天的遗传素质。即如晁氏家族，如果先天智能有限，就是再好的教育环境也很难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宋代科举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应该承认，晁氏子弟普遍显露出高智商的倾向。“宗”字辈宗悫“一夕草将相五制，褒扬训戒，人得所宜”（《宋史》本传），可谓文思敏捷。“仲”字辈仲衍“资识敏悟，方总角时，已自如成人。”[4]仲询“生而异群儿，出言甚大，自谓必能有成者，年十有五，从其兄丞吉州太和时，黄鲁直知县事，一见公奇之，其初见暨别，皆有诗，而唱和于其中间者，则多矣。有云：‘叹君豪甚倚天剑’又云：‘见君有家风，怀抱如冰清。’”（《景迂生集》卷十九《宋任城晁公墓表》）“端”字辈端仁“儿童知学问如成人，通《易》、《春秋》、洞达世务，尤妙于词赋。”（《鸡肋集》卷六十七《朝请大夫致仕晁公墓志铭》）“端禀大受，少以《知人则百僚任职赋》为开封府解头，大受为文敏而工。于王禹玉为表侄，禹玉内集，酒数行而欧公谢致仕启事至，禹玉发缄看，称美不已。谓大受曰：‘须以一启答之。此题目甚好，非九哥不能作也。’大受略不辞让，酒罢，方啜茶，启已成矣。禹玉惊其速，虽夸于座人，而意终不乐。”（《曲洧旧闻》卷五）《鸡肋集》卷六十三《寂默居士晁君墓表》也记载：“（端禀）七岁，奇警过常儿绝远，见而名，闻而识，……熙宁中，与补之同试开封，尝暂出谒客，客壁间石刻合序千言，盖手诏赐史臣者。居士曰：能一再过诵乎？则俱默读。居士曰：诵矣。某曰：亦诵矣。偕诵，偕止，而居士尽习，补之遗二字焉。”晁端中“生警悟好书，十岁能为古诗。”（《鸡肋集》卷六十八《雄州防御推官晁君墓志铭》）“之”字辈补之“幼豪迈，英爽不群，七岁能属文，日诵千言。……公于文章，盖其天性，读书不过一再，终身不忘。”（张耒《晁无咎墓志铭》）晁说之年未三十而五经立，晁咏之少有异材，“资敏强记，览《汉书》五行俱下。对黄卷答客，笑语终日，若不经意，及掩卷论古人行事本末始终，如与之同时者。东坡作《温公神道碑》，来访其从兄补之无咎于昭德第。坐未定，自言：‘吾今日了此文，副本人未见也。’啜茶罢，东坡琅然举其文一遍，其间有蜀音不分明者，无咎略审其字，时之道从照壁后已听得矣。东坡去，无咎方欲举示族人，而之道已高声诵，无一字遗者。无咎初似不乐，久之，曰：‘十二郎，真吾家千里驹也。’”（《曲洧旧闻》卷三）东坡叹为奇才。晁载之年未二十即见赏于黄庭坚，庭坚将之荐于苏轼，苏轼答云：“晁伯宇诗骚，细看甚奇丽，信乎其家多异材也。”（《郡斋读书志》）微之、涣之，幼奇警，“往往见称于东坡诸公。”（《景迂生集》卷十九《嵩隐长子墓表》）冲之“于宗族最才华。”（《郡斋读书志》）“公字辈”中，晁公迈“少以文学称，自其诸父景迂、具茨先生皆叹誉之，诸公贵人亦往往闻其名。”（《渭南文集》卷十四《晁伯咎诗集序》）晁公寿“少敦厖有成人之气象，方年十三四，寺庭游行，多得古书画以归，尝欣然视予曰：是北齐扬子华勘书图中一幅也。博古者验之，犹信。”（《景迂生集》卷十九《嵩隐长子墓表》）晁公谔“资禀不凡，少承家法。”（楼钥《攻媿集》卷一百八《司法晁君墓志铭》）晁公武、晁公遡也以文学才干知名。“子”字辈中晁子与年过八十尚“耳目聪明，笔札精楷”（周必大《文忠集》卷七十五《迪功郎致仕晁子与墓志铭》）。“百”字辈中晁百谷“生十年，已有成人风”（《文忠集》卷二十《晁百谷字序》），“甫年二十，笔力扛鼎”（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七《跋晁百谷字叙》）。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晁氏族人领悟力超群、记忆力不凡、文艺鉴赏力过人，最重要的是他们具备超常的、令人赞叹的文化才能，尤其是有好几位七岁、十岁就具有创作诗赋的才华，这种文学能力与其说来自于后天培养，毋宁说来自于先天的家族遗传，因此苏轼才赞叹说“信乎其家多异材也。”
在阅读一些文化世家相关的传记材料时，我们也常惊讶于不少世家成员敏捷而优异的文化天赋，如眉州苏氏家族，苏序文化程度不高，但“晚好为诗，能自道，敏捷立成，不求甚工”（《本集·苏廷评行状》）。苏洵年近而立始发愤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宋史》本传）。苏轼苏辙兄弟的才思敏捷无疑也有其祖其父的文学遗传因素在其中。
襄阳米氏家族中，米芾“生而颖秀，六岁日读律诗百首，过目即成诵”（《京口耆旧传》卷二）。其子米友仁小字虎儿，幼年时黄庭坚即赠诗赞其为“虎儿笔力能扛鼎”（《戏赠米元章二首》其二），曾悎亦言其“少俊早成”（《云谷杂记》卷三）。
阆中陈氏家族，陈省华本人“智辩有吏干”（《宋史》卷二百八十四），其长子尧叟中太宗端拱二年状元，季子尧咨中真宗咸平三年状元，次子尧佐端拱元年进士及第，虽未中状元，然于三兄弟中最颍慧，“少好学，父授诸子经，其兄未卒业，尧佐窃听，巳成诵。”（《宋史》本传）
四川浦江高氏家族中，高孝璹共有六子，高载（嘉泰二年进士）、高稼（嘉定七年进士）、高崇（嘉定七年进士）、高定子（嘉泰二年进士）、魏了翁（庆元五年进士，高孝璹本姓魏，与魏士行为亲兄弟，因魏了翁祖母高氏之兄高黄中无子，孝璹遂过继为子，后因魏士行无子，魏了翁又还继士行）、高茂（生平不详），兄弟六人五进士，且多聪慧，如高载“自为儿时，颖异越常，八岁能属文”（《鹤山集》卷八十八《知灵泉县奉议郎致仕高君载行状》），高崇“幼英悟”（《鹤山集》卷八十八《知黎州兼管内安抚高公崇行状》），高稼一见真德秀，德秀即以“国士期之”（《宋史》高稼本传），高定子魏了翁“英悟绝出，日诵千余言，过目不再览”（《宋史》本传）。
其他像临川二晏、新喻二刘、清江三孔、高邮三秦、鄱阳四洪、双井黄氏等宋代著名的文化世家，家族成员的早慧或智力优异的现象颇为普遍，它们成为宋代家族文化得以继承发扬的重要条件，晁氏家族，不过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罢了。
二 从《积善堂记》说起
大观元年，晁氏西眷晁宗愿夫人黄氏（1067—1107后）九十一高寿，黄氏第四子仲询与其兄仲谋依例请封，制曰：“黄氏蕴仁积善，享有耄龄，可寿光县太君。”族人乡党，作堂以奉夫人，名之曰积善堂，晁补之作《积善室记》以记之。斯时晁氏族人至晁迥而下，已达六世五百口。
如果我们将眼光投向其他晁氏家人，就会发现长寿者绝非黄氏一人，兹将晁氏人物知其生卒年者[5]简列如下：
第一代：晁佺（916—998），83岁。
第二代：晁迥*（951—1034），84岁。
晁遘妻张氏（983—1069），87岁。
第三代：晁宗悫*（985—1042），58岁。
晁宗愿妻黄氏（1016—1107后），至少91岁。
第四代：晁仲参（1013—1067），55岁。
晁仲参妻公孙氏（1010—1086），77岁。
晁仲蔚妻狄氏（1001—1069），69岁。
第五代：晁端友（1029—1075），47岁。
晁端友妻杨氏（1031—1098），68岁。
晁端本妻阎氏（1039—1103），65岁。
晁端仁妻叶氏（1034—1080），47岁。
第六代：晁补之（1053—1110），58岁。
第七代：晁公武*（约1106—约1184前），约78岁。
第八代：晁子健*（1107—1177后），至少71岁。
第九代：晁百谈（约1145—约1214），约70岁。
以上共统计晁氏家族人物36人，平均寿命约62岁强，这个数字在宋代可以算做是长寿家族了。特别是几位官至高位的人物（带*者），多享高年。晁迥（84岁）生前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太子少保；晁宗悫（58岁）生前官至参知政事；晁说之（71岁）生前官至中书舍人、徽猷阁待制；晁谦之（65岁）生前官至敷文阁直学士知建康府；晁公武（约78岁）生前官至吏部侍郎、临安府少尹。这对整个晁氏家族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要知道，家族中人好不容易谋得功名，渐至显贵，可以封妻子、荫宗族，至高位者享高年，对宗族荫补的机会就自然增加了许多，有利于保持门第。如晁迥“延荫及弟侄侄孙，不遑具载。”（《法藏碎金录》卷七）晁宗悫即因父荫入仕，终至参知政事，而宗悫“凡任子恩，皆先其族人。”（《宋史》卷三百五宗悫传）其卒后又荫宗族七人。晁氏族人科第入仕者固多，荫补入仕者亦不在少数。另外，家族中人跻身高位，还可以帮助整个家族增强抵抗意外和困难的能力。南渡后晁氏族人生存窘迫，就多亏晁谦之尽力收抚帮助，使家族不致星散湮没。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相反的例子：汝阳（今河南汝南）孙氏，孙何、孙仅两兄弟相继状元及第，小弟孙侑亦登进士科，不可谓其门不荣耀。孙何（961—1004）十岁识音韵，十五能属文，为布衣时，所著《两晋名臣赞》、《春秋意》、《尊儒教义》及诗歌二十余篇即广为流传，与丁谓齐名，号为“孙、丁”。《宋诗纪事》载：“丁谓与孙何，便可白衣修撰。”甚得王禹偁器重。淳化三年进士第一，曾“与晁迥、陈尧咨并命知制诰，赐金紫，掌三班院”（《宋史》本传），为文取法韩柳，倡导古文，在文坛甚有影响，但只活了44岁。孙仅（969—1017），学行文辞，倾动一时，未第时王禹偁曾览其文集《甘棠集》，赋《书孙仅〈甘棠集〉后》诗云：“明年再就尧阶试，应被人呼小状元。”（《小畜集》卷九，亦见《渑水燕谈录》卷三）毕士安看孙仅文集未毕，即惊叹“吓死老夫矣！”推许甚力。（《小畜集》卷二十九《殿中丞赠户部员外郎孙府君墓志铭》）孙仅咸平元年果中进士第一，亦曾知制诰，后为集贤殿学士权知开封府等，官终给事中。但他只活了49岁。幼弟孙侑（972—1017），秀于诗，咸平三年中进士，卒时年46岁。因此，当孙氏三兄弟之时，其名声影响是盖过晁氏家族的，王禹偁赞为“夫三子矣，岂止文学之出人矣，又将富贵之逼身也。”（《殿中丞赠户部员外郎孙府君墓志铭》）韩琦赞为：“天下耸慕，皆用孙氏为大小状元家，至于父兄之训子孙，必举孙氏以为劝，唯恨其不及也。”（《安阳集》卷四十七《故太常博士通判应天府赠光禄少卿孙公墓志铭》）可是由于孙何兄弟的不寿，生子不蕃，据《宋史》本传及韩琦《故太常博士通判应天府赠光禄少卿孙公墓志铭》载，孙何只有一子孙言，孙仅也只有一子孙和，孙侑情况稍好一些，有子二人，孙咸、孙周，女四人（其中两人自幼为尼），孙男五人，孙女五人，总体上门庭是单薄的，因此孙氏家族数代之后，即衰败不闻矣。
再来看与汝阳孙氏同中有异的盐泉苏氏家族，苏氏家族虽然可算官宦之家，但苏易简之前，皆为微官，光大苏氏门楣的是苏易简（958—996）。易简23岁中进士，29岁升翰林学士，34岁迁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承旨，36岁为给事中、参知政事，可谓春风得意。但他39岁即因酗酒身亡。苏易简留下四子，苏寿、苏耆、苏宿、苏叟，得苏易简余荫，皆授官职，明确知其生卒年的是苏耆和苏叟。苏耆（987—1035）三子三女，苏叟（993—1037）无子，惟有一女，遂无后。苏耆三子舜元（1006—1054）、舜钦（1008—1048）、舜宾，皆中进士。舜宾早卒，舜元卒时有七子两女，孙男、孙女各十三人，曾孙男七人，曾孙女五人。舜钦是著名文学家，有三子两女。其后苏家情况无从考知。据张邦炜先生统计，苏氏男性可考者寿命均不长，苏易简39岁，苏耆49岁，苏叟45岁，苏舜元49岁，苏舜钦41岁[7]。这不能不说是影响苏氏家族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局限。但苏氏家族比汝阳孙氏绵延要较久远，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孙氏后代人丁不旺，而苏氏家族相对而言多子多孙，苏舜钦就曾自言家人“百口”（《苏学士集》卷九《上三司副使段公书》）。不过，因为家族中不能不断出现如苏易简、苏舜钦那样的才名之士，家族的衰落同样不可避免。
可以与盐泉苏氏相互参照的是相州（安阳）韩氏家族，韩氏是典型的高出生、高死亡的家族，翻阅《安阳集》卷四十六和卷四十九，多是韩琦为亲人撰写的墓志铭，这种感觉非常强烈。如卷四十六的《侄孙四殇墓记》云：
余第四侄大理寺丞正彦，生子曰光寿。时正彦初授光禄寺丞，故以名之。余第五侄大理寺丞方彦，生子曰盘奴，时余自扬州徙知郓州，舟次淮上之磨盘口，故以名之。余之长子光禄寺丞忠彦，生子二人，长曰锦孙，时余知相州，得任故里，有昼锦之荣，故以名之。次曰密孙，时余始为枢密使，故以名之。是四小孙，皆姿状美秀，慧而可爱，或仅能行立，或未免抱持，天何降灾，遂俱不育。
这里再列韩琦兄弟及其子两代年龄为例。韩琦父韩国华有六子，韩球（34岁卒，子二，暐早亡，公彦52岁卒）、韩瑄（27岁卒，未娶）、韩琚（52岁卒，长子景融卒年17，次方彦卒年不详，次直彦25岁卒，次孝彦卒年不详）、韩珫（27岁卒，无子）、韩璩（41岁卒，一子正彦，卒年不详）和韩琦（68岁卒）。而作为三朝宰相、定策元勋的韩琦（1008—1075），有子六人，忠彦（72岁卒）、端彦（卒年不详）、良彦（早夭）、纯彦（卒时不少于58岁）、粹彦（54岁卒）、嘉彦（建炎三年卒，约60余岁），孙、曾孙各二十余人。六兄弟中，韩琦一支寿最长，官最高，子孙最多，而又代有显宦，韩琦、韩忠彦、韩侂胄（嘉彦之孙）先后拜相，故门第最兴旺。陆游感叹说：“与忠献（韩琦）同时功名富贵略相埓者岂无其人？今百四、五十年，其后往往寂寥无闻，韩氏子孙，功足以铭彝鼎、被弦歌者，独相踵也。”（《渭南文集》之《放翁逸稿》卷上《南园记》）
晁氏家族多以文学知名，是著名的文学世家；而韩氏多高官，是著名的政治世家。但不管怎样，家族成员多长寿、多子孙、陆续出现有地位、有名望之士，则是一个家族能够长久兴盛的重要基础。
谈及宋人的婚姻观，最为流行的观点莫过于南宋郑樵所云：“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第一》）但这只是一个否定句式的排除法，“不问阀阅”问什么？我们还是根据晁氏一族的嫁娶情况做具体的分析。
（一）晁氏妻族有家世或才性可考者如下：
晁遘妻，张氏，济州巨野人，“为人仁厚庄静，自为女及既嫁，处内外亲，尊卑长幼，亲疏之际，无不当于礼而恩称之。”（ 曾巩《元丰类稿》卷四十五《寿安县太君张氏墓志铭》）
晁仲参妻，公孙氏（1010—1086），其先梓州郪人，后徙棣州商河，世代官宦，其父公孙简官秘书丞，直谅有文，其母常氏有贤操。公孙氏“幼审详有威仪，燕处如齐，不妄訾笑，人以为天资近礼……恭俭敬戒，夙夜宫事。”且“好文史，泛览不倦”，晚好无生之说。（晁补之《鸡肋集》卷六十二《寿安县太君公孙氏行状》）
晁端友妻，杨氏，济州任城人，父杨早为尚书比部郎中。杨氏少静默，有礼仪，“性慈俭，质直无猜阻。笃信佛事，诵《金刚般若》二十余年。”相夫教子，甘于淡泊，贤德明惠，忠孝传家。（杜紘《宋寿光县太君杨氏墓志铭》，见《考古》1986年第9期《山东嘉祥县钓鱼山发现两座宋墓》）
晁端仁妻，叶氏（1034—1080），钱塘人（自缙云迁来，当与叶梦得同族），父叶暖、兄叶昌言、叶昌龄皆举进士。叶氏系江南大姓，夫人顺资慧淑，凡女子之事，无不工。（晁补之《鸡肋集》卷六十四《叶氏墓志铭》）
晁端本妻，阎氏（1039—1103），济州巨野人，父德基，单州司户参军。阎氏恭俭守义，然举七子皆不育，女一人嫁杜纯子杜开，又因产亡，特为不幸。（晁补之《鸡肋集》卷六十八《阎氏墓志铭》）
晁端中妻，前夫人胡氏，知书能诗。继娶闾丘氏，淑慎宜其家。（晁补之《鸡肋集》卷六十八《雄州防御推官晁君墓志铭》）
晁补之妻，杜氏，杜纯之女（按杜纯娶晁仲参次女，与范纯粹等连襟）。杜纯与弟杜紘，俱为北宋显宦，宋史有传。
晁损之妻，李氏，齐州金乡人，父李众，景德三年明经中第，男四人，孙十六人，多举进士入仕。（李昭玘《乐静集》卷二十九《李公神道碑》）晁损之为儿子娶吴俦女（《景迂生集》卷二十《龚丘县主簿晁君（损之）墓志铭》）。吴俦字子友，吴育孙，苏轼门人，曾任庐州教授，后入党籍。吴育曾任参知政事、枢密副使。
晁公为妻，任氏，父官龙图阁学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五，晁补之《鸡肋集》卷五十九《公为求亲启》）
晁公宣妻，初娶修武郎赵士亚之女，再娶司谏韩过之女。（《晁氏家乘》卷九《宋真乐居士公宣墓志铭》）
晁宗悫妻，王氏，封安康郡夫人，王珪之姑。王氏是著名的文学世家。王珪，字禹玉，华阳人。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官至宰相，谥曰文公。从父罕，从兄琪俱有名，《宋史》有传。
另：晁仲蔚妻，王氏，王珪叔父之女。（王珪《华阳集》卷五七《同安郡君狄氏（王珪叔母）墓志铭》）
晁宗诲妻，时氏，时旦第三女，科第之家。时旦为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兼擅文武，为笃厚材能之臣。（吴奎《宋故朝请大夫尚书屯田郎中知阆中军州事上护军借紫时公墓志铭》，见李祥麟《北宋时旦墓志之文史价值》，《山东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子舜举涉学好诗，少举进士，女八人皆嫁入仕士人。（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十九《将仕郎扬州司法参军时府君墓志铭》）
另：晁仲绰妻，时氏，时旦孙女，时舜举之女。
晁宗藻妻，赵氏，先娶赵稹长女，继娶其第三女。赵稹，进士，官至太子少傅，先世以儒名其家，子七人俱为官，女六人皆嫁入仕士人，孙女八人皆适士族。（尹洙《河南集》卷十三《故推诚保德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守太子少傅致仕上柱国天水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二百户食实封一千户赵公（稹）墓志铭》）
晁仲衍妻，王氏。“集贤院修撰赠谏议大夫王公轸之女，封兴安县君，贤明柔穆，有闺阃之范。”（王珪《晁君墓志铭》）后封颍川郡夫人。（晁补之《鸡肋集》卷六十三《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另：晁端禀妻，王氏，颍川夫人之侄，王轸之孙侄女，恭俭似姑。（《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晁仲约妻，程氏。官宦世家，父程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举服勤辞学科，官至参知政事。谥文简。有文集奏议六十卷，已佚。事见《欧阳文忠公集》卷三一《程公墓志铭》、卷二一《程公神道碑铭》，《宋史》本传。程氏系程颐堂姐妹。
晁说之妻，盛氏。（晁说之《景迂生集》卷十九《嵩隐长子墓表》）盛度重孙女。
晁咏之妻，陆氏，父陆师闵，官至宝文阁待制，母范氏，喜读书。咏之与岑穰、王杰、韩琥为连襟（晁说之《景迂生集》卷十九《文安县子硕人范氏墓志铭》）。
晁载之妻，魏氏，父魏绍，以朝散郎知嘉州。魏氏亦宋望族，多人入仕。（陈师道《后山集》卷十六《魏嘉州墓铭》）
晁贯之妻，吴氏，父吴彦琳，叔吴琯，俱有时名。东坡曾为琯作《日喻》。（《景迂生集》卷二十《宋故朝请大夫提点亳州明道宫吴公墓志铭》）
晁公遡妻，闾丘氏，继娶师氏，自唐末即迁四川武阳（彭山县别称），师氏父师骥，绍兴四年提点成都府路刑狱公事。（参晁公遡《嵩山集》卷二《妻侄师如石同妇见过》，卷三十一《小柬·宋提刑五》、卷三十八《箚子·嘉州知郡二》）
晁公肖妻，赵氏，宗室女，为高宗弟之女。（《宋会要辑稿》后妃二之二、三）
晁子健妻，韩氏，父韩球，韩元吉叔祖。（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十二《太恭人李氏墓志铭》）
晁子阖妻，李氏，济州巨野人，文学世家。父李邴，官至参知政事，子孙多入仕，李邴伯父李昭玘为补之好友，曾从苏轼游。李邴子李缜字伯玉，“警悟绝人，不乐仕进，号万如居士，有梅诗百篇。”（周必大《文忠集》卷六十九《资政殿学士中大夫参知政事赠太师李文敏公邴神道碑》）
晁子绮妻，刘氏，父刘滁，官右通直郎，母裴氏，天性孝友。（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二六《通直刘君裴夫人墓志铭》）
晁宗恪妻，闾丘氏（？—1070）。“闾邱夫人为身治家，皆应仪度。”（曾巩《元丰类稿》卷四十六《光禄少卿晁公墓志铭》）闾丘家族亦科举之家。如闾丘孝终，闾丘孝直（与晁仲绰连襟，娶时氏女）等。晁仲询女八人，其中三人皆嫁闾丘氏进士或官员。（晁说之《景迂生集》卷十九《宋任城晁公墓表》）
晁宗愿妻，黄氏（1016—1107后），蕴仁积善，享有耄龄，封寿光县太君。（晁补之《鸡肋集》卷三十一《积善堂记》）
晁端复妻，张氏，吴人，父张诲，官至太子中舍。张诲伯兄隐直，仲兄枢言，以才德著名，子六人，三人举进士。（沈辽《云巢编》卷十《宋太子中舍张传师墓志铭》）
晁明之妻，韩氏，安阳韩氏之女，世家大族，父韩跂，为韩琦侄孙，娶晁仲徽女，继娶范纯礼女。（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十八《韩至之墓志铭》）
（二）晁氏女子外嫁夫婿有身分可考者如下：
晁仲参女五人，“长适前衢州开化县令石端，次适奉议郎河北路转运判官杜纯，次适朝散郎直龙图阁权发遣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公事知庆州范纯粹，次适通直郎签书崇信军节度判官听公事胡僧孺，季适恩州清河县令田忱，而适田忱者早卒。”（《鸡肋集》卷六十二《寿安县太君公孙氏行状》）
晁端友婿张元弼，仕某官，叶助（叶梦得之父）、贾硕、陈琦均进士出身（黄庭坚《山谷集》卷二十三《晁君成墓志铭》）。阎师孟，官瀛州防御推官（《鸡肋集》卷六十五《瀛州防御推官阎君墓志铭》）。李公裕，进士（《鸡肋集》卷六十五《进士李公裕墓志铭》）。杜钦益，杜紘子。
晁端本婿杜开，承奉郎，杜纯之子。（《鸡肋集》卷六十八《夫人阎氏墓志铭》）。
晁端礼女三人，“长适泰州海陵县丞滕伯奇，次适贡士翟光弼，次适河南府司工曹事马承休”。（李昭玘《乐静集》卷二十八《晁次膺墓志铭》）
晁补之女二人，长女适梁颐吉（张耒《晁无咎墓志铭》），颐吉亦显宦子孙，祖父为尚书左丞梁焘，宋史有传。颐吉曾官朝奉大夫，事见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十《秘阁修撰郑公墓志铭》。次女适李稙（《宋史》卷三七九《李稙传》）。
晁损之女四人，婿为董桂、李相如、马绍承、吕德充（《景迂生集》卷二十《龚丘县主簿晁君（损之）墓志铭》）。李相如做过江安尉（《山谷集》别集卷十一《跋此君轩诗》：“江安城北滩上作小草亭，尉李相如为余开两窗”），其他人事迹不详。
晁贲之女，嫁孙镇（汪藻《浮溪集》卷二十八，《孺人晁氏墓志铭》）。镇字元朴，尝为上饶令，绍兴十二年时为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是汪藻姨母之孙（同前）。绍兴二十九年，孙镇以左朝请郎新知蒋州移通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一），著有《历代登科记》（《山西通志》卷一七五）。
晁公谔三女，嫁通直郎赵某、沈忠恕、杜隽，皆世家也（楼钥《攻媿集》卷一百八《司法晁君（公谔）墓志铭》）。
晁仲衍婿王元，朝请郎赠左朝议大夫。（《鸡肋集》卷六十七《寿昌县郡晁氏墓志铭》）。
晁仲熙女，长适承议郎知开封府祥符县事王仲博，“次适通直郎通判安州郑猛，次适罗田尉高道华，次适相州录事参军高公秉。”（《鸡肋集》卷六十四《右朝议大夫致仕晁公（仲熙）墓志铭》）
晁端方，女六人，皆嫁士族。（晁冲之《送王敦素》：“先君有六女，所托皆高门。”）
晁冲之女，嫁韩元吉之伯父（韩淲《涧泉日记》卷中：“（公武）作少尹时，先公在朝，与之亲契，亦相往来。子止之亲女兄，先公之伯母也”）。
晁公迈一女，嫁周必达。（参《宋故传密居士晁公墓志铭》，见赵荣华《刻有墓志铭的北宋石渠紫端砚》，《南方文物》1996年第3期）必达，庐陵人，绍兴二十年庚午解试（《江西通志》卷五十），乾道间通判兴化府军事（《福建通志》卷二十三），淳熙间知袁州，建尊德堂，其弟必正为之记（《江西通志》卷三十九）。
晁公遡长婿薛纯志。晁公遡《嵩山集》卷五《吾长女归叔尚偕往江津作诗送之》：“薛郎吾娇客。”卷四十一《箚子·史主管》云：“女夫薛纯志，猥预试闱。” 可知薛纯志亦士子。
晁子阖，一女，嫁韩元吉子韩淲。（《南涧甲乙稿》卷十二《淲言定晁氏书》）
晁百谷，一女嫁何居厚（周必大《文忠集》卷七十五《迪功郎致仕晁子与墓志铭》）。《东莱诗集》卷十六《简何居厚》：“我乏济胜具，子怀经世才。寒窗得一笑，陋巷绝纤埃。白酒难充醉，黄花只强开。更怜无事日，时有好诗来。”可知何居厚亦有才士子。
唐恪，娶晁说之妹四娘[8]。恪字钦叟，余杭人，哲宗绍圣元年进士。钦宗靖康元年，进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金人入汴，主和议，割三镇，止诸道勤王兵勿前，为御史所劾，罢相。靖康二年，金人逼立张邦昌，恪署名，仰药而死（《宋史》卷三五二）。
朱弁，娶晁说之兄之女（《宋史》本传）。朱弁系朱熹叔祖，进士，使金被拘十九年，不屈。后归，补宣教郎、直秘阁，转奉议郎，有著述多种，今存《曲洧旧闻》、《风月堂诗话》。
谢克家，娶晁说之女[9]， 克家字任伯，上蔡人，绍圣四年及第，建炎四年除参知政事。子谢伋，著有《四六谈麈》。按谢伋子娶綦崇礼女（见《宋宰辅编年录》卷十六：“崇礼已死，（秦）桧乃进札，乞于崈礼女夫谢伋之子家取将御笔，焚毁其文。”）
赵泽，娶晁咏之女（晁子应姊妹行，《淳熙稿》卷十四《次韵晁大舅祖子应》），赵泽系赵蕃祖父，迪功郎、海州朐山县主簿，赠承议郎（见《漫塘集》卷三十二《章泉赵先生墓表》）。
晁宗恪“女六人，长适太常博士集贤校理曾巩，铭公墓者也。次适某官刘某，某官高元振，某官燕若济。”（曾巩《元丰类稿》卷四十六《光禄少卿（宗恪）晁公墓志铭》）
晁仲询女八人，“婿曰迪功郎东道总管司干办公事张表臣，承直郎京东东路安抚司干办公事庞逊孺、登仕郎闾丘公肃、进士闾丘公禧、进士闾丘公达，三早逝。”（《景迂生集》卷十九《宋任城晁公（仲询）墓表》）
晁仲渊，婿赵滋，曾官淮阳司录参军、湖州归安主簿（李昭玘《乐静集》卷三十《赵知录墓志铭》）；李众，奉议郎、保康军节领州事；（《乐静集》卷二十八《李奉议墓志铭》）；王龟龄（安仁），士子，举不第。（《鸡肋集》卷六十九《王君墓志铭》）
晁仲徽婿韩跂，字至之。官至朝请大夫，知淄州通利军镇江府。至之父讳直彦，赠金紫光禄大夫，大父讳琚，赠开府仪同三司，韩琦三兄。（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十八《韩至之墓志铭》）
张斯立（1024—1065），字挺卿，官万寿县令，始娶晁氏，继娶苏颂长妹苏氏。（《苏魏公文集》卷五十八《颖州万寿县令张君墓志铭》）。
钱暌，娶补之从祖姑，暌官中大夫，父惟济，伯父惟演（《鸡肋集》卷六十五《通直郎权通判环州事钱君墓志铭》）。
唐之问，聚补之堂姐妹。唐之问系钱忱（钱端礼父）之岳丈，钱端礼之外祖父。（《攻媿集》卷九二《观文殿学士钱公（端礼）行状》）唐之问又系陆游外祖父。（《渭南文集》卷三十《跋诸晁书帖》：“某之外大母清丰君，实巨茨先生女兄。”）
王元，娶晁氏，王元系三槐王旦裔孙。
陈外，娶晁氏，外，朝请大夫赠正议大夫，官宦世家。（《诚斋集》卷一三二《西和州陈史君墓志铭》）
从以上记载看，晁氏择妇较重妇德和出身，晁氏妇大都贤淑知礼，出身于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士人家庭，有的还是皇族或世家大族，如晁公肖尚宗室女，晁宗悫娶华阳王氏女，晁明之娶安阳韩氏女，晁子健娶真定韩氏女，晁子阖娶巨野李氏女。晁氏与王氏、韩氏、闾丘氏等还形成了世代通婚的关系。这些家族的女子由于家庭薰染，大多具有相当的德行和文化，素质较高。不难想像，作为母亲，她们的知书达礼对儿女先天资质和后天修养产生的影响。正是由于她们的操持家务，相夫教子，才使晁姓男子能够专心学问或举业，增大了成功的比率。她们构成了维系晁氏代有文名、家声不坠的重要一环。
晁氏自晁迥、晁宗悫光大其门，跨入世家大族行列，因此具有了与众多高门联姻的基础。这里仅结合晁说之《崇德县太君王氏墓志铭》（《景迂生集》卷二十）做一延伸讨论：
“本朝父子参知政事俱以厚德称者，唯王氏，是谓惠献公若安简公，惠献公之子、安简公之弟尚书驾部郎中讳举善娶丞相文定张公之孙，生女淑静，得内外奕世之美，嫁谯国文肃盛公弟谏议公之子、太子左赞善大夫、知邵武军、赠金紫光禄大夫、讳遵甫……说之先妣，文肃公之孙也，得以为夫人铭。”
真定王化基（惠献公）、王举正（安简公）父子皆参知政事。举正弟举善娶张齐贤（丞相文定公）孙女，生王氏，嫁与盛度（文肃公）弟盛京之子盛遵甫为妻，而说之之母为盛度孙女，说之所娶盛氏自然为盛度重孙女，晁家与盛家亦是世亲。再加上与东莱吕氏、华阳王氏、上蔡謝氏的婚姻[10]，吕蒙正侄女嫁给王珪伯父，王珪之姑嫁晁宗悫，王珪叔父之女嫁晁仲蔚，晁说之女嫁谢克家，谢克家孙娶綦崇礼女，盘根错节，几乎遇到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直接与间接的援引关系。如庆历年间，王伦乱京东、掠淮南，知高邮军晁仲约度不能御，谕富民以牛酒金帛迎之，盗不为暴事；张海乱京西，知光化军韩纲性苛急，兵变，纲弃城走。后廷议其罪，富弼、欧阳修议诛，范仲淹议宥之，仁宗从范之议。欧阳修愤而上书：“大臣之家，父子兄弟，并在朝廷，权要之臣，皆是相识，多方营救。故先于江淮官吏宽之，只要韩纲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国体，但植私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四、卷一百四十五）韩纲为韩亿长子，韩亿继室王氏为宰相王旦长女，与苏耆（苏易简子）、范令孙（范质孙）、吕公弼为连襟。亿本人曾任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庆历初虽已致仕，但影响还在，亿又与范仲淹关系友善，曾被指为仲淹朋党。范仲淹与王旦家族亦有姻亲，王质有两女，长嫁范纯仁，次女成人后嫁给范纯礼。范氏与晁氏关系亦佳，后来范仲淹子范纯粹还娶晁仲参女为妻。尽管范仲淹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未必出于私意，但显然欧阳修上书是有针对性的，同为庆历新政的中坚，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有相当的差异，这可以为理解庆历新政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总之，世家大族以复杂的姻戚关系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展自己的势力，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现象，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深思。
虽然与名门世家的联姻有利于提高和维持自己家族的声望，获得许多政治上的帮助和其他便利。但晁氏更多的还是与一般官僚通婚，是否名门高第并非晁氏通婚时考虑的首要条件。这主要与晁氏自晁迥、晁宗悫后，子孙虽不乏以文学知名的才士，却多为中下层官员有关。宋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加速了社会的流动，使像真定韩氏、相州韩氏、东莱吕氏那样的累世公卿的政治型世家变得极为罕见，因此择婚时主要凭借的是择婚人（多系父母）当时的政治地位和实力，实行基本上趋近于与择婚人自己门户相当的婚姻，家世声名只是其中一个非主要考虑的因素。
晁氏择婿非常重视女婿的才识，尤其是文学才能。如曾巩、张表臣、朱弁、韩淲在宋代均以文学知名，钱惟演、范仲淹、吴育、叶梦得、汪藻、陆游、赵蕃等文学家族也与晁氏有姻亲关系。有时女婿虽是布衣之士，但因富有才学和潜质，前程看好，晁氏也果断将女儿嫁给对方。如王安仁“为人孝弟博闻，敏于辞章”，虽为布衣，晁仲渊仍将女儿嫁给了他，可惜他二十七岁时早卒。不过晁氏女无悔无怨，“早寡而庄如其闺中时，（子）彬、彤皆举进士，以文义称，三女适李公权、阎璪、祝晋，皆进士。”（《鸡肋集》卷六十九《王君墓志铭》）李稙幼明敏笃学，晁补之见之曰：“此国士也”（《宋史》卷三七九）遂妻以女。”朱弁尚是太学生时，晁说之“一见其诗，奇之，与归新郑，妻以兄女。”（《晦庵集》卷九十八《奉使直秘阁朱公行状》）更为典型的是曾巩，晁宗恪嫁女晁文柔（1037—1062）时，曾巩尚是一未第的贫穷士子，皇祐六年（1054），十八岁的晁文柔嫁入曾门，“食菲衣敝，自若也。事姑，遇内外属人，无长少远近，各尽其意，仁孝慈恕，人有所不能及。”（《元丰类稿》卷四十六《亡妻宜兴县君文柔晁氏墓志铭》）三年后（嘉祐二年），曾氏兄弟四人及妹婿二人同时及第。因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是问才学而不问家世，有了才能，才能飞黄腾达，对对方前景看好因而允婚，是一种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也是一种特殊和潜在的门第婚形式，这种情况在宋代不乏其例。如王旦长女少为族人宠爱，世家大族多有求婚者，王旦皆却之，而将长女嫁给了刚刚登第韩亿，族人哗然，因为韩亿当时门第不显，且上有严厉的亲老须奉养，下有前妻留下的子女须抚育，因此“愿于大家著姓为相宜”，但是王旦认为“此非渠辈所晓知也”，仍以女归韩氏（苏舜钦《苏学士集》卷十五《太原郡太君王氏墓志》）。后韩亿官拜参知政事，韩氏家族也成为著名的朝廷望族，被人目为“桐木韩氏”。再如“杜祁公衍既贵，有女，其夫人钟爱，必求佳婿。衍以文章器业为天下第一，无如苏舜钦，乃以女妻之。”而苏舜钦当时不过是光禄寺主簿，且为再婚。“明道先生程颢，十岁能为诗赋，十二三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故户部侍郎彭思永至学舍，一见异之，许妻以女。”（均见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十四《人伦部·择婿》）“谢师厚方其为女择对，见山谷诗，曰：吾得婿如是足矣。”（《诗话总龟》卷八）“（王）彦光鉴裁甚精，李乐庵为布衣时，流落兵火之余，一见以为佳士，妻以女弟。今参政周公（周必大）初第时，爱其博洽，即纳之为壻，二公寻即荣遇，而又学术气节耸动当世。人于是服其知人。”（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六）实是不胜枚举，有人以为宋代士大夫以财论婚，这种观点恐难立足。
可以看出，婚姻不问阀阅，择妇重妇德和出身，择婿重个人门第和才识，不仅适用于晁氏婚姻，也是宋代士大夫婚姻的重要特点。刘伟文的博士论文《宋代家庭形态探索》（杭州大学1993年）曾根据《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北宋人的神道碑和墓志铭作过统计，129户士大夫家庭，门第婚占了93户，另外36户不详，南宋士大夫婚姻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也证明了宋代士大夫婚姻是以门第婚为主的。而宋代以才论婚的例子，除以上所举，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十四《人伦部》中还有收集，可以参看。邓小南先生的《宋代士大夫家族中的妇女》（《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又为我们提供了宋代士大夫择妇的详实例证和精彩分析，此处不述。
四 枝委虽殊，源本则一
晁氏地望，周朝以来应在南阳西鄂县（据晁补之《晁夫人墓志铭》）。西汉晁错时居颍川，北魏时一支又袭封济州（据《魏书·晁晖传》），约于唐末迁居澶州清丰[11]。宋代晁氏族人也都承认澶渊为其始迁祖的迁入地，晁补之《祭陕州二叔父文》就云：“我宗之牒，鼻祖澶渊，起国之初，大于文元。”（《鸡肋集》卷六十）晁冲之赠晁贲之诗亦云：“飘零南北一衰门，知是澶渊五世孙。”（《具茨集》之《别饰道二十弟贲之》）至后晋、后汉时，晁佺仕于彭门（今江苏徐州之别称），始将家迁此（《宋史》卷三百零五本传载：“晁迥字明远，世为澶州清丰人，自其父佺，始徙家彭门”）。入宋后晁佺任大理寺丞，始居京师昭德坊。晁佺有子三人，迪、迥、遘，分别成为宋代晁氏东、中、西三眷之祖（晁说之《积善堂诗》）。
晁佺次子晁迥在真宗朝长期知制诰，诏令多出其手，位居清要，居住在开封昭德坊内。其子宗悫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又被赐第于昭德坊内[12]。从此昭德坊成为晁氏一族新的根据地，甚至晁氏族人都被人称为昭德晁氏。围绕昭德，中眷晁氏多居于祥符、新乡、新郑一带，而东眷、西眷晁氏则散居于济州巨野、任城、金乡一带，东眷主要居济州巨野，西眷主要居济州任城，后来补之移居济州金乡。另外，澶州故里和彭门（今江苏徐州的别称）也有晁氏族人居住。靖康之乱后，晁氏为官者大都南迁，寓居于江西、浙江、四川等地，而少数为官者及大多数族人，则滞留北方，繁衍生息。至今山东菏泽一带，以晁姓为主的村庄就多达五十三个。晁迥十七世孙明代晁瑮在《新修清丰县志》卷七《乡贤二》“晁子与”[13]条下对入宋后晁氏的居住变迁做过精炼概括：
晁氏本澶州清丰人，厥后因仕而居汴，因水而迁济，因请老而憇嵩、郑，因南渡而散楚、蜀，譬之水木，枝委虽殊，源本则一。
文中所言。“因仕而居汴”，概指中眷晁迥一支而言；“因水而迁济”，主要指晁迪、晁遘两支而言，据晁补之《宋尚书刑部郎中知越州军州事赠特进吏部尚书南安晁公改葬记》（《鸡肋集》卷三十一）可知，晁迪子宗简墓本在开封祥符县，但患地卑水多，端、之两代时将祖茔迁于任城鱼山。“因请老而憇嵩、郑”，当指晁说之兄弟而言；“因南渡而散楚、蜀”，居楚者主要指晁谦之一支和晁公迈一支，居蜀者主要有晁公武兄弟。
晁氏的迁徙较为频繁，其变化还可从卒葬情况反映出来。晁氏卒葬地可考者如下：
（1）开封祥符，为东、中、西三眷祖茔。大中祥符二年，晁佺与父晁宪同葬祥符县旌孝乡[14]。熙宁二年十一月，西眷晁遘妻张氏葬“开封府祥符县旌孝乡，合仪同（晁遘）之兆”（《元丰类稿》卷四十五《寿安县太君张氏墓志铭》）。庆历四年九月，东眷宗简葬此。《鸡肋集》卷三十一《宋尚书刑部郎中知越州军州事赠特进吏部尚书南安晁公改葬记》）
（2）新郑东里，中眷祖茔：晁宗悫葬郑州新城县旌贤乡贾村，皇祐五年六月晁仲衍亦葬此（王珪《华阳集》卷五十《晁君墓志铭》）。元祐五年五月，仲衍子晁端禀葬于郑州新郑县之旌贤乡（《鸡肋集》卷六十三《寂默居士晁君墓表》）。晁说之子晁公寿政和四年甲子四月乙卯葬东里祖茔《景迂生集》卷十九《嵩隐长子墓表》。晁公迈妻夏氏、王氏皆先卒，夏氏，祔晁咏之葬于新郑东里（《宋故传密居士晁公墓志铭》，见赵荣华《刻有墓志铭的北宋石渠紫端砚》，《南方文物》1996年第3期）。
（3）济州任城鱼山，主要为东眷茔地，西、中眷亦有人葬此。东眷：晁仲偃治平二年（1065）卒，葬鱼山，其父宗简庆历四年卒于越州官任，先葬祥符，大观四年（1110）三月，改葬任城鱼山（《鸡肋集》卷三十一《宋尚书刑部郎中知越州军州事赠特进吏部尚书南安晁公改葬记》）。仲参（宗简子）治平四年卒于通判舒州事，熙宁二年葬济州任城县谏议乡吕村之原（《临川文集》卷九十六《虞部郎中晁君（仲参）墓志铭》），元祐元年，仲参妻公孙氏葬鱼山（《鸡肋集》卷六十四《钱唐县君叶氏墓志铭》）。晁端友熙宁八年（1075）卒，元丰七年（1084）十月归窆巨野鱼山（《鸡肋集》卷五十二《与鲁直求撰先君墓志书》）。端友妻杨氏绍圣四年（1097）葬任城吕村祖茔（《鸡肋集》卷六十一《追祭吕村山川神文》）。晁端仁崇宁元年葬于济州任城县之鱼山（《鸡肋集》卷六十七《朝请大夫致仕晁公（端仁）墓志铭》），其妻叶氏元丰三年葬鱼山（《鸡肋集》卷六十四《钱唐县君叶氏墓志铭》）。晁端本与妻阎氏崇宁二年葬鱼山之茔（《鸡肋集》卷六十八《夫人阎氏墓志铭》）。晁端中元符三年葬于任城县吕村鱼山（《鸡肋集》卷六十八《雄州防御推官晁君（端中）墓志铭》）。晁端礼政和三年卒于昭德外第，葬鱼山世墓（《景迂生集》卷十九《宋故平恩府君晁公（端礼）墓表》）。端仁子晁损之宣和四年葬任城鱼山（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二十《龚丘县主簿晁君（损之）墓志铭》）。晁补之卒于泗州，葬任城县吕村之原（张耒《晁无咎墓志铭》）。西眷：晁仲询卒政和五年，葬济州任城县谏议乡鱼山（《景迂生集》卷十九《宋任城晁公（仲询）墓表》）。中眷：晁仲熙绍圣三年葬于济州任城县谏议乡吕村之原（《鸡肋集》卷六十四《右朝议大夫致仕晁公（仲熙）墓志铭》）。
（4）杭州江都，西眷晁宗恪与夫人闾丘氏合葬于“杭州江都县之广陵乡”（《元丰类稿》卷四十六《光禄少卿晁公墓志铭》）。
（5）江西抚州，南渡后晁氏主要墓葬地之一。中眷：晁公迈妻夏氏、王氏皆先卒，夏氏，祔晁咏之葬于新郑东里，王氏，祔公迈葬于抚州宜黄县崇贤乡大塘山之原（《宋故传密居士晁公墓志铭》）。晁子与，公迈次子，葬临川长安乡长冈金鱼塘之原（周必大《文忠集》卷七十五《迪功郎致仕晁子与墓志铭》）。东眷：晁鼎之，端智子，南渡后居江西金溪县仙岩，子公宣，寓临川之水梁寺，徙城之地藏寺，卒，年五十五，配赵氏、韩氏，先卒，合葬抚州金溪长宁乡坊之原先墓之次（据《晁氏家乘》卷九《宋真乐居士公宣公墓志铭》）。晁公谔乾道元年，葬于临川县崇德乡嵯峩山之西（楼钥《攻媿集》卷一百八《司法晁君（公谔）墓志铭》）。
（6）江西信州（今江西上饶），晁谦之居信州，卒葬铅山鹅湖，子孙因家焉（《明一统志》卷五十一）。
（7）浙江台州（今浙江临海），晁公为曾知台州，死葬此（《浙江通志》卷二三八）。
（8）南京正觉寺，晁说之死葬建康府正觉寺，邵博祭文曰：“昭德之第、旌贤之阡，公胡不归，埋此道边”（《四部丛刊》本《嵩山文集》附录邵博《祭待制晁四丈文》）。
（9）澶州清丰，据云晁迥墓和晁宗悫墓均在清丰县城西北25公里阳邵乡西阳邵村西500米处。清乾隆三十四年晁氏后裔国子监正晁合宜凭吊时已是墓碑杳然，故封土列树。嘉庆二年重树碑刻。濮阳市人民政府2000年立《晁宗悫之墓》碑，列为濮阳市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5月27日，笔者与安阳师院查洪德教授、濮阳市博物馆王义印副馆员查访该处，四望麦田无垠，宗悫墓仅余一矮丘，晁迥墓则不可觅矣。然王珪《晁君墓志铭》明言仲衍与父宗悫皆葬新郑东里，清丰之墓疑为晁氏后人所立衣冠冢。但晁氏族人葬于清丰者当不乏其人。
（10）四川嘉州（今四川乐山），中眷晁公武兄弟避金兵之乱入蜀，公武爱嘉州之胜，晚居之，卒于符文乡小石桥（嘉庆《四川通志》卷四十六）。
另外，尚有晁仲询之子端规兄弟寓赣州（今江西赣县），其孙公定徙筠州（今江西高安县），晁升之寓盱江（今江西南城县）[15]，卒葬地不详。
晁氏世居澶州清丰，可能因为这里“地平土旷，四望如砥……林麓映带，土壤闳沃”（嘉靖《新修清丰县志》卷一《形胜》），“所产皆世所常有，非珍奇异品，然以资民生、足国用，则不待外求而足也”（嘉靖《新修清丰县志》卷三《物产》），可见清丰是一个容易生存的农业县。而五代时晁佺徙家彭门，一则因其仕于此，二则可能为了躲避战乱，后梁和后晋在澶州大小百余战，弄得白骨遍野，人烟荒芜。之后晁氏徙于开封昭德坊，则是因官而居，之后晁氏以昭德坊为中心，东西散居，甚至坟茔也选择在离开封不远的新郑和祥符，当然是因为昭德坊居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内，有利于家族的发展。晁氏东、西眷迁任城，一方面因为祥符大墓地卑水多，有碍墓穴养护；一方面也是因为昭德乃中眷房产，东、西眷京官不多，难以长久留居炊玉薪桂的都城。而济州交通便利，物价较低，地势较开封为高，晁氏远祖北魏晁晖又曾封济州刺史，在当地可能有一定的基础，选择济州，比较符合生活实际和情感逻辑。晁氏在济州巨野、任城购田修茔，与当地名门联姻，成为济州有影响的望族。后来晁补之嫌巨野低卑贫薄，又迁居济州金乡城东：“济为州治，巨野下土，草木不殖。其西北无山，东南五十里乃有山，而金乡其东南邑，故缗城地，……凡九榖果蓏，土有宜有不宜，此咸宜。若松桧梅柚，迁乎其地而不能为良者，植此皆良，又不可知也。以余为儿时所闻见，其俗饶美，大家率轻作业，乐善而好士，厚子弟于学……又好为园圃游乐事以相尚，而非为利……元符中余南归，始自巨野迁此邑。”（《鸡肋集》卷三十《金乡张氏重修园亭记》）补之的迁徙不仅有地利原因，还带有强烈的文化选择因素。南渡后晁氏徙居江浙川蜀，当是由于战乱而致，但四川、江西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氛围也应是晁氏选择居住此地的重要原因。至于晁公武爱嘉州风景之美，而终老此地，更是带有个人趣味的主动选择了。
中国古人向来安土重迁，其迁徙通常源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社会动荡，迫不得已的色彩非常明显。就像生物，为了应付自然环境的变化，寻找有利于自己生存繁衍的空间，常被动地进行迁徙活动。而晁氏，除了因为天灾人祸等个体无法抗拒的力量不得不背井离乡外，还常常为了家族获得更好的前途和更有利的条件主动迁徙。晁氏的这种特点，在宋代士人家族中具有普遍性。如临川王氏家族，在王安石叔祖王贯之和王安石之父王益时代分别为子孙选择了新的定居点真州和江宁，并没有返回故乡临川，其原因正如有的研究者分析：“新的定居点如真州、江宁都处于商旅交通要地，政治、经济、文化都较故里发达，进则有利于子孙仕途进取，退则有利于他们安身立命。”[16]再如四川青神陈氏家族，自天圣五年陈希亮与侄儿陈谕、陈庸同年进士及第后始显于世。陈希亮及其子孙陆续因官为家，散居各地，陈希亮定居洛阳，其孙陈挥（长子陈忱之子）北迁河东临晋，曾孙陈与义（第三子陈恂之孙）一支居湖州，其侄陈庸居汝州，可谓四处开花[17]。另外，从归老与卒葬看，北宋诸多名臣中，原籍外地，而卒葬不归故乡，却葬于两京及附近区域的就不在少数，如潘美（925—991）、曹彬（931—999）、张咏（946—1015）、王旦（957—1017）、寇准（962—1023）、陈尧佐（963—1044）、鲁宗道（966—1029）、曹玮（973—1030）、王曾（978—1038）、范雍（981—1046）、夏竦（985—1051）、程琳（988—1056）、庞籍（988—1063）、范仲淹（989—1052）、晏殊（991—1055）、宋庠（996—1066）、宋祁（998—1061）、包拯（999—1062）、曾公亮（999—1078）、陈希亮（1001—1065）、文彦博（1006—1097）、狄青（1008—1057）、范镇（1008—1089）、吕公著（1018—1089）、宋敏求（1019—1079）、王珪（1019—1085）、鲜于侁（1019—1087）、张商英（1043—1121）等[18]。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八《宋时士大夫多不归本籍》也列举了14个北宋的例子。宋代最著名的几位大文豪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老死之地都不在故乡：欧阳修原籍江西庐陵，晚年退居安徽颍州，卒葬开封新郑旌贤乡；王安石原籍江西临川，晚年退居及卒葬皆在金陵；苏轼平生贬谪漂泊，卒葬河南郏城小峨眉山。笔者还曾据上海图书馆馆藏12000余种家谱提要做过统计调查[19]，发现宋人因官是乡或因兴趣而卜居的例子数以百计，远超其他各代。兹举数则为证：
《济阳郡丁氏宗谱》：始迁祖洙，世居天台温岭，南宋初官江西转运副使，任满还乡，路过缙云，爱其山水民情，遂置产立业，筑室邑之翠微山下而居。
《东阳画溪王氏宗谱》：始祖安，北宋时以官居于东阳，安之子望因守墓占籍画溪。
《锦川王氏宗谱》：始祖鼎新，出自徽籍，北宋时迁居须江，传至六世孙光泽，受衢州属邑教谕，任满卜居本邑锦州。
《四明朱氏支谱》：始迁祖云溪，南宋时官台州刺史，遂由苏州迁居四明。
《江氏支谱》：一世祖少虞，原籍徽州，于北宋宣和五年为定海令，遂家于此。
《无锡秦氏宗谱》：始祖观，宋高邮武宁乡左厢里人，子湛，政和间为常州通判[20]，因卜居晋陵新塘乡，后名秦村。
《遂安金峰刘氏宗谱》：始祖章，南宋绍兴十五年状元及第[21]，世居寿昌，晚年谢政归田，遂隐遂安之金峰，子孙因家焉。
这种现象曾让后人深感不解。王士祯曾说：“宋世士大夫最讲礼法，然有不可解者二：仕宦卒葬终身不归其乡，一也；阀阅名家不以再嫁为耻。如……。”（《香祖笔记》卷十一）其实，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土地兼并严重，辛弃疾曾有《最高楼》词云：“千年田换八百主”（《稼轩词》卷二），朱继芳也有诗云：“曲池毕竟有平时，冷眼看他炙手儿。十数年间三易主，焉知来者复为谁？”（《江湖小集》卷三十一《静佳龙寻稿·朱门》）这种土地频繁易主的现象势必使宋人的乡土情结有所淡化。另外，宋代官员一旦入仕，照顾族人似乎成为一种义务，有的甚至入不敷出，有些士人入仕后不愿回乡，可能也和躲避这种经济负担有关。
这种灵活的迁居、归老和卒葬，也进入到宋人的文学想像里，使宋文学少了几分浪漫和执著，多了几分旷达和冷静。宋诗中出现了数量不少的随心是家、随官是乡的题材。这种题材虽然在白居易诗中已有反映，如其《吾土》：“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初出城留别》：“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重题》：“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种桃杏》：“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扺心安即是家。”但到了宋代表现得更为普遍。如邵雍《自咏》：“傍人休用笑，安乐是吾乡。”韩维《和景仁同游南园》：“地胜人高多乐事，须知洵美是吾乡。”苏轼《定风波》词：“此心安处是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食茘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别海南黎民表》中甚至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张耒《他乡》：“莫叹萍蓬迹，心安即是家。”薛季宣《昧爽寒溪送客》：“好景看如客，心闲即是家。”周紫芝《舟中睡起》：“更倩长年打双桨，云山青处是吾乡。”赵彦端《小重山》词：“平生欢喜处，是吾乡。”郭印《次韵杜安行嘉陵春日书事十首》之四：“宦游何处好，山北是吾乡。”陆游《邻曲小饮》：“新丰不须作，真个是吾乡。”在宋人的心眼中，家乡不再是单纯的地理实指，而是可以随着自己的宦迹和兴趣无适不可。
当然，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宋代文人士子的乡土意识虽较前代有所松动，但并未脱离安土重迁的根本属性。晁氏家族虽然卒葬之地不一，但在北宋时却相对集中在新郑东里和济州任城，只要力所能及，晁氏族人总不让先人埋葬异地。像晁宗简卒于越州，晁仲参卒于舒州，族人还是千方百计地将他们安葬任城。晁补之的父亲晁端友熙宁八年（1075）卒于京城，补之贫不能回葬，但一直耿耿于怀，元丰七年（1084）得杨景芳之助，终于完成了归葬父于鱼山先茔的心愿。晁宗恪与夫人闾丘氏合葬于杭州江都县，可能是出于因官是乡，但更可能是由于经济的困窘。宋代官员的卒不归葬，有许多便是因贫所致，子孙后世遂家于卒地焉，《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就载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何况宋儒一直强调敬宗收族，南宋时义庄族田逐渐增多，保障了聚族生活的稳定性，人们对乡土的依附感有逐渐强化的趋势，并导致了宋元以后新型家族形式的普遍形成。然而宋代毕竟尚处于孕育和过渡阶段，宗族组织、乡居意识的控制相对松散，精神上反而出现了短暂的自由时期，这却为宋代文学的辉煌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22]。
1、晁氏多天才，天分极高，容易获得才名和取得科举的胜利，维持门第兴盛。
2、晁氏中人多长寿，特别是晁迥、晁宗悫、晁说之等，曾官至高位，他们的长寿使家族中人获得荫补和其他社会照顾的机会大大增加。晁氏多子孙，并代有人才，使家族能够久盛不衰。
3、晁氏婚姻不问阀阅，择妇重妇德和出身，择婿重个人门第和才识，其姻亲多文学家，增强了晁氏文学家族的可能性和稳定性。
4、晁氏除了因为天灾人祸等个体无法抗拒的力量被迫迁徙外，还常为了家族获得更好的前途和更有利的条件主动迁徙。
5、晁氏的天分、寿夭、婚姻、迁徙与卒葬，在宋代士大夫家族中具有代表性。
文化含义复杂，根据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的、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根据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其结构包括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四方面，狭义的文化则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主要指心态文化层。根据阴法鲁主编的《中国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文化有四种理解，一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二是专指精神文化，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三是指社会生活中和政治、经济两类并列的文化类而言；四是指哲学。笔者这里根据生物演化进程使用标准略有不同，如《中国文化概论》中认为狭义的文化包括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子系统，社会心理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未经理论或艺术升华，如人们的要求、愿望、情绪等。社会意识形态又分为基层意识形态（如政治理论、法权观念）和高层意识形态（如哲学、文学、艺术、宗教），是经过了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笔者这里只将社会意识形态归入文化范畴，而将社会心理归入心理范畴。潘光旦先生在《人文史观·文化的生物学观》（《潘光旦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原文写于1930年）将演化由低到高划为理化现象、有机现象、心理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五层，但没有明确定义。
[2]《潘光旦文集》第二卷《人文史观·文化的生物学观》第313—3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 赵功民《遗传学与社会》第20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王珪《华阳集》卷五十《提点京东诸路州军刑狱公事兼诸路劝农事朝散大夫行尚书祠部员外郎充秘阁校理上轻车都尉借紫晁君墓志铭》（以下简称《晁君墓志铭》）。
[5] 晁氏族人亦有早夭者，如晁涣之、晁临之等，但亦可能有长寿而不知其生卒年者，此处只统计能明确考知其大致生卒年的晁氏人物。
[6]晁公遡《嵩山集》卷四七《送子嘉兄赴达州司户序》：“生十年而北敌发难……”，按《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冦”条云：“徽宗宣和七年（1125）冬十月，金将粘没喝、斡离不分道入冦。”故知公遡生于1116年，拙著《晁说之研究》第58页（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系年有误，借此正之。
[7] 参张邦炜《宋代盐泉苏氏剖相反》，《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4——304页。张先生统计是按实岁，笔者这里以虚岁计。
[8] 唐恪、王元娶晁氏的详细考证参张剑《晁说之研究》第74页，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
[9] 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七《次韵任伯途中见寄》其二云：“倩君成就一家书”，自注曰：“古人名婿曰借倩，近乃妄以为笑倩。”按倩即婿。《赤城集》卷十二赵蕃《台州谢子畅义田续记》云：“予之祖母乃崇福晁公之女，子畅之伯祖母乃景迂晁公之女。”按谢子畅父为谢杰，祖父为谢克明，伯祖父为谢克家。
[10] 参《华阳集》卷三十八《晁君墓志铭》、卷五十三《寿安县太君吕氏墓志铭》以及前有关谢克家之考证。
[11] 据晁端彦《晁氏世谱》序（乾隆四十年《晁氏家乘》），可知晁佺生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即公元916年，其祖禋已居澶州，因此迁澶州时当在唐代后期。说之《宋任城晁公墓表》言佺生于唐末天佑间，不确。
[12] 楼钥与周必大俱云迥子宗悫时被仁宗赐第昭德坊，但晁迥《法藏碎金录序》云：“挂冠之后，栖息乎浚都昭德坊之旧居。”可见昭德坊内有晁迥旧居，宗悫被赐第昭德坊应是坊内其他居处。
[13] 拙著《晁说之研究》第6页将此段引文误系于《新修清丰县志》序里，借此正之。
[14] 晁端彦《晁氏世谱序》，乾隆四十年《晁氏家乘》，参见笔者《〈晁氏世谱序〉的发现及其历史价值》，《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15] 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十五《晁氏二图序》，卷四十七《题张魏公与晁升立帖》。
[16] 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第7页，福建师范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
[17] 参包伟民《宋代陈希亮家族及其迁徙考》，台湾《大陆杂志》第90卷第2期（1995年）。
[18] 参看洪本健《两京地区人文自然环境与北宋大臣的致仕卒葬》，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19] 王鹤鸣主编《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0]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一，秦湛通判常州时在绍兴二年。
[21] 刘章，《宋史》卷三百九十有传。按宋另有一刘章（1067—1129），字微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徽宗宣和三年进士，事见宋王庭珪《卢溪文集》卷四五《故桂岭刘府君墓志铭》。
[22]宋元同为近代家族的过渡阶段，但在文学表现上却是宋繁荣而元衰落，笔者以为关键在于宋朝右文政策的施行，而元朝对文化和文化人要冷漠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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