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放开三孩政策的几点思考：

1、终于放开三孩了！我们的呼吁终于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这是作为学者对社会最大的责任和贡献。去年最早旗帜鲜明呼吁放开三孩的文章，全网5.6亿阅读，引爆各界对老龄化少子化的关注和关心。放开三孩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关系到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幸福。我们继呼吁新基建、放开三孩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之后，后面将以客观专业独立的态度呼吁新房改。

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批学者的集体贡献，很多学者倡导的“全面放开生育”是有道理的。随着中国人口形势的发展，放开单独两孩—实施全面两孩—放开三孩—全面放开，最终会全面放开并走向鼓励生育。

2、先放开三孩既符合民意、给予家庭更大的生育自主权，也可缓解保守派对全面放开生育导致人口暴增的担心，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一定要高度重视中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城市群化、阶层固化的新趋势新特点，尽快做出改革和调整。

3、放开三孩，并不意味着大家就会生，“生得起、养不起”的问题有待解决，这次会议提出的“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非常重要，事关三孩政策能否落地见效。我有几点建议：

第一、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也就是生三孩应该减税，甚至发钱，因为生孩子是有成本的。

第二、将学前教育和0-3岁托育纳入义务教育。因为生孩子不仅是每个家庭的事，孩子长大了是国家的未来，是年轻劳动力、工程师、科学家、教师以及各个岗位的建设者、奋斗者、追梦者。

第三、加大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不得对生三孩女性有任何的就业歧视，否则违法，要抓几个典型案例，作为社会的良好示范。

第四、加大教育、医疗、社保投入，降低抚养成本。对于老人参与抚养孩子的家庭，可以从抵税、发放补贴等方式给予支持。

4、底层躺平，是因为有人一出生就躺赢。底层内卷，是因为有人占有了过多社会资源。底层鸡娃，是因为寒门越来越难出贵子。这些热议话题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制度出了问题，穷二代和富二代阶层固化，导致通过个人奋斗实现阶层跃升的难度增大。这些流行的民众焦虑，根本上应该通过改革解决，比如稳房价、新房改、征收房产税遗产税、推动法治、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实现平等的公民社会等。呼吁完新基建、放开生育之后，我将呼吁真正的住房制度改革。

5、为什么这一代年轻人选择躺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房价，全球前十大高房价城市中国占了一半，奋斗一辈子买不起一套房子，为什么不躺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出路，不是现在的各种限制性措施，现行的六限七限都是堵，不是疏，关键在于推动深层次的住房制度改革，即人地挂钩和控制货币。我们离真正解决房地产问题还任重道远，还有最后的十年窗口。

6、过去因为发展阶段的原因，我们重视经济增长和效率，未来应该重视收入分配和公平，做好兼顾。不是结果公平，而是过程公平和程序公平。让年轻人都拥有奋斗的勇气，实现梦想的机会，让年轻人越努力越幸运，而不是消极的人选择躺平，积极的人选择内卷。

7、从新基建到放开生育到新房改，泽平宏观，做有温度、有情怀、有责任的研究。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

1）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1949年以来生育政策主要经历四个阶段的变化：一是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二是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三是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四是2014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到“放开三胎”。

2）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已消退，继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比2019年下降265万，降幅为18%。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年一孩出生人口从981万降至593万，没有一孩哪来二孩三孩，预示后续生育形势严峻。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000万。

3）低生育率影响：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即将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剩男问题严峻。

从劳动力方面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峰值，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未富先老”，预计205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比2020年大幅减少23%。从老龄化看，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0年中国老龄化达13.5%，2021年左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

中国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3.5%时人均GDP均在2.5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余美元。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从人口总量看，中国人口达14.1亿人，但即将陷入负增长。我们预测，

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将急剧萎缩，2100年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8%降至7%。从剩男问题看，出生人口性别比1982年开始逐渐失衡，特别是在年期间一度超过120。“剩男”问题日益突出，2020年已达3490万，到2040年或约4000万。此外，失独家庭已达百万。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1）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是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

2）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年离结比从26%攀升至44%；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主要初育年龄从20-27岁推迟到22-29岁。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此外，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础。

3）教育医疗住房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医疗费用持续上升，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

房价快速攀升，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48%，全球前十大高房价城市中国占了一半。“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

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

1）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主要涵盖保障休假、经济补贴、托幼服务、女性就业支持等四个方面。其中，休假长度和生育水平相关性弱，其中原因在于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2015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例平均约2.4%。入托率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0-2岁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2017年OECD国家0-2岁平均入托率为35%。女性就业权益保护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水平越高。

2）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法国早在二战前就开始鼓励生育，通过完善细致的津贴体系、多样化的托幼服务和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等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2018年总和生育率达1.88。2015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达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一；2014年0-2岁入托率达56.3%，远高于OECD水平。法国大企业携手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不到10%；此外，占比约9%的移民对法国生育率回升也起到一定作用。

3）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势严峻。日本在1970年代之前一度控制人口，1990年代开始鼓励生育，但2018年总和生育率仍停留在1.4，低生育率导致日本人口于2008年见顶、2100年将比峰值减少53%，并且老龄化高龄化程度为全球之最。原因在于：一方面日本错过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二是日本鼓励生育力度较弱，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仅1.6%，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三是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较为普遍，职场性别歧视严重，越来越多日本女性放弃结婚生育，年50岁以上女性终身未婚率从4.3%激增至14.6%。

政策建议：1）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

2）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全面放开，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多生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3）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4）放开生育是把选择权还给家庭，不是强制生育。全面放开生育是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数量多少的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决定，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

1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

1.1 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

1.2 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

1.3 影响：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即将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剩男问题严峻

2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

2.1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

2.2 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

2.3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大、养老负担重、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

3 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

3.1 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

3.2 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

3.3 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势严峻

4 政策建议：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4.1 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4.2 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

4.3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

1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

1.1 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

1949年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毛泽东在1949年8月谈到“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1950年4月，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办法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12月，卫生部发布《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1953年1月，卫生部通知海关禁止进口查避孕药和用具。

二是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发现全国人口为6.02亿、大幅超出政府预期，同时人口暴增的滞后效应逐渐体现，节制生育政策逐渐被提出。1955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重申“提倡节制生育”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1958年大跃进运动使得“人多力量大”观点一度成为主流，马寅初建议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被批判。随着大跃进失败及自然灾害影响，中国于年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节制生育政策再次被提出。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6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批示》。但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计划生育工作受冲击。1971年7月，国务院要求“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在当年制定“四五”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73年12月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政策。“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

三是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计划生育一票否决。1978年末开始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多数领域从政府计划转向市场调节，生育权却进一步从家庭上受到政府集中管理。1978年3月，“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首次被写入宪法。1978年10月，中央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有关人员的《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称如果生育趋势不变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40亿，引起震动。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此，旨在控制一代人生育率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全面启动和实施。1982年9月，计划生育国策被写入中共十二大报告，并在同年12月落实到宪法，即“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当年，湖南省常德市率先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后在全国推行。

由于阻力很大，1984年4月中共中央适当给部分农村地区“开小口、堵大口”，全国19个省农村逐渐调整为“一孩半政策”，即头胎生女孩的，可再生一个孩子。2001年底通过、2002年9月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双方均为独生子女且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各地根据该法制定“双独二孩”政策并陆续推开，河南2011年实行、全国最晚。根据社科院蔡昉（2018）统计，2010年之前独生子女政策覆盖全国35.9%的总人口，一孩半政策覆盖52.9%，二孩政策覆盖9.6%口，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覆盖1.6%。

四是2014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放开三胎”。2013年卫生部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因效果不好2016年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修订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2018年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是自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以来，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第一次没有“计划生育”名称。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1.2 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已消退，继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2020年下降265万至1200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年的年均2100万，年的年均2628万，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年的1600万上下，其中2012年为1635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在上述背景下，独生子女政策终于有所松动，2013年末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但效果不及预期，“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均未能扭转低迷生育趋势。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1687、1655万。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即下滑至1725万，2018年再下降200万至1523万，2019年为1465万，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比2019年下降265万，降幅为18%。

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从育龄妇女数据看，年15-49岁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491、398、715、502万，其中生育子女数占比超85%的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194、264、398、331万，2018年主力育龄妇女数量较2017年多减134万，2019年较2018年少减67万。

从生育水平看，根据我们估算，2016年总和生育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2020年仅1.3。从国际比较看，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还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

从分孩次出生数看，年一孩出生数分别为879、981、713、629和593万，二孩出生数分别为658、715、892、760和747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三孩及以上出生数分别为118、90、117、134和125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2016年出生人口大幅增加131万，主要在于一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32万、贡献78%，二孩出生数增加57万、仅略高于2015年的增量53万；2017年全面二孩效应才开始明显显现，尽管当年一孩出生数大幅下降268万，但二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77万；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下滑200万，主要是二孩出生数大幅下降132万和一孩出生数下降84万；2019年一孩、二孩出生数分别减少36、13万，对总出生人口减量分别贡献62%、22%。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000万。从分孩次出生数占比看，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从年的45%-47%骤升至2017年58.6%，2018、2019年分别为58.7%、59.5%。没有一孩哪有二孩三孩，在生育堆积效应消失后，一孩出生数占比将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年一孩出生人口大减近40%，跌至不到600万的历史低位，预示出生人口还将明显下滑。

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在1997年达1.86亿的峰值，降至2006年的1.67亿后小幅回升至2013年的1.73亿，之后将持续下滑至2031年，年有所回升，2039年后再持续下滑；其中，2030年20-35岁育龄妇女规模将分别比2019年减少约28%，2050年将较2030年再减少约19%。

按照当前趋势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将持续快速下滑至2030年的不到1000万。

1.3 影响：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即将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剩男问题严峻

1）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2050年将比2020年大幅减少23%。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2013年见顶，而日本、美国、英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1991、2009、2013年见顶，当时的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按照当前趋势，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20年的基础上减少约23%。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劳动力成本将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从边际上看，中国人口红利已经结束，面临“未富先老”局面，未来储蓄率和投资率将逐渐下降，消费率将逐渐上升，经济潜在增速下滑。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

2）人口老龄化加快，2021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0年中国老龄化达13.5%，2021年中国将进入占比超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

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3.5%，与历史数据相比，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年年均增加约0.4个百分点。从发达国家情况看，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法国用了28年（年），德国用了36年（年），日本用了11年（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中国将于2021年、即用20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2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升至2050年的29.5%、2060年的35.2%，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后的约40%。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预计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将达3.76亿，2058年达4.14亿的峰值，届时大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并且，高龄化问题也将日益突出。

2019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超3200万人，占比2.3%。预计2030、2050、2073、2100年将分别占比3.8%、10.3%、17.1%、20.8%。此外，从人口年龄中位数看，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1.9岁升至38.8岁，预计2030、2050年将分别升至43.1岁、53.0岁。从国际看，2020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8.3、42.5、48.4、28.4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7、47.1、54.7、38.1岁。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明显高于美国、欧洲、印度，制约国际竞争力。

中国未富先老问题较明显，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3.5%时人均GDP均在2.5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余美元。

从老龄化水平的国际比较看，2019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在全球经济体中位居第61位，高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2.2个百分点。2019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9.1%，高收入经济体、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分别为18.0%、10.4%；全球老龄化程度位居前三的经济体为日本、意大利、葡萄牙，占比分别为28.0%、23.0%、22.4%。从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对比看，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3.5%时人均GDP均在2.5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余美元。

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

2019年中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5855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的实际盈余为-13538亿元，连续7年为负。养老保险在社保体系中占比70%，2018年养老保险基金实际盈余为-4504亿元，实际盈余连续6年为负。当前社保缺口主要在于历史欠账，即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办社会，部分人群未在退休前缴纳保险费，但享受养老金发放福利。2017年11月国务院发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要求2020年底之前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补充社保。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凸显，这也是全球面临的普遍难题。从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中国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从2012年的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18年的13.7个月，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55。2018年有4省入不敷出，18个省的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在12个月以下，8个省的抚养比已降至2以下；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并且，随着老龄化加剧，医疗支出压力也将越来越大。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年中国调查地区居民两周患病率（患病人次数/调查人数）从14.3%增至24.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患病从33.8%增至62.2%，2013年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2.58倍。

3）中国人口达14.1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2020年中国人口14.1亿，近10年人口低速增长，官方规划和联合国高估了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进而高估中国人口增长。

2020年中国总人口为141178万人，年年平均增长率0.53%，较年的0.57%下降0.04个百分点，近10年人口低速增长。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2016年《国家人口发展规划（年）》预估2020年中国人口为14.2亿，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方案预测2020年中国人口为14.4亿，均高估了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

若生育率依旧为1.3，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将急剧萎缩，2100年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18%降至7%。

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3，已处较低水平，随着生育堆积效应消失，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如果总和生育率依旧为1.3，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人口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年高生育率时期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2050年左右开始，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20年小幅降至约18%，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

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影响。

4）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剩男”问题日益突出。

2020年中国总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05.07，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稍高于2010年的3398万。分省看，广东、海南、西藏总人口性别比超过110，辽宁、吉林稍低于100。由于女性平均寿命长于男性，因此涉及婚配的男女规模差距较“3500万”更大。并且，随着女性意识觉醒和婚姻匹配问题，单身女性规模日趋上升，这也将进一步加大“剩男”规模。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仅略超1000万人，2000年超过1600万，2015年超过2000万，其中超过一半在农村。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70后、80后未婚男女性别比分别为308、137；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随着1990年以来高性别比的出生人口进入婚嫁年龄，预计未来“剩男”问题还将更为突出，预计到2040年可能达约4000万。“个人困扰”的婚姻挤压问题可能演变为“公共问题”的人口安全问题，包括妇女买卖、性骚扰、性犯罪等。

5）失独家庭已达百万。

独生子女死亡可能会让整个家庭面临崩溃，抚养、赡养、经济、教育等家庭功能和社会化功能将逐渐弱化甚至消失。有关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已累计超过100万个，且每年“失独家庭”增加7.6万个，此外还有数量较大的“残独家庭。

2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

2.1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

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以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1）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

农业文明时期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农业生产的闲暇时间多、机会成本低。而且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决定生养子女的预期经济收益高，农民只能依靠养儿防老，家族地位也与人丁是否兴旺密切相关。公共卫生条件落后、战争频繁等因素导致死亡率高达20‰或30‰以上，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

随着公共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医疗技术大幅进步，死亡率持续大幅下降，人类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对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随着避孕节育技术进步而下降。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自然转变大多有15-25年的时滞。年中国死亡率大致从约20‰降至8‰，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2.7。

3）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

由于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响生育行为的主导因素转变为收益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别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后、女性更多参与就业使得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与收入基本不相关，功利性收益下降，导致意愿生育数下降。并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对孩子质量的需求更大。这逐渐使得家庭的生育行为逐渐远离功利，接近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情感需求，总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国这种转变大致发生在年，除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外，还在于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乡镇企业发展以及农村人口大量迁向城市打工。

4）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在现代社会，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不是因为意愿生育意愿数的减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不能完全实现。实际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差距决定于成本的高低。

2.2 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

1）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离婚率呈上升趋势；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

与美国、欧洲非婚生子女占比高达40%-60%不同，中国非婚生子女占比大约不到10%，因此，中国的生育问题首先是结婚问题。年中国结婚对数从1346.9万对持续降至947.1万对、降幅29.7%，粗结婚率从9.9‰下降至6.8‰，离婚对数从350.0万对升至415.4万对、增幅18.6%，粗离婚率从2.6‰上升至3.0‰，离结比（离婚对数/结婚对数）从26.0%升至43.8%，“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5.9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到23.9岁；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在1996、1998年超过晚婚年龄（女23、男25岁）。根据民政部统计，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21.5%，25-29岁、30-34岁、35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34.3%、9.9%、8.8%增至36.3%、15.5%、26.7%。

晚育现象也日益突出。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8.0岁。

199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20-27岁，生育一孩数、生育子女数占比分别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22-29岁，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23-30岁，且生育子女数占比降至59.1%。

并且，年30岁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32.3%。从2015年小普查数据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6.3、29.6、32.0岁，生育孩次数占比分别为72.0%、73.5%、69.5%。

此外，结婚后选择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性别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户籍家庭中占比约为10%左右，且呈趋势上升；根据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刘家强2018年7月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2010年中国有60万户丁克家庭，并有继续增加的趋势。

2）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

在婚姻市场中,女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这意味着即便婚姻市场男女性别比平衡，条件最好的女性和条件最差的男性也最有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仅为46万，2000年超过154万，2015年攀升至590万；其中，30-34岁女性未婚率从0.6%攀升至7.0%。

从城乡分布看，2015年城市30岁及以上女性未婚率为2.4%，明显超过建制镇的1.0%、农村的0.9%。

从受教育程度看，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率高达11%，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3）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能力。

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为25-29岁，男性为25-35岁。有研究发现，35岁女性生育能力大致为25岁时的50%，到40岁时再降至35岁的50%。日夜颠倒、久坐、不锻炼、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吸烟、酗酒、环境污染、高强度辐射等均会导致男性精子质量下降。根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018年基于11.3万例样本的研究，年男性精液质量呈明显下滑态势。

2.3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大、养老负担重、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机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

1)房价快速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年房贷收入比从16.2%增至47.6%。

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上涨至8544元。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25.8万亿元，增长16.1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8年为54%。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47.6%，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8.6%增至88.4%。现实中还有不少居民通过消费贷、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实际的房贷收入比可能更高。

2）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

当前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幼儿园及小学初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大学学费及生活费等。根据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大学阶段占29%。

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是学前教育费用高昂的一个重要原因。1997年公立幼儿园数占比86.5%，在园人数占比94.6%。从2001年开始幼儿园被大量推向社会办学，加上基层中小学大量撤点并校，尤其在农村，导致农村、县镇、城市幼儿园分别大幅减少4、1.5、0.9万所。年全国幼儿园所数从11.2万增至28.1万所，公立幼儿园数从6.7万所减少至2010年的4.8万所，再回升至2019年为10.8万所，占比从60.1%降至30.7%再回升至38.4%；但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未有回升，从83.1%降至43.8%。城市、县镇、农村的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分别从75.5%、74.8%、90.6%下降至2018年的34.7%、43.2%、57.2%。此外，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不少地方甚至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并讲解错题，逐渐演变为“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教师减负、家长增负”。

3）医疗费用持续上升，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

由于环境污染、工作生活压力加大及人口老龄化等原因，患病率上升，医疗费用也持续上升，影响家庭生育决策。年，中国居民中国居民平均到医疗机构诊疗人次从3.07人次上升至5.95人次，住院率从5.1%升至18.3%。2018年公立三级医院次均门诊费用为322元、人均住院费用13313元、日均住院费用1390元。在此影响下，年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从62元升至1685元，上涨27.2倍，远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11.1倍、人均消费性支出10.1倍的涨幅;其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从3.2%上升至8.5%，其中城市从3.1%升至7.8%，农村从3.2%升至10.2%。

4）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

80后、90后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面临“四二一”家庭结构，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王广州(2013)估计，2010年全国独生子女规模约1.45亿，且在现行生育政策下每年增加约400万人以上；由此推算，2018年独生子女规模约有1.8亿。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需要赡养四个老人，如果再生育二孩，则生活压力更大，养老负担重对生育意愿形成明显挤压。如果当前生育形势不改变，

随着未来00后进入婚育年龄以及老人寿命延长，部分家庭甚至可能面临“八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即八个老人、四个父母、一对夫妻，一个孩子。

5）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0.6%，大幅下降12.6个百分点，但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019年全球女性劳动参与率为47.7%，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分别为55.8%、51.2%、51.4%、23.4%。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保护女性就业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少，但职场的性别歧视仍然较为严重，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而全球、美国、欧盟、日本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均呈缩小态势。

3 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

3.1 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

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瑞士等国家便开始采取措施保障女性生育权利。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出的“12周休假、工作保护、收入补偿”三大倡议，奠定了OECD国家的生育政策基本准则。OECD内部各国的生育支持政策框架大体相近，但措施侧重点不同、支持力度不同等导致效果出现分化，

按生育率走势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法国、瑞典为代表的，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8以上的国家；二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总和生育率停滞在1.4左右的国家。

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往往以设立专门机构为基础，政策主要包括保障休假、提高经济补贴、提供托幼服务、加强女性就业支持等四个方面。不少国家已设立专门的家庭事务部门，如德国1995年设立德国家庭事务、老年人、妇女和青少年部；英国于1997年在内政部中设立专门的家庭政策单位等。中国自1981年开始设立控制人口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改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8年改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鼓励生育的主要政策如下：

第一，立法保障休假，OECD不少国家设置了3-5个月产假、6-35个月育儿假，产假平均为4.5个月，育儿假平均为9.2个月，陪产假平均为1周。

2016年75%的OECD国家拥有3-5个月产假，产假平均为18周；56%的OECD国家拥有6-35个月的育儿假，也有12个国家没有设置育儿假，OECD国家育儿假平均为37周。育儿假一般在产假之后使用，时间更长。各国妇女在休假期间可享受的薪资水平存在差异，统一调整成平时薪资的100%以进行横向对比，OECD各国女性总假期平均为30周，其中，爱沙尼亚、匈牙利总假期长度达85周、72周，排名居前；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别为7.6、7.7周，排名倒数。中国规定产假为14周、无育儿假，各地在实践中一般将产假设为18-23周，并有7-30天的男方陪产假。

但女性休假长度和生育率高低相关性很弱，其中原因在于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

产假过长可能会让女性在职场中面临更大的歧视和排斥，提高就业门槛、降低职业升迁机会。如德国的女性生育总假期长度为42.6周，但2017年生育率仅为1.57；而英国的总假期长度为11.7周，但总和生育率为1.79。因此，保障女性休假必须与规范劳动力市场、加强女性劳动权益保障、完善父亲陪产制度的举措同步推进。如法国有14天男性陪产假，瑞典、法国和德国父母双方可共享育儿假。完善父亲生育休假制度既鼓励夫妻共同承担家庭事务和育婴责任，也一定程度上缩小男女性在生育问题上受到的影响程度。

第二，发放经济补贴，2015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例平均约2.4%，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存在一定相关性。

2015年除土耳其外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例均在1%-4%范围，平均为2.4%，其中法国为3.7%、比重最高，土耳其为0.4%、比重最低。家庭福利开支占比越高的国家，生育水平越高。如冰岛2015年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3.4%，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71；而韩国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1.4%，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05。中国在2018年新个税改革时将3岁及以上子女的教育费用纳入税前抵扣范围，金额为固定1000元/孩/月。

第三，大量兴建托幼机构，2017年OECD国家0-2岁入托率平均为35.0%，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

大部分OECD国家通过政府新建托幼机构和鼓励私营托幼机构发展来支持生育，2017年OECD国家大部分0-2岁入托率在10%-60%之间，平均为34.2%。此外，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还出台政策鼓励（外）祖父母隔代照料孩子，以减轻父母压力。根据腾讯教育《0-3岁儿童托育服务行业白皮书》，中国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隔代照料非常普遍。

第四，加强女性就业权利保护，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率越高。

OECD国家重视女性就业权利保护，如瑞典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事业为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德国、韩国、日本、新加坡都为产后女性的再就业提供培训等。根据世界银行，年OECD成员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47.8%上升至51.5%，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从26.1个百分点降至16.8个百分点。一般而言，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的国家，意味着女性的就业权利得到了更好地保障，生育率越高。如2018年瑞典男女就业率差距仅为3.0个百分点，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78；而意大利男女就业率差距为18.1个百分点，2017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32。年OECD国家的男女收入中位数差距从15.6%下降至13.5%。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从73.2%降至60.6%，劳动参与率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

3.2 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

法国早在二战前就开始鼓励生育，通过完善细致的津贴体系、多样化的托幼服务和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等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2018年总和生育率达1.88。

18世纪初，法国是欧洲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但随着出生率持续下降，年法国人口规模从3848万微增至3923万，降至欧洲第五。早在1920年法国就出台《反堕胎法》抑制人口出生率下降。1939年法国颁布《家庭法典》，是法国家庭政策的源头。之后，法国不断出台和完善鼓励生育政策且取得了成效。根据世界银行，1960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74，1975年下降到1.93，低于更替水平，1993年又进一步下降至1.66、创历史最低，但2018年回升至1.88。

法国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1）保障假期，设置16周产假、11天男性陪产假和1年的夫妻共享育儿假。

根据法国政府官网，目前法国设置了16周产假，包括产前假6周和产后假10周。产假期间雇主不提供工资，但法国社会保险机构（CPAM）会提供9-86欧元/日的津贴。具体金额取决于休假者的工资。法国有11天的男性陪产假，期间可获得和产假一样的每日津贴。法国还设置了1年的育儿假，夫妇可共享。续假只需提前一个月向雇主申请，雇主不能反对。育儿假期间雇主不支付工资，法国家庭补助局（CAF）会提供396欧元/月的津贴。

2）发放经济补贴，涵盖出生、养育、托幼、父母收入损失等多方面，2015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达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一。

目前法国已建立比较完善、多样化的津贴制度，涵盖幼儿出生、养育、托幼、对父母收入损失的补贴等多个环节，且补贴金额依据家庭收入和孩子数量等存在明显差异。根据OECD数据，2015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为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一，高于OCED平均水平的2.4%。

3）完善的儿童托幼服务体系，法国2017年0-2岁入托率达56.3%，远高于OECD水平

。法国的儿童托幼服务体系齐全，包括：集体托儿所等集体接待机构、幼儿园助理等家庭接待机构；保姆等家庭看护、“娱乐接待员”等。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法国家庭津贴基金（CAF）都会提供资助，如请保姆到家中照顾孩子，雇主最少仅需出15%的费用。根据OECD数据，2017年法国0-2岁入托率为56.3%，在所有OECD国家中排名第四，高于OECD平均水平的35%。

4）大企业携手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法国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不到10%。

2012年，法国约400家大企业签署了《公司父母雇员章程》，覆盖约300万员工，占劳动力比例约10%，为雇员制定灵活的工作时间和最低工作时间；反对工作狂性质的企业文化，拒绝超长时间的工作和加班；推动女性雇员的升迁；推动父亲使用全薪的陪产假等。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法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50.2%，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仅为9.5个百分点，小于OECD平均的16.83个百分点。根据OECD数据，2016年法国男女收入中位数差距仅为9.9%，小于OECD平均水平的13.5%。

5）移民占比约10%，其中45%来自非洲，对法国生育率提升也起到一定作用。

根据法国统计局，2017年法国有636万移民，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46年、1975年的5%、7.4%上升至2017年的9.6%。其中44.9%的移民来自非洲，35.4%来自欧洲。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的移民占比为12.9%、12.1%、4.5%，北非移民生育率较高，为法国生育率回升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法国的移民从男性为主发展到以女性为主，年女性移民占比从44%上升至51%。

3.3 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势严峻

日本从1990年代开始鼓励生育，但2018年总和生育率仍停留在1.4，低生育率导致日本人口于2008年见顶、2100年将比峰值减少53%，并且老龄化高龄化程度为全球之最。

日本总和生育率1950年为3左右，1974年持续下降至2.05，2005年为1.26、为历史最低，2018年仅回升至1.42，尚未回到理想水平。在长期的低生育率背景下，2008年日本人口见顶，为1.28亿。根据日本统计年鉴中的预测，到2050年日本人口将降至1.02亿、比峰值减少约20%，到2100年日本人口降至不到6000万、比峰值减少53%。并且，日本是全球老龄化高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4.9%快速增至28.5%，其中8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1950年的0.4%增至2015年7.5%；预计2050、210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达37.7%、38.3%。

1）二战后日本的家庭政策经历了控制人口、稳定人口、鼓励生育三阶段。年是控制人口增长阶段。

年，日本经历了第一次婴儿潮，三年共出生802万人，出生率由1945年的26.4‰急速上升到1949年的32.9‰。日本开始研究如何抑制人口增长，1948年日本政府出台《优生保护法》，实行少生优育，放宽人工流产限制；1949年日本众议院决定健全和普及“家庭计划”，免费派发避孕工具和避孕药品等。

年是稳定人口规模阶段。

年，日本第二次婴儿潮出现。1974年日本总和生育率首次降至更替水平以下，1974年日本厚生劳动省把静止人口作为人口发展的新战略目标。

1990年以来是鼓励生育阶段，199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57，使日本社会认识到低生育率现状，开始鼓励生育，涵盖休假、经济补贴、入托等方面。在休假方面，日本设立14周产假、10月育儿假，及8周男性育儿假。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目前日本女性可以享受产前6周、产后8周的产假；产假期间可获得等同于休假前的生产津贴；产假后到孩子1岁前，日本女性可休10个月育儿假；育儿假期间实际到手的津贴最多能达到休假前到手工资的80%。另外，日本男性也有8周育儿假，如果在女性产假期间休育儿假，那么可在孩子1岁2个月前再申请一次8周育儿假。

在经济补贴方面，日本生育女性可获得42万日元的一次性生育临时金、以及每月约1万日元的儿童补贴（12岁以下）。

日本女性生产可以获得42万日元的一次性生育临时金，养育儿童可获得根儿童补贴。在收入限制内、抚养一个三岁以下的孩子的家庭，每个月可以获得15000日元的儿童补贴；抚养3岁到小学毕业的孩子的家庭，有2个孩子以内的每月可获得10000日元，3个孩子及以上的每月可获得15000日元等。

在托幼方面，日本通过三次“天使计划”扩大托幼服务，并且制定了“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

。日本1994年实施“天使计划”，在1999年实行了“新天使计划”，2004年实行“天使计划”第三期，着力扩大托幼服务。2001年日本政府制定“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2008年制定“新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意图将需要进入保育所、但由于设施和人手不足等只能在家排队等待的“待机儿童”降为零。

在改善雇佣环境方面，日本为育儿家庭营造较好的企业环境。

1999年日本制定了《少子化对策基本方针》，2003年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2004年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改善雇佣环境和社会医疗保健、教育环境、生活环境来促进生育。如员工有3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向公司申请缩短每天工作时间至6小时；员工有学前儿童，一个月不能加班超过24小时等。

2）日本鼓励生育政策未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因为错过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未能更早及时调整。

日本错过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期，总和生育率在1974年就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但直到1990年后才开始鼓励生育，而法国总和生育率于1975年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但早在1939年就开始鼓励生育。

二是日本鼓励生育力度较弱，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仅1.6%，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年日本用于家庭的支出占GDP比重仅从0.47%上升至1.34%。根据OECD数据，2015年日本家庭福利开支仅占GDP的1.61%，低于OECD32国的平均水平2.40%，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在托幼方面，根据OECD数据，2017年日本0-2岁入托率仅为29.6%，低于OECD平均水平35.0%，且远低于法国的56.3%和瑞典的46.6%。

三是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较为普遍，职场性别歧视严重越来越多日本女性放弃结婚生育，年50岁以上女性终身未婚率从4.3%激增至14.6%。

与芬兰、瑞典等国将部分育儿养老工作社会化并由国家承担不同，日本的育儿养老责任多由家庭女性承担，将女性的角色定位为全职家庭主妇的思想仍然存在，“男主外、女主内”思想较为普遍。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日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达51.4%，低于OECD平均的51.5%；2019年日本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达19.0个百分点，高于OECD平均的16.8个百分点。根据OECD数据，2018年日本的男女就业率差距为14.3个百分点，高于OECD平均的11.1个百分点；2016年日本的全职员工中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中位数差距为24.6%，高于OECD国家13.5%的平均水平。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选择（暂时）放弃家庭，进入职场。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1990、2010、2015年男性终身未婚率分别为5.6%、20.4%、23.4%，女性分别为4.3%、10.6%、14.6%。日本社会已形成了一种不愿结婚和生育的观念，积重难返。

4 政策建议：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4.1 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不管是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是19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都低估了技术进步、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并高估了人口增长趋势，从而得出必须抑制人口增长才能求得发展的结论。从长期看，技术进步、生产关系变革将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提升，足以实现人口与发展的协调。对中国而言，如果没有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会逐渐下滑，人口增长也会放缓，但人口红利将延迟结束。

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

从中国历史看，人口增长往往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莫不是人口高峰。从国际上看，印度被不少人认为发展潜力巨大，无非是其巨大的人口规模和非常年轻的人口结构。2015年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仅26.7岁，而中国、美国分别为37.0、37.6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达50岁，而美国、印度分别为42.3、37.5岁，中国能够依靠这样的人口结构实现民族复兴么？当然，人口的质量也非常重要，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等，人口质量红利将部分抵消人口数量红利消失的影响。

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

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引发了一些人关于中国是否还需要放开生育的讨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老龄化、“剩男”、失独家庭等人口发展问题是人工智能解决不了的或很难解决的。二是经济社会存在不少需要情感沟通的工作，这恐怕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三是即便人工智能能够完全替代人进行劳动，那么人还可以做其他更有助于实现全面发展、更有幸福感的事情。根据普华永道2018年报告《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在未来20年将取代中国现有约26%的工作岗位，但也能通过提升生产率和实际收入水平创造出大量新工作机会，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为创造约12%的净增岗位。从人类发展历史看，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节约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力使用，但又催生了新经济新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4.2 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

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

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

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中后期出生人口尚处于35岁之前的主力生育年龄，特别是1990年后出生的人口尚处于25-29岁最佳生育年龄。一旦错过第三轮婴儿潮，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则将事倍功半。并且，全面放开，宜早不宜晚，必须尽快。

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多生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这种担心正如当初某些人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出生人口将迎来暴增，但实际并非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0、2015年中国乡村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4、1.27，其中2015年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61、0.53、0.13。这意味着乡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也不强，愿意生二孩的也没有60%，更别说三孩。

4.3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

生育从微观看是家庭事务，从宏观看也是国家事务。由于“全面二孩”政策效果不及预期，因此预期全面放开对生育形势也不会有显著性改变，必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解除家庭（再）生育的后顾之忧，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且把孩子养好。

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

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

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

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形成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和临时托等多种形式的服务网络。同时，对进行隔代照料的（外）祖父母提供津贴，以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

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生育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于2017年开始合并试点，有望全国推行，有利于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高便利度。

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

尽管不鼓励非婚生育，但对非婚生育的女性及其子女仍需给予一切平等权利，特别是落户、入学等方面，不得歧视。

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大力增加公立幼儿园供给，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加大医疗投入，并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医疗费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山东大学鲍江山对数据整理有贡献

责编:杨志莹 | 审核:李震 | 总监:万军伟

---

02:20:00来源：央广网 原创版权禁止商业转载

央广网北京4月22日消息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报道，全球“老龄化”趋势加剧，最新养老产业用户和创投研报出炉，“80后”将成为养老压力最大的群体。眼下，老年人群体呈现怎样的分布？养老模式和产业链有怎样的基本盘？钱从哪来，向谁服务？如何理解“9073”中国式养老？如何为老人选择合适的养老服务？老年人群体的兴趣和支付能力如何？资本投向养老产业，哪些领域是机会？

我国老龄人口已经迈过7年加速期，即将迎来14年加速期；年成为了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的关键期。根据穆迪的报告，到2020年，13个国家将成为“超高龄”国，即20%以上的人口超过65岁，而到2030年“超高龄”国家数量将升至34个。

中国不仅面临全球共性的养老问题，也需要解决特有的养老挑战，预计2025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增至3亿人，2022年起预计将保持在1000万以上的老年人口增速。老年人口众多，社会抚养比提升，传统意义的“养儿防老”很难解决中国当下及未来的养老问题。怎么办呢？

不久前，一份最新的中国养老产业的用户和投资研究报告出炉。这份报告由科技媒体36氪和一位10年养老产业经验的连续创业者和行业分析师共同打造，基于超过100家相关企业和100000名老年用户行为分析而成。全面分析养老产业的各种问题、机遇和挑战。

主持人李程（左上），经济之声观察员思远（右上），经济之声观察员梁靖（左下），36氪总监、产业报道部负责人石亚琼（右下）

养老结构“九五倒挂”，为何“80后”是养老压力最大的一代？

李程：无论是这份报告，还是现在舆论的风向，都认为“‘80后’是养老压力最大的一代”。这份数据该怎么看，是一个感性数据，还是理性急迫的数据？大家怎么看？

思远：“80后”的父母基本是“50后”“60后”，父母是新中国第一波“婴儿潮”，当时是每年2000万的增速在增加，这部分人老龄化结构现在加剧了。未来20年，养老结构会发生“九五倒挂”，现在是9个年轻人养5个老人，20年后会是5个年轻人去养9个老人。所以，职场上有个梗叫供着“70后”，哄着“90后”，骂着“80后”，因为他们不敢辞职。

梁婧：我说个细节，节目开始前转发节目预告时，给我点赞的人群覆盖了“50、60、70、80、90后”，各个阶层对这个话题都有共鸣。

石亚琼：养老所有人都会焦虑。一方面是担心自己，另一方面为父母有养老压力。在这份报告后面的评论里，很多“90后”“00后”认为他们才是养老压力最大的一代人。但我还是非常坚持我们的观点――“80后”是养老压力最大的一代人。

因为，他们现在是上有60岁的父母，下有k12教育的子女，属于“三明治”的中间。中国养老金从98年开始普及的，“50后”“60后”的家长并没有这个社会福利或者比较少，局限在少数人。他们的孩子，“80后”这代人会承担更多财务上的压力。当然，每代人的养老压力都会有特定的历史阶段难题。

直面挑战：城市居民、农民工群体“老龄化”双向加剧

李程：报告中指出，待养老的老年人群体呈现出两个变量和趋势。1.一线城市户籍居民老龄化加剧；2.农民工老龄化加剧。这种压力会，带来哪些问题？最核心的矛盾和问题是什么？

石亚琼：一线城市老龄化人口比例大，这个是有目共睹的，一线城市里除了深圳，老龄化程度都很高――尤其是上海，人口老龄化比例是35%，518万人。像山东、四川、重庆、辽宁、江苏、安徽，老龄化差不多也超过20%。未来这样的城市会越来越多。

中国的医疗资源分布也非常不均匀。今天“80后”“90后”很多人在北漂、南漂，很多人努力在一线城市的郊区买了房、市区租了房。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父母就医很可能是随着子女所在城市就医，从医院的医保支付来看，老年人占了很大比重。农民工群体的养老问题，就更多。现在中国差不多有3亿农民工，1/4都在50岁以上，他们的养老问题更严峻。

梁婧：我身边有个辛酸的例子。我的亲戚家装修时，雇了一位50多岁的瓦工，他希望每晚住在正在装修的毛坯房中――只是为了省一笔住宿费，给孩子省点钱。这些50-60岁的农民工，自己身体的各种慢性病越来越多，还想着子女。

思远：你的眼圈都红了。所以说养老问题不但“80后”“90后”在纠结，父母本身也在想着给孩子减负、帮一把孩子。除了医疗资源，对半失能老人的护工资源不足、用工荒也在加剧――上一代护工老了。日本从2013年开始大规模启用机器人护工，中国这方面起步较慢。

年轻人对于“护工”这个职业似乎不感冒。都是做工，去当个快递、外卖小哥，虽然辛苦，多劳多得、看风景不好么？所以家政服务业的缺口、从业者数量和行业标准，看来都是缺失的。

“9073”养老模式下，中国养老院为什么住不满？

李程：16年前上海首次提出“9073”的养老配置，即90%的老人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机构养老（北京为“9064”），中国养老的整体规划一直沿用此基础框架。现在养老市场，各种养老模式发展的状况如何？

石亚琼：养老模式比较多，比如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半失能状态后，就要到专业的机构养老了。所以养老取决于老人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中国是不是养老院资源紧张呢？

我们调研的结论恰恰相反。中国老年人每1000人里有30张床位，发达国家是50-70张。但中国整体的养老机构入住率只有50%左右，北京差不多60%，上海65-70%。为什么住不满？一方面，中国养老院大部分是亏钱的，所以只能把养老院放在郊区，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子女把父母送到那么远的养老院，显得很不孝顺。会有愧疚感。

如果养老院开在市区，有严格消防要求，楼层数好像不能超过三层，所以成本和价格就会更高。还延伸了另一种现象，就是很多地产公司直接进军养老产业，为了更容易拿到土地资源。

中国养老，钱从哪来？为谁服务？

李程：数据显示，预计2025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增至3亿人，2022年起将保持在1000万以上的老年人口增速。中国形成了数量众多的“4-2-1”或者“4-2-2”家庭形态，传统意义的“养儿防老”很难解决中国当下及未来的养老问题。 养老对钱袋子是个考验，家庭、政府、商业保险等等，现在中国养老人群，整体而言，钱从哪来？

思远：养老保险从1951年颁布为起点，体系不断成熟，覆盖人群逐渐变大。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1年2月我国养老保险人群参保人数达9.99亿，全国近3亿人领取过养老金。但高低线城市的老龄化程度和养老金储备的差异比较大，所以现在1.社保基金要入市，就是存量的国家投入；2.养老目标基金要加强，就是个人买养老产品。2020年8月已有148万人购买养老基金，规模是353亿元，目前收益是正向的。

还有就是护理保障。2016年出现了长护险，目前在全国15个城市推广复制――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的“第六险”，从医保基金、企业、个人等来源筹集，重点解决失能人员的生活照料和服务，就说白了养老金给钱，长护险给服务。

业内人士“实战指点”：养老院该怎么挑？

李程：不同年龄段老人，需求有什么不同？作为子女如何给父母挑选合适的养老模式？我们也采访到了报告撰写者，10年养老产业经验的连续创业者、行业咨询师孙黎。

孙黎：老人在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需求。

50-60岁，还年轻，很享受自己的状态，不用操心子女，有了自己的时间，文娱诉求强烈，比如老年旅游、老年大学。这个阶段，子女让老人高兴就好了。

60-68岁，有慢性病但不影响生活状态。开始关注养生，同时在电商、各大商超场景中的健康、文娱消费增多。

68-77岁，基本上是有3-5种的慢性病，这个状态下一定要看好他们，尽量多陪陪他们，防止他们陷入保健品圈套。

77岁以上的老人基本进入身体机能的衰退期，可能伴有各种术后康复，状态不是很好了，这时要考虑家庭护理。这时，我们可以去有资质的机构请护工，大概成本是四五千/月起步；也可以去选养老机构。资金充足的，可以给爸妈找个条件好的养老机构，这样的养老机构在老人中的渗透率是万分之二，也就是每5000个老人中，有一个有钱、有意愿入住，且决策周期较长，通常在半年到一年；一部分的家庭可能是将老人的房租出去，以租养老，然后父母和子女同住，有独立房间，请一个家政阿姨，既做家务活，也帮忙照顾老人，成本在七八千；还有一些不宽裕的家庭，没有多余住房，会选择一些公建民营的养老院，一线城市的成本大概，往下会更低，住的往往是三人间、两人间。

中国养老产业，为何“门票好买，生意难做”？

李程：艾媒研究院预计2022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规模突破10万亿元。整体上，养老经济整体的产业化进程如何？报告里说，养老产业创业的资本门票好买，生意难做。这话怎么讲呢？

思远：养老创业分“硬性”和“软性”。

“硬性”就是耗资源比较大的，比如养老院、托老所等。这部分的难点刚才也说了，郊区的没生意，市区的成本高，所以民营养老院基本都不挣钱。

“软性”是指一些中小创业者集中的服务领域。比如，各种综合服务和垂直服务，比如家政陪护、老年大学等。这部分钱也难挣，启动资金门槛低，意味着竞争更激烈。而且教育用户和市场的成本高，老年人不像年轻人那样勇于尝鲜、敢花钱。中小创业者还是蛮艰难的。

石亚琼：所有的商业都是为了赚钱，那就要看谁来付费。银发经济，要么老年人自己付钱，要么子女来付。现在50-60岁的老人，他们工作时可能还没有养老金制度。子女可能会付一部分费，但子女的压力也大，供房、供娃，能拿出来用于采购养老产品和服务的钱，其实还是比较少的，反而是长辈有时要支持子女买房。

从心理上，人有两种心理愿意付费：1.恐惧和焦虑；2.求认同。在中国，相当多的老人还是在恐惧和焦虑中更有付费意愿，所以才有保健品骗局和乱象。行业里都说，老人的钱“好骗不好赚”。

梁婧：老年群体有网、有钱、有闲。 2019年，5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占比13.6%，每天上网4小时，注意力经济有很大潜力可挖。

全国老龄委发布的报告说，我国老年人口消费潜力2025年将达106万亿，占GDP的33%，包括日常消费、疾病管理、照料、护理、养生、理疗、社交娱乐、养老金融等。在日本，银发经济的服务产品非常细致，我看到有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的网吧，专门服务女性老年人的购物中心，还有专门给老年人染发的化妆品。但我国目前还不多，大有潜力可挖。

银发经济创业者的“失败故事”――我以为你需要

李程：养老产业理论上赛道很大，但是“踩坑”的远比成功的多。几位身边有没有这方面的故事分享一下，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有哪些失败的教训？

思远：我采访的创业者们踩的坑，归纳起来共性有两点：

1.陷入伪刚需的“陷阱”。比如，认为子女应该给老人配专属健康硬件，时刻监测并把数据传到子女手上。但很多老人并不愿意“被监视”。这种创业者用一个文娱明星的梗来形容就是“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以为”。

2.高估了孝心经济。比如有人模仿年轻人的潮流，发明了“孝心盲盒”，定期给老人寄礼物“惊喜”。但老人并不喜欢，还觉得“浪费钱”。你以为年轻人会买账吗？不，他们看到盲盒宣传中有老年人中意的东西后，回去到网上比价购买。最后这个项目死得很惨。

梁婧：2019年，国内四大卫视和几大视频平台推出了很多综艺片，但为老年人打造的只占5%。但在一些互联网短视频平台，你会发现很多“会玩”的老年人，比如“穿高跟鞋的汪奶奶”等，非常活跃且粉丝众多，年轻人也喜欢“会玩”的老年人。

思远：汪奶奶我也看过。真正热爱生活的老人，会被生活所热爱。

梁婧：所以，银发经济创业，找到目标老年群体的需求更重要。

加强顶层设计，消除数字鸿沟

李程：去年曾有两条新闻火了，90多岁的老人被家人抬到银行，只为做一个“人脸识别”；另一位老人，在银行交水电费，因为没有电子支付，被困银行。因此，去年底国务院发文，工信部等7部委联合出手，提了20项措施，要求各地解决老年人使用智能技术的难题。国家、社区、企业和家庭都该怎么做，才能让老人跨越数字障碍，老有所依，让养老服务产业更蓬勃发展？各位有什么建议？

石亚琼：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关注到了老年人的需求。比如我采访过一家公司，专门研发老年人专用的人脸识别，并用于打通不同地区的社保。目前有个现实问题，技术、产品的研发都需要钱，钱从哪里来？目前主要来自政府的支持和资助，希望未来各企业和社会一起探讨更低成本的技术解决方案，让帮助老年人的技术更快普及，让老年人的需求得到更好满足，生活也会丰富多彩。

梁婧：怎样才能更好养老？《阿凡达》有一句台词叫“I see you”，不光是用眼睛看到你，而是产生共情。无论是创业，还是对自己的父母，这很重要。

思远：每个人都会变老，每代人也终将面对数字鸿沟。为了数字鸿沟不变成数字贫困，需要国家顶层设计，还需要基层组织、企业发动起来，比如一些基层居委会给老年人办“数字”培训班，有的老人学成了“明星”，比当广场舞明星还受欢迎，老人就有意愿和积极性去学习。

年轻人和子女的鼓励也很重要。数据显示，老年人对数字技术“退学”的重要原因是自信心受打击后“逃避”，怕被子女嫌弃、拒绝。

产业和企业协同方面，银发经济既是生意，也是公益。大企业间，也要打破门户成见，共享教育和普及的理念。比如在线下推广自己家的App时，是否也可以教会老人如何手机打车、点餐？即使不是自己公司的业务，也应有大格局和共情理念。

李程：同信息数字科技发展一样，银发浪潮也势不可挡。积极应对老龄化和发展数字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成为21世纪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这就要求科技和长者相向而行，寻求最大公约数，共生发展。让每一位当下的老年人和未来的老年人老有所依，幸福养老。

功能饮料市场，在过去一年不断有新玩家入局。由于其功能性和即时性需求，饮料市场可能在线上起量的囤货属性也比较难在功能饮料里发生，作为饮料品类中增速最快的细分品类，或许也能说明对饮料在线上起量的预期还没有很好的被满足。

由于展现形式多为热乎乎、香喷喷的大快朵颐实拍，方便速食成了最适合互联网社交传播的品类。对于方便面而言，传统市场体量巨大，新的产品形态、新的品牌们又在推动市场的新增长，是交易额与增速都很高的品类。

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崛起和饮食结构的变化，大家的健康意识发生了变化，消费者越来越看重健康，其中蛋白质的需求最为旺盛。当下消费者对于零食的需求不再是单纯满足口腹之欲，健康与营养逐渐成为购买零食时的主要考虑因素。

最近，临期食品在年轻人群体中成了热词。不过，线上的热度仍属于小众，和线下层出不穷、大大小小的临期食品折扣店相结合，才能让临期食品由小众人群转变成大众关注的焦点。另外从规模来看，临期食品的品牌目前尚没有全国化，还处于品牌发展的初期。

成人奶粉在2020年的线上增速高达70%，随着老龄化的深入，成人奶粉的需求日益旺盛。目前虽然市场不大，但是同样卖家很少，新品牌们存在机会。

疫情对于中国各地区早餐无疑产生一定的的影响，冲泡麦片现在的热度在食品饮料中已高局前列。资本关注的助力，也使得今年上半年整个麦片市场和新兴品牌们获得了冲破天花板的增长表现。

这一品类本来在小众硬核的健身人群中流行，因为大量种草进入消费者视野，同时新品牌们和创投圈的快速跟进，塑造了如今的热闹。新的产品、品牌塑造的新的供给，目前拉动了细分市场的需求。

巧克力与爱情、美好的情感等天然联结使得它成为最适合打造品牌的食品品类，黑巧克力又属于其中最健康的细分品类，可谓健康与爱情的黄金交叉。目前，黑巧的需求增长与受欢迎程度已初见端倪，而市场的供给和优秀玩家还远远没有跟上，这一市场还处于加速发展时期。

在各类营销宣传内容的驱动下，果酒成了2020年格外受创投圈和媒体关注的品类，而且目前看来，新的产品和品牌正在教育没有足够消费习惯的消费者，交易额尚小，增速位于中游，有发展潜力但还没有完全平稳展现。

人造肉目前已经被人们承认为一个独立存在的、逐渐受到更多关注的品类，但是用钱投票的消费者以及相关产业还比较少，目前这一品类还处于发展早期。新品类永远都不缺尝鲜者，是否能提供稳定有品质的产品才是能否进一步进入消费者视野的关键。

冻干、冷萃、即溶、咖啡液……新的名词和新的品类频繁出现在新品牌的宣传内容中，技术的迭代也推动了这一在中国发展了很多年的传统市场的线上增长。创投热度很高，头部品牌还在抢占市场和推动认知，但更深入人心的消费端咖啡日常购买习惯还在不断建设当中。

曾经喝惯了豆浆等饮料的中国消费者在适应了牛奶之后，重新认识到新的植物奶的价值，但需要更多的内容教育。增速快、体量不小，但是卖家数量不多且目前尚无明显头部。该品类的增长势头已经被真金白银所验证，燕麦奶是其中最主要的增长来源和关注重心，蓄势待发。

虽然本来是卖家与买家都相对传统的市场，但如今有了明显的消费年轻化的趋势，相对产品的变化也是层出不穷，新的场景化的产品，对即食体验的的不断完善，零食化的产品形态等，都在塑造一直品类的市场新状态。

以自热火锅为代表，根据CVSource投中数据，2020年以来，就有多家自热锅品牌连续宣布获得融资，高瓴创投、经纬中国、华映资本等纷纷入局。而2019年，这一领域活跃的玩家仅有1家。

预制菜在线上的整体销售额还比较小，刚刚起步，但是增速已经是品类中上。卖家与品牌并不多，市场起量后有新品牌的机会。目前而言，该品类有一定的创投热度，但还是更集中于线下渠道以及to B供应商，预制菜还是处于“面向餐馆”到“面向餐桌”的关键时期。

中国人的酒类消费与餐饮场景关联性极强，外加口味偏爱清淡及天然发酵等一系列因素，使得啤酒成为中国饮酒场景范围最广，饮用量最大的低酒精饮品。啤酒品类占据92%以上的全酒类的份额，创造了近6000亿消费规模的市场，是绝对的低酒精霸主。

相关数据，美国鲜粮市场复合年均增长率为24%，到2023年将达到60亿美元，大量专注鲜粮的品牌进入宠物赛道，宠物鲜粮正在趋向人食级别。国内宠物行业的专业的供应链和成熟的销售渠道都给到了鲜粮品牌更大的成长空间。

18、华服＆二次元服饰

虽然华服市场目前的供给、销售、渠道、品牌都还有很多不规范和混乱的地方，但随着大国复兴和文化自信的趋势，行业的发展速度依然保持在高速状态，华服受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目前市场还处于早期，真正能打入主流服饰圈的方式还在摸索之中。

当各行各业还在破产、自救时，二次元服装这个小众赛道似乎还在悄悄疯狂。不光是这个产业2020年规模达到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