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风靡沪上的保龄球热为何迅速退却

鼎盛时期250家球馆如今只剩不到十分之一

前国家队球手黄晨印象中1996年和1997年是保龄球热度最高的年代，“那时全上海有5000根球道。”按照平均每家球馆20根球道的标准来算，上海保龄球馆的数量也至少有250家。从小学习打保龄球的何鹏飞作了一个形象的比较，“现在大街小巷沙县小吃有多少，那个时候保龄球馆就有多少，光大渡河路，从头到尾少说有四五家吧。

去年12月底，第二届上海保龄球黄金联赛总决赛这个舞台汇集了从初学者到国家队精英在内的几乎全国各阶层保龄球参与者。难得相聚的老友们重逢，比赛期间难免感慨当初保龄球在上海黄金时期和如今不咸不淡现状的巨大差距。20年前当保龄球运动在上海一夜走红时，谁也不会意料到这股热潮会在短短几年时间内退去。经历了10多年的沉淀后，保龄球再也没有回到当初的盛世，或许再也回不去了。

一条马路就有四五家球馆

“改革开放后，保龄球这项运动也从国外传播到了中国。”上海保龄球协会副秘书长张金涛说到，上世纪80年代上海开始有了保龄球馆，当时人民广场跑马厅的看台搭建起了12根球道，这就是最早的体育宫保龄球馆；同时锦江宾馆中也有保龄球馆，“不过要说保龄球馆在上海的风靡，还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后，当时的情况也是相当吓人的。因为那个年代大家对于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强，而且保龄球也比较有趣，适合人群年龄跨度也很大。”

保龄球究竟有多热？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上海保龄球协会副会长高德顺回忆道，“场馆很多，最多的时候有200多家。”前国家队球手黄晨印象中1996年和1997年是保龄球热度最高的年代，“那时全上海有5000根球道。”按照平均每家球馆20根球道的标准来算，上海保龄球馆的数量也至少有250家。从小学习打保龄球的何鹏飞作了一个形象的比较，“现在大街小巷沙县小吃有多少，那个时候保龄球馆就有多少，光大渡河路，从头到尾少说有四五家吧。”

球馆多，打球的人也多，高德顺说道，“平时晚上几乎每个球馆人满为患，周末晚上要等很多时间才能玩，现在是吃饭排队，以前是打球排队。”黄晨回忆那个时期每局保龄球最便宜也要30元，黄金时间段的价位甚至高达50元，“那个年代的30元和50元相当于现在多少？现在打球有时候算上打折和团购，还到不了当年的价钱。”

“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这些国际化的大都市当年都有过保龄球热潮，其中上海的情况最好。”令张金涛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全国性的保龄球锦标赛，“总共12块金牌，上海队拿了11块。”当时上海甚至有支保龄球球队——白猫队，“喜欢打球的人肯定知道这支球队。”

何鹏飞正是从那个年代喜欢上了保龄球，1996年还是初中生的他为了省钱每天零点才去练球，“因为便宜，凌晨才12元一局，我每天打6局。打球加上买一些专业装备，一年的开销少说要2万元，我都是用平时打工赚的钱来补贴打球的开销，就是因为喜欢。后来进了上海利众青年队，我记得那会儿上海有两个青年队，男女加起来有20人，我们去打全国赛基本上还要选拔的，不是谁都能去的……”

和保龄球火箭般速度蹿升发展轨迹一样，这项运动的衰退速度也很惊人。张金涛印象中，差不多从2000年保龄球馆的数量就开始减少。在公众看来，随着市民业余文化休闲项目选择的多样性，保龄球开始逐渐被KTV、高尔夫和桌球等运动分走了大批爱好者，“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背后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各方面综合因素导致了保龄球热度的快速消退。”张金涛表示。

“其实当初保龄球馆快速增长的背后有台商的影子，他们觉得投资保龄球馆回收快，只需要三个月就能收回成本，在这个背景下很多台商在上海兴建了太多保龄球馆，球馆一下子多了，但打球人数增长的速度跟不上去，这导致了后来大批球馆经营出现问题，只能关门。”张金涛解释了当初保龄球馆遍地开花的原因，“除了打球人数的因素，到了后来房价开始上去了，租金就贵了，保龄球馆非常占地，租金上去就会加大经营者的压力，很多球馆也因为这部分因素消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球馆开始了恶性竞争，整个行业不可避免走下坡路。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肯定是打球人口的停滞不前，高德顺认为上海的保龄球文化缺少引领，这让保龄球无法持续走红，“刚开始大家觉得保龄球时尚高雅，大家一拥而上，但是这种时尚性和兴趣没有得到进一步提升。我们的保龄球和国际的相比不足的地方是文化元素，我们现在打保龄球是满足自身需求。有的人认为可以锻炼身体，有的人认为可以结交朋友，这都是单一认识。发达国家是多元素认识保龄球背后的文化。”

当然，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下，保龄球运动作为一项非奥运会项目，在政策和资金上都面临一些问题，“这导致保龄球发展缓慢。和桌球相比，保龄球又缺少丁俊晖这样的明星选手，所以……”高德顺表示。

如今在衡山路欧登保龄球馆教球的黄晨告诉记者，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如今上海保龄球馆数量已经下降到20家左右。在避免了恶性竞争等一些负面因素后，保龄球馆的经营状况反而开始好转。市中心的欧登球馆每天都有固定人群打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虹口足球场边上的高点的情况也是如此，大渡河路上的体育宫球馆则经常承办一些赛事。

“10多年前的兴旺，5年前的没落，现在开始慢慢复苏。”从小打球的何鹏飞现在吃上了保龄球这碗饭，他从事保龄球相关产品销售工作，“以前打球的人属于冲动消费，一拥而上，朋友聚会打打，互相买单也不是一直自己花钱。现在打球的人属于理性消费，团购、会员卡，这种进入大众化和每一个人的家庭的消费模式是很好的。现在打球成本也低，有时候只有20元左右一局，贵的也就40元。”何鹏飞自己估算，现在包括一些专业球员和爱好者，上海保龄球人口约为5000人。

何鹏飞现在在闵行体育中心的一家保龄球馆教一些爱好者打球，每小时收费标准是200元。球馆隔壁还有一家保龄球用品实体店，他还在网上开了一家网店，“前几年保龄球运动最困难的时期，我也没办法坚持下去只能去当健身教练，现在回暖了，加上自己的兴趣，我也回来了。”像何鹏飞一样从事教练和保龄球相关产品销售的人在上海并不多，“很小众的范围，我根据学生的要求帮助他们制定训练计划，还有避免运动伤害。保龄球有四种球路：直线球、飞碟球、正手弧线球、反手弧线球，用球的磅数、材质、钻孔都不一样，这是很专业的工作。”

人数并不多的小众运动，或许会是保龄球运动在中国乃至上海的归宿。当然，从业者还是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扩大保龄球人口。黄金联赛的主办方——上海火海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助理陈赟希望通过更多赛事来扩大保龄球的影响力，黄金联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这次比赛还在电视上进行直播。此外他还把目光瞄准了校园，“在校园迁往郊区后，许多高校都具备了建造保龄球馆的场地和条件。如今的这代孩子，没有经历过保龄球风靡的那个年代，对他们来说这是项全新的运动，能勾起他们的兴趣。”只是这样的尝试能否收到效果，谁也给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1996年至1997年，全上海拥有5000根球道，250余家球馆，正常时段每局的花费至少在30元，却仍旧一道难求，形象地说，现在是吃饭排队，彼时是打球排队。

2000年成为保龄球热的转折点，大批球馆因保龄球人口的断层及场地租金的不断上涨，造成资金链断流无奈关门，如今上海保龄球馆数量已降至20家左右，保龄球人口在5000人左右。

黄金保龄球是Skunk Studios制作发行的一款保龄球。正如其名字所说，游戏中每一局都有一个分支最高的黄金的保龄瓶。该游戏支持最多四名玩家在7个不同的的求道游戏。打中金色保龄球瓶能解开多达36种不同的球，赢取40种激动人心的成就。

完全以鼠标操作，左键点击在保龄球上不动能左右拖动，拉动上方的绿色箭头能选择方向。按住左键不动向上拉则是力量大小和力量方向，拉动时有一道金色的轨迹，通过划出弧线能够打出弧线球。

今天上午，被媒体定义为“最穷国家队”的中国队参加了亚运会男子三人赛，但最终与奖牌无缘。中国代表团年纪最大的选手米忠礼打出三人赛中最高个人得分287分，隔壁球道的球手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但米忠礼还是很郁闷。

“单人赛、双人赛还有今天的三人赛，我都没能取得预期的成绩。”49岁的米忠礼阴沉着脸说，“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不遗憾。”

正式球龄近10年的米忠礼对保龄球已经“走火入魔”了，5年前，他甚至放弃了白酒代理的工作，练球练得手指都有些变形了，“我对保龄球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可以说刻骨铭心，穷不穷的我都不在乎，我是真的喜欢打球。”

老米说，自己为了保龄球可以牺牲一切。他想不出不打保龄球还能去做什么，想开保龄球馆却没有资金，想去做教练，但国内现在已经没有正规的俱乐部了。

老米对保龄球的痴迷和国家队教练还有些区别。4年前，王宏带领保龄球队参加了多哈亚运会，当时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还以为王宏只是短期带队，但在多哈的失利让王宏憋了口气，“我就是有点输不起，不甘心，不想一直输下去，所以就这么陷进来了。”

“陷进来”的王宏放弃了自己的生意，虽然他自己说是因为“赌气”，但没有对保龄球的挚爱，他也不会坚持到今天。

“我们是有进步的，现在我们和对手已经有一拼了。”王宏说，“只不过这个项目现在普及得不好，别的国家都是挑队员，挑精英，无论是身材还是年龄段都让人羡慕。咱们则是拉队员，队里老的老小的小，如果不是因为喜欢打球，没人来。”

“最穷国家队”确实没有吸引力，每个月600元的非奥项目补助还不够吃饭的开销。参加国家队集训，还要自掏腰包添上一大笔钱才能维持训练。

“一套打球的装备要花费近万元。”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运动三部部长、保龄球队领队崔伟红说，“2000年左右保龄球运动虚热，现在90%%的球道都拆没了，队员平时根本就没法练球。比如现在高手都是打弧线球，但我们想练弧线球，球道不行没法练，只能打飞碟。所以这项运动的开展，只能是靠大家的热情了。”

本报广州11月2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