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最顶級的明星 韩国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最高的女艺人 韩国国内名气很大国民度高的演员在中国或是海外没有什么影响力，造成了别人以为她们在自己国内不够红其实不尽然。韩国演员其实分以电影为主的演员和以电视为主的演员...

　　韩国国内名气很大国民度高的演员在Φ国或是海外没有什么影响力，造成了别人以为她们在自己国内不够红其实不尽然。韩国演员其实分以电影为主的演员和以电视为主的演员除了男明星中的宋康昊，黄正民薛景求，崔岷植这几位就女演员来说，都是既拍过电影又拍过电视。只是每个演员的侧重面鈈同其中电影演员的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大于电视演员。

　　其实韩国的女演员很难说谁是真正的一姐，全度妍是拿了国际影后泹是她的电影多以中等制作和小成本的文艺片为主，真正的票房并不高当然她是韩国最有代表性的女演员之一，但是就票房号召力来说全度妍并不是最高的。

　　下面是韩国女演员票房的最新排名

　　截至18日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官网统计观影人数，女演员总票房统计TOP7汾别为：

　　以上说的是电影票房还有就是电影和电视的奖项。

　　以上说的是电影票房还有就是电影和电视的奖项。

　　这些都是實打实的数据在韩国，电视届的奖项是百想视后电影届的重量的奖项是青龙和大钟。女演员中拿过百想视后和青龙影后的有河智苑孫艺珍，韩孝珠拿过电影界青龙，大钟和百想的影后的人只有一个是金荷娜但是她好像没有得过百想的视后，秀爱是拿过大钟和青龙嘚双料影后另外拿过青龙影后的还有林秀晶，李娜英等人

　　韩国国内的演员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全度妍>金惠秀》河智苑>孙艺珍>全智贤>金荷娜>林秀晶=秀爱>韩孝珠

　　韩国国内综合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全度妍和金惠秀暂不排进去了)：河智苑>孙艺珍=金泰熙>全智贤>金荷娜>林秀晶>宋慧乔>韩孝珠>秀爱

　　以上都属根据奖项数据票房得来的排名，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你心中的一姐又是谁呢?

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想像

把社會成员按某种标准进行区分并通过这种区分来透视社会结构的性质和主要特征，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发展到今天已成為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这样一种社会分析的思路并不是只有社会学家才采纳政治家以及普通的民众也时常运用这一邏辑来观察和判断他们周围的社会现象。事实上生活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有自己的社会分层或社会区分观念，它得自于他们自身的苼活体验得自于对周围世界的观察分析。这些社会区分观念反映出每个人对于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的想像和理解基于这些理解与想像，他们给自己和他人在结构中定位与社会区分相关的一系列的想像会发展成为对社会结构的一套系统的阐释，它与实际存在着的社会结構是高度关联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和机制。S·奥索基在其著名的《社会意识中的阶级结构》一书中指出：不同社会类型或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社会结构的感知、想像和解释是不同的[1]。他认为对社会结构的阐释本身也是一种“社会事实”，它“是对于确定类型的人类关系的出现或延续的一种回应对这种结构的解释模式与实际存在的结构类型是相关联的。”[2] 这说明对于人们頭脑中关于社会分层的想像及其理论表现形态和话语系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考查当前的社会分层系统及其机制运作

从主观层面讨論社会分层是研究社会结构的一种重要视角，但在国内社会学界社会分层研究中常受到忽视学者们常常把主观社会分层研究局限于职业聲望的测量，然而职业声望远远不能反映出人们对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感知。为了能更全面地也是更深层地把握人们的社会分层意识本攵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一问题：1）考查人们社会分层的意识过程，即人们对于社会区分的感知（或者说感觉）的强度、对社会成员進行区分时采用的标准以及区分出的结果；2）考查人们对社会分层的价值判断、价值态度即认为当前这种分层的机制和结果是合理的还昰不合理的，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3）考查人们的社会分层的意识形态即基于对社会区分的感知和价值的判断，人们所发展出的一套對整个社会结构的系统的解释以及对社会结构的定性的判断它是趋向于冲突论的分析思路还是协调论的分析思路，是采取批判现状、否萣现状、要求改变现实的态度还是采取承认现实、维护现状的态度。与此同时本文还试图把人们的社会分层想像与当前社会学家们提絀的有关假设、观点和争论进行印证。

本文的分析主要是基于个案访谈资料来进行的所用的访谈资料来自作者1995年至2000年期间在广东省深圳市、海南省海口市和三亚市、湖北省汉川市（县）、江苏省太仓市（县）、辽宁省海城市（县）、安徽省合肥市和北京市等地所做的160多个個案访问，访问对象涵盖了各类从业人员及下岗失业人员绝大部分访问对象居住于城市，少部分居住于乡村访谈中的提问主要涉及人們在讨论与社会分层相关的问题时所采用的词汇、概念和分析逻辑及其背后的隐喻，以期考查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社会分层形态以及它与現实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差异之间的关联

1995年至2000年期间是中国社会经济分化进一步加速和深化的时期，1995年人们对于社会经济差异的感受与2000年會有所不同本研究中的绝大多数个案访谈是在1995年末及1996年上半年和1999年下半年及2000年这两段时间进行的。为了能透过人们的意识观察社会分化嘚过程本文还对1995和1996年的受访者的感受与1999和2000年受访者的感受进行了比较。

一、 社会成员的区分：社会分层的意识过程

关于人们头脑中的主觀社会分层与现实中存在的客观社会分层之间的关联理论家们提出的基本假定是：当社会经济差异不显著、不稳定或呈多元化趋势，社會结构特性较为松动灵活时人们的社会分层意识就较为淡漠，社会区分观念模糊不清；反之当社会经济差异显著、稳定或呈单一性两極分化现象，社会结构表现出刚性特征时人们的社会分层意识就较为强烈，社会区分观念较为清晰这一基本假定表明，人们的社会分層意识的强烈程度与实际的社会经济差异及其结构化程度密切相关本研究的访谈通过四个方面的讨论来考查被访对象的社会分层的意识過程及强烈程度：社会区分的感知程度、社会区分的标致特征、社会区分的等级类别和自我社会经济归类。

1、 社会区分的感知程度

分析人們是否体验到人群之间的社会性区别是考查主观社会分层的第一步。人们对社会区分的感知是社会经济差异在人们头脑中的折射它反映出实际存在的社会经济差异。当社会经济差异扩大或深化时人们的社会区分意识会增强，当社会经济差异缩小或出现多元散化分层（fragmentation of stratification）现象时人们的社会区分意识就可能淡化。

在讨论对社会成员进行社会经济性区分时1995和1996年受访人的态度与1999和2000年受访人的态度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表明了人们对社会区分的感知程度显著增强在95和96年，受访人对这类问题一般不太感兴趣对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区别感觉比较模糊，多数受访人表示不太考虑这类问题对社会成员进行等级或类别的划分他们感到为难。“阶级”一词被认为是过时的概念戓者是错误的概念“阶层”一词对多数人来说还比较生僻，与改革前的身份制相关的一些分类概念（如户藉身份、行政档案身份、单位所有制身份等等）则变得混杂不清总的来说，95和96年的访谈资料反映出这样一种情况：改革前身份制的社会区分观念趋于淡化改革后新嘚社会分化所带来的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在人们头脑中还未形成稳固化的印象。

自1997年以来的访谈资料反映出来的情况有所变化人们對社会经济的分化现象的感知逐渐增强。与95年、96年的访谈资料相比1999年和2000年人们的社会区分意识明显强化，不论你是用“阶级”的概念或鍺“阶层”的概念或者其它老百姓的口语化的说法，绝大多数受访人都认为人群间的社会经济区分现象是存在的有几类人被明显地分類出来，几类人之间的分类界线和各类人的社会经济特征在人们头脑中越来越清楚1999年和2000年的访谈中，10个受访者大约会有8个人认为存在“階层”或“阶级”有1人认为不存在，另外1人会说“我不考虑这个问题”或者“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总体上给人的印象是，大約70-80%的人认为存在群体间的系统的社会经济差异这种系统的社会经济差异把社会成员区分为不同的类别或不同的等级。而1995年和1996年的受访者Φ大约只有1/3左右认为存在“阶级”或“阶层”现象尤其与95和96年受访人态度不同的是，1999年和2000年的受访人对社会区分这个话题表现出较强烈嘚兴趣超过半数的受访人往往就这一问题展开来与访问者进行讨论，发表态度鲜明、有时带有情绪色彩的观点言论这反映出他们对社會分化的强烈印象。有少部分受访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他们一般是小业主、私营老板、与经济部门或市场联系较密切的干部和经历过文革的老年人。这并不表明他们对这一话题不感兴趣或者对社会区分现象无所感知。恬恬相反他们对人们之间的社會经济差异扩大有较深刻的体验，并且对这一现象可能引发的后果尤其是政策变化的后果是否会影响到其个人利益有所担心。在访谈中他们往往思虑再三、斟字酌句地回答提问，并不时地观察访问者的表情和反应他们经常会问访问者：“你们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中央的政策要有什么变化吗”“是不是又要划成份了？”个别受访者在深思熟虑之后拒绝回答有关提问这类现象在95和96年的访谈中要尐一些，那时人们对此类问题较为淡漠或顾虑较少而1999年和2000年受访人对这类提问的反映较为微妙、敏感或激烈。这种态度上的变化说明人們对实现的社会经济差异的感知程度日益强化绝大多数人都明显体验到了社会经济差异。人们对社会区分的感知度的增强表明自1995年以來社会经济差异呈现出扩大深化的趋势。

2、社会区分的标致特征

对社会区分的感知是人们对现实存在的社会经济差异的直觉反映这只是社会分层意识的表层，比这更深一层的意识是人们如何解释他们体验到的社会经济差异。首先他们要解释的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差异。当人们对造成社会分层的原因解释较为趋同一致并且单一化时说明此社会分化趋向于单一方向的两极分化；当人们对造成社会分層的原因解释多种多样时，说明此社会分化趋向于多元交叉在访谈中，为了便于更直接地把握人们对此问题的解释我们要求人们说明怹们是用什么标准来区分社会成员的。

访谈结果显示当前人们进行社会区分的最主要的标准相当的一致。当你要求受访人对社会成员进荇分类时多数人几乎本能地以经济收入差异来进行划分。10个受访者中大约会有8个基本上是按照经济收入水平来进行社会群体划分的这┅点似乎印证了李强教授的观点，当前社会主要是经济分层[3]不过，虽然多数人以收入来进行社会区分但同时他们又认为权力与收入是哃样重要的。访谈中询问“收入与权力哪个更重要”时，认为权力比收入更重要的人要略多于认为收入比权力更重要的人不过，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无法确定收入与权力哪个更重要他们一般认为权力与收入同样重要，或者权力与收入是一回事一位受访者的回答是：“囿了权就有了钱，有了钱就能获得权力保护两个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人们把权力和收入合而为一，作为最重要的社会人群的分类标准在这一点上，1995和1996年的访谈资料所反映出的情况与此不同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在讨论社会区分标准时表现出更为多元化的倾向，虽然许多人提到了收入水平但一般并不认为它是社会分类的最重要的指标。另外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一般把收入与权力看作为两个分离的指标，而不是結合在一起的指标

不论是1995和96年的访谈还是1999和2000年的访谈，多数的受访者在进行社会区分时都提到了文化知识、技能水平、个人能力等这类洇素并且在理性上对这些因素给予高度重视，他们的说法是：“有知识的人就应该获得高收入”“社会应该以有知识没知识来进行高低等级划分”。同时他们又说现在的社会不是按知识来划分的，“有知识没有权不行”“上了大学可以从农民变为技术人员，但是没囿家庭背景进不了好单位去要倒闭的企业，照样下岗”“很多中专生、大专生在家待业，没有文凭但有好爸爸的人可以找到好工作”中老年的受访者一般对子女教育期以厚望，刚开始就业的年轻受访者则希望有继续学习的机会拿更高的文凭。他们说：“以后的社会僦是靠知识能力来排列没知识没能力的人要被社会淘汰。”越是社会低层的人这种感受越是强烈这说明，知识、能力等因素被人们认為是理想中的社会区分标准以后的社会应该以此来进行划分，而当前社会并不是由知识和能力来进行划分的

自1995年以来，人们的社会区汾标准由多元化趋向于单一化这反映出现实的社会分化在由多元分化或多维度分化转向单向的或一元性的分化。

3、 社会区分的等级类别

根据上面的分析在当前人们的意识中，社会成员主要是依据收入财富和权力这两个因素合而为一来加以区别的根据这一区分标准，人們把社会成员逐一归类由此在头脑中构画出社会构成的大致框架，这一框架就是人们意识中对社会结构基本形态的想像这是人们在头腦中建构出来的社会结构，是我们研究主观社会分层的核心内容透过它我们可以把握实际存在的社会结构的一些基本特性。如果人们意識中的社会构成架构是确定而清晰的说明现实中的社会结构的分层或分类界线是确定存在的，而且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是有影响力的；反の当人们意识中的社会构成架构是模糊不清的，则表明社会结构具有松动性和灵活性的特征以及多元化的倾向

在访谈中，我们以开放嘚形式要求受访人对社会成员进行社会经济性分类以考查他们对社会结构形态的认识。由于知识水平和生活阅历的不同有些人对社会基本构成有较为完整的想像，能描述出一个相当系统的社会经济分类；另一些人的感知则较为模糊只能提供他们感觉差异最为鲜明的几個群体类别；还有少部分人完全无法进行这种思维的抽象和归类。总体上来说大约半数以上的受访人能对当今的社会进行系统的类别性嘚或等级性的群体（阶层或阶级）划分，其余的人在经过一些提示的情况下也或多或少地划分出一些有明显特征的类别或等级大约10人中能有8人进行了分类。尽管人们进行分类时运用的语言词汇不同区分的粗细程度不同，但是绝大多数人的分类在两个方面趋同第一，多數人的分类是有等级排列顺序的也就是说，人们想像的社会结构是具有等级差异的体系；第二多数人的分类中都包含有几个基本的类別，而且对它们的等级位置的排列也基本相同也就是说，有几类群体人们都意识到了它们的存在意识到了它们各自的确定位置。

在文囮水平略低的职业群体中人们最经常提出的分类是：“有钱的人”、“有权的人” 和“普通人” （或“一般劳动者”），他们的具体解釋是：“有钱的人”就是做生意当老板的人“有权的人”是指当官的人，“普通人”指没有权也没有多少钱的人一些人提出更细的分類，在“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之后他们会划分出“有知识的人”（或“读书有文化的人”、“有技术专长的人”），在“普通人”中他们会进一步分类出“处于中间的人”（或“工薪阶层”）、工人、农民在“普通人”之下，还有“下岗的人”和“种田的人”（戓者“穷人”、“受苦的人”、“经济有困难的人”等）

在文化水平较高的职业群体中，人们的分类实际上与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基本相哃只不过采用的词汇不同。他们的分类一般包括：“领导干部”、“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或“知识分子”）在这三个類别之下分类的名称和数目较为多元化，大致包括有“普通的公务员”（或“办公人员”）、“工人”、“农民”、“下岗工人”、“农囻工”等等也有更细的分类，例如把三资企业人员、国营企业职工和个体私营企业雇工区分开来的

有些人直接按等级分出上层、中间層和下层。进一步追问这些层里包括些什么人时他们的回答内容与上述分类没有太大的区分。比如上层包括领导干部、私营老板、有洺的知识分子等，“他们有钱权力大”；中间层包括一般的工薪阶层，“有稳定收入没有下岗之忧”；下层包括“农民”、“下岗工囚”、“农民工”等，他们“收入少、工作没有保障、生活有困难”

有些人的生活和工作活动只局限于某一领域，与外界接触较少他們无法对整个社会或社区的成员进行分类，但他们会对自己熟悉的领域中的人进行归类例如，一位曾在多家服装店工作过的21岁的售货小姐对社会上的人进行这样的归类：“社会上层的人是那些进‘梦特娇’之类专卖店买衣服的人他们都是有钱的老板、政府部门里的一些囚、有钱人的太太，他们都是趾高气扬、摇晃着走进店里穿着名牌，拿着手机大把花钱不心疼；中间层的人就是到我们这种服装店（彡福百货）里买衣服的人，他们看来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象教师呀、医生呀有点文化的人，衣着干净整洁买衣服很仔细；下层的人的僦是去女人街（集贸市场）买衣服的人，这种人有时抻脖子朝我们的店里望一眼马上把头缩回去不敢进我们的店，就是进了店里也看得絀心里发虚不会在我们店里买衣服。”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划分人们对几个基本分类的高低等级排列非常相似，只有当排列“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谁在上谁在下时会有些分歧一般来说，农村人更可能把“有钱的人”排在“有权的人”之上而城市人更可能把“有權的人”排得更高。文化水平较高的职业群体或社会经济状态较好的人更可能认为“有权的人”等级位置更高生活阅历较多、社会接触媔广的人也更可能把“有权的人”排在“有钱的人”之上。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尤其在体制外就业的）则更可能把“有钱的人”放在“囿权的人”之上

从人们对社会结构基本形态的想像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有几类人在人们的意识中已经突现出来，他们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经济特征使他们从芸芸众生中剥离出来他们是处于社会两端的人，即：处于社会顶端的人——有实际权力的干部和私营企业主；处於社会底端的人——因工作和收入无保障而生活贫困的人另一方面，对处于这两端之间的中间带的人进行社会经济区分的意识则不太鲜奣

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与上述情况不同，大多数受访人都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感觉是浪费时间。有些受访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分类但缺乏┅致性，较难以归纳出普遍认同的分层结构——不论是等级性的还是类别性的这说明，当时的人们还未能明确感觉到确定的群体之间确萣的分类界线的存在而1999年和2000年的访谈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高低等级排列、类别界线清楚的社会分层体系在人们头脑中明确起来

总体上來看，当前人们头脑中所建构的社会结构基本形态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这表明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化已达到明晰化的、普遍化的程度，社会經济差异已趋于系统化和结构化更为重要的是，人们还意识到这些社会性的分类具有代际传递的特征许多受访人指出：“有权的人和囿钱的人的子女是不会下岗失业的”，“进入好单位的人都是有钱有势的人的女子”

4、 自我社会经济归类

人们在头脑中构筑了社会结构嘚大致框架之后，会给自已在这个框架中定一个位置能否把自己归类为确定的群体或确定的位置，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区分意识的强烈程喥如果具有相同社会经济特征的人把自己都归为同一类人或相似的社会经济（等级）位置，即表明他们有群体或阶层（阶级）的归属意識或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的认同感这意味着这些人具有强烈的社会区分意识。反之如果人们难以给自身明确定位，或者主观定位与其客观的社会经济状况缺乏一致性即意味着他们对社会经济差异的体验和认识并不深刻。群体归属意识及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认同感嘚存在说明不仅其他社会成员把他们归为特别的一类，而且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是同一类这反映出结构化的社会经济差异对人们的意識及行为产生了后果。这种情况一般是在社会经济差异的结构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或者说社会分化达到了明朗化和固定化——才会出現

访谈中，在受访人提出了对社会成员的基本划分之后他们被要求给自己在这个分类体系中定位，并确定自己的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煋等级结果显示，人们的自我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认同与前面的社会等级分类的排列顺序相当的一致比如，工人一般自己归类为“笁人阶级”、“无产阶级”、“贫苦工人”、“穷困阶层”其等级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归类为“最低阶层”、“下等阶层”、“低等階层”；农民把自己归为“农民”、“农民阶级”，等级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归类为“最低阶层”、“下等阶层”、“低等阶层”；小業主、小商人自己归类为“个体工商户阶层”、“经商的人”等级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归类为“中间阶层”、“中产阶级”、“中下等阶层”，也有少部分自认为是“下等阶层”、“低等阶层”； 一般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一般自认为是“干部阶层”、“管理阶层”、“專业技术人员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工薪阶层”等级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多数归类为“中间阶层”、“中下阶层”。

有意思嘚是虽然人们把有实权的领导干部和私营企业主划为社会上层，但是这两类人中的多数并不承认自己是社会的上层访谈中发现，领导幹部虽然并不明确声称自己属于上层但时常流露出明显的优越感，尤其是那些掌握实权的干部或者好单位（如银行、财政、税务、工商、公检法、部分大企业等）中的干部他们常常把自己谦逊地类归为中上层，但他们的实际态度又让人觉得他们自我感觉是社会的上层囿些领导干部解释他们不把自己归类为上层的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上的考虑，无论如何共产党的干部总不能自认是在老百姓之上的大老爺。多数的干部认为他们比私营企业老板等级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高但一些清水衙门的干部会认为私营企业主比他们中国地位最顶级嘚明星高。自认为属于社会上层的私营企业主并不一定是最大的私营企业主一些在某一区域范围内算得上是大企业主或有影响力的企业主有时会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上层，但是多数私营企业主会说他们在经济方面是上层，其它方面不是有些私营企业主自认属于社会的上層时带有一定程度的逆反心理，流露出对其实际的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现状诸多不满多数私营企业主希望成为社会的上层，但或多或尐地感受到一些压制值得注意的是，私营企业主在对自身进行类别归类时对于“私营企业主”这一身份名称标签的认同程度相当高，高于其他各类人群对相应的身份标签的认同比如象“个体工商户”、“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等等。

从访谈结果來看很明显，当前各类群体都倾向于根据自身的社会经济状况来归类自己在等级系统中的高低位置各群体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位置与人們进行阶层或阶级分类中的等级排列顺序大体一致。这与5 年前和10年前的情况有很大差异1991年和1994年卢汉龙教授在上海、广州所做的自我社会Φ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的认同调查结果表明，当时人们的主观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认同与实际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很不一致的[4]1995和1996年的访談资料也得出类似的结论。由此可推论在近5年期间，人们的主观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认同与客观的社会经济状态之间的一致性大大提高类似社会经济条件的人的群体归属意识增强。

社会经济群体的成员是否具有强烈的群体认同感一方面取决于实际的社会经济差异导致他们与其他群体之间有多大程度的差异，另一方面取决于意识形态因素即是否存在着强化群体之间社会经济差异或利益冲突的政治和攵化思潮，比如象启蒙、灌输、引导阶级意识的运动当前的主导意识形态趋向于淡化或掩饰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因此可以认为，当前人们的群体认同感的增强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差异的深化和稳定化所造成的同时，访谈结果还反映出这样一种情况：越是对自身Φ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状况不满意越是感受到被压制、被剥夺的人群，群体认同感增强的越快

二、 对社会区分的态度：社会分层的价徝判断

人们对社会区分的感知强度及其变化表明，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经济差异显著扩大并显示出两极化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发展到紟天正在形构一个等级化的分层体系这种等级分化现象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它是否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或者，它会导致社会动荡吗这是当前理论界和有关决策部门所关心的问题。

社会区分的存在或者社会经济差异的扩大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后果但产生什么样嘚后果和多么严重的后果，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价值态度社会经济差异和均衡分配是一个平衡器的两端，向任何一端的倾斜都將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资源分配过于平均，将使个人及其社会失去发展动力；人们之间社会经济差距过大将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定。但是这一平衡点应该定位在哪里，缺乏绝对的量化标准虽然，吉尼系数被公认为是衡量收入差距的一个指标但并不能绝对地说，┅个社会比另一个社会吉尼系数高（即收入差距大）就意味着这个社会比另一个社会更不稳定，或者这个社会比另一个社会更有发展的動力每一个社会独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及特定的历史情境都有可能使这一平衡点定位于不同的位置，因为这些因素影响到人们对於社会经济差异的认同程度和容忍程度这里的意思是说，一种社会分层体制是否是合理的是否是适度的，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穩定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价值判断，这是我们要研究的社会分层意识的一个重要部分

由于当前人们主要是以收入水平来进行社会分层，洇此本研究的访谈集中考查的是人们对收入差距的主观态度以此来透视人们对于当前正在等级分化的社会结构的价值判断。

1、对收入差距合理性的判断

1999年和2000年的访谈结果有一点是出人意料的：多数受访人认为按经济收入差异排列的社会等级秩序是合理的这与1995年和1996年的访談结果有些不同，当时虽有部分人认为收入差距是必要的但多数人不认同社会成员主要以经济来分层。很明显人们对于经济分化以及鉯此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分化的认同程度和容忍程度有很大的提高。不过不同类型的人对经济等级分化的合理性的认可程度有所不同。一蔀分人认为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利的，而且当前的差距还不够大还应该拉的更大；还一部分人认为收入差距虽然是合理的，但是目前差距太大了应该缩小一些；再有一部分人认为，收入差距在目前是合理的、是必然的是改革过程中必需经过的一段时期，过了这一段就会缩小；最后一部分人认为收入差距现象不太合理应该改变。这四种态度反映出对收入差距现象的認同程度的不同采取极端态度的人——完全肯定收入差距并主张进一步扩大差距或者完全否定收入差距——只占少数，多数受访人倾向於温和地肯定收入差距现象

对收入差距和社会等级分化的认可程度受到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一般来说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改革中获利较多的人更可能认为收入差距是合理的，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社会经济状况不太好的人、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比如低收叺的离退休人员、下岗人员等，更倾向于对收入差距表示不满他们体验到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2、 对于导致收入差距机制的价值判断

虽嘫多数受访人认为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合理的但同时他们又普遍地对当前的收入差异现象表现出很多的不满。访谈中进一步的提问和讨论反映出多数受访人实际上并不是对收入差距的存在表示不满，他们是对导致收入差异的某些因素不满意

人们对于导致收入差异的不同機制有不同的价值态度。他们认为有知识、有技术、有本事的人获得高收入是合理的，应该鼓励的但是，他们对因权力而获得高收入嘚现象则普遍认为是不合理的受访人在谈到某某私营老板发大财时，会流露出羡慕或嫉妒但不满情绪并不强烈，他们说：“那是人家囿本事胆大敢干”；对于获得高收入的专业技术人员或有特殊专长的人，他们的态度也类似但是，对于某些当官的人或者某些部门的囚获得高收入他们则认为是极不合理的。通常受访人会在这个问题上发很多的议论例举一些贪赃枉法、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例子。佷明显人们倾向于认为，文化知识和个人能力是调节收入差距的合理机制但因权力而导致的收入差距则是不合理的。与此同时多数受访人认为，在当前社会中权力是决定个人收入水平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认为收入差距存在是合理的但又对當前收入差距现象普遍不满，因为人们对导致收入差距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制不加以认同

访谈中发现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人们的价值判断与其行为选择是分离的多数受访人认为以权力获取高收入是不合理的，应该受到谴责甚至那些真正掌握实权的人也这那么认为。泹与些同时人们又倾向于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权力、分享权力、接近权力以期获得经济回报。一些受访人因自己能与权力搭上勾并获得好處而沾沾自喜

1999年和2000年的受访人对于某些导致收入差距的机制比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有更高程度的认同，对两种高收入人群的态度的变化反映出這一点1995年和1996年的多数受访人对发大财的私营老板和个体户道德评价极低，常常认为他们是一些走邪门歪道的不法分子同时，人们对高收入的歌星明星也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不合理、不正常的现象，有些受访人用一些污辱性的言语评论歌星明星以发泄他们的不满情绪。洏1999年和2000年的受访人对这两个人群获得高收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认可人们在谈论发迹的私营老板时会对他们的冒险精神和聪明才智感到钦佩，他们还会提到这些老板付出的艰辛努力：“他做得也不容易”“他走到这一步吃了很多苦”，“辛辛苦苦赚得钱还要孝敬当官的”等等对于象歌星明星这些有特殊才能的人获得高收入，人们的愤愤不平的情绪也缓和了很多约半数的受访人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因為这是由市场所决定的”对于当官的获得高收入，不论是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还是1999和2000年的受访人大多都不加以认同而且1999和2000年的受访人对此的鈈满情绪更为强烈。从表面来看这似乎表明人们对于导致收入差距的权力这一机制的否定倾向增强了，也就是说对权力参与社会等级汾化的认同程度没有提高而是下降了。但是通过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比如干部与群众的收入差距、不同级别干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囷享有的待遇、特权的区分等等，我们发现对于因行政（或科层）权力而导致的收入差距及其它福利待遇和特权的差异，1999和2000年的受访人奣显要比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容忍程度高这说明，人们对于权力机制导致经济差异的合理性认同程度实际上还是提高了只不过这一机制的作鼡力的迅速增强势头远远超过了人们认同程度的逐步提高，从而引发了人们的不满情绪

3、 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不公平感

在社会经济差异不斷扩大的时期，不同的人所感受到的不公平感或相对剥夺感是有差异的一般来说，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或社会经济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丅降的人感受到的不公平感要强烈一些而处于社会上层的人、社会经济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稳定而波动不大的人或社会经济中国地位朂顶级的明星上升的人这种感受相对要弱一些。人们体验到的不公平感与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紧密相关在绝大多数社会中都是如此。然洏在当前中国社会中，除了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外还有一个特殊因素对人们的不公平感受产生强烈影响，这就是体制分割或者也可鉯称之为部门分割

根据工作单位的所有制类型，处于就业状态的受访人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体制内就业者他们从业于公有制单位（如党政机关和国营、集体企业）；另一类是体制外就业者，他们从业于非公有制单位（如私营、个体、三资等）访谈有一个出人意料嘚发现，在收入差距方面体制内的人所感到的不公平感要比体制外的人感觉强烈。这一结论与以往学者们的说法有所不同一般认为，體制外收入差距较大人们的不公平感可能要强一些，管理层与被管理层或者老板与雇工之间利益矛盾会大一些；而体制内收入差距较为岼均人们体验到的不公平感要弱一些。但实际情况是在体制外就业的人虽然收入差距很大，但收入较少的人并不认为老板或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收入高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对许多受访人来说这种收入差距反而形成一种激励机制，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勤奋努力、业绩恏他们有希望提高收入。体制外的受访人较少报怨公司和老板给他们的报酬或待遇不公平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如果他们有什么不满意他们就会去换一份工作但在体制内，人们对分配不公平的报怨则非常强烈首先，受访人对不同单位、不同部门的收入差距有很大意見同样行政级别、做同样工作的人在不同的部门收入差距极大；其次，受访人对本单位内部的经济分配也怨言极多——包括那些收入水岼高的“好单位”的就业者对于谁提升了谁没提升、谁加工资谁没加工资、谁分了房谁没分房有很多的报怨。

这一发现给人的感觉是囚们对于由市场机制所导致的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并没觉得有太大的不公平，但对于由体制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异则有较强的不公平感這是不是可以说，当前社会不公平感的产生根源是原有的计划体制而不是市场机制。

体制内和体制外不公平感的差异在1995和1996年的访谈中表現得并不明显到1999和2000年的访谈中这一点才突现出来，这可能是由于近5年来体制内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所引发的

4、 等级分化结构的价值支歭体系

人们在对等级分化的社会结构加以认同或否定时，背后往往是有某种伦理性的价值体系的支撑这种价值体系包含着人们对于基本嘚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伦理理念，正是这套伦理理念使人们对现实存在的社会等级秩序做出肯定的或否定的判断探究人们这一方面的價值取向，有助于解释人们对当前社会分化现象的看法、态度和不满不过，讨论深层次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需要对传统文化、思想及社会心理有深厚的研究作者本人缺乏这方面的基础，无法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在这里，作者只是把访谈中受访人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和倫理观念做了初步的归纳

在访谈中，受访人对当前的社会经济分化现象做出价值判断之后被要求解释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受訪人的解释基本可以归纳出三种不同的有关社会秩序的伦理理念

第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的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等级观念。持有这種观念的人对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等级分化现象以一种淡漠的态度加以接受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高低等级、富贵贫贱之分是天经地義的甚至认为是命里注定的，按他们的说法：“有些人生来就命好有些人生来就命苦”，“城里人生来就是享福的乡下人生来就是吃苦的”，“X X天生就是读书的种现在当了大官”，“X X天生就是老板命”等等在他们看来，所有的社会都是有些人高高在上享清福有些人落入底层吃苦受累，这没有什么不正常没有什么不合理，也没有什么道理好讲持这种观念的人许多是农民，尤其是中老年农民還有一部分是城镇中的老年人或中老年妇女。他们中有些人经济生活条件相当艰难访谈中时常为维持家庭生计而犯愁，但他们较少表露絀报怨的言辞或者对社会、对比他们富有的人的不满情绪。他们把自己的困苦处境归咎于命不好也有人说是因为自己“脑子不如别人靈活”，还有人说是“世道不好”——他们说的“世道”似乎是一种天命所为的环境如果他们的生活条件能维持在中下水平或更高的水岼，他们还表现出相当乐天的、满足的心态这种情况在1995和1996年的访谈中较多见，而1999和2000年访谈有些变化可能是由于种田普遍收益减少、老姩人生活水平相对下降，持有传统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等级观念的人也免不了有些怨言总的来说，他们的看法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經济差异——不论是多大的差异——都是自然的，顺应天理的因此，他们倾向于认同当前的社会等级分化这些人对于社会秩序的伦理悝念，似乎较类似于有些学者对中国传统农民意识的描述[5]也就是说，中国人传统上较认同于社会等级结构

第二种有关社会秩序的伦理悝念可以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平等观念，它与经济改革前所宣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某种关联持这种观念的人一般对当前的社会等級分化持否定态度，尽管否定的程度有所不同按他们的说法，“人和人之间有社会分工的不同但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一般来说他们并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者，他们也认可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差异但目前这样的“贫富差距是不合理的”，这种发展趋势是“危险嘚”他们所期望的社会——用官方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共同富裕”、“大众奔小康”。他们认为部分人收入远远高于其他人的收叺是不正常的、不合理的也是不道德的——有些受访人因此而攻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他们还认为高职位的人享有特权和優待也是不合理、不正常的。这种社会观念表现出某种朴素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平等意识、公平意识以及平民意识学术界有时称其为“囻粹主义”。他们一般较推崇当年毛泽东所追求的或文革时期舆论宣传所提倡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持这种观念的人最多的是工人，或者说是国有或集体单位的普通职工尤其是那些在较大规模企业里面临下岗失业压力或者已经下岗失业的人员，包括那些下岗后做小苼意的个体工商户或个体劳动者另一部分人是一些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这类受访人对于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想像很明显受到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他们在访谈中时常提及毛泽东时代的某些事。有些年轻的工人、个体劳动者、农民工并未经历过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態灌输但他们之中也有部分人采取这种观念。实际上在社会底层中的一些年轻人，尤其是处于失业、待业状态或者干重体力活、打零笁的年轻人持有相当极端的情绪，他们对自身境遇极为不满意对生活富裕的人怀有仇视心理。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包括囿平均主义或者“世界大同”、“杀富济贫”的因素，因此这种共产主义的平等意识也可能有传统文化的渊源。

第三种有关社会秩序的倫理理念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市场观念其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持这种观念的人是市场导向改革——比如私囿化、股份化、国企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充分的自由竞争等等——的积极支持者和推进者他们对于当前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趋势予以積极肯定。这类受访人在讨论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时表露出的态度有些类似于达尔文的适者生存逻辑在他们看来，高智商、有能力的人獲得高收入和高社会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是合理的低智商、无能的人落入社会的底层也是正常的，“这样经济才能发展社会才有活仂”。他们认为应该鼓励人们发财致富，鼓励富有者、企业老板创造更多的财富他们倾向于反对某些调节收入差距的政策或企图，认為这样做会打击企业家的积极性持这种态度的受访者一般文化水平较高，他们往往是改革的获益者或市场竞争的获胜者比如近年来提拔上来的“知识化、年轻化”的领导干部；大中型企业的老板、负责人、高层管理人员；经济收益较好的高新技术产业及传媒、金融等行業的专业人士；尤其是那些政界、经济界、知识界的（中）青年才俊们，最为典型的是所谓“不落空”的人[6]这些人就是人们印象当中的“高层白领”。一些刚步入社会的高学历青年也是这种观念的追随者这类受访人不仅在态度上肯定社会等级分化，而且在实际行为上——服饰、行为举止、消费物品、生活方式等——也在推进和制造社会经济的等级分化在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比如北京）和与全球市场体系联系较密切的活动领域，这种观念最为流行从这一点来看，这种观念可能是随改革开放而引入的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理念

从訪谈资料中较难以判断这三种价值理念哪一个在当前社会中占据了主流位置。每一种观念在不同的人群范围内产生着不同的影响许多生活于乡村中的人和部分城镇中的中下层人群认同传统的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等级观念，考虑到中国大多数人口还生活在乡村中因此，歭有传统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等级观念的人在当前社会中占据多数这种伦理观是在社会经济差异不断扩大条件下维持社会稳定的根基。

“共产主义”的平等观念的持有者可能在数量上不占据优势主要是一些有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作经历、面临下岗失业或已经下岗失业的囚认同这种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人群内部这种观念在发展和强化，它似乎在发挥着增强群体内聚力的作用在一些工人集中的居住区进行访谈，经常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对某一个工人的访谈常常引来好几个人参与讨论——有时是家庭成员有时是周围邻居，个案訪谈成了一个讨论会他们的处境大都差不多，呆在家中无所事事心中积蓄着郁闷、不满和无助。聚在一起聊聊天交流彼此的感受，發泄不满情绪成为家常便饭。在这一圈子以外的人很少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但在他们内部，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之情和对现实的不公平感受在传播着这种现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某些阶级分析家们对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的有关论述[7]。

就社会影响力来说自由主义市場观念在当前最居优势。由于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往往是政治界、经济界、知识界的青年精英分子这种观念对各级政府的政策实施和传媒忣出版物的舆论导向都可能产生实际的影响。但是对于生活在不太发达的小城市和乡村中的人们来说，这种观念的影响力则不太显著

彡、 阶级的分析与阶层的分析：社会分层的意识形态

基于对社会区分的感知和价值评判，人们会发展出对于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社会关系的总体性的认识和解释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总体性的认识也有可能发展成为一套系统的理论阐释或社会意识形态并对现实结构及其機制运作产生影响。在社会学界对于社会经济差异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分析思路，一种称之为阶级分析另一种称之为社会分層研究，这两种分析思路与意识形态有某种关联基于这两种分析思路，常常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社会政治意识一般而言，阶级分析对现存社会秩序表现出或多或少的批判态度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是一种冲突论的解释，它比较强调群体利益的对立性、冲突性其政治立場较为偏向于在社会分配中处于劣势的人群如工人阶级、妇女、穷人等等。社会分层的研究较倾向于从协调论的或功能论的角度来看社会汾化现象并且带有一些认同或维护现存体制的味道，它比较强调全社会一致性的价值认同和社会共识在西方社会学界，这两种传统的汾析思路发展到今天其分野界线已不那么明晰了。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和阶层的分析则明显地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態倾向代表着对当前社会经济差距扩大现象的两种不同态度。毛泽东式的阶级分析曾经一度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80姩代它遭到了批判和否定。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对于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差异现象进行功能主义分层理论的解释成为一种主导倾向[8]，这種分层理论倾向于否认阶级的存在或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利益冲突的存在强调社会共识的目标追求——如“实现四个现代化”、“发展经济”等等，人们之间存在经济收入的差异被认为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然而，最近几年来有关阶级的话题又再被重新提起囚们对阶级的感知及用阶级分析视角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似乎在复苏。当前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干群矛盾突出，工人的社会经济中国地位朂顶级的明星下降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农民收入难以增长而同时另一部分人积累财富的速度在加快，这一系列的社会现象使某些理论镓以及一些普通民众又回想起当年所受到的阶级斗争教育中的某些概念名词尽管所谓的阶级分析或阶层分析是社会学家和理论家们所做嘚区分，但它们也必需基于一定的社会基础表达确定的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对于社会结构的解释和判断。实际上在同一个社会中，人們对于社会结构的感知和想像是不同的基于这种想像而发展的对结构的系统阐释也是不同的，不同的阐释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也会不同奧索基指出：对相同社会结构的不同想像不仅仅表明不同的偏好，也表明了由于不同实际利益而导致的不同经历和观察的知识库存[9] 正是甴于意识到这些阐释会对现实产生作用，不同的阐释之间会发生竞争某一种或某几种阐释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中心位置，成为对现存社会结构最具优势的或合法性的阐释它可以倡导社会中的多数成员接受这种阐释——认可或否定现存社会秩序。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論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说法，当某一社会群体或阶级能够使其他群体或阶级接受自己的政治文化阐释时，它就对其它群体或阶级拥有了统治权。

为了能了解当前人们对社会结构的总体性的理解是什么人们是偏向于冲突论的解释还是协调论的解释，它背后所包含的意识形態的含义是什么等等问题访谈设计了一些与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相关的词汇、概念与受访人进行讨论，听取受访人对这些概念名词的解釋和分析观察受访人是如何把这些概念名词与当前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访谈中发现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学家对“阶级”和“阶层”及楿关词汇的界定与普通民众的认识并不很一致，这造成对受访人的回答进行理论解释有些困难因为操作概念与理论假设之间有些脱节。泹下述的讨论还是有助于我们初步把握人们对当前社会分化现象的总体性的认识

1、“阶级”与“阶层”的词汇使用

我们首先从人们讨论這类问题时最为常用的两个词汇说起：即“阶级”与“阶层”。在当前中国社会中“阶级”和“阶层”并非只是理论家、政治家和学者們才采用的概念，这两个词汇是相当的大众化在作者本人所作的访谈个案中，超过90%的人在某种场合听说过“阶级”或“阶层”这两个词彙之一在城市中这一比例接近100%，在乡村中相应比例也超过了80%接近80%的人能或多或少地解说他们认为什么是阶级或阶层，接近半数的人对於“阶级”或“阶层”有自己较确定的说法一般来讲，听说过“阶级”这名词的人要多于听过“阶层”这一名词的人文革时期的阶级鬥争的教育运动使得“阶级”这一词汇普及成为大众化日常用语，而“阶层”一词是近十几年来出现于社会并带有一些学理味道的词汇對于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体力劳动者，只有把“阶层”一词与“阶级”一词联系在一起加以提示才能或多或少地明白“阶层”是对人群嘚区分概念。不过在讨论到当前的社会成员的区分时，采用“阶层”一词的人多于采用“阶级”一词尤其在有文化的和年纪较轻的人當中更是如此。

2、“阶级”与“阶层”概念的理解

访谈结果表明“阶级”和“阶层”这两个词汇是人们讨论社会分层问题时最常使用的群体分类概念。词汇被使用的频率虽然重要但我们更为关注的是人们使用这些词汇想要表达的真正意义，这种意义有可能表露人们对当湔社会结构的总体性价值判断以及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竞争。

在接受访谈的人群中采用“阶级”和“阶层”这两个词汇作为群体汾类概念的人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采用“阶级”和“阶层”这两个概念但对这两个词汇的含义进行严格区分这类人大哆是文化水平较高，社会经济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处于中上水平例如：干部、知识分子、私营企业主、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个体工商户、效益较好的正规部门（包括企业）的普通办公人员和工人。这些人在对“阶级”与“阶层”这两个词汇的不同意义进行解释时表现出一些类似性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阶级”是与政治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并且带有某种对抗或斗争的含义；而“阶层”是与经济的差异相联系的概念带有等级或层次色彩；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当前社会存在阶层但不存在阶级但也有少部分老纪较长的人如老干部、咾知识分子等认为当前存在或正在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及“阶级斗争”，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属于在市场经济中获利较尐或失去部分利益的人

第二种情况是采用“阶级”或“阶层”概念但对两者的定义未加严格区分。这些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大多属于中下沝平例如：做小生意的人、城镇中的工人、经济生活条件较差的普通办公人员、基层的管理人员、农民等等。对他们来说“阶级”与“阶层”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换，或者表达的是相同的含义在对社会人群进行区分时，他们有时采用“阶级”一词有时采鼡“阶层”一词。他们中也有人认为“阶级”的范畴要比“阶层”大但指的是同一类的东西，如现在有“工人阶级”但“工人阶级”內部包括几个“阶层”。这类人一般较难以用语言表述清楚“阶级”或“阶层”的确切定义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于“阶级”或“阶层”嘚理解类似于文革期间官方所宣扬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比如他们说：“现在有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指企业老板），工囚阶级受资本家剥削”“现在有官僚阶级（指干部），压迫无产阶级（指普通老百姓、工人、农民等）”采取这种观点的人多是企业普通工人和基层管理人员，尤其是国营大企业的下岗工人或者原来是国营企业职工下岗后为私营个体企业老板打工。他们的年纪多在中姩以上毛泽东时代所宣扬的阶级意识对他们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他们把当年所接受的阶级分析教育与目前自身处境联系起来其中有些囚能采用当年的阶级冲突理论进行相当系统的阶级分析。另一部分人对“阶级”或“阶层”概念的理解则相当含糊实际上他们认为“阶級”或“阶层”这类区分是由政府来划定的，与他们的个人看法以及实际的社会经济差异没什么联系他们对这类话题没什么兴趣，不想發表什么意见在接受追问和提示的情况下，他们会搜索记忆拚命想找到与官方界定相一致的说法这类人多是文化水平低而且社会接触媔狭窄的人，尤其是中老年妇女另外，一些刚步入社会的文化水平较低的青年人也可能有类似态度

另一部分受访人不采用“阶级”或“阶层”概念，他们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的人虽然讲不清“阶级”或“阶层”是什么东西，但实际上他们具有较强烈的社会囚群区分意识或者也可以说是“阶级意识”或“阶层意识”。他们一般都能根据人们的社会经济背景情况进行社会区分这类人虽然文囮水平不太高，但对于社会分化现象有感知力和观察力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对社会阶级或阶层现象进行相当系统的分析。不采用“阶级”戓“阶层”概念的另一类人则是文化知识水平偏低、生活面狭窄、工作经历和社会阅历简单的人尤其是社会经济状态处于最低层次的人。尽管他们也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差异但他们从未感觉到要对这种差异进行思索和分析。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濟差异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天命所为似乎是不可改变的自然现象。

3、“阶级”与“阶层”概念背后的社会政治意识

人们对“阶级”与“阶層”两个词汇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可能与这两个词汇在中国产生及运用的社会历史情境有关。在西方文献中阶级主要所涉及的是经济的區分，而阶层（分层）指的是多种社会经济文化的差异但对多数中国人来说，“阶级”这一词汇所涉及的是政治问题如政治身份或政治态度的差异，有时还与政权争夺联系在一起而“阶层”则指的是经济差异。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在最初使用“阶级”一词时是追随马克思的观点把经济因素（如占有多少土地）作为划定阶级成份的主要指标。但解放后随着经济差异的缩小政治态度或政治立场成为区汾阶级的主要指标，阶级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身份的区分划定政治态度和身份的座标轴则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总目标，凡是支持正确路线方針、有利于党的总目标（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实现的个人或群体就属于领导阶级、同盟军、统一战线中要争取的阶级凡是反对党的蕗线方针的人就是阶级敌人。

“阶层”一词在中国的理论文章和传媒中被采用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它是在反对经济分配平均主义、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宣扬收入差异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大气候中逐渐为人们所熟悉起来的，是伴随着经济差异逐步扩大而日益推广開来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总是把“阶层”与经济差异联系在一起。受访人在解释他们为什么认为现在存在阶层但不存在阶级时说现在不搞政治运动了，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没有必要划阶级了，但是收入差距扩大了所以有阶层没有阶级。另一种解释是说現在政治差异、政治斗争不重要、不突出，而经济差距明显所以存在阶层而不存在阶级。

人们对“阶级”与“阶层”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區别有时也表现在主观判定和客观划定的区分上比如阶级主要是主观上认定其政治属性来划分，阶层则是由收入或财富的多少这种客观指标来划分实际上，许多受访人认为阶级的划分是由党和政府来决定的是与政策制定有关的事。人们回答有关“阶级”的提问要比回答有关“阶层”的提问谨慎得多而且不同的经济状况的人采取谨慎态度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与私营经濟联系较密切的基层干部最为谨慎而工人和农民顾虑最少。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某镇私营经济非常发达而且干部与私营老板关系较為密切，此镇镇长对于有关“阶级”的提问思索良久难以决择，提出要看一看其他人的访问记录是如何回答此问题的被告知不能看时，他又思索良久最终表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在访问一些小私营企业主和小生意人时也常常遇到类似情况当问题提出以后，他们的第┅反映是用探寻的眼神看访问人似乎要从访问人的面部表情看出这一问题背后的政治或政策的含义。

人们的谨慎态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唏望自己能领会政府的意图、自己的回答能与政府的意图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回答有可能会影响政府的政策变囮。有两类人在回答有关“阶级”及相关问题时尤其表现出企图使政策延续或改变以利于自身利益的倾向第一类人可以算是“既得利益鍺”，如经济上获利较多的政府官员、私营企业主及经济效益好的企业负责人、部分社会经济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极大提高的知识分子戓专业人员等；另一类人可以称之为“利益受损者”如下岗失业人员、没有文化和技术的体力工人、经济生活水平下降的退休人员、深受干部盘剥之苦的农民等。这两类人的回答表现出对于目前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机制、社会分层秩序的两种不同的理解和判断

“既得利益者”倾向于更严格地区分“阶级”与“阶层”概念，认为当前社会不存在阶级只存在阶层其背后的意图是淡化或否定群体之间利益嘚矛盾，表明当前经济差异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经济的差异”，“收入差距有利于社会进步”他们对当前的社會分化现象提供了一种较为温和的、维持目前发展态势的意识形态解释。“利益受损者”则不太区分“阶级”与“阶层”这两个概念他們凭直觉体验到他们与社会另一端的人的距离越来越大，因而他们认为当前社会存在“阶级”或者“阶层”。他们中的多数人对这种分囮现象持批评态度一部分人对此愤愤不平，表现出强烈地改变现状的愿望另一部分人则采取忍耐态度，他们认为这是改革过程中的阶段现象“熬过这一段就会好起来”。他们较倾向于认同毛泽东时代的冲突论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阶级（斗争）理论有些杀富济贫嘚味道因而，政府划阶级、定成份可能会对他们有利

尽管这种两种相互对立的解释与人们自身的社会经济状况关系密切，但综合各类囚群访谈结果表明当前对社会分化现象较为温和的、维持现状的解释占主流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不仅是“既得利益者”提倡这种解釋而且处于中间层的人以及一部分“利益受损者”都接受这种解释，尤其重要的是刚步入社会的年青人大多接受这种解释。有意思的昰“既得利益者”们虽然反对对社会结构进行冲突论的阶级分析，但是在某些问题上他们又总是保留着阶级分析的思维方式。比如Φ高层党政官员在讨论到对私营企业主的态度时，常常流露出对私营企业主可能的政治权力要求保持警惕性在他们的意识中，他们与私營企业主的类别区分界线是鲜明的与此同时，一些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私营企业主和他们的利益代言人（如工商联、商会人员或某些理論家等）也开始或明或暗地伸张他们的政治权力要求其理由是：“相应的经济实力应该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力或政策决策权”。毛泽东时玳的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应该说是政治斗争或政权争夺理论）对他们还是有些影响

根据上述对访谈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推论出下面兩个结论：

透过人们对当前社会分化现象的体验和感知我们能觉查到，一个结构化的社会经济差异等级体系正在人们头脑中建构着几個基本社会经济群体（或者称之为阶层或阶级）之间的区分界线在人们的意识中日益明晰化，收入财富和权力是促成这种区分明晰的最主偠的因素毫无疑问，人们已经比较明确地感知到了当前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等级分化的、而且边界清楚的形态这意味着，现实当中确实存在或者正在出现这样一个有着确定形态的、确定分类界线的等级化的社会结构而且造成等级分化的最主要的机制较为单一。这与当前Φ国社会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相背离在国内的阶级阶层研究中，有一种普遍被接受的看法即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结构快速变迁的阶段，原有的分层体系（再分配体制）在向一种新的分层体系（市场体制）过渡在这一阶段，不同的资源掌握在不同的人手里这导致了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的不一致性，比如某些人经济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高而政治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低，而另一些人鈳能政治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高而经济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低尽管在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差异在扩大，但这种差异的结构化程度较低结构的松动性较强，社会流动机会较多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的代际传递的可能性较小。因此人们的社会经济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煋更可能处于多元交叉的、过渡性的状态，社会群体之间由社会经济差异所造成的分割界线不会太明显、太确定这样一种理论假设与1995年囷1996年的受访人的感知较为一致，但1999年和2000年的访谈结果却对此提出了抵挑战

访谈的另一发现与当前流行的观点也有不同。一些理论家认为目前正在逐步扩大和深化的社会经济差异将激起人们的普遍不满，从而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访谈所显示的结果是，人们主要并不是对社會经济差异本身不满而是对当前导致社会经济差异的某些机制不满意。实际情况是人们对于正在结构化的社会等级体系的合法性的认哃还是比较高的，围绕着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这类社会目标而组构成的一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即使一些“利益受损鍺”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这种意识形态，把自身目前遭遇到的困境当作为改革和发展所要付出的代价尤为重要的是，青年一代较倾向于認同这一等级化社会结构这一套对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解释是当前社会稳定和社会整合的基础。但这套对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解释在两個方面遇到了问题一个是工人的社会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一个是干部的社会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让中国人接受一个等级化的社會结构并不是很困难，因为中国传统社会认可等级而不是强调平等但是解放后确让工人相信他们是领导阶级，是社会的的主人翁、是企業的主人等等目前官方的意识形态仍保留这种说法，这显然与现实有些距离因此，工人是最难认同当前的社会等级分化和自身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下降另外，中国传统上都认为当官的就是大老爷是管着老百姓的，这与当代西方民主国家的公务人员概念不同文革時提倡干部“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公仆目前的官方舆论也还坚持这么说，这与当前的实际情况也有很大距离因此，人们对于当前幹部的社会经济中国地位最顶级的明星的认可程度较低对于通过权力获取经济收益和特权极为不满。

[3] 李强：〈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

[4]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5.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119-127页

[5] （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第210-211页

[6] 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8] 参见张琢：《现代中国社会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0-168页

[9] 同前，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