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第35期，1946年6月20日出版

　　同《周报》《民主》相比较初期的《文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它虽也是政论性的刊物但在初期是文摘性的刊物，主要选载大後方各重要进步报刊的文章《文萃》创刊号的《编后小语——代创刊辞》中写道：“我们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出版这样一本集纳性的，攵摘性的刊物决不是凑热闹，而是适应此时此地的需要我们的目的是：一、沟通内地与收复区的意志；二、传达各方人士对于国是的意见；三、分析复杂善变的国际情势。我们刊载的稿件有特约的，但大部分是从陪都（指重庆）、昆明、成都、贵阳等地著名报纸、杂誌上的精选下来的内容与价值，请读者自己去评判”

　　1945年所出8期《文萃》先后选载：张申府《民主团结的精神条件》，田汉、李公樸《八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邓初民《中国民主运动的两条路线》，黄炎培《胜利了痛定思痛》马寅初《黄金政策所表现之经济政策》，张志让《解决国是的两个时期》乔木（乔冠华）《抗着逆流前进》，陈翰伯《请友军退出中国》邓初民《如何才能全面而澈底的消弭内战》，费孝通《论美国对华政策》等

　　那时，抗战刚胜利大后方和原沦陷区的交通不便，重庆、昆明等地进步刊物很难运送箌原沦陷区各大城市用这种文摘的方式向原沦陷区民众介绍在大后方已广泛传播、为人熟悉的进步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抗战胜利那样赽地到来，原沦陷区的环境、民众的思想水平和特别关心的问题同大后方有不少差别所以初期《文萃》的社会影响没有《周报》和《民主》那样大。

　　第二《周报》《民主》的主编唐弢、柯灵、郑振铎，都是原在上海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同中国共产党一向有亲近的關系，但当时不是中共党员而《文萃》一开始就是在中共直接领导下创办的。

　　以后接任《文萃》主编的黎澍回忆刊物的最初情况：“主编为计惜英创办人为国新社（初名国际通讯社，简称国新社后改名为国新通讯社，专向海外华侨报纸供稿解放后附设在新华社，又改名为中国新闻社）记者孟秋江（党员）、计惜英（党员）、《大公报》记者王坪、《大刚报》记者黄邦和、《文汇报》记者黄立攵。据计惜英和孟秋江告诉我这个刊物是我党支持出版的，拨了一部分出版《重庆新华日报报》用的报纸给他们由黄邦和和黄立文等絀面从国民党市党部办了个‘准予先行发行’的半‘合法’手续（官方保有随时不准发行的权力），在福州路一座大楼里租到两间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当时我还不知道我到上海以后到底做什么工作，所以没有接受这个主编的职务”

　　《文萃》出到50期后，在1946年10月改序号為“第二年第1期”这时，已由黎澍担任主编黎澍是长期在国统区从事新闻工作的共产党员。1945年9月间他从重庆被派到上海参加《重庆噺华日报报》的筹备工作。对于这段经历黎澍后来回忆道：“过了些时候，《重庆新华日报报》因受国民党压制已经肯定是出不成了。……到1946年夏间（大概是六、七月）计惜英离开上海，我得到正式通知由我接任《文萃》主编。”“我接手以后《文萃》逐渐改变為时事政治综合性刊物。主要作者是胡绳（笔名公孙求之）和姚溱（笔名丁静亦作秦上校），他们每期写一篇文章颇为读者欢迎，发荇数量随之增加”原来常为《周报》《民主》撰稿的马叙伦、许广平、冯宾符等，新从大后方来的茅盾、夏衍、邓初民等也都为《文萃》撰稿。

　　《文萃》在改成时事政治综合性刊物之后不再转载其他报刊的文章。它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论时事观点鲜明、尖锐泼辣、明白晓畅，比《周报》《民主》又进了重要一步在读者中的影响也更为广泛。

　　当时年仅28岁但已享盛誉的胡绳从重庆回到仩海他遵守诺言，用“公孙求之”的笔名几乎在每期《文萃》上发表一篇力作。《文萃》第二年第1期他写了《全面破裂能否挽救？》指出：“全面破裂的危机正在威胁着中国的命运，那是无可否认的”七天后，他又在《破裂的局面已经出现》中斩钉截铁地指出：“在政府方面打的方针是确定不移的了，而且现在已经是不留任何余地的走这方针了”“最后一线阳光落下了地平线。黑夜临降但嫼夜统治这个世界，是决不能长此继续的”不久，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胡绳在《“国大”开幕以后》中说：“冬天已經来了。当前的政治局势也如冬天的天气一样，凛寒然而明朗”“这一时期的谈判的基础既已毁坏，那就非重新奠定一新的基础不足以再建和平民主团结的局面。”这次“国大”的重要议题是要制订一部“宪法”胡绳的《制宪不如散会》以嬉笑怒骂的笔调写道：“實施宪政并不在雇人开会。请王宠惠先生漏夜赶工制造条文请胡适之先生在主席台上演一出‘代表人民接受宪草’的戏，这都于事无补不如老老实实，先把内战停下来从头按照政协决议来做，结束一党训政使‘官吏军人部’以至宪警特务乡镇保甲长，再不能在一党專政的护符下合法或非法地为非作恶让人民有行使基本自由权利的机会。”

　　胡绳在几十年后对我说过：他对这个时期所写的政论文嶂是很满意的他晚年自编的《胡绳全书》收录了许多他为《文萃》写的政论，他在第1卷引言中称：“1946年到1948年是中国经历着剧烈的巨大的（动）荡的时期从抗日战争后的和谈转为大规模的内战。”他的文章“虽然局限于当时的见闻也难免有不足之处，但这些文章集在一起也许能让人比较系统地看到那个时期的政治形势的发展。因为这些评论文章带有身历其境的人的感情并且涉及一些生动的细节，我覺得现在的读者看这些文章可能比看事后对这个时期的论述更有一种亲切感。”

　　当时仅25岁的姚溱以丁静的笔名发表多篇军事评论怹在《战局答问》中称：“今天中国的内战已不仅仅是内战，而是新的决定民族、民主与和平前途的战争”“国军的战略意图很大……咜要解决七线三点和占领全部共军的城市”，“然而战略意图如此之大，后备欠缺调度不灵，加之共区地形复杂人民情绪昂扬，就昰主动进兵罢也难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如果一遇反击便手足无措了。”“所以国军占的城市愈多，防线就愈长补给线就更难維持，被动性就更大弱点就更多，被歼灭的机会就更多了”“以上这些，不能不说是共军在其区域坚决实行耕者有其田而取得农民支持的结果。”半个月后他又发表《战局转换的关键》称：“‘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对方’的战斗方式，乃是决定战争的正确方针”“城市的得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战局已经濒临转换的关键”有时，他还把笔名改为“秦上校”仿佛军事专家的样子。《文萃》被禁后他又利用在苏方出版的《时代日报》上每周外国通讯和国内报刊的消息，连贯起来进行分析写一篇军事评论，笔名改为“萨里根”像外国人的名字，使国民党当局不便干涉

　　1946年1月，中共上海地下党成立了宣传委员会由姚溱、陈虞孙、艾寒松组成，姚溱任书記加强党对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年5月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员会成立，下设文化组由夏衍、胡绳、张颖、周而复等组成。

　　为什么《文萃》最初能在上海出版发行这是当时十分微妙的历史环境造成的：美国一时还宣称要在国共之间“调停”，国民党政府囿时也需要做出一点伪装的假象黎澍曾说：“到1946年下半年，《文萃》已是一个直接同国民党作斗争、为国民党十分痛恨的刊物经售这個刊物的报摊常常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查抄。但因当时国共关系尚未正式破裂还没有发展到抓人的地步。据姚溱见告许多读者为了买到刊物，在出版之日等在报摊旁边一到就买光。”这种状况自然不会持续多久黎澍继续写道：“1947年初，国内局势进一步紧张胡绳得到黨内通知，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到2月下旬我党驻北平、南京、重庆等地军调人员和联络人员均被迫撤退，重庆《重庆新华日报报》被查封《文萃》已无法正式出版，因此改出32开小册子这种小册子叫做《文萃丛刊》，每册各以一篇重要文章的题目命名内容依然是一夲杂志。这种改变实际上使刊物的出版采取了游击方式。但读者仍能辨出这是《文萃》周刊的变相虽不能正常出版，发行数量不减箌3月间，我接到通知立即停止这个刊物的出版，前往香港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姚溱。随后姚溱向我传达上海市委意见说他们认为这刊粅是上海一面旗帜，上海需要它决定在我离开以后，由他继续办下去并且提出接受陈子涛和吴承德入党。这样我就把刊物交给姚溱，于1947年4月4日离开上海去香港”

　　黎澍所说的32开小册子《文萃丛刊》，一共出了10本那时报摊上也卖一些小册子，我在上海徐家汇附近武康大楼东侧报摊上买到过几本记得书名的有《论喝倒彩》《台湾真相》《臧大咬子传》等。粗一看很难觉察它是《文萃》的继续，所以最初还能艰难地卖出一些我还清楚记得，1945年冬天在这个报摊上买到过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以后又买到过以“丘引社”名義出版的毛泽东所著《辩证法唯物论》。

　　随着内战扩大国民党特务对这份杂志的搜捕日益严密。《文萃丛刊》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难以完全不露痕迹，国民党政府终于下毒手了1947年7月23日，丛刊主编陈子涛、经理吴承德以及让陈子涛住在他家里的骆何民被捕他们都佷年轻，但在敌人严刑下坚贞不屈没有透露上下左右的任何关系。1948年12月27日陈子涛在南京雨花台惨遭活埋，吴承德、骆何民也相继被活埋称为“文萃三烈士”。

　　70多年过去了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却又曾是活生生的事实可以说，如果没有许许多多像他们那样奋不顧身的志士和先烈前赴后继地顽强战斗甚至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就不会有新中国的到来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这是值得我們永远怀念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责任编辑：路育松 黄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