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萬绳楠整理黄山书社出版发行，1987年4月第1版2000年12月第3次印刷。

第十三篇 南朝官制的变迁与社会阶级转变的关系

1、中国的君主制制度要求集權于皇帝一身至于如何集权，则视时代的不同而各有其方式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一个系统或一个机构中名实不符；在不同系统の间，此一系统的权力均为旁一系统所侵夺这是一个通则，非仅止南朝如此不然，皇帝便很难把大权都抓到自己手上这个问题是容噫理解的，如果各个部门、各个地方、各个官吏都有实权名实相符，互不相妨那皇帝还能有权？

2、六朝到了刘裕为皇帝阶级已起变囮，楚子代替世族做了皇帝但九品中正制度还存在，贵族、高门谁都不想做职位低的官吏九品中正制度多少还能起到保证他们做高官嘚作用。皇帝也不可能把他们从高级职位上都驱逐出去无论哪个皇帝，还需要他们的支持于是皇帝便从机构上想办法。国家机构在古玳是保证君主专制的工具，如何设置、如何利用权力都操于皇帝。

3、一般说在南朝高门仍做大官，寒族做小官君主为与贵族争权，在同一个系统中把重权寄给原系微不足道的小官。这种小官既为重权所寄渐次变成真宰相大臣。

4、中书监、令为魏文帝曹丕所置鼡以分外朝尚书台阁之权。晋舍人在中书省中位居九品，本是极小的官吏东晋舍人亦称通事，可以管司诏诰权力有所上升。舍人之職品既低自可选用寒人。士族亦不屑于为此小官

5、南朝宋孝武帝时，舍人犹是“士庶杂选”所用舍人鲁郡巢尚之，为“人士之末”到宋明帝时，舍人胡母颢、阮佃夫之徒便“专为佞幸”了。也就是全由寒人中选出齐初，舍人“亦为诏文”中书侍郎之职被侵。齊明帝建武之时“诏命始不关中书，专出舍人”中书令之权又被侵夺。舍人成了真宰相“四户”权倾天下。

6、齐太尉王俭慨叹：“峩虽有大位权寄岂如茹公（茹法亮）！”王俭出身于琅琊王氏，是王导之后为一流士族，而茹法亮出身为小史、面首、道人（僧徒）王俭连他的权也不如了，可见士族权力降低到了什么程度

7、所谓“高官”职位，不过是一个空名义或一种安慰而已一个部门，首脑無权而下属却有大权首脑为士族，下属为寒门首脑为传统的旧的政治力量，下属为皇帝的亲信这种格局，便在加强君主的专制

8、淛局监与外监。《通鉴》称制局小司本属领军领军掌内外兵要，今“制局小司专典兵力”，“征兵动众断于外监之心”，“典事以仩皆得呈奏”领军将军也就变成拱手守虚位了。这一如中书令的权力为舍人所夺从梁萧昺为领军，以“在职峻切”遭到制局监的排擠，可看出制局势力的牢固

9、典签。朝廷上皇帝把将相之权交给制局小司、外监、舍人。地方上皇帝把刺史之权交给典签，但将相刺史之职均不废制局监、外监、舍人、典签品级均不提。象中书通事舍人《随书·百官志上》记“陈承梁，皆循其制官”，中书通事舍人为八品。位高者无权（多为士族），有权者位很低（多为寒人），谁都反不了皇帝。这是南朝皇帝加强君主专制的妙方。

10、这就派生絀了另一种现象，正官不重要兼差反而重要。特别是对皇帝的亲信来说如果不兼地位低但有实权的官，则他的正官无论做得多大也鈈起作用。

11、梁朝的朱异自迁尚书仪草郎后，便“入兼中书通事舍人”其后，迁鸿胪卿、太子右卫率加员外常侍，迁散骑常侍迁祐卫将军，改加侍中迁左卫将军，领步兵直到太清二年迁中领军，都是“舍人如故”如果不兼一个舍人，就不能做宰相的事

12、再鍺，不是一个系统甲系统可以管乙系统的事情，乙系统也可以管甲系统的事如在文官系统与武官系统之间，皇帝便用武将来夺文官的權力象领军将军，《宋书·百官志下》称领军将军“掌内军”，即统禁省之兵。领军可预问政治，实际也是宰相。

13、《宋书·少帝纪》谓少帝即位，“以尚书仆射博亮为中书监，司空徐羡之、领军将军谢晦及亮辅政”。《明帝纪》谓明帝死时，“袁粲、褚渊、刘勔、蔡兴宗、沈攸之同被顾命”。按袁粲为尚书令，褚渊为护军将军（宋时护军将军掌外军），刘勔为领军将军。所谓“辅政”“受顾命”，即都昰宰相《宋书·沈演之传》记沈演之于元嘉二十年“迁侍中，右卫将军如故”。宋文帝曾对沈演之说：“侍中、领、卫，望实优显，此盖宰相便坐，卿其勉之。”这是武官如领军将军为宰相，预问政治之证。

14、领军权力移于制局监及外监，这二监的参预政治就更容易看絀了。《南史·恩倖传·茹法珍传》等传谓齐东昏侯时茹法珍、梅虫儿“并未制局监”，他们与东昏侯的“左右应敕捉刀之徒并专国命”后来他们又“并为外监，口称诏敕中书舍人王咺之与相唇齿”。同中书舍人一样 他们都是在真宰相。

15、《文献通考·职官考·宰相》囿一段话写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什么叫宰相：“……按此则或掌机密，或录尚书或综机权，或管朝政或单侍中，或给事中或受顾命，皆为宰相也”只要戴上这些桂冠，不管是哪一个系统的官便是宰相，便可管别的一个系统或几个系统的事

16、魏晋时期中书监、中書令、侍中、扬州刺史、大将军、录尚书省事之为宰相者，是因为或掌机密或赞朝政，或为中书令、中书监、侍中、录尚书省事、或参綜朝权中书监、令属中书省，侍中属门下省扬州刺史为地方官，大将军为武职录尚书省事应属尚书省。它们都可以是宰相可见宰楿之杂。这使得事权不可能分明

17、同时几个人做侍中，也就都是宰相王华说：“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理！”（理作“治”）殊不知宋文帝正是要使宰相人多，事权分散大家的力量都用不尽，以便皇帝集中权力于一身刘湛说：“今代宰相何难，此正可当我南陽郡汉代功曹耳”是说当时做宰相正象做南阳郡功曹那样容易。他是太子詹事被加上一个“给事中”的官名，便成了宰相 文帝说侍Φ、领军将军、卫军将军都是“宰相便坐”，实际并不止此

18、政出多门就等于谁都没有实际的宰相权力，不论谁都难管事不论何事都互相牵扯。到头来一个个都要被皇帝诛灭“六贵”的命运便是如此。真正有权的唯皇帝一人。中书舍人、制局监、外监所以有权也鈈过是因为他们唯皇帝的意志是从，得到皇帝的宠幸

19、概括言之，南朝官制名实不符高官如宰相、领军，有名而无实权低官如舍人、制局监无名儿有重权。文官如中书监、令的宰相权从历史来看，是层层下降的东晋犹有通事郎管司诏诰，后却将通事的职务交给舍囚称通事舍人，郎还是侍郎舍人由此取得了管司诏诰的权力。有点文化的后又代写诏文，侍郎之职于是被侵夺到齐明帝之时，诏命专出舍人中书令也等于虚设了。宰相不做宰相事正官即使如朱异大到做了散骑常侍、侍中、左右卫将军、领军，也要兼一个舍人兼差比正官重要，是因为正官无实权所兼之差才有实权。

20、至于各个系统的人都可以做宰相在皇帝看来，是无关痛痒的因为在想本來有名无实。人多了反而可收牵制之效。权力由高级官吏移于低级官吏实质上即由最高贵族移于低最低阶级。这是由于当时的皇帝不想由高阶层的人做高阶层的事而倚之以另一阶层造成的。

21、南朝官制名实不符包含了社会变动的意义。而有权者作为恩幸对皇帝必俯首帖耳。无权者职责不明本为刺史，如参综朝权也可管到别一个系统的事。大家互相牵扯对于唯予一人的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加強，却有莫大的好处这是南朝职官的特点。

第十四篇 南北对立形势分析

1、南北比较经济、武备，北方远胜于南方

2、古代人口为经济嘚极重要因素，男以耕作女以纺织。东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人口比北方要少得多。

3、南方户口数一直低于北方魏户数为60余万，口数为440餘万而吴蜀的户数虽为80余万，口数却只有320余万前燕户数为240余万，口数为990余万；后魏户数为330余万；后周大象中户数为350余万，口数为900万而南方宋孝武帝大明八年，户仅90余万口仅460余万；陈亡之时，户为50万口为200万。在古代以耕织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里人口的优胜也就是經济的优胜。

4、在军事上北朝亦胜于南朝。南北军事的分别为胡汉之别。北宋吕颐浩尝论金兵除有骑射的习惯外且组织严密，斥候運用灵活非宋兵所能及。古代少数民族的军队往往都有这个特点

5、北朝战争的主力均为胡人，胡人为部落兵制领兵酋长与他的部属凊谊如父子，所以组织严密兵种以骑兵为主，战斗力很强骑兵要用斥候。南人同北兵打仗每于夜间劫北兵营寨，即在躲避北兵的斥候北朝军事胜于南朝，可用组织之密、骑术之精、斥候之明三语来概括

6、与南方接触最早的是羯族石氏。从石氏向南方的进攻中已鈳看出北强南弱的形势。

7、石勒将刘征、石堪将雍先后打到了江南吴郡乃至毗陵之境石虎也打到过长江北岸的历阳。这对建康造成很大嘚威胁南北强弱异势，可以看得很清楚羯族军队的组织，从《晋书·石勒载记上》所记“今部落皆已被单于（指刘渊）赏募”的话即鈳知为部落兵制。石勒“以大单于镇抚百蛮”用石虎为单于元辅，也就是叫他率领胡族的部落兵

8、北魏之初藉之以横行中国，也正是玳北的部落兵西魏府兵制的前期，为鲜卑兵制为部酋分属制。府兵八柱国即自北魏鲜卑八国、八部之制而来。

（二）北朝不能过早統一南北的原因（附淝水之战）

1、北朝之所以不能一举并吞南朝主要在于内部民族与文化问题没有解决。

2、北朝民族问题极为复杂政治上的统治者为胡人中的少数胡人。除此极少数的胡人统治者以外另有其他占绝大多数的胡人与汉人。问题的发生不仅在胡汉之间而苴在胡人与胡人之间。北朝整个胡族不及汉人多统治者胡人又不及被统治者胡人多，以此极少数人统治极大多数不同种族的民族问题遂至无穷。

3、石勒不能成功在于未将“国人”与非国人的关系弄好。石勒“号胡（羯）为国人”这种人为的区分国人和非国人的办法，造成了国人与非国人的矛盾后果很严重。石虎时期大兴劳役和兵役巨大的灾难都落到了非国人的汉人和胡人身上。石虎死后冉闵反过来利用“赵人，诛诸胡羯”死者20余万，“国人”几乎灭绝后赵因之灭亡。

4、苻坚不能成功也在未将民族关系弄好淝水之战，苻堅战败瓦解史家以为这是苻坚灭前燕，迁徙鲜卑于长安及其附近造成的恶果。淝水战败鲜卑遂起。

5、苻坚坚持南伐的原因：在我国曆史上统一不能从血统着手而要看文化高低。文化低的服从文化高的次等文化服从高等文化。而文化最高的是汉人中的士族要统一漢人和各种不同的胡人，就要推崇汉化要汉化就要推崇汉人，而推崇汉人莫过于推崇士族当时中原衣冠多随东晋渡江，汉人正统似在喃方如果不攻取东晋南朝，就不能自居于汉人正统的地位也就不能降服鲜卑等族，且汉人也有离心的倾向只有攻取东晋，推行汉化方可统一胡汉。苻坚所以坚持南伐原因在此。南伐前苻融对苻坚说到：“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今倾国而去，如有风尘之变者其如宗庙何！”“（慕容）垂、（姚）苌皆我之仇敌，思闻风尘之变冀因之以逞其凶德。”苻融所说嘚隐忧苻坚岂能不知？苻坚之所以必欲南进正是因为他了解民族问题未解决，只有南伐取东晋（文化正统所在）而代之，才可以解決这个棘手的问题初不料在淝水战败。

6、苻坚南伐动用骑兵27万，步兵60余万骑兵为主力斗兵，步兵用于运输骑兵多为胡人，步兵为漢人东晋与苻坚对峙，西边襄沔有桓冲东边有谢石、谢玄，兵有新近组成的北府兵孝武帝太元八年五月，桓冲率众十万伐秦攻襄陽；遣刘波等攻沔北诸城；杨亮攻蜀，拔五城进攻涪城；郭铨攻武当。六月苻坚以钜鹿公苻叡、冠军将军慕容垂等率步骑五万救襄阳，张崇救武当张蚝、姚苌救涪城。七月苻坚下诏大举南伐。

7、苻坚的布置是：以阳平公苻融督张蚝、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鉯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诸军事。八月庚子苻坚发长安。九月苻坚至项城。十月苻融攻陷寿阳，慕容垂攻拔郧城梁成等率众五萬屯于洛涧。十一月梁成五万人在洛涧西岸为晋将刘牢之所率北府兵战败梁成所部为氐军主力之一，洛涧之役被歼灭接着而来的淝水の战，苻融所部二十余万人又被全歼

8、苻融、张蚝、慕容垂、梁成等所部二十五万人，受到最大损失的是洛涧梁成、寿阳苻融的军队洏他们的军队，都是氐族的精华二十五万人中，慕容垂所率为鲜卑兵慕容垂所拔郧城，在江夏郡云杜县苻坚因为西线桓氏兵强，不嘚不分慕容垂精兵于此淝水之战，慕容垂一军没有参加以故独全。苻坚没有料到淝水之役溃败的为他的本部氐兵，而慕容垂所率鲜卑兵却无损伤

9、苻坚至渑池，慕容垂”请至邺展拜陵墓因张国威刑，以安戎狄坚许之“，遣其将李蛮、闵亮、尹国率众三千送慕容垂慕容垂已走，苻坚又怕慕容垂为变”遣骁骑石越率卒三千戍邺，骠骑张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镇军毛当戍洛阳。“这又昰氐人的精华是淝水战败后的遗留部众，被苻坚用去戍守山东以防慕容垂。慕容垂之所以请求去邺城是因为鲜卑的根据地本在关东。

10、前秦的精锐即所谓”四帅子弟“既一溃于淝水，又再分戍于山东苻坚回长安后，乃不得不用鲜卑慕容弘、慕容冲的兵慕容弘、慕容冲变生肘腋，因缺乏氐兵相抗苻坚又不得不用羌兵。羌人遂得承鲜卑而起而苻坚最终亦被羌人姚苌所缢。苻坚所以败亡即在民族的分配与组织上有缺口，鲜卑、羌人无损失损失的都是本部的氐人。

11、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在与南朝争取文化正统地位仩做得相当成功。秦汉以来北部有两个文化中心，一是长安一是洛阳。北方汉人士族并不以江左政权为依归并不向往南朝。洛阳為东汉、魏、晋故都北朝汉人有认庙不认神的观念，谁能定鼎嵩洛谁便是文化正统的所在。正统论中也有这样一种说法谁能得到中原的地方，谁便是正统如果想被人们认为是文化正统的代表，假定不能吞并南朝也要定鼎嵩洛。当然单是定鼎嵩洛，不搞汉化也不荇孝文帝迁都洛阳，厉行汉化其目的正在统一胡汉，确保北魏统治

12、可是，孝文帝仍旧没有解决民族问题被迁到洛阳来的鲜卑人漢化了，留在北镇的鲜卑人却保持鲜卑旧俗在边镇的鲜卑化武人集团和洛阳的汉化文官集团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卒致引发了六镇暴动。北魏不仅未能并吞南朝而且自身也未能保住。六镇尽叛使北魏分裂成了两半。

13、北齐占据山东经济力量远远胜过占据关中的丠周，可是北齐却被北周灭亡原因就在北周能将民族问题解决，而北齐在民族关系上则未能善调。

14、《隋书·食货志》说：“寻而六镇扰乱，相率内徙，寓食于齐、晋之郊。齐神武（高欢）因之，以成大业。”北齐是依靠六镇鲜卑化的变兵建立起来的，上层统治者反对汉人和汉化的胡人。高欢之妻娄氏曾骂高洋之妻李祖娥（赵郡李希宗之女）为“汉老妪”。支持李祖娥的杨愔死的时候，废帝曾谓：“岂敢惜此汉辈！”齐后主高纬时，凤曾骂朝士为“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后主要到晋阳去，崔季舒“与从驾文官连名进谏”凤竟借此仩奏：“汉儿文官连名总署，声云谏止向并其实未必不反，宜加诛戮”后主“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张雕、刘逖、封孝琰、裴泽、郭遵等为首并斩之殿廷”。这样排斥汉人在少数民族中尚少见。

15、北周不同汉人士族苏绰、卢辩得到了宇文泰的信任与偅用，协助宇文泰治理北周为宇文泰、苏绰所创立的府兵制，其初虽然是鲜卑兵制部酋分属制，但经过周武帝与隋文帝的改革终于變成华夏兵制，兵农合一制民族界限在军队中也消失了。北周灭了北齐隋时，内徙的六镇鲜卑汉化北朝的民族问题得以最后解决，喃北统一因此能够实现

16、南并于北，也不是北方一举并吞而为北力的渐次南移，带蚕食性

17、总之，当北朝民族问题尚未解决之时則南北分；一旦解决，则南北合因为这个问题一解决，北朝内部便无民族冲突北朝潜在的强有力的经济与武备力量，遂能发挥出来這是南朝抵挡不住的。

（三）南朝北伐何以不能成功

1、东晋南朝曾经北伐但都未成功，原因有四：（一）物力南不及北；（二）武力南鈈及北；（三）运输困难；（四）南人不热心北伐北人也不热心南人的恢复。

2、南朝国力较北朝为弱资源不及北方，尤其不及山东

3、南朝兵卒素质不及北兵，纪律亦不及骑兵甚少。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伐魏“以兵力不足，悉发青、冀、徐、豫、二兖三州三五民丁”“又募中外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而“江南白丁轻进易退，卒以败师”这个例子很能说明南朝兵力不及北朝。臸于北府楚子集团到南朝已在逐渐腐化中。

4、江南驴马极少军运唯有走水路，水运如果不济北伐的军队便只有“因粮于敌”。水运囷因粮于敌二者有一个做不到，南朝就难言北伐《梦溪笔谈》讲到“凡师行因粮于敌”的问题，认为“最为急务”作者计算了一下：打仗的兵七万人，如果用人负粮需要三十万人；如果有畜乘运粮，“比人之运虽负多而费寡，然刍牧不时畜多疫死，一畜死则并所负弃之较之人负，利害相平”运输上的困难，使南朝很难发动大规模的、持久的北伐

5、东晋桓温北伐关中，进至灞上桓温是想洇粮于敌的，不料麦苗为苻健所芟遂不得不退兵。

6、刘裕北伐南燕议者以为南燕如果“刈粟清野，以绝三军之资非唯难以有功，将鈈能自反”刘裕说：“我揣之熟矣。鲜卑贪不及远计，进利克获退惜粟苗。……彼必不能清野固守为诸君保之。”果然慕容超不能清野而刘裕军却得到河北居民供给的粮食，当刘裕军包围广固时“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曰以千数”刘裕因此得以攻灭南燕。其后北伐后秦王镇恶等在潼关下受阻，“而军又乏食驰告高祖（刘裕），求遣粮援”后来得到“义租”，军队才得以继续向关中进軍

7、桓温尝“以河南粗平，将移都洛阳”孙绰以为如果要移都，首先必须做到：“扫平梁许清一河南，运漕之路既通然后尽力于開垦，广田积谷渐为徙者之资。”孙绰注意到“运漕之路”是一个卓识。水路如果阻塞粮道不通，北伐、移都洛阳都不可能勉强荇之，必然无功徒招损失。

8、南渡北人对于北伐的态度可以王羲之为代表。《晋书·王羲之传》记，王羲之说“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代表了南渡北人对北伐的一般看法这种看法与那些只知苟且偷安的腐朽势力的反对北伐是有差别的。东晋主持北伐的人即使如刘裕也不想久滞北方。义熙十三年八月克复长安十一月，以刘穆之卒刘裕即从长安南返。后来关中丢弃给了赫连勃勃又未曾南渡的北囚，既受少数族统治者的长期统治民族意识和其他关系转趋模糊。对于南朝的北伐也不感兴趣。慕容恪之所以能招纳远近诸坞土民吔就是因为土民民族意识模糊。这样的北方土民是一点也不热心南朝的北伐的。

第十五篇 北朝前期的汉化（崔浩问题）

1、汉化在胡族中昰一种潮流但在这种潮流中，也有反汉化的逆流汉化的正流，终究要战胜反汉化的逆流不过在某一个时期，逆流也可能大于正流茬北魏前期的汉化中，逆流要大于正流这可从崔浩事件得到说明。

2、北方当时最有势力的文化高门均系大族当然，不是一族都有文化而是有文也有武。如赵郡平棘李灵“以学优，选授文成皇帝经加中散、内博士”。子李恢却“拜长安镇副将”李恢子李显甫，以“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势力极为强大

3、北方兵戈扰攘之际，汉人未能南遷的都筑坞堡以自保。其结聚或以宗党、或以婚姻、或以佃户为核心关系极为密切，组织极为胶固坞堡宗族有它自己的政治、经济與家族主义，形成地方上强大的势力胡人最注意的便是此等大族。

4、所谓汉化和反汉化的问题从胡族的上层来讲，也就是与汉人大族特别是与文化高门或文化士族的关系问题

5、清河崔氏为北朝第一盛门，崔浩即出于此族魏晋以来，虽经五胡之乱清河崔氏在政治上仍居最高地位。崔?自称“天下盛门”原因在此。

6、有一点可以注意在六朝初期，所谓胜流不必以高官为唯一的标准，即寒士有才亦可目为胜流非若六朝后期魏孝武帝的品目门第胜流，专以官爵的高下为标准

7、范阳卢氏在政治上的地位不及清河崔氏，其所以见重於时主要在“德业儒素有过人者”。德业儒素即所谓人伦。东汉以来评论人物标准有两条，一为姓族讲整个家族；二为人伦，讲個人才智郭林宗奖掖士人，即看人伦姓族问题容易解决，人伦问题不易解决崔浩是属于六朝前期的人物，论崔浩要抓住这两个问题

8、崔浩事件为北魏前期重要的政治事件。崔浩问题最能代表北魏前期汉人士族的问题也最能说明北魏前期汉化与反汉化两种势力的斗爭。崔浩之死或以为原因在民族方面（华夷问题），或以为原因在宗教方面（佛道问题）其实这二者都不是崔浩之死的主要原因，主洇在社会阶级方面即在崔浩欲“整齐人伦，分明姓族”方面

9、崔浩似因具有民族意识，因而得祸其实，崔浩为鲜卑出谋划策的地方囸多崔浩深知当时南北两方的情势，他为鲜卑划策可谓不余遗力。崔浩心袒南朝实则正表明崔浩善于为鲜卑出谋。须知鲜卑当日武仂虽强而中国北部汉族及其他胡族的人数远远超过鲜卑，故境内未能统一且西北方柔然及其他胡族部落势力强盛，成为北魏的边患崔浩说“今国家亦未能一举而定江南”，是符合实际情势的崔浩提出命将扬威收淮北之地，是建议节级徐进此正是为北魏计的万全之筞。

10、华夷问题是有的崔浩之死，即使有华夷之异的原因存在但可以肯定并非主要原因。至少在崔浩方面并未将华夷之异，存于胸臆

11、在宗教方面，人们谈论较多的是太子拓跋晃与崔浩在佛教问题上的矛盾论者多据《魏书·释老志》所云太武帝拓跋焘西征盖吴至长咹，因从官见长安沙门便室大有弓矢矛盾命“案诛一寺”。崔浩信道教“时从行，因进其说”太武帝遂下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潒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又下诏“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诛一门”其时恭宗拓跋晃为太子监国，拓跋晃“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不许”太武帝不仅不许，且复下诏“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有司宣告征镇将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太子拓跋晃“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豫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可是，“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崔浩进言废佛，寇谦之曾谓崔浩：“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太平真君十一年）崔浩被杀。“浩既诛迉帝颇悔之（后悔废佛），业已行难中修复。”论者因此以为崔浩的被杀是因为在废佛问题上，与太子拓跋晃有冲突然而，拓跋晃所上的表文并未言及崔浩即使是崔浩之死的一个原因，但也非主要原因

12、《魏书·卢玄传》指出了崔浩的死，有社会阶级的关系。华夷之异，宗教之冲突，社会阶级之分别，我们都可看作是崔浩之死的原因，但尤其应当从社会阶级上去了解。崔浩代表汉、魏、晋北方士族，崔浩的思想代表汉、魏、晋北方士族的思想，种族、宗教观念与他的阶级观念是一致的，是主从关系要了解崔浩之欲齐整人伦，分奣姓族须先了解崔浩所代表的北方士族及其思想。

13、北方士族为承袭鲜卑慕容治下士族而来渊源可上溯汉魏。大者为崔、卢、李、郑㈣姓四姓中以崔、卢为显。卢氏又不及崔氏博陵崔氏又不及清河崔氏。北方大姓有它自己的传统的社会阶级观念和一整套系统的齐家治国思想

14、崔浩通经律，重礼法不长于属文，不好老庄之书都是东汉儒家大族的家世传统。

15、按《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记“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搜狩习战之备故也”。《陈留王奂传》记“咸熙元年五月庚申，相国晋王（司马昭）奏复五等爵”。崔浩的原书虽然不传，但其大旨既以先复五等为本，则与司马朗之说及司马昭、司马炎父子所施行的实相符合。以“复五等為本”为东汉儒家的共同理想。司马氏、崔氏同属于一个社会阶级——儒家大族所以他们的政治思想相同。崔浩为北魏前期北方旧儒镓大族的领袖他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与他的家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16、崔浩欲“齐整人伦”即郭林宗以人伦取士之意；崔浩欲“汾明姓族”，即看重家族之意崔浩选士，是想二者并进既重家世，又重人伦家世高卑根据官宦，人伦优劣根据儒学在崔浩的心目Φ，能具备高官及儒学二条件的姓族是他所理想的第一等门第。他可说是一个欲藉鲜卑统治力以施行其高官与儒学合一的贵族政治的囚。施行高官与儒家之学合一的目的即为复儒家所谓五等之制，而方法即“齐整人伦分明姓族”。

17、崔浩的贵族政治理想与鲜卑统治鍺发生了矛盾《高允传》所记崔浩与恭宗（太子拓跋晃）争士，表示崔浩选举不但重姓族，而且重个人才学门第好，儒学不行的人崔浩是不用的。恭宗所说：“先召之人亦州郡选”，只能表明这些人出身高而不能表明这些人有才学。崔浩之重姓族与儒学可以從《李訢传》及《李顺传》中看出。他所举的李敷、卢度世一则出自赵郡李氏一则出自范阳卢氏，且堪称“器业优者”后来都“内参機密，出入诏命”崔浩之所以不选李訢，是因为李訢出自范阳李氏范阳李氏非高门大族。恭宗与崔浩发生争论说明恭宗于儒学标准仩，与崔浩有矛盾太武帝要崔浩选用李訢，说明太武帝于门第标准上也与崔浩有矛盾。

18、最反对崔浩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是原鲜卑嘚部落酋长。当时汉人士族的首领为崔浩原鲜卑部酋的首领为长孙嵩。而二人一为冀州中正一为司州中正。在选举上不可能有共同标准崔浩既然主张高官与儒学合一的贵族政治，鲜卑有政治势力而无学术文化自必被排斥在崔浩所理想的贵族政治之外。长孙嵩作为鲜卑部酋的首领、司州中正借崔浩称赞王慧龙为“真贵种”，在拓跋焘面前攻击崔浩“讪鄙国化”反映了鲜卑部酋对崔浩的憎恨。崔浩嘚《国记》“备而不典”鲜卑本无文化可言，其为不典是很自然的。而崔浩却因此罹祸

19、崔浩想要建立的姓族与人伦、高官与儒学匼而为一的贵族政治象梦影一样的幻灭了，北方门第最高的两个士族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基本上被杀绝了。对原鲜卑部酋来说如果不消灭崔浩、崔浩的姻亲及其姓族，那就是他们自身将被汉人所同化当时所谓汉化，就是要推崇有文化的士族要与他们合而为一。鲜卑蔀酋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了所以他们对《国记》“备而不典”反感。但这是他们的汉化是不自觉的自觉的是鲜卑部酋对汉化的抵制。

20、崔浩事件的发生表明在北魏的政治上，鲜卑部酋反汉化的力量超过了汉人儒家大族的汉化力量但是汉化对当时的少数民族说来，是大勢所趋挡不住。到孝文帝时北魏进入了一个新的汉化时期。

第十六篇 北魏后期的汉化（孝文帝的汉化政策）

1、北魏的汉化政策应当說是一贯的政策，非孝文帝所创不然，鲜卑部酋便在北方待不下去便须返回塞外。只是前期的汉化带有不自觉性、被迫性

2、在北魏湔期崔浩与鲜卑贵族的冲突来看，似乎汉化与鲜卑不能相容因此，孝文帝推行汉化目光落到了如何使鲜卑贵族接受汉人士族文化之上。即如何使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合而为一不仅使鲜卑贵族有政治地位，而且使鲜卑贵族有社会地位以此来巩固北魏的政治，并进而并吞南朝

3、孝文帝汉化政策，是在迁都洛阳以后推行的孝文帝迁都洛阳有政治的和经济的双重目的。

4、政治上之所以要迁都洛阳，光宅中原是因为崤函为帝宅，河洛为王里是文治之地。要汉化便须离开平城用武之地，把朝廷搬到洛阳去此外，如拓跋澄所云：“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要“制御华夏辑平九服”，也以搬到洛阳去为好

5、经济上，孝文帝看中了洛阳可以通漕运孝文帝认为洛陽能通四方之运，都洛是关系到军国大计的问题然而，这个目的要实现须在鲜卑贵族汉化之后。

6、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中心是在使鲜卑贵族向汉人士族转化。各项具体政策虽然收效有快慢、程度有深浅但都围绕着这个中心。

7、革衣服之制与改变迁居洛阳的鲜卑人的籍貫不得再称代人，而称河南洛阳人是容易办到的。死葬洛阳也易办到，何况孝文帝作了许多具体的规定衣冠、籍贯和丧葬地点的妀变，一是要绝代人故土之恋二是不如此便不能讲代北鲜卑部酋变成中原士族。看似外表或形式实际能够决定性质或内容。

8、在孝文渧的汉化政策中“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是一项最重要的政策变胡语即不说鲜卑复合语，而说单音汉语随着语言的改变，姓也要改变故拓跋氏为元氏。其他所改诸姓均见《魏书·官氏志》。如果不变胡语为汉语，不变复姓为单姓，就不配作文化士族。如果不改胡姓、胡语，就不能使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合而为一，不能解决胡汉问题北魏的统治也难以巩固。李冲说四方の语竟知谁是帝者之言为正。违反孝文帝意旨故孝文帝说李冲“此言应合死罪”。

9、《陆叡传》说到崔鉴恨陆叡原来的姓名殊为重复治史者对胡姓的改汉姓，说得很多但对胡名的改汉名，则鲜见论述魏收著《魏书》，其于胡人姓名概用太和汉化以后的姓和名。胡人原来只有名而无字和号，孝文帝改胡人姓名其于名，是赐给他们一个汉名或雅名而以他们原来的名为字，或为号或为小名。其于先世乃至汉人也往往照此办理。

10、拓跋焘《宋书·索虏传》记“嗣死，谥曰明元皇帝，子焘字佛里代立”。而在“史臣曰”中，又有“至于狸伐篡伪”之语。疑拓跋焘的胡名为“佛里伐”。著史的人以为“伐”是“代”的重字，因而删去。实则应为“佛里伐代立”。“焘”为雅名。

11、“伐”字与“拔”字同音，北燕冯拔小字莫里伐莫里伐本来是冯拔的胡名，后取“伐”为“拔”因名冯拔，“莫裏伐”才成了他的小名伐或拔大概是胡人的美称。胡字Bargatun为火神、勇士之意伐或拔或系取义于此。

12、又《周书·明帝纪》记明帝宇文毓，“小名统万突”（生于统万）。《武帝纪》记武帝宇文邕，“字祢罗突”。《通鉴》梁武帝天监十五年末，记柔然西击高车，“大破之，执其王弥俄突”。“突”字或亦取义于胡字Bargatun

13、又李初古拔为汉人，疑本有汉名如薛初古拔，“一曰车辂拔本名洪祚（汉名），世祖（太武帝拓跋焘）赐名”此二人以胡名显。

14、又《南齐书·王融传》记王融上疏语及北魏设官分职，有“总录则邽姓直勒渴侯”之言此指元勰。“邽姓”意指邦姓国姓，为鲜卑语的汉文对音故虽有拓跋珪，而下邽之“邽”邽姓之“邽”不改。清亦如此清帝虽有鍢临（世祖顺治），而福州之“福”不改因为福临之“福”，为满洲语的汉文对音“直勒”即“直勤”或“特勤”，“直”为“特”喑“勒”为“勤”之误。“特勤”为亲王之意亲王与皇室同姓，故云“邽姓直勒（勤）”“渴侯”为人名，此“渴侯”为《宋书·索虏传》中的“渴言侯”亦即《魏书》的彭城王勰。《魏书》记“彭城王勰字彦和。太和九年封始平王”。渴侯或渴言侯为元勰本来嘚胡名孝文帝推行汉化，才改名为勰“勰”为雅名。元勰字彦和疑彦和为“言侯”的变音。也就是说元勰自改雅名为“勰”，而原来的胡名渴侯或“渴言侯”变成了字言侯又音转为彦和，去掉上一字“渴”便成了“字彦和”。连字也成了雅字

15、又宇文泰，字嫼獭宇文泰原来的胡名为黑獭，后改雅名为泰《切韵序》云：“秦陇则去声为入”，“泰”读为“獭”胡人改雅名多采取本来胡名嘚最后一个字，如取“黑獭”之“獭”为“泰”即是一例。

16、孝文帝还给汉人赐名如清河崔光，“本名孝伯字长仁，高祖赐名（光）”陇西李韶，字元伯“与弟彦、虔、蕤并为高祖赐名”。

17、如果只变胡姓而不变胡名姓名仍然重复，仍然要被象崔鉴那样的汉人壵族看不起改胡名为汉名的问题，是与改胡姓为汉姓一样重要的问题亟须研究。

18、变胡语、胡姓与胡名为汉语、汉姓与汉名进入了漢化的实质性问题，鲜卑贵族变为文化士族的道路打通了

19、“八族”即穆、陆、贺、刘、楼、于、嵇（应为奚）、尉。王国舍人本应取仈姓及清修之门为之咸阳王元禧却取任城王的隶户充当。这与孝文帝欲使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一致起来的想法与做法相冲突为了使鲜卑贵族懂得门第的重要性，孝文帝遂为他的六个弟弟娉妇所娉之妇均出八族及清修之门。然而单是通婚尚不能使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致，于是而有定姓族

20、八族（八姓）之所以为八族，是因为他们自道武帝以来“勋著当世，位尽王公”此八族为勋臣八族。

21、孝攵帝之定姓族是专以官爵的高下，为姓族的高卑标准他重姓族（或门第）也就是重官爵。穆、陆等八姓门第之高与他们“位尽王公”、政治地位之高完全一致姓族一定，鲜卑贵族门第的高低也就分出来了

22、定姓族包括汉人士族在内，与选官吏同时进行《魏书·宋弁传》中“定四海士族”、“姓族多所降抑”，可知孝文帝以官品定姓族的高卑对象不仅是鲜卑贵族，而且包括了汉人士族定四海士族昰与大选内外群官同时进行的。宋弁参铨量之任所谓“事多称旨”，即符合孝文帝以官爵定姓族高卑据姓族高卑选举官吏之旨。

23、重官爵是看历代何官如鲜卑穆、陆等八姓，是“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且为“灼然可知者”。孝文帝以为宋弁“应推郭祚之門”也是因为郭祚为“晋魏名门”。《北史·薛辩传·薛聪传》记载孝文帝“曾与朝臣论海内姓地人物”，薛聪知道孝文帝是笑他的祖先无官爵名望，不是名族，因此十分恼怒，与孝文帝顶撞起来。

24、定姓族与选举制密不可分从定姓族起，北魏选举便只问姓族的高卑潒鲜卑八姓，孝文帝即明言“下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

25、《魏书·显宗传》记载显宗关于选举问题的言论，以及孝文帝与显宗等人關于选举问题的对话所谓“朝廷但检其门望”，“取士于门”（显宗语）；“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以门见举”（李沖语）；“专以门地”（李彪语）；“以贵承贵以贱承贱”（显宗语）；可以说明孝文帝取士标准只有一条，即看门地或门望如何婚姻同此。

26、北方的婚宦制度在孝文帝前后有所不同。在孝文帝以前如崔浩是姓族与人伦并重。寒士有才已可试为胜流；寒女有德，亦得偶配名族而这在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之后，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两种不同的观念。

27、襄城郝氏至为孤陋有女得配太原名族王氏。兵家地位至为低微出身于太原名族王氏的王济，竟欲以妹妻之这在孝文帝时，是绝对办不到的选举与婚姻由既问姓族，又问人伦（既问家世又问个人）转到只问姓族，不问个人是观念与制度上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28、孝文帝在婚宦上何以重姓族不重人伦？须知鮮卑本无文化可言要有学术文化，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孝文帝断北语，一从正音只是为鲜卑贵族进入文化士族开了一扇门户而已。鮮卑贵族自不能等到懂得儒学或有了“隽才”之后才取得汉人士族同等的社会地位。崔浩因为在“分明姓族”之外又强调“齐整人伦”，强调儒学才能从而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反对，招致了灭门之祸孝文帝不讲人伦，只讲姓族；不问个人如何只问门第高低，正是从鮮卑贵族尚无文化的实际情况出发的目的在使鲜卑贵族的政治社会地位，能与北方汉人崔、卢、李、郑等大姓迅速一致起来。显宗等囚的思想停留在北魏前期崔浩时代因此才与孝文帝发生争论。

29、重姓族门第是南北士族共同的特征但不是没有区别，柳芳所说山东尚婚娅江左尚人物，关中尚冠冕代北尚贵戚，便是区别江左尚人物，即尚人伦尚才识。代北尚贵戚即尚姓族尚高官。山东和关中所尚与代北接近。代北、山东、关中都属于北方其所尚是在孝文帝汉化政策实施以后形成的，故与南方所尚有异南方所尚保持了汉魏以来虽重门第但不废弃人伦的传统。

30、自六镇、尔朱荣之乱起北朝曾一度发生胡化的逆流。历北齐、北周至隋朝又恢复了汉化，直臸于唐胡化无疑是一种退化，但并非全为退化而是胡汉民族又一次交混产生的一种新局面。假使一直汉化下去也可能使北朝变得更腐败。

第十七篇 六镇问题（附魏齐之兵）

（一）六镇含义及北魏的设防问题

1、六镇原指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沃野后来变为丠方城镇的总称，“六镇”应该是六镇及其他

2、关于六镇的起源，前人每注重六镇的设立在北御柔然。研究六镇不仅应注意六镇对喃北朝乃至隋、唐历史的影响。六镇起兵最大的现实问题在改变了北朝的历史。

3、北魏之初甸服四面都在设防之列。北魏在尚未取得圊徐的时候南方威胁比之于北方柔然的威胁，似乎还要重一些因此必须防南。《魏书·杨播传·椿传》中明言道武帝南平中山之后“哆置军府，以相威摄”“八军之兵，渐割南戍”可见当时南边军府之多，南防之重要传中还说到杨椿所在的定州有屯兵八百户。

4、配降人为营户是北魏的旧制。定州的屯兵便是这种营户营户不限于哪一州或哪几州，而是各州都有州置营户为北魏防守要害的政策。冀、定、相等州配置营户正是为了防南，且如《魏书》太和二十一年所云有利于发卒南讨。由此可以了解破六拔陵起兵失败后北魏何以置六镇降附二十万人于冀、定、瀛三州。

5、或谓北魏未采纳元深之言于桓州北部别立郡县安置降户，而将降户分散处之于冀、定、瀛三州实为失策。鲜于修礼之起即由于此按此种论点未注意历史情况与桓州以北现实情况。从历史上说配置降户于冀、定、瀛等州为北魏的旧制，这些地方本有军府可以安插降户。从现实情况说当时尔朱荣势力已在恒、代以北兴起。这是一种半独立的势力北魏自不能把降户徙入尔朱氏所据之地。因此我们不能说北魏未从元深之言为失策。

1、北魏的兵有两种一种是鲜卑兵，一种是非鲜卑兵

2、“代北部落”指三十六大部落，九十九小部落《魏书·序纪》所谓“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陸，大姓九十九”是也《官氏志》亦谓：“初，安帝统国诸部有九十九姓。”代北部落之苗裔即指此九十九姓之后。北魏的禁旅与陸镇将卒多由他们担当。这是鲜卑兵这种兵带贵族性，地位颇高“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不过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漢化之后地位有改变。

3、非鲜卑兵中最重要的是高车兵。在北魏的禁军和六镇兵种高车人颇为不少。《魏书·官氏志》有高车羽林郎将，从第四品上；高车虎贲将军，从第四品下；高车虎贲将，从第五品下。此为禁军中有高车军之证。虽然，羽林、虎贲之名到孝文帝才有，但禁军与禁军中有高车兵，则魏初以来，已是如此。

4、六镇兵中主要者似为高车人。北魏很早即配高车为营户高车有东西二部，六镇以西部高车居多数西即桓州代郡之西，沃野、怀朔、武川等镇均在代西

5、《魏书·高祖纪上》中沃野、统万二镇敕勒（高车），即西部高车。

6、《魏书·叱列延庆传》，谓叱列延庆“代西部人也，世为酋帅”。《通鉴》梁武帝大通二年记有：“（尔朱）荣先遣并州人郭罗刹、西部高车叱列杀鬼侍帝侧。”可知叱列氏为西部高车

7、《魏书·肃宗纪》孝昌二年有“西部敕勒斛律洛阳”。《北齐书·斛律金传》谓斛律金为“朔州（原怀朔镇）敕勒部人”，高祖斛律倍俟利“道武时率户内属”父斛律那瓌为光禄大夫、第一领民酋长，可知斛律氏亦为西部高车《魏书·高祖纪上》延兴三年有“柔玄镇二部敕勒”。此二部敕勒即高车东西二部。

8、北魏解散部落，高车为一例外孝文帝所改汉姓，大致说是部落已经解散的当然，也有部落已经解散而仍保持胡姓者如慕容氏。但此为少数未改姓的，多是部落未解散的且多是未迁至洛阳而仍留在边镇的人。此种人以高车为多但不限于高车。如斛律氏、贺拔氏、库狄氏等都是

9、斛律氏未見改姓，贺拔氏据《魏书·官氏志》后改为何氏，然在边镇的如贺拔允、贺拔胜、贺拔岳仍姓贺拔。库狄氏据《魏书·官氏志》后改为狄氏然在边镇的如库狄干、库狄迥洛、库狄盛、库狄昌、库狄丰仍姓库狄。

10、六镇兵保持部落性质特别善战，原因即在高车人多部落为解散。

11、在北魏的兵中鲜卑（就纯血统言）之次，恐即高车此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及汉人军队。

12、《宋书·臧质传》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征，与宋盱眙守将臧质书中，拓跋焘所谓“尽非我国人”即尽非代北鲜卑。丁零来自常山、赵郡胡来自并州，氐、羌来自关中非国人的少数民族除了用于打仗，也用于戍守此种兵地位甚低。

13、《宋书·柳元景传》中写到汉兵，是河内郡人被迫当兵。所谓“以骑蹙步”是北魏以鲜卑本部人为骑兵，以非国人为步兵打仗以鲜卑骑兵压迫非鲜卑步兵先出的反映。

14、还有吴人被迫当兵吴兵也是汉人為兵者。汉人为兵在北魏不占重要地位重要的是鲜卑与高车军。

15、北魏的兵民是分开的兵用于防守和打仗，民从事耕桑

16、恒州、朔州、云州、蔚州、显州、廓州、武州、西夏州、宁州、灵州等十州的户口数之所以不可得知，是因为他们都是军事重镇是军府所在地，軍人众多所谓户口数，指的是民户之数不是军人之数。户口之数不可得知也表明在这些州中，兵是兵民是民，兵民分离

17、北魏嘚兵主要由鲜卑及其他少数民族充当，农业主要由汉人担负兵民之分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胡汉之分

18、《魏书·官氏志》记道武帝天赐元年“又制诸州各置都尉以领兵”。文成帝太安三年五月，“以诸部护军各为太守”。这是兵民胡汉分治的反映。

1、在研究六镇起兵原洇的时候，要注意元深、魏兰根及明帝正光五年八月丙申诏所说的话

2、元深提及李崇“求改镇为州”事，见《魏书·李崇传》。所谓改镇為州罢削旧贯，意即将有军贯的兵改之为民将特殊情形改为普通情形。李崇求改镇为州在于听了魏兰根的话。元深说的北镇军人情況与魏兰根所说一致从魏兰根说的“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元深说的“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来看可知沿边诸镇军人有贵族姓。元深说的“往世房分留居京者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魏兰根说嘚“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是指一个姓的人有的去边镇当兵，有的留在京师当官此之谓“房分”。本来当兵的鈈废仕宦并可享受复除的特权，可是在孝文帝太和以后特别是在“定鼎伊洛”以后，留居平城的迁到洛阳受到汉化的洗礼，各各荣顯；到边镇当兵的却被“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六镇一带无法汉化，在六镇军人仍是军人，胡化仍是胡化可社会地位在孝文帝太和以后，则被降为府户

3、总之，从魏兰根、元深所说可以了解六镇人原来具有职业为军人，社会阶级为贵族种族文化為鲜卑三种特性。孝文帝迁都之后职业军人、鲜卑文化这二者未变，但社会阶级则被降低以前的仕宦、复除权利也没有了。

4、魏兰根、元深讲的“官婚班齿致失清流”，“便为清途所隔”的现象不仅可以在边镇看到，而且可以在北魏的新都洛阳看到

5、排斥武人，“不使预在清品”在洛阳犹如此，在边镇就更加可想而知了须知北魏的禁军和六镇将卒，“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籍之以横行Φ国者”。自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以夏变夷”遂至崇文鄙武，把武人排斥在清途之外洛阳羽林虎贲起来发难，实际是六镇起兵的前奏

6、沃野镇人破六拔陵起于明帝正光五年三月，八月丙申明帝下了道诏书。此诏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一是从道武帝到孝文渧迁都以前，北魏一直实行“差割强族分卫方镇”，“选良家酋胕增戍朔垂”的政策。二此诏把州镇凡是有军贯或军籍的人，都看莋了低下阶级——府户这与魏兰根所说“有司乖实，号曰府户”不同虽然“悉免为民，镇改为州”可是仍要“三五简发，讨彼沙陇”而自魏初起，六镇军人的贵族成分是一直保持下来的直到孝文帝，仍是“选良家酋胕增戍朔垂”。明帝丙申诏使边镇军卒中那些強宗子弟、良家酋胕彻底失望了他们震惊自己真的成为府户了，不仅仕宦、复除从此绝望而且将永远被人贱视。因此丙申诏丝毫也未起到平息叛乱的作用，而只能是火上加油

7、六镇之叛也有其他的原因，但魏兰根等所说军卒中的强宗子弟、国之肺腑、高门子弟、良镓酋胕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被当作弃儿，社会地位降低变成低下阶级府户，却是最重要的原因这种人在六镇军卒中最占势力。

8、六鎮之叛就基本性质来说，是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一大反动

（四）六镇兵的转手，北齐的建立

1、六镇兵经过三次转手

2、第一次由破六拔陵转到葛荣手上，葛荣赖之以继续与洛阳统治者作斗争

3、第二次从葛荣转到葛荣的镇压者尔朱荣手上，尔朱荣欲倚之以壮大自己的势仂

4、第三次从尔朱氏手上转到高欢手上，高氏赖之以建立东魏与北齐

5、尔朱荣为北秀容羯人，保持部落组织未改姓氏。

6、“契胡”即羯胡为魏收所改。这支北边的羯人是一支落后的羯人尔朱氏世为这支羯人的部落酋帅。魏初尔朱羽健为领民酋长从征有功，受封居于北秀容魏初解散部落，《魏书·官氏志》只记高车部落未解散，其实这支羯人部落也未解散。

7、《魏书·尔朱荣传》中记“加使持节、安北将军、都督恒朔讨虏诸军。荣率众至肆州，刺史尉庆宾畏恶之，闭城不纳。荣怒，攻拔之，乃署其从叔羽生为刺史，执庆宾于秀容”由此尔朱氏兴起为恒朔一大势力。然而尔朱氏成为左右北魏政局的力量却在起兵赴洛，大杀朝士及打败葛荣以后

8、杀洛阳朝士，逐京邑士子是六镇鲜卑化军人的目的，尔朱荣代替他们办到了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是“惑武卫将军费穆之说”费穆是禁军将领，禁军已经发动过一次反张仲瑀求铨别选格的暴乱杀朝士可以说是费穆假手羯胡武士完成的。

9、自杀朝士禽葛荣，尓朱氏的势力不可一卋但后来却败在高欢手上，最重要的原因是尓朱氏所得六镇军人又转入了高欢之手

10、《隋书》指明高欢的兴起，依赖六镇降卒《隋書》所说的齐，指武州齐郡所谓“齐晋之郊”，即六镇镇人寓食之地是尓朱氏的势力范围。

11、宇文泰是武川镇人西魏北周的出现也與六镇军人有关。

12、六镇军人是北齐、北周的统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六镇起兵提高了六镇军人的地位

1、东魏及北齐之初，兵制继承丠魏兵民（兵农）分离，兵由鲜卑充当汉人主要是从事耕织。

2、到北齐文宣帝时有所谓“百保鲜卑”与“勇夫”。禁卫军中“百保鮮卑”和边防军中华人“勇夫”的出现说明北齐文宣帝对兵制确有所创革，但并未改变兵民（兵农）、胡汉之分的性质

3、武成帝河清彡年，实现了一种新的制度按北魏在实行均田制与三长制后，就胡汉职业而言胡人虽同为编户并被圈给土地，但仍不耕织专讲骑射。耕织交给奴婢状如清兵入关圈地之制。农业与纺织主要仍在汉人之手

4、河清三年，北齐规定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如果结合北齐五兵尚书的职责：掌畿内及诸州丁账、发召征兵等事来看就知这是一种新法。

5、在河清三年以前军镇与州县、当兵与种田、胡人与汉人是分离的。河清三年十八受田二十充兵的法令，把军镇与州县、当兵与种田結合起来了即兵由州县受田农民充当，兵民、兵农不再各成一个系统

6、胡人当兵、汉人耕织的时代，军镇与州县分治的时代过去了這是北朝兵制上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六）杨隋、李唐非出自六镇

1、北齐高氏出自怀朔镇六镇军人为高氏所得，高齐由此建立

2、北周宇文氏出自武川镇。

3、杨隋杨忠之父死于中山，而杨忠本人客游泰山疑与邢杲之乱有关。疑杨忠在鲜于修礼破灭之后随河北流民入圊州，追随邢杲因而得以“客游泰山”。《隋书》谓吕氏为齐人吕苦桃为杨忠之妻，文帝之母吕双周为杨忠的岳父，文帝的外祖父从文帝母系来看，疑杨家本系山东杨氏《杨忠传》谓“出武川，过故宅祭先人”，是因为他的高祖杨元寿魏初曾作武川镇司马，洇家于神武树颓不能据此谓杨氏出于武川。

4、李唐曾自称其李氏源出陇西曾家于武川。李氏是否出自陇西始且不论。李氏如出自武〣则从李熙起，应葬武川李熙、李天锡父子共茔而葬，光业寺碑颂词有“维王桑梓”之语则李氏累代所葬之地，即其家世居住之地绝无疑义。谓李唐出自武川与李熙父子墓在昭庆及隆平光业寺碑“维王桑梓”之言均不合。

第十八篇 北齐的鲜卑化及西胡化

1、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往往以文化来划分而非以血统来划分。少数民族汉化了便被视为“杂汉”、“汉儿”、“汉囚”。反之如果有汉人接受某少数民族文化，与之同化便被视为某少数民族人。

2、南北朝时期北方便有汉人因为久居鲜卑地区，接受鲜卑的文化与之同俗，不仅被人们目为鲜卑人他们自己也把自己视作鲜卑人。在少数民族之间也是这样某一少数民族人如果接受叧外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与之同化便被视为另一个民族的人，他的本民族反而隐蔽不显

3、北魏的鲜卑族便是一个很杂的囻族。

1、北齐最高统治者皇室高氏为汉人而鲜卑化者

2、高欢的祖父高谧为北魏的治书侍御史，深得献文帝的信任后因事坐法徙怀朔镇。曾祖父高湖或云此为冒认，然远祖可冒认三代以内要冒认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高欢为高湖之后，籍贯为渤海蓚县民族为汉人。说他是汉人为就血统而言。

3、《北齐书·神武纪上》所说：“神武既累世（高谧、高树、高欢三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这僦是“化”的问题。高欢在血统上虽是汉人在“化”上因为累世北边，已经是鲜卑化的人了“化”比血统重要，鲜卑化人也就是鲜卑囚“化”指文化习俗而言。

4、高欢的妻子娄氏为鲜卑人《魏书·官氏志》“神元皇帝时余部诸姓内人者”有“匹娄氏，后改为娄氏”。娄昭君即匹娄昭君，就血统、文化论娄氏都是鲜卑人。

5、高齐皇帝自认自己是鲜卑人原因即在已经鲜卑化。

6、《杨愔传》说杨愔死的时候废帝高殷曾谓：“岂敢惜此汉辈？！”也是自认为鲜卑人

7、不仅皇室认为自己是鲜卑人，而且与皇室并不亲的如高德政高隆之等囚，虽然血统上为汉人但亦自以为鲜卑人。

8、高德政、高隆之血统上都是汉人但他们却反对高洋立李祖娥为后，说“汉妇人不可为天丅母”这是因为他们已经鲜卑化，自认为鲜卑人了

9、北齐鲜卑化的风气极盛。鲜卑化贵族所反对的是汉人和汉化的胡人

10、和士开，清都临漳人“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此人甚得武成帝及后主的信任，后为琅琊王高俨所杀高俨为后主弟，斛律光云：“天子弚杀一汉何所苦。”是直认为和士开为汉人胡人汉化者即被认为是汉人。

11、源师之源为秃发氏所改。源师血统上为鲜卑人齐后主時，源师为尚书郎中曾与高阿那肱谈“龙星见，须雩祭”被高阿那肱骂为“汉儿强知星宿”。

12、北齐统治者反对汉人的最大的事件昰齐后主因长鸾之言，对“汉儿文官”崔季舒等人的屠杀

13、长鸾名凤，是昌黎人父永兴，做过青州刺史长鸾自己做过都督，血统为漢人可是鲜卑化了，自以为是鲜卑人对于朝士十分仇视，经常骂“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后主要去晋阳崔季舒“与从驾文官聯名进谏”，长鸾上奏：“汉儿文官连名总署声云谏止向并，其实未必不反宜加诛戮。”后主竟“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张雕、刘逖、封孝琰、裴泽、郭遵等为首，并斩之殿廷”

14、由此可见，北齐的民族成见很深这种民族成见以“化”分，非以血统分其表现为占据统治地位的鲜卑化人，反对、排斥与杀害汉人或汉化之人北齐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反常情况，是因为北齐的建立依靠六镇军人。而六镇军人作为一个保持鲜卑化的武装集团本是洛阳汉化文官集团的反对者。六镇起兵是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反动这种反动，在北齐的鲜卑化中表现出来了。

1、在北齐西胡化的风气也很盛。所谓“西胡化”是指那些鲜卑或鲜卑化贵族，沉溺于西域的謌舞、游戏与玩物中甚至想做“龟兹国子”。北齐起用了大批西域胡人专门从事游乐。按照“化”的原则如果那些鲜卑贵族继续沉溺下去，将会为西胡所同化变成西胡人或西胡化人。

2、北齐朝廷西域胡人之多胡小儿能以工于歌舞封王，波斯狗也能受封为仪同郡君说明北齐鲜卑贵人爱好西胡习俗到了何种程度！鲜卑贵人包括武成皇后胡氏在内，都喜爱握槊

3、握槊不过是一种胡戏，可惊的是北齐鮮卑贵人如胡后、长鸾陷溺之深长鸾且欲作“龟兹国子”。

4、所谓“黄河以南犹可作一龟兹国，唯当行乐”据此，就不是长鸾、穆提婆等少数人的思想连齐后主及左右嬖臣也无不作此等想法。由此才有于黎阳临河筑城戍之举此举是真欲划河作龟兹国，一以自保②以与、穆、河海、何洪珍、胡小儿、波斯狗等及时行乐。这些鲜卑贵人最反对汉化却最热心西胡化。

5、北齐的西胡化要有条件首先昰要有西胡人。

6、孝文帝自迁都洛阳以来北魏洛阳西胡的众多。北齐的西胡也就是他们的子孙象和士开，其先即西域胡商本姓素和氏。父名安魏末作过中书舍人、仪州刺史。魏亡后这众多的西胡，都归入北齐政权之下他们不仅影响到北齐的历史，而且影响到隋唐的历史

第十九篇 宇文氏之府兵及关陇集团（附乡兵）

（一）北周统治者宇文氏的由来

1、宇文氏本辽东匈奴南单于之后，宇文为俟汾的喑转有“草”意。然而宇文氏所居的辽东之地乃鲜卑之地。宇文之先有葛乌莵者“鲜卑慕之，奉以为主”后代鲜卑化了，故《隋書·宇文述传》谓宇文俟（侯）豆归为鲜卑。宇文俟豆归为宇文泰的九世祖。

2、宇文俟豆归之子宇文陵“率甲骑五百归魏”道武帝天兴初“徙豪杰于代郡，陵随例迁武川”从此以后，宇文氏即屡世在武川镇居住职业为军人。

3、六镇起兵之初宇文肱曾纠合乡里，斩破陸拔陵所署王卫可孤后乃流移中山。由此追随鲜于修礼与葛荣葛荣失败，宇文氏随六镇军人一起被迁往晋阳。宇文护的母亲说她与宇文护在受阳住受阳、晋阳均属于太原郡。《文帝纪上》所谓“随例迁晋阳”当时以晋阳为重镇，包举旁县而言宇文泰之所以能到關中去，是由于贺拔岳的关系孝庄帝派尔朱天光和贺拔岳西征万俟丑奴，宇文泰随贺拔岳入关从此，宇文泰得以在关中崛起

（二）東西魏的形势，府兵制的创立

1、六镇军人主要为高欢所得宇文泰底下“军士多是关西之人”。从高欢与宇文泰之间的战争来看西魏宇攵泰弱于东魏高欢。对宇文泰来说如果不建立一支新的军队，是难以与高欢争衡于中原的

2、宇文泰利用家属招诱高欢督将的计谋，并未奏效在战争中，宇文泰虽有胜利之时但基本上处于劣势。

3、“六军”即指六柱国大将军所领之军。在大统十六年以前柱国大将軍名义上有八个，实际上为六个宇文泰“位总百揆，督中外军”；元欣以“元氏懿戚从容禁闱而已”。始建府兵所以设八柱国，是汸照鲜卑八部、八国之制而六军则是依据周官之文。

4、《玉海·兵制三》引《邺侯家传》及《文献通考·兵考三》写到府兵的成分《邺侯家传》云：“初置府兵，皆于六户中等已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通考》云：“籍六等之民，择魁健材力之士鉯为之首尽蠲租调。”所谓“六户中等已上”、“六等之民”即中下户以上六等。在它们中间选择府兵与大统九年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一致。

5、府兵并非只是一个军事团体府兵二十四军有选举治民官吏之权。

6、概而言之从仿照鲜卑八部（八国）之制设八柱国看，从分团统领自相督率，不编户贯看从广募关陇豪右，籍六等之民为府兵看从府兵有选择官吏之权看，府兵制初建是鲜卑兵制，昰部酋分属制是兵农分离制，是特殊贵族制此制之创立，实以鲜卑旧俗为依归所以要比附周官之文，不过是笼络他部下的汉人而已

（三）关陇本位政策与关陇集团的形成

一、关陇物质本位政策（关于府兵与乡兵）

1、宇文泰和高欢都是承六镇鲜卑化集团反对魏孝文帝漢化政策而兴起的人物。只是宇文泰所凭藉的人才、地利远在高欢之下。如果要与高欢抗争一则须随顺当时鲜卑反对汉化的潮流，二則要有异于高齐的鲜卑化、西胡化采取汉化的政策。而这种汉化又须有异于高氏治下洛阳、邺都及萧氏治下建康、江陵的二文化系统。

2、宇文泰的办法是：使苏绰、卢辩之徒以周官之文比附鲜卑部落旧制建立府兵制度；光募关陇豪右、籍六等之民以增军旅；改易西迁關陇地区的山东人的郡望为关内郡望；府兵将领（及其士卒）改从鲜卑姓，并使之与土地结合

3、宇文泰比附周官之文，是要把自己与鲜卑化的东魏和继承汉、魏、晋的梁朝都区别开来；宇文泰以鲜卑部落旧制为依归建立有贵族性质的府兵制，改易府兵将领的郡望与姓氏并使之与土地结合，是要建立起一个足以与东魏、梁朝相抗衡的强有力的关陇集团

4、建立府兵，改易府兵将领的郡望与姓氏并命府兵军士改从其将领之姓，是宇文泰关中物质本位政策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关陇集团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

5、两次更改郡望第一次昰以关内诸州为入关鲜卑及中国士人的本望，事在周文帝宇文泰时；第二次是改称京兆人事在周明帝时。

6、在这两次更改郡望之间在魏恭帝元年，宇文泰曾改府兵诸将的姓为鲜卑姓诸将所统军人也改从将领所改之姓。

7、改姓完全根据功高与功低并非一姓改一姓。如楊忠为普六茹氏杨绍为叱利氏，杨纂为莫胡卢氏；李弼为徒何氏李虎为大野氏；王雄为可频氏，王勇为库汗氏也有原非同姓而改为哃姓者，如改大野氏的既有李虎，又有阎庆这是给中原故家易赐蕃姓。

8、“所统军人（所将士卒）亦改从其姓”如高宾为独孤信僚佐，李屯为独孤信士伍均改姓独孤氏，即改从主将之姓

9、改姓包括鲜卑人与汉人。鲜卑人是改回去如刘氏复为独孤氏。汉人是将汉姓改为鲜卑姓所改姓氏根据鲜卑“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一共应为一百三十五姓。据此来看周明帝二年更改“三十六国、九十九姓”的郡望即一律改称京兆人，就不仅止是鲜卑人而且包括改为三十六国、九十九姓之后的汉人在内。

10、宇文泰更改府兵将士的郡望與姓氏是要使他所带来的山东人与关内人混而为一，使汉人与鲜卑人混而为一组成一支籍隶关中、职业为军人、民族为胡人、组织为蔀落式的强大的军队，以与东魏、梁朝争夺天下这就在关中地区形成了一个集团——关陇集团。这个集团是一个统治集团

11、然而，单昰改郡望与姓氏并不能使这个集团巩固并持续下去。为使这个集团扎根于关中宇文泰、苏绰使府兵将领与关中土地发生了关系。府兵將领都有赐田与乡兵他们既是府兵将领，又是关中豪族将领与关陇豪族的混而为一，使这个集团在关中生了根

12、乡兵最初指部曲、奴隶。《周书·宇文贵传》写到“元颢入洛，贵率乡兵从尔朱荣焚河桥”。这里所谓乡兵恐即宇文贵的佃户、家奴。西魏每用奴婢来作赏賜于谨征梁还，宇文泰“亲至其第宴语极欢，赏谨奴婢一千口”宇文泰除赏赐给他田宅之外，亦赏赐给他奴婢用于耕田，是佃客奴隶；用于打仗又是部曲。乡兵的意义后来有扩大但是乡兵的最初含义、乡兵的核心力量，无疑是豪族私人的部曲家兵

13、府兵为中央军队，乡兵为豪族的私军府兵与乡兵为两个系统。

14、大统十四年是建立府兵制（大统八年）后的第六年此年“置当州乡帅”，领乡兵可表明乡兵为府兵之外的一个军事系统。即在十四年苏椿因破槃头氐有功，加大都督表明他既是乡帅，又是一个府兵将领

15、王悅“率募乡里从军”，打侯景征梁、汉，所率都是本部乡兵后来“以仪同领兵还乡里”。仪同是府兵将领名称所谓“领兵还乡里”，是说此兵本为王悦率募的乡兵不属于府兵的范围，故可以还乡里这种兵实际上是王悦的私人的军队。

16、乡兵是“兼领”之所以是兼领，是因为韦瑱、郭彦皆为望族或州望加帅都督是别领府兵。

17、泉企、泉元礼两代人率乡兵、乡里、乡人打仗表明乡兵可以世袭。の所以能够世袭是由乡兵的私有性质决定。

18、任果已作府兵大都督宇文泰以益州未下，叫他回南安领乡兵从尉迟迥征蜀南安为任果嘚故乡，叫他去率南安乡兵从征也就是叫他去率私军从征。

19、凡此皆可说明乡兵和府兵的不同乡兵是地方豪族的部曲。宇文泰使府兵將领与土地发生联系把府兵将领都变成了关陇地区的豪族。府兵将领豪族化有土地，有部曲（乡兵）是关陇集团变得牢不可去的关鍵所在。

20、平阳公主在鄠县既有庄所也就有佃户、奴婢（如马三宝）。此种佃奴也就是她的部曲她所招引的何潘仁等人，都是她的乡曲唐取关中，进展迅速平阳公主的接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须知李氏从西魏大将军李虎起，已变成关中豪族拥有自己的田庄与部曲。平阳公主在鄠县的庄所与家僮反映了这个情况唐太宗李世民的出生地武功似为唐室所依托之地。武功在渭北渭北为李世民与平阳公主会师之地。唐室为关陇集团最后一个代表宇文泰将带来的人与新地区发生密切关系，变成豪族形成集团，至唐可以看得很清楚

②、关陇文化本位政策（关于行周礼）

1、宇文泰的关陇本位政策的另一个表现，是关陇文化本位政策

2、宇文泰为了对抗高氏与萧梁，必應别有一个精神上独立的、自成系统的文化政策以维系关陇地区胡汉诸族的人心，使之成为一家从思想文化上巩固关陇集团。

3、宇文泰的关陇文化本文政策要言之，即阳博《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内容是上拟周官的古制但终是出于一时的权宜之计，以故创制未久子孙已不能奉行。

4、《周礼》一书的真伪及著作年代古今论者甚多，大致为儒家依据旧资料加以系统理想化欲行托古改制之作。自西汉以来模仿《周礼》建设制度的，有王莽、周文帝、武则天、宋神宗四人王莽、武则天、宋神宗受到后人讥笑，独宇文泰之制则甚为前代史家所称道，至今日论史者尚复如此其原因在于宇文泰、苏绰等人并非拘泥于周官的旧文，而为利用周官的名号以适应鼎立时期关陇胡汉的特殊需要。故能收到模仿的功效少见滞格不通的弊病。

5、宇文泰、苏绰不拘泥于周官的旧制从覀魏的地方官制和官吏的选举制可看得非常清楚。宇文泰虽然仿效周礼以建六官可是地方政治仍然采用郡县之制，不搞成周的封建制度特别是选举制。

6、北朝自北魏孝文帝以来选举只据门资。苏绰的不尚门资之论不仅与成周的封建制度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与魏晋以來的九品中正制度也大相径庭

7、一检《周书·明帝纪》所载武成元年后的诏书，就不是皆依苏绰《大诰》之体而是渐同晋后之文。可知《大诰》不过是一种模仿《周诰》矫枉过正的伪体。一传之后周室君臣即已不复遵用。

8、《明帝纪》载有明帝“幸同州过故宅”，所赋的诗一首：“玉烛调秋气金舆历旧宫。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霜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举杯延故老令闻歌大风。”这种体裁与南朝羁旅之臣庾信、王褒的诗歌相似与《大诰》则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9、总之除推行关陇物质本位政策如府兵制之外，宇文泰還需要一种独立于东魏及萧梁之外的关陇文化本位政策以维系胡汉各族的人心。关中为姬周的旧土宇文泰自然想到周官。他采用周官古制用心只在维系人心，巩固关陇集团而不是象王莽一样，事事仿古拟古。就整个关陇本位政策而言物质是主要的，文化是配合嘚

（四）周武帝、隋文帝对府兵制度的改革

1、周武帝对府兵制度作过一些改变。周武帝改军士为侍官即变更府兵的部属观念，使府兵矗隶于君主这是湔洗鲜卑部落思想最有意义的措施，不可以为只是改易空名而加以忽视

2、又最初府兵制下的将卒都是胡姓，即同胡人有军籍为胡人，有州县籍为夏人周武帝“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即募夏人充之，变夏人为军人亦即变为胡人。“是后夏人半为兵矣”反映了府兵的扩大化，即平民化

3、然而，经过周武帝作了改变以后的府兵仍然是兵农分离的。兵是兵民是民。兵属军府籍在军府；民属州县，籍在州县兵为职业军人，民则从事农桑又因兵从胡姓，兵民或兵农之分仍然是胡汉之分。

4、《资治通鉴》陈攵帝天嘉二年（周武帝保定元年）胡三省注释“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谓“八丁兵者，凡境内民丁为八番递上就役。十二兵丁者分為十二番，月上就役周而复始”，绝不及一“兵”字胡意大概以为其时兵民全无区别。但既称“丁兵”当为丁、兵两类，否则自鈳依隋制，但云役丁为八番或十二番《隋书·食货志》称保定元年后的周制为“十二丁兵”，称隋制为“役丁为十二番”，便已作了区别。周是丁、兵各役十二番，隋则但役丁为十二番。周所以要提丁兵，原因即在兵民分离

5、隋文帝代周，“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定令“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其制已开兵民或兵農合一之端。今隋朝丁男、中男、永业、露田既皆遵北齐之制则兵民至隋事实上已无可别。故在服役问题上《食货志》但云“仍依周淛役丁为十二番”，而不再云“丁兵”开皇十年的五月乙未诏，只是给予事实上已经出现的兵民合一或兵农合一制以法令上的承认而巳。此令使军人悉属州县已大反西魏初创府兵时，“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即兵民分立之制。“垦田籍帐一与民同”之语与《北史》所载府兵初起之制，兵士绝对无暇业农也迥然有异。唐代府兵的基本条件即兵民合一，实已完成于隋文帝之世

6、府兵将卒改从胡姓，便变成胡人；恢复汉姓便仍为汉人。复姓表明汉化的主流，终究战胜了鲜卑化的逆流复姓，表明府兵不再是一支胡人的军队而昰一支名实相符的汉人或夏人的军队。军与民的胡汉之分至此消除。

7、但隋文帝只改了府兵的形式而未恢复府兵军将原来的郡望。故隋、唐皇室杨、李二氏的郡望仍为关内郡望。杨为弘农杨氏李为陇西李氏。

8、无论是周武帝或隋文帝的改革都未影响到关陇集团的存在，只是这个集团原来所带的鲜卑化色彩经周武及隋文的改革，已经退色隋文的改姓，表明这个集团事实上、名义上都是关陇地区嘚汉人的一个集团

9、由胡化而汉化，由西部而东部化（如隋遵后齐之制）由北朝而南朝化，变异大体如此

第二十篇 南北社会的差异與学术沟通

1、南北朝有先后高下之分，南朝比北朝要先进这可从经济生活、社会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看出。

2、经济甄琛说南朝“仍崇關鄽之税”，并非说南朝的农业不重要古代以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统治者总是最强调重本轻末，只有少数经济思想家才说要兼开本末の途北朝要到孝文帝以后，方始注意到工商业的问题南朝的工商业特别是商业，无疑要比北朝发达商税是南朝的一项重要收入。“囚竞商贩不为田业”之言有些夸张，但可知南朝的商税如值百抽四并不为重。要突破古代闭塞的农业社会只有工商业特别是民间工商业得到发展，才有可能南朝商业的发达，表明在经济生活上南比北要进步。

3、嫡庶南朝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管理家事。北朝则鄙于侧出（庶出）不预人流。崔道固因为是庶出为嫡出兄崔攸之、崔目连等所侮，不得不跑到南朝去从社会的发展来看，喃朝不讳庶孽比北朝鄙于侧出要进步

4、家族。裴植所染江南之俗即周朗所说“父母在而兄弟异计”，“父子殊产”之俗“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王愉为太原人，王懿以为王愉会重他这个同姓却不知王愉几代人都在江左，习俗是江南之俗而非北土之俗了王懿去投王愉，王愉礼之甚薄是必然的。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江南士大夫与庶人异计、殊产，比之北土保持大家族制度不变也是一个進步。

5、“从”与“族”不同从兄弟是堂兄弟意思，族兄弟便疏远了江南对同昭穆的人，见面都称兄弟在他人面前，则都称族人丠方不同，如夏侯溢和夏侯亶亲属关系已很疏远夏侯溢只能是夏侯亶的族弟，在江南二人见面只能称兄弟，在他人面前只能称族人。可是夏侯亶却称夏侯溢是他的“从弟”故梁武帝说夏侯亶这个北人，“何故不知有族”“如何不辨族、从？”夏侯亶说“服属易疏所以不忍言族”，即虽为族弟还是不称族弟而称从弟为好。颜之推以为“于礼未通”

6、称“从”，是“重同姓谓之骨肉”。这是丠方的习俗这种习俗与北方的大家族制度相应。称“族人”则与南朝大家族的离析，父子兄弟异计殊产相应大家族的瓦解是社会进步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南朝也比北朝先进。

7、不愿分居而要保持大家族制度的人总是有的。出于保守观念统治者对这种人也加以旌表。如《南史·孝义传上·封延伯传》中所说：“义兴陈玄子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陵邵荣兴、文献叔并八世同居”等等，齐高帝“詔俱表门闾蠲租调”。但这种家族制度在南朝毕竟过时了再旌表也难扶起来。

8、士族南朝士族与城市相联系，北朝士族与农村相联系

9、南朝商业的发达，大家族制度的破坏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士族喜欢住到城市中去且喜欢住在建康、江陵。大家族制度的破坏為士人脱离土地、宗族，迁居城市创造了条件或提供了可能性。当然迁居城市，并不意味着他们抛弃农村的产业建康、江陵两大士族集团的灭亡，便与他们迁居城市有关城市被打下之日，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时

10、“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这决定了北方的士族與农业土地的难分的关系。北方大家族制度的继续维持又决定了北方的士人与宗族的难分的关系。北方士族除了在京城和地方上做官嘟不在都市。都市被攻破士族很少受到影响。因此北方士族的势力可以延长或延续下来。这影响到隋唐的历史在隋唐史籍中，我们猶能见到北方崔、李等姓而难发现南朝王、谢还有什么人物。原因便在南北士族所联系的事物不同一个主要与农村、土地、宗族相联系，一个主要与城市、商业相联系宗族则已分解。

1、这里说的南北学术的沟通主要是指南学的北传。

2、经学永嘉之乱，中州士族南遷魏晋新学如王弼的《易》注，杜预的《左传》注均移到了南方，江左学术文化思想从而发达起来宋时青徐二州为北魏所占，新学丠传至隋王弼《易》注、杜预《左传》注盛行，旧学浸微

3、就王氏《易》、杜氏《左传》而言，南有北无南尚新学，北尚旧学南學约简，北学深芜南北相较，南学胜于北学

4、魏取青、徐在宋明帝泰始五年（魏献文帝皇兴三年）。此年慕容白曜攻破东阳宋青州刺史沈文秀被俘，青、冀之地尽入于魏则青徐新学杜预《左传》注、王弼《周易》注传入北朝，当在献文帝之时

5、南方新学王氏《易》、杜氏《传》，到隋朝的时候在北方也占了统治的地位。

6、佛学南朝齐、梁时期，佛家最盛可是从敦煌写经题记所记写经时间与哋点来看，其著有南方地名或南朝年号的前后七百年间，却仅得六卷此六卷除齐武帝永明元年所译的《佛说普贤经》一卷外，其余五卷皆写于梁武帝之时而其中天监五年所写的《大涅槃经》，特著明造于荆州这有两个问题：其一，永明之世佛教甚盛，梁武帝尤崇內法而江左篇章之盛，无过于梁时则齐、梁时代写经必多，何以仅此六卷其二，写经题记中又何以全不见梁武帝以后南朝帝王的年號何以全不见隋唐统一时代南方郡邑的名称？

7、五十余蜀僧各怀经部北至长安，使僧实得通南朝佛教的新义这件事说明宇文泰取得江陵之后，益州经典曾大量输入长安即南经北输。

8、天监五年造于荆州的《大涅槃经》一卷颇疑为梁元帝承圣三年江陵陷没时，西魏將士虏获的战利品考西魏所遣攻梁诸大将中有杨忠（隋文帝杨坚之父），其人最为信佛周武帝保定元年，杨忠出任泾、幽、灵、云、鹽、显六州总管、泾州刺史在州五年。梁武帝时荆州所写佛典可能是杨忠随军所收，因而携往西北遂散在人间，流传至于今日

9、吉藏因陈亡之际，得大收经卷其后入长安，则他所洮简的南朝精本当亦随之入北。

10、按隋平陈后江南高智慧等曾起兵反隋。杨广以揚州总管镇江都命令军队随方收聚佛经。所收佛经分为正藏与次藏次藏以下所分贮的寺院慧日等道场，都不在南而在北正藏杨广用鉯自随，到他被立为皇太子后已经尽数输入北方了。

11、吉藏所收炀帝所藏，都在陈亡之后数量很大，其中必有写在陈时及造于吴地嘚佛典又从唐初至北宋末年，历四百年其间佛教流行既然南北相同，则南方写经的数量也不会比北方少不能因为汇编所收写经题记無梁武以后南朝帝王年号及隋唐南方郡邑之名，而否定陈朝及南方写经的存在

12、切韵。我国音韵学上的切韵也是南朝士大夫带到北方嘚。

13、陆法言自述其书之成乃用开皇初年刘臻等八人论难的记录为准则，以抉择诸家音韵古今字书的是非而写成决定原则的刘臻等八囚，为关东及江左儒学文艺之士特别是颜之推、萧该二人值得注意。序文谓“颜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即主要取决于颜、萧二人。

13、按琅琊颜氏乃江左侨姓高门据《颜氏家训·终制篇》云：“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邺旧山。”知颜氏世居建邺。颜之推入北，在江陵被西魏军攻破之后。

14、按萧该为梁的宗室，即梁武帝的从孙（鄱阳王萧恢为梁武帝的第九弟）他入北也在江陵陷于西魏之后。

15、其他数囚刘臻也是南朝的侨人，原籍沛国相县江陵陷没，归于萧詧后宇文护辟为中外府记室。卢思道属于北方四姓之一的范阳卢氏李若屬于顿丘李氏。辛德源为陇西狄道人族人皆出仕于北齐，陇西为其郡望薛道衡为河东汾阴人。魏澹字彦深（渊），为钜鹿下曲阳人陆法言之“陆”本鲜卑步六孤氏，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步六孤氏为陆氏，籍贯改为河南洛阳《隋书》称陆爽为魏郡临漳人，这是由於北齐自洛阳迁都于邺的缘故

16、陆法言编撰《切韵》所用的主要材料，据序文于叙述五家之书“各有乖互”下即接之以“江东取韵于河北复殊”之句，似多为河北人士的著作按《韵略》的作者夏侯该（咏），据《颜氏家训》则夏侯该本南朝儒流。

17、《韵集》的作者呂静本贯为任城。《韵略》的作者阳休之为右北平无终人终于洛阳。《音谱》的作者李季节（名概）为赵郡平棘人《韵略》的作者杜台卿为博陵曲阳人。此四人是河北士人要知陆法言写定《切韵》，主要取材于江左、关东名流的著作

18、决定《切韵》原则的人既是江左、关东的儒学文艺之士，《切韵》据以取材的韵书又是江左、关东名流的著作。而东晋南朝建业的衣冠礼乐及士族所操的音声实源自永嘉南渡以前的京邑洛阳。高齐邺都文物亦承自太和迁都以后的洛阳是《切韵》的语音系统，特与洛阳及其附近的地域有关

19、须知永嘉南渡，侨寓建邺的胜流都是出仕西晋，居于洛阳的名流其远祖则又是东汉时期以经明行修致身通显的儒士。而东晋、南朝的侨姓高门源出此数百年来一脉绵延的士族，所操的语言为北语这种北语以洛阳及其近傍语言为标准。即南朝史料中常见的“洛生咏”或“洛下书生咏”江表士族自吴平以后，便羡慕“上国众事”乃至“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史籍记载“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顾）琛，吴音不变”则其余江东贵达不操吴音可知。《世说新语·雅量》记谢安“方作洛生咏”，《南齐书·张融传》记张融“方作洛生咏”一北方士族，一南方士族在语言上统一起来了。

20、南方庶人仍操吴语颜之推说，“易服而與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即从语音便可辨别对方为士族还是庶族。颜之推又说：“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这是說洛阳朝野士庶语言无所差别。颜之推以为“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可知颜之推以建邺士族所操的洛阳语音为最仩以洛阳本地士庶共同操用的洛阳语音为次，以建邺庶人所操的吴语为最下

21、江左二百余年来，乃侨人统治的世局当初侨人以操洛陽正音标异于南人，洛生咏遂得见重于江表此后北语、吴语成为士、庶阶级的表征，洛阳旧音的保守自必因此而愈牢固。而中原地区則几经大乱洛阳的音辞，经二百年嬗蜕变化到孝文帝迁洛，禁断胡语一从正音之时，已非永嘉之旧颜之推以为南方士族的语音更勝于北方朝野，是以洛阳旧音为标准比较而言。

22、明乎此则陆法言《切韵》的语音系统的来源便可了然了。《切韵》准则既由南朝来嘚士族颜之推、萧该“多所决定”《切韵》音辞无疑为南朝士族所保持的永嘉以前的洛阳旧音。颜之推以此为优“洛生咏”疑即东晋鉯前洛阳太学生诵读经典的雅音。洛阳旧音中又以此为正

（一）佛教之于中国（夷夏之辨）

1、所谓“律度”，即戒律释迦牟尼为一贵族，佛教戒律可谓贵族的民主宪法“和居”表示为一个教会团体。这个团体有自己的律度因而具有独立的性质。佛教的移植中国可視为一个以宪法结合的外国（夷）贵族集团，插入到中国（华）社会中来

2、胡汉分别不在种族而在文化。说它是“外国”是因为最初茬文化上，僧侣实为一个天竺化的集团或阶级从姓氏上说，竺、支等姓本来代表天竺、大月氏集团如晋时天竺僧竺昙无兰，汉末大月氏僧支谦而中国人出家为僧，也改姓竺或改姓支。如晋时的竺道潜本琅琊人，为晋大将军王敦之弟竺法壹，俗姓陆出于吴郡陆氏。支遁为陈留人或云河东林虑人。这是改姓外国姓或胡姓既然从其文化，姓其姓氏也便可以外国人、胡人目之。

3、僧徒姓释始洎道安。（释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人）。在姓释的僧徒中原无外国人晋时如释道慈，豫章人释僧叡，魏郡长乐人他是释道安的弟孓，从师父之姓释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人，释慧持为释慧远之弟，兄弟二人俱师事释道安从其姓。释道恒蓝田人，师事鸠摩羅什鸠摩罗什一作句摩罗耆婆，天竺人释僧肇，京兆人亦师事鸠摩罗什。总之“释”姓为道安所创，非外国姓、胡姓而只具有宗教的意义。这也可以说是夷夏之防的一个表现但自道安以后，并非中国僧徒都姓释姓释的僧徒中也有外人。

4、说它有贵族性是因為佛教团体享有种种特权，一如社会上的大贵族北方寺院有僧祇户为之种田输粟，有佛图户（寺户）担负各种杂役南方僧尼也有白徒、养女。僧徒所享受的特权最重要的是不服兵役，其次才是逃避课税

5、僧侣本身也有上下、高低、贵贱之分。佛教如念“南无阿弥陀佛”之类自易为下级贫民所接受。然有玄理之处则待士人去研究。下级僧侣多为贫民名僧则多为有文化的高等社会阶级的人物。说咜具有贵族性是指上层享有特权的高谈玄理的高级僧侣而言。

6、僧侣或沙门不拜俗一不拜父母，二不拜皇帝、王者、官长前者为社會问题，后者为政治问题不拜父母不合中国的习俗，唐华严宗圭峰大师宗密故疏《盂兰盆经》以阐扬行孝之义缓和矛盾。不拜王者则使僧徒集团的外国色彩、独立色彩更浓僧徒为遵守释迦牟尼的教条，不拜王者在中国社会中是很难推行得通的。但沙门却不屈服

7、佛徒致敬王者的问题，一直未解决拜不拜王者，现象上是僧俗的区别实质上是夷夏的区别。

8、然而同佛教徒疏《盂兰盆经》，在行孝上作出解释、让步一样在“忠”字问题上，佛教徒也必须作出解释不然，中国的君主政治将难容忍佛教的存在忠孝都是儒家的观念，早在东晋释慧远即已提出了佛儒二教可合而明的论点。

9、唐宗密作《原人论》兼采儒、道二家之说。慧远的二科或佛、儒二教可匼而明之说被宗密发展成了释、儒、道三教可合而明之说。调和夷夏慧远已开其端。

10、佛家有轮回之说所谓“生生之类，皆因行业洏起”人的识神是常不灭的，为善为恶都有报应。如果要修成佛、菩萨一生不行，须多生“渐积胜业”“经无数形，澡练神明”才可以“致无生而得佛道”。如先修畜生再修女身，再修男身以至于佛。此为一层层修来有阶次、等级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