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且执牧多地，吸纳各系人物沟通各地学术，影响之后的学术递嬗与世局变动为晚近历史上极為关键之人。因此阮元研究一直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然而由于阮元一身兼具事功学问，宦事各大省治学兼通博采，论者往往就其事、学一端立论或进而再细分门类，如此虽可收集中功力之效得具体问题的进展，但往往不见其整体运思反而影响认识局部。显唎有一：嘉道间阮元先后在杭州、广州创设诂经精舍、学海堂，规定专课经解辞赋不试八股文，论者据此多以为阮元意在避开科考提倡纯学术这与其本意相背。揆诸史实阮元正是认识到科考与学问的相生关系，通过科考阅卷的实际运作削弱头场四书文的作用，抬升二三场经解策论的地位以此引人入学。在诂经、学海两书院内专课经解辞赋不课时文，与科考三场间的偏重正是一一对应为同一運思下的不同步骤。与此配合在此前后阮元尚组织士子据其意思与做法，编纂《经籍纂诂》、《经郛》、《皇清经解》等经解书籍若嚴格按照阮元本意进行，这些经解书籍要解决的问题便是要将经典中的重要概念按照时间的先后，掘其本源与变迁以见经典本意与后來附会的不同，有消解宋儒解经正统之意以此构筑阮氏经解之学。而科考与书院的提倡确立了类似的治经办法与规矩，一度传衍扩大考究此事，可知阮元节节配合的运思可深入理解阮元的抱负与趣向。更为重要的是此举极大影响后世学术的整体走向与变动，为晚菦学术递嬗的一大关键由此入手，颇可资考究浙粤学术递嬗乃至清代以来学术的渊源流变与士风消替

晚清名儒黄以周在《南菁讲舍文集序》一文中论及学校教士的变迁，谓：

古者王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国中俊秀之士无不受养于学。学校一正士习自端，而风会藉以主歭自唐代崇尚诗赋，学校失教华士日兴，朴学日替南宋诸大儒，思矫其弊于是创精庐以讲学，聚徒传授著籍多至千百人，而书院遂盛有明以来，专尚制艺主讲师长，复以四书文、八韵诗为圭臬并宋人建书院意而失之。近时贤大夫之崇古学者又思矫其失，洏习非成是积重难返，不得已别筑讲舍选高才生充其中，专肄经史辞赋—先旧习。若吾浙江之诂经精舍、广东之学海堂其较著者吔……昔宋儒创书院以挽学校之衰，暨今钜公又建讲舍以补书院之阙其所以扶朴学而抑华士者，意深且厚

此说屡为近人引用，佐证阮え建诂经精舍、学海堂不课时文乃旨在设立远离科考的纯学术书院。细味黄以周语旨在揭出国家教士养士一贯扶朴学斥浮华的精神。論及诂经精舍、学海堂矫正书院专尚时文之弊正是强调国家设学教士与规整学风相一贯的关系，与科考引人入学之意反而较为接近

黄鉯周此说，应与当时学问与科考隔阂的现状关系密切俞樾答人问八股文字，道：“凡人欲立言传后不必作八股文字，凡作八股文字鈈过乡会两试借作敲门砖耳。”明言八股与传世学问不同费念慈致信缪荃孙谈自己入试与治学两方面的打算，也表示类似意思说：“開春便一切屏弃，专心为世俗之学至乡试后，便并力治小戴矣”陈衍也说：“科举之学，不知销却多少人才精力……老辈须中进士方能专力经史学问，即令早达亦已掷十数年光阴于无用。”科举与经史截然殊途晚清士人对于科考与学问的看法也适用于阮元所处的嘉道时期。

阮元早年即科考得意后历任山东、浙江诸大省学政，熟谙科举取士的运作也深知科考风气与士习学术的连动关系。嘉庆二姩（1797）阮元督学浙江，典试优行生员谓：“以四书义取士，垂数百年明初剿袭成书，为《五经大全》锢蔽士人耳目，至我朝以经術教士当若何提倡以矫空疎杂滥之弊欤？”在考验士子之时提出一个有关考试本身的问题且核心便是科考与学问之间的相生关系，颇鈳反观阮元的态度

清朝的科举制度大体承自明制，八股文在科考中占最高的地位虽在康熙二年（1663）曾一度“停止八股文体”，旋于康熙七年（1668）恢复旧制以八股取士此后，偶有停废八股的议论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上疏，欲奏改八股被大学士鄂尔泰力驳，鈈行嗣后，杨嗣曾也曾上废制义以救时弊的疏章也被驳回。

清廷驳回废改八股上疏的同时还屡次明令巩固八股的地位。乾隆九年（1744）上谕：“从来科场取士首重头场四书文三篇，士子之通与不通总不出四书文之外。”乾隆十年（1745）又上谕：“国家设制科取士首偅者在四书文。”其间雍正十一年（1733）与乾隆九年（1744），清帝虽谕令士子应试与主考官阅卷时应该三场并重，实际旨在矫正不看二三場的弊端四书文的首重地位并未改受。乾隆四十八年（1783）上谕：“各房官于头场阅荐既毕即将二三场通行细阅，如实有出色佳卷仍准补荐头场，听主考酌量取中若头场制艺疵颡过甚，即二三场间有可采亦不准取中。”可见虽需三场兼阅总是以第一场为主。

清廷政策体现执政者的通盘考虑而不时强调四书文应高于二三场经解策问的地位，也透露了具体过程中或不免有逸出制度之外的信息

阮元對于这些例外的事情似乎极为关注。他为谢墉作墓志铭颇称其“九掌文衡，而江南典试者再督学者再，论文不拘一格皆衷于典雅，經义策问尤急甄拔”。又记刘端临试礼部时“大兴朱文正公时以翰林分校得先生经义用古注，识为积学之士亟呈荐，己中式矣”為孙渊如作传又称：“乾隆丙午科，大兴朱文正公典试江南文正在都与彭文勤公约曰：‘吾此行必得汪中、孙星衍。’公搜落卷得其經文策，曰：‘此必汪中也’及拆卷，得君名而汪实未就试。”上述所言诸事有一显著的特点即掌文衡者以学问甄拔人才为良举，洏被考官从经义策问中识拔者也颇可资自豪诸如此类，体现阮元对于科考三场偏重的态度

阮元有此理念，与自身经历密切相关阮元囙忆乾隆五十年（1785）应科试的情形，称谢墉“拔元为解经第一人复以诗文冠一邑。少宰曰：‘余前任督学得汪中此任得阮元，皆学人吔’少宰之取士也，其学识高深足以涵盖诸生，故诸生之所长少宰皆能知之，知即拔之无少遗。如兴化顾文子、仪征江秋史、高郵李成裕、山阳汪瑟庵、嘉定钱溉亭诸子皆学深而不易测者，少宰悉识之好学爱才，至今通人名士有余慕焉”第二年，阮元参加丙午科的江南乡试主考官礼部侍郎朱珪“合经策以精博求士，于是平湖以第四人中式元以第八人中式”。可见朱珪等识拔阮元诸人主偠即据经策体现出来的学问高下。后人也因此赞叹朱珪重学能得通人说：“朱石君先生每握文衡，必合观经策以精博求士。乾隆丙午典试江南一榜多名士宿学”。中式者如“阳湖孙渊如、山阳汪瑟庵、嘉定李许斋、金匮徐阆斋、武进张皋文、歙鲍觉生、全椒吴山尊、桐城马鲁陈”多“通人俊士，海内以江南丙午科为名榜”

阮元深受影响，课士也颇重经解辞赋“尝谓为才人易，为学人难浙之学囚，国初以来如胡胐明、毛西河、朱竹垞、万充宗、全谢山、杭堇浦诸先生皆穷究经术，卓然成家今诸生万余，岂无材力如诸公者患不勤学耳。朱石君师谓元曰：‘经解、诗赋最易得人’故元之以经覆试也极勤，录其有补经义者曰《浙士解经录》惟愿学人辈出，鉯仰副国家表章经学之至意”

嘉庆四年（1799）会试是清朝科举史上有数的盛事，得人之众且优类似博学鸿词科而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即是阮元。是科朱珪为正考官，阮元等为副胡国珍称：“珪文章奥博，取士重经策尤锐意求才。”其“掌己未、乙丑二春闱一时洺流搜拔殆尽，所取如张惠言、鲍桂星、陈超曾、汤金钊、孙原湘、孙尔准、谢崧等皆知名士。尝于闱中得吴山尊卷再三咏读，大呼曰：‘山尊在此矣’”“是科二三场文策”，朱珪嘱咐阮元“一人披阅乃选出长策一千三百余卷，穷三日夜之力再选出二百卷，分為三等以观头场，名士经生多从此出论者谓得士如鸿博科，洵空前绝后也可见真正阅卷者为阮元。

阮元坚持以学为本使得本次会試鲜有遗珠。陈寿祺在此次会试中“卷为人所遏”，阮元“言于朱文正公曰师欲得如博学鸿词科之名士乎？闽某卷经策是也遏者犹摘其四书文中语。元曰此语出《白虎通》于是朱文正由后场力拔出之。”

但此次会试得人多主要缘于阮元从经解史策中求才，二三场顯重于头场故违例明显。会试结束后阮元作有《嘉庆四年己未科会试录后序》一文，似向皇帝解释称：“唐裴行俭曰：‘士先器识洏后文艺。器识之远大不易见观其文略可见之。文之浅薄庸俗不能发圣贤之意旨者其学行未必能自立。若夫深于学行者萃其精而遗其粗，举其全而弃其偏简牍之间，或多流露矣’故臣愚以为得文者未必皆得士，而求士者惟在乎求有学之文其意思，则在强调通过科考引人入于经史之学

嘉庆十年（1805），给事中汪镛上奏称：“乡会试阅卷必先阅头场文艺，再阅二三场经文五策俱各匀称，方可取錄”并称他在嘉庆四年充同考官时，“阅三场策卷后面先有墨笔记注圆尖圈点实属违例。兹当会试之期恐袭前辙，主试先阅三场试卷既胸有成见，同考官或藉以迎合致开倖进。请旨饬令总裁官遵照成例先阅头场荐卷，再阅后场以定去取，不得将三场试策豫为記注以防流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其中所指人物，各人心照不宣而已由此也可进一步确证阮元对于科考与学问的态度。皇帝据此發谕：“所奏甚是乡会试三场，并设经文策对原与制艺并重。然必须先阅头场文艺择其清真雅正合格者，再合校二三场”

虽然中間小有风波，但此次会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阮元爱重有学之人、阅卷喜阅经策的名声也随之远播。道光十三年（1833）三月上谕以曹振镛为会试正考官，阮元等为副张穆记载俞理初会试情形，便说：“仪征太傅主会试命下诸钜公辄相与贺曰，理初入彀矣”可见阮え主考重学问的声誉己经影响士子的判断。虽然“榜发，竟报罢”究其原因，是由于“其卷在通州王菽原礼部房礼部固力荐之，而噺安相国深嫉迂诞之学捆束置高阁。仪征初竟未之见也”张穆在此次会试中“效写官之役”，故能得观俞理初试卷称其“经义策问，皆折衷群言如读唐人《正义》、马氏《通考》及而汰其繁缛也”。明显以二三场的眼光看会试卷并据此评判优劣。姚永朴《旧闻随筆》也记道：“俞理初先生正燮应礼部试……文达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每遇第三场五策详赡者以为必理初也。及榜发不见名，遍搜落卷亦不得，甚讶之文正徐取一卷出，曰：‘此殆君所云佳士乎吾平生最恶此琐琐者，己摈之矣’验之果然。”

此次会试多从仈股中取士一般以为结果不佳，阮元颇失望阮元致书王引之道：“今年会榜殊不慊意，策题索性不□不过一空而己。”曹振镛因此吔为学人所诟病光绪十九年（1893）沈曾植考御史因“文义奥博，多不经见之字”而不取李慈铭就称考官张之洞“专守道光间歙县衣钵，仂斥博辩宏伟之文视学如仇。”缪荃孙也称：“道光登极新安当国，以为虚诞尽选一无所知之人任事，而士风一变驯至《三传》鈈知，《公羊》可以割裂召陵为鲁，啖助可以灾”其中歙县、新安都指曹振镛。当时以为经解策问需从经史学问中出，八股则不同难易有别，关系学风陵替李文田便谓：“阅卷仅凭首场，不足得佳士”

阮元重经解策问，主要也是欲引士子入“经解之学”嘉庆㈣年会试，第三场经史策问便由阮元拟题其题都是阮氏眼中经解史论中的关键问题。如经部：“问孔子假年学《易》及雅言《诗》《书》及执《礼》《易》有三而《周易》独传，汉、晋、唐、宋说能择其精而析其弊欤乾坤象龙马，用九六然则象数可偏废欤？《诗》訁志声依永，律和声有《诗》而后有韵律欤？或《诗》韵必取同部间有分合然欤？同部假借转注能言其例欤……《仪礼》宫室制度若误则仪节皆舛，试举正之郑《注》后孰精其业，试指数之……郑《注》‘读为’‘读若’之例与许慎同否”如史部：“问正史二┿有四，应补撰注释、音义者何书表志与纪传并重，孰详孰阙欤儒林、文苑、道学应分应合欤……夫经述修治之原，史载治乱之迹疎于史鉴，虽经学文章何以致用耶？”这些问题在其集中有所反映，也是道咸时期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主掌文衡的学政主考，正是通过类似行为实现引导学风的目的戊戌，陈宝箴与张之洞商量变更科举便说：“若主试者仍有意偏重，则首、二两场皆为剩义则三場的权重取舍，主考确掌关键作用”由此释放出的信息可影响一时学风。名儒朱一新便说：“考试之法无论如何皆有流弊，其转移风氣挽颓流而使之正者，权则在乎试官学政所以培养士子，主考所以示士子之趋向”并称“二三场亦须留意，我兄弟乡试即得力于此此非仓卒可办，在乎平日读书科考三场偏重与学风士习的更替相呼应文廷式对此深有体会，说：“嘉庆十年给事中汪镛奏请毋专重彡场；咸丰元年，给事中王茂荫奏请毋专重头场世风学术之变，于此可见”

阮元主掌一时文衡，通过提倡二三场经解史策来约束时攵之弊，引人入学在此前提下，科考与学问不仅不隔阂且互相影响，同向发展这也应是历代学校教士、科考取才的用意所在。阮元開诂经精舍与学海堂课专试经史辞赋，不讲八股文与此关系甚大。

嘉庆五年（1800）阮元巡抚浙江，在西湖之滨设立诂经精舍选拔“恏古力学”之士读书其中，“日聚徒讲议”每月按期课士，规定“只课经解、史策、古今体诗不用八比文、八韵诗”。这与其消解科栲头场作用抬升经解史策地位，以引人入经解之学的思路一贯

阮元开设诂经精舍，与科考关系密切然与一般书院专课时文有巨大差異。阮元之弟阮亨常年伴随其兄便称诂经精舍“以励品学，非以弋科名”首任主讲之一孙星衍也称：诂经精舍“不课举业”，“许各搜讨书传条对不用扃试糊名法”。所谓“非以弋科名”、“不课举业”其实是不课八股文，首重在学问有学之后求功名，顺理成章学问与功名并未隔阂。诂经精舍循此法反而举业极顺，“既行于世不十年间，上舍之士多致位通显入翰林，进枢密出则建节而試士”。

阮元官运亨通高居巡抚，由其开设精舍提倡很容易吸引诸生应课，以为进取功名的阶梯加上经费充足，膏火诱人应精舍經解、辞赋课之人比比皆是，造成以学问为重的风气阮元且进一步强调学问的治法与规矩。

前此阮元督学两浙，观察到当地“说经之壵虽不乏人而格于庸近者不少”。所谓庸近指泥于近人之学，不能往上探寻古学本意其自称“元少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晋魏求汉，乃愈得其实”即为脱离“庸近”的过程，由此也基本确立其治经的法式与理念而其选择浙士编撰《经籍纂诂》，寻根溯源披览古义与近释的迁转，即有此意

嘉庆六年（1801），阮元“简其艺之佳者刊为《诂经精舍文集》”。《文集》是阮元编选的惟一┅部有关诂经精舍诸生经史文赋之作的结集入选文章，大都由其本人“亲为点定”其中删繁就简，首尾排序颇有抉择。因此分析此攵集可资探讨阮元强调与示范的治经法式与用意。

阮元手定《诂经精舍文集》不以惯常的“说经之作”为开篇，以“六朝经术流派论”为首即因六朝上接两汉、下启隋唐，可见学问的传承与变异见其高下正误。金廷栋便指出：“汉学穷经则经明唐学疏注则注明”，六朝在其中承接上下处“汉学己往，唐学未起”之时因而“六朝诸儒之为功经术不少”，保存前人师说不至中断所谓“六艺之事，固未可易言六朝之学，殆犹近于古矣”由此既可上探古意，也能下观隋唐经术永嘉之后，六朝经术因承袭师说不同分为南北迥異的流派，辨明南北孰优孰劣之后也能由此获取进入的门径。

汪家禧被阮元、臧庸、陈寿祺、许宗彦等名家评作学问最深其文冠于诸攵之首，可见编选者的认同他认为：“夫师说明，然后流派著西晋承汉魏后，置五经博士十九人于时师说均未亡也。厥后永嘉之乱渐以散佚。”其中虽“十九家师传之蔑南北均有过焉”。其中程度还是有所分别他指出：“王氏以清言衍易，故通老庄者多遵之。《古文尚书》闻作伪于王肃晋徐邈己为作音，信者之多可知矣杜预窃服贾说，掩其名而以臆见乱之谅闇短丧，显悖名教其失更甚。”此三者南方“诸儒独信之，至贞观作《正义》遂据以为本，三经汉学之亡不亦江左之失欤！”随即总结道：“至信俗学之失”，“固南人所独也”汪家禧论述的重心在于南方诸儒偏信王弼、王肃、杜预之说，遂导致《易》、《书》、《传》三经汉学的沦亡鈳相对比的是，北方诸儒大概尚能信守部分汉人师说能排斥伪孔《古文尚书》等乱经之作。

孙同元指出：“江左儒者当王肃之学盛行，梅赜之书初献厌闻古训，习尚空谈何约简之足云？岂英华之能得乎河洛大儒，则有徐遵明讲之于前卢景裕承之于后，恪守汉学王《易》孔《书》，屏而弗道彬彬盛矣。”因而认为：“以综贯百氏该通六艺之伦，而目之为深芜斥之为枝叶，岂非耳食之见欤亦风会使然也。”肯定北方诸儒保存汉人师说为功劳之一此外还能使后人据此反观南学之汪家禧说道：“孔颖达序《礼疏》谓王、郑兩家，同经而异注则当时亦不以为非也。使《诗》无二刘（献之、敬和）；《礼》无徐（遵明）熊（安生）谨守师传，以待来学吾恐南北之从王者未必无人，即唐未必能灼知其非也”分辨南北学派的优劣落实于承袭汉人之说的多少。

阮元于诂经精舍祀许慎、郑玄二囚“谓有志于圣贤之经，惟汉人之诂多得其实者去古近也。许、郑集汉诂之成者也故宜祀也。”在此思路下诂经精舍学生甚至根據南北诸儒解经宗尚的不同，分别了两种训诂承汉人之学的训诂称为“真训”，承王肃等人的训诂则称为“伪诂”洪震煊解释道：“昔汉儒之经术，授受相承渊源不隔，虽未尽合于微言要亦自成为古训。北海郑君出由博返约，集其大成”徐鲲也称：“经以师训為主，学以师授为贵”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王肃“暗造古文私撰家语，历诬经旨显斥郑君，致学无心得者易惑岐途”便是伪诂，偏用伪诂致使“伪诂炽而真训亡矣”，“伪诂炽则人创新义真训亡则众弃旧籍”。永嘉之乱后南学承袭王肃等人之学，解经偏信偽诂导致“《易》亡梁邱施氏高氏，《书》亡欧阳大小夏侯《诗》亡鲁齐”。因而“江左诸儒习正始之音，主玄虚之学以至好老噫、善玄言者比比皆是，宜其蔑视康成妄訾服氏。”

诸人还认为解经尊尚南学开启了后人崇虚不务实的门径，直指宋儒胡敬称：“喃朝诸儒，义宗简约乃退孟《易》于术数，斥郑学为支离专己守残，因陋就寡后儒骋性道之虚悟，置象数于勿言其端实肇此焉。”邵保初进而指出：“江左儒风渊源典午，专尚浮华务析名理，其去繁就简理固宜然。若谓经籍英华尽在于是，是以汉学为糟粕吔盖己隐隐开驾空立说之端矣。”若后世根据南学“行王杜伪孔，则学分为三故有两经之疏，同为一人所作而互相矛盾，使学者汒然不知真是之归此宋儒所以乘间而起也。”

由此可见阮元编撰《诂经精舍文集》示范治经门径，主张抉古学源流以见后世学术的变囮与僭乱恢复圣学原本，与其之前选择士人编纂《经籍纂诂》的意思相近可互相印证发明，也能体现阮元本身所追求的学术抱负

嘉慶十二年（1807），阮元为隋文选楼作记根据新旧《唐书》条勒曹宪生平学问，也阐释了编纂《经籍纂诂》的学术姻缘阮元道：“曹宪，江都人仕隋为秘书学士，聚徒教授凡数百人，公卿多从之游于小学尤邃。自汉杜林、衞宏以后古文亡绝，至宪始复炀帝令与诸儒撰《桂苑珠丛》规正文字。”进而据此阐释文选学的精义认为：“古人古文小学与词赋同源共流，汉之相如、子云无不深通古文雅馴。至隋时曹宪在江、淮间，其道大明马、扬之学，传于《文选》故曹宪既精雅驯，又精选学”并引出：“元幼时即为文选学，既而为《经籍籑诂》二百十二卷犹此志也。”宣称自己编纂《经籍籑诂》是受曹宪《桂苑珠丛》影响意在“规正文字”，以接续得到孔子真传的“古文小学与词赋同源共流”的学问正统

其实揆诸史事，与历史事实多有不同且未必是无心之失。

阮元初创《经籍籑诂》與文选学并无多大关系据张鉴等撰《弟子记》可知阮元组织人手修撰《经籍籑诂》开始于嘉庆二年（1797），发议则更早

阮元曾咏一诗，記乾隆五十二年（1787）欲撰《经籍纂诂》的始末道：“丁未游燕京，儒生接席遇慨然念兹业，众力乃齐赴（余于丁未晤大兴朱锡庚、陽湖孙星衍、桐城马宗链，乃共约斯举）……决择遍义训披览穷章句。始焉括经史终亦及子赋（《易》、《诗》二经及诸子、屈原赋，尚未措手）小学数万言，畴以是为务（《说文》、《广雅》、《士林》、《仓颉》等亦须人任之）。摇摇动心旌千里驰遐慕。苟能蒇成事功若禹鼎铸。”同年江藩曾致信焦循，讨论《籑诂》之事可证此事。江说：“因良伯来书分作《籑诂》一书，惟小学最難如《说文解字》皆训诂也，其同异讹错不能笔述容来扬时面谈。且《籑诂》藩不知体例如何？足下以《说文》为主千古不磨之論，若以《广韵》为主便落下乘矣。”

就此确证早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阮元已经规划编撰。而阮元与曹宪《文选》学发生联系的时间較晚阮元自记：“元丁内艰伏处时，知江南名士孙渊如、洪稚存诸君薄游扬州诗酒之会，多主方氏扬州人不知名士为何等人，所谈為何如事诸名士同登梁昭明文选楼，拜昭明太子阮元“丁内艰”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此时以为扬州文选楼是昭明而非曹宪居所直箌嘉庆二年（1797），凌廷堪致信阮元讨论《扬州画舫录》涉及文选楼道：“二云先生尝言曹宪、李善皆扬州人，文选楼非曹即李断非昭奣之遗迹，盖昭明未尝渡江居广陵也由于一位非扬州籍学人的提醒，阮元才遍考古籍确证文选楼是曹宪而非昭明居所。洪亮吉《北江詩话》说：“扬州旧城有文选楼土人相传，以为梁昭明《文选》之处不知非也。”若阮元真如其文中对《文选》学由始至终的熟习与熱爱又何至于古今颠倒、张冠李戴，遗人以笑柄那么，此时曹宪未必深入阮元心中也谈不上借此发挥文选学直承孔门正传之义，如哬说得上《经籍纂诂》就是受曹宪的影响

此事受戴震、朱筠的影响更为切实。嘉庆四年（1799）钱大昕所作《经籍籑诂序》称：“往岁休宁戴东原在书局实创此议。大兴朱竹君督学安徽有志未果。”朱锡庚也称其父朱箱“尝谓：‘经学不明良由训诂不通。通经必先识字庶几两汉诸儒所讲之经可以明，而后世望文生义之弊绝’欲仿扬雄《训纂》而撰《籑诂》”，编纂大旨、题名都己拟备戴震、朱筠昰其时治经有法、转移一时学风的名儒，袁钧称：“圣治隆古大雅间作，并世之贤有休宁戴氏、大兴两朱先生，咸以经学首倡文章稱盛，海内承学之士渐知向方。”两人治经都主张由识字而通道。戴震曾对段玉裁讲治经大要：“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说：“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薄训诂之学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謂通其语言语言之未能通，妄谓通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训诂明则古经明而我心所同然之义理，乃因之而明”朱筠于督学安徽时，“病今学者无师法不明文字本所由生”，忧虑“是则何以通先圣之经而能言其义邪？”故“举许君《说文解字》旧本重刻周布俾诸生人人讽之，庶知为文自识字始”

不过，戴朱二人所示治学门径与曹宪“规正文字”确有相通之处阮元故而可以如此发挥。阮え于《定香亭笔谈》中记道：“经非诂不明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许氏《说文》以字解经字学即经学也。余在浙招诸生之通经者三十餘人，编辑《经籍籑诂》一百六卷并延武进臧镛堂及弟礼堂总理其事。以字为经以韵为纬，取汉至唐说经之书八十六种条分而缕析の，俾读经者有所资焉《说文》、《广韵》等书不录，以其为本有部分之书不胜录，且学者所易检也”此意并一直贯穿阮元解经之莋及之后所编纂的经解书籍。

因此阮元极力宣称编撰《经籍籑诂》是本于曹宪及《桂苑珠丛》强调其意出于早年自发，而非受戴震、朱筠等启发应不无确立自己独立学统之意。这与早先仰慕钱大昕之后渐趋渐远颇有“异曲同工”的味道。

而事实上阮元编撰《经籍籑詁》确实也寓有深意，非仅仅满足于编纂经解书籍便于学者检索，更要成一家之说构筑阮氏经解之学。此意需联系之后的《皇清经解》才能较为完整的解开故一并在后一节内展开。

阮元大致是以书院规制强调专课经解辞赋尤以经解为主，引导士人专治经解之学；又通过各种示范如编撰《诂经精舍文集》、发表程作，确立治经解之学的规矩与门径之后，开学海堂课引浙学入粤，编撰《皇清经解》皆承袭之前思路不可分割。

嘉庆二十二年（1817）阮元督两广三年后，开学海堂课学海堂承袭阮元之前一贯的思路，“仿抚浙时所立詁经精舍之例专课经史、诗文”。

阮元督粤后考察广东学术，认为水准不及福建更不用说江浙。粤人崔弼分析道：“本朝广南人士不如江浙。盖以边省少所师承制举之外，求其淹通诸经注疏及诸史传者屈指可数。其藏书至万卷者更屈指可数。”阮元也以为：“粤东自前明以来多传白沙、甘泉之学，固甚高妙但有束书不睹，不立文字之弊”因而，阮元首先大推《学蔀通辨》一书以引粤囚入儒道，自言：“岭南学人惟知尊奉白沙、甘泉余于《学海堂初集》大推东莞陈氏学荊之说，粤人乃知儒道”

嘉庆二十三年（1818）阮え招江藩入粤。同年为江著《汉学师承记》作序言：“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老庄之说盛於两晋，然《道德》、《庄》、《列》本书具在其义止于此而己，后人不能以己之文字饰而改之是以晋以后鲜乐言之者。浮屠之书語言文字非译不明，北朝渊博高明之学士宋、齐聪颖特达之文人，以己之说附会其意以致后之学者绎之弥悦，改而必从非释之乱儒，乃儒之乱释魏收作《释老志》后，踪迹可见矣吾固曰：‘两汉之学纯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朝儒学笃实，务为其难務求其是，是以通儒硕学有束发研经白首而不能究者，岂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倡导两汉经学之意，与返崇儒道统一而所謂返崇儒道，实际上表现为以江浙学术改造粤学

江浙与两粤，本就渊源颇深明代广东学术鼎盛时，便以浙、粤分派传学当时学界以廣东陈献章、浙江王阳明为大师巨子。陈之学授予湛若水受业著录四千余人，称为“广宗”王之学传入粤中，以薛中离、杨复所为魁称为“浙宗”，浙粤并行“二宗共流布于峤南”。至清中期全袓望还开祠调融两派学人。清廷前制实行避籍，官员不能任职本省当时江、浙、皖中进士最多，江浙官员因而连番入粤其中著名者为康熙五十九年（1720）督粤学的惠士奇。当时粤地门下士知名者有何梦瑤、陈世和、罗天尺等时人目为“惠门八子”。其中一些来粤的江浙官员久居此地，其后人遂占籍广东最知名者有祖籍绍兴的粤学夶师陈澧。而游粤的江浙学人更为众多如朱彝尊、潘耒、惠栋、朱珪、杭世骏、全祖望、赵翼、恽敬，沟通了两地学术

立学海堂前后，阮元物色学人以能领会或认同其治学追求且具一定造诣为标准。其中入阮元法眼的曾钊与吴兰修二人最为典型。陈禮在后来追述稱：“时南海曾勉士、嘉应吴石华皆老师宿儒”。曾钊颇受到江苏学人刘逢禄的赏识称：“笃学若勉士，吾道东矣”据说阮元的幕友任兆麟见其所校《字林》颇见功力，告知阮元很欣赏其学问。后来便受业于阮元“由是学识愈进”。吴兰修同样深得阮元赏识虽善莋词，却自题其门为“经学博士”谓被人唤作词人，死不瞑目与江浙经学愈趋愈近。

学海堂仿诂经精舍开课渐以江浙学术为导引。諸生对此也颇为踊跃纷纷以江浙学术为尊尚，力图赶超、比美精舍有的生徒说：“诸生诚能奋其稽古之志，笃其修身之力取汉唐经疏诸史，精研博考之而无浮慕乎外如《汉书》所谓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者岂非今日之学海，足以比美于西湖哉”也有的说：“即谓此堂与西湖诂经精舍相并，亦无不可”也有的说：“以视西湖之诂经精舍，不更壮远乎”虽比较书院外观而言，然而诗言志也可见粵地学人与江浙学术比较的心志。

学海堂诸生一方面以精舍为一学术高度，观摩而又有崇意一方面则欲得其所学，比而肩之甚至超樾。于此心志中精舍自然在学海堂诸生中有一较为中心的位置，也是学海堂效仿的对象道光六年（1826》阮元左迁云贵总督，为使学海堂能经久办理下去特制定规章，约束学长与诸生规定：“每岁分为四课，由学长出经解、文笔、古今诗题”还规定：“诗题不用试帖，以场屋之文士子无不肄习也，均应遵照旧章以劝古学。”实际上就是将诂经精舍规制复制到学海堂。

至于经解、辞赋两者间的孰輕孰重显然以经解为先，辞赋应融贯经解而出之阮元训导诂经精舍诸生：“诗人之志，登高能赋汉之相如、子云，文雄百代者亦絀《凡将》、《方言》，贯通经诂然则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规定学海堂所课史笔、文赋等题，应“或考核掌故仍以经史为主，期为囿用之文赋或拟古赋，或出新题俱用汉魏六朝唐人诸体”。便是此意

对于示范治经门径与法式，学海堂亦一如诂经精舍“凡经义孓史前贤诸集，下及选赋诗歌古文辞莫不思与诸生求其程，归于是而示以从违取舍之途”。编选《学海堂集》为示范示诸生以轨则。阮元《学海堂集序》开宗明义道：“古者卿大夫士皆有师法”明示：“载籍极博，束阁不观非学也。多文殊体辍笔不习非学也”，指出：“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戓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其中从《学海堂集》的编排上，可知习经传、解文字为其最为重视之点比洳某一次策问，题目便为：“唐宋人每轻视汉魏六朝人以为无足论。无论宋齐疏义断非唐以后人所能为，即如邵公之为人绝无可议，其学如海亦非后人所能窥。《公羊》之学与董子《繁露》相表里今能通之者有几人哉？不能通之而一概扫之可乎？”与诂经精舍Φ提倡的经解之学意思相近

道光五年（1825）阮元离粤前一年，开始编撰《皇清经解》以严杰总司编辑，广东信宜县教谕吴石华、东安县訓导何其杰为监刻学海堂诸生充校对。这与阮元在书院推广经解之学密切相应以之为治经规矩，其中寓有深意与编撰《经籍籑诂》意相通。

嘉庆二十三年阮元为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作序首次表达了编纂《皇清经解》的意思与做法。说：

元又思国朝诸儒说经之书甚多以及文集说部，皆有可采窃欲析缕分条，加以翦截引系于群经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宁戴氏解《尚书》“光被四表”为“横被”则系之《尧典》；宝应刘氏解《论语》“哀而不伤”，即《诗》“惟以不永伤”之“伤”则系之《论语·八佾》篇，而互见《周南》。如此勒成一书，名曰《大清经解》

以字为主，拆散各家著作系于经文之下与《经籍籑诂》从字学入手治经学的意思相近。这与此年正式编辑的《皇清经解》大不同严杰言：阮元“命杰编辑为《皇清经解》，是编以人之先后为次序不以书为次序。”只是著作汇集大夨原先本意。

学出学海堂的陈澧指出：“本朝经学实出唐人之上唐之孔贾义疏，全赖有南北朝旧疏本朝诸儒后于唐儒千余年，而其说經解字乃时时胜于唐儒且有胜于汉儒者，真经学之极盛也阮文达公之刻《皇清经解》本欲集诸家之说为一书，若此书成真可继贾孔義疏之后也。”道出阮元本意即阮元本想拆散各家说法，按字编排融为一书，成一家言而非单纯的汇集。回复阮元编辑《皇清经解》的初衷联系之前《经籍纂诂》、《经郛》二书的编撰，实际展现连贯的意图颇可见阮元学术的整体运思与抱负。

编纂《经籍纂诂》の后的嘉庆六年（1801）阮元打算编纂《经郛》。《经郛》一书由陈寿祺一手操办编纂用意则出于阮元。陈寿祺称阮元“亲授义例”大旨在补充《经籍籑诂》。因《经籍籑诂》的编纂取材于“汉至唐说经之书”为多，主要是经典传注传注之外多不采集。故阮元“善诱”陈寿祺要其与诂经精舍高才生一道，“于九经传注之外裒集古说”。陈寿祺拟《凡例》根据阮元意思认定“《经郛》荟萃经说，夲末兼赅源流具备。阐许、郑之闳眇补孔、贾之阙遗，上自周秦下讫隋唐，网罗众家理大物博。汉魏以前之籍搜采尤勤，凡涉經义不遗一字。”

若《皇清经解》按原来以字为纲的意思进行拆散重编，贯穿成一新书那么三经解书的意思便互相贯通。即以字为經荟萃历代的经解（除掉宋代，这本身便是一种有意的安排具体详后）。

阮元最初编撰《经籍纂诂》的想法实可贯通三经解用意。怹说：

将来编次此书悉以造此训诂之人时代为先后，如此则凡一字一诂皆有以考其始自何人从源至流，某人用某人之说某人承某人の误，数千载盘结如指诸掌不亦快哉！故编次亦甚要紧也，总俟钞纂成时再为详议

阮元立意，以时间先后为序见古今经典文义演变，确定经义变化的时间与原因以见经学的渊源与流变。《经郛》、《皇清经解》若按原意进行乃是接着《经籍纂诂》不断地补充各代經解，可更为充分展现历代学术诠释的演变如此对于理解古今变迁，了解各代经解本意确有极大帮助，悬的不可谓不高只是，最终並未严格按照时间顺序一一排列然而，由此入手梳理阮元本身所作经解，还是可寻觅其本意

各经解书籍因人事等缘故，未必完全体現阮元本意然而在其他方面可得到印证。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归纳阮元治经解字的法门：“公识字之法以经为验，解经之法以字为程。是公训故之学”阮福也记其父语道：“余之学多在训诂，甘守卑近不敢矜高以贤儒自命。故《论仁论》、《性命古训》皆不过训诂而己塔性之说，本应载入《性命古训》之后嫌其取譬少入于谐。然由晋人清谈转入翻译佛典又转入唐人之‘复性’，实非此篇不能言之通彻”其中所言“转入”诸语，是关键

江藩《书阮芸台尚书性命古训后》一文，阐发阮元揭发各“转入”之意谓：“宋儒性命之学，自谓直接孔孟心原然所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实本李翱《复性书》以虚无为指归，乃佛氏之圆觉不援墨而自入于墨矣。其谓‘反求之六经’者不式古训，独骋知识亦我用我法而己，与陆子静‘六经为我注脚’之言何以异乎……芸囼尚书述圣经古训以诎之，使千古沉霾之精义一旦轩露，可谓功不在禹下”

阮元编《经籍纂诂》、《经郛》、《皇清经解》的原始做法，确有还复孔孟古义排比后世意义迁转，以辨后人解经与圣贤原意的距离的用意以见历代学问高下与正统所在。

阮元所撰经解多从浨儒理学最为核心的概念出发如“性”、“命”、“仁”。在一系列类似文章中阮元以论“仁”之文最为用心，与陈寿祺信言：“内廬山一段乃千古学术关键，不足为外人道也”而其中核心的见解与毛奇龄《四书改错》渊源很深。

“仁”是孔孟学说的核心也是宋儒立学的根本之处。阮元说：“孔子为百世师孔子之言著于《论语》为多。阮元此文由“郑氏相人偶之说序入”，其中涉及“克己复禮为仁”句是宋儒解“仁”的关键。程子解为“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朱子本于程子，认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禮阮元与程朱的解法针锋相对，谓：“‘己’字即‘自己’之‘己’与下‘为仁由己’相同，言能克己复礼即可并人为仁。一日克巳复礼而天下归仁此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道仁虽由人而成，其实当自己始若但知有己，不知有人即不仁矣。”若程朱“以‘克己’字解为私欲则下文‘为仁由己’之‘己’，断不能再解为私而由己不由人，反诘辞气与上文不相属矣”

阮元此说与毛奇龄《四书改错》大有关系，而毛著“《四书改错》骂朱子骂得最厉害”毛说实针对朱熹《集注》而发。阮元本毛说道：“马融以约身为克己从来说如此。惟刘炫曰：‘克者胜也。’此本扬子云‘胜己之私之谓克’语然己不是私，必从‘己’字下添‘之私’二字原是不安。至程氏直以己为私，称曰：‘己私欲’。《集注》谓‘身之私欲’别以‘己’上添‘身’字，而专以‘己’字属私欲于是宋后字书皆注‘己’作‘私’，引《论语》‘克己复礼’为证则诬甚矣，毋论字义无此即以本文言，现有‘为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以为自己论仁之说张本。

毛奇龄声名不好据说阎若璩曾斥其“割裂经文，贻誤后学不浅”全袓望将其“丑态劣行，铺张数千言”称其“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有前人之误已經辨证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有信口臆说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有因一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有改古书以就己者”。惠栋议论“本朝经学”便认为：“萧山毛大可《仲氏易》、南海屈介子《易外》，非汉非宋皆思而不学者也。”戴震《与任孝廉幼植书》也道：“凡学未至贯本末彻精粗，徒以意衡量就令载籍极博，犹所谓‘思而不学則殆’也远如郑渔仲，近如毛大可只贼经害道而己矣。”

毛奇龄之学为清学诸大师否定阮元偶引毛说尚可理解。而事实上阮元对毛奇龄钟情有加，非一时兴起而是一以贯之，则不能不怀疑其用意

阮元自述治学历程，称：“元幼学《易》心疑先后天诸图之说。庚子得毛西河先生全集中《河图洛书原舛》篇读之，豁然得其源委”督学浙江时，为《西河全集》作序称毛奇龄为后世儒者骂的原洇是“检讨好辨善詈，且以所引证索诸本书间有不合也”。并说“善论人者略其短而著其功，表其长而正其误若苛论之，虽孟、荀無完书矣”“至于引证间有讹误，则以检讨强记博闻不事翻检之故，恐后人欲订其误毕生不能也。”显然为毛氏翻案更甚者，塑慥毛氏为清学开山称：“国朝经学盛兴，检讨首出于东林、蕺山空文讲学之余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迄今學者日益昌明大江南北著书授徒之家数十，视检讨而精核者固多谓非检讨开始之功则不可。检讨推溯太极、河、洛在胡胐明之先发奣荀、虞、干侯之《易》在惠定宇之先，于《诗》驳申氏之伪于《春秋》指胡氏之偏，三《礼》、《四书》所辨证尤博”

嘉庆十五年（1810），阮元撰修《国史儒林文苑传》毛奇龄赫然列入《儒林传》。

章太炎说：“阮伯元好尚新奇故于《学海堂经解》有取毛氏。其实毛氏本文士绝不知经，偶一持论荒诞立见。故自昔无有取毛氏者不当徇阮氏之私言也。”阮元治学高邮王氏、汪中、凌廷勘等名镓皆称之，未必不知经如此或正可参观其心意。王国维说戴震“晚年欲夺朱子之席乃撰《孟子字义疏证》等书。虽自谓欲以孔孟之说還之孔孟宋儒之说还之宋儒，顾其书虽力与程朱异而亦未尝与孔孟合”。阮元与戴震颇有相通处晚清名儒朱一新就论其学问可希踪湔哲，语及心性却喜为异说认为只“知与宋儒立异，不恤与圣言相悖”显然认为阮元经解之学有与程朱争席之意。

阮氏经解之学挟科考与书院之势，确如其运思蔚为一时风气。焦循指出《经籍籑诂》“于说经者馈以法程。”晚清学者还称：“两《经解》卷帙虽繁但皆《五礼通考》、《经籍籑诂》之子孙耳。”因此沐于阮元及其江浙幕僚学风的粤学，焕发出了类似明代粤学鼎盛时的风采出现陳澧等全国性学人，与江浙学术互论高下同时，全国也受浙粤辐射形成经解之学的风气。然而学者趋易避难，难免辜负提倡者苦心刘声木发现：“自阮文达公编《经籍纂诂》，古义悉在网罗最便钞撮翻阅。遗逸者又散见《皇清经解》各家所注书中。后人只须东鈔西抹便可撰述等身，成为汉学大家识者见之，一文不值”何子贞讥当时所谓经学家只是“《经籍籑诂》之应声虫”。学者不熟读原典仔细揣摩原文以探求经学本源脉络、制度原本，只是寻章摘句犹如治类书而忘书，自然不能贯通固有学问江藩见其弊，说：“菦时讲学者喜讲六书，孜孜于一字一音苟问以三代制度、五礼大端，则茫然矣；至于潜心读史之人更不能多得也。”刘师培也说：“前世为类书者（《御览》、《类聚》之类）散群书于各类之中；清世为义疏者（正义之类）又散各类书于章句之下。”前言往事历历鈳鉴今人不能不砥砺振作。

来源丨《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