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电影从剧本开始，是集体创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吴天明：咱们计划做一点改变，因为理查德.沃尔特腰疼的厉害，所以带他回去休息了，60多岁的人了，不能跟我相比，我才30多岁。
通过这两天的讲课，我说一点我的想法，昨天一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今天有点儿沉闷，这是一个现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大家要知道理查德.沃尔特，还有下来的内布里斯，这两个教授，都是在美国非常有名的教授，东西海岸两个，一个是纽约大学影视戏剧学院，是制作系的主任，她本身做过好多电影和话剧，很多好的剧本都是他的学生写的。理查德.沃尔特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终身教授。顺便说一下的教授，是南卡州大学，由于飞机的问题，绕地球转了一圈，今天晚上才到，从南卡大芝加哥，到北京，又飞回去了，到华盛顿，昨天早上飞到了香港，今天从香港过来，晚上9点以后过来，叶塔教授是北京人，在美国带业坦教授，他是专门教影视戏剧的，所以他那个词汇、知识很渊博，他就害怕自己中文说不好，但是他是北京人。
这几个教授，咱们都是可以信赖的，这些教授都不是瞎掰，也不是混的，再一个他也一再说，三年的课程要压在三、四天讲完，也很难为人家，尽量是捡紧要的讲一点儿，电影是肚子里面的东西，不是哲学、不是逻辑，他的例子一出来，顺口就说出来了。咱们领会他讲的课程，要很细微的去体验和体会，可能我们有一点儿急于求成，急于想得到这个窍门的心理，你赶快给我说，1+1=几？那么这样的话，全世界的人都能当编剧，他只是讲一些经验，概括几条，你比如说他说的几个方程式，这都是他总结出来的，内布里斯可能讲的是他的东西，你讲你的，我听我的，没有用的我可以不听。
理查德.沃尔特讲的真实的问题，什么是真实，什么是不真实，咱们可以领会。为什么概括几点，他一直讲融合，融合一直就是一个呼应问题，你前面有铺垫，后面有呼应，才能发生一个连贯的故事。咱们怎么理解是咱们的问题。
我的意思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要耐心地听，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让他给你拿出一个写剧本的公式，他绝对拿不出来，世界上没有的事。他讲他的，我们各取所需，我们要细心地听。你的生活经验是直接吸收，编剧、导演是一样的，我们生活积累是直接接触人和事，另外一个就是间接，看小说、听别人讲故事，实际上我们今天是间接积累的过程。他讲了他的经验、理论，我们各取所需，不要急，我今天发现我们有些人有一些急了，你赶快讲，讲完我一记。我去年在洛杉矶，洛杉矶有一个人出了一本书，怎么写剧本，第一写什么，第二是什么，你就拿这个公式套，那咱们不就是傻子吗？写出来的肯定是傻剧本。所以他不可能给我们这样一个公式，那么写出来的剧本就是千篇一律，咱们在听的时候，要有点耐心。第一天听他说了一些笑话，有很多幽默，你不可能让一个人5、6天幽默到底，那么把人都要累死了。没有幽默，咱们也耐心听，咱自己幽默。我今天晚上请他吃饭，我会给他说，你来多一点儿幽默。
提问：我觉得他很有魅力，我觉得接受者特别想把他的思维给我们，他怕我们不理解，他在不断的重复，重复我们已经听懂了，他又重复。我是浅薄的，有的同学对相对论很快理解了，他不是听公式，而是朝前推进的，接受者你太低估了，太低估了我们接受者的能力，重复多了，好象听到很多同学，我也瞪着大眼睛听，着急，不是着急听他说，就是希望他剧情推进的快一点儿。
吴天明：剧情推进的快一点。
提问：本来时间短，一个翻译加上他，3个小时，就剩下一个半小时了，那么再一重复就剩40分钟了。他讲《美国风情画》失败在哪里，情节在哪里，这样可能更有叙述性。
吴天明：让他抓住一个问题讲深刻，不要太泛，太泛云里雾里就听不清楚了，我今天晚上给他谈一个要求。今天下午本来安排看片子《大西洋城》。
提问：这个翻译本来英语很好，但是反应慢，所以这个就影响了推进。
吴天明：今天下午耽误大家一会儿时间，大家有什么要求，我们晚上请他吃饭，下来咱们讲让他轻松一点儿，他面对这么多中国人，他摸不清这些人的底，我们的水平怎么样，他摸不清楚。我昨天给他介绍芦苇，是陈凯歌《霸王别姬》的编剧，他非常喜欢《霸王别姬》，他认为芦苇就是大家，我们大家是不是都是大家，他也不知道。对于这个问题，他有点懵，你看他上来很轻松，实际上他很紧张。他和他的学生在一起相处了三年，可以脱了鞋讲课，可是在这儿他不敢。剩下这些时间，我们谈一点儿想法，我跟他谈。叶坦教授到了以后，明天上午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跟他们开一个座谈会，接下来怎么弄，今天晚上跟他闲聊一下，明天下午怎么讲，我们跟他沟通一下。我们本来给他安排了一个星期敦煌的旅游，但都取消了，他去不了了。今天下午我想跟大家谈一下，我们最希望他讲什么，比如《撞车》等，你让他分析中国电影，也不可能，他只看过30多部中国电影，他也说不清楚。让他可以谈一下现在的电影，他说他看了中国电影，看了我的电影，那是他当着我的面吹捧。
提问：通过我的观察，我发现大师每5分钟会坐在桌子上讲，他那样坐是很不舒服的，下面是不是可以给他搭一个凳子，可能会舒服一点儿，腰就会不疼了。
提问：我们不要建议他讲什么，教他讲什么，这不理想，不现实，他一直教了几十年，老师的东西很多，他对咱们的水平不知道，我想说咱们不是小学生，咱们是研究生，给他留下一个空白，不要说我们的理解能力不强，老师东西很多，把他写剧本的原则，用在讲课的实践中就好了。
提问：我觉得你们今天晚上带我们告诉他，我们充分感受到他对我们的诚意，我感觉他像一个祖父一样叮咛我们，天要下雨了，要带伞。
吴天明：完全像我们的奶奶。
提问：他的诚意我们完全感到了，他的紧张刚才林老师讲的，你有病给我们看病，他不知道我们身体状况怎么样，他就是从头到脚都想你们。告诉他，我们学员都理解他，叫他放松，因为我们爱他。我觉得应该给他充分的休息时间。
提问：我赞同上面女士的意见，我补充两句，让理查德.沃尔特讲课的时候，做到蜻蜓点水就可以了，咱们时间有限，人很多，时间很少，点到为止，让他分析的时候，正、反两方面都做一下分析，每一部片子成功的地方，不足的地方，不用把事情叙述一遍。比如《黑炮事件》，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他台上讲了十几分钟的故事情节，再翻译十几分钟，时间就浪费了。
提问：讲一些实际的例子，一个剧本出来以后，怎么弄到钱，怎么能够让制片公司吸引他，拍片子，讲一些实际的操作，比较现实。
吴天明：我回答你的问题，那不是他讲的内容，明天我们讲加州大学制片系的主任，专门讲怎么弄钱的。
提问：我觉得曲江影视给我们掉下来了一个像林妹妹的王翻译，希望王翻译把语速放慢一点儿。
吴天明：你是南方人？
提问：我是四川人，对不起，普通话说得不好。这样有一些关键性的概念，我们就可以记下来，脑子里面就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仅此而已。
提问：我个人觉得能不能让理查德.沃尔特上课的时候，多举一个实例，这个实例就在他成功电影本身，他说了国际很多知名大导演或者编辑都是他的朋友，这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他举的一些例子，《星球大战》、《美国风情画》等一些剧本，他说了一些高层的时候，这个不同意，那个不同意，但是拍出来很成功，高层不同意，为什么拍出来受到观众的喜欢，包括制作和叙述的方面哪些方面是成功的，给我们讲一下。
吴天明：最近这几天，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提问的时间来讨论这些问题，你到时候可以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你要谈一个具体的片子。
提问：我补充一点，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跟那么多大师都是好朋友，我们想听第一手资料，如何组织细节，组织资料，编故事，这才是我们编剧最想知道的事情。
提问：观摩的影片能不能给我们刻个碟？
吴天明：要收费的。
提问：讲一下拍片子成功在哪里？
提问：我有这种感觉，我们的一些行动需要克制一下，那种表情可能让他更诧异，我们可以跟吴老师或者跟谁建议，现场的气氛让他感到紧张了，现场的躁动感有点强了。
吴天明：如果实在想睡觉，坐在外面，你睡十分钟没有问题，不要让理查德.沃尔特看到，理查德.沃尔特他看到了，心里不舒服。大家听课的时候，面部表情不要严肃，要带点儿微笑。我曾经在纽约百脑汇的街上，刚开始是广东人的天下，下来是福建人的天下，拍的那个全是中国人的面孔，一个个面无表情，麻木不仁的脸，这是典型的中国人表情，这太夸张了。
提问：能不能给老师说一下，能不能用讲义的方式，把一些提纲给大家印发成讲义，也许可能节省一些时间。
吴天明：我们会整理出来，整个将来可能会收费，只会收成本费，我们会把这个整理出来，每个人的地址、电话都有。
提问：吴老师，我还有一个建议，人世间到目前为止，电影太多了，我感到很悲哀，一生都看不完。教授看过的大片很多，他喜欢的片子肯定也很多，能不能把他喜欢的片子列一个名单，我们回去也看一看，让我们的思想同轨。刚才打瞌睡的事情，就是朝边上一站，绝对睡不着。
吴天明：郑洞天电影学院，他有一个名单，我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研究生需要看哪些偏执，博士生要看哪些片子，根据你学问的深浅，有一个研究的层面，我将来可以给你提供，让理查德.沃尔特给你提供，让你看1000部电影，你可以看得完吗？
提问：我觉得戏剧应该是思想的传播，美国200年的历史，咱们国家5000年的文明史，他肯定是在传递某种思想，咱们这样深的文化底蕴，为什么咱们的思想传播不出来，我希望在以后的讲课中，让他抓住这一点讲清楚，昨天上课我看他身上的毛好长，好长，咱们把外国人、少数民族叫未进化的人，他的毛很长，希望他把这种思想传递给我们。
提问：我是陕西关中影视策划部的职员，课间的时候，同学除了谈电影之外，还谈电视剧，希望大师把这个也讲一下。
吴天明：这个是电影编剧高级研习班，那个还要另外开一个班。
提问：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上海复旦大学的老师，很高兴在这里认识大家，我想提几个自己的看法，我自己是老师，作为一个年轻老师，其实讲课的时候蛮紧张，老外过来讲课紧张是有道理的。还有一点就是他跟大家之间的了解，尤其是课程中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如果沟通不好，会导致后面课程的失败。我建议不要给他提那么多具体的问题，你要这样，你要那样，这样会让这个老师更紧张。我个人感觉更是这样，如果学生给提更多意见，我就无所适从了。这个老师到中国来，是胸有成竹的，我们给老师提意见，我们可以提，节奏快一点儿，压缩一点儿，大家来都是很想学东西的，我们提意见，每半天抽两个小时时间，老师讲，一个小时是分组交流或者整体交流，我们这里有100个多个人，分7、8个组，大家把问题过滤一下，昨天大家提的问题，有很多，提的也不是特别好，大家都在浪费时间。我是跟单位请了假，自己自费跑到这来做旁听生，我非常想听到很多东西，大家课后做一些工作，对老师也是一种支持，这些问题，就融入到我们自己心中去，我们这样每半天的听课质量就会提高很多，这就是我提的两点意见，谢谢大家。
吴天明：我到他家里，第一次跟他谈合同的时候，合同他看了，他说一天能不能讲半天？我当时说OK。结果许还山给人家安排的是一天，我也就装糊涂，不知道了。理查德.沃尔特可能身体确实不舒服，他要求讲半天，我想一天就是一天，一天也有一半的翻译，反正也是讲半天。这些教授在美国讲课，一个课时是5000美元，我们不会他那么高的价钱，大家可以谅解。
提问：我说一点，复旦的老师讲了，基本上也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人家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我们在座是自己人，出于礼节要理解人家，老师也不容易，我自己也会太重复，毕竟他是老师，我们是从礼节的角度，从理解的角度，不应该提更多的问题，大家提问题这颗心我也理解，提的太多，老师是要备课的，也很不容易。我的意思是，我这颗心来了，我就是要听，哪怕是重复的，我要听，他讲了什么东西，我听到了什么东西，可能对我是有意的，有些是无意的，我们要有这种心态，不要把他搞毛了，那就事与愿违，大家都有意见。让他按你的讲，按我的讲，我们大家想得到结果是我们失去了，把他搞乱了。
吴天明：你的意见只对了一半，该提的要求还是要提。
提问：各位老师都说了，那么多跟美国大大师的一些事情，我谈一下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氛围让我们这个年龄的新人，或者刚刚从业或者小电影人来说，特别兴奋，到这边来，我们呆着真的想学，编剧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想法，因为我们自己也做了几个片子，想有这些机会在老师、哥哥姐姐面前挑挑刺，还好28岁导了5个电影，我们小范围尽可能利用下面的时间多交流、多认识、多互相沟通，但是可能每人放学或者下课都有自己的事情，或者还有小堆要碰，我提一个小建议，实现不了，也没有事。既然有这么好的放映环境和看电影环境，我们自己有带自己的片子过来，就是想让大家挑刺，电影因为今年6月份在全国上映，因为大家都知道有想法让大师拿自己的片子说事，我们想让各位老师拿同行和朋友的片子刨底，反正我们年龄小，也不害怕批评。
吴天明：晚上自由参加，晚上约个时间。
提问：我叫冯海涛，明天晚上电影台会放我的片子。
吴天明：今天晚上就看你的片子，大家来挑刺。
提问：就这么一点儿想法，我害怕时间就荒废过去了。
吴天明：明后天晚上如果大家晚上没事，谁愿意把自己的作品拿来献丑，都欢迎，还可以组织一些座谈，咱们有房子，咱们大家可以随便谈，这也是一个办法。
许还山：刚才这位姓冯的同学，是从北京来的，很好的一个建议，晚上在西安有家的，他们可能回，在这没有家的，晚上怎么办？咱们互相挑刺、露丑，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我们去年搞了新人新作展，片子拍出来，都找不到人看，找不到人骂，我们搭了几个平台，大家知道《爱情的牙齿》是通过曲江出去的。曲江以吴老师为主，专门扶持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人，已经功成名就，我们不会对他有更大的帮助，因为他已经成了，我们就是雪中送炭。
吴天明：去年她写了一个剧本，袁未东导演导的《神蓝新蓝》，是我们推动的30部片子中的一部，从几十名中挑出来的，我们给5部颁了10万块钱的扶助金。
许还山：我们今年还要办第二届，就是扶助新人新做。
吴天明：我们想把新人新做展办成青年电影节，上面在压着，不允许办电影节，我们就办展，不允许颁奖。
许还山：见奖如虎我们只做扶助金，实际不是奖，是为下一部影片扶助。
吴天明：小成本的片子，10万块钱就可以拍成，今年这个奖还给大家准备着。如果你有好的剧本，好的想法，你可以跟曲江影视投资集团谈，我们这管题材的副总，一个叫乔新风，还有一个管题材的罗雪莹，穿绿衣服的，年轻人叫奶奶吧，她是个很资深的电影家，曾经是中国电影荧幕的主编，中国这些老、中、轻导演，不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都是她的朋友，她写了很多文章，最近有一本书要出60多万字，张艺谋给起了一个名字，叫《回望纯真年代》。我们几十个导演创作的经验、总结，那时候写文章都是写老简，他跟我谈了一个星期，他整理我们的谈话花了28天，当时那个创作气氛都记录下来了，在北京这个书。那个文章，涉及的导演可能有40多个人，这个书涉及的有20多，因为现在删剪了一些，剩下20多个。里面的意见尖锐，当时跟柴光梅枪对枪，那时候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那时候是纯真年代，现在已经不纯真了。你只要有好的想法，好的剧本你都可以拿来，我们怎么投资，我就说曲江钱多人少傻，曲江是要搞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就要搞舆论，我们要在曲江的平台上做点儿事，大家互相帮衬，互相利用，利用这个平台做一点事情，是真的做，不是假的做。这次办这个活动，钱是六位数字以上，七位数字。所以他愿意花这个钱做这个事情，我们是要把曲江文化产业做大做强，要的是一个整体的效果，所以这样的话，还希望大家回去多宣传，宣传曲江，不要宣传吴天明，宣传曲江。宣传大了以后，还会拿出更多的钱来支持大家。现在这个时代不同了，毕竟中国是进步了，但是有些地方我觉得退步了，比如说电影的创作、气氛问题，80年代那真是纯真年代，那时候西影厂创作，芦苇等都是西影厂的，当时这些都还是小拉子，当时主要是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当时创作气氛是怎么样？
我们对比一下，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我觉得搞艺术的人，还是活得简单一点儿，不要那么复杂。到现在，别人还说我不成熟，省委书记张德星告诉我：“天明你什么时候可以成熟。”我说，成熟是什么？就是三针轧不屁来，哼哼哈哈，不点头，不摇头，我说我一辈子都成不了这样。
那时候创作，那些年轻人像张艺谋这一茬，当时冯小玲没有来过西影厂拍过片子，他到美国去了，这次来特地来参加我们的研讨班，实际上他可以不参加，他在美国也听过课，你像当时那个创作气氛，非常的虔诚，一个剧本，任何一个导演拿一个剧本，复印若干份，发给所有的人，包括录音师都发，让大家都提意见，我是厂长，我就组织一个神仙会，让大家提意见，为什么要贡献意见？就是为了西影厂出一部好片子，这样不行，那样不行，现在谁跟你谈，拿钱来，我凭什么把我的经验贡献给你。这是进步还是退步，说不清。我觉得这很遗憾。当时我是导演，张艺谋是摄影师，陈万才拍《黄土地》的。录音师是李安华，是好几部戏的录音师，杨风梁现在也当了导演了。罗雪莹也是朋友，把这个片子的意见，全部都说出来了。当时周游朝是我的秘书，我上戏，他问我他干吗？我说：“你想干吗？”他说：“我想当场记，”进了场记就出不来了，已经拍了4、5部片子了。《老井》我们去了十几个人，刘行利、梁钰堇都进去了，住了两个半月，两个半月挣多少钱呢？我当时导演一部戏一个月挣1300多块钱，张艺谋一个月400多块钱，当时大家没有看中这个，改了两个半月住在那儿，一个多月在讨论剧本，讨论剧本，正义就在那儿听，一段戏一段戏在那儿听，讨论完就改完了。下来我们就谈电影怎么拍，这是文学剧本地怎么变成电影画面呢？怎么怎么弄？
我一会儿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电影是怎么出来的。谈完之后，电影怎么拍，每个戏要分镜头，演员走一遍戏，我说第一镜在这儿，第二镜在这儿，第三镜在这儿，到晚上画角度图的时候，我说这是我的方案，大家看一一下，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你一言我一语，大家有了分歧。有一次有一场戏我分成了14个镜头，大家谈完就成1个镜头，一个镜头怎么弄？我提前就说，大家都是年轻人，当时我年纪最大，我当时45岁，我说我谈的意见你们任何人都可以推翻我的意见，最后我拍了板谁也不许改，就按我这个来，就是民主集中制。摄制组必须要发扬民主，电影是智慧的结晶，中国电影的脑袋加起来没有“投名计”（音）大，极其聪明的人，他拍的片子也就那样。所以说要充分调动摄制组所有人员，包括演员的智慧。所以我说导演是干吗的？你就是总司令，你是指挥，音高，音低，是人家奏出来的，不是你奏出来的，把所有的意见纳入一个轨道，纳入你的构思，这是导演。你把所有的意见都吸收了，那么你这个导演就是傻子，你出来的作品肯定是大杂烩。怎么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那就看你的胸怀，你还得自信。
所以后来这个片子，我举一场戏，这个怎么好看。我就说：各位先生、小姐、太太，我给你讲一个东西，对你也有参考，这场戏怎么写。《老井》这场戏我举这个例子，张艺谋等一帮年轻人，聚在一个屋子里打扑克，谁输了就在脸上贴一个条子，最后不帖了，谁输了就讲一个故事，而且必须带色的，剧情是这样的，一个姑娘输了，输了她就讲前两天到城里去了，晚上在他姐夫那里住，电视是带彩的，说两个人在游泳池游泳呢，就穿一点线线，浮着浮着就抱在一块儿了。年轻人，就说，说嘛，说嘛。她说：“不好说，不好说。”
这个剧本就这样写的，这还是我们反复修改的剧本，在灯光底下，美术提出来，墙上贴满了电影明星的挂历，炕头上摆一个红红漆的柜子，炕上摆一个大红大绿的被子，灯是上面下来的，那些男的说，就这个灯光下面，录完之后意思不大，你要不断调动观众的情绪，你要不断推动剧情向前发展。后来有人提出，停电。农村老停电，停电以后就出现一种声音，流氓，谁在掐我，胡捏，流氓、臭流氓。划了一根火柴，把煤油灯放在桌子上，原来灯光是从上往下，现在是从下往上，跟鬼一样。说嘛，下来怎么样？不好说。这场戏完了，完不了，刹不住。这场戏怎么结尾，梁钰堇说放屁。我以为她骂人，我醒悟过来，说放屁，现场这个屁最后是我放的。快说嘛，快说嘛，最后放了一个屁。就这个戏大家一笑，完了。这场戏比打灯光拍出来好看剧本要有吸引人的地方，这个是大家集体的智慧，我就是司令员调动大家，最后我一想，戏就这样拍了。
我在会上说，我吸收了你的意见，你别高兴，可能下回我就不听你的意见了。如果这个戏拍下来，不得几个大奖，咱们哥们都回来，从这儿跳下去。剧本最后还是清水哗哗流，敲锣打鼓有什么意思。最后讨论电影怎么拍的时候，憋了两、三天，憋不出结果，最后一天，明天要干别的事了。炊事员说吃饭了，导演吃饭了。我说吃饭，吃不成，今天这个结尾结不出来，今天不吃饭。我说咱今天憋不出来这个结尾，咱不吃饭。闷了一、二十分钟，张艺谋说了一句，打字。一下子把我点亮了，在石碑上打字，乾隆年间、民国多少年死了多少人，最后用的是没有打字，而是用字幕，在石碑下面拉字幕。点亮以后，我激动，我在地上翻了一个跟头。我说给张艺谋发100块钱，一个字50块钱，张艺谋当时一个月的酬金才400块钱，那时的100块钱相当于现在的1000、2000块钱。
张艺谋在一次会上说过，《老井》是吴天明织锦，我们添花，这个电影的基础是吴天明，但是我必须得吸收大家的智慧，那么这样出来以后，这个电影就好看。我们厂过去有一个导演，傻得很，谁的意见都听，最后出来是一个傻电影。为什么不听？他怕别人说，这个导演没本事，其实这个东西是心里不踏实、不自信，你自信一点儿，可以名正言顺、坦坦当当接受一些好的意见。前几天一个编剧他什么意见都不听，那不是傻子嘛。听，不说修养多高，听完以后，好的吸收，不好的不吸收，你把大家都对回去了，不傻吗。
点击联系发帖人
